忆乔国桢同志在新疆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李握如
1938年春节之后,我的胃大出血,住进了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大约初夏时节,乔国桢同志也来这里治疗肺结核病,从此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1939年4月,我乘苏国运输机到达疆域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此时乔国桢同志已在迪化,我们同住在盛世才的羊毛湖招待所。他的病很重,但看起来比在延安时胖了一点。8月间,我们由迪化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国桢同志因病重比我们走得晚点。到莫斯科后,我们都住在莫斯科南面约30公里的“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这所疗养院是共产国际专门用来接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桢同志在这里没有待多久就转到莫斯科去住院了。10月,我们去克里米亚疗养,疗养院坐落在塞巴斯托波尔以东约20公里一个叫欣明伊斯的地方。
当时国桢同志身体还很虚弱,散步时要由护士搀扶,并且规定每天不得超过一公里。夏天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国桢同志的身体已经恢复得比较好,长得很胖,但不太结实。
1940年10月初,我们结束了在苏国的疗养,离开莫斯科,经塔什干、阿拉木图回国。为办理回国手续,在阿拉木图停留了20多天,直到10月30日才回到迪化。记得在迪化,我和马明方、张子意、刘护平、方志纯等同志住在一起,而国桢同志则一个人单独隔离开住,但我们可以天天见面,这时候他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我党在疆域虽然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在反动本质的驱使下,盛世才对我党实行了种种限制,不允许我们以共产党的名义公开活动。我党为了防患于未然,要求同志们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一般情况下不得公开自己的身份。我们相互之间都不打听彼此的革命经历,不询问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在这方面国桢同志表现出很强的党性,即使在后来的整风学习中,组织上让他向同志们介绍监狱斗争生活应注意的事项时,他也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出自己的身份。
从1942年起,盛世才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特务监视,并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同时,他无故降低了我党驻疆域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减少必要的物资供应,使我们的处境急剧恶化。4月,盛世才以各种名义将我党在疆域各地的工作人员全部调回迪化,与原在迪化工作的同志一起集中到羊毛湖、八户梁、南梁等处,实际上是将我们全部软禁起来了。这是盛世才要公开反共的信号。
面对这种情况,陈潭秋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及时报告和请示准备撤退,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志们进行整风学习,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重点是进行党性和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他还让李宗林、乔国桢等向大家介绍监狱生活、狱中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等。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完全撕下了与我党合作抗日的伪装,公开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疆域事件”。从这天中午起,中共驻疆域人员全部被软禁,陈潭秋等几位同志当天就被捕入狱。我被软禁在八户梁,与乔国桢、杨锡光等同志住在一间屋子里。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又把所有被软禁的人员用绳子捆绑起来,投进了监狱。敌人看到我和乔国桢同志身材高大,捆绑得就特别紧。他们把我们甩上卡车,用帆布捂得严严实实,在武装匪徒的押解下送往监狱。
入狱之始,我与乔国桢、杨南桂同志被关在一个号子里,第二天我们三人就成立了狱中党小组,由我任党小组长。由于环境恶化,国桢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了。为了不把病传染给我们,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我的病重,而且有传染性,你们都还年轻,不能把病传染给你们。我想向狱方写信,请他们把你们调出去,让我和你们隔离开关押。”我们俩都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坚持要和他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但是他坚持要求和我们隔离,并说他自己可以料理自己。我们争论了好多天,最后他还是给狱方写了信,说明病情,要求隔离。大约十几天后,狱方就把我和杨南桂同志调到了别的号子里,与刘护平等同志关押在一起。国桢同志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处处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至今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