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证明（一） - 中篇小说选集（一） - 六九中文网
正当S省省委第一书记方志远率领的考察团即将结束在欧美为期两个月的考察时，S省省城发生的《时代的悲歌》事件，不仅在全国文艺界、思想界、政治界引起波动，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反响。
著名的欧洲<每日新闻》专栏作家萨林特——他也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在同中国考察团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同方志远有一段坦率的谈话。
萨林特：“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六十多年以来，共产主义政权从未能较长时期地保持同知识分子的和睦合作。斯大林没有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后来也没有做到达一点，当今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没能够做到这一点。历史将证明，知识分子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无法解决的。”
方志远："按照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客观事实我们是坦率承认的。不承认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学地分析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利益、情绪，要求和作用，制定一整套正确的政策，使知识分子能在各个领域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您是历史学家，一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六十多年前胜利的十月革命、三十年前胜利的中国革命，在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都吸引和聚集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革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吸引和聚集起那个时代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偶然的。我是想说，在中国，惟有共产党这支政治力量，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使社会主义中国走向繁荣和富强。我们正是凭借这一点，凭借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全部正确工作来实现对广大知识分子的领导、吸引和感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走过各种弯路，但历史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可能而且一定能够解决存在的问题！”
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者的权威靠什么建立呢？难道只靠权柄在手吗？
铺着猩红色地毯的省委会议厅内，气氛沉闷而紧张。
“同志们可以畅所欲言嘛。方书记刚从国外回来，连夜看了剧本，当即指示召开这样一个大型座谈会，就是想把各路好汉请来，请大家敞开谈谈自己内心的想法，谈谈对路野同志的《时代的悲歌》的看法，谈谈对省委宣传部处理这个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总之，要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这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武光的第三次开场白。他试图再一次打破冷场的僵局。说到这里，他稍停顿住，笑着看了看大家，用商量的口吻说："哪个开头啊？万事开头难，头一个谈，很光荣嘛！”他看看坐在身旁的另几位剐部长，自己呵呵地笑了，“看，搞宣传的、摘文艺的坐在一块儿开哑巴会，这可有问题罗！”
其实，武光这一切言谈，只是说明他做为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善于用这种和蔼，从容的态度来缓和严重对立的僵持局面。眼前围坐在一排排沙发上的一百多人的冷场意味着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
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省文联各协会，各文艺刊物编辑部、各文艺团体、报社、电台和曙光大学的负责人及部分代表。他们，不是路野的坚决支持者，就是路野的坚决反对者。两个月来，围绕《悲歌》事件”展开的广泛、尖锐的冲突，就集中反映在这些代表人物的身上。
两个月前，路野的话剧《时代的悲歌》由他的妻子——省话剧团导演舒华导演首次内部演出，请省委宣传部领导及文艺界人士审看。这部话剧原名《诗人在黎明前死去》，它描写的是一位归国诗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悲惨础遭遇。由于它“用含蓄而宏大的手法强烈抨击了个人迷信_”（某评论员文章语），立刻在这次内部演出后引起强烈的反响。文艺界不少人把它赞誉为“划时代”的作品，可以和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媲美。而宣传部的几位领导却从中看到了“严重问题”，认为：此剧必须作大的修改，否则不宜公演。文艺界的一部分同志对这个决定强烈表示异议，从作者到导演到剧团一致坚持不作修改，文联及一些文艺团体给省委宣传部来信，认为此剧很好！文联，省文艺月刊编辑部还送来了许多观众和读者来信——他们有的是看了内部演出，有的是读到了剧本——也是支持此剧的。于是省委宣传部作出退让，同意修改一两句台词后公演。
公演以后，反响更大，全国许多剧团都写信或派人来要本子。但是，对它的批判也第一次在舆论中露出严峻锋芒。省报总编辑梁锋亲自发了署名批判文章：《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时代悲歌”？》，紧接着，省报又发了一组措词尖锐的观众来信。省党校的一些干部学员向省委写报告，认为这是一株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毒草。有一个在政法部门工作的年轻党员，甚至还把《悲歌》作为一个政治班件报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查处。
省委宣传部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更坚定了自己最初对《悲歌》的看法。于是，经过研究，形成了新的决定：停演，批判，作者检查。
戏停演了，批判也开始了，但作者坚决不作检查。文联党组的汇报一个接一个：文艺界很是不满，作家们情绪低沉；许多人放下了笔，三分之二的人对省委宣传部的决定“不理解”，各文艺刊物的来稿量也急剧下降；支持路野的读者来信越来越多，在“供批判参考”的名义下，省城一些单位半公开地演出了《悲歌》；曙光大学还出现了各种方式的对路野的声援……
今天的会议，把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冲突一下子集中到一个如此有限的空问里，每一立方厘米的空气中浓缩的矛盾似乎都能进出一道闪电！
路野作为省文联副主席也出席了会议，阴着脸坐在对面第二排的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冰冷的沉默对于一个热情健谈的人来讲，是对立情绪最强烈的表现。斜对面，在右边第一排沙发上，凛然端坐着仪表堂堂的省报总编辑梁锋。这位对《悲歌》进行批判的发动者，神情严肃、目光炯炯，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挥稿纸，不时在上面奋笔疾书几个字。他那镇静，坚决的神情分明是随时准备发言，对路野进行批判。
武光的目光落到他身上，刚想笑着说“梁锋同志开个头吧”，但马上意识到不合适，又把刚刚漾出的微笑投向路野，，想再一次让他先谈。但是，路野对他投去的目光没有任何迎视和呼应，他那低垂的眼睑象一对冷冷的盾牌，那坚定沉默的神情分明是告诉别人。任何一个想动员他讲话的人都将碰钉子。
这时候，武光才意识到，这种冷场对他无疑是种压力。宽大的玻璃窗把足够的阳光投了进来，会场内部却好象笼罩着一层斑斑驳驳的阴影。
冷场——加剧了紧张的气氛，但冷场并不只是因为气氛的紧张。大家都不发言，是因为谁也不愿意现在发育。大家都在等待一个什么时刻，都在不断地把目光投向那被服务员一次次推开的朱红色会议厅门。人们显然是在等待一个什么人物的到来。于是，宣传部副部长武光这才想起了自己一开始讲的一句话．
“今天的会，等会儿，方书记可能还要．抽空听听。”
终于，省委书记方志远来了。他是和一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推门进来的。他那浓黑剑眉下闪射出来的坚毅沉着的目光，他哪满面春风的微笑，他那一坐下来就谈笑风生的乐观情绪，立刻感染了所有到会的人。他是那种有着强有力的生气勃勃性格力量的人。听说一直冷着场，他仰身笑了。那是一种愉快，奔放的爽朗笑声。
“舒华同志——”他牧住笑声，敏锐的目光很快在人群中搜寻到路野的妻子——这位省话剧团的导演正静悄悄地坐在路野的身后，“你是导演，你不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话剧场面吗?”方志远注视了一下舒华后，接着说下去。“老舍的《茶馆》，大幕一开是个闹哄哄的茶馆，戏剧效果很强烈。假如你设计一场戏，大幕一开是个坐满人的会场——一个鸦雀无声的会场，主持会议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大家发言，大家却端坐不动，悄然无语，这一定会给观众很强烈的印象，产生板有吸引力的悬念——“这是怎么了？！”……这个场面人一定要多，而且要一动不动！会议主持人的唠叨一停就满台无声无息！许多人的静止不动，许多人的绝对沉默——这本身就有特殊的戏剧效果……”方志远兴致勃勃地讲着自己的设想，打着手势，好象眼前只是任由他调度的一台演员。”
会议厅内许多阴翳的眼睛开始亮了。舒华和话剧团的其他几位导演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省委书记，导演的本能告诉他们：一出精彩的“话剧”正在这里演出。
“开会是个好办法，”方志远随便谈笑着，他的话一下子又转到别处了，“这里有没有搞理论的？梁锋，你是研究过历史唯物论的，你想过没有，开会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创造，也许早在原始社会就开始有了，后来越发展形式越多样。功能越广泛。这里也有个历史的过程，值得研究。暖，同志们，我这不是开玩笑噢！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一切事事物都不是天经地义、从来就有的。比妇说，前一段时间你们在报刊上争论几篇三角恋爱的小说，都涉及到道德同题——”
在座的人都极有兴致地注视着话语不迭的省委书记。那是怎样一个曾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保持夫妻关系上的忠贞和稳定是共产主义道德，另一种观点尉引用恩格斯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因此而断言，真正爱了别人，就应该夫妻离婚。两种观点的文章我都看了——梁锋同志，你的文章大概是属于前一种观点的吧——不过，我似乎还没看到一篇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争论的双方虽都引经据典，但丢掉了一个讨论问题的基点，这即是；任何一种道德论本身，都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其实，在爱情和婚姻上，刚才说的两种道德观的争论，本身就不是偶然的。这里有一大篇历史唯物论的道理，粱锋同志，你的文章就没有用述清这些道理，很有些牵强的噢．……就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言，任何一种道德观，如果首先不从历史上指出它的渊源、形成和阶段性，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
方志远这一段话耐人寻味，几位文艺刊物的编辑，还有梁锋都在低着头记录着。
“好，现在回到开会这个题目。大家想过没有，世界上要是取缔一切会议：政治局会，国务院会，生产会、政工会，打起仗来的军事会、外交的谈判会，总有上万种会吧，如果统统把它们取缔了，世界肯定要陷入瘫痪！你们信不信啊?”
省委书记这些充满哲理意味的海阔天空的谈话，吸引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开会，它在有些时候是个好办法．现在，我想知道大家对《时代的悲歌》都是什么看法，对宣传部三条决定都有什么意见，答么办好？一个人一个人轮班谈，过于费事，看材料又太抽象．这样把你们召到一块儿议一议，争一争，各自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就什么都清楚了！今天各方面的负责人和代表性人物都请了来（武光插话：“今天到会的有些同志是方书记亲自点名要通知的”），我对文艺界的情况稍有了解（武光插活：“我们全省几十种大小文艺报刊，方书记部看”）。没金看，大多是翻翻，有的看得稍微仔细些，当省委书记的要了解文艺动态嘛！另外有一点，也许同志们还没有意识到，关心一下创作现状，也是我了解整个社会情况的一个媒介，因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应是敏锐的……好了，不扯远了，我们开始座谈吧，希望同志们开门见山，拿艺术家的勇气和理论家的气魄来，省委将根据同志们的意见，进一步判明情况。好，舒华同志，你是不是先谈谈？”
舒华一怔。她刚才有些走神了。她在构思两场戏。一场戏，就如方志远说的那样设计，那可以刻画一个官僚主义的会议主持者。另一场戏更为独特：一个领导干部如何用一大段富有弹性的、独特感召力的讲话，打破一个陷入严重对立的沉默的僵局！整整一幕就是他一个人的一篇讲话，一个人的戏！整个会场的人和他之间也应该有某种情绪和气氛上的对立，先要有铺垫；当这个领导步入沉默的会场时，观众是担心的，——他面临的是一个看来无法打破的僵局！要塑造一个象方志远这样富有强大思想魅力、性情魅力的干部。一个人讲话讲整整一幕，一个人讲话把整个舞台讲得充满了戏，一个人的活力与许多人沉默的强烈对比，一个人在思想、语言上无比宏伟奔放的力量，这最独特的戏剧发展，最有气魄的舞台调度……对舒华太有刺激性了！
此刻，她已经回到眼前的现实中，省委书记的眼睛正带微笑地直视着她。她掠了一下短发，看了看整个会场，便开始发言。
“现在，当作家难……”她第一句话便带出了情绪。
“难，才更可贵嘛！”武光和蔼地插话道，随后笑了。
“问题是有些‘难——’，到底应该不应该发生呢?！”舒华尖锐地回了一句。
会场很静。
“我们对省委宣传部的三点决定是不理解的，——干脆说，是不同意的！有些人的批判文章，”她瞥了他眼斜对面的梁锋，“完全是打棍子！不过，有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再象一九五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下予把人置于死地，是办不到的，我们也不怕！”她激动起来，有着淡淡雀斑的脸上微微显出潮红，话越说越快，而且出奇地勇敢：
“‘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悲剧？个人迷信难道不是悲剧？不应该揭露和抨击吗?还要继续让这些悲剧重演吗？有人说《悲歌》的作者是自比屈原，”她看了一跟坐在前面的丈夫——两个月来他的头上添了一缕缕白发——想起他从年轻时就立下的“为人民写作”的抱负，想到他二十年米厄运累累的遭遇，想到他那一篇篇慷慨悲歌的作品，一种又凄楚、又悲愤、又自豪的情绪涌上她心头。做妻子的在为丈夫呼号。
“当屈原有什么不好？忧国忧民，为民而生，为民而死！作家就是要有作家的良心！是被人民抛弃呢，还是让权势者抛弃？作家的选择只能站在人民一边。在历史上，有些作品在作家活着的时候往往受到权势者的排斥，但他们死后，却经受住了时问的考验，被历史证明是不朽的著作。现在有些棍子先生，今天批判这，明天批判那，历史会证明的，他们连同那些批判文章将很快被社会所唾弃，留下来的恰恰是今天被他们批判过的那些作品！……”她激动地收住了话。会场很静。停了好一会儿，她看着方志远和武光说：“我们不愿意多谈这些，我们愿意向前看。我们只是诚恳希望省委宣传部能改变三条决定。”
会议厅内一片静寂。袅袅青烟在沉思中缕缕上升。舒华发自肺腑的讲话，无疑在一些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在另一些人心中则引起丁更为强烈的反感。一半人眼睛里露出钦佩的光亮，一半人眉心紧紧簇起。而沉默使双方更清楚地感觉到了相互阐明显的对立。
武光照例和蔼地笑了笑，但显得有些勉强，只在脸上、嘴角闪二下便消失了。
粱锋脸上掠过的是一丝难以察觉的抽搐。他知道，舒华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对今天这个座谈会，他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斗争不可避免。
“我谈几句，”他的发言是论战式的，语调却尽量放得平静和级，“关于路野同志的《悲歌》一剧，我的看法在几篇文章巾公开淡过了。我不掩饰我的观点，也不改变我的观点。我认为这部话剧丑化，歪曲了毛主席，因而也必然地丑化、歪曲了我们的党·丑化、歪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尽管作家以爱国诗人屈原自居，但他的作品所持的立场却是相反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背弃！正象一个西藏农奴出身的青年作者来信所指出的，‘这部作品没有写出祖国的可爱，写出的是爱祖圈的可悲，因为剧中所描绘的祖国一片黑暗，毫不可爱。’也正象一位解放军同志来信所诘问的，‘难道让我们的战士去为这样一个该诅咒的国家流血牺牲吗？’对于《悲歌》的详细评论我今天不重复了，我欢迎《悲歇》的作者及其他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我现在想针对舒华同志刚才的发言讲几句。我认为她刚才的发言是纲领性的，——当然不是指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纲领，而是说它在思想上、在代表路野同志的观点上带纲领性的。”他很庄严地停了一下，看了看会场，然后持重地，有分量、有停顿地继续往下说。他声音的洪亮、雄浑，他讲话的条理、逻辑，他仪表的严正、堂皇，都使人联想到中央台的著名广播员在广播社论：
“这个纲领概括起来就是：第一，毛泽东同志只有个人迷信，而没有任何功绩，第二，个人迷信是一切灾难之源，第三，所谓人民和权势者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不要党的领导；第四，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同两千年前的屈原处境一样，这就等于说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同两千年前的楚国一样黑暗；第五，《悲歌》的作者就是屈原，他代表了人民。这五点就是作者的思想纲领。有这样的思想纲领，产生《悲歌》这样的作品是毫不奇怪的。因之，我认为《悲歌》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对它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省委宣传部的三条决定无疑也是正确的！”
梁锋雄辩有力的讲话在会议厅内回荡着，它形成的一种压力，简直使一些人透不过气来。路野垂着眼，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变得更为阴沉，嘴角因为愤怒而微微抖动着。舒华在笔记本上迅速记着梁锋的观点。坐在梁锋旁边的一个干部起身往梁锋的茶杯里倒水，梁锋致谢地点点头。
“未开会之前，文艺界有一种舆论，说方书记回来了，省委准备改变对《悲歌》的处理决定，”粱锋说到这里，眼睛直视着方志远和武光，整个会场的人对他这句话也都有敏感的反应，“我认为这是谣言！我们相信省委这次是不会在某种压力下再放弃原则的！”梁锋颇自信地将话说完。
武光听到这里，微微垂下了眼睑，梁锋这后一句话的锋芒显然是针对他的。两个月前，宣传部就曾在来自文艺界和社会的压力下放弃了最初的意见，同意了《悲歌》的公演。
整个会场的人都将视线移向了省委书记。几天来的各种猜测，各种传闻，现在都可以从省委书记哪怕最细微的一个表情上得到验证。省委书记到底是什么态度？“大家接着谈吧，都发发育——每一个人。有争论更好。”方志运笑着说，并不马上表态，或者对眼前的会议作什么“引导”。他首先想看到的，是矛盾在毫无干预的情况下能充分展开，乃至看到整个冲突的真实面貌。他炯炯的目光集在梁锋身上，等待对方继续讲下去。
省委书记心里非常清楚，舒华和梁锋的先后发言，都是迫使省委尽快表态，这自然是一种压力，也许施加者并不完全自觉。领导机构在制定政策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是正常的——而且只有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才能避免片面性；但如果在压力下，政策发生忽“左”忽右的摆动，则是可悲的。他联想到许多事，不由得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方面的事委实太多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得准点儿、吃得透点儿，判断成熟点儿再下决心呢？
许多人开始相继发言。对立的观点一旦展开激烈争论，反倒显得自然。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壁垒分明，甚至在“地理”位置上也大致体现出来了：路野~的支持者们以路野为中心坐成了一形，而梁锋的支持者们则以梁锋为中心坐成了相对的一形。这自然是人们踏进会场时就不自觉地形成的区域划分。当一形阵营和一形阵营间争论的硝烟正在弥漫时，方志远想到的却是：跟前的划分恰恰和整个社会上的分野相一致。
在激烈的辩论中，舒华和梁锋又都做了多次发言。舒华最后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梁锋说道："难道，你就代表历史吗?!”
省委宣传部的两个年轻干事头也不抬地飞快地记着。记录纸一页又一页地翻过，把一切都忠实地化为了只有人类才有的符号。如果我们能在事后看到他们整理的《纪要》的话，眼前这场以舒华、梁锋为主要发言人的辩论，就是这样简明扼要地展开的：
舒华：有的人就是反对批判个人迷信！
梁锋：没有人反对批判个人迷信。但是，你们是在批判个人迷信的幌子下，歪曲和丑化毛主席（激动地）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抹煞不掉的！
舒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抹煞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只是想同时说一句，对他的个人迷信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粱锋：你们把三十年来的新中国写得一片漆黑，就象外国报刊所说的：“作者形象地说明了三十年来政治如何扼杀了文化．在中国，诗人是不幸的！ ”
舒华：《悲歌》是以“文化大革命”十年为历史背景的。你能否定这一点吗？外国人如何评论与我们无关。
梁锋：你刚才还讲到在权势者和人民的对立之间要站在人民一边。请问：权势者的概念是什么？是不是在影射党？是不是要把党和人民摆在对立的位置？
舒华；权势者完全有可能以党自居，但绝不等于，也根本不能代表党。《悲欢》中写的和人民对立的权势者，指的是林彪、“四人帮”这样的代表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官僚！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梁锋：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年两年中，你们在许多场合反复宣扬这种观点，难道只是针对“四人帮”吗？
舒华（被激怒了）：是的l我们的确还有所指！林彪、“四人帮”是垮台了，难道他们得以产生的土壤也一起消失了吗？现在就没有和人民对立的权势者了吗？两个月来，在重重压力之下，我们收到了一千多封群众来信，对我们表示了热情的支持——这一边就是人民！我们感谢人民！……而另一边，至今还在千方百计地整我们，必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之中有的人——虽然是极少数——就是与人民对立的权势者！在这二者之间，我们选择谁呢？我们只能站在人民一边！
梁锋：是的，你们是博得了些人的喝彩，但是广大人民是反对你们的！有一个现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支持你们的人大多是幼稚的年轻人？他们因受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思想的影响，怀疑党的领导，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对《悲歌》的狂热支持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同时又反过来印证了《悲歌》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顺应了一股错误的社会思潮！所以，对它的批判更显其必要！
辩论是激烈的，也是纷乱的，武光虽然一直保持着和蔼的神情坐在那儿，对谁的发言也很感兴趣似地听着。但心里不时地嘀咕：太糟糕了，这群的会能开出什么结果呢？它只能使省委处于更困难的地位。想到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武光觉得以前的做法未免操之过急了。让公演，是向右妥协了。反过来搞三条决定，又有点儿左了。接过弄得两边都不服，不愉快。当初如果采取温和的掩的办法，让作者改，他不同意改，就慢慢做工作，慢慢地“商量”，拖着。中国的许多事全凭拖才拖出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来。现在已经这样僵了，怎么办？照理说也可以采取一步步拖下来越冷却的办法：公开的批判，不说对不对，可以先停下来；关于三条决定是否正确，省委宣传部可以表示“在研究研究”，对剧本，可以建议作者自己再考虑考虑；同时，还可以用搞“七一”献礼汇等事情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开。这样拖上几个月，拖出个自然而然的接过来就行了。但是，方书记似乎另有考虑，雄心勃勃的，要搞什么惊人之举呢？他来S省不到四个月，出国时间占了两个月，他们之间接触的机会还不多。武光佩服方志远的能力和魄力，届时对他又有些不以为然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还吧十分明确，那是一些些在脑海中远远浮动着的灰蒙蒙的问号。
当会议厅贴着S省地图的角落处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站起来准备发言时，整个会场对人都把目光转向她，人群中还夹杂着一些人的相互低语介绍。在一百多双眼睛都注视着她的一瞬间，一切声讨都静了下来。她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了。当然不是因为她的漂亮——她，黑亮的眼睛，秀气的圆脸，苗条的身材，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有青春活力。她是省城一些人公认的理论方面最有活动能力的年较人，曙光大学的学生们则称她为当代社会活动家。这个去年毕业的曙光大学学生，现在留校担任《曙光大学学报》的副主编。S省近些年文艺界和思想界的许多重大论争都有她的投影．两个月来，她在报刊上相继发了几篇支持路野反对粱锋的颇具轰动性的文章，她在《悲欢》事件前后所起的特殊作用使她象路野一样引人隔日。更重要和微妙的是，她——方平平，是省委第一书记方志远的女儿！……方志运看见平平站了起来，显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谅诧，随即皱起眉头向女儿远远投去表示不满和劝止的目光．省委书记的女儿在省委书记参加的会上站起来发言，那影响太大了！更何况，他清楚女儿的观点，天晓得她今天会说些什么！
做女儿的却故意装做没有看见父亲．示意的目光。她合起手中的笔记本：“重复刚才辩论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她一开口就显示出一个演说家特有的决断和自信，“一切都很清楚，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企图在辩论中压倒对方，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现在，决定事情发展的关键在于省委领导的态度。大家想听的，等待的也是省委领导的意见。”她停下话语，目光越过一片人头很沉静地看着坐在前面一排的省委领导。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的父亲。
方志远的眼睛里明显露出不悦，但是很快就掩饰住了。因为是女儿，做父亲的就有权力限制她的思想和活动吗？……
“这……还要再研究研究。”武光看着方平平回答说，他的脸上浮出当叔叔，伯伯才有的长辈的微笑。
“我们并不要求你们现在就代表省委表态。那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我们也没有这种权力。”方平平的话里透出咄咄逼人的锋芒，“我们只是希望今天到会的省委领导能以一个普通与会者的身份，讲讲个人的看法。”
武光一时竟无言以对。
沉默。
不知是谁碰了一下茶几上的烟灰缸，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我只想知道一点……”始终沉默的路野这时几乎是一字一腔地、缓慢地说，“我是爱国的，还是不爱国的？！”他声音低沉，爆发的却是一股蕴蓄已久的极为强烈的情绪。
路野和方平平的讲话一下子．结束了激烈的论争，把尖锐的问题放到了会议主持者的面前。弥漫的烟雾中一下子清晰地显露出了更为冷峻而现实的对峙格局。
此刻，武光更沉重地感觉到了眼前路野为代表的一股势力的压力．而这种充满牢骚、不满、怨气的压力，常常又是以沉默的不服从表现出来的，两个月来，他始终感受得到。经过十年动乱，党的威信下降了，知识分子,思想复杂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工作比过去难做得多了，这是他的总结。他,稍稍转过头，看了方志远一眼！省委书记仍然以一种耐心等待人们继续发吉的目光看着整个会场。
没有人发育。
白云从飞机舷窗外掠过，大海在飞机下浩瀚展开，方志远眼前浮现出萨林特的形象。……十年“圣战”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剥夺，恰恰证明了他们对于物质生产和文化文明所处的盛衰攸关的地位，并且还加强了他们的这种不可剥夺的社会地位。面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明确意识和对政治生活的清醒洞察，则使他们开始成为一个成熟得多也自强得多的社会力量。在他们的心目中，党的任何领导人再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光轮，对政局、对政策他们都投以审视的目光。他们确实不那么轻易地服从和崇拜了。……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者的权威靠什么建立呢？难道只靠权柄在手吗？……
会场的空气沉闷得令人难堪。几秒钟过去了，路野和方平平提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沉闷中得到了加强，形成了压力。武光抬手看了看表，想说：“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儿，同志们提了不少问题，我们找时间再接着谈……”这时，只见方志远笑了笑，收起专注的神情，开始讲话了：
“我最近看了民政局送来的一个材料。对这几年中全省办了手续离开祖国到国外去的人的情况做了个统计，”方志远用沉缓的口吻说，他的话有些使人意外，“这个材料反映出的许多问题，今天我不讲了。我想讲的是我注意到的一个情况。”他停顿了一下，“出国的人当中，老年的，年青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包括我们在解放后培养起来的医生、工程师等等都有……但是，我发现，在全部出国的人里面，惟独没有一个作家！”说到这里，方志远注视了一下会场。会场很静。
“同志们，为什么呢？这是偶然的吗？……不，同志们，这里有其深刻的环境的原因。在全部文化中，文学是最具民族性的。一个作家在中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他和中国的全部历史，有史以来的全部文化、语言文字，社会风貌，特别是和当代人民的生活就有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离开了这一切，他们就失去了作为作家的一切！他们最不能舍弃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路野同志虽然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有着种种遭遇，但是，我相信他绝没有过离开祖国的念头。……《悲欢》里的诗人说：‘我宁肯在祖国的土地上忍受这一切非人的折磨，我也至死绝不离开它！’我想，诗人的感情实际上就是路野同志的感情。”他放低声音，和蔼，沉婉地看着坐在对面的路野。
“我认为，路野同志，你是爱国的，还是不爱国的，仅此一点是无需争辩的。因为作家二十来年的经历已经作出了回答。”
省委书记的话感动了许多人。路野的喉咙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低垂着头。，
“当我们把许多在国外稍有爱国表示的人都划入爱国者的大围子里的时候，却把路野同志这样至死不离开祖国的作家划到国外，那衡量我们政策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方志远停了一下又接着讲，“第二点，我想讲讲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的问题。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我首先注意到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作者自觉掩体自己的真实的创作意图。但是，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作家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掩饰，真实的创作意图总是要透露出一些信息来的。第二种情况，就摆在我们眼前。梁锋同志指责路野同志的<悲歌》意在全盘否定毛主席。但舒华同志说，不，我们承认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我们只是同时还要批判个人迷信。她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呢？……”方志远扫视着整个会场，“我以为是真话。不过，这又只是作者理智的议识。在理智上，他会承认毛主席的历史功绩的，这我相信。但在感情上呢？由于作者特殊的经历，他与这一点理智认识相应的感情可能比较薄弱，相反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点上却有强烈的感情，而真正影响一个作者创作并形成作品倾向性的往往主要是他的感情！如果路野同志冷静地想一想就会承认，梁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指责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停顿了一下，方志远又接着说，“第三点，我想讲一下双方有没有共同之处。、方平平的观点是双方毫无共同之处。我看不完全是这样。舒华同志说，没有任何人想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梁锋同志则说，没有人会反对批判个人迷信。这说明，他们都同意这个结论：毛主席是伟大的，但他也有错误，对他的个人迷信是应当批判的。虽然双方在实际的立场上有很大的差距，甚至严重对立，但是无论如何，在争论中，他们双方都遵守这个原则，这是他们争论的共同的基础，是双方的共同之处．粱锋同志，你是搞理论的，你的工作主要是用逻辑思维来真实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貌。路野同志呢，你作为一个作家．更多是用形象思维来真实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貌．真实是你们应该共同信奉的原尉。如果仔细地考察你们的作品，发现与历史的史实有距离时，你们持什么态度呢?譬如，路野同志，你自以为大胆描写真实的作品，若干年后却被证明违背了历史真支，你又会怎样呢？……我想，这个问题你是可以回答的。”
人们静静地听着方志远的讲话，似乎都在思考什么。晚霞已经在窗外黛色的西山上火一样铺展开，染红了不远处那耸天而立的水塔，也给会议厅里投上一层淡淡的桔红色。许多人是第一次听方志远讲话，省委书记让他们感到一种思想上的力量，而不是权力上的力量．方志远的目光扫过一张张脸，这一瞬问是他和众人感情交流的时候。
从梁锋手里经过一些人传过来的一张纸条，立即将众人的目光牵引住，并使会场的气氛骤然发生变化。方志远打开纸条看了看，然后望了望梁锋，只见他正神情严肃地端坐着。对面，舒华等人也正以冷冷的、充满戒意的目光盯着这位省报总编辑。方志远知道，这样一种严峻的对峙，远不是一个会，一个讲话所能解决的，就看远远坐在最后一排的平平的那股劲儿，也知道回家后少不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方志远笑了笑，对梁锋说：“你提的问题，咱俩有时问再好好谈。”然后他向着大家：
“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与同志们初步交换一下意见，至于具体的结论、决定，等下一步再说。”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切都在伟大的摸索之中……
方志远漫步宽阔的黄江大桥，随着人流朝对岸走去。公共汽车鸡着喇叭，在自行车的川流中挤开一条道路驰过．一过桥就是公共汽车终点站；青年广场。那里是省党校、省军区、曙光大学所在地，还有一下子变得令人瞩目的红光大剧院也座落在那里。
今晚，将在这里上演《历史的悲歌》。这是省委，宣传部正式同意的一次内部演出．这场演出已在省城引起了广泛的舆论．据说大学生们要借这场演出搞什么活动。有人担心会出现闹事。
方志远就是要亲自看看这场演出。而且，他把整个省委常委都请去了。
五月的黄昏，江桥上已有一对对青年男女在凭栏远眺．苍茫江水从远远天际的山野交接处涌荡面来，铺盖着两岸满是鹅卵石的沙滩，在桥下则激起湍急的水声。最后一抹晚霞映在江上，一艘艘驳轮映衬着远处山脉的淡淡暮色，象是在画廊中慢慢行驶。
方志远一边浏览着景色，但更大的兴致是倾听身旁越来越密集的人流中的种种议论。一个政治家要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感受民众的情绪，如果完全被高墙、大门、管卫、还有小轿车——他瞥了一眼一辆急驰而过的小轿车——封闭起来，不去接触和了解群众，那一定会对社会现实脉搏的跳动逐步丧失真切感和锐敏感的。而丧失真切感和锐敏感，再有经验的政治家也可能犯愚蠢的错误。
人流中绝大部分人是去看《悲歌》的，议论也大多是围绕《悲歌》的。支持的、反对的，模棱两可的态度都有。有一对手挽手的青年还争论起来。男的说女的太正统，女的嫣然一笑，说男的太偏激。几个匆匆而过的年轻工人给方志远耳边留下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听说挨批了，咱们得看看！”有两个戴着曙光大学校敲的青年对时局的议论，也引起了方志远的注意，因为他们还涉及到他这位省委书记：
“方志远，要我给他下个定义，就是‘正统而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几个讲话——关于经济的——我都看了，还可以，他还是有理论的。”
“看问题要唯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作为一个省委书记，处在那个位置上，他只能顺应潮流。你不看看是什么基础！从体制到思想都是僵化的。这次《悲歌>事件，他倒想创新了，你信吗，最后只能是一个结局：屈从某些官僚的意志！那是他决不可触犯的，弄不好，两边不讨好。”
两位“思想家”走得很快，连人带声都一高一低地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被他们议论了一顿的省委书记露出一丝宽容的讽刺的微笑；年轻人呕，真把中国交给你们这样的思想家还能叫人放心吗？……
不过，年轻人的话也使他联想起这几天出现的情况。
座谈会以后，当然没有能一风吹平矛盾。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很尖锐。现在，有哪个矛盾可以由一次讲话解决呢？如果以为那些根源于深刻基础上的分歧，能够被一次讲话消融，那兴许是政治上的幼稚。
座谈会使方志远定下决心；立刻从战略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清楚地知道，《悲歌》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的、历史的诸原因。
他和武光个别交谈，武光考虑的只是如何调整一下省委宣传部的三条决定，而且这种理智的考虑与他本人的情绪又相矛盾，以至他他陷入一种无法解脱的盲目状态之中。方志远还和一些常委交换了意见，发现不少人对《悲歌》枣件缺乏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要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高度来进行工作，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的领导中枢自身的水平。
他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召开省委常务会，研究《悲歌》事件向党的领导提出的全部重大问题。
他对省委常务会上的矛盾、分歧是有思想准备的。
分歧首先表现在指导思想上。
方志远的指导思想很明确。第一，在认识上要有充分估计。《悲歌》事件绝不是关于一个话剧之争，它是中国目前一些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第二，在实践中要有完整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平息”、“应付”事件的消极方针，而要认真研究这个事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文艺理论及文艺政策问题；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等等。他亲切而信任地看着长桌两侧的一班人，笑着说：
“在这方面，我们应有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屋建瓴的气魄。在理论上、政策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常委们之间依然是一片亲切交谈的气氛。但实际上，是两种观点。有些人理解并支持方志远讲的指导思想，认为需要这样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些人则不理解因而也并不接受他的指导思想，投向他的是一种很含蓄的目光。这种目光立刻被一个人用一句风趣的话很有分寸地表达了出来：
“老方是鼓励咱们每个人都当马克思。可不容易啊！哈哈哈……”
一片笑声，算是对方志远的讲话作不置可否的回答。又有人说；
“老方，还是你讲吧！……从理论上把问题讲得严重点儿有好处……”
难道问题本身还不严重吗？
是的，在认识上，他们对方志远这样的估计并不同意。《悲歌》一事上反映出的矛盾是很尖锐，文艺上的是非也特别多，但不就只限于文艺吗？他们微笑着听方志远讲话，心里却不以为然。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原来搞过理论，喜欢在理论上捡大题目做文章也许是一种嗜好。哪有那么严重呢？——这是他们表情中的潜台词。
在实践中，他们则倾向于采取一些简单，急躁的政策和措施。矮瘦的省军区司令傅钟山抬了一下手，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让年轻人看了怀疑共产党，这样的戏，批货还是轻的！”他接着说：“现在年轻人也是胡同，我那小子就崇拜路野，叫我给好好教训了一顿！老方，你的姑娘是他们的头儿，挺能折腾．对孩子可不能太民主哟，这样影响不好！”
这句看来很随便的话，却由予它具体的针对性显出了分量。常委们虽然还在用微笑掩饰开始出现的僵局，但实际上大家早已感觉到了思想、观点，情绪上对立的气氛。方平平的活动现在在文艺界、在舆论中很有影响，她身旁常常聚着一群思想偏激的年轻人。他们在《悲欧》问题上叫叫嚷嚷，颇影响社会情绪。这是一拨添麻烦的年轻人！省委常委中有些人对此很不满。
列席常委会的武光看了方志远一眼，心中涌起一股情绪．近来文艺界有人说他是个“出尔反尔”的宣传部长。他十分恼火。他从来的作风就是坚决果断，说一不二，但是，这一回，他有点吃不准了．形势不是一直在变化吗？宣传部副部长那末好当吗？他们为什么一点也不能体谅呢？有一次，他到方志远家谈一些事，方平平居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武叔叔，现在下面很多人对你有意见。”武光笑着问她什么意见，方平平说：“文艺界都说，从来是农民怕政策多交，现在变成我们更怕政策多变！宣传部领导的讲话就一事三变。前边说了后边不算！”她说着还举出武光前后在几件事情上讲话的相互矛盾，一字一句，清楚确凿，一时弄得武光很尴尬。他心中一直窝着这股火，甚至怀疑文艺界“出尔反尔”的舆论和方平平有很大关系。武光对现在知识分子“翘尾巴”颇为反感。党犯了错误都要自我批判，你们那些思想和言论就批不得?！此时，他很气愤地说道。“有些人一张嘴就是‘我们作家要讲良心，’好象只有他们作家讲良心，党就不讲良心了？！”他的银白的头发抖动着，眼睛发红。过了一会几，他又慢慢克制隹自己，平静地说；“当然，我们的一些具体做法也确实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被努力克制住但又很难平息下来的情绪，加之对方平平的强烈不满，这都造成武光对方志远讲话的抵触．他同意具体研究一下如何“平息”《悲歌》事件，但不赞成方志远这样煞有介事。方志远的“不要消极地‘平息’事件”的讲话似乎就是针对他的，这更触着了他的神经。他对方志远讲话最不以为然的就是，为什么很少提中央精神、提文件精神？为什么口气那么大，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谁都能发展马克恩主义吗？
人的语言是人的全部感情和理智瞬间综合而进发的产物。武光此时复杂的，多方面的抵勉情绪，一瞬间透过理智的过滤，化为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他对坐在长桌顶端的方志远坦率说道，“既然现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他一部分，党和知识分子就是一体，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还有，《悲歌》事件只是个局部同题，把这个事件说成是整个文艺领域的事情，就容易否定整个文艺领域的大好形势，如果再把它暴露出的矛盾说成是带社会和历，史性质的，我觉得，更是遗患无穷。——这讲对事件的估计。至于讲到政策，很简单，可以看中央有关文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具体研究一下对《悲歌》的处理方案。”
武光的话似乎与方志远的情绪和看法毫无直接联系，但是，他的内在思想却明显地否定了方志远提出的会议宗旨。
“老方，现在从全国到中央都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你那样讲怕不妥吧……”有几个常委支持武光的意见。
常委会上对立的观点逐步摆到了桌面。
方志远笑了。
“我们不要搞本本主义噘！”他看了看大家，“理论，总是在矛盾暴露得最充分的地方最先被提出来的。政策，也只有在那些实践尖锐地提出问题的地方才可能形成。等一会儿发一个材料给同志们看——我请调研室的同志对全国，全省这几年来的有关文艺领域的争论搞了个材料。同志们会看到，类似《悲歌》这样性质的事件，全国不少地方部曾发生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这次，《悲歌》事件，在全国也是最典型、影响最大的事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在理论上提出问题呢？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在政策上进行探索呢？”方志远神情庄重、态度坚定，目光炯炯地看着会场。
“也许有人认为我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但是，同志们，历史将来会证明的，如果我们不能对《悲歌》事件暴嚣出的矛盾有足够的清醒的估计，在政策上又就事论事，草率从事，后果是严重的。”
题为《类似<悲歌>的事件全国时有发生》的材料在片刻的静默中发到了每个常委的手里。
方志远看得很清楚。感情上，这些同志对《悲歌》这样的作品极为反感，对文艺界的某些现状也十分不满，而理智上，十年动乱的教训，目前的社会情势和社会舆论的某种压力，则使他们学会克制自己，不搞大起大轰的政策。他们时时处于感情和理智的矛盾中，时时又处于两者的平衡中。平衡一旦打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高级领导人头脑中的矛盾是社会诸矛盾的集合点。这样一想，想到社会矛盾可能发展的种种方向，方志远自然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更严重的还是这些领导干部对这种局面及其趋势缺乏足够的认识。
现在，自己和许多常委们的尖锐矛盾，不仅仅在于一些具体的分歧。他知道，作为一个省委书记，象他这样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目前实际相结合上有所创造”的想法，似乎是不那么适所自然的。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却被看作“标新立异”，这种现象有其值得深思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但是，方志远是有雄心的。
从接到来S省当省委书记的委任第一天起，他就确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的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说成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十年政治大动乱结束了。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原来粗野的混乱被秩序所代替，而更含蕴、更深刻的新矛盾又在秩序中开始出现。一切都在伟大的摸索之中。中国的事到底如何办，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与中国目前的实践相结合，一切都还没有打上句号。
忧虑的事情是多的，党风令人忧虑，社会风气令人忧虑，年轻人的状况令人忧虑。许多人都在深深忧虑。但方志远不完全是一个忧虑派。为什么要那末忧虑呢?经过这样的十年，人的大脑连同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打乱、颠倒，动荡之后，想把一切简单地恢复到朴素的原状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辩证法
只承认螺旋式上升、更高水平上的返回，只承认向前发展中的“恢复”。复杂的矛盾、成山的问题，这恰恰需要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家纵横驰骋、大显身手，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要从现状的全部总和中引出政策来，引出理论来。
他不怕复杂，越是复杂越包含着活力和时机。他现在六十岁，身体还好。他准备用几年时间和同志们一起把s省搞好，摸索出一套对全国都有些影响的治国治党之策来；同时，不断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他希望几年之后退出领导岗位，专心搞理论著述。
他也不是哪种书生气式的理论家。他熟谙国情，民心，政治。他懂得，任何权威的建立都是有过程的，而足够的权威则是任何一个领导人得以放手展开自己政策蓝图的必要条件。他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刚刚上任，远没有形成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地位，因此，他更妥因势利导地安施领导。他首先先要在思想上做推动，一步步统一起领导中枢，然后才一步步展开社会政策。当下，他一定要迅速统一起省委常委的思想。
这是一场表面看来平和，实际上极为深刻的思想斗争。
方志远傲了周密的考虑。他没有在由于武光游话而出现的最初的分歧上做任何停留。原地踏步的争论，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对立。
他把一个又一个有力量的材料放到常委们面前。
传阅《类似<悲歌>的事件全因时有发生》的材料，很快打破了一开始可能停下来的相持局面。在一片哗哗的翻动声中，奠定了方志远开这个会的第一步基础。“大家看了吧，《悲歌》事件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它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方志远扫视着常委们。这是个很有分量的材料。它对全国性的、各省市的以及各地县出现的类似《悲歌》事件的争论情况都做了统计。把大量活的情况，以简洁、形象的语言集中在不到五页的篇幅内，给人的印象是极为强烈的。武光等人虽然和方志远正发生：着尖锐分歧，但是，这一下他们不由得沉默下来。
就在武光微皱着眉头很随意地翻看着材料沉默不语时，方志远已经用一段很长的讲话把会议推进了一大步。有几个常委针对这个材料谈了谈感想．“我们就这样一步步深入谈下去。”方志远说。
这个会议的必要性，它的宗旨和方向，在武光沉默的这一段时间里已成为某种既成事实被确定了下来。
随后，接连几个材料都令人深思。
《尖锐的对立意见——读者来信摘编》（省报）；
《对路野的<悲歌>是两派意见，对粱锋的文章是一派意见——曙光电影制片厂情况调查》，
《一个家庭妇女说：又要乱了！》；
《历史系的教授为什么忧心忡忡？》；
《从来不看演出的工程师对形势担心起来》；
《“他们本来就是右派！”——军队、党校一些干部对路野的看法》；
《从（悲歌）事件看中国政局——外电摘要》；……
有一份材料是反映省委常委会召开前一天省作协开会的情况．
在省作协举行的每月一次的茶话例会上，作家们在一片牢骚声中发表了两点看法。其一，每年的上半年都要出现一次低气压，现在正好又来—次低气压，其二，以后写东西既要真实，还要机巧，以免授人以柄。
方志远在一份内部动态上看到这一段并不太引人注意的报道后，立刻亲自我有关人做了调查，而后批示：
“请常委们阅。一个‘低气压’，一个‘授人以柄’，据我了解（做了一点调查），这在文艺界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习惯用语。特别是‘授人以柄’一句中的‘人’，指的是谁呢？文艺界出现这样特有的习惯用语，反映若什么令人深思的问题呢？那些不愿意承认和正视矛盾尖锐性的同志，难道不觉得自己太迟钝了吗？”
晚上休会时，武光拿着这份材料，背着手独自在家里踱来踱去。这个情况经方志远这样一批示，确实令他感到问题的严重。“以免授人以柄！”这句话包含的内容是明确的。它反映出作家队伍已经在一种潮流中不自觉地集合起来，明确地把另外一些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武光想到了梁锋，想到了自己，甚至还有省委宣传部，还有……他额头微微出汗了。他在写字台前站往，又在灯下看了一会材料，眼前仿佛浮观出方志远那充溢着神采的脸庞，方志远是这样想的吗？……
另一个材料反映的也是这两天的一些情况，这是在省城群众中广为传播的一条新闻：曙光大学一些学生居然贴出这样一剐对联：
“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
“国事家事不问事，平安无事。
“——唱何《悲歌》？”
这副对联并没有传进省委大院的围墙里，但是始终注意把握社会舆论动向的方志远却立刻知道了。他马上询问此事，当天就在曙光大学党委为回答他询问而送来的汇报上批示。
“请即印发常委们阅。这副对联反映出的自然是大学生中一些人对《悲歌》事件的情绪。但更深刻的内在含义呢？为什么它能在省城相当大的范围内（据我了解，文艺界以外的许多人也在议论）传了开来?结合《历史系的教授为什么忧心忡忡?》等材料．这里有什么令我们深思的东西昵？”
第三天的常委会上，笼罩着一种讨论重大同题时所特有的严肃凝重的气氛。武光列席常委会议。摆在常蚕们面前的是一份综合材料——
《<悲歌>事件反映出了整个的社会矛盾》
标题下，有一句黑体字的按语。“政策上任何‘左’或右的偏差都将铸成历史性的大错。”
这个材料是方志远亲自组织搞的，很多段落是他亲自写的，题目和小标题也是他亲自加的。会场的气氛使方志远真切地感受到了材料的力量，感受到了在这种力量的冲击下，两天来常委会内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
讨论还未开始，武光提出了一个需要立即研究的紧急情况；今天晚上，红光剧院内部演出《悲歌》可能要出事！这虽是经省委宣传部同意的一次内部演出，但大学生们因为文艺界，思想界以及有关单位的一些人能看上此剧，竟要在那里庆祝“文艺民主的一次胜利”！这样，难免会发生冲突．武光担心秩序混乱。“是不是先取淌这次演出？等把情况弄清楚，排除了干扰，再考虑另行安排？”
方志远笑了；
“我看不必！别看我翻来复去讲矛盾的严重性，但我相信不至于会闹出什么事来。我倒是想请大家今天晚上一道去看《悲歌》。我已经请人去买票了，并尽量不要把票弄在一排位置上，否则，目标太大！另外，我们最好都象老百姓一样去法，能走的走，能骑车的骑车，还有公共汽车嘛，总之，不要弄得大驾惊动四方。这样，我们就可能真切地感受一下现场气氛。”他又拿起那些材料说：“它们也可以在这样一个矛盾集中的场合得到检验嘛！”
方志远凭他敏锐的感觉判断：今晚上的演出将是社会情绪在《悲歌》事件上的集中反映。他不仅要自己去感受这种情绪，而且决定把整个常委们都推进去。
青年广场上已经熙熙攘攘，四处是人。广场南边是曙光大学的校门，北边是红光剧院，广场中间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柳树下散落着条条石凳。前面，远远的西边路口可以看见解放军持枪站岗的绿色大铁门，那是省军区。省党校和它隔着马路．
广场上乘凉散步的人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摊和叫卖；从冒热气的馄饨挑、豆腐脑到最吸引孩子的“五分一极”，无所不有，嘈杂声响成一片。最兴奋的，最充满议论的，自然是涌向剧院门口的人流。这股脚步匆匆，有着明确目标的人流，和广场上散漫而喧闹的人群恰好形成一种对照。
这种对照越临近红光剧院门口越显得鲜明突出。门口灯光品亮。各种电影戏剧广告五颜六色、光怪陆离。卖瓜子的小秤一托挨一杆．表面上是喧闹的，但分明有一种严峻的气氛以其更强的力量笼罩着这里，就象雪亮的灯光笼罩着涌过人流的大理石台阶一样。
严峻的气氛来自哪儿呢？
一群站在广告脾下言谈激烈的大学生突然收住了声音很高的谈话，七、八个五，六十岁的军队干部安详、沉稳地从他们面前走过。
几个大学生在路灯下出售《曙光大学学报（增刊）》。方志远买了一本。翻开一看，黑体字的目录赫然触目：
时代的悲歌（八场话剧）路野
宏伟的剧作——赞《时代的悲歌》
本刊评论员
无可奈何花落去——三评梁锋同志的几篇文章
方平平
又是方平平！方志远皱了皱眉。一抬头看见武光，他也刚刚皱着眉台住手里的那本《增刊》，两人轻轻点点头，一同随着人流朝台阶上走。一进大门口，就有人塞给他们一人一张纸片：“请您填好后离场时退我们。”竟是一张关于《悲歌》事件的民意测验表！纸片正从面前站着的两个神情专注的年轻人手里雪片似的一张张飞出来，方志远和武光相视着幽默地苦笑了笑，那意思是说：我们得向他们汇报罗——这些年轻人！
就在这高大宽敞、灯光通明、人头攒动，四面贴满彩色剧照的门厅内，发生了今晚的第一场重大冲突。
梁锋神情严肃地随着人流从大门口进来了。他皱着眉峰飞快地看了看手中的纸片，就径直走进剧场。正聚在门厅一角的几个年轻人发现了他，指点着，其中一个正在眉飞色舞说话的小伙子立刻恶作剧地一笑，很认真地板起脸走到梁锋跟前：
“您是梁锋同志吧?”
梁锋站住打量一下对方，点头答道：“是。”
小伙子展开手中的一张报纸—一那是一份在头版头条登载着梁锋评《悲歌》文章的省报，“这是你办的报吧？”
“这是省委机关报。”梁锋平静地答道，他知道对方在挑衅。
“好。省报，我尊重，”小伙子一折，把报头齐照地撕下，叠起来放进口袋，然后指着剩下的报纸，“这可是你写的文章吧？”他停了一下，便把梁锋的文章一下一下地撕成碎片，还当着停下来围观的人投到梁锋脚下。
“害怕真理!”梁锋冷蔑地说。
“写这种文章的人才害怕真理！”小伙子说。
围观的人群立刻出现明显的对立．
“年轻人，太不讲理了！你要有道理也可以写文章到报上争论嘛！”一个胖胖的干部模样的人拿着蒲扇指着地上的报纸，生气地说。
“争论？！争什么？我们和当总编辑的压根儿就不具有同等的发言权！”一伙年轻人劝拥着小伙子就走。
门厅里的空气被激动了。各种议论象翻滚的云层在密集的人群中摩擦着，很可能再聚发出一道闪电。
“走哇，今天勿要看了，看样子要出事情！”一个上了年纪说一口上海话的家庭妇女拉着丈夫想走。
“还是看看哇，批判到底是啥情况，不晓得。”丈夫犹豫不决地说．看样子是个谨慎的老知识分子。
听到这番话的武光，眼前赫然出现了常委会上两份材料的醒目标题；《一个家庭妇女说：又要乱了！》《从来不看演出的工程师对形势担心起来》。
门厅里发生的这场冲突，只是序幕。当舞台的大幕拉开时，一切才正式开始。
舞台上演出的是戏剧冲突，而剧场中则在演出生活本身的冲突。
照理说，生活中的冲突是被分散在广大的空间和时间里的，只有眼界能够览括这广大空间、时间的思想家才能获得全貌，并把它凝聚成深刻的判断。但是，今天的演出，把整个社会的冲突集中在剧场的两小时中，形成“戏剧性”的强烈度，这使得更多的人有了真切的感受。
武光坐在那里，更多的是被台下的戏冲击着感官。两小时的感受是强烈的。各种镜头、意念在叠印交织着。
场内响起几片热烈的掌声，有人站起来拼命鼓着，以表欢迎和致敬,路野在开演前一分钟来了。他谦虚而感动地入座。
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人不满的议论和目光。
一个老工人说：“看戏呢！闹什么！”
一个年轻人：“现在是右的情绪大泛滥！”
旁边一个青年。“他们自以为是英雄，浅薄！”
梁锋一动不动的坐着——他在武光座位的前两排。
……方志远在常委会上的讲话这时在武光的耳边响起："我们可以很好地感受一下气氛。”
大幕拉开了，解说词如在天地间回响：“这里所唱的悲歌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一千次地诅咒它，让它永远成为历史吧！”
剧场内响起一片狂热的掌声。
一部分人脸上露出不满和反感的神情。
方平平被几个青年人簇拥着入场。
话剧进入第一个高潮。
阴森的乌云在天幕上翻滚。一道遭闪电划破黑暗。孤岛在大海的怒涛汹涌中蜷缩着，颤抖着。一棵松树在狂风猛烈的扑打下一次又一次挣扎着抬起头，最后被连根拔起。
一道刺目的闪电。
在松树倒下的地方，站起惨遗迫害、农衫褴褛的诗人。他在狂风中悲愤欲绝地仰天大声发问。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这是人民的意志吗?！”
“不是。”同样倍受折磨的哲学家站在诗人身旁深沉地回答。哲学家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冷静而深邃的目光。
“是历史的意志吗？！”
“不是。”
“那是什——么——？？！！”
“那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