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二） - 国家命运 - 陶纯
钱学森向聂荣臻报告了失败的具体原因.聂荣臻说，找到原因，往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今天叫大家来，不是探讨失败原因，而是寻找成功的途径。我先说说在科研单位开展政治工作方面，在部队，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重大问题党委讨论，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办法在科研单位就不灵，因为党委成员大多是从部队调来的，不懂技术，如果对技术上的事少数服从多数，那要出大问题！说到支部和基层组织，在战斗部队，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这在红军时期就决定了的，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在科研单位就不行了，对于科研工作，支部只起个保证作用，不能起决定作用。
听到这里，科学家们情不自禁地鼓掌。聂荣臻说：“因此我建议，落实技术责任制，技术人员不能光有责任，没有权力，技术问题应由技术人员说了算，不必事事请示行政领导，各级要尽快把技术指挥线建立起来。对于技术问题，行政领导不得过多干预，避免瞎指挥。导弹研究院在技术上，应当由钱学森当家！
钱学森有些惶恐地站起来：“聂老总，这个时候，我来当家不合适……”
聂荣臻示意他坐下，说：“学森，你不必推辞。我们的导弹、火箭事业，需要有人站出来。即使是失败，那是必须交的学费！”
众人都为聂荣臻的话所感动。许多年后，人们怀念在聂荣臻领导下搞尖端科技的岁月，怀念他们的聂老总，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是聂荣臻从来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他非常理解科学家，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科研工作的勤务员，他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像某些领导那样，仅仅嘴上说说而已。科学家们并不因为他没有高高在上而看低了他，反而在心目中把他看得更高。钱学森就曾说过，聂荣臻领导科研，那才是真正的帅才。
就是在这次座谈中，聂荣臻说：“我还有个提议设立型号总设计师制度。每个型号都任命总设计师，分系统设主任设计师，设备设主管设计师。”
须知，在那个过分批判“名与利”的时代，人们不敢提出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制度。正是在聂荣臻的倡导与推动下，这项制度后来成为新中国科研事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
一次失败，教了一点学费，但却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这样的失败，也许就不叫失败，而应该叫做成功的前奏曲。
56.中国正在逐步开启铀-235浓缩技术的大门在兰州铀浓缩厂最初的两年，也许是王承书一生中最繁忙的两年。她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时间，除了上班，就是加班，后来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渡过的这两年。偶尔照照镜子，她发现自己有了很多的白头发。她也没有再穿过旗袍，一来这类衣服是资产阶级的，穿了要挨批，挨别人闲话，二来她没有时间打扮自己，一年到头一身厂里发的工作服。
她的饭量也很小，每餐只吃一两饭。有一次做火车，服务员对她说：“你们华侨吃得就是少。”服务员把她当成华侨了。虽然她每天吃那么一点东西，但她身上爆发出的能量，却是惊人的，时常让人感到吃惊。
厂里的工作区和宿舍区隔着黄河，工作区在河北，生活区在河南，距离大约有两公里。每到上班时间，人们蜂拥而来，大多数人步行，少数人骑自行车。那时，买得起自行车的是少数。
王承书每天都是步行，她个子不高，瘦弱，但走得飞快，一会超过一人，转眼又超过一人……渐渐地，她走到了最前面。
有一天，厂长王介福骑自行车追上来，见到王承书，他下了车，推着车子和她一块步行。二人边走边说。王介福说：“王先生，你走得好快。”
王承书告诉他，自己不会骑车，这把年纪，也不想学了。她说：“二十多分钟的路呢，怎么办？我只好对自己说，我要赶上前面那个人，我一定超过他，再追第二个，然后再追第三个，我得赶时间，争取是最早到办公室的。”
王介福深为感动，说：“王先生，你抓得太紧了。”
王承书就说，我在美国呆了15年，40多岁才回国，我的好时光基本都耗在美国了，我觉得欠国家很多。铀分离，在美国都是讳莫如深，我没想到国家会让我这样一个从海外归来不久的人来搞。国家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这在国外是无法想象的。眼下，几千台机器等着启动，一天不启动，我一天都过不好。我怎么敢怠慢，不全力以赴呢？
说话间，王承书已经远去了。王介福望着她的背影，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铀-235藏身于铀矿石中，铀矿石被开采出并经冶炼提纯后，产生天然铀，但这里面能够产生核裂变的铀-235极其稀少，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铀238，铀-235在天然铀中是如此微乎其微，必须经过千辛万苦对其进行精确分离并浓缩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才能用作原子弹的裂变材料。刘杰说，我们那时候常称它是宝中宝。
尽快启动，早出产品，是当时碰到的主要问题。而没有正确的理论计算，铀浓缩厂几千台设备就不能启动。要想掌握正确的理论方法，就需要有一支可靠的理论计算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