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历史上的陕北葭州(今佳县),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唯有革命,才有出路。 乔国桢就是佳县革命的播火者,是佳县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07年3月15日,乔国桢出生在陕西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9月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年乔国桢南下广州,进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目睹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返回陕西后,在渭北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任三原县武字区农会主席、中共三原地委委员,促使陕西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①人称“农运大王”、北方的“彭湃”。②中共陕西省委派乔国桢到华县高塘镇,任高塘民团军事教练、中共华县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训练农民武装,率一营兵力参加陕西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辗转平津冀,历任中共河北省井陉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天津下边区区委书记、天津总工会书记、顺直(河北)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和互济会党团书记等职,他扎根矿山、工厂,发动工人运动,成为“黑夜中的灯塔”。①七七事变后,组织一批学生奔赴山西和陕北。他七次被捕,坐牢五年,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曾任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党支部书记、疆域第四监狱联络员等,机智组织监狱斗争,同敌人斗,同病魔斗,被称誉为“白区斗争的楷模”。② ①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91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增订本〉》第164页、第301页。 1945年7月31日,乔国桢在疆域狱中走完了革命历程。38年短暂人生,是用鲜血谱写的英雄史诗,是一篇感天动地的铁窗传奇。 乔国桢的革命伉俪周铁忠是湖南南县人,徐特立的学生、中国共产党早期女党员、第一代女兵,参加过湖南学生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海陆丰苏维埃工作;历任中共南县特别支部妇女委员、北伐军野战医院指导员、南昌起义军秘书处秘书、工农革命军前线救护队队长、海陆丰苏维埃特邀代表、红二师前线宣传队队长、北方局秘书处内部交通员、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交通员、山东省委委员、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天津、山东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中,她三次被捕,五年坐牢,不屈不挠、守口如瓶。左翼青年诗人符号撰写的周铁忠从出生到入狱的叙事长诗《铁大姐》,于1930年5月由夜鹰文艺社公开出版,后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周铁忠是英勇顽强的共产党人,又是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在狱中生下女儿,又坚持狱中斗争三年,使娇嫩的“监狱之花”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嫌疑犯”;她把烈士丈夫的骨肉含辛茹苦抚养成人。①孙振武,《难以忘怀的人》,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第25页。 ②宋新勇、陈德仁:《乔国桢传》,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第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铁忠先后在湖南省南县农民协会、天津纺织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1980年6月她任政协天津第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1990年7月28日去世,终年89岁,被称誉为“党的好女儿”、“优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无畏地奋斗一生,其“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疾病苦不顾、法庭审不了、屠场杀不倒、监狱巧斗争”的英勇、顽强、坚韧、机智的革命精神,与日月同辉,永照千秋! 为了纪念疆域死难九烈士乔国桢、林基路、祁延沛、陈振亚、吴茂林、彭仁发、汪德祥、谢奇光、柯永学,1946年8月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举行追悼大会;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马明方、张子意的题词“事业永存,精神不死”和李宗林悼念乔国桢烈士的文章。 1951年7月6日,《疆域日报》发表刘护平的《悼烈士乔国 桢同志》的文章。195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佳县图书馆 命名为“国桢图书馆”。1956年7月25日,在乌鲁木齐南郊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桢、吴茂林五位烈士陵墓落成典礼大会,革命烈士移葬委员会主任、中共疆域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报告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文化大革命”中,乔国桢和吴茂林烈士的墓碑被炸毁。1978年 5月,王士英、张东月等老同志向疆域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建议:尽快为乔国桢烈士恢复名誉,重建墓碑。在时任全国人大研讨组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亲自过问下,1980年10月,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恢复修建乔国桢、吴茂林烈士墓地。1986年2月,全国人大研讨组会委员长彭真为佳县“国桢图书馆”题写馆名。薄一波、刘澜涛、张邦英、张达志、张明远、高登榜、杜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乔国桢题词,以弘扬革命烈士精神。 20世纪80年代初,《革命英烈》编辑部派宋新勇搜集、整理乔国桢资料。查阅档案和报刊,走访老同志,组织回忆录,在1985年11月出版的《革命英烈》第6期上发表赵和民、张明远、 杜松寿、蔡子伟、李握如、周铁忠同志的回忆录。1988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刊登宋新勇、陈德仁撰写的《乔国桢传》。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董振修研究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协助周铁忠整理回忆录。周铁忠去世后,董振修搜集、整理资料,1997年9月编印《党的好儿女铁大姐》一书,向读者介绍周铁忠传奇般的一生。 2001年6月14日,天津《今晚报》举办《天津地下党中的“江姐”和“彭松涛”———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特刊,刊登《乔国桢、周铁忠夫妇———在烈火中锻炼出来的革命夫妻》等七对革命夫妇的文章和图片。 为了纪念乔国桢100周年诞辰,乔沙①、乔石②撰写的《追忆成永远———父亲乔国桢诞辰百年祭》文章,在2007年第2期《陕西党史》上发表。经与乔沙、乔石商议,由宋新勇、董振修分别整理乔国桢、周铁忠夫妇资料,编辑成《烽火伉俪革命楷模———记乔国桢周铁忠夫妇》书稿,经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苗发源等同志编辑、审定,由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全面地反映乔国桢、周铁忠的生平事迹。①乔沙是乔国桢、周铁忠的女儿,诞生在监狱,随妈妈坐牢三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由政府抚养至大学毕业,曾任天津南开大学分校党委书记,1991年离休,已去世。 ②乔石是乔国桢、周铁忠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政府抚养至大学 毕业,曾任中国矿业大学教授、煤炭工业部科教司高教处处长,1998年退休。 在榆林市、佳县多个单位的大力支持下,2010年10月17日,乔国桢纪念馆在烈士家乡佳县店镇乔家寨落成并举行了揭幕仪式。纪念馆展出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公室在佳县、榆林、延安、西安、三原、华县、燕京、天津、乌鲁木齐等地搜集的历史照片和拍摄的遗址照片,全面介绍了乔国桢烈士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使纪念馆成为佳县党史教育基地、党员干部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清明节、烈士纪念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等节假日弘扬革命烈士精神的场所。 2016年7月,《天津支部生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发表专稿《天津地下党中的革命夫妻》,刊登《战火中的爱情———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等六对革命夫妇的文章和图片,表达天津人民对曾经战斗在天津的革命夫妻的怀念之情。 为了纪念乔国桢烈士110周年诞辰,中共佳县县委和佳县 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15日召开座谈会,缅怀革命先烈乔国桢的事迹,县委、县政府、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烈士亲属分别讲话;同时组织编辑《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书稿,经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即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本书更为全面反映乔国桢和周铁忠革命事迹,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增添教材。 在搜集、整理、编辑乔国桢、周铁忠资料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民政厅《革命英烈》编辑部、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三原、华县县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南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燕京国家图书馆、燕京市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中国文化出版社、三秦出版社、榆林报社印刷厂等单位和烈士亲属乔克功、乔沙、乔石、乔乃章、乔爱雄及刘杰诚、张守宪、郭洛夫等同志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史料搜集有遗漏,本书编辑中的差错实恐难以避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乔国桢t周铁忠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7年9月 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传 宋新勇t陈德仁 乔国桢是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和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三原、华县县委委员、河北省井陉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天津下边区区委书记和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党支部书记、迪化(今乌鲁木齐)疆域第四监狱联络员等职,曾七次被捕入狱,坐牢五年零一个月,坚贞不屈,机智地组织监狱斗争,被誉称为“白区斗争的楷模”。1945年7月31日,病逝于国民党疆域第四监狱。 (一) 乔国桢,乳名虎儿,原名乔如桢,号干卿,曾化名王拯民、高鹤龄、焦复生、高成、高乔、高子香、乔干卿、乔胶治、贺凝、蒙子学等。1907年3月15日,乔国桢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字焕章,清末秀才,一生务农,兼做小生意和为商店当会计。1929年秋,乔兴斌修剪枣树时,跌伤后逝世。母亲勤劳贤淑,先后生三儿一女,大儿子乔国栋,二儿子乔国桢,三儿子少亡。1934年大儿子病故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孙子抚养成人,1949年去世。乔国桢幼年随父读古书,1916年入本村冬书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1918年入甘倍私塾,由于聪明好学,成绩最好,乔如章先生称他是个“怪才”。1920年入店镇小学读书,1922年升入佳县单级师范班,学习三个月,后转到山西汾阳教会学校———免费的民义中学。1924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三班。乔国桢在校长李子洲(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国文教员王懋廷(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关怀和引导下,孜孜不倦地学习,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年9月,经王懋廷、杜嗣尧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寒假前夕,乔国桢因抗议思想顽固保守的算术老师王汉斌而带头抵制算术考试,第一个交了白卷,被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威迫而离开学校。他受团组织派遣赴燕京,持李子洲、杨明轩写的介绍信,与陕籍北大毕业学生刘天章接上关系。刘天章是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协助李大钊在燕京做党的工作。不久,刘天章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随国民军第二军(简称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到开封国民二军办学兵队,乔国桢转赴开封入学兵队学习,后任班长、排长。学兵队成立中共支部,刘天章任书记,乔国桢先后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1926年3月,国民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4月乔国桢赴燕京向党组织汇报。 1926年春,为了培训北方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北方区委陆续派青年到广州学习。乔国桢等14名陕西籍青年奉派至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又从上海、黄埔军校各派一名陕西籍青年到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乔国桢聆听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农民运动》、周恩来的《政治与军事》等课程,豁然开朗,懂得了更多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对农民运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实地参观海陆丰地区农民协会,亲眼看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威力和做法,他信心倍增,学习到如何发动农民参加农会,推动大革命运动。乔国桢军事训练认真吃苦,通过实弹射击、紧急集合、野外军训,他的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实弹打靶三发三中,野外演习表现突出。军事队长姓赵,是广东人,他的广州话北方人不容易听懂,急坏了陕西学生。由于乔国桢在开封学过军事知识,当过班长、排长,对队长的示范略知一二,因而成为北方学生的翻译和小教练,促进了军训顺利进行,也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给他们上课的还有萧楚女、邓中夏、李立三等老师。他和杜松寿同学,专门拜访过萧楚女老师,受益匪浅。同年10月农讲所第六期结业,乔国桢等16人被派回陕西从事农民运动。 1926年初冬,西安正处在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重兵包围之 中。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从1926年4月围攻西安已7个月, 战斗非常激烈,情况十分危急。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兵分两路援救西安,于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围。乔国桢随着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就落脚在三原县的渭北中学。11月28日,援军与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领导的守军内外夹击,敌军败退,西安古城解围。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移驻西安,与后成立的国民党陕西党部农民部合并,领导陕西的农民运动。 乔国桢留在富平县庄里镇,后又去三原县武字区,搞农民运动。他还在国民联军史可轩师长办的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过课,给三原的农民骨干讲农民运动的意义、组织和活动内容,也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生动事迹,很受欢迎。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给娃娃们唱《打倒列强歌》。遇到农民,铜铃一摇,等农民围上来看热闹时,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开始宣传讲演。他从农民缺吃少穿,讲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从反动官府横征暴敛,讲到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从苏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讲到自己在广州和海陆丰地区的见闻。他大声疾呼:“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要生存,就要成立农会。”农民听后,都感到新鲜,知道农会是庄稼汉的组织,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于是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乔国桢见农民已发动起来,便吩咐积极分子刻公章,制红旗,筹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飞舞,三原县武字区①的农民手持梭镖、铁叉、木锨,打着旗帜,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寨村的汉圣母庙。乔国桢站在一张桌子上,宣布农民协会成立。他抡着胳膊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②”大会选举乔国桢为农会主席,唐亦民为副主席,张振海等九人为委员,下辖五个分会。在大会上,乔国桢宣布取消地亩附加税,消灭土匪,禁止赌博等措施,深受农民欢迎。他叙述朱村小偷朱牛偷牛案,发动农民评判,矛头直指武字区民团团长王厚庵,揭露他从中贪污和企图给农会下马威,引导农民声讨他的罪行,不断高呼:“打倒王厚庵!” ①1919年至1933年,三原全县分:整、军、肃、武、同、心、合、力八个区,下辖68个分团。 ②肖德印:《红旗初举》,1958年《延河》第10期。 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师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十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农会成立后,趁热打铁审判几个案子。一是焦村财东崔福成仗势欺人,霸占胡老本十多亩地案;二是刘德成霸占曹庄子寡妇十多亩地案。乔国桢、唐亦民多次到三原找县长交涉税收,把商二农八税收改为商六农四,减轻农民负担。农会在防匪、治安、禁赌、检举坏人、提倡妇女放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武字区农民运动高涨,带动全县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马介人(蒲城人)、严木三被任命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集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到1927年4月,三原县成立区农民协会6个、村农民协会 154个,参加会员约5万人。在全省列长安县、五一县(今渭南市临谓区故市镇)之后,为全省第三。农会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了。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处于全国的前列。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任中共三原地委委员。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斗争更坚决,工作更出色。乔国桢先后发展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于1927年4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举行,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由于乔国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1%。”② (二) 乔国桢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家喻户晓,土豪劣绅恨之入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几个豪绅密谋派人在楼底坡地暗杀乔国桢,捣毁农会,但没能得逞。 1927年7月,三原驻军奉命实行“清党”,派兵到三原武字区,包围农民协会,枪伤肖德印,逼问乔国桢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乔国桢闻讯后,和唐亦民看望受伤的肖德印,不幸在富平庄里镇被捕,关押在三原县城驻军田玉洁部队的军法处。 三原武字区农民获悉乔国桢被捕,纷纷到县城探监。有的带上自己家里打的“干馍饼”,有的带上在街上买的西瓜,有的写信抗议,有的联名写保释书,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动地说:“像乔国桢这样的人,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①刘护平:《悼烈士乔国桢同志》。1951年7月1日《疆域日报》。 ②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驻军见乔国桢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感到惊慌,连忙把乔、唐两人单独关在狱神庙,支了床板,换了干净衣服,不敢怠慢,甚至开始尊称他“先生”。 不久,许权中旅长①率部路经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关押,几经努力,始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11月,乔国桢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被派到 长安县负责军事工作。12月,他奉命去华县高塘镇,化名王拯民,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军事教练,党内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兼军事部长。 在高塘,乔国桢和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赵锡琰(即赵和民)一起,严格地抓军事操练,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这期间,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时,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 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1928 年2月,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委任恶霸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 3月7日,乔国桢巧施妙计,召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六七百名徒手农民和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欢迎“新团总”。大会开始后,乔国桢突然命令将王、姬两人捆绑,押上台斗争。群众质问:“花了多少钱当上团长?”王文凤装死,姬捷三被吓呆,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绅。乔国桢见目的已达到,贯彻县委决定,劝住群众,把王、姬押送县城处置。①许权中,陕西临潼人,中共早期党员,时任旅长,1943年12月被杀害。 段紫光恼羞成怒,立即电告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师长田金凯奉命率兵一个营突然包围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和高塘民团。由于民团早有防备,敌人扑了个空;乔国桢携带手枪,机智脱险,来到钟金耀(即钟师统)家中隐蔽。当晚,他和县委负责人陈述善、赵锡琰商量对策,决定以钟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继续开展斗争。敌人在袭击高塘学校时,抓走李维俊校长,杀害于西安北稍门。 几天后,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带50多人进驻高塘。他神气十足地住进敬胜隆号,妄图打击农民武装。乔国桢前往县委送信,路经南庞家园附近再次被捕。他被带到李镇山面前,有人要他跪下,他怒目而视地说:“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吗?要杀就杀,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口头求饶的道理!”李镇山想缓和气氛,连忙说:“我和你们不结仇!你只要说出赵锡琰在何地,我想和他见面谈一谈!决无他意。”乔国桢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信了吗?他调50支手枪来,不就是为了见面吗?你等着看,明天他就要来捉你了!”李镇山想到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过了两天就下令放了乔国桢。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改派乔国桢去中共洛南县特支工作,任特支宣传,并负责农运、军运工作。当时许权中旅长率部暂栖李虎臣部,被编入新编第三旅,在洛南整训。 1928年5月,李虎臣联合陕军,再次掀起反冯玉祥战争,命令许权中旅主攻潼关县城,并派兵包围西安。当时,陕西省委正筹划渭华暴动。乔国桢被派往许权中旅任连长。当部队激战在潼关北山时,刘志丹、唐澍接到省委命令,率部分人员赶往渭华暴动。乔国桢率一个营的兵力,急行军赶到,参加渭华起义,参加地方党组织举行的欢迎大会,在高塘镇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唐澎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革命军分四个大队及骑兵分队、赤卫队,乔国桢任中队长,并任中队党的书记。由于敌众我寡,敌人派重兵围剿,唐澍、薛自爽等人牺牲,起义遭受重大挫折。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乔国桢奉命化装脱险到达天津,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平绥铁路秘密交通。1929年1月,乔国桢被中共顺直省委任命为井陉县委书记,在横西矿当矿工,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9年6月,乔国桢改任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负责工运、军运工作。乔国桢到唐山林西矿、赵各庄开展工运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白天下矿劳动,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一天,他从矿井刚上来,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脸也顾不得洗,马上赶到现场,挺身而出,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提出应由工人查账,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得到工人们的拥护。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从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 1929年11月,乔国桢在南岭工房十三号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纪念十月革命会议,被敌人发觉,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乔国桢化名焦复生,据理坚持斗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乘敌人警戒松弛,机智翻墙脱险,但双腿跌伤,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半个月后被派到天津下边区(即纱厂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天津市总工会书记、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河东、河北、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乔国桢则住在租界,不论去机关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手中没钱,拄着拐杖步行,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因经费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有时身无分文,饿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铁忠,请她熬点稀饭喝。战友们关心他,他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干活,饿了是不行的啊!” 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准备在全国举行总暴动。省委也布置“五一”节发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乔国桢与张明远交换看法。乔国桢认为敌人强大,群众工作薄弱,在天津不具备举行罢工和暴动的条件,应扎实做好基层群众工作。但他从组织原则上,还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有关决定。 乔国桢派周铁忠①到宝成纱厂工作,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有天晚上,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无法回市区,在叫 ①周铁忠,中共党员,乔国桢的爱人。早年投入长沙学生运动,加入北伐军,参加过南昌起义、海陆丰暴动。在天津,当过北方局交通,参加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入狱,表现坚强不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工作,曾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纱厂工人张玉的门时,被巡捕发觉。一刹那,警笛直鸣,情况危急。乔国桢急中生智,打开周铁忠的家门,躲避追捕,才化险为夷。第二天早晨,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觉得奇怪。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周铁忠深为感动,决定与乔国桢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后,在郑庄子的海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既是秘密住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三星期后,周铁忠不幸被捕。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一边坚持斗争,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三十二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天津巡捕局。他化名高子香,一身农民打扮,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敌人严刑拷问,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 当时,三监已有中共秘密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乔国桢入狱后,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党组织负责人,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中共三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不许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同志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押在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主薄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了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干事会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干事。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同时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老同志讲党的历史,请人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 9月初,监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并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难友的学习,设立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军事操练。党支部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乔国桢强调团结全体政治犯,如反阎(锡山)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共同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他严肃批评脱离实际、主张开始作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的盲动思潮,以统一思想,善于斗争。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中央非研讨组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乔国桢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做出坚决不承认“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决议。乔国桢秘密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表扬第三监狱党支部做得好。出狱后,有人拉他支持“第二省委”,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同时做细致的工作,使部分同志认识错误,离开“第二省委”,回到党的怀抱,投入新的战斗。 在狱中,乔国桢饥病交加,瘦得皮包骨头。敌人为报复他,把他和有肺病的人关押在一起,染上了肺病。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铅笔画———列宁像。说:“你们看,列宁活啦!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 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动着每一个难友。大家看他个子高,脸黑,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意思是黑夜的灯塔。他的斗争精神和领导艺术,他的斗争经验和灵活作风,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启迪。 (三)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任务。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内蒙古工作。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准备出发时,党内出现叛徒,使省委、省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赵镈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审讯时,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廖划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等新叛徒在旁作证,并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三项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乔国桢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叛徒。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用杠子压腿肚子,他仍坚贞不屈。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他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始终坚不吐实。 不久,宪兵司令部对60多位难友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趁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份、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经过机智的“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服刑。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乔国桢戴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更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叫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乔国桢先到北平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诊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养病期间,乔国桢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1932年11月,乔国桢病稍好,被派往上海中央。后病又大发,被中央送往济总养病和浏河惠中医院疗养。终因上海党中央组织遭破坏,又回北平。1933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大统领有意让南汉宸从樱花国回国的情况后,让赵和民写信给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量讨论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1934年8月,乔国桢病情好转,河北省委移到天津。北平市委遭破坏,他组织几位同志,督促他们筹建市委;10月,市委成立,他把市委工作介绍给河北省委,为北平市委重建做出贡献。 1935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再次遭破坏。宪兵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又名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巡捕日夜看守。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巡捕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蒙仲穆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他在村中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适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他心急如焚,病友给的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军委留沪办事处做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在西安南五台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丈夫身边照料。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却总是说:“革命胜利再谈吧!”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抱病投入救亡运动。他听说东北大学的学生找不到出路,民国大学的学生集体坐着哭。他躺在床上想办法,让周铁忠到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大学做工作,鼓励他们化装离开北平,到山西和陕西。那些大学生认为乔国桢讲的话是良药,给他们指明了道路,纷纷离开北平。听了周铁忠的报告,他每天八九点都统计离开北平的人数,精心为抗战和党的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输送青年工作。北平沦陷后,樱花国巡捕于9月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北平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他们和胡锡奎绕道天津、青岛、济南、徐州,于10月抵达西安。经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接上组织关系后,他的肺病又犯,吐血,经组织安排,先住院治疗。10月20日由周铁忠陪同,乔国桢去南五台寺庙养病。到了南五台,他吩咐给周铁忠另找地方住,他对周铁忠说:“大姐,我们要看长远,现在组织上给我养病,我不下决心休养,我俩同住一屋会影响我的休息,你能不爱护我吗?”从此,乔国桢不叫,周铁忠不能进他的房间。后来,组织上决定乔国桢到苏国治病,先到延安办手续。由于周铁忠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接上,她不能陪乔国桢到延安。夫妻又要分离,周铁忠掉了眼泪,乔国桢表示:“顶多两年来接你们母子。”周铁忠说:“你共产党员要言行一致。”乔回答说:“有孩子就有你。”乔接着说:“共产党员,就是烧成了灰,也仍然是共产党员。”“我担心的不是你的组织问题,就是现在我不能帮助你,怕你把孩子丢了!”周铁忠实践诺言,她怀孕后,住在南县弟弟家,生了儿子乔石。在抗日战争中带着儿女转移到湘西,找了份教师工作养家糊口,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县。1949年8月南县解放,周铁忠参加革命工作,把乔国桢烈士的子女交给湖南省委组织部,再转交中央组织部,由组织抚养送他们上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现都从大学离退休,其子女分布在国内外。周铁忠在邓颖超、薄一波、安子文、帅孟奇的关心下,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后,1952年重新入党。根据她的要求,被安排到天津华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后为天津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人事处工作,曾担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经西安“八办”处长伍云甫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2日启程,3月5日晚到达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汇报“我在党的履历、病情、近来传说我的几件事情、我的要求和×××的事”五个方面情况。他要求党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并要求送他到苏国医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 在延安期间,乔国桢于1938年初夏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治疗肺病。1939年春,乔国桢乘坐苏国运输机来到迪化(即后来的乌鲁木齐),住在羊毛湖招待所。 1939年8月,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住在莫斯科南30公里的“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不久,他在莫斯科医院做了左肺切除2/3的手术。1940年,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身体恢复较快。他每天坚持学习,坚持走路,开始不超过医生规定的一公里,后来逐渐超过一公里。 1941年春,乔国桢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苏兆征夫人、瞿独伊等从苏国回国,回到迪化(乌鲁木齐)。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马明方、张子意、乔国桢、李握如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他们留在疆域,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2年9月17日,疆域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假造罪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乔国桢、张子意、马明方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一个临时“招待所”。他参加党组织安排的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陈潭秋让乔国桢、李宗林等同志介绍监狱情况、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他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习和战斗。自己上进心的软弱,就是对敌人的松懈。敌人喜欢疲疲沓沓,消极萎糜。大家要增强斗志,坚定信心,准备迎接任何考验。” 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关进疆域第一监狱。由于与敌人搏斗再加上遇到冷空气刺激,乔国桢的肺病犯了,大口大口吐血。在难友的要求下,行李被送来了,有了铺盖,略为暖和一些。 入狱第二天,乔国桢和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李握如任党小组长;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 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再三要求狱方将他“隔离关押”。他对同志们说:“我的病重,又是传染病。你们都年轻,不能传染给你们。”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后又关在养病室,其名曰:“养病室”,实际是摧残室。四五个病号关在一起,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与一、二、四、五监和女监联络。为此,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指挥监狱斗争。 乔国桢坚决支持同志们进行的“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并做了不少秘密工作。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秘密写了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经养病室的同志阅改后,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只要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①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将报纸资料剪集下来,秘密传到别的牢房,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以鼓舞斗志。 1945年春,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食欲大减,身瘦如柴,终日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得换几口气。他对难友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② 根据组织安排,李握如住进养病室,照顾乔国桢,此时,他吃饭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个月后,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我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胜利回延安。”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难友刘护平听后,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党组织同意后,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 ①《活着就应该战斗》,1983年9月27日《疆域日报》。 ②李宗林:《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1946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刘护平走进养病室,看到乔国桢蓬头散发,眼珠凸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高烧39度,满屋是屎尿的惨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接着,他将房间打扫干净,用大家捐赠的钱买了牛奶、鸡蛋,每星期还买一个羊头,给他增加营养,为乔国桢补养身体。乔国桢说:“大家那样苦,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了。”去世前一个月,他知道同志们变卖仅有物品,为他购买营养品,坚决拒绝吃。因此,体力减弱,病情恶化,并发高烧。 病重期间,乔国桢给监狱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马明方写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坚持对敌斗争。”①谁知,这封信竟成了他的遗言。 病重期间,他让郭春则把床下的箱子打开,拿出一块手表和六张纸片,他说这只手表交给同志们。这六张画画着小鸡、小狗等。上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问爸爸好!”这是上小学二三年级的女儿———乔沙写的。他指着纸片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这是我的孩子送给我的。把这交给组织,让组织照顾他们,让他们走我们这条路。” 1945年五六月,陕西发生了“淳化事件”。6月26日,原保安团团长起义,攻进淳化县城,并率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借口进攻陕甘宁边区,引发爷台山保卫战。监狱借机接二连三 ①摘自1946年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的《追悼疆域死难烈士》。据统计;乔国桢被捕七次,坐牢时间五十四个月零二天,软禁六个月零二十八天,合计为六十一个月,按每月三十天计算,即被关押五年零一个月,或坐牢五年多。按李锦春同志说法坐牢八年即八个年头。 地把到养病室照顾乔国桢的同志驱逐出养病室。乔国桢的病情加重,日益体瘦,呼吸越来越困难。 1945年7月31日,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中国共产党的优党员、共产主义战士乔国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8岁。 经过难友反复交涉,监狱允许在养病室,由各牢房派代表为乔国桢召开简短的追悼会。同志们佩戴红布条表示哀悼。同志们唱着林基路创作的《囚徒歌》: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的仇敌。无穷的罪恶,终叫种恶果者自食! ……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歌声表达难友们、同志们对乔国桢的哀思和奋斗到底的决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疆域主席张治中一上任,就落实周恩来的嘱托,释放政治犯。在疆域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获释放,并派专人专车,于1946年7月11日将120余名中共人员护送到陕甘宁边区。 1946年8月5日,疆域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延安中央党校举行。主祭人马明方、安子文,陪祭人陈因素、张一平、王佑、谢良才、严振刚。白阿金宣读祭文,张东岳报告九烈士乔国桢、林基路、祁延沛、陈振亚、吴茂林、彭仁发、汪德祥、谢奇光、柯永学的生前事迹。张子意、朱旦华分别致悼词。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马明方、张子意为疆域死难烈士的题词“事业永存,精神不死!”和李宗林的悼念乔国桢的文章。 1956年7月1日,疆域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乔国桢的遗骨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吴茂林的遗骨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 1956年7月25日,在乌鲁木齐市南郊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桢、吴茂林五位烈士陵墓落成典礼大会,参加大会各界代表3000多人。革命烈士移葬委员会主任、中共疆域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讲了话,报告革命烈士们的生平事迹,高度评价烈士们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要求继承先烈遗志,把祖国建设好。“文化大革命”中,乔国桢的墓碑被炸毁。1980年10月重建。 195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佳县图书馆命名为“国桢图书馆”。1986年2月,彭真同志为佳县“国桢图书馆”题写了馆名。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1938年3月24日乔国桢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乔国桢烈士革命事略》,存陕西省档案馆。 3.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5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编印的《渭华起义》。 5.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战斗生活纪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6.熊怀庆:《天地有正气》,燕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7.方志纯:《回忆疆域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8.薄一波、杨献珍、胡锡奎、张明远、李握如、蔡子伟、高克林、刘护平、周铁忠、李锦春、肖德印、李宗林,孙振武、杜松寿、赵和民、邢予洪等的回忆文章和赵通儒、高长直、杨文福、蒙仲穆、郭立三、李宏儒、尚贤、何求安的回忆材料。 9.访问钟师统、周铁忠、赵和民、蔡子伟、高长直、米暂沉、王芾南、庞志杰,陈云樵、高登榜、乔克功、乔沙、乔石和白家驹亲属等的记录。 写作中还得到李运昌、张友渔、高克林、张达志、吴成方、孙振武、陈熙、张汉武、彭德等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榆林地委,佳县、三原、华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湖南省南县党史研究室、疆域维吾尔自治区烈士传编委会、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等单位和郭洛夫、张守宪、孙启蒙、贾自新、高中哲、刘杰诚、王少民、张培林、李世勋、杜根成、乔沙、乔石等大力支持和帮助。 (原载1988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编入本书时,作者对史料有较多补充、核实,编者对文字略有修改) 乔国桢传略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陈登贵t林锦文 乔国桢(1907—1945),原名如桢,陕西葭县(今佳县)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革命烈士。 1907年3月15日,乔国桢生于葭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清末秀才,务农兼做小生意。乔国桢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自幼随父读古书。1918年入私塾。1920年入 店镇小学。1922年入葭县甲级师范,后转入山西汾阳教会学 校———民义中学。1924年夏考入陕西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党组织派乔国桢赴燕京。他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入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在燕京创办的学兵队学习军事。 1926年春,国民军第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乔国桢回到燕京,由中共北方区派往广州,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学习了四个多月。后来他回忆说:“在一生中,感觉到受益最多的是在广州讲习所的时候。当时毛所长对我们说:‘现在中国革命主要是解决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80%以上。没有农民就没有饭吃,不解决农民问题,任何中国问题都是解决不好的。我希望你们一生都为解决农民问题而服务……’这些话深深地刻我的心上,我是至死不会忘记的。” 乔国桢从农讲所毕业后回到陕西,先在富平县,后去三原县武字区开展农运。1926年12月14日,成立了武字区农民协会,他任主席,同时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农会宣布取消田亩附加税,消灭土匪,禁烟禁毒,威望日高。乔国桢还注意发展党员,建立了大寨党支部。 1927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24日,渭北地区农运办事处召开会议,乔国桢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报告了武字区农运情况和经验。武字区农运经验很快在渭北推广,农民群众称乔国桢为“农运大王”。 土豪劣绅对乔国桢恨之入骨,阴谋杀害他。1927年7月,三原国民党“清党”,捣毁农会,乔国桢被捕,后被党组织救出。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看来我们非抓枪杆子不行,不能等着挨打。”12月,中共陕西省委乔国桢派到华县高塘镇,化名王拯民,任华县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公开职务是民团军事教练,组织农民加入民团,进行军事训练,初步掌握这支农民武装。1928年3月,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带着反动军警进驻高塘景胜隆,逮捕了乔国桢。在敌人面前,他毫无惧色地说:“我们明天就要打进景胜隆,活捉你李镇山”李镇山吓得冷汗直冒,下令松绑,带着人马慌忙退回县城。 1929年,乔国桢被中共顺直省委委任为中共河北省井陉县委书记,领导横西煤矿工人开展斗争。不久,省委又派他去唐山,任唐山市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他到林西、赵各庄矿区开展工运,成立林西矿党支部,领导工人同黄色工会做斗争。敌人将他逮捕,监禁在国民党唐山市党部,七天后,他翻墙脱险,回到天津。 1930年初,乔国桢任天津市总工会书记,并参加河北省委工作。在每次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最前列,掩护同志,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4月,因叛徒出卖,乔国桢再次被捕,与傅茂公(彭真)等被关押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狱中有党的秘密组织,乔国桢担任支部组织工作,后任书记。通过绝食,政治犯取得了反对虐待、改善生活待遇等斗争的胜利。敌人为了折磨乔国桢,将他与有肺病的政治犯关押在一起,使他染上了肺病。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专程到北平河北省委汇报狱中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工作。不久,因党内出现叛徒,他与殷鉴、薄一波、杨献珍、赵镈等200多位同志被捕。乔国桢被关押在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怒斥作旁证的叛徒,被判处死刑,但未马上执行。薄一波、乔国桢等利用东北军军法处元老派和宪兵司令部新派的矛盾,秘密领导难友们进行“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因此得以减刑,乔国桢也被改判为八年徒刑,送进北平草岚子监狱。狱中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有病也得不到治疗。他肺病复发,日益加重。监狱长怕乔国桢死了不好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 乔国桢出狱后,一面治病,一面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主要担任联络工作。1935年5月,叛徒供出了北平市委组织,正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丁家花园五号养病的乔国桢再遭逮捕。7月,他在同室难友的协助下,穿窗逃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乔国桢同夫人周铁忠绕道到达西安,经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安排,于1938年3月去延安。1939年,党组织送他去莫斯科治病。1940年10月,他从苏国回到迪化(乌鲁木齐)工作。1942年9月,疆域军阀盛世才将陈潭秋、毛泽民、乔国桢等逮捕,乔国桢被关进疆域第一监狱。入狱第二天,乔国帧、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确定了狱中斗争四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乔国桢根据多年狱中斗争经验,秘密写下万余字的狱中斗争意见稿,教育同志们掌握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狱中生活条件极差,他的肺病严重发作,同时又患上伤寒病和肠胃病,但他依然坚持斗争。他说:“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在枷锁和病痛之下,他想的还是党的事业,难过的只是为党的工作做得不够。 1945年7月31日,七次被捕、五年坐牢的乔国桢,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严重肺病的折磨下,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8岁。 (原载广州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编辑、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 我在党的履历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 一、我在党的履历 乔国桢,32岁,陕北葭县(今佳县)乔家寨村人,家庭半自耕农生活。 十三年(1924)九月在陕北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党[团],这时是刚考入的第一学期的新生。十二月因领导学潮,被校开除,由党派往北平[京]国民(军)二军学兵队当兵,在学兵队开始党的工作。 十四年(1925)二月随学兵队开往河南开封;三月学兵队[中共]党的支部正式成立,我任小组长,六月我任学兵队班长,十一月任支部干事,同时任排长。 十五年(1926)三月[国与直]奉战争,国军败。河南省委决议我随国民[军]二军学兵队。[国民军二军]败往豫西,在函谷关败净,我返回开封河南省委。四月省委派我到北平[京]北方局(当时称中共北方区执委会),由北方局(北方区委)又派往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九月卒业,派往陕西渭北[地]区(三原、泾阳、富平、耀州[县]等县)作农运,并参加三原县委工作。 十六年(1927)六月武汉政变(指标志大革命失败的汪精卫“七·一五”武汉分共),我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被捕,囚于三原县陆军监狱。十一月,田(雨洁)宋(哲元)之战,田败,田军旅长许权中(当时是同志)带兵到三原,强迫将我放出,即被陕西省委派往长安县委任军委工作。十二月底,派往华县高塘镇民团任军事教练,准备渭(南)华(县)暴动,并参加华县县委工作。 十七年(1928)三月,民团被冯玉祥[部队]缴枪,我即被华县公安局[逮]捕,押二日,局长李经武[名镇山]误认我是他的同帮(他是青洪帮)而释放。陕省委又将我派往洛南县特支,任特支宣传,并负农军责。五月冯(玉祥)李(虎臣)潼关之战爆发,李部许权中旅亦赴潼参战。党决议要许旅到潼暴动,立即往渭华发动暴动。我即被派往该部任连长,带兵一营,间道急行军先赴渭华,发动暴动。暴动后我任中队长,并任中队中党的书记。八月[暴动]失败后,被派往河北省委(当时叫顺直省委),在河北任平汉、平绥交通。 十八年(1929)一月被河北[顺直]省委派往井陉县任县委书记,并在该县横西煤矿做工。六月派往唐山市任市委组织兼工运、兵运。十月为领导林西矿、赵各庄矿斗争,并到林西煤矿做工。十一月在该矿南岭工房十三号工人贾永发家,开十月革命纪念会中被捕,押往唐山,囚于国民党市党部。一礼拜后,于夜间翻窗越墙而逃,两腿受伤,被省委调回天津,半月伤愈,派往天津下边区(即纱厂区)任区委书记,并参加省职委会工作。 十九年(1930)三月被派往天津市总工会任书记,并参加河北省委工作。四月二十九日,在下边区参加准备“五一”示威工作中,于杨庄子三十二号被捕,被囚于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徒刑一年。在狱中任支部组织,后任书记等工作。 二十年(1931)五月十五日期满出狱,河北省委已移北平,即到北平,决议派往内蒙古任内蒙古特派员。因等路费,于七月三日在北平银闸大丰公寓被捕,囚于北平草岚子胡同军人看守所,被判刑八年,在狱中任支部组织工作。 二十一年(1932)一月肺病重,在狱中休养。二月九日因肺病重出狱。出狱后,各医院均认为病无望,拒绝医治。四月由省委送往西山自己疗养(另据作者在本文第五部分写道:二十一年六月[或者七月],我在北平新仪门外天宁寺养病一个月。……当时我的住处就是省委开会的地址。……)。十一月病稍好,被派往上海中央。到上海病又大发,即被中央送往济总养病。 二十二年(1933)三月肺病更重,由济总送往浏河惠中医院疗养,七月济总遭大破坏,同时中央亦遭大破坏,医院中支部亦遭破坏。我以姓名不同得免,即到上海,但济总与中央和我的关系均断绝。不得已又到北平,到平后河北省委亦正遭破坏,于是又找特委发生关系,即决定再到西山疗养。 二十三年(1934)八月病很见好。此时河北省委移天津,北平市委又破坏光了。我在西山召集了几个零星同志,督促他们开始工作。十月市委正式成立,十一月,我把市委工作介绍给省委,这时我又开始养病。 二十四年(1935)五月二十二日,因白军二十五师党的支书叛变,使该支部和北平市委又遭破坏,而我亦于西山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五号(又名丁家花园)养病处被捕。当日,囚于[北]平市公安局,叛徒们使了许多威迫、利诱、欺骗等方法,要我叛变,均经我坚决拒绝。因五月二十九日何梅协定关系,无法押往南京。旋六月十二日仍押回,囚于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丁家花园)五号,派公安局香山分署第六段看守。此时我看到有可能逃走,随即开始在病床上,做坐、站、走步等预备练习工作。练习了一月余,已稍能走动,就和我同屋住的养病人蒙仲穆要了五块钱(蒙是同情者,因与我同屋住,他也被捕。由被捕到公安局,返回香山,直到我逃走时始终没离开我。现在三原女中养病)。于七月二十六日晚上十二时由后纱窗钻出逃走,三[小]时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走不动,在谷田里睡了一小时,五时半到万寿山南窑后村。天已亮,雇驴子一匹,到清华大学找同志。此时学校已放假,同志都返里。又雇洋车绕德胜门到北平[市区]。新市委已找不到,向段泽生太太(同情者)要五元,到天津找省委。到津时我知道的地方已迁移,又返[北]平。向冯素梅(同情者,志成中学生,现在三原女中教书)要了二十五元去西安。到西安找到特委,当将我这次被捕和逃走详细情形写给中央,并决定暂到南五台休养。十一月接到中央来信,要我去天津。刚到天津,即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就送往马大夫医院疗养。此时我才知道,为我逃走,和我同屋住的蒙仲穆钉了足镣,直到九月才送法院释放。看守我的一个巡官撤职,两个巡捕送法院判徒刑六个月。对我自然又是一个通缉(这是北平看守所被押的同志告我的)。 二十五年[1936]五月天津特委对我说:“因为去年九月十月中央遭大破坏后,至现在还没把关系弄好,国际关系也未弄好,经济实在无法。”要我去[北]平疗养(因为那时经济上朋友对我还有些办法)。我就到了北平,与[北]平市发生关系,在西郊罗道庄休养。双十二事变后,我的经济来源断绝,又由党供给。 二十六年[1937]四月中央寄给我一百元,此时仍在[北]平西郊休养,病很是好。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后,我移住城内。九月半,[北]平市委要我离北平,即到天津,天津又要我来中央。到西安病又大发并吐血。十月二十日就又到南五台疗养,病又稍见好。 今年三月二日西安办事处要我来中央,于五日晚到此。这就是我在党的履历的大概。 二、我的病状: 二十一年[1932]二月,我因肺病在北平出狱后,病极危险,瘦、发烧、盗汗、失眠、吐血、痰多等病状具备,各医院都拒绝治疗。经过自己疗养年余,到二十三年[1934]秋季,协和医院认为有法治了。当时详细检查结果,两肺都烂了。右肺有很大的一个空洞,一条气管倒了,要好必须等右肺好利,将右胸肋骨割去五根,并将倒了的那条气管扶正。割肋他们有把握,但扶气管他们无把握。我如敢试验,要地方政府[北]平市公安局、家长签名,他们试割试扶,有危险他们不负责。当时,我和党商议都不赞成冒此险。因此,我二十四年[1935]二月给河北省委写信,要求中央把我送往苏国施此手术(因为协和医生说,现在扶气管能办到只有美国和苏国,港湾区已有一个医院也在试验,可是算了一下,一共得一千余元)。三月,得到省委回信:“能办到,准备动身。”等到五月二十五日,我又被捕了。去年十月我到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又将此事提出。十二月,伍云甫同志来信说:“能办到,等机会。”直到此次来此动身时,他还说:“可到中央等机会。”如果不割不扶,我的病是不能好利的,不能好到能工作的程度。” …… 敬致党礼! 乔国桢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写完 (这是乔国桢同志1938年3月24日在延安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的书面报告的第一、二部分,题目为编者加的。该报告还有:三、近来传说有关我的几件事;四、我的要求;五、×××的事。均略。本文及本书历史文献的文字技术处理办法:原作者加注用“()”,编者加注用“()”,遗漏,正误用“[]”,多余的字词用“〈〉”,不好表示或不出现的字词用“×××”,看不清楚、无法判断者用“□”) 回忆乔国桢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高长直 乔国桢同志原名乔如桢,乳名叫虎儿,比我大一岁,1907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佳县三区乔家寨村。家庭生活最好时期比一般贫农稍好一点,等于土改时的下中农。他父亲乔兴斌,是前清时秀才,一生以务农做小生意和给别人的商店内当会计为业。国桢同志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二,三弟少亡,兄于30余岁亦病 亡,家中有两个侄子。母亲于1949年去世,距父亲去世有近20 年。 国桢同志小时候跟父亲读古书,12岁时(1918年),在佳县店镇小学上学,1923年冬季在高小毕业,1924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三班学习。国桢同志品学兼优,在高小时每学期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在绥师第三班时,成绩也还是头一二名,所以在教员及同学间威信很高。1924年下学期由该班国文教员王懋廷、二班同学杜嗣尧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 1924年下半年,他们三班的算术教员叫王汉屏,榆林人,与军阀井岳秀的关系较密[切],思想顽固,教课方法不好,该班同学对王都不满意。寒假考试时,全班同学为了反抗王的顽固及教学方式等,大家商议在寒假考试时都交白卷。当时算术题并不难,以国桢同志平时的算术程度来答那些题目是毫无问题的,可是他为了执行同学的决议、团结全班同学起见,他第一个交了白卷。接着有四五名同学亦交了白卷,其他同学有的做了一二题,有的答了三四题,这一下惹怒了算术教员王汉屏,辞职不干。当时校长李子洲因为学校是在井岳秀军阀统治下,而王汉屏又与井岳秀有密切联系,如不再留王,恐于学校前途有碍,故努力挽留王汉屏。而王汉屏则威胁学校,开除乔国桢他才可以留职,否则他非走不可。在此情况下,学校满足了王的愿望,允许乔国桢同志离开学校,结果未宣布开除国桢同志,在校长与一些进步教员的劝解下,国桢同志离开了绥德四师学校。一时人心愤怒,为国桢同志的离校而不平。原来校长及共产党员的教职、学员等为了国桢同学的失学与前途,就筹集路费让国桢同志出外继续学习,可是一时无适合去处,就由校长及教导主任等写了一封介绍信,将国桢同志介绍到国民军二军的一个学生队去。这个学生队的负责人是个关中人(刘天章),思想较进步,是共进社的社员。国桢同志拿信去找他,被该教导队接收了。此事国文教员王懋廷同志出力不小,他一人就给国桢同志路费20余元白洋。到教导队给学校及同学来信,不久又来信说党的关系亦找到。国桢同志教导队毕业后,当了排长,有好几次几乎丧命。后来国桢同志曾到广州,住过党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回到陕西省三原一带做农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又到天津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 乔国桢同志家和我家相距很近,我们小时在一起上过五年小学,他比我大一岁,高一个班级。他高小毕业后,考入绥德四师学校,他离校后不久我才考入绥师,但是他离校的情况我是知道一些,又同当时介绍他入党的杜嗣尧同志面谈了一次,他知道的和我知道的相同,国桢离开绥师后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所以无法证明。 (作者1948年3月24日写于延安,1956年11月17日阅于西安。编者核实个别史料,文字略有修改) 回忆武字区农民协会活动①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肖德印② (一) 1926年12月,我们三原县武字区成立了农民协会。 成立大会是在大寨堡城南汉圣母庙前开的。那天飘着雪花,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是,到会的有一两千人。有拿红缨梭镖的,也有扛三股铁杈的,老远一看红彤彤的像一片火。当时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看人家去,我也跟着去了。卸坊村的大财东刘鲁堂也从三原县回来了,武字区民团团总王厚庵也在场,还有县上来的孙一君(他是当时中共三原县委的负责人之一)。这时候,一个庄稼汉打扮的年轻人,有20来岁,大个子,站在一张桌子上讲话。我不认识他,听口音是个外路人。听旁边的人说,他叫乔国桢,是从广州来的。这时候见他抡着胳膊,大声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 ①摘自肖德印:《红旗初举》,原载1958年第10期《延河》。编者有删改。 ②肖德印,陕西省三原县陵前乡柿树坡人,已逝世。 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他还说了很多话。最后他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唐亦民、张振海等,说他们是农协的委员,问大家同意不。半晌没人吭声,后来不知谁喊了一声“行!”大家也跟着喊着:“行!” 选举毕了,乔国桢叫大家不要散,说有一案官司要大家来断。这时只见有一个人面对着大家,头耷拉着,站在桌子旁边,浑身直打战。 这人是北边朱村一个小偷,名字叫朱牛。他和另外一个小偷偷了人家的牛,牛主人告到民团王厚庵那里,王厚庵把朱牛捉住,拿了朱牛的钱,要放朱牛,牛主人不答应,一再要叫赔牛。王厚庵知道要成立农民协会,就把这件事交给农协来办,想来试试农协的软硬。 王厚庵是东边长坳堡人,是土豪刘鲁堂的走狗。这家伙是个捉贼放贼、坐地分肥的地头蛇。他名义上是民团团总,实际上是这一带的土匪头儿。群众对这家伙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但他有枪有人,又有刘鲁堂的粗腿,众人一时还把他扳不倒。 乔国桢到武字区后,早就把他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刨得一清二楚。今天在农协成立会上,想借朱牛的事做火药芯子,一下把王厚庵这个土皇上轰倒。这时,乔国桢在大会上把王厚庵的罪恶事实一揭,嘿,群众的情绪忽地一下子就起来了,简直像干柴遇上了火,梭镖乱摇,铁杈乱举。有一个人竟要用铁杈挑那狗日的。群众一齐吼道: “打倒王厚庵!” “铲除土豪劣绅,为地方除害!” 吼声真大,就像二月里的闷雷,震得整个陵前坳都动弹了! 于是农协会趁热打铁,当场宣布撤销王厚庵的民团团总,解散民团,成立农民自卫队。 会上还宣布取消地亩附加税,减轻群众负担,消灭土匪,禁止赌博等。 (二) 我是个穷汉娃。父亲从湖北老家逃荒到这里,既没房又没地;母亲带着我给人家财东做饭,父亲和哥哥给人家打短工熬长工。民国初年,我还在西安梁府街印刷局当过一年多工人,后来回到家里还是没有办法生活,又到胡笠僧的部队当了兵。乔国桢同志早就把我的底刨清了。农民协会成立一两天,他就叫我去给他帮忙打杂。他经常给我讲,穷人要翻身,过好日子,只有扭成一股子起来闹革命。他还讲广东、湖南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都起来了,分土豪的粮食,还分田地。听了这些,我心中自然很高兴,盼着我们也能像人家那样干。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村外一处老坟地,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问他参加了共产党都要干些啥?他说党员要领着穷人打土豪,分土地,为咱穷人闯江山。我说:“行”。他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我说:“这没有含糊的,人来世上只能死一回么,咱不起来和那些狗日的干,也是没有活路,为了穷人过好日子,死了也值得。”他还给我说:“这事对任何人也不能说,连父母妻子也不能说。”1927年2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就在农协当了武装委员。 乔国桢同志真是个好同志,他对党的革命工作,真够得上赤胆忠心,坚强勇敢。我从来都没有见他发过愁,整天马不停蹄地跑到东村走到西堡,找群众交谈。他常给我说:“只要咱们穷人都跟着党来,谁也把我们打不倒!” 农民协会在他的领导下,威望越来越高,群众有大小事都来找农协。甚至连谁家家务不合,妯娌吵嘴,都来请农协评理。我记得乔国桢同志办了这样几件事情,群众叫好,土豪地主咬牙。 宋家河[焦村]的财东崔福成霸占了—个穷人胡老本几亩地。官司在三原县打了十几年,胡老本老输,把崔福成告不倒。农协会成立后,胡老本就告倒了崔福成。崔福成自然不满,但也不敢说啥。另一件是,大寨堡财东雒彦福当了贫农王大娃20亩地,当的时候当价是白洋。那年王大娃要卖地,交的当价是当时使用的那种纸票“流通券”。雒彦福不要纸票,硬要白洋,闹到农协后,自然判断的是给“流通券”。还有一件事:1927年我们这一带种的烟叶特别多,烟税很重。农协会为了减轻群众负担,给县上少报了烟苗亩数,那些狗豪绅知道后,就密告农协,说农协以多报少,营私舞弊。不几天,县上派来了查烟委员,想查个究竟。乔国桢同志把这位委员安顿在我们农协住。中午,他把我叫出去,对我说:“你去到地里多弄些苜蓿菜,下午做白水煮苜蓿。”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一大锅苜蓿煮好了,我就给他们端饭。乔国桢同志接着就吃,吃得很香。那位“先生”拿起筷子,看了半天,在碗里挑来捡去,龇牙咧嘴地吃上半口。那家伙吃了半天,碗里还有多半碗,最后实在咽不下去了,说他这几天胃不太好,不能多吃。乔国桢同志又非常认真地说:“不要客气,好坏总得吃饱,可不能饿肚子呀!”吃完饭,那家伙给乔国桢说:“乔主席,我知道咱农民协会向来办事认真,烟苗兄弟就不再细查了,至于烟税请你看着办就是了,我还要到别区去。” 农协这样干,群众也都跟着农协来了。但是,地主豪绅和反动派都恨得咬牙切齿,暗地里开始打上我们的算盘了。有一次,王厚庵把几个豪绅请到他炕上,他从烟灯下坐了起来,说:“我今天说话觉得脸红,咱们一个个胡子多长,竟然叫姓乔的一个娃羔子把咱们踩在脚下,给脖子尿尿,这口气,众位都能咽下去?” 这些王八蛋早就恨不得把乔国桢一口活吞了,但是平时一见农民的红缨梭镖就吐舌头,谁也不敢乱动。王厚庵这一激,都把黑心掏出来了。于是,他们商量派人在楼底坡先暗地里干掉乔国桢,再收拾农协。 (三) 1927年5月里的一天,乔国桢同志心事很重地对我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南京惨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说我们今后得提防着些,眼睛放亮些。 阴历六月初五下午,中共三原县委送来一封密信,说县城里的军队要来陵前,叫我们注意着。这时候天已快黑了,我们以为敌人总不会今晚上就来吧。 好久没有下雨,天气热得厉害。晚上乔国桢同志到大寨堡有事没有回来,副主席唐亦民同志回家去了。我和少廷海四个人,拉了几页席睡在学校(农协会的办公地方)的院子里。临到天亮的时候才凉快了。我睡得正香,忽听得从墙外跳进来个啥,我一惊,往起一站,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就顺声倒了下去,接着又是两枪,从耳边擦了过去。 我心里很清醒,知道自己脸上中了枪。敌人以为我已经死了,拉了一页席盖在我身上,我也就静静躺着,心想只要挨磨得敌人一走,群众就会来救的。 天明了,敌人把几个同志绑在树上,用马鞭抽打,问乔国桢在哪里? 这时,我听见从外边又拉进来一个人,马鞭不住地抽着。糟了,一定是老乔。 “姓乔的跑到哪里去了?”敌人吼叫着。“不知道!”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回答着。 “那姓乔的共产头常在你家里住,你不知道?”敌人气得像狼一样地号叫着。 “人长两条腿,会走会跑,我怎么能知道!你们有本事自己去捉吗!”这声音很大,我一听知道这人是薛育文。他是个穷光棍汉,乔国桢同志常肯在他家里住。这时知道老乔真的走脱了,我心里真高兴啊! “弄几页板把狗日的埋了,这么热的天,一会儿会臭的。”听声音知道这是土豪雒彦福。我心里不禁一惊:“这回怕逃不脱这狗日的手了!” 王厚庵也来了。他问:“打了的是不是乔国桢?”雒说:“不是,没有弄住。” 王说:“没有到大寨堡子去找?”不知谁说:“去过了,没见人。” “他还能钻到牛尻子里去,不把这土匪头干掉,实在不能解恨。”他对革命仇气多大。 太阳偏西了,敌人还没有走。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太阳底下,这时我浑身跟火燎的一样。 正在这时候,猛的有人把我身上的席揭去了。喊道:“排长,这家伙还没有死。” 这一下完了。我浑身鼓足劲,等着枪响。可是,那排长却说:“没死,算了!留个活命,又不是头儿。” 敌人刚一走,群众就拥了满院。我妈一进来扑在我身上哭得气都上不来了。几个老太太给我熬红糖水喝,说是怕咽下去血,结在肚子里。当天连夜就把我送到富平庄里镇一个医院里。 (四) 住在医院里,我心里总不定,老乔现在怎样,跑到哪里去了呢? 有一天,我们村里一个人来看我。他悄悄对我说:乔国桢和唐亦民同志来看你,到庄里街上被捉住送到三原押起来了。我一听,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醒来后又是两股眼泪。 我胡思乱想,竟抱怨起他俩来了:为什么要来呢?就是我死了才只一个。这一下,就是我的伤好了,出去找谁呢?今后的工作又该怎么进行呢?在医院里我实在住不住了,伤一下也好不了,干脆就回来了。 回来一看,每天到县里探望老乔和唐亦民的群众络绎不绝。有的从自己家里打了“石头干饼”送去,有的在街上买的西瓜送去,保状呈文送个不停。有的群众提议,如果乔国桢同志真的牺牲了,要给他修座庙。敌人一时怕惹怒了群众,对他俩没敢杀害。后来经许权中同志的营救,才被释放。 老乔回到我家里,我俩一见面,那股高兴劲就甭说了。但他好像根本没有遇见过什么危险似的,反来给我壮胆。他问我:“害怕不?心里没有松劲吧?” 我说:“有啥害怕的!咱们要革人家的命,敌人自然要弄咱们。有他们就没有咱们,有咱们他们狗日的也别想活!这才是个开头,出水再看两腿泥。豁出这条命也得跟狗日的干到底,回头路我不走。” 他说:“只要你心里不含糊就行!我们党员永远也不能动摇。的确,这才是个开头,真正的斗争还在后边哩。看来我们非抓枪杆子不行,我们不能等着挨打呵。” 我问他今后咋办,他叫我先把伤治好,把基本群众团结好,等他给陕西省委把情况汇报后,看上级的指示再说。 (原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86年第一版《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 回忆三原的农民运动①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韩文禊② ①根据韩文楔1982年11月12日和1984年8月25日两次访问谈话录音整 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韩文楔,陕西三原县马额乡南韩堡人。 1926年三原解围后,史可轩在三原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我是由武字区四分团派去参加讲习所的。当时三原是区团制,共分八个区,每区八个分团。县上通知每一个分团派一名学生参加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50多人。武字区去的学生有韩文楔、宋纪文、李木军、屈盛榜、王巨英等。 讲习所的地址设在渭北中学(三原县山西街),史可轩同志任讲习所主任。开学时,史可轩同志给我们讲了话。大意是,军阀横行无忌,贪官污吏肆虐,民不聊生,我们要奋起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等等。当时我们都是20来岁的青年学生,原来读的是《四书》《五经》,根本没有接触过革命理论。可轩同志的讲话慷慨激昂,听了以后顿觉新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讲习所的学员穿的都是史可轩部队发的军衣,戴的是童子军帽子,实行军事编制,接受严格训练。教官大部分是从史可轩政治部派来的,南方人较多。可轩同志每周给我们上一次课,同时经常询问我们的学习,关心我们的生活。 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当时没有课本,教材都是油印件。其中有很多教材是由江西来的。给我们讲课的教师有:崔佚帆(燕京人,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来的)、庞诚斋、马文宪、魏野畴,乔国桢等人。 讲习所学习结束时,史可轩带我们去参加云阳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指示我们回去以后,也照此办理,如区上成立了农协会,就参加农协会工作,如没有成立,要尽快组织成立,要广泛宣传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提倡妇女解放,尽快把农民动员起来。 我回到区上后,武字区农协会已由乔国桢、唐亦民组织起来了,我便参加了农协会的领导工作,担任宣传委员。肖德印、李树云、薛清俊分别负责武装、保卫和文书工作。史可轩还给了武字区10支马拐子步枪和子弹,由我交给农协。 农协会成立后影响很大,在劳苦农民中威信很高。大家把农协看成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组织,拥护农协,相信农协,要求加入农协的人越来越多。群众中的冤枉事都来向农协会反映,要求以理公断。农协会也断了几个官司。一件是焦村胡老本的10多亩地,在崔福成庄子跟前,崔福成仗势欺人,把胡老本的地霸占了10多年不给,胡打官司打不赢。农协会成立后,胡把崔告到农协,农协以理断了这案官司,崔把原地退还给胡老本。第二件是刘德成把曹庄子孙寡妇10多亩地霸占了多年,农协很快把地断给了孙寡妇。 农协处处替穷人着想,为穷人办事。1927年春,群众生活很苦,政府分配税收不公,要商二农八。乔国桢、唐亦民多次到三原找县长交谈,最后改成了商六农四。 农协大力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妇女放脚,要求各分会收缴裹脚布。 农协在防匪、治安、禁赌、检举坏人、解放妇女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反动阶级却对农协怕得要命,恨之入骨。1927年农历六月,三原县驻军王少猷(田玉洁部混成旅旅长)派人来武字区捣毁了农民协会,打伤了肖德印。乔国桢、唐亦民二人在富平庄里镇也被民团抓住,送往三原县关押。武字区的群众纷纷到县城探望,驻军见探监群众络绎不绝,便很吃惊,遂把乔、唐二人尊称先生,把他俩单独关在狱神庙,并支了床板,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不久,宁汉合流,冯子明(冯毓东,师长)部进驻三原,史可轩同志遇害,余部由许权中率领暂归冯子明部,许任旅长,遂率部来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押狱中,亲自给冯说情,几经周折,才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原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第一版《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 乔国桢与农民武装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赵和民 乔国桢同志离开我们40周年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洪流中,我与他有过共同战斗的经历。他那忠心耿耿、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脑海里。 陕西华县高塘塬上的农民运动是很有基础的,早在1925年,我们就开展过打土豪的斗争,杀了反动民团的总团长孙景福,组织过公民会。1927年5月,陈述善同志任高塘民团总团长,我任副团长。这是我党在渭华地区所掌握的一支民团武装。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加速武装暴动准备工 作,调整了高塘民团的领导。陈善述负责华县县委军委工作,我任总团长,并调乔国桢同志来高塘。国桢化名王拯民,任民团教练,人称“王教练”。他来到高塘总团后,就向党组织建议整顿团务,清除思想落后、旧习气浓厚的团丁,由苦大仇深的农民和党、团员充当团丁;特别是要撤换那些旧意识很浓的队长,由共产党员接任,如李丕山烈士就是这时候来民团任队长的。在政治、军事训练中,国桢同志以广州农讲所为榜样,努力实践毛泽东同志的农运思想。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要求,上至总团长,下至伙夫、勤务一律参加军事操练。甚至连高塘学校里的一些党、团员也自动前来接受训练,使高塘民团工作的面貌为之一新。在训练过程中,国桢同志总是身先士卒,与团丁们同甘共苦,受到大家的爱戴。他还亲自前往许权中部队联系,争取军队对农民武装的支持。我记得他曾从许部带回很多的子弹和手榴弹。 在武装暴动的准备过程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同志等曾来高塘镇视察工作。他们指出:为了扩大高塘塬的农民武装力量,除了加强对以民团为基础的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以外,还有必要积极主动地作争取青洪帮和其他民间武装的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R·B团,直接由省委领导,开展对民间武装和青洪帮的工作。国桢同志常亲自带领队伍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到不少的枪支弹药,并为省委筹集到很多资金。我们用党的革命思想教育那些绿林人物,使他们逐渐放弃打家夺舍、劫富济贫的斗争方式,而与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粮食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成为渭华暴动中农民武装的一个组成部分。 恶霸地主王文凤和姬捷三勾结县主薄李镇山(后为清乡局局长),向县长段紫光行贿5000元,买得高塘总团正副团长的委任状,同时对我又以擅自杀人罪(实际上是指乔国桢同志领人镇压恶匪头子武占彪之事)撤职查办。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派人刺杀县长段紫光;另一种就是乔国桢、陈述善的主张。他们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保持高塘民团武装的领导权,设计镇压王文凤和姬捷三。我们采纳了乔国桢的意见。于是,我们向县政府表示同意王、姬二人来高塘交接,并在1928年3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欢迎”新任团长上任。在大会开始时,突然将王、姬二人捆绑上台,“欢迎”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会上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霸。大会接受群众意见,对王、姬二人宣判死刑,吓得他们面如土色。后来出于慎重起见,未对他们执行死刑。段紫光电告宋哲元,请求派兵“围剿”高塘民团、高塘学校和谷墩学校。 不久,宋哲元果然派渭南驻军师长田金凯带领约一团人马,对高塘民团和两校发动突然袭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已有警惕,陆续将团丁和武器分散到各村,敌人扑了一个空,我们只损失了几杆破枪和一些手榴弹。敌人在袭击高塘学校时,抓走了李维俊校长,并将其杀害。 田金凯部队返回渭南的当天晚上,我与乔国桢、陈述善三人秘密来到姬家河钟金耀(即钟师统同志)家里,在他家建立民团临时指挥部。我们白天在钟家不出门,晚上分头到各村活动,积聚力量,重整旗鼓。 几天后,县政府就派李镇山带着50余人来高塘驻守。他住在镇上大商店敬胜隆号,神气十足,准备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向县委(代号文华)写了一封信:请求由渭南调50支手枪来,并表示要与王教练亲自率队打进敬胜隆,活捉李镇山。国桢同志带着这封信去找县委,不幸在半路上被李镇山的人抓住,并搜出了他携带的信件。乔国桢被带到李镇山面前时,广盛义的经理吕建林对乔说:“你还不赶快向李大人跪下,说出赵锡琰(我当时的姓名)和陈述善的住处,就舍你一命!”国桢同志怒目而视,大义凛然地说:“跪下求饶?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吗?要杀就杀,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叩头求饶的道理。”李见威吓不成,就缓和一下口气说:“我和你们不结仇!你只要说出赵锡琰在何地,我想与他见面谈谈!决无他意。”乔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他给文华的信了吗?信上明明说要打进敬胜隆,活捉李镇山。他调50支手枪来,不就是为了与你见面吗?你等着看,明天他就要来捉你了!”李镇山看到国桢同志充满信心,英勇不屈的神态,又想到高塘民团还能一次就从渭南调来50支手枪,说明这一带共产党的力量一定很强大,自己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就下令放了乔国桢。他自己也不敢继续待在高塘塬上,第二天就带领人马回华县交差去了。国桢同志这次传奇般地脱险,生动地说明了当年高塘塬上农民武装斗争的威力。 1928年5月,渭华暴动时,高塘民团配合革命军,在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与国桢同志半年多来扎扎实实的工作分不开的。暴动失败后,我们都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陆续离陕而暂时分别了。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怀念党的坚强战士———乔国桢同志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张明远 我和国桢同志初次相识,是1926年5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桢来自陕西,我来自河北,都是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出的。在农讲所,除了结合实际学习政治理论外,还学军事,生活军事化。我俩因身高相同,军训时,常常排在一起。我见他的技术熟练,很钦佩,后来才知道,他以前曾进过学兵队。我俩上课不在一个班,平时交谈很少,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朴实,很能吃苦耐劳。在学习期间,我们一起接受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同志的教诲;一起去参观海陆丰的农民运动,亲眼看到那里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动人景象;一起参加中共广东区召开的党员活动分子会议。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使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较全面的教育。虽然是初步的、启蒙性的,但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革命思想觉悟。这年9月,我们结业,各自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1930年初,我调天津一区(在小刘庄一带)任区委书记,国桢此时在天津任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当时天津尚无市委,一区直属省委领导,我俩在工作上直接联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一区是天津纱厂集中的地方。当时天津有五个大纱厂,其中四个在一区,这里还有一个码头,因此工人集中,是职工运动的重点。国桢同志常常深入到各厂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这时,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中央错误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在全国发动总暴动的时机即将到来,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团工会,成立统一的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在全国举行武装暴动,并派人到天津,向省委传达了上述精神,帮助省委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五一节发动全市党团员和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众,举行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等。对此,国桢有不同的意见,并找我交换看法。他认为,在天津,敌人统治力量还很强大,我党和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不具备举行总罢工和暴动的条件。目前,党组织应当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最迫切要求,踏踏实实地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揭露敌人及其御用工会的反动面目,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用工人自己的工会或其他名义,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为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创造条件。我和国桢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根据党的组织原则,我们不能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五一节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国桢被捕。我们先被押送到巡捕局。审讯时,我们都用了假名,表示互不相识,编了假口供。他化名高子香,因是农民打扮,便说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尽管我们受到严刑逼供,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和党的任何秘密。敌人无奈,便把我们按政治嫌疑犯,移交法院审理,送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关押。 在我们进三监之前,彭真、詹大权等许多同志已被关在那里。彭真同志领导政治犯进行了“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并在政治犯中建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书记的秘密党支部。敌人对政治犯非常害怕,于是修了一座新监房,把政治犯都集中到新监关押,与普通犯人隔离开来。 我们一进来,立即加入了斗争行列,国桢同志不久即担任了秘密党支部委员,后来又担任支部书记。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以彭真、乔国桢和其他几位同志为核心的党支部,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监狱斗争的特点,确定了支部在狱中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策略与要求。当时的形势是,南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发展很快;在中原,蒋、阎、冯正在激战,阎锡山非常重视天津的治安,天津的党、政、军、警、法院等方面各派系的明争暗斗亦在发展。支部认为,这种形势对我们有利,应利用它,配合外面的革命斗争,开展狱中斗争。支部还认为,监狱斗争的特点是,敌人把监狱作为杀人不见血的屠场,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残酷虐待折磨,摧残我们致死。支部的任务,第一是团结全体政治犯,把这座屠场变为争生存的战场,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要利用敌人的法律,揭露他们贪赃枉法和残暴,要求改善待遇,争取生存的权利;利用敌人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和弱点,集中打击监狱统治者,争取和团结全体政治犯一致行动。在斗争中,严守纪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争取狱外党组织的支援、社会各界的同情,以多种斗争方式,去争取胜利;必要时进行绝食斗争,但绝食斗争必须在有很大的取胜可能时进行,不能轻举妄动。支部的第二个任务,是把监狱变成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利用坐牢的时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我国革命经验,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出狱后从事新的战斗充实思想武器。 党支部根据以上指导思想,领导政治犯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其中包括全体政治犯参加的四次绝食斗争。 国桢同志出狱前参加领导的第一、二次绝食和其他各种斗争,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第一次绝食,经过五天的生死搏斗,敌人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改善了伙食,吃细粮,增加蔬菜;除去脚镣,白天不锁监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延长家属探视时间和增加次数;放宽购买书刊的限制,等等。党支部一面总结经验教训,一面告诫大家,敌人决不甘心于失败,必将进行反扑,我们一定要做好迎击敌人新进攻的准备。 果然,绝食胜利后不久,敌人用分散政治犯的措施,破坏监狱斗争。我和国桢一度被转押到巡捕局。同时,敌人对留在三监的人,又恢复了以前的恶劣待遇。为了反抗敌人的进攻,政治犯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就在绝食开始的这天,我和国桢又被转回三监,立即投入了战斗,把这次绝食的消息,秘密地向《大公报》投稿,得到披露,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经过四天的拼搏,敌人又一次遭到失败,给我们恢复了第一次绝食争得的待遇。 两次绝食斗争的胜利,不但使生活条件得到重大改善,而且在新监范围内有了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支部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组织大家学习上来,根据文化、政治水平不同,编成班组。国桢除勤奋自学外,还辅导别人,给政治水平低的人讲课。此外,他还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军事操练。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桢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文件,结合狱中斗争实际,批判了“左”倾思想,总结了经验教训。 记得当时在一些问题上,支部中曾有不同意见,例如团结全体政治犯共同斗争的问题。在政治犯中,除表现好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外,还有个别叛徒和国民党的反阎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有些同志敌视、排斥他们。国桢认为,他们虽然是各类不同的人物或阶级敌人,但在改善生活待遇问题上,和我们有共同利害关系,应当团结争取他们共同斗争。党支部根据这种指导思想,做了许多工作,结果,在绝食时,全体政治犯一致行动,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对狱中斗争的前途问题,也曾发生过意见分歧。有人主张,狱中斗争要不断深入与扩大,最后夺取监狱武装,暴动出狱;目前就应开始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国桢同志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指出这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左”的盲动思想,说明其危害性,使支部的思想统一起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出现了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组织所谓“中央非研讨组员会”。顺直省委也有人跟着搞了个“第二省委”,使省委和天津地方党组织陷于分裂混乱状态。“第二省委”通知三监的支部,今后要接受他们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国桢主持召开了支委扩大会,一致认为,他们搞第二“中央”和“省委”是违反党章的,非法的,对他们分裂党的活动,感到痛心。会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领导,谴责“第二中央”和“第二省委”的分裂活动,要求他们立即解散非法组织,改正错误。这个决议秘密地送到省委,得到省委的鼓励。 国桢同志于1931年5月刑满出狱。我们得知,他找到了党组织。同时“第二省委”的人也来拉他,但他坚决拒绝了他们,并且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耐心地劝说参加“第二省委”的同志脱离这个分裂党的非法组织,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经过他的工作,有部分同志认识了错误,脱离了“第二省委”。 1938年我们先后到了延安。我见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深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组织决定送他去苏国治病,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会! 我和国桢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深感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高尚品德,将鼓舞我们前进!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难以忘怀的人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孙振武 1930年2月中旬,在天津法租界劝业场门前大街上举行飞行集会时,燃放爆竹信号的同志被巡捕抓住。敌人正要抓捕喊口号的同志时,只见一个高高个子,黑黑的面庞,两目炯炯发光,头戴礼帽,身穿时髦的高级呢大衣的人跑到巡捕身旁,用身体挡住喊口号的人,使他脱离险境。 同年3月18日在天津东马路太平旅馆门前,示威的队伍喊着口号前进时,又见到那个人,在队伍的前后,和领队人及运送传单的薄一波同志频频联系。 因为《大公报》中有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对我党诬蔑造谣,组织决定给以警告。一天的11时许,示威队伍闯进大公报社,向其示威。当巡捕赶到,在示威队伍急于撤退时,又见那个高个子出现在门口,和另一个同志指挥分散工作。 在效康里党的大会上,布置五一罢工、罢课、罢市,举行游行大示威时,那个人紧紧地站在发言人之旁。这个人,在每次紧急危险的关头,总是站在最前面,使人敬佩,但他是谁,因为党的纪律,不能问,只有在心中景仰。 五一那天,我从郊区来到机关时,被特务逮捕,拘押在小楼上。我一进门,就看到那个勇敢的人,蹲在墙角。他示意我不要说话,我就低下头不言语蹲在另一墙角。 傍晚,敌人将我俩一起转押到拘留所,分在两个房间。我一进门,北区委赵云生问我:“你和老乔一起被捕的吗?”这时我才知道所敬佩的那人叫乔国桢。 5日晚,我们80余人被送到法院。刚到候审室,老乔和老宋分别给党员说:不要改供。在巡捕局没招供的人,要仍旧不招供。已承认是共产党的,就说是特务用刑逼的,坚决不承认。那天法院问了我们姓名、籍贯、职业、何地被捕,就把我们送到天津小西关监狱。 我被押在乔国桢隔壁牢房。两天后放风时,他要我转告同志们,不要想越狱,这个监墙之外,还有大墙,是出不去的,越狱是无谓的牺牲。狱中同志还纠正了在牢里不进行斗争的偏向。他经常向我传达总支的指示和日常斗争的策略。 乔国桢在狱中化名高子香。他个子很高,黑黑的面孔,又有炯炯发光的两只大眼,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意思是黑夜的灯塔。 为纪念八一,各监房同志唱起国际歌,高喊“纪念八一!”“打倒国民党!”等口号。监狱当局着了慌,向军警机关打电话说,政治犯要暴动。全市军警宪的武装乘车来到新监,看到门窗没动,犯人安坐在各牢房中。我们告诉军警宪们说,监狱当局想陷害我们,因此军警宪对监狱当局非常不满,从而争取到了部分军警宪士兵对我们的同情。 9月中旬,魏振华同志被折磨死了,总支立即布置绝食斗争。对内说明绝食不是拼命,而是一种斗争方式。为了保护身体,每人准备一包盐,绝食后,躺着不要动,饿得难受了,食两三个盐粒,以保护胃。对外每人给关系人写信说明我们被迫绝食。 乔国桢让我给各通讯社、各群众团体和大中学校一昼夜写了80多封信,请他们来采访参观访问。他还告诉大家,我们绝食,外边不知道,无有外援,我们饿死狱中,正合他们的意。能否全体行动起来,尚无十分把握,要先检验一下这个队伍。这天中午,总支宣布纪念魏振华,绝食一顿。这一号召,得到全体政治犯的拥护,连“龙虎军”也都参加了。我们立即将信发出,次日动员说我们知道魏振华是饿死的,若不改善伙食,总给我们吃发霉的玉米面还不能吃饱,我们不久也要饿死。我们是政治犯,要争取政治待遇,今天下午我们集体绝食来改善我们的待遇以免饿死狱中。绝食后,我们得到天津党组织在外面的援助。他们发动各通讯社、报社采访,各民众团体和学校及犯人的亲友探监,来人挤满了监狱的大客厅。国内外报纸刊登了绝食的消息。经过七日的艰苦斗争,经和当局的交涉,阎锡山几次电告曾延毅主管尽快解决。当局答应了七项条件,绝食斗争胜利结束。 敌人以为这次事件是由傅茂公(彭真)、郭宗鉴、金城(靳子涛)等鼓动的,将他们五人解送陆军监狱。乔国桢同志重新组成支部,并组成了三个梯队和四个分支。 斗争胜利后,乔国桢和总支抓紧时间,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文化和思想水平,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八一南昌起义、广州暴动和上过黄埔军校、农讲所的同志讲党的历史;理论组又分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两部。《资本论》因无中译本,翻译一段学习一段,还让每个党团员要学会使用步枪武器。 1931年三四月间,奉军入关。监狱总支研究了各方面形势,为了保住上次斗争已得到的政治待遇,借装殓高庆熙烈士之事,发起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由于党总支领导正确,经过四天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得到了保持政治待遇的胜利。 在狱中一年多的相处中,乔国桢同志理论与实践结合,运用丰富的斗争经验,灵活地领导监狱中的斗争,使每个党团员和群众在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尤其他对我的教育,永远难以忘怀。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个别文字有修改) 我印象中的乔国桢同志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杜松寿 1926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派陕西籍 青年10多人去广州上黄埔军校。这10多人中就有乔国桢同志和我。这是“三·一八”惨案前决定的。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在这个非常情况下,党决定我们10多人一律去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4月,为了南下安全,我们从天津取海路来到广州。 这次农讲所第六届招生,不同于前五届,学员主要是全国各省保送来的优秀青年,不像前几期以广东学员为主;党员较前占的比例大,320名学员中有260名是党员。这个学校跟黄埔一样,也是军事化,每天都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演习。乔国桢同志以他高大魁梧的身躯、紫黑的脸膛、炯炯有神的目光,显示出雄武的革命英姿。他实弹打靶,三发三中。野外演习,动作迅速,遇见壕沟敢跳,选择地形好,随机隐蔽好,夜间演习认真。我们的军事队长姓赵,是个广东人。我们一些同志对队长的广州话听不懂,再加上军事知识欠缺,影响军事学习。国桢同志凭着他在河南的军训和战斗经验,对赵队长的讲话理解较好,成了我们的翻译,对我们的军事学习帮助不小。 农讲所聘请当时的革命理论家和工农运动先驱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陈启修、何香凝、萧三、李立三到讲习所上课,还有学生十分喜爱的住校专任老师萧楚女同志。在这些老师的教育熏陶下,国桢同志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学习的强烈兴趣。课余自学的教室他是常客,他还约我一起晚间访问萧楚女老师。 国桢同志在农讲所的日常生活也给我留下了真诚高尚的印象。他艰苦朴素,勤奋自持。学校让学员自报短缺的衣物,他宁可将将就就,也不领取新的。这给他以后从事农运、工运、军运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作风奠定了基础。 农讲所结业后,陕西籍学员全部回到家乡,分散各地从事农民运动。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到华县组织农协,国桢先在胡景翼的家乡富平胡家办的立诚学校立足,不久即分配到三原县武字区从事农运工作。国桢既组织农民,又武装农民,建立了典范的农运基地。武字区和乔国桢的名字相得益彰,驰名渭北,也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根基。1927年秋,为了给渭华暴动准备力量,培养军事人才,国桢同志到华县高塘地区做民团工作,后参加渭华暴动。暴动失败后,国桢同志机智脱险,又参加华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我们当年上农讲所的16人,有不同的遭遇,有可歌可泣的事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如果要具体地提出一个人作为代表或举例,那就会自然地或者不约而同地提名乔国桢,这绝不是偶然的。对我说,国桢同志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撰写回忆录,我很惭愧,我不能深刻地恢复他的历史面貌。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深切怀念乔国桢同志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蔡子伟 今年7月31日,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乔国桢同志逝世40周年纪念日。我谨把50多年前与乔国桢同志在北平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作为一朵洁白的小花,奉献在烈士的墓前,寄托我的哀思和悼念。 1931年,我担任北平宣外地下支部书记。有一天,得到消息说乔国桢同志正在北平的德城医院住院养病。我去医院里看望他,从此有幸结识了他,知道他先是在唐山煤矿,后又转到天津、北平工作。由于他长年累月与煤矿工人一起下井挖煤,沉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加上繁忙的工作和多次坐牢,遭受敌人折磨摧残,累坏了身体,得了肺病,常常吐血,吐得血中还有煤尘。党组织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安排他休养治疗。当时的德城医院和协和医院一样,都是外国人开办的,住院不容易,医疗费昂贵,但组织上仍克服了种种困难给他治病。后来出院后,他一边养病,一边化名工作。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到处搜捕他,逼得他整天东躲高原地,无处安身。记得他曾在广安门外的白云观寺里住过一段时间,我和陕西的一些革命青年还去看过他。后来,叛徒又带人去抓他,他翻墙逃跑。由于敌人在北平搜捕得紧,无以藏身,他便到了上海。在上海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曾有一段时期靠卖小报维持生活。叛徒又追到上海抓他,无奈,经陕西革命前辈杨明轩的接济,他又从上海潜回北平。 当时,正处在立三“左”倾错误和后来更“左”的王明路线时期。针对他们在地下工作中推行的“左”倾路线和盲目、冒进的做法,乔国桢同志指出,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应当实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汇集革命力量。只单纯地搞飞行集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鼓动少数士兵倒戈哗变,不但不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损伤,反而只能暴露自己的力量,给敌人的破坏逮捕提供方便,对革命危害极大。他告诫我办事情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而且要特别注意效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上,要扎扎实实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还向我介绍了当时国民党财政部第三印刷厂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要我们和工人,特别是北平几万洋车夫工人、贫民交朋友,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他精辟的分析和忠告,使我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明确了方向。至今想起此事,我还是十分敬佩他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乔国桢同志一生出生入死,多次被捕入狱,因此,拥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对监狱中的斗争生活也很熟悉。当时,我们搞地下工作,常常碰到的难题之一是有些被捕的同志出来后,往往没有可靠的证据证实其真实的政治面貌;但因为地下工作的特殊情况,又必须甄别清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找乔国桢同志,请他帮助分析。他就详细询问这些同志的生平、政治表现和在敌人监狱里与敌斗争的态度,受刑的轻重等多方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判断,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因此,有同志敬佩地称赞他是“吾党之董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延安毛泽民同志领导下的国民经济部工作。有一天,我突然见到了乔国桢同志。他告诉我,组织要安排他去苏国养病。他说他在中央组织部的大门口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过去在华北一起做革命工作的同志,非常高兴。这是我和乔国桢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听说他从苏国养病回国,经过疆域,被背信弃义的疆域军阀盛世才关进了监狱。1945年7月31日,乔国桢同志被折磨死在迪化(乌鲁木齐)监狱。 转眼4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追怀乔国桢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像他那样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只有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烈士乔国桢同志生活的片断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蒙仲穆 乔国桢同志是陕北佳县人。1924年他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因反对保守教员的谬论,被开除学籍。后经组织送往河南开封国民军二军胡景翼所办的学生队学习,队长为刘天章同志(共产党员)。 1926年乔国桢同志又被组织送往广东,在毛泽东同志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他回到陕西,到三原北乡武字区做农民运动工作,很受农民的欢迎。尤其是当国民一军发行的军用流通券将要停止使用时,国桢同志连夜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将武字区农民所有的流通券送到当时的三原县政府,为农民抵交粮款,使农民未受一点损失。因此农民对国桢同志更是感激爱戴,服从他的领导,反对土豪劣绅。土豪劣绅都恨他入骨,勾结反动军阀,将国桢同志逮捕,押于三原县政府。经全区农民联名写保状,连开明地主也参加营救(可见国桢同志当时统战工作也做得很好),他出狱后即从事地下工作。 据国桢同志说,他曾在开滦煤矿做工运(具体时间记不清),顶替矿工名字,深下煤井,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领导矿工和资本家作斗争。为了增加工资,他领导工人进行罢工。反动政府派军警将工人代表逮捕,其中就有国桢同志,化名焦复生。 国桢同志在北平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在那儿发现他肺病很重。看守长怕乔国桢病死看守所,给他增加麻烦,随即报告法官,准予取保释放。释放后,组织立即帮助他到北平协和医院去治疗,该院也认为他肺病到了第三期,无法医治,劝他迅速回家。这是1932年的情况。 国桢同志觉得自己为了革命,出死入生和敌人做斗争,并不怕死;现在要因肺病回家等死,未免太没价值;因此要坚决和疾病做斗争。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卧床静养。 那时我也因肺病在北平西山疗养,由同志介绍国桢同志和我同处养病。养了一年,他的胃口好,能吃饭,体重恢复很快;1933年8月,再往协和医院复查时,该院医师很是惊讶地说:“我以为你不能再来了,你竟又来啦,真奇怪!你的病很重,肺上有空洞,既然体重恢复很快,这病还有法治。”当即叫国桢同志用X光照影像检查,但须交硬币伍元。国桢同志说:“穷,交不起。”该院医师觉得他的病情奇特,为了研究,准他免费照影像。但须参加轻微的劳动,以抵偿照影像费。 国桢同志照影像后,据说病情虽仍严重,但可将肋骨割去几条,使胸腔肌肉凹下,将有病的肺叶压缩,可以渐好。但该院当时没有医师能做这种手术,国桢同志经组织介绍去上海治疗。上海某医院又介绍他到浏河疗养院暂养。据国桢同志说,当时在该院疗养的还有一位红军师长,被叛徒告密陷害。当那位红军师长被捕离开病房时,曾向他行一注目礼,表示他虽被捕,但决不屈服,希望其他同志继续努力。特务们走后,疗养院有一位工作人员就来告诉国桢同志说:“特务们来捕那位红军师长时,曾说疗养院还有一位共产党员养病,是北方人。”但疗养院因没有特务们所问的人的姓名,便搪塞过去了;可是北方人全院只国桢同志一人,恐特务二次再来,对国桢同志不利,叫国桢同志赶快离院。疗养院不但未向他要住院费,而且还给了他几元路费。他立即离院步行90多里到了上海,找朋友借了些路费又来到北平。据他分析给他透露消息的人,可能是地下工作者。 1935年我们又在北平西山赁了两间小房同处养病。我受国桢同志革命精神鼓舞很大。有一次闲谈,我说:“像我们这样多病的人能多活十年八年就很好了。”他说:“我们要活就活下去,要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只活十年八年,那我就不养病了,不如照常参加革命工作。”我说:“中国革命什么时候能胜利?”他说:“中国革命非常艰苦。胜利的确切时间虽不能臆断,但二三十年后一定能胜利。” 有一次谈到一位叛徒杨朴(又名杨玉峰),他和国桢同志自小同乡同学,曾结为异姓兄弟。我和国桢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的把兄弟现在要接济你养病,你是否接受?”国桢同志很郑重地说:“绝不能接受他的钱,如果接受他的钱,就更不如他了。”可见国桢同志党性很强,对于敌我界限分得很清,决不会因私人感情损伤阶级立场。 1935年有人在国民党军二十五师陷害军委朱少侯同志(陕北镇川堡人),朱同志脱险后,特务根据叛徒的告密,往北平大学学生高家琪处搜查朱少侯同志,发现国桢同志寄高家琪一明信片。特务便根据这一线索,将国桢同志和我逮捕。当时因我们都在床上躺着静养,不能走路,被押于巡捕厅,还须[要]人照顾,遂又被送回原养病处,并派两位巡捕监视。国桢同志乘巡捕不注意时,和我商量脱险办法。他说:“我有组织关系,如不逃跑,特务决不罢休。我一跑,你没有组织关系,这官司就好打了。”我当即同意国桢同志先脱险,并给了他五元硬币作路费。他晚间乘巡捕酣睡后,由窗口跳出脱险。特务第二天来对我大发脾气,以为我叫人将国桢同志接走,当即将我送往北平高等法院看守所。 七七事变以后,我回到西安才和国桢同志见面,他的病还没有好,须动手术,但国内已不可能。遂由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由延安送到疆域,计划出国往苏国治病。不料日后回国到疆域后,盛世才叛变,国桢同志和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遇难。 听说国桢同志被押后身体消瘦,营养不足,难友们都把自己仅领到的一点羊尾巴油节省下来,给国桢同志补充,但他坚决不肯接受。他觉得自己的病是多年陈病,决不能因自己的病影响同志们的健康。自己的病能好与否不敢预测,他希望同志们都能身体健康,出狱后继续参加革命。 1959年9月10日 (作者蒙仲穆,另名嘉福,陕西省旬邑县人,曾在三原中学教书) 忆乔国桢同志在新疆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李握如 1938年春节之后,我的胃大出血,住进了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大约初夏时节,乔国桢同志也来这里治疗肺结核病,从此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1939年4月,我乘苏国运输机到达疆域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此时乔国桢同志已在迪化,我们同住在盛世才的羊毛湖招待所。他的病很重,但看起来比在延安时胖了一点。8月间,我们由迪化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国桢同志因病重比我们走得晚点。到莫斯科后,我们都住在莫斯科南面约30公里的“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这所疗养院是共产国际专门用来接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桢同志在这里没有待多久就转到莫斯科去住院了。10月,我们去克里米亚疗养,疗养院坐落在塞巴斯托波尔以东约20公里一个叫欣明伊斯的地方。 当时国桢同志身体还很虚弱,散步时要由护士搀扶,并且规定每天不得超过一公里。夏天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国桢同志的身体已经恢复得比较好,长得很胖,但不太结实。 1940年10月初,我们结束了在苏国的疗养,离开莫斯科,经塔什干、阿拉木图回国。为办理回国手续,在阿拉木图停留了20多天,直到10月30日才回到迪化。记得在迪化,我和马明方、张子意、刘护平、方志纯等同志住在一起,而国桢同志则一个人单独隔离开住,但我们可以天天见面,这时候他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我党在疆域虽然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在反动本质的驱使下,盛世才对我党实行了种种限制,不允许我们以共产党的名义公开活动。我党为了防患于未然,要求同志们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一般情况下不得公开自己的身份。我们相互之间都不打听彼此的革命经历,不询问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在这方面国桢同志表现出很强的党性,即使在后来的整风学习中,组织上让他向同志们介绍监狱斗争生活应注意的事项时,他也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出自己的身份。 从1942年起,盛世才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特务监视,并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同时,他无故降低了我党驻疆域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减少必要的物资供应,使我们的处境急剧恶化。4月,盛世才以各种名义将我党在疆域各地的工作人员全部调回迪化,与原在迪化工作的同志一起集中到羊毛湖、八户梁、南梁等处,实际上是将我们全部软禁起来了。这是盛世才要公开反共的信号。 面对这种情况,陈潭秋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及时报告和请示准备撤退,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志们进行整风学习,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重点是进行党性和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他还让李宗林、乔国桢等向大家介绍监狱生活、狱中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等。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完全撕下了与我党合作抗日的伪装,公开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疆域事件”。从这天中午起,中共驻疆域人员全部被软禁,陈潭秋等几位同志当天就被捕入狱。我被软禁在八户梁,与乔国桢、杨锡光等同志住在一间屋子里。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又把所有被软禁的人员用绳子捆绑起来,投进了监狱。敌人看到我和乔国桢同志身材高大,捆绑得就特别紧。他们把我们甩上卡车,用帆布捂得严严实实,在武装匪徒的押解下送往监狱。 入狱之始,我与乔国桢、杨南桂同志被关在一个号子里,第二天我们三人就成立了狱中党小组,由我任党小组长。由于环境恶化,国桢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了。为了不把病传染给我们,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我的病重,而且有传染性,你们都还年轻,不能把病传染给你们。我想向狱方写信,请他们把你们调出去,让我和你们隔离开关押。”我们俩都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坚持要和他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但是他坚持要求和我们隔离,并说他自己可以料理自己。我们争论了好多天,最后他还是给狱方写了信,说明病情,要求隔离。大约十几天后,狱方就把我和杨南桂同志调到了别的号子里,与刘护平等同志关押在一起。国桢同志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处处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至今不能忘怀。 后来国桢同志的病情继续恶化,被转入狱中的“养病室”关押。1945年5月至7月,我也因病被送到了养病室,又和国桢同志住在一起。这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吃饭吃药都要人喂,大小便已经离不开床铺。我在养病室照顾了他约三个月。后来敌人不让我在养病室继续住下去,把我赶回了牢房。临走的前一天,国桢同志很难过,他深情地对我说:“我是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到胜利回延安。”我安慰他说:“你在延安时病也很重,后来不是治好了吗?等胜利出狱后,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的。”他又说:“这次我自己感觉比三八年在延安时要差得多。你在这里这么久,天天照顾我,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你表示谢意的,就送你一把小剪子作了纪念吧!你们回到延安后,请帮我打听一下我的爱人和女儿。” 我从养病室回到牢房后,立即把国桢同志的情况向狱中党组织做了汇报,提出国桢同志身体已经很不行了,非常需要人去照顾。经组织同意,刘护平同志自动要求以治病为名进入养病室去照顾国桢同志,直到他逝世。 1945年7月31日,党的好儿子乔国桢同志不幸牺牲于盛世才的监狱之中。为了悼念国桢同志,经狱中党组织与敌人多方交涉,由各牢房派出几名代表到养病室,为他开了个简短的追悼会。他的遗体则由我们的同志亲自安葬在离迪化10多公里的一个荒僻的山沟里。 1983年,在疆域纪念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牺牲40周年时,我把乔国桢同志的小剪子,亲手交给了他的女儿乔沙,勉励她继承烈士遗志,为祖国立功。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追悼七次被捕、八年坐牢①的老战士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同志 李锦春 ①即八个年头,乔国桢坐牢时间五年零一个月。 “我的一个肺已经烂空了,可是我还努力活着,为党工作。” 乔国桢同志一手拿着X光肺部照片,一面对我说着。 1939年我在别离九年以后,又见到了乔国桢同志。他已经卧病在床四五年了,大小便都不能起来,床前一个痰盂盛满痰和血。 乔国桢同志,陕北佳县人,绥德师范学校学生,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是出名的关中三杰之一。他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亲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回陕后,领导农民向豪绅算账,旋被捕,农民把他保出来了。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唐山领导矿工斗争,又被捕,晚间跳墙逃出。1930年他在天津工作时,又被捕坐过一年多的监狱。在多次被捕、多年坐牢中,他永远坚持共产党人气节,忠贞不屈,为党奋斗。可是在敌人多次摧残下,他的身体受了严重的损害,得了肺病。在病中,他仍参加全国互济委员会工作,到1933年已病到不能起床的时候,才到北 平西山休养。1938年到延安。1939年我在疆域见到乔同志的时候,他已经病得喘气都感觉吃力了。 1941年乔同志从苏国疗养归来,精神焕发,步伐轻健,乍见时看不出他是患长期肺病的人了。有一天他和我散步时说:“在一生中,感觉到受益最多的是在广州讲习所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对我们说,‘现在中国革命主要是解决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80%以上,没有农民就没有饭吃,不解决农民问题,任何中国问题都是解决不好的。我希望你们一生都为解决农民问题而服务。’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深深刻在我的心上,我是至死也不会忘记的。”乔同志说到这里,严肃地向远方眺望,雕像似地静穆地站着,他是深深地感动了。是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深深地浸润到乔同志的心里,而且深深地反映到乔同志一生的思想和行动上,他无时不是为着革命,为着农民解放而服务啊! 1945年7月31日在疆域迪化监狱养病室,乔国桢同志在特务反动分子虐待摧残下病死了,年仅38岁。我在狱中听到这个消息,悲哀愤怒地说不出话来。留[在]新[疆]被捕的全体同志,男女老幼听到这个消息,都悲伤哀愁。连养病室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难友都伸出大拇指说:“乔先生这样好的人死去了,真可惜了”。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乔同志竟被特务反动派摧残死了。可是一个乔同志死了,更有千千万万的乔同志与法西斯反动派作战。“试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在人民大众的怒火下,法西斯特务分子,是不会猖獗多久的! (原载1946年8月22日《解放日报》,编者核实个别史料) 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回忆乔国桢同志在狱中的苦斗 李宗林 在魔王盛世才勾结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在疆域进行血腥统治时,曾经坐过七次监狱,患着严重肺病的乔国桢同志,也被这些屠户们绳捆索绑投入监狱中。但这种黑暗残酷的环境并没有使这位饱经锻炼的老战士妥协和胆怯。他进牢不几天,便在万般困难下,设法与其他号中同志们取得联系,共同商定了大家一致遵守的信条: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不久,他因病转入监牢附设的养病室了。但他也没有因此放弃与其他监牢的同志秘密地取得联系(当时我们的同志分住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各监及特院等),互相讨论当时情况、我们的对策,并交换消息,使我们各监的同志在某种限度内能够互相通气。在我入狱后第一次偷偷看见他时,是被盛世才秘密刑讯一月余已奄奄一息的时候。第二天我们便秘密取得联系,这才使我们首先被捕去的二三十人知道了悬念了八九月的一大批同志的实在情况。这使我们兴奋———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在苦斗着;也同样使我们难过———我们的残废、疾病的同志及妈妈、小孩们,同样也受着折磨。尤其是,我每每避开看守的监视,看见他那衰弱的身体,黝黑瘦削的面孔,听着他那不断的咳嗽声,我便异常悲愤。然而他那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大大鼓舞了我。不久,第四监狱的王模同志、第五监狱的申玲同志、第一监狱的刘护平同志都到了养病室,我们互相更详细地交换意见,商讨在牢监中的对策、斗争原则和斗争方法。 国桢同志根据他过去的坐牢的经验,在严重的病势下,秘密写了万余字的意见,经大家商讨修改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转达到当时可能转达的同志当中,成为在当时监狱中斗争、生活的参考。即便处在敌人的严格监视下,国桢同志依然收集了不少的报纸、杂志及其他材料,供给监牢的同志,作为精神食粮。同时,我们利用养病室的可能环境,建立了与各监牢联系及供给政治消息的基点。自然,在那样黑暗残酷的环境里,要进行这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带着重病的国桢同志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不幸的是为了回牢传递消息,再回养病室时,他得了很重的伤寒病,历经几次危险期,同时得着刘护平同志细心照料,才算渡过“鬼门关”。然而,他那业已被长期监牢生活和肺病摧残了的衰弱身体,就更加难以维持了,但他还是不能不支持这一基点,继续苦斗。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1944年秋天,在监牢的难友不断斗争下,养病室得到了开门散步的权利,我与他第一次公开会面了。看见他那高大的身躯仅剩下一副骨头,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劝他好好地养病、休息,设法增加一些营养。但是他坚持他吃苦的作风,顾到其他同志的困难,拒绝了我和其他同志的经济帮助,也拒绝了专门养病的提议,还是继续忙着与监狱来的同志谈话、商讨,也忙着用各种不同方式传递我们对监狱斗争、过堂、生活、学习的具体意见。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常常瞒着我,把我应该做的事,更深夜静时替我做了,使我少犯几次病。他不顾一切,在“百子一条心,争取全体回延安”的原则下埋头苦干。 然而在敌人继续不断地摧残下,在这慢性屠杀场里,我们亲爱的国桢同志,被剥夺了他最后的精力,病倒不能起床了。但是即使他的病势已到最后关头,他还是注意时局,注意狱方行动,关心我们的工作,关心同志们的健康。从1945年春天卧床不起,一直到夏天,国桢同志除了肺病外,还添了肠胃病,饮食大减,夜不入寐,骨[体]瘦如柴,终日呻吟,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要换好几口气。国桢同志早已自知不起,这时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死的问题,而是希望少痛苦一点,少烦累同志,临死前能把自己的坐牢经验、地下工作经验,多告诉大家一点。“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到[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生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我们听见他(关于)死的话,真是心痛,又常常为他的精神感奋得暗中流泪。 我们变卖我们最后一点用物,以期挽回他的生命。然而,终于在1945年7月31日,死神残酷地夺去我们最敬爱的乔国桢同志,使得他未来得及看到[苏国]红军出兵打樱花国和樱花国投降。国桢临死时,根据他坚定的阶级意识,本能地不相信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种种决议并且屡次把[用]这种态度来提高同志们的警惕性。国桢同志本来是可以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然而,屠户们却摧毁了他最后的健康。就算是在那样环境里,在同志们爱护下,也还可以多活一个时期的。然而,反动派却要催他速死。在淳化事件①后,狱方以最无人道的手段,接二连三地把养病室看护乔国桢同志的我们同志驱逐回狱。国桢同志是在切齿痛恨法西斯反动派的心情下死[去]的。安息吧!国桢同志,我们正继承你的遗志,为你,为千百万被法西斯野兽残害的正义人士复仇! (原载1946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文字有修改) ①淳化事件,是指1945年6月26日,驻陕西淳化县国民党保安二团团长刘文 华率部击溃国民党驻淳化第五分区指挥部和县政府,击毙140多敌人,释放在押犯 人40多人。7月11日,刘文华率部起义后,进入陕甘宁边区。 悼烈士乔国桢同志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刘护平 乔国桢同志在疆域和我们一起被盛世才匪徒关进监狱里,又被折磨牺牲在狱中。我现在清清楚楚记得他的永别遗嘱:“对死,我毫不害怕。心里难过的、感到抱歉的是我对党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如今没有别的话,只望你出狱后,把我是怎样死的,告诉给党就行了。” 乔国桢同志,陕西佳县人,大革命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参加了学习,1945年牺牲时只有38岁。 乔国桢同志入党后,在他20年的革命活动中,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很大。他不怕任何危险与困难,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北伐时期,他在陕西三原一带搞农民运动,农民爱戴地称他为办好事的“乔国老”,是最出色的农民领袖。后当地军阀部队镇压农民运动,他就打入军阀队伍中搞兵运工作。继又搞工人运动工作,他为了深入工人群众,曾在唐山开滦煤矿同工友一起挖煤很久,一直劳累得了病。 乔国桢同志20年革命工作如一日。他忠心耿耿为人民,为完成党给他的光荣任务,忘记了环境艰险对自己生命的威胁。在敌人面前他真是宁死不屈的人。在陕西、天津、唐山、北平、疆域等地共被敌人逮捕过七次,过了五余年铁窗生活,尝尽了各种肉刑拷打与折磨,但敌人始终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与信念。在天津监狱,他领导一百余政治犯同敌人做斗争,取得了卸脚镣、安电灯和看书报的胜利。他越墙脱狱过。在疆域监狱养病室,他身患重病仍不忘党的工作,机警灵活,把自己住的号子,变成了联系全狱难友的联络站,将他历次对付敌人的斗争策略、经验传播给大家。他不断鼓励同志们坚定信念,坚守立场,粉碎了敌人的各种卑鄙威逼利诱,使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5年夏季,他的病重了,体温高至39度。为了便于伺候,我装病装傻闹了几天,争取到养病室去照顾他,敌人终于允许我同他住在同一病号屋子里。当时,敌人已把他摧残得不成人样子了。他头发很长,脸盘瘦得突出两个大眼珠子,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满屋屎尿横流,我一进门不由地哭了一场。从此,我一边消毒搞卫生,一边请大家拍卖自己的衣服、皮箱,来集钱帮他买牛奶、鸡蛋吃。这样伺候了几个月,他的病好转,稍胖了一些,就拒绝喝牛奶、鸡蛋。他说:“大家那样苦,给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得吃不下去。”最后病又发作,再没好,即光荣牺牲了。 今天是党的30周年生日,我不但要把乔国桢同志坚贞不屈、被残暴的敌人折磨死的情形告诉党和疆域人民,而且我们要永远学习乔国桢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宁死不屈的精神和高尚的革命品质,永远记住我们的同志是怎样死的,向敌人算清这笔血债,彻底肃清残存的敌人———镇压反革命分子! 1951年7月1日 (原载1951年7月6日《疆域日报》,编者有删改) 回忆乔国桢同志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周铁忠 国桢啊!自从1950年7月某日,知道你为革命的事业牺牲之日起,我总是检查你给我留下的印象。现在将我见到你的印象分秩序地写出来。你看看是否我的记忆是错了还是未错。 第一次我和你见面是在天津东关一间很破小的房子里,你是为传达组织解决我的工作去的,这是1929年秋末冬初的日子。当黄包车夫(即现在的三轮车夫)扶着你进我的破房时,我大吃一惊。腿不能行走的人,为什么来我的房子?我也不问你是做什么事的,以为你是串错了门的客人,不叫你进我的房。你回答说:“不是串错了门。没有错。大姐,我是你家中的人托我看你的同志。”这样的回答我明白了。把你从黄包车夫手中接过来,将你扶进我的房间。你的坚强的回答打痛了我的心,为什么一条腿不能行走的人,还是共产党员呢,还来到我的房子里来看我(当时我的住址只有党知道)。这时我不知说什么话来安慰你腿不能行走的痛苦,你一点也没表现腿不好,有什么困难和痛苦,坐下就在你的怀中拿出组织的介绍信来。我知道了你是给我解决工作问题的。谈出你的来意,同志,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感情最丰富的人,你更不会知道我是会服从你的坚强模范(腿不能走的共产党员,我做工第一次见到)的榜样的。你和我谈工作总说是党的意见,丝毫未露出你是做职工运动的人,就是问我是否愿做纱厂的工人,我听了你的话,未及考虑地回答:“顶好,我愿服从组织的决定,去学习当纱厂的女工人。”同志,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就写这里吧!以后,我们经常在一块开会研究工作。当你在我的眼前出现时,就觉得你那种克服困难的精神就是给我力量。我们工作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次你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你夜晚不能回到天津市里的时候,叫张玉的门,未叫醒,惊动了工房巡捕,工人说有坏人,吹了警笛,你是不能见巡捕面的人。你跑到我的房里避难,等我早晨下班回工房时,你表现得很谦虚地说:“大姐,昨夜十二点后我来你们的工房,想叫开张玉的门,在他家睡,哪知他酒醉了,就是叫不醒,反把巡捕叫来了,警笛吹得很紧,我不能出你们院子了,所以就开了你的房门躲下了,巡捕在院子找了一遍走了。你知我是跳狱出来的,若是被巡捕捕去了,我就活不了。逃犯又捉回一定要枪决”。同志,你光说你是跳狱的逃犯,你未说你为什么被捕,做什么工作。从那时起,我的精神不安了,这样的同志只能扶着手杖走路的人,还做跑路的工作,我真不知如何说才能把我的同情表达出来。同志,我多次提出你的身体不健康,不适宜做跑路的工作。你的回答是为工作,不说第二句话了。 同志,你的刻苦,你的坚强,你的忍耐打动了我的心。我下了决心给你找安全的房子,为了工作,为你的安全,为了文件的保存,我在小刘庄找到一间房子,把文件保存在这房子里,你可以有了安身之所了。这样你工作有了方便,移到小刘庄不过三周,我被捕了,但你还利用小刘庄的房子进行工作,你和我从此就不能见面了。这一隔就是九年不见面。 第三次的见面是在北平的阜成门外落拖庄[罗道庄]万家。 同志,那里这次的见面比任何次都惨啊!你的希望是要见你未见过的女儿,可是我未把你的女儿带来。你问声:“孩子呢?”我说:“在湖南”。你不问二句了,面向床里了。你失望,不愿理我,我呢?我希望见着你身体健康,来帮助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并肩前进!哪知是比第一次见面更可怜!肚大腿细,不能行走的肺病的人啊!你不说话,我流了泪。你说:“革命的人掉泪不怕羞。”这是第一次见到掉泪。我坐了足够三小时,你说话了,“大姐你该回去了(有白家驹在)”。白说:“她几千里路来,你叫她回什么地方去?”你的回答是坚定的:“她回燕京(平)城里住下,我这里不能住。组织上会处理她的问题,我不是叫她来得肺病的,我叫她来,给组织把关系问题解决,好工作,我不能自私。”同志,你这样的坚强意志教育了我,我同白家驹回燕京(平)城了。同志,你是革命的坚强者,可是环境啊、客观的环境会改造你的坚强。七七事变到了你我的头上,你是不能行动的病人,党给我下了指示:“你,铁忠,你的任务保护乔国桢同志。”我的任务很明显,就是保护[你],这时你也只服从组织的决定,我们开始过家庭生活。我把你送到西安,一路上你可知道是如何过去的吧!到了西安,为了你的安全,我陪你上了[终南]山。你叫我,指示着:“大姐,我们上了山,我做和尚,你也作(尼)姑子。”我当时不在意,看到和尚来,你吩咐替我找个地方住,我才明白,你又是要和我分开了。你对我说“大姐,我们要看长远,现在国家这样的环境来给我养病,我不下决心休养,我俩同住一房会影响我的休息,你能不爱护我吗?”我没有话说,你的话是真理,我住一房,你住一房,你不叫我不能进你的房。 同志,你这样的作风使我不会忘。这种革命的坚强教育了我,鼓舞了我。可惜的就是我们—块生活的时间太少,我悔不尽的是当年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叫我等你病好来接我。我记得在终南山分别时你说,顶多二年来接我母子,我说你共产党员言行一致。你的回答:“有孩子就有你。”这是我们的约言。你又说:“大姐你是共产党员,你不必在这上面苦恼,你烧了骨,变了灰,也是共产党员,我担心的不是你的组织问题,就是现在我不能帮助你,怕你把孩子丢了。” 同志,你是爱孩子的,可是更爱革命。你为了所有的孩子,就未见到过自己的孩子。你是伟大的,你所希望我的诺言我做到了,孩子给你养大了,没让他们姐弟受到屈辱。我遗恨的就是你不能亲眼见到你的儿女和你希望的好社会,我更遗恨的是我不能给你写出你的历史材料。 国桢,敬爱的国桢,我可以安慰你的是儿女胜过我,配做你的好孩子,我可以安慰你的就是我和你第一次分别九年见面时,虽不能说全好也使你愉快的铁忠也是坚强的,在你的眼中铁忠烧骨变灰也是共产党员。第二次的终南山之别到今日为止已是17年了。同志,我现在就实现了你的愿望,我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同志,你现在是不会有遗恨的,你的理想已实现了。中国成了伟大的国家,全世界的人类解放事业天天在扩大。今日的中国就是你的理想实现了。 同志,我为什么20多年的事今日有时间来想呢?昨日我回到燕京,参观了明天中国的社会事业的榜样———苏国展览馆,又见到中央的同志们,都为你的历史材料发愁,找不到人写你的历史,见到我又使他们失望。我也不知道你的全部历史,因为我们过去都只为革命工作,你做党的工作,我是工人,你从不说你的工作,我也不问,哪知今日就成了遗恨。那时只顾工作,哪有时间做历史准备呢?我惭愧不能给你写出全部的历史!最小的工作情况也不能写啊!国桢,这点就足够表明你的公私分清了,表明了你是最坚强的人。我就写到这里为止吧,你的坚强的事迹只好让组织去收集吧! 1954年11月7日 乔国桢同志的性格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周铁忠国桢是个最坚强的人。凡和他共同工作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 他为人直爽,大公无私,能吃苦耐劳,热爱自己的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事业。 比如在唐山被捕,跳墙跑到天津,腿折了,扶着拐杖走路,都是不辞劳苦地坚持工作。 早晨去河东纱厂区工作,晚上必回天津城,由天津城到河东的郑庄子有30多里路的往返,有时只吃一餐饭。 因为1929年我们的党是被压迫的,有时机关被敌人破坏,就无法找到关系。 国桢不论怎样困难的环境他未屈服过,吃一个窝窝头也是过一天,没有钱坐车,拐着棍,一条腿也是能到他的工作地区去的。 他约好的时间没有不按时到的,有时看到他脸上显出饿容,叫他吃饭,他总是不吃,他说: “我饿不重要,工作轻;你们到车间工作,饿了可不能工作,是不行的。”有一次,在我们工房院子一连开两天会。 他回天津,机关被破坏了,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但他一点也不难过,照常工作。 开完会,工友都散了,他才对我说: “大姐我真有点饿了”。我问他: “早上吃得什么?”他说: “还是昨早吃了一个窝头的。”我想买点大饼给他吃,他说: “肚子太空了,只好吃点稀饭”。他坚持工作,饿着肚子也工作。在他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因为他不怕困难,见到不合理的事,他总是带头做斗争。 在天津坐牢,在狱里为要求改善伙食[而绝食],他们难友中算他顶坚强,都不先吃东西。 这次绝食得到胜利,他可是就苦了,因为绝食中敌人认清了他的性格,斗争结束了,把他调开了,同一些有肺病的人住一块,使他得了肺病。 他的肺没有哪儿是没有洞的,右边的肺完全没有了。但他没有灰心,总是乐观的。 狱里看到他一定会死,叫外面领出来,出来没有钱治,我也因工作去青岛,他的消息从1930年我就全不知道了,到1937年才又在北平会面。 那时他就全不能动了,肚大,腿细,没有力气,立不起来。他虽不能起来,睡在床上看书报,坚持理论学习。 自己每天都躺着写日记,写中国的政治情况及世界大事。可是写了又自己烧掉,他这样做是不隔断的。 因此他的理论也强,如他的同乡白家驹是最敬佩他的。他有远大的眼光和理想,他有果断的能力,在七七事变后,组织隐蔽起来,有很多东北的大学生找不着出路,国民大学的学生集体坐着哭,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他就躺在床上想办法,鼓励那些大学生走革命的路,叫他们化装逃到西北、山西去,他说的话那些大学生都认为是良药,愿听从他的指导,每天都有大学生逃出燕京[平],中国大学、国民大学、朝阳大学的学生逃到山西、陕西的不知有多少。 他在这次群众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我受到他不少的教育。他每天到八九点就计算增了多少人。 他从7月9日开始告诉我联系那些大学生(他不能动),一直做到把愿逃走的大学生遣散完。 9月25日,樱花国巡捕检查我们的房子后,才做我们离开燕京[平]的计划。 我到了今日才了解他写的东西总是烧掉的用意。假若不是他机警,樱花国巡捕查出一点不对,我和他都逃不出燕京。 但他从不表示他有本领,有远见卓识。他就是坚强地工作。有些同志说到他都是很惊奇的样子,总觉他是有能力的人,可是他自己总是不承认有能力,总是谦虚的,他的性格坚强、和蔼、果断、不骄傲。 但他也很爱他的母亲、孩子、妻子,可是他决不因母亲、孩子、妻子而妨碍他的事业。 我有时说到家庭问题,他总是说,我们环境好了,革命胜利再谈吧。因为他的一切都是等革命胜利。 哪知胜利在他只有[是]一个理想,他就没能看见胜利的中国,没能看见他所爱的儿女。 他的儿女也未见过他。我今日回忆国桢的性格,坚强和蔼的性格,没有一时会离开我的。 1954年11月10日 回忆战友、亲人乔国桢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周铁忠 我和乔国桢同志是夫妻。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我对他的生平事迹也几乎一无所知,但他遗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却是那么亲切而高大!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29年一个秋末冬初的日子,在天津。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一家药品包装厂的女工。但药厂破产被封,我的工作也丢了。那天,他乘一辆黄包车来到我的住所前,那是位于天津老城东南角的一间小破房。当“车夫”扶他进门时,我大吃一惊。一个瘸腿行走不便的人,为什么闯进我的房子来?我以为他是串错了门的客人,不让进屋。他连忙解释道:“不是串错了门,大姐!是你家中人托我来看望你的。”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党组织派来与我联络的(因为我当时的住址只有组织上知道)。我连忙将他迎过来,扶他进房中坐下。他从怀中取出接头信,并说明来意。他问我是否愿作纱厂的工人?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去纱厂学习当工人。随后他就安排我去工厂区郑庄子的一间工房居住。 第一次短暂的会面,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虽腿瘸,行动不便,可他毫不介意的坚强意志,使我十分感动;他那言简意赅的作风和高度的原则性,又使我暗暗钦佩。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是职工运动的一位负责人,我的新居工房就是他的机关之一。 他的腿是在唐山领导矿工斗争被捕后越狱时摔伤的。 从此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开会,听他安排工作。他那时常住在租界里的秘密处所,从市里到河东郑庄子往返有30多里路,他硬是撑着拐杖往来于市区和工厂区之间,坚持工作。就是在没有钱坐车的时候,他也从未因自己的腿伤而耽误过工作和约会。1929年前后的那些年代,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天津市的一些机关和组织也常常遭到破坏。因此,他的工作非常紧张,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经常是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就要顶一天。我一看到他那饥饿劳累的面容就心痛,要给他搞点吃的,可他总是不以为然地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作工,饿了是不行的啊!”记得有一次,市里的机关被破坏,他口袋里一文钱也没有了,他竟忍饥挨饿,在我们工房的院子里一连开了两天的会。直到开完会,工友们都散走后,他才找到我说:“大姐!我真有点饿了。”我问他早晨吃的什么?他说:“还是昨天早上吃的一个窝窝头。”我要给他买点大饼吃,他说:“肚子太空了,只能先吃点稀饭。” 一天早上我下夜班回来,忽然看到从我房间里有烟冒出来。正当惊奇之际,他撩开门帘,招手让我进屋,小声解释说:“昨夜工作太晚了,回不了市里。半夜我来敲你对面张玉的门(张当时是共青团员,也是纱厂的工人),想在他那里过夜。哪知他喝醉了酒,门叫不开,反而惊动了外面的工厂经济巡捕。门外警笛吹得很紧,我出不了你们工房院子,只好开开你的房门躲下来。你知道,我是刚越狱不久的逃犯,要再被捕的话,就可能活不成了。” 听了他的话,我下定决心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便于他工作和生活,以更好地保护机关和他的安全。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就在郑庄子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作为我们又一个绝密的住址。从此,我们两人便生活在一起,既是战友,也是夫妻了。 谁知,我们共同生活还不到三个星期,我在郑庄子的住址就被破坏,我也被捕了。所幸的是,那里的重要文件都已转移到小刘庄,与他无牵连。后来我听说,他还继续利用小刘庄机关,一直工作到1930年5月被捕为止。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一别就是八年啊! 1930年9月,我在天津第三监狱里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乔沙。生乔沙19天后,我就刑满获释,可这时他已入狱四个多月了!我因为不能在天津继续工作,当孩子满月后,组织上便派我去青岛山东省委机关工作。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委被破坏,我再次被捕入狱。那不满周岁的女儿,也只得跟着我去坐监牢。这一坐又是三年多!1934年8月底,我们母女出狱。可这时我与组织已失去联系,又听说他也牺牲。我一个南方女子,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北方举目无亲,无法生活,只好回湖南农村娘家暂时栖身。 1937年初夏,我与他取得了联系,只身北上寻找国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八年后我们重逢时的情景。那是在北平阜成门外罗道庄一个姓万的人家中。白家驹同志领我到他的住所,见面时的气氛真是凄凉啊!那时,他患严重的肺病已多年卧床不起了。他躺在床上,满怀希望想看看他那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可是我没有带来,使他失望了。他不愿意理我,我不怪他,我自己也是悔恨终生啊!我见到他那大肚、细腿、骨瘦如柴的病体,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时他反而又安慰起我来,微嗔着说:“革命的人掉眼泪,不怕羞!”他怕他的肺病传染给我,不允许我与他住在一起。对此,连白家驹同志也不理解。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解释说:“我叫她来,是要她解决组织问题,好继续工作。不是叫她来得肺病的。我不能自私啊!”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服从了他的决定。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党组织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他,护送他安全离开沦陷的北平。但是,当他了解到许多大学生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一时找不到出路而终日徘徊和苦恼之后,决定推迟我们的行期。从7月9日起,他指示我出去联系那些他熟悉的大学生,鼓励他们赴山西和西北,寻求革命的道路,帮助他们化装逃离北平。原来,他在北平卧床养病期间,仍然继续为党工作,特别是在大学生和陕籍革命者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很敬佩他的为人,尊重他的意见。就这样,我天天出去帮他联络那些愿意去山西和西北的大学生,直到9月25日,樱花国巡捕搜查了我们的住所后,他才做出我们自己撤离北平的计划。 我们俩是和胡锡奎同志一起离开北平的。到天津后,我们二人又绕道青岛、济南、徐州前往西安,沿途受到平津学生流亡会的热情帮助和掩护。到西安时,他的病情仍很严重。先在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党组织为了让他安静休养,就令我陪他上终南山,住在庙里养病。 后来,组织上决定送他去苏国医治,回延安办手续。组织上仍然要我继续陪伴他。但是,他惦念着远在湖南的女儿,又想到我已怀孕在身,就坚持要我回南方,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工作。我那时由于组织问题尚未解决,加之看着他病情严重,不愿离开。可是他说:“大姐!你不必在组织问题上苦恼。我相信你就是烧了骨头变成灰,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病重,不能活动,等我治好病后,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记得我们在终南山分手时,他说顶多过两年,等他的病治好后,就回来接我们母女。可是谁能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我们的永别啊! 国桢,现在可以告慰你的是,你那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已在全中国实现了!你那日夜思念的儿女们,正在党和老战友们的关怀下茁壮成长,他们都是好孩子!你所关心的我的组织问题也早已解决。因此,我想你若九泉有知,也一定含笑安息的。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访问高克林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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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陈德仁 在周恩来、刘少奇等亲自主持下,1928年底召开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顺直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到1929年5月,全省党组织在原有基础上,经过整顿更加健全起来,而且有了相当的发展。天津是省委的所在地,恢复较快,市委下设下边、河北、河东、租界四个区委,有14个支部,......《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乔国桢同志在天津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乔国桢烈士遗存的三封家书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乔国桢烈士遗存的三封家书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一封家书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一封家书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第一封家书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第一封家书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不容忘却的记忆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李苗苗 几封家书,让我们从历史的尘烟里又找到了鲜活的英雄。英雄也有家长里短,英雄也有儿女情长。革命岁月中,陕北大地上曾走出了多少位这样的英雄,他们没能够伴随着胜利走到全国红旗漫卷的那天,但他们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共和国的史册上,他们的无悔青春,如此残酷却又如此璀璨。 历史......《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不容忘却的记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继承先烈遗志 弘扬革命精神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继承先烈遗志 弘扬革命精神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追忆成永远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追忆成永远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书籍内容节录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关于渭北苏区① 习仲勋 渭北苏区处于三原北三十华里的武字区和心字区。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这一地区做群众工作。 1928年,为了援助渭华暴动,这里发生过3万人的围城斗争。1930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隐蔽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其间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书籍内容节录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三原武字区革命史料》节录①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三原武字区革命史料》节录①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版)节录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薄一波 …… 由于廖划平叛变,供出了我们党组织和干部的全部情况,河北省委领导机关、省团委、省军委、省互济会、北平市委等全部遭到破坏。同时廖划平还把所见过的许多进步群众的线索也提供给了敌人,加上有些人被捕后也乱咬一气,这样就使得敌人在全市进行大......《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版)节录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草岚春秋》第五章《遏止逆流》节录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草岚春秋》第五章《遏止逆流》节录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我的回忆》第四章《白区十年》节录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我的回忆》第四章《白区十年》节录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渭北烽火———三原农民运动与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①节录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渭北烽火———三原农民运动与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①节录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节录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方志纯 …… 1943年4月11日,天色异常阴霾,北风卷着大雪,一阵一阵地呼啸着。我裹紧身上的衣服,顶着风雪,走出了大门。 我们被捆着,一起塞进了新疆第四监狱的一个大号子里。然后,又分批地被分到各个号子里去,各个号子关的人不等。有......《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节录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周铁忠传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周铁忠传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军中锤炼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军中锤炼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战斗在海陆丰的几个片断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战斗在海陆丰的几个片断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初抵海陆丰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1927年9月24日,我随叶挺、贺龙大军来到潮州、汕头,在汕头建立人民政权。潮汕失败以后,10月,叶、贺大军转至陆丰碣石,推动了海陆丰革命运动的高涨。 我来到海陆丰后,被派到中峒做后方的留守工作。整天都是和送钱送东西的运输人员打交道,接收一箱一箱的金银和各种战利品。和我交往的人都是......《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初抵海陆丰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传记与自述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传记与自述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海丰农村妇女识字班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海丰农村妇女识字班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前线宣传队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前线宣传队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二)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革命斗争,决定撤出武汉。周铁忠刚刚离开“大公馆”,7月31日,她突然接到立即撤出武汉的通知,当即搭乘贺龙特务营的轮船连夜赶到九江,然后转乘火车来到南昌。“当她们(苏同仁、周铁忠)听说南昌起义,就不顾一切艰难险阻赶来......《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二)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欢迎广州起义的红军战士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欢迎广州起义的红军战士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三)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三)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同白匪的艰苦战斗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军民联欢大会结束后,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师的负责同志赶到东江特委军事委员会开紧急军事会议,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彭湃同志代表东江特委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战斗任务:“第二师集中兵力歼灭河婆的白匪;紫金县农军看守县城,叫县城按时送粮、送钱;海陆丰的农军组织一支战斗队解围第四师。......《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同白匪的艰苦战斗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四)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四)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做 工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当时,党号召党员找公开职业掩护党的组织。因此,我提出去工厂工作,得到组织批准。通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介绍进了制药公司,当包药工。不久,公司倒闭,300多工人工资无着落。这时,党组织指示我要抓住时机,团结全体工人,展开索取工资的斗争。于是,我组织30多人到设在法租界的制药公司,抓住经理交法国......《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做 工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被捕入狱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被捕入狱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崇高的阶级感情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崇高的阶级感情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四、回忆1929年北方局①秘书处的同志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四、回忆1929年北方局①秘书处的同志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周铁忠在长沙声援五卅运动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方之中 按:方之中同志在1980年第6期《新港》上发表回忆录《夏明翰、李亚农与长沙的“六一”惨案》,文中提及五卅时期周铁忠率领长沙稻田女师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带领学生高呼反帝爱国口号,她冲在最前面,对军警斗争十分英勇,支援上海的工人、学生。下面系节录文章的有关......《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周铁忠在长沙声援五卅运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回忆天津监狱中的周铁忠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回忆天津监狱中的周铁忠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符号和他的《铁大姐》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符号和他的《铁大姐》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谢冰莹和她的铁大姐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谢冰莹和她的铁大姐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追求真理、默默奉献的铁大姐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王辉 老同事董振修同志将《党的好女儿铁大姐》一书编就,请我作序。我能写些什么呢?着实令我犹豫。早在50年代,董君就与铁大姐———周铁忠相识,并帮助她整理回忆录,可谓积几十年之功。而我对铁大姐只闻其大名,却知之甚少,此其—也。董君从事......《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追求真理、默默奉献的铁大姐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缅怀铁大姐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缅怀铁大姐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怀念亲爱的妈妈周铁忠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怀念亲爱的妈妈周铁忠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心中的思念———纪念婆母周铁忠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高慕鸿 今年是我的婆婆周铁忠百年诞辰,也是她去天国的第11个年头。我非常想念她,脑海里经常浮现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在婆母诞辰即将来临之际,以此文来表达我们对她的哀思和怀念。我的婆母周铁忠,1901年11月27日出生在湖南省南县周 家洲(原属汉寿县,后划归南县)一个贫苦农民......《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心中的思念———纪念婆母周铁忠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关于中共南县特支及工农群众运动兴起的资料》节录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关于中共南县特支及工农群众运动兴起的资料》节录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节录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节录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叙事长诗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铁大姐 符号①著 代序 普罗的姐姐,铁,全人类的运河,我们的纪念碑———我由莹②哪里知道你的近情,你或亦能从莹的口中知道我别来的行脚罢! 世界上的人,认识你的面貌的并不少,但是知道你是“神......《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叙事长诗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尾 声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尾 声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后 记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后 记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乔国桢纪念馆解说词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乔国桢纪念馆解说词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渭北农民运动的开拓者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1926年4月,乔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赴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学习。10月,回到陕西,被派往渭北地区搞农运工作,很短的时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誉称为陕西“农运大王”、“北方的彭湃”、办好事的乔国老。1927年12月,省委调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渭北农民运动的开拓者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平津冀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平津冀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勇斗顽敌的钢铁战士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勇斗顽敌的钢铁战士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星星之火燃遍佳县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星星之火燃遍佳县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革命精神永照千秋 -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 - 中共佳县县委史志办编 《乔国桢、周铁忠夫妇纪念文集》革命精神永照千秋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起源大陆的时间流速很慢,空间也很稳定。罗峰追杀血云神君之时,燃烧神力施展刀法撕裂空间,那还只是空间最浅层。 混沌层,位于空间极深的一层。 想要靠自己遁入混沌层,大多混沌主宰都做不到。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混沌之墟'逆流而上,便可直达混沌层。 轰隆隆~~~ 无穷无尽混沌之力,一眼看不到尽头。 罗峰从虚空窟窿逆流而上时,初时,周围还很狭窄,可越是逆流飞行,越是宽 敞,直至彻底无边无际!罗峰也明白:这应该就是混沌层了。 如此浓郁的混沌之力,蔓延处处。罗峰环顾左右,只觉得混沌层仿佛是无边海洋,混沌之力则是海水!自己就是初入大海探索的打渔人。 虚衍母树树叶的确神奇。罗峰看了眼怀里携带的那一片树叶,对叶时刻散发着无形能力虚空波动,波动自然覆盖了罗峰。 这范围之内,混沌层丝毫不排斥罗峰。 这树叶随身携带,一纪左右时间便会彻底枯萎,时间够长了。罗峰还是很满足的,他仿佛好奇宝宝般,仔细观察着混沌层。 只见无穷无尽混沌之力荡漾,混沌层各处更有一段段混沌法则实质化显现,令混沌层越加绚烂。 这些随机显现的混沌法则,都不尽相同。罗峰看着,耀眼璀璨散发金光的混沌法则,犹如冰霜般的青白色混沌法则,甚至如银白色的混沌法则......混沌法则显现稍有变化,外在模样便有区别。 混沌,具有无限可能。 稍有转化可能呈现'混沌之金'、'混沌之火'、'混沌之雷霆'等各种表象。 一旦掌握混沌法则,是可以向任何一条本源大道前进的。 本质唯一,表象各异。罗峰想道,无数修行者,不管是修炼什么体系,悟出什么招数,最终都是通往混沌法则。 罗峰在周围缓慢飞行,观看周边随机显现的混沌法则实质化,细细参悟领会。 不同的显化,带给罗峰不一样的领悟。 就在罗峰细心领悟之时,忽然-- 一道火红流光从混沌气流中突然浮现,瞬间直奔罗峰。 嗯?罗峰一惊,瞬间燃烧神力,伸手一抓,已然抓住了那一道火红流光。 这火红流光在罗峰掌心扭曲挣扎着。 然而罗峰燃烧神力下,完美神体爆发的力道足以超越那些新晋的血脉修行体系的混沌境。当然那些混沌境若是修炼漫长岁月,各方面提升后,威势便不是罗峰所能比了。 此刻,仅仅抓个小家伙,罗峰还是很轻松的。 这是?罗峰观看着掌心,手中抓住的是一只火红虫子,表面甲壳如火红琉璃，看似非常小可挣扎力道却很强,足以媲美血蟒会的来魔副会长。 是混沌层生物?罗峰了解的情报中早就知道这一点,混沌层药盒无穷无尽混沌之力,自然也孕育出一些特殊生物。 这些生物智慧极低,纯粹凭本能行动,都无法进行交流。 师父在情报中记载,混沌层的生物,以混沌之力为食,纯粹依靠本能行动。它 们的身体,便蕴含或多或少的混沌法则。因为智慧太低,它们的的实力普遍在永恒境层次。能达到'混沌境'的无比罕见,都是身体结构非常特殊的,早就被起源大陆一些大势力给活捉了。罗峰看着掌心的这个火红色虫子,听说它一旦没法吞噬混沌之力,便会饿死,乃至身体彻底溃散回归天地。 饿死? 起源大陆即便是再弱小的修行者,都可以吞吸天地能量,都不可可能饿死。 但这些实力在'永恒境到混沌境'的混沌层生物,却必须以混沌之力为食,没吃 的,就会饿死,身体溃散回归天地。 整个混沌层根本找不到'混沌境实力'的混沌层生物,因为太珍贵,早被活捉 了。罗峰看着周围。 对他而言,混沌层很神奇。 可对于起源大陆最顶尖的一些存在们,扫一遍混沌层怕是轻轻松松的事,所以他们才会放任后辈弟子们来此修行,不担心遇到危险。 能够来混沌层的永恒真神,都是大势力培养的精英,各方面积累都很深厚,悟出几招混沌境招数都是最基本情况,实力普遍要达到雍将军、血云层次。 对他们而言,'混沌境实力'的混沌层生物被抓走后,剩下的即便比他们强些,可光凭本能行动的混沌层生物,也威胁不到他们安危。 啪。这個一直在掌心挣扎的虫子,罗峰略微一用力,便捏碎了它的身体。 身体碎裂成数十份,每一份依旧在挣扎要融合为一体。 生命力真顽强。罗峰观察着,神力渗透着破碎的部分,也能察觉到混沌法则的痕迹。 在混沌层内,混沌法则随时随地都可能实质化显现,每次显现名有不同。或许某一刻,便形成了一个小生物。这些混沌层生物,算是固态的混沌法则显化。罗峰想道。 扈阳城,城主府。 五大家族诸多永恒真神们汇聚,一同恭送王女'虞水天裕'。 殿下,罗河沿着混沌之墟,去了混沌层,还没回来。扈阳城主低声说道。 之前虞水天裕说第二天白天就出发离开,其实就是给罗峰机会!在她出发前,罗峰都可以找王女殿下。 可一旦她回到王都,禀报了父王!罗峰想要再吃回头草,想要再拜师就晚了!毕 竟虞国国主何等身份?给一次机会被拒绝了,岂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虞水天裕轻轻摇头:看来,他是真的无心拜师了。他有如此实力,想必早有厉 害传承,可能就是某方大势力培养的弟子。 扈阳城主点头赞同。 在起源大陆上,拜多个师父是很正常的。弱小时可能拜永恒真神为师,强大后,拜混沌境乃至神王为师!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罗峰不拜虞国国主为师,自然令他们有诸多猜测。 走了,你们不必再送。虞水天裕一挥手,一艘庞大舟船出现在高空,她当即率领着一众手下飞向那舟船。这些手下当中也包括黑屠夫以及弟子们。 黑屠夫这次一共带了九名弟子以及一些家眷仆从,毕竟将来跟随王女殿下,不可能每一餐都自己亲自做。一些普通客人,让弟子们做菜即可。 九名弟子,都是黑屠夫信任喜欢的,其中就包括索眦。 没想到,我要去王都了。索眦直到此刻都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之前夜里师父突然归来,立即召集了最看重的九大弟子问他们是否愿意一同去王都,还说是跟随王女殿下。 九大弟子都有些发蒙,但毫不犹豫,都选择愿意。 去王都!跟随王女殿下?他们岂会愿意错过? 索眦兄弟。 在远处来送行的,也有索云。 自从黑屠夫成为永恒真神,索云对待索眦便热情许多,此刻更是满含热泪送别兄弟。 索眦飞向飞舟,也看到下方送行的索云,微微点头。 不管彼此有什么隔阂,终究是部落中一起长大的兄弟,今后要彻底分别,怕是今生都很难相见。 索眦,我们要去王都了。 真没想到,我一个扈阳城底层的真神,跟随师父学厨艺后,先成成虚空真神,如今更是去王都。黑屠夫的其他弟子们也都激动无比。 这些弟子们有两位带了家眷,王女殿下已赐予黑屠夫一座洞府,住一些家眷仆从是很轻松的。 呼。 伴随着庞大飞舟穿梭时空,彻底消失在扈阳城上空,送别的群体才开始散去。 送行的索云默默看着这幕。 我想尽办法,甚至不惜性命抓住一切机会,依旧只是扈阳城一方黑暗势力'千山楼'的中层。而索眦只是一直跟着黑屠夫学厨艺一道,他就这么去王都了,还能跟随王女殿下。索云怎么都想不通彼此命运,差距为何会如此大? 真的,就是命吗? 混沌层内。 一天天过去,罗峰一心参悟着种种混沌法则显化,也碰到了不少混沌层生物的袭击,这些混沌层生物虽仅存本能,可个个攻击性十足。 罗峰也抓了不少混沌层生物,甚至分裂它们的身体仔细查看看,只是放手后,这些生物身体融合后便会吓得逃之夭夭。显然它们的本能,也知道惧怕。 这一天,罗峰一如既往细心观看混沌法则显化,参悟琢磨。 忽然- 一道银光从混沌气流中浮现,一闪犹如银色刀光掠过罗峰。 罗峰一如既往燃烧神力,伸手一抓!他看似简单一伸手,却也蕴含玄妙意境,那 蠢笨的一道银光根本躲避不了,被罗峰直接抓住。 嗯?罗峰只感觉右手掌心一疼,这一道银光已然窜出掌心到了远处停下。 罗峰惊讶看着掌心,自己的掌心竟然出现了一道血淋淋伤口,皮肤层肌肉层都被切开部分,鲜血淋漓。 竟然能伤我?这实力不亚于血云了吧。罗峰有些咋舌。（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