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为父母和长辈，总是尽己所能给予孩子最好的一切。优厚的生活条件，优越的教育环境……在这个物质丰盛的时代，似乎这些愿望很容易得到满足。可真正的教育，并不仅仅如此，每一位父母或长辈都渴望做得更好，却常常同时陷入一种迷惘。 当社会越是进步时，人们便越发重视精神世界的追逐。新时代的父母，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孩子的教养，更希望孩子在健康成长、得到知识之外，有一种人文的修养和底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修养首先在家庭教育中养成。所以，“家风”在强调“教养”的素质教育中常被提起。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是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在这些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上，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名门望族，多的是普通人家，而这些新时代的寻常父母，又该如何树立家风？迷惑之时，我们总能在过往的历史中寻到一些痕迹。民国时期成长的大师、名家，多有其家风渊源，那时的社会，可说是“藏智于民”，许多家庭是文化世家，有深厚的学养。 虽然彼时的民国，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传统制度崩塌，新生力量正在萌芽，新旧碰撞中产生不少智慧的火花，也同样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水深火热。可偏偏又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涌现出来不少杰出的人才，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同一个家族。 无论是梁启超“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家教传奇，还是宋氏家族中宋氏三姐妹的高雅仪态和成功教育，或是钱氏家族文学大家、科研专家的培养，或是合肥张家对四姐妹的教育，都是值得探究和学习的。这些沉睡在历史画卷中的故事，足以为今时的家风教育点亮一盏灯火，让迷惘的父母及其他长辈们，在这些历史的痕迹中领会家风教育的智慧。 第一章 梁氏家族· 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 根植于灵魂的信仰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教育习惯中，几乎每一对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唯一不同的是大家对成才的定义理解各有不同罢了。纵观历史，民国时期能称得上“满门皆才俊”的家族并不多，其中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便名副其实地收获了这份赞誉。 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梁启超被认为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参与变法革新，为的是求取中国之变、实现中国之强，然而这一夙愿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未能如愿。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转而投身社会教育事业，并且认为投身于此，为国家培养后继强健之接班人更为其“天职”。 这样的想法贯穿他养育九个子女成才的过程中。梁氏一门出九子，几乎都在各自的领域独树一帜，成了当之无愧的时代才俊。如此英才辈出的家庭，有赖于梁启超的精心培养和呕心沥血的教育。在中国幼儿教育尚未步入正轨的时代里，梁启超与孩子们一同探索中国的儿童教育，其结果是树立起家风之楷模，为世人所钦佩。 长女梁思顺是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名扬四海的建筑学家，并在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兄长一同于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梁思忠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虽因病早殇，但生前入伍报效国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第三个女儿梁思懿擅长的是社会活动；小女儿梁思宁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小儿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氏家族在教育的问题上有着根植于传统情怀的信仰，这份信仰与儒学不无关系。梁启超本人便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熏陶长大，从他的祖父梁维清开始，儒学思想就被接受和认同。 梁维清穷尽一生努力、耗尽一生所学，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闻达于诸侯，即使入了仕途，最大的官职也仅为“八品”。然而梁维清却做了一件令乡里人刮目相看甚至极为敬重的事情，那就是在自家的院落里办起了私塾，取名为“留余”。这间小书斋依着梁宅的空地上建起来，梁维清一改“十世农耕”的面貌，过上了半耕半读的生活。 他原本将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身上，然而，梁宝瑛屡次落第，让梁维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梁启超身上，并且开始亲自教授孙子读书识字。 梁启超六七岁之前几乎都是和祖父一起度过的，白天二人一同读书玩乐，晚上孙子躺在祖父的臂弯里听他如数家珍般讲着历史故事入睡。在梁启超的记忆里，祖父最喜欢讲的是宋朝、明朝亡国的故事，每次讲起都是津津乐道的，而且以此为典故向他讲述“义理名节之教”。显然，祖父的教导在不经意间将一个老儒生对典籍的熟悉和敬重传递给了梁启超。 现在的我们很容易便可获得幼儿教学的资料和知识，然而在梁启超还是个小孩子时，要想找出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幼儿读物却比登天还难。因此，梁维清只能将《四子书》（四书）、《诗经》作为梁启超的启蒙读物。 也许梁维清选择让梁启超读四书五经是出于希望他日后得以高居庙堂的目的，也许梁维清是无意识的，只因家中无其他读物，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梁启超确实从这些书中学到了家国天下、学到了理义道德、学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传统的思想根基。“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崇高的君子之道为梁启超后来走上变法革新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祖父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四书五经的层面，从祖父那里，梁启超学会了礼义、宽厚、心怀大众的良好品质。从后来梁启超对祖父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梁维清勤俭朴素、自信坦诚、严于律己，而且是一位颇有德望的乡绅，处处得到村里人的敬重。 据说，当年村里的土路年久失修，出行交通甚为不便，这样的事原非一个乡绅所能及，然而，梁维清却将其视为己任，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攒下的钱财，还动员村民一同加入。后来他的努力竟然奏效了，村里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最终把村里的土路修成了石板路。此外，梁维清还略懂医术，素日里喜欢给乡亲们诊诊脉、看看病，对此，他不仅不收钱，还会尽其所能为他们置办药材。这些点点滴滴自然让陪伴左右的梁启超耳濡目染。 后来，十二岁的梁启超“应试学院”，并考取了秀才，年少有为的梁启超被当时的广东省学政大为赞赏。学政不吝赞美之词，连连称赞梁家教子有方，直呼梁启超未来前途远大。 的确，梁启超后来的经历证明了他的确不是燕雀之辈。梁启超始终胸怀家国，爱祖国如同爱自己的母亲，他的一生只致力于一件事情，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参与其中，使陈旧的封建国家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师从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开始，梁启超就将自己的生命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何时，他都怀揣着一腔为国奋斗到底的热血。熟悉梁启超的人都知道，他从日本归国以后定居天津，并给自己起了一个雅号，叫“饮冰室主人”，这里的“饮冰”取自《庄子·人间世》中的一句话：“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为什么梁启超会给自己取这个雅号呢？这和他的爱国主义情结密不可分。早年为求共和，梁启超险些陷入囹圄，不得不忍痛去国离乡暂居日本，归国之后，其内心的一片赤诚仍未减退。此时的梁启超正处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国家前途岌岌可危。可以想见，师从康有为、一身爱国情操的梁启超，此时的内心会是何等焦灼。在他看来，这样的焦急是内心发出的，故而称之为“内热”。“何以解热？唯有‘饮冰’。”梁启超取此名寓意深刻。 这就是梁启超从前辈那里继承而来的优良的家风，对此，他将其视为人生准则，并沿着爱国的轨迹安排着自己的人生。这份精神信仰在他开始为人父母、教养孩子的时候，便毫无保留地传递了下去。 他不仅身体力行地教授自己的孩子要培养“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德行，更重要的是把爱国主义的精神核心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这是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给海外的孩子们的信里提到的，类似的教导还有很多。正由于梁启超的教诲，梁家的九个孩子中虽然有七个远赴大洋彼岸求学深造，但无一例外最终选择回国建功立业，梁氏家族几代人的赤子之心拳拳可见。 如今的我们面对留学一事已经习以为常，便捷的途径和宽松的环境让很多家境较好的家庭可以选择送孩子出国，有些人着实是为了培养孩子能力、拓宽孩子的视野，如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但不乏少数家长以对祖国的亵渎来劝孩子离开，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认同，甚至有些可耻。遥想梁氏一门，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尚有如此情怀，如今国富民强有些人却乐不思蜀，实在令人感慨。 在孩子们幼小时，梁启超经常陪伴身边，以言传身教教会了他们根植于灵魂的信仰。后来孩子们各自旅居国外或是成家立业，梁启超仍旧不忘以书信对他们谆谆教导，四百余封家书从生活细节到内心情感，从家国天下到人生感悟，内容涵盖广泛而充实。家书远隔重洋送到儿女们手中，无高傲的训诫、无琐碎的闲言，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的口吻和耐心细致的叮嘱，此时的儿女们虽无法承欢膝下，但依旧可以聆听到父亲的教诲。 梁启超对于国家和个人有着一番独到的见解，在他的意识里，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总是比个人要长远，甚至会是永久的，每个人所做之事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成效，但不必因此顾虑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应该尽心尽力做好分内之事，其他事皆可不必去管。这样的概念超脱、淡然，他用这样的思想来教导孩子们，旨在让他们淡泊功名，投身到爱国事业中，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孩子们牢记父亲的训诫，把爱国主义印刻在灵魂中、融进了血脉里，指导着自己人生的选择和方向。 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战时期迁到四川，严酷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夫妻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骨硬化症，林徽因有严重的肺病，但他们仍旧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不少外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试图以优厚的条件聘请他们去国外工作，对此，他们回应道：“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是暂时的。”于是毅然决然地将这些邀请拒之门外。 梁启超的小儿子、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对父亲是这样回忆的：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忧国忧民，我父亲生前希望他子女里面有人搞科学技术，后来我干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有志气，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是干“两弹”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身为父亲，梁启超不仅给了孩子们生命的血脉，更给了他们崇高的品德和精神信仰，这一点的确与众不同。 关于教育，梁启超曾经发表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其中一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尽显梁启超对中国少年以及少年教育的深刻认识。而文末的那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更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澎湃和鼓舞人心的斗志，即便是今天读来，仍难掩内心的激动。 的确，教育一事重如泰山，然而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尤其是科举八股，虽冠以“教”“育”之名，实则束缚了广大读书人的兴趣和创造力，成了少年教育最大的败笔。梁启超虽启蒙于此，但长大成人时恰逢思潮涌动之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益浓重，加上他曾经去国游历，无论东洋或欧洲，皆收获颇丰。因此，他本身的视野较之父辈则更加开放和包容，对子女的教育更是贯通中西、学无陈规，还出现了不少创举。 趣味主义者的家庭教育 梁启超初涉世事时便拜在康有为门下，学着如何追求真理、如何革新救国。戊戌年间，怀揣着革新梦的思想家们原本以为可以就此实现鸿鹄之志，但却以失败告终，被迫逃亡日本。 后来康有为竟拥护张勋复辟，一时间梁启超与其分道扬镳，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一幕；再后来，袁世凯也打算复辟，并且花重金邀梁启超同路，梁启超断然不从，袁便派人迫害，无奈之下，梁启超只得再度逃亡。 几经波折，梁启超最初的政治信仰被惨不忍睹的现实粉碎殆尽。此后，对政界失望的梁启超在演讲、著述、书信中对此多有流露。比如在题为《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的演说中，梁启超就曾这样说：“我近来极厌恶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犀利的话语直指时政之弊。 几年后，在给孩子的书信中，他又说道：“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的确，当时的政治新贵们登上政治舞台三五月不足，就有不少已是腰缠万贯，政府所谓的廉洁已不堪一击，对此，梁启超认为女婿希哲在此时的政府底下做官员“真算得一种耻辱”。随后，他还担心孩子们想不开此事，于是特意嘱咐他们如果一时无法抽身出来，则需暂时忍耐。 正是这样的厌恶和不满，使得梁启超或多或少有了一丝“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无奈和辛酸，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因此而轻视自己肩上的担子，他的一腔热血是为了振兴国家和民族而上下求索。最终，他将精力转至教育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希望通过教育之路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空谈教育的人很多，实践教育的人却屈指可数。梁启超虽然大谈教育，但并非纸上谈兵之辈，他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解、观念的转变和方式的革新全都用在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上。梁家几个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几乎都是由身为父亲的梁启超亲力亲为的。从课程的设置到内容的选取，梁启超都极为用心。以传统儒学为思想基石的“梁氏教育”，加入了西学的成分，开创了独特的教育模式。 关于幼儿时期的启蒙教育，梁启超曾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意思是说幼儿教育在人生中极为重要。在当时的封建伦理面前，每个准备长大成人的孩子都会在年幼时遭受极大的摧残，一个是女孩子的缠足，一个是男孩子的科举。只要经历过这两道“门”的人，最终都会变成封建礼教里“合格”的臣民。 然而，于国于民族而言，这却是极大的破坏。在梁启超著述的《论幼学》里，他对当时的教学方式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虽然四书五经里传递的道理为人间大道，但刚上私塾的孩子们年纪太小，这些道理对他们而言未免太过于高远，并不容易接受，即使勉强接受了也无可施之义。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文中列出了幼儿教育的多处弊端，比如“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由此可见，中国私塾里的先生们在教育孩子时并不看重知识的用途，而且只看重能否写出符合科举八股的文章来。也正因为如此，最终走进社会的所谓人才，“蓄积虽多，皆为弃材”，“专以记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随之而减”。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看下来，当时幼儿教育的问题一目了然。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将他所知道的西方国家的教学优势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他的了解，西方国家的教学习惯是先教孩子们认字，再教孩子们领悟大道理；先教孩子们辨别常识，再进一步将他们往文史科学的方向引导。另外，西学注重悟性的培养，这点与中国的教育大为不同。他们对孩子的启蒙大多广而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文史、哲学之类的内容，还包含了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及体能方面的教育，归纳起来就是“可以略识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迹，其学足以为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阅历，而即可以致富贵”，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则是“用力少而蓄德多，数岁之功而毕世受其用也”。 对教育颇有见解的梁启超对妇女是否受教育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女人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读书识字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女人自身的发展，对于全民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都是极大的障碍。在中国将近四亿的人口里，有接近一半是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肩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但可悲的是，她们中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只懂得干活劳作，此种情况下想要寄希望于她们来开展得体的幼儿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孩子只能延迟接受教育，而且一接触就是私塾里的八股文。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里超过半数的儿童早期教育都是由母亲来完成的，比起老师，身为母亲的她们更了解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更容易找到适合孩子们的教学方式，并将她们的学识最直接、最有效地传递给孩子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这一点十分重要。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梁启超从第一个孩子梁思顺的培养开始，便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当时梁启超带着夫人和孩子正客居日本，为了生计，梁启超应邀编纂中学国文教科书，这一工作不仅让他有机会和孩子朝夕相处，而且“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因为女儿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也成了她编写教材的好帮手。梁启超陪同女儿一起认字、读书、识礼数，并且以日记的形式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父女在此过程中经历的快乐和一同克服的困难。 从西学的经验里，梁启超在女儿的学习中加入了数理化方面的内容，对此，他专门请了家教辅导这些知识，并且索性在家里设立了实验室，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学习这些科普知识时如果遇到一些想不通、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既加深了理解，又增加了趣味。 这些被提及的西方教育与我们今天的教育颇为相似，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科学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课程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却并不被普遍接受，甚至因为无益于走上仕途而被认为“不正经”。 显然，梁启超并不这么看。在他的眼中，这些知识不仅有利于素质的培养，而且是获益终生之物，不可轻视。所以，他经常教导他的孩子们学习时除了要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多花点心思去学些音乐或美术，如此才能使学习丰富多彩，不至于枯燥。 梁启超自诩是一个趣味主义者：“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所以，当梁启超为孩子们制订教学计划时，趣味便成了首当其冲的要素之一。这里所说的趣味与我们平素所理解的意思有些不同。他所谓的趣味，其性质必须具备“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一件事情干下来，始终是有趣的，不生出与之相反的结果，谓之趣味。比如赌钱一事，虽有人认为它是有趣的，但赌钱的本质最终会让参与其中的人闹到很没意思，或是家破或是人亡，着实没有任何趣味可言，因此，梁启超很排斥赌钱。而做学问就不同了，学问的趣味虽然冷暖自知，需要花点耐心慢慢地来，但是，它却是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是可以长远保持下去的，故而成为趣味。 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将这样的趣味融入学习里去，待在家中由他辅导是如此，孩子们离开自己独自求学时同样如此。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里这个主题仍然多处可见。比如当年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时，梁启超就曾经担心他的课业由于过于专业而枯燥，进而导致他单调、乏味而不思进取，故而写了一封家书给思成，里面便提到了趣味的问题。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他自身的生活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因此能让他保持长久的不厌倦。对于他而言，当在新的方向找到新的趣味的时候，就犹如旭日升天、新荷出水一样，充满了新生的动力和干劲。虽然有人认为他这样有泛滥的短处，但是，反过来看，让他始终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长处。对于梁思成，梁启超还是了解的。梁思成对于学术的专注值得赞赏，但他有时会因为太过于专注的缘故，将自己的生活弄得十分单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很容易对现下研究的学问产生厌倦，进而滋生很多不必要的苦恼，梁启超将其视为堕落的根源。因此，他鼓励梁思成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且主动地去认识新的朋友，以此来保持自己源源不断的兴趣和学习热情。 这就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教育新观点。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个“主义”，并且将其中的妙处传递给他的子女们，让他们在博采众长、丰富素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做学问的能力。梁氏家族里这些“学霸”们能如此出众地成为行业精英，与梁启超的这一观念不无关系。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但是，他却并不跋扈，相反，在很多问题的探讨和选择上，梁启超选择了和孩子们平起平坐的方式，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空间，找寻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向和领域，这是梁氏教育的又一特色。 给孩子最合适的环境 对于孩子，家长总希望他能在舒适、优越的环境里长大。然而，什么样的环境才算得上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呢？在梁启超的答案里，“合适”两字最为重要。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们事无巨细地照料着，但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宽松的治学态度和求知环境，从来不过分苛求，也从不强迫他们听命于自己，而是习惯与孩子们沟通淡心、各抒己见。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孩子们接受了各式各样知识的熏陶，慢慢地，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对各种专业也有了自己的偏好。在此基础之上，梁启超的循循善诱更让孩子们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专业领域，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之后，梁启超从不否定批判，即使他们的选择与梁启超最初的想法或安排有些不同，但是，他也断然不会责怪或者抛弃他们。恰恰相反，他始终保持着最高涨的热情和强烈的认同感，去积极地、尽其所能地配合孩子们实现心中的理想，这是身为父亲的梁启超更为超脱的一面。 人生在世，社会属性贯穿其中，因此，梁启超为他们定下了一个大原则，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首先要想着在社会上常常尽力，如此这般，才不愧梁启超的疼爱与教诲。在这个大前提下告诉孩子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孩子们要学着寻一份专门的职业，以此来发挥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 关于职业，梁启超认为事业并无所谓大小一说，士大夫的事业是救济天下，农夫的职责是治理好他所拥有的十亩田地，虽然两个领域并无瓜葛，但是他们所做的成就却都是一样的。因此，只要所做的事情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并且尽自己所能去完成，那么无论是谁，都应视为“第一等的人物”，都可以称为“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因此，他的孩子们在选择专业时从来都不以热门与否、收益丰厚与否为标准，而是以做学问的眼光去选择，所以，梁氏家族的子女们所从事的专业大多是那些看似冷门、实则利国利民的专业，比如梁思成的建筑、梁思永的考古学、梁思庄的图书馆学等。 说起梁思成选择建筑这一科，虽是受到林徽因的影响，但终究与其自身出色的美术天分密不可分，而这份天赋的开启，与父亲的“趣味论”不无关系。事实上，当初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学习艺术教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功利的打算和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孩子们的视野和眼界，做一个知识丰富的人。而梁思成在小小年纪便接触的绘画艺术，却在不经意间为他日后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思成的绘画水平极为出色，因此他常常为校刊画插图，而且还是学校的美术编辑。他的画工极好，无论是笔直的线条还是蜿蜒的弧度，经他的画笔一描绘总能画出不一样的风采，在老师和同学中颇有名气。 关于这样的说法确切与否我们暂不考究，或许这其中不乏后来人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梁思成对于绘画这门艺术并不排斥，相反还十分喜欢。后来林徽因从欧洲回来，同梁思成讲起了她打算学习建筑的想法，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建筑”这门课程。 林徽因告诉梁思成：“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后来，喜欢绘画的梁思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建筑学，并在这门专业上成了大家，如痴如醉地研究了一生，不仅开创了中国自古以来无将此作为一门艺术的先河，对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更是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这或许就是梁启超所谓的“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思想精髓吧。 对于梁思成学习建筑这门学科，梁启超并没有干预，他只在方向上进行引导，对于孩子们具体的学习兴趣持理解尊重的态度。试想一下，凭借当时的声望和社会交际，如果梁启超想为孩子们谋一份体面的活，其实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放弃了用长辈的力量“掌舵”的大权，任凭孩子们去寻求一份心中的喜好，自己从旁支持鼓励，进而成了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梁思成打算放弃北京优厚的教学条件，转而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建筑研究。梁启超知道这将是一段艰辛而荆棘丛生的探险之旅，但是身为父亲、身为导师，梁启超并没有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他，而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去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中间，但凡梁启超动了恻隐之心，不惜儿女疲于奔命、辛苦劳作，决然不从或是百般阻挠，兴许后来就成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遗憾了。 这是思成的建筑学，而对于思永的考古学，梁启超也是十分支持的。一直以来，梁启超对于史学的研究和探索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这样形容这门学问：“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曾经想过要放弃身边事物专注于此，但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思永长大成人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永对考古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加上他性格相对沉稳、淡然，因此十分适合做这门学问。梁启超甚至想过思永学成归来以后与自己一同研究史学，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但是，思永对于成为父亲的帮手一事并不倾心，他的兴趣在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上，希望能参与到最真实、最前沿的考古现场。这样的决定自然会令梁启超有些失望，毕竟研究中国史是他的趣味及学问所在，况且他所“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思永的暂不加入让这一梦想只好搁浅。 然而，在儿子的事业和自己的兴趣之间，梁启超果断地舍弃了后者，他放下了自己的喜好，全力以赴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梁启超听说山西西阴村遗址正在发掘，立即联系了当时的负责人李济，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李济能给予梁思永一个实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积极鼓励儿子去实现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全力为他解除后顾之忧，他鼓励思永说：“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 后来，思永凭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后，梁启超听说有一大批欧洲的考古学家要去新疆考察，对于思永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梁启超又开始自筹经费支持思永去参加这项考察，并且对思永说：“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大有益的。” 尽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是，梁启超对孩子们的支持之心、鼓励之情却清晰可见。 而他的女儿梁思庄选择自己专业时，也有自己的故事。对于思庄，梁启超同样有着自己的希望——“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是自然科学当中当时最为进步的，而且它是哲学这些社会学主要的基础，加上生物学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对于女孩子来讲十分适合，学成回来以后我国地大物博，物种也算繁多，思庄可以随意采集试验，届时也容易有新的发现。 显然，梁启超认为生物科学大有前景，并且告诉思庄，当时极少有人学习这门科学，女孩子更是寥寥无几，如果能借此机会成为“先登者”是再好不过了。 虽然他希望女儿接受这样一番建议，但是字里行间却并未见有发号施令的严苛或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更多的是用简洁明了的字眼将自己的想法悉数阐明。一番论述后，梁启超于文后附上了一句：“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从头至尾都是一副商量讨论的姿态，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给了孩子充分的选择和考虑的空间，不失得体和谐。 尽管梁启超因为不想让这个家族全盘“美国化”而建议女儿学好法语去欧洲留学，但梁思庄最后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远赴美国攻读文学，后转学图书馆学，这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以上所说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情。在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当中，鲜有孩子对政治感兴趣，唯独思忠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但他的这一选择却让梁启超的内心十分忧虑，思忠所热衷的政治军事是具有危险性的，加上当时中国的现状，从事这种职业极容易迷失。但既然孩子有志于此，梁启超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只是在教育方式上颇费心力。 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里表达了自己在对思忠教育问题上遇到的难处。从本质上来讲，思忠有如此这般抱负和志气是男儿热血所致，梁启超并不愿意以高压政策来束缚他，但他毕竟年幼，世事经历得也少，因此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需要当父亲的慢慢解释清楚。所以，这种解释方法十分为难，一方面不能以粗暴的方式打断他的勇气；另一方面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关注着，生怕他走错了路。一封家书竟是梁启超的牵挂和担忧，一颗慈父之心跃然纸上，实在令人感动。 从梁启超齐家育子的经验，反思我们现在的父母，的确难以做到如此从容。每一个父母都有一份上天赋予的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这本是人间一件伟大之事，但是，父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度。他们经常过分地夸大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进而以此为理由和借口干涉孩子选择的权利。 比方说，在报考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都喜欢以自己的喜好来为孩子定夺专业和学校，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去聆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听听他们想要学习什么专业、接受哪方面的知识。对此很多父母都会以孩子尚未步入社会、缺乏辨识能力为由，武断地替他们做主，但其实真的很难说是孩子们缺乏判断，还是父母过分地揽起责任反而斩断了他们自立的羽翼。 其实，父母不妨学学梁启超，转变一下自己的角色，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空间。有时充当一个聆听者或是扮演一个配角，比做一个独裁者更能贴近孩子的内心，更能了解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毕竟，孩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不可能总是生活在你的臂膀下，父母要做的不是取代他们的翅膀，抱在怀里带他们去向远方，而是要帮助他们早日成长、学会独立地翱翔在蓝天，而这也正是梁启超教子有方的高明之处。 让点滴之处充满浓浓的爱意 很多人关注梁启超家教的时候，由于受到几个孩子学术成就的影响，不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对孩子们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学习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完整。的确，对于几个孩子的学业，梁启超耗费了不少精力，加上他本身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故而将毕生所见所学融汇其中，使得孩子们从中收获颇丰。 然而，这并不是梁启超教育的全貌，他对于孩子们深深的疼爱充满了孩子们的记忆，每每说起，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温暖，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就是：“爹爹是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除了大量的长篇论述之外，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与孩子们之间交流的家书。家书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几个子女的学习、生活、事业和人生。在当时联系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下，这些书信便是父亲和孩子们之间保持沟通的桥梁，犹如系在风筝上的丝线，即使孩子们飘得再高再远，家书都把他们连在父亲的心里，牵着他们之间无限的惦念。 梁启超的家书读起来十分有趣，正经起来能让读的人跟着紧张，玩笑起来能让看的人跟着欢愉，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撒娇依赖，时而针砭时弊，时而记挂万千，每一封家书都饱含着浓浓的爱意，而孩子们也在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和支持。 比方说当年思庄最初留学海外时，遇上了英文不及格的问题。对此，梁思庄正处年轻气盛之时，感觉十分不愉快，甚至有些气馁。梁启超一封书信劝导道：“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当思顺和希哲生计前途堪忧时，梁启超一面动用自己的人脉和能力为他们找寻出路；另一方面还不忘鸿雁往来，安慰教导。梁启超告诉思顺，过分的着急是不对的，任何事情只要着急愁闷无济于事，便不值得再去为它耗费心神。这是梁启超开导苦闷中的思顺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鼓励思顺，告诉她这种困境正好是她磨炼身心的好机会，虽然她从小跟着父母受了些苦，但是年纪太小全然不懂，如今的经历在人生当中并不容易遇到，思顺应该换个角度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将其作为成长的好机会。 父亲的话让思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尤其是开导她将困难视为磨炼身心的好机会，更是给了思顺莫大的鼓励，让她重新鼓起了面对困境的勇气。 对于孩子们的婚姻，梁启超也是忙前忙后地操持着，尤其是思顺夫妇和思成夫妇这两对伉俪，都是梁启超倾力玉成的。对此，他像极了一个农夫，那份喜悦无异于忙碌了一年之后换来满满收获的心情。相对于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模式，梁启超为孩子们的婚姻开创了自己的模式。由他自己留心观察一个人，然后给孩子们相互介绍认识，接着便由着孩子们自己去接触和相处，最终的决定权也放在孩子们手上，这种糅合了中西方优点的婚恋模式是梁启超“理想的婚姻制度”。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法的确让孩子们找到了志同道合同时也让长辈放心的对象。比如梁思顺和周希哲、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启超希望自己能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每个孩子身上，毕竟在他的意识里，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后的责任。但毕竟年事已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故而未能如愿，但是他身为父亲的责任意识却从未有一刻懈怠过。的确，父母对于儿女的责任无非是学习、立业、婚姻这几样。但是，梁启超却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去经营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如此尽心尽力实属难得，也确为梁氏子女之福气。 梁启超注重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进展，但对身体健康更为关注。他经常写信询问道：“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后来思成身子稍有好转，他又再次去信嘱咐道：“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对于思顺，梁启超也同样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刻苦用功之暇照顾好自己：“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显然，在孩子们面前，梁启超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而后才是导师——注重孩子学业成绩。 除此之外，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洋溢出家里温馨幸福的模样。比如他写信告诉思顺，虽然思成和思永在国耻日那天受了伤，但好了不少以后，他们的样子开始令人捧腹：“思永最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多么有趣的场景，父亲看到两个孩子玩耍的模样十分喜欢不算，竟还想到把它记录下来告诉给远在海外的女儿，实在是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思顺寄来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她无蔬菜可吃，不承想，竟被思达他们玩笑了一番，对此，梁启超不但不反感，还在信中说：“初次接到你信说没有蔬菜吃，他们曾每人画一幅——萝卜白菜之类，说送给你们到底寄去没有。”玩笑间趣味多多，一家人亲昵无间可见一斑。 有时梁启超还会在信里讲起笑话来，说是笑话但却是他日常生活的点滴志趣。那次，梁启超听人说附近约十里的地方有一处钓鱼之地甚好，于是回去讲给孩子们听，打算寻一日风和日丽，带孩子们一同去垂钓。孩子们听完便兴奋不已，第二天便嚷嚷着要去。但天色并不是很好，因此梁启超有些沉吟。不过见孩子们都一一预备齐全了，为了不扫孩子们的兴，便只好答应同去。不料，还没到目的地，天公不作美，开始下起小雨来，尽管他们硬着头皮喊出“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口号，但却没有因此而躲过倾盆大雨，“七个人在七个驴子上，连着七个驴夫，三七二十一件动物，都变成落汤鸡”。多么真切的生活，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让梁启超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会向孩子们讲起各位亲戚朋友、叔叔阿姨们新近发生的事情。 偶尔，他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向孩子们问东问西，并央求着加入其中。比如有一年思顺全家前往日本，从信中得知此事的梁启超开始仔细地询问起来：“在日本看过什么地方？寻着你们旧游痕迹没有？在船上有什么好玩（小斐儿曾唱歌否）？我盼望你们用日记体写出，详细寄我（能出一份《特国周报》临时增刊尤妙）。”信末的落款多样，“饮冰”“爹爹”“老白鼻”“耶告”等；时不时还会随信附上一些小东西，像演稿十来张、三张好玩的小照，或是《圣教序》一本、《从军日记》一篇…… 某次，梁启超将新得的缎子寄给了海外的几个女儿，物未出境已安排妥当：“有摹本缎两段，乃赏汝两妹者，人各一套。……其外国缎一段则赏汝者也。”衣服漂洋过海去到大洋彼岸，虽无法亲眼看着孩子们穿着在身，但身为父亲却渴望见着这一幕，于是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汝三人将所赏衣服穿起照一像寄我。”就如同一个小孩子一般充满期待。 总之，虽远隔万水千山但梁启超却依旧如同儿女们承欢膝下相待之，可以想到，收到这些文字和小物件的思顺们心中必然觉出父亲的可爱之处，一股暖流油然而生。 身为鸿儒大家，梁启超肩负着家国大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的言行须得规范，但以他的个性以及贯穿始终的“趣味主义”理念，这样的身份并不使他终日束缚于正襟危坐，反之，他从来不吝啬向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有次思庄写了封信寄给二叔，但没有寄给梁启超，于是他便在接下来的家书中向思顺特意询问道：“问思庄何故写信与二叔而不与我。岂至今尚未得闲耶？”寥寥几字，颇有吃醋的嫌疑，但却是真情流露。 还有一次，陈伯严到梁启超家中吃酒，二十五年未见的老友相互倾吐一番后，不知谈及何事，也不知聊至何景，梁启超竟越发思念起女儿来。思念之情无处表达，便“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爱女之心、念女之情实在令人感动。 1928年，得知女儿将回国时，他更是难掩满心欢喜。梁启超对女儿的思念从未间断过，平日里想着也许并未强烈到让他辗转反侧，但一旦有了病痛，对女儿的思念便变得十分厉害，成了他缓解病痛的寄托。他时常会想，如果女儿此时待在他身边的话，“向她撒一撒苦痛便减少许多”。此时的他对于女儿越来越临近的归来更加急切，想到她回来以后的新生活，更是眉飞色舞起来。 然而，就在他满心期待地向往即将来临的团圆时，病魔却无情地将他带离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梁启超的家书多与海外求学的子女们相关，最多的是与思顺的往来。对于尚在家中求学的孩子，梁启超也安排得极为妥当，由于时局动荡，综合考虑之下梁启超把年纪尚小的思宁、思礼等留于家中，专门请了一位通晓国文的先生教授他们。 谢国桢在家中教授时，梁启超经常饶有兴致地加入其中，旁征博引、高谈阔论，时而与先生一起为孩子们讲学，时而又与他们共同探讨学习，寓教于乐、教学相长之中寄托着慈父一片关切之情。 教育一事神奇得很，它既可以高远至云天之外，凭借主义精神便可指导人生，又可以如涓涓细流缓缓流淌，润物于无声滋润心田感化灵魂。梁启超所开创的家教，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能将这两面既富有创造性又不生硬地糅合在一起。而我们现在的父母往往容易偏向一方，要么过分地强调理想主义，导致溺爱之灾；要么过分地强调现实主义，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对此，梁启超给现在的父母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如果能照着学习一二，相信对于家风家教都是有禆益的。 梁启超先生虽然已经逝去，但他开创了西学中用的教育先河，并打破了当时时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迂腐理论，用大智慧和大爱去培养他的孩子们。由此产生的培养思想和教育理念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仍旧熠熠生辉。而这，也正是梁氏家族在为社会培养出人才之外所创造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 第二章 宋氏家族· 雕刻高贵与典雅 家风里的性格基因 历史的长河缓缓地流淌，带走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留下为数不多的几颗璀璨的宝石，成为后人感慨评说的经典。其中，有一个家族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已是光芒万丈，时至今日依旧光彩熠熠，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 宋氏一家，父亲宋耀如和母亲倪桂珍培养出了三双儿女，均可称得上是人中龙凤，他们甚至影响着整个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宋氏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民国第一家族”。 一个家庭里偶尔出现一个社会精英，也许除了见识、素质之类因素外，多少还得靠些运气，但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儿女均能长成出类拔萃之才，进而使得整个家族名望大增，甚至于名扬后世，那便不是“运气”二字可以轻描淡写地概括得了的，唯一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便是“家风”使然。 家，父母为长。宋氏家族能成为“民国第一家族”，这在很大程度上拜宋耀如和倪桂珍这对伉俪所赐。尽管子女们后来更多地基于婚姻的因素而步入中国政坛的中心，但是他们长大成人期间，从这对父母那里学来的善良、聪颖、敏锐、落落大方、宠辱不惊等品德和气质，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和很多家庭不同，宋耀如没有如同老夫子一般，拿着一本家训刻板地训导自己的儿女如何处事、如何为人，相反，他放弃了那些陈腐的规矩，转而用自己的经历和故事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励志的榜样，而他本身便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年幼的他出生于海南文昌，原名韩教准，后来过继给舅父，改姓宋。 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文昌，为了生存，宋耀如年幼时便随着乡里人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谋生。国外漂泊无根的生活和在当地目睹的种种不公正，看在年纪尚小的宋耀如的眼里，让他感觉十分刺痛，但这却练就了他超越年龄的坚忍和毅力，更催生了他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动力，转化在实际行动上便是对学习知识的渴求。几经辗转，宋耀如进入梦想中的圣三一学院学习，这是他人生里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宋耀如对他的孩子们，无论男女、无论何时都致力于让他们接受最先进、最入时的教育。他认同西学，对孩子们接受西方教育持认同、支持的态度，这和当时很多思想禁锢、崇尚四书五经的家庭相比，显得十分宽容。在那个中西合璧的大时代里，身为父亲的他独具慧眼，为孩子们选择了极为超前的学习方式，为他们步入社会以后逐步成为佼佼者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所谓家风，一家之长首当其冲。比起那些整日对孩子耳提面命，成天嚷嚷着孩子不成器，而自己却毫不起眼的家长而言，宋耀如是一个典范，他用坚忍的刻苦和非凡的毅力让自己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令孩子们心悦诚服的榜样，进而寓教于日常生活中，让孩子们受益于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这才是王道。 宋耀如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以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强的学习能力，给当时教授过他课程的老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时间内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转而掌握拉丁文、希腊文，熟练英文读写和数学，这样的挑战为他摘取了“聪明的中国星”的美誉。 父亲的这些经历后来悉数传到了孩子们的耳中。可以想象，他们在知道自己和蔼可亲的父亲有如此骄傲的经历时，除了对他更加崇敬以外，还会萌生出一份效仿的动力，而这同时也是传承开始的原点。当很多人惊讶于他的第一个孩子宋霭龄五岁时，便能用流利的英语在教会学校里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除了惊叹一个小姑娘的不同凡响以外，更多的是对宋耀如言传身教的影响大为赞赏。 在宋氏家族里，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1880年初冬的一天，渴求进入圣三一学院学习的宋耀如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在当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基督教除了给予宋耀如学习的机会、全新的信仰以外，还给予他生命里珍贵的爱人，这个人就是倪桂珍。 受到家族的影响，出身名门的倪桂珍很小便开始信仰基督教，虔诚之情与宋耀如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他们之间天然的默契，就连他们的相见也是在充满神圣向往的教堂里，弥漫着悦耳动听的教会音乐。 倪桂珍出身名门望族，殷实的家境让她从小不愁吃喝，还从五岁就开始学习汉字和书法。从进入女子学校算起，倪桂珍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是，她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会弹钢琴的女子。 作为这个新家庭的女主人，倪桂珍是非常称职的。她竭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尽心尽力地养育他们的子女，无论贫穷或是富有她始终对生活充满敬意，并且将自己在教义中汲取的善良、谦卑、公正、慈悲悉数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们。 宋家的孩子们，尤其是三个女儿，一直被宋氏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他们位于虹口的小楼里，母亲的聪颖、智慧成了闪耀在女儿眼中的星星。宋氏夫妇一同成了她们人生的启蒙老师。三人在尚未踏入社会之前，就以成绩出众而闻名。她们毕业以后步入社会，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学习能力仍使他们终身受益。 宋氏夫妇的努力和奋斗不仅为孩子们创造了殷实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始终是充盈而丰富的，这让儿女们时刻都能感受到源自父母的深刻而温暖的爱。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若干年后，他们的孩子回忆自己的父母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 学习是有形的，或许是一本书，或许是一首歌；学习又是无形的，可以是一种爱好，可以是一种习惯，更可以是一种精神。在那个思潮涌动、知识和主义一起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虽然借助倪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宋耀如将自己的社交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他却从未放弃持续学习的习惯，并以此来探索改变命运的道路。 显然，宋耀如把这种精神传承给了他的孩子们，在父亲宽大的臂膀下，他们可以无畏地去接触一切新鲜的事物，并从中获得知识和力量。其中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便是宋庆龄，她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探索精神。 古人云“上不正，下参差”，的确不无道理。其实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要做到成绩显赫、功勋卓著，但至少也应该是个品性高尚、德才兼备之人，否则教无以出、育无以施。所谓“三岁看大、十岁看老”，每一个孩子性格的形成都在生命初绽的那几年，而与他们日夜相处的父母则是责无旁贷的启蒙导师，而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反过来又是映出父母品德的一面镜子。 从遗传的角度讲，孩子性格的形成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是科学合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后天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宋耀如对民主思想炽热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革命的毕生倾注，是他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对孩子们又一个重要的影响。 清末，腐朽的封建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垂死挣扎，当很多中国的普罗大众身处乱世，对自己、对未来充满迷惑，完全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宋耀如却将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宋家的孩子们虽然年纪尚小，却早已听闻了许多诸如“共和”“民主”“革命”之类的新鲜事物。 宋耀如崇尚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对此倪桂珍也十分认同，在这个前提下，宋家的家庭氛围里一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寄予，那就是希望这些子女们能立志长成像林肯、华盛顿一样的人物，为唤醒国人做出一番贡献。后来，宋耀如认识了孙中山，并与之结为挚友，很快成了他热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尽管当时的孙中山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在宋家，他却是备受尊重和欢迎的革命家。 基于这一点，宋家的孩子们很早就在浓烈的爱国主义熏陶中培养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尤其是宋庆龄，这些来自于父亲的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精神气质以及家庭环境里对民主主义的崇尚和信仰，对她日后呈现出来的崇高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父母的普世价值观和择友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选择，并无明显的对错之分，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有时父母的选择会在不经意间直接决定了他们未来性格的色彩。比如，一对开朗健谈、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会与内向、忧郁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而一对整日棋牌不歇、酗酒赌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却很容易在尚未涉世的年纪便认可了这些陋习，进而习以为常，严重的还会演变成自己的习惯。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宋氏夫妇的交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孩子们日后走上政坛、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印记。 父母的不同教育特色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里，“严父慈母”是最惯常的表述方式，千百年来，父亲和母亲的分工似乎已经被这样定格，大家对此也都习以为常了。然而，在宋氏家族里，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却呈现出另一番与众不同的教育景象。 在宋家孩子们的眼中，母亲是严厉的，这种严厉从思想高度化为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而这样具体翔实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行为的准则，他们的不少品行，比如勤俭、克守、诚实等，皆形成于与母亲相处的那段日子。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点让她自始至终都恪守她所信奉的教义十戒，因此，她是善良的，不仅对她的亲人、朋友如此，对周围的那些身处困苦、需要帮助的人也是如此。她对慈善事业十分关注，那些受到她帮助的穷苦人甚至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后来宋氏三姐妹对慈善事业的热衷和积极推动，其思想启蒙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此。 与此同时，她又是个性极强的人，对于很多事情她都是说一不二的，有时甚至要求男人都要听她的话。亲友们对她的回忆均会提及的一点便是：她不但心肠很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 倪桂珍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成人的她自小便胆大过人、处变不惊，这在同龄女孩子里是十分少见的。据说，有一次她和妹妹在桥边玩耍时，偶然遇上带着狼狗和恶仆的小混混调戏非礼，倪桂珍非但没有被吓得抱头乱窜，反而厉声相对，一直相持至校警赶来，最终小混混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这样的胆识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令人啧啧称赞的。 由于父母的开明和鼓励，加上倪桂珍早早便接触了先进的教育，因此她很有主见，而且敢作敢为。在那样的年月里，社会的审美仍然十分畸形地崇尚“小脚之美”，女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就要面临缠足之痛，以可怕的经历和泪流满面的代价来换取一双“三寸金莲”。倪桂珍的妈妈、姐姐们都顺从了这样的审美观。而她则不然。先是借着生病的缘故，后是对封建礼教一点也不客气的反抗。总之，倪桂珍为自己留下了一双舒适的“天足”，并且毫无顾忌地将其保留了下来，使得“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显然，宋氏家族的孩子们遗传了她的个性，尤其在女儿们的婚事上，尽管父母反对过、批评过，甚者两代人为此激烈地争执过，但最终，女儿们强烈的个性都让她们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母亲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宋家，母亲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她对儿女们的要求向来都是从严、从实，这与宋耀如的慈爱、随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倪桂珍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出现饮酒、赌博、撒谎等不良的行为和嗜好，并且从来都不放纵他们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人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但倪桂珍却认为“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使得她对自己的孩子们始终严加管教。 著名作家埃尔默·特·克拉克在他所著的《中国的蒋家》里将倪桂珍的这种教育方式称为“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其由来与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人的英勇、刻苦、勤奋的品质特征相关。倪桂珍的教育并不停留在嘴上，还身体力行地独自教授他们各种自己擅长的技能，比如阅读、音乐。宋家的孩子们曾这样回忆道：“母亲单独教我们阅读和演奏音乐。她跟我们一起吃了无数的苦，但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一切。” “心平气和地忍受”，这样的描述将一个善良、坚韧、对孩子充满爱意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是每一位母亲都应具有的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很多，大多数女人在成为主妇时，尤其为人母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怨妇”，终日郁郁寡欢，或唠唠叨叨，那些乐观开朗的美好便被这样一分一毫地消耗殆尽。但是，这终究是不好的。要知道，任何抱怨都于事无补，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反而会把这些消极情绪传递给他们。倪桂珍深谙这个道理，所以选择了用自己的忍耐和克制为孩子们树立温婉平和的形象。 查理长期生活在美国，因此他对西餐十分喜爱，而对于吃着中国菜长大的倪桂珍来讲，要做出一餐美味可口、像模像样的西餐来着实有些为难。然而，她却认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使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 尽管后来他们的生活宽裕起来，家里也专门雇来了厨子，但倪桂珍还是会经常下厨房，并且召集自己的女儿们来到厨房，向她们传授厨艺。宋霭龄在这方面学得有些吃力，而宋庆龄和宋美龄却在母亲手把手的教授下，成了不错的厨师，即使日后她们成了第一夫人，也还会亲自下厨做一些精致的西餐招待那些重要的客人，这一点令很多人津津乐道。 倪桂珍支持丈夫用西方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同时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同样重视。在她看来，刺绣之类的女红是十分陶冶女孩子性情的。对自己而言，虽然她喜好读书，但是对针线活却是不行的。为此，她专门请了一位针线活做得极好而且还有些文化的刺绣师傅来教授三个女儿。 这些点点滴滴，虽然只是些生活细节，但却出于倪桂珍对孩子们深藏于内心的爱，转化为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管教。宋美龄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 即使她严格管教，即使儿女们有时也会因为她的铁腕与她产生冲突，但是，在孩子们的心底，却仍旧将其奉为神明一样去对待。“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这是宋霭龄、宋庆龄经常和弟妹们提及的母亲的形象，为人之母能达到如此境界，也称得上是一种成功了。 与倪桂珍的严厉刚强不同，宋耀如却始终扮演着慈爱的角色，与妻子的教育方式相互补充和配合，在一张一弛间，将宋家对孩子的教育模式开启得丰富多彩，而夫妻之间情投意合、相敬如宾的感情，更让这个大家庭充满了爱的温暖。 宋耀如给予孩子们的是广阔的空间以及在这个前提下充满自信的探索。由于忙于实业，较少和孩子们相处，加之早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宋耀如格外珍视与孩子们之间的相处。如果说倪桂珍习惯于通过教授的方式与孩子们相处的话，宋耀如则更倾向于与孩子们一同玩乐，比如与孩子们一起阅读他从美国购买回来的书籍、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等。 关于这一点，比起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宋霭龄似乎是最幸运的，因为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她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是最多的。宋耀如喜欢西洋音乐，尤其喜欢唱歌，洪亮的嗓音、充满感情的演绎，在夕阳西下的田园间，在波光粼粼的大海边，宋耀如的歌声回荡着，伴随童年恬静的时光缓缓地流淌进了霭龄幼小的心灵里。 于是，霭龄开始爱上了音乐，爱上了唱歌，那些后来让她在留学的时光里惊艳了同学们的歌曲，有很多都是父亲曾经唱给她听的。宋耀如很少有什么运动，但却经常骑着自行车出去兜风，这样一项在当时并不普及的运动深得他的喜爱。在霭龄十岁的时候，宋耀如送给她一辆“飞鹰”牌自行车，胆大顽皮的孩子对这件新鲜的礼物充满了好奇，并且很快驾驭了它。对于宋耀如来说，和孩子一同骑着单车出去兜风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宋子文是受过父亲熏陶的唯一的男孩子，比起子良、子安，他从与父亲相处的时光里获得了更多的睿智和聪慧；此外，他的活泼外向、谈吐风趣，以及令人感到十分轻松愉悦的幽默感，则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进一步升华的性格魅力。 宋耀如最初家境贫寒，后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几经周折终于成了上海滩的名门望族。尽管他在实业上发展得很好，家境殷实，但他本人却淡泊名利、不醉心于仕途。当很多新贵纷纷选择居住在上海中心最繁华、最灯红酒绿的地段时，宋耀如却选择把家安在了上海的郊外。 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想法十分奇怪，但其实，宋耀如有自己独到的颇为前卫的理解。在他看来，市中心不仅鱼龙混杂、街道破旧肮脏，而且社会治安堪忧，缺乏安全感，而他所选择的相对靠近郊外的地点，却有着一副令人神往的面孔：清新的空气、远离尘嚣带来的安宁、一片供孩子们自由玩耍的绿地、几畦可以让他们释放天真的菜园，以及由他亲自设计的带有故乡海南风情的小院落……这一切的一切都向人们展示着一份诗情画意、一份难能可贵的宁静和安详。 宋耀如的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他始终鞭策自己不停地忙碌着。虽然平时十分繁忙，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孩子们一同做游戏、一起去郊游。他仍旧将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亲子关系的营造和培养上。即使是现代人也没几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习惯了以“忙”为借口而省去许多心力，有些事情暂且无妨，而有些事情却忽视不得，比如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对孩子的陪伴和关怀，这些都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也是义务，任何借口都无法将它抛弃在外、视而不见。 宋家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每个周末都要举行一次晚会，母亲会在晚会上弹奏钢琴、朗诵诗歌，父亲会在此时唱响动人的弦律，或是吹奏小号，孩子们有的聆听、有的欣赏、有的参与，总之，一家人在上海虹口这所凝聚着爱的小楼里其乐融融。 宋家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片乐土上长大的，明媚的阳光、动人的歌声、悠扬的音乐、无忧无虑的玩耍，这些迷人的风景在宋耀如的精心安排下变成了他们日常的收获。尽管外面战火纷飞，即使周遭政坛更替，但孩子们依然可以在父母的庇护下拥有值得回忆的童年，这不仅对于孩子而言充满了意义，对于父母而言同样十分珍贵。 从孩子们记事起，父亲就从来没有大声呵斥过他们，他总是那么儒雅、温存。父亲的爱是无声的，却又时刻萦绕在身边，带入恬静的梦乡，装进留洋的背包，铭记于心间，追忆于日后离开他的岁月里。宋耀如被视为宋氏家族的“第一人”，这个赞誉并不仅仅是因为宋氏的发迹始于他，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宋氏家族与众不同的家风，并以此培养出了六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这才是他被称为“第一人”的内涵所在。 有趣的是，虽然宋耀如和倪桂珍的教育风格迥异，但他们却配合得极好，不仅没有冲突，还焕发着不一样的光彩。孩子们称呼父母为“爸爸”和“妈咪”，而不是当时普遍的“爹娘”一说，据说到了后来，宋耀如干脆和孩子们一样，称呼倪桂珍为“妈咪”。宋耀如是否真的如此称呼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他的确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在一味强调“父权”的旧时代里，他在与孩子关系的处理方式上显然大度、宽容许多。 而真正令世人刮目相看并且争相传颂的，是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和解放。 解放美好的天性，追逐美好的人生 有关宋氏家族的传记或者文献普遍都认同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宋耀如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以及由此而来的解放在家庭教育方面是开了先河的。 在他看来，孩子的天性就是爱好玩耍、充满好奇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方式是不拘一格的，即使由此而犯下些小毛病也是天性使然，无须过分压抑和批判。 宋家的小楼边上有不少农民的田地，年幼的孩子们在大姐霭龄的带领下，经常到这里玩耍。孩子们调皮得很，有时会翻过院墙跑到院外去抓水里的小鱼、扒掉庄稼的叶子，甚至在田地里乱跑乱跳把庄稼踩踏得不成样子。附近的农民陆续知道了这回事，但因为宋耀如平日里对他们极为友好，因此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告状。 不过这些活泼好动的孩子并没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玩闹起来。有一次，孩子们在地里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好奇的他们轮流用小刀在上面刻划，后来霭龄萌生了一个怪主意，在瓜上挖出一块后填上一泡臭烘烘的粪便，再把挖出来的那块扣上去，一眼看去并无异样，直到这个南瓜被带回农民的家里才发现他们在上面捣了鬼。 农民们不再坐视不理了，于是一起来到宋家向倪桂珍告状。要求严格的母亲对这件事情自然无法漠视，于是她向前来告状的农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个教训。此时，孩子们已经被吓得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宋耀如闻讯赶回，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耀如告诉农民们，这些由孩子们带来的损失他愿意加倍赔偿，但有一点希望他们能应允，那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责怪惊吓到他的孩子们，毕竟他们正处在天真无邪的年纪。 送走了那些前来告状的人，宋耀如把孩子们从藏身的地方找了出来，然后用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口吻告诉他们，事情已经解决了，并叮嘱他们不用因为这些事情而害怕担忧。 农民们虽然对宋耀如如此坦诚地处理问题十分满意，但对他的做法却不甚认同。许多对此不理解的人认为，他的做法未免有些骄纵，这样反倒惯坏了孩子。 其实不然。相反，宋耀如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孩子们拥有足够的信心才敢如此决定。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孩子们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换来了孩子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无须过分地强调和索取，父亲的权威在信任平等中自然形成。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宋家的玻璃被政见不同的暴徒用砖头砸破，当时霭龄只有两三岁，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顺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扔出窗外以示反抗。宋耀如并没有立刻把孩子转移到别处，而且对女儿的做法连连称赞，并告诉她不用害怕，甚至做起了示范。父亲的乐观印在了霭龄的印象中，不用刻意地去强调，也不用堆积那些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已让孩子明白了所有的意义。 在宋耀如的影响下，孩子们更喜欢在大自然里寻找乐趣。他经常带着他们去山间徒步，与他们一同在烈日下攀登山崖，以此来培养他们求生的意识；或者与他们一同忍饥挨饿、抵抗食物的诱惑，以此来锻炼他们的毅力。据说为了培训孩子们的坚忍，他还曾经带着小霭龄在雨中站立，情景颇为触动人心，连年仅四岁的庆龄都向母亲央求加入他们。 除此之外，宋耀如还想出了很多有趣的、积极向上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这些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新颖的。 在霭龄刚识字不久时，宋家就办起一张家庭报，报纸的意义明显区分于其他报纸，与其说是一份读物，不如说是父亲送给孩子们的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编入家庭画报的那些文章大都是孩子们自己写作的，父亲最初是专职打字员，后来孩子们大了才交由他们去做，直到宋子文、宋子良中学毕业了以后才停刊。宋家还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演讲会，兄弟姐妹们轮流发言，中英文皆可，主题不做限制，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十分积极向上。 宋耀如还特意将一面墙用来展示孩子们的书法、绘画等作品，鼓励孩子们放飞各种想法自由地创作，如有好友来访，宋耀如经常会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孩子的作品。 现在的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孩子的种种能力，甚至于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希望他们能在这些课程里培养出一些令大人喜闻乐见的能力。但是，这些教条的培养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反倒是宋耀如所采用的这些宽松得近乎放任、实则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让他的孩子们受益匪浅，并以此为基础成就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人生。 宋耀如除了在孩子们的性格培养方面尊重他们的天性，在学习方面也是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在他们愿意学习的基础上，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送他们进入当时最先进的学校去学习。 虽然宋家父母给孩子们优越于常人的启蒙教育，但是要想让孩子们接受全面系统的教育，进入学校学习是一条必经之路。宋霭龄喜欢唱歌，因此对教会里的唱诗班十分倾心，尤其是那些穿着漂亮、长得落落大方、犹如天使般的大姐姐们更是令小霭龄羡慕不已，每次与父母周末去礼拜都会被那些动人的、洗涤灵魂的歌声吸引。因此，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唱诗班。 对于孩子的这个想法，宋耀如有些意外，因为大多数五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十分依恋的，即使离开一会儿都会哭鼻子，而宋霭龄不仅没有黏腻地依偎在父母身边，反倒想离开他们独自上学去。对于孩子这份自发的学习热情，宋耀如是十分肯定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听完女儿的请求后，随即联系马克谛耶学校的校长，商量女儿入学的事情。 对此，倪桂珍是不赞成的，毕竟女儿还小，连吃饭穿衣有时都成问题，即使真的要让女儿寄宿学习，那至少也要等她大一些，而不是急着在这个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龄段就如此安排。但是，小霭龄的坚定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面对来自父母以及校方的质疑，她神情坚定，用充满稚气的口吻、流利的英文告知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她有着一份超越一切的坚定。这样的回答，连校长海伦·查理森小姐本人都惊呆了。 于是，宋耀如开始着手安排五岁的女儿进入寄宿学校，并且告诉她，如果她对这个决定有所顾虑或者想要反悔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因为一时兴起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宋霭龄再次用毋庸置疑的回答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后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在看到大姐的求学经历后，也开始要求同她一样进入学堂学习，宋耀如同样尊重了她们的意愿，安排她们共同进入学校学习。 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在为孩子们安排各类功课、学习的时候，似乎缺乏了原本应有的那一份尊重和耐心。也许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也许是跟风的心里作祟，现在不少家长在帮孩子们选择课程的时候，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选择不是孩子们是否喜欢，而是这个选择是否有利于孩子升学，甚至考虑是否有利于家长的颜面。 比如，有些孩子喜欢音乐或者画画、有些孩子喜欢玩橡皮泥，这本来就是孩子天然的喜好，生来如此。而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其实这样的东西都属于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角度看，都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天分。然而，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引导是他们应该选择音乐或画画，因为从升学考试或是艺术名目的角度来讲，这些才能算得上是“正经”的，而玩橡皮泥不仅不利于升学，还会影响学习，所以会被不少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 实际上，孩子的天性早已对这些事物做出了判断，并烙下了自己喜好的印记。而此时的家长们却被太多世俗的想法、功利的目的影响了判断。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以“孩子还小”为由，丢弃了与孩子沟通的耐心、省略了对孩子兴趣的询问、忽视了对孩子表达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宋耀如做得十分出色。他不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对于年幼的孩子们的心声给予了如同大人一般的平等和尊重。即使世俗的眼光认为他的孩子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孩子们有如此强烈的学习意愿，身为父亲，他有必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借口各种保护的名义，扼杀掉他们积极向上的兴趣和动力。 如果宋耀如当时认同倪桂珍的想法，保守地认为宋霭龄还小，并将她圈于家中，安全地守护着，然后将此种做法顺势蔓延到其他孩子身上，那么宋氏家族的孩子们后来能否如此活跃地出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便不得而知了。 因此，身为父母有时要放下自己的心结，不要固执地认为孩子们还小而左右限制，这样的做法有时不仅不利于保护他们，反倒会挫伤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只要他们的想法是善良的、有益的，无须将其划入“正经”或“不正经”的分类里，而是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拍一拍，给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勇敢地去追逐和尝试，只有这样，孩子们的天性才能被真正释放出来，有时惊喜也便蕴藏其中。 留学的真正收获是什么 对于孩子们，宋耀如夫妇向来都是一视同仁。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以久，很多名门望族更是对男孩尤其重视。但在宋耀如和倪桂珍眼中，女儿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坚信，只要培养得好，女孩子也能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宋耀如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一百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所以，从宋霭龄开始，他就开始为她安排最好的教育。 五岁的宋霭龄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爱着她的父母，独自一人来到马克谛耶学校。尚小的年纪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障碍。虽然最初她受到了校长海伦·查理森的照料，顺利地度过最初的那两年时光，然而，当她七岁开始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还是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 尽管小霭龄十分“洒脱”地离家，但到了真正独自生活的时候，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开始出现。比如吃不上饭、周围小同学们的轻蔑、不合适的桌椅，还有自我生活的力所不及，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她面前，亟待她去解决。 每每这时，对父母的思念便不由得涌上心头，尤其是夜里，孤独伴着寂寞侵袭着这个小姑娘，就连老鼠的窸窣作响都能让她噤若寒蝉，唯有那首高年级下课时唱响的《上帝与我同在》才能给予她安慰和平抚，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她每晚入睡的陪伴。 也许，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孩子想逃离，回到温暖的家里做回受宠爱的公主。但宋霭龄却用超越年龄的毅力和坚强，克服了一个个摆在面前的难题。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意识，宋耀如平日里的培养功不可没。很快，宋霭龄适应了那个陌生的不舒适的环境。 同学们欺负她年纪小，经常拿她开玩笑，有时甚至极具攻击性，小霭龄凭着自己的处理方式，从最初的做鬼脸以示不满到心平气和地还击，这其中的成长显而易见。 几年的时间，霭龄开始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风格，加上她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因此，她逐渐在学校里成了“名人”，尤其是凭借着她天籁般的歌声，她自信而沉着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更让大家对这个小个子女孩刮目相看。 就在她适应了新的环境，成为学校里瞩目的新星时，庆龄也来到了学校。 霭龄自然而然地挑起了当姐姐的担子，开始负责任地照顾她的妹妹，并帮助她迅速适应这个环境。和霭龄的风风火火不同，宋庆龄文静、端庄，而且有十足的自制力。虽然她也面临着度过适应期的挑战，但她却是默默地去接受这一切。后来家里名副其实的小公主宋美龄也来到了这里。 这是她们姐妹三人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后来，年长的宋霭龄赴美国学习，正式开启了她的留学生涯。 不可否认，20世纪初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潮汇聚的时期，外来的先进文化荡涤着封建残余思想，人们在文化知识的风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宋耀如早年的留美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将孩子们送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的决心。 在父亲的安排下，宋霭龄满怀着憧憬和梦想，在跨越太平洋的轮渡上眺望着故乡。作为第一个正式踏上美国国土留学的女学生，前途会是如何，她并不知道，同样地，宋耀如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虽然父女相隔千山万水，各自远在大洋彼岸，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需要共同去面对。 就在宋霭龄漂洋过海来到这个自称“自由”的国度的时候，她的肤色及出生给她带来了走出国门后第一桩难题。 一路奔波，载着众多期待的“高丽号”邮轮终于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港口。和其他人一样，小霭龄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船，但海关的检查人员却用粗暴的行为阻止她入境。他们借故说她的护照有问题，因此拒绝她下船，而且还企图将她铐起来遣送回国，这一点让年仅十五岁的霭龄吃了一惊。 在父亲的描述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求学的天堂，但此时的境遇却完全颠覆了她的想象。官员的粗暴、漠视、轻蔑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竟然如此不堪。宋霭龄哭了，带着愤愤不平、带着对父母的思念、带着对身处此境的委屈，她将压抑了许久的眼泪彻彻底底地宣泄了出来。 后来几经周旋，宋霭龄最终没有被遣送回国，得以留在美国学习。经历了四个多星期的煎熬，小姑娘一时间长大了不少，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已不仅仅是求学那么简单。这样的经历宋庆龄也遭遇过。 宋庆龄比宋霭龄晚三年来到美国，她在萨米特学校学习了一年的预习以后，这一年准备报考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在报考的前一天，宋庆龄找到了快要毕业的宋霭龄，两姐妹许久未见，一见面便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宋霭龄为妹妹加油鼓劲，希望她早日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与自己成为同学。第二天，宋庆龄早早来到了考场准备面试，却听到了一些令她揪心痛楚的话语。 同为考生，金发碧眼的外国考生见到宋庆龄这个中国人，立刻表现出了一种不屑和排斥，而且围在背后对她评头论足，说她没有缠小脚，说她来自一个像垃圾一样的国度……这些极不尊重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宋庆龄对此感到十分愤恨，而这种情绪直接影响到了她面试的发挥。 宋庆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姐姐，姐姐虽然只比她年长几岁，却表现出了一个过来人的从容和淡定。她告诉庆龄：正是因为我们身处的国家封闭落后，因此成了他们轻蔑我们的一个把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发现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态度令宋庆龄十分崇拜。的确，宋霭龄不仅如此想，而且确实也如此做了。学校里因为没有中国留学生，因此宋霭龄是孤独的，很多本地学生常常做出一些恶作剧戏弄她，就连报纸上都对她的到来描写得阴阳怪气。然而，这些小把戏非但没有挫伤她留学的积极性，反倒成了鼓励她努力学习的动力。宋霭龄充分发挥了自己聪颖的天资，很快便考出了优异的成绩，这让很多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在美国待了一年多以后，宋霭龄少女初长成，虽然剪了短发、换上西式服装，但是宋耀如对她的谆谆教导还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父亲所说的“根在中国”的理念让她时刻不忘努力学习、时刻不忘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所在。 后来，宋霭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美国，霭龄十分荣幸地随团进入了白宫。一系列的外交仪式以后，宋霭龄在姨夫的引荐下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十分客气地询问这个中国的小姑娘，问她来到美国，是否感受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一问，把霭龄多年积压在心的怨气激了出来。 宋霭龄很客气地对罗斯福说：自己初来到美国的时候，便遭遇了海关官员粗暴的阻拦，甚至企图将她遣送回国，这样的做法和总统先生所说的自由之邦毫不相称。如果一个美国的小姑娘到中国的话，她肯定不会遭受如此对待，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听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的质疑，罗斯福有些意外，甚至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他把两手一摊，十分尴尬地回答道：“哦，我非常遗憾！” 这一问一答一时间成了记者们争相报道的焦点，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都刊登出了“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的新闻，一时间宋霭龄成了焦点人物。 宋耀如虽然不在场，但从报纸的报道和温秉忠的描述中知道了事情的详细过程，对此，他给予小霭龄极为热烈的赞扬和肯定。 说到留学的影响，印记最深的应数当时最为年幼的宋美龄。与父亲一样，十二岁的宋美龄与庆龄一起来到美国，并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留美之旅。这个十年是一个女孩子长大成人的黄金时期，无论是装扮还是思想，宋美龄接受了通盘的美国教育，这给她的青春烙上了深刻的美国痕迹，为她日后向蒋介石提出“联美”建议奠定了基础。 宋美龄成绩优异，而且涉猎广泛，无论是哲学、音乐，还是天文学、历史学，她都能在知识的海洋里甘之如饴，而她最喜欢的还是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后来，宋霭龄以亚瑟王比拟蒋介石、力促他们的姻缘的出处便在于此。宋美龄的出色是有目共睹的，校方在她即将毕业时向她颁发了杜兰特等奖，这是学校授予学生的最高学术荣誉奖。 宋氏三姐妹在这里完成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知识储备，并且学会了独立、自主。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在此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人生的转变，从一个活泼贪玩的小姑娘长大为社交活动中的新贵，尤其是活泼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让她们显露出了非凡的政治气质和社会才干。 这或许是留学中比知识更加重要的收获。比起当时，现在的留学要容易很多，但是，留学的质量上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不可否认，有些留学仍旧保持着高端的水准，但其中不乏有些家长仅仅看中留学的“形”而忽略了留学的“神”，如此留学实在意义不大。 这就是关于宋氏家族家风的点点滴滴，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之所以能超越当时的社会而存在，必然有它与众不同的家风和家教，我们在此分享这些经典的故事，深知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以此为蓝本成为名门，只求从中学习一两点经验或改善原有的某些不足，如此便足矣！ 第三章 合肥张家· 大家闺秀，世纪典范 叔祖母的气韵是无声的教案 历史深处，合肥张家，于民国岁月给人们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张家九如巷里，走出了四朵姐妹花，各个优秀，带着张家的风雅，成为一个时代的闺秀典范。 她们的独特，成就了张氏家族的不凡，也让人们对这个家庭产生了浓厚的好奇。究竟是怎样的家庭教育，造就了这四色风采，使得她们个个都出落得优雅大方又才华横溢？ 在四姐妹中，比较特殊的是张充和。张充和出生于上海，因为充和的母亲陆英拉扯四个孩子过于疲惫，叔婆识修很心疼，便把最小的充和过继来自己照顾。所以充和在八个月大时，就被叔祖母抱回了合肥。 虽然离开了母亲，但张充和得到了叔祖母更多的爱护和教养，这也使得她在幼年时就吸收了两大家族的门风和传承。 在张充和的幼年教育中，叔祖母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叔祖母是一位平和从容的修行者，法名“识修”，出身于官宦世家，她的伯父是李鸿章。识修在孩子众多的家庭中排行老四，因为父亲重视教育，从小读了不少书，出落得知书达理，大家闺秀的模样。成年后奉父母之命，嫁到了合肥张家。识修的丈夫是张树声的次子张华轸，即张充和父亲的二叔。 这桩旧式婚姻是否如父母期望般美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识修在这场媒妁之言的婚姻里，归于寻常，毫无怨言，和大多女子一样，被如水的岁月打磨，变得温和、沉默…… 时光渐行渐远，面对它的残忍，有时候我们却只能妥协。当识修唯一的女儿和外孙都相继离世后，识修逐渐看破尘世，生活的重心转向一心一意的修行，除了虔诚的信仰之外，她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过继回来的孙女充和身上。 在教育子女时，人们常常会吸收上一辈的经验。曾经，识修的父亲李蕴章就给她请不同门类的家庭教师，识修博学、知书达理、富有同情心、温和优雅，且不拘泥于旧俗，很大一部分便得益于此。 识修很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将父辈们的教育习惯沿袭下来，她为张充和请的私塾老师，都是有些知名度的良师。但是，对于名师是否可以胜任良师之名，识修并非盲从，她不会完全听信外界的声音，而是有着自己清晰的考核标准。 在识修教育观念中，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所以学生的成绩，自然便成了考核老师的标准。每隔一段时间，识修都会亲自考查充和的学习情况，如果结果令她满意，那么充和此时的先生显然是合格的。与当今时代一些打骂孩子不听从教诲的父母相较，识修无疑是开明而智慧的。 识修对充和的幼年教学效果在张充和以后的成长中也得到了验证。 充和不到六岁，就能将《千字文》和《三字经》倒背如流。早上8点到下午5点，她都和先生一起在书房里度过。还是个小孩子的充和，却已能心如素简，淡静从容，这样的心性，很多是从叔祖母的平和与静默中耳濡目染学来的。 读书之外的时光，她是和叔祖母一同生活度过的。她熟悉叔祖母清简而有规律的生活。充和每天晚上8点就寝，次日早上3点起床，在用人为她梳洗的时间里，她会轻声背诵钟爱的诗词或是佛经。这样清简的生活习惯，为充和养成了好习惯，也更助于她养成好的心性。 快节奏的时代里，人们在白天里匆匆奔走，回到家中仍难以放慢步伐。可人们常常熬夜，生活规律混乱，焦躁不安的父母，难以教养出一个温润如玉的孩子。 有人会质疑，识修如此平和，是因为同是个修佛之人，不必理会俗世。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个修佛之人，她仍是身在世俗中，有一些俗世杂务必须处理，但是秉承这样一副好心性，她所有的杂事也处理得很好。家中的家业庞杂，识修雇用了许多仆人来帮忙管理。她还请了一位大管家，负责大体事务，起草信函文稿，他每天都会到大宅向识修汇报事务，其中的具体名目，识修并不太在乎。她很清楚，水至清则无鱼。她懂得，却从不说破。如此行事，倒是有种无为而治的气韵。 在充和的印象里，叔祖母平和而温暖，从来不急不躁，做事情也很有条理。有时候叔祖母会读书写字，充和就会在一旁静静地崇拜地看着。在她的眼中，叔祖母是如此地静默而高雅，而这种静默言行的影响，要胜过千言万语苦口婆心的教育。 宁静的气韵于无声之中便从充和充满好奇的眼眸中流淌到她的心底。从小被书香环绕，也让她对此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她愿意像叔祖母一样，做一个静默高贵的读书人。所以，很小的时候，她就学会在书海和墨山里寻找一丝带着古老香气的快乐。 都说环境造就一个人的性格，而所谓环境，不过是点滴时光里的一言一行。再多的大道理，都难以代替这种影响。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才是最好的教案。 可以说，叔祖母对充和古典式的学识教育，也让她受益终身。余英时曾言，充和之所以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的境界，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上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 充和有过许多位先生，在张家时间最久的是来自山东的朱谟钦先生，师生一起度过了五年时光。五年间，她学了《左传》《史记》《汉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她的学习是主动的，完全不需要外人严苛的驱逐。纵使是短暂的课下时光，她也不爱到处嬉戏玩耍，更愿意在书阁上，把所有时光倾注在这读书时光里。而充和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教育，皆是因为她有一位好叔祖母。 叔祖母对于张充和点点滴滴的教育，为她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张充和后来的文字练达、简单、洞察世事，又不失温情，则是这位优雅温和的叔祖母在她的灵魂深处为她积蓄的力量。她的性格里的高雅和平和，同样是来自于叔祖母的影响。 所以，当父母在期待孩子成长并成才时，该做的是以点滴生活中的言行启发，是成长氛围的搭建，是给予充分尊重的教育……点滴交融，在时光里累积发酵，才能开启孩子的智慧，让孩子盛放一段精彩人生。 在张充和的记忆里，幼年是温暖而有味的。叔祖母给予她的不仅仅是来自长辈的教导，还有终日待在一起的温情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依赖。四岁那年，家里来了宾客，每每问起这个小不点儿说：“你是谁生的？”张充和总是答一声：“祖母。”这样的回答总是惹得他们大笑，但在年幼的张充和心里却觉得莫名其妙，觉得他们这样不甚尊重的笑声不可理解，还在心里反问道，难道这世间的人都不是祖母所生？难道他们都是天上落下来的不成？其实，此时的张充和并不晓得除了叔祖母以外还有什么亲人。 知识的传授、言谈举止的培养，请一两个名师辅导一下，也许能朝着我们期望和看好的方向去延展，但长辈与孩子之间感情的建立和维护，却无人可效力，非亲力亲为不可。 在张充和温暖的记忆里，有鲜花盛开的花园，有叔祖母在拐杖上刻画的年轮，有和祖母一同坐在下面看书的葡萄架，有骗过先生的法眼偷偷出来捡梧桐子的窃喜，还有叔祖母识破她小心机的慧眼……这一切在她当时看来习惯而自然，正如她自己所说，“在当时并不感觉到有味或是温暖”，然而，这却是她终生难以忘怀的情结，即使现在“和那时同样的在不知不觉中的有味和温暖，又何尝会感觉到那时的有味和温暖呢”。 叔祖母爱护她甚于爱自己。当她收到陆英（即张充和的母亲）去世的电报时，自小被过继于人、与母亲感情不深的张充和尚且酝酿着汹涌的感伤，而叔祖母的眼泪却早已决堤，伤痛难以言表。 叔祖母把年幼的充和搂在怀里，眼泪不住地流着，带着颤抖的音调说：“乖乖，你从此要做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了。”叔祖母含着泪告诉充和母亲是个好媳妇，此时的张充和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除了叔祖母以外还有一个同样疼爱她的亲人，那就是她的母亲。 尽管叔祖母给予张充和的爱足以让她的童年五彩斑斓到令人艳羡，但叔祖母终究年纪大了，生命的规律不会因为人们的不甘和心疼而例外一次，张充和在无忧无虑中走到了与叔祖母终日厮守的日子尽头。 但是，叔祖母的充满爱意的谆谆训导、优雅淡然的言传身教却伴随了张充和一生，她在灵魂深处安放着一颗时刻怀念叔祖母的心，即使长大了、年长了，耳畔还时常能听见叔祖母的声音说：“孩子，丛草处多毒虫不要去！” 叔祖母离世后，张充和返回到父亲身边生活。虽然此前也经常回家小住，但这一次却与以往大为不同。家中的兄弟姐妹们对她回来都十分欢迎，尤其是三位姐姐更是喜不自已。二姐张允和后来在《曲终人不散》里这样回忆道：“小四妹神得很，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张充和在叔祖母那里学来了扎实的古文底子和令三个姐姐自叹不如的书法，但三个姐姐同样也有她所不及的学问，那就是新学。当时父母除了给她们念学古典文学，还特意请了新学老师教授她们，因此她们除了念那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外，还念王孟鸾老师教给她们的那些白话文。 平时并未生活在一起的四姐妹，团圆相聚时难免需要花些时日去磨合。然而，对于她们而言，能让几个小姑娘快速打成一片的秘诀，除了血缘的作用以外，便是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了。而对于张充和而言，此前与叔祖母的相处中已经学到了不少李氏家庭的风范，此番回到家中，便是真正继承张家家风的开始了。 与她一样，三位姐姐们也自小开始读书识字，父母亲用心的培养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回报，而张家所独有的教育方法和培养模式也掀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出现在了张充和的面前，并影响到了她之后的学习和生活。 至于张家的教育家风到底有何与众不同，这还得从张充和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母亲讲起。 古诗书里的风雅种子 张家是合肥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从曾祖父张树声那一辈开始，家族就闻名于世。当时合肥民谣《十杯酒》中就有这样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到了张家四姐妹时，家族虽然几经搬迁，但声望依旧不减，是典型的大家族，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每天光吃饭的人数就达到四十几个。 张家的读书风气是很浓厚的，这一点远近闻名。在当时很多大家族尚未意识到用人们的文化水平的重要性时，张家便刮起了一阵“全员学习”的风潮，从主人自己开始，到膝下的儿女，再到周边的亲友、奴仆，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这场文化学习中。母亲陆英鼓励所有保姆都跟着认字读书，而且方法还很独特。 张家自制了文字小块，上面是一些常用字，每天早上保姆们给陆英梳头的时候就可以借着摆在梳妆台上的文字方块学认字，头梳完了字也认完了。 姐妹们的保姆们会相互比试，看谁学得好，孩子们都当起了小先生，暗自给自己的保姆开小灶。如此风气成效是可见的，保姆们素日里除了聊聊家务事、干干自己分内的活以外，还会三五成群地聊下诗书、写写字，虽然不求甚解，但也的确有人受益于此，更厉害的竟可以自己写家书了。所谓“有教无类”大抵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父亲张冀牗嗜书如命的个性在家中更是人尽皆知。大姐元和对于父亲爱书的故事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她说，当年在上海时，父亲最喜欢到四马路去买书，而且买书不是一家买完便罢休，是沿着马路边的书店一家一家买下去。第一家看完的书有时会丢在第二家书店，第二家书店的书看着看着便走到了第三家书店，所以，每次出门买书，父亲的后面都跟着几个男仆，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把书扛回来，而是跟着父亲一家一家地捡书。 那时的官宦人家大都知道书是个好东西，也极力要求子孙多读书、读好书，日后能光耀门楣，然而饱暖思淫欲，大多数缙绅富户的小辈们会因为生活过于安逸而缺乏节制，甚至沾染上不良的习气。张先生则不然，虽然他出身名门，“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家中最大的便利和优越条件便是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能像张先生这样始终行君子之道，并且“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张家殷厚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为张冀牖收藏图书带来了可能。书商们尤其是苏州的书商几乎都与张家打过交道，每逢新书一到，书商们就捆起来送至张府。张冀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所以书商们十分看中这位“财神爷”的品位，每次张先生行至书店，他们都会全程陪着。 除了书籍，张冀牖对报刊也爱不释手，比如《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等，他都收集起来读了不少。因为藏书甚多，故而家里留存了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对现代出版的书籍，无论是各类名著还是一般的文艺作品，张冀牖都买进收藏。当“五四”以后那些宣扬新思想的书籍，比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其他新流派的著述尚被人观望浏览时，张冀牖已经把它们一本不落地收入囊中，并将它们视为精神上最富有营养的作品。 如此藏书在苏州城里声名远播，一时成了苏州城里数一数二的藏书家。家里的书一多，如何放置便成了问题。张冀牖命人做了许多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专门放置在两间很大的房间里，书架被书填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而这也在无形中成了孩子们，尤其是四姐妹陶冶情趣、获得滋养的智慧海洋。 张家对孩子们读书从来不做限制，任何古书、新书一概任其翻阅。当白胡子的老儒振振有词地强调礼教时，张家的姑娘们却早已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了《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当别人家的小公子们开始在家仆的簇拥下进私塾读起四书五经的时候，张家年幼的小姐们却已经在古文先生的熏陶下开始吟诗作对了。 张家的书房一共有四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冬夏两季各换一次，被孩子们称为“冬宫”“夏宫”，有趣得很。 父母很重视孩子们古文底子的培养，除了文字上孩子们受教颇丰，另外一个培养出她们风雅绝尘气质的源泉，便是旷世绝伦、如梦如幻的昆曲艺术。娉娉婷婷四百多年的文化，至情至性、摄人心魄的唱腔，精调细刻、美颜动人的扮相……昆曲已从最初的表演升华为音律的艺术。 张家四姐妹从小便跟着父母听戏，这一听就听了七八十年。虽然她们最初仅仅是出于好玩、有趣的目的而加入其中，但慢慢大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之前熟悉到能背诵的文字竟然可以唱出来。 张冀牖本人就很喜欢昆曲，年轻时还专门对曲谱进行了一番研究；陆英也很中意，所以孩子们自小便接触到这门艺术。在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时，一家人经常去听戏的地方是苏州养由巷的全浙会馆。张家还专门请了老师在书房里教授四姐妹识谱认曲。这其中大姐元和学得最认真，后来还拜了名师习身段、学唱腔，深得名家的传授。 后来四姐妹都深深爱上了这门艺术，她们经常兴致勃勃地扮演各种角色，青蛇、柳梦梅、春香……其中两个还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姐张元和与昆曲名伶顾传玠结为伉俪，与此同时，事业和人生也皆因昆曲而起；小妹张充和随丈夫赴美后在耶鲁大学的艺术学院教授书法和昆曲，是宣传昆曲的身体力行者。 正是这些古文、昆曲给张家四姐妹的生命烙下了风雅的印记，这些风雅成了她们崇尚向往的精神境界，成了她们一生的陪伴，无论她们长大成人，还是成家立业，甚至于后来各奔东西，这些早已播种在内心深处的风雅种子都根植于心，在岁月的浇灌下成长为参天大树，成就了四姐妹令人敬佩的素养和与众不同的魅力。 这些风雅的底蕴和家族风气与张家父母亲专心致志的培养有关。除了为她们提供专门的教育方式以外，张家父母在生活上的悉心教导也同样大有裨益。 现代人教育孩子多走上程式化的道路，即规规矩矩地遵守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路子。这样的好处是规范、有章可循，也让孩子们能平等地接受无差异的教育，虽然利大于弊，但关于孩子教化的有些问题却因为这些程序被忽略了，这就是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从踏入幼儿园开始，父母就开始无法与孩子朝夕相处，因此与孩子的相处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如何在短暂而有限的时光里把家族里优秀的精神底色传递下去？如何让前一辈人继承下来的良好风气延续下去？这些问题其实十分考验父母的能力和水平。 在二姑娘张允和的记忆里，她所学到的古典故事和诗书情节有不少便是父亲在不经意间传授的。张冀牖很喜欢篦头，而且尤其喜欢女儿们给他篦头。然而，玩心十足的小姑娘们都不喜欢干这事，每次都极不情愿地站在父亲后面篦头，有时还会用梳子戳父亲，边戳还边念念有词：“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这时，父亲应和着说：“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女儿便顺势扔了梳子，对此，父亲见状并不真的生气，把头发理好后问道：“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每到这时，张冀牖就会开始讲起故事，这些故事就有不少是他在那些书里学到的四书五经的故事，比如郑玄注释四书五经时家里尽是诗婢、书婢，还有丫头们之乎者也等等。后来的张允和文采飞扬，名声极高，有人说看她的文字“有风骨，有神韵，情致浓烈，富有生活情趣和哲理；既有女性作者之细腻，又透出一种阳刚气”，这一点或许是自小跟着父亲母亲混在诗书斋里才得来的。 等到张允和这辈人长大了，也试着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但是“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张允和也尝试着给五岁的重孙小安迪讲述那些动听的故事，但他却人在加拿大，尽管小安迪的年纪正好是听故事学知识的年纪，但每次祖孙相见，连玩耍的时间都不够，又哪里来的时间可以慢慢地讲故事给他听呢？ 只“忙”这一个字就把问题点得透彻了。忙着生计，为柴米油盐奔走，现在的我们有多少人能安静下来给孩子聊聊天、讲讲故事？而社会环境以及生存中的压力又给这辈已成长为中流砥柱的年轻的父母多少照顾家庭的时间和机会？物质文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为之付出的精神和压力也成倍增加，是悲是喜难以说清。 张家孩子多，大家年纪相仿，孩子们一同学习、一同玩耍，童年快乐而充实。母亲陆英对孩子们的学习设置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模式。张充和从叔祖母处回归大家庭后，陆英就给孩子们派起了任务，因为二姐允和比小四妹充和大了四岁，因此二姐给小四妹当起了小先生，大姐元和教大弟宗和，三妹兆和教二弟寅和。领了任务的三位“小先生”对此很是喜欢，教得十分起劲儿。看似简单的安排，实则是一个教学相长、培养感情的良机。 现在我们几乎很难实现这种教育方式，因为每家每户大都只有一个孩子，即便是有第二个孩子也存在年纪相差太远的问题。然而，孩子们之间相互教学的方式却是大有好处的。 孩子以教带学，很多时候比整天埋头伏案要有效得多。他们既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又能将这些东西转而教授出来，不仅理解深刻生动了，言谈间自信和语言能力也跟着培养了出来，一举几得，实在是好得很。 在张家姐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影响和培育影响极大。他们不仅仅给予女儿们宝贵的生命，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在她们的心中种下了风雅的种子，让她们在笔墨纸砚里、在丹青画卷中得到了最高雅的浸润；又在昆山腔调里、在水袖婀娜中体会到了最古朴雅致的境界。 虽然张家姐妹在古典文化方面受教深厚，但时下新兴的入时的文化却一样被父亲搬进了她们的课堂，比如白话文、芭蕾、体育……父亲如此安排别无他意，一来本身自己就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二来是想以此来培养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丰富的学习中形成多彩的个性和爱好。 尊重天性 用好天性 张家四姐妹虽然同父同母所生，但却长成了“两黑两白”的肤色，不仅如此，各自的性格上也各有不同：大姐文静端庄，二姐是出了名的“淘气大王”，三妹忠厚怕羞，小四妹与叔祖母生活在一起，始终规规矩矩。 四姐妹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他绕开了那些花花草草的字眼，起了四个“带两条腿”的字当名字。有人说是因为知道女孩始终留不住，最后肯定会跟人“跑”了，所以才选了这几个字，这样的说法过于封建、有失偏颇。在孩子们心中并不是这么理解的，在她们看来，父亲之所以给她们各自安了“两条腿”，却是给了张家姐妹们最大限度地可以自由发展兴趣和爱好的绝好机会。张冀牖用心的启蒙和教育让孩子们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他并不愿意让孩子们如同那个时代那些被禁锢的女子一般将自己的一切断送在封建礼教里，而是希望她们学好知识、用好知识，用自己那双健康有力的双腿迈向社会，这也许才是父亲最真实、最高远的寄托。 张冀牖对孩子们从来都是持开明宽容的态度，对于她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如此。孩提时代的张家四姐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尤其是在苏州寿宁弄的那段日子里，更是让孩子们快乐不已。 苏州的小园里，四个小姑娘正在水边学着古人的样子吟诗作对，不时还有人拿着砚台照着王義之的临池洗砚浣洗起来。书房后面种着几株芭蕉，春雨绵绵时听雨打芭蕉，更听书声琅琅。书房前两株亭亭玉立的玉兰犹如她们一样成长着，紫的那株开出的花充满魅惑，白色那株花朵晶莹剔透，一深一浅就像她们的性格一样亦动亦静，也如同她们的学识中西合璧般相互映衬。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姐妹们并不能做到心无旁骛地老实待在课桌前，虽然身在书房，却心系窗外那两株枣树和杏树。不为它即将落叶瑟瑟，也不为它被雨打风吹，只牵挂着那些树上熟透的枣子和杏子何时落地。终于等来期待己久的啪啦的落地声，任凭先生讲得如何精彩，也不管书中文字何等精妙，心早已跑出书房捡果子去了。 多么悠哉的时光啊！也许当时她们并没有觉出什么特别，但当时那份轻松快乐的心境，在若干年后回忆起来的确觉得珍贵。所谓父母，在孩子年幼时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是十分有用的，因为这段记忆将伴着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轻视不得。 有人也许会说，并不是所有父母都能像张家一样富裕充足，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环境和与众不同的经历。对于这样的理解，虽然表面上看受某些客观条件所限，但深入探讨却可以发现，这句话偏颇得很。 给予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与物质丰富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尽管物质丰富可以让实现的方式更加便捷一些，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父母有无这样的心思，愿不愿意做这方面的投入。带着你的孩子去太阳初上的海边，给他读读巴金的《海上日出》；在黄昏的梯田边带他触摸沉甸甸的稻穗，告诉他“水稻之父”是谁；带他去广场看一起与旭日同升的升旗仪式，唱国歌给他听，并且告诉他国歌的来历；在星光璀璨下陪他一起幻想宇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陪他进入梦乡……这些陪伴，都会成为他童年里珍惜的体验，成为他人生宝贵的回忆。 所以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用心的陪伴。除此之外，家庭的温馨和睦对于孩子性格的形成和培育同样至关重要。 张氏夫妇二人感情很好，张冀牖性子好，从来不大声打骂下人，仅有的一次教训手下聚赌也只是敲了敲脑门儿以示警醒。母亲陆英十分能干，对下面的人也从来不苛刻责备。夫妻二人各有一个书房，但父亲的书房有一排大大的落地玻璃窗，父母亲可以隔窗相望。这样的布局既给了他们各自活动的空间，又可以随时沟通，尊重并联系着，确实好得很。 女儿们曾在父母的书房外见到他们隔窗谈话，眉目间流露出暖暖的爱意，母亲在书桌的铜镇尺上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或许便是他们双宿双飞的夙愿。只可惜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望着她苍白但依旧美丽的脸庞不忍离去。但是，伉俪情深却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学着父母的样子，女儿们各自的爱情也如同父母一样坚定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张家四姐妹对父母的感情很深，直到后来父母都去世时，凝聚成一句真挚的话：“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不仅让人潸然泪下，足见两代人感情之深。 张冀牖本人不仅酷爱读书，而且对许多新鲜事物也是兴致勃勃。比如新学、照相机等。对于孩子的培养也不拘泥于文学素养、昆曲艺术，对于西学也毫无顾忌地引进张家大院，并且让最疼爱的几个女儿们接触和学习这些新东西。 张冀牖专门在家给孩子们请了两个文字先生，一个教文言文，一个教白话文。再大一些，他便为孩子们请来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这位女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悉，她的身影曾在叶先生的《三叶集》中出现过。吴先生拓展了张家姐妹另一片知识的领域，她教她们音乐、舞蹈，还教算学，至此，孩子们接受到了比当时其他的学生们更为全面的教育。 女孩子天生妩媚，对算学不怎么感兴趣，但对舞蹈却很喜欢，还央求着家里给她们每个置办一套练功衣和软底鞋，穿上后俨然一副舞者的模样。舞蹈技艺如何尚不知晓，但小姑娘们却不胜欢欣，随即摆出了造型忙照了张相片。照片冲洗出来了，姐妹们欣喜地取过照片细细看起来，突然，三妹妹觉得自己照得太不雅了，于是直呼“丑死了、丑死了”，然后一个快手，二姐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把照片上自己的那张脸抠下来了。多年后，当姐妹们回忆起来时，大家都乐不可支。 在寿宁弄里，张家的孩子们过着“上午读书，下午唱戏”的日子，孩子们虽然课业不少，时不时还要应付老师检查诗文，但是，从心底讲，她们从来不觉得读书是件苦差事。快乐地去学习远比任何苦心说教要有用得多。反观我们现在的教学，有时会让孩子们产生抵触和排斥的情绪，有些父母将这种心态归咎于孩子不求上进。然而，孩子们本就天性活泼、充满好奇，过分枯燥和单调的教授自然会挫伤他们的天性，随后也就抵触起来了。可见，有时孩子们厌学并不是厌倦接受新知识，而是新知识传授的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因此，如何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如何寓教于乐，还真是一件值得大人们思考的事情。 张氏家族对于孩子的天性并无任何限制和强制，就像女孩们对舞蹈感兴趣一样，男孩子们对父亲置办的二十几台照相机爱不释手，对当时十分罕见的留声机、家庭小型放映机更是好奇心十足。对此，父亲允许孩子们随便玩，从不因为担心孩子们会破坏而将新奇的东西束之高阁。孩子们从中获得了很多探索的体验，并且成长得更加快乐和充足。想来，这也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只是男孩女孩各有所爱，尊重并引导之，如是而已。 张家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是不入章法的。她们所用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老师们筛选出来编辑，然后由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用钢板蜡纸刻出来的。张冀牖对教育一事极有责任感。也许是父辈为官的经历让他有很多顿悟，又或许是当时世态炎凉让他无意仕途，所以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办学，甚至倾其所有为之付出，因此有人称其为“忏悔的贵族”。 张冀牖最开始办的是幼儿园，并希望顺序建起小学、中学和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景，除了他不醉心于仕途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孩子们在他营造的诗书的海洋和知识的宝藏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但张冀牖并不满足于此，他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们能接触到新思想，进而接受新的生活，学着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摆脱那些吃人的、腐朽的道德观念的束缚，如同他的女儿们一样成为身心健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 虽然张冀牖的愿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坚持下来的也只有乐益女中这间学校，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却极受好评。余心正先生曾在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写道：“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然后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了什么？为的是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还是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唯其如此，方能我行我素、独立自主。但是，他又绝非嗜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的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非常多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 如此办学，张冀牖的四个女儿们自然是加入其中。与其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如说是父亲探索教育的好帮手。乐益女中的校园里有四十几个校舍，还有一个操场，接近我们现代的教学环境，相比当时流行的私塾，乐益女中的确是开了先河。 张家四姐妹虽然在寿宁弄过着愉快的读书生活，但毕竟接触的人和事物都十分有限。因此，当她们来到乐益女中，与更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们一块学习的时候，就如同鱼儿由江河入海一般，从一块“小乐土”进入了“大乐土”，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在这里，她们虽然照样学诗词古文，但也学习数学和英语，她们在这里头一回认识了外国文学还有不少其他的新知识。张冀牖所请的老师并非泛泛之辈，大都是些思想先进、学问造诣高的文人学者。孩子们，尤其是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孩子们，在张校长的经营下能进入乐益女中学习这些知识，让人不由得对张冀牖心生敬佩！ 乐益女中不仅学问教得好，文体活动也很丰富，四姐妹在这里既学了知识，又展示了非凡的才华，从这个角度讲，乐益女中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办学这一层面，而是孩子们展示自己最初才华的舞台，也是她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才华在细枝末节里发酵 张家姐妹自在家就喜欢玩在一起，扮各种角色玩着。上了乐益女中，学校中各式各样的活动更是对她们的胃口。乐益女中是苏州最早兴剪短发的学校，每次校际运动会，乐益女中一群短发朝气的女学生们列队出场，都会是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在体育上，张家的三小姐兆和可是出了名的运动健将，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不过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的50米短跑最后一名的成绩却让她多少有些遗憾。 三妹兆和很活跃，但也经常闹出些不失可爱的捧腹之事。平日里看上去十分活泼的她会突然间萌生诗情画意在月光下舞蹈，室友们闹笑不已时她竟能呼呼地睡过去……后来的兆和变得文静少言，相比之下，这样的她就显得十分有趣了。 学校里有不少社团组织，话剧的、戏剧的、作诗的，四姐妹都乐滋滋地加入其中。若干年后，张允和对当时在学校里的活动依然记忆犹新。那时的学校经常会有一些文艺会演，作为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姐妹们每次都会登台唱起扣人心弦的《游园》。但每次都是这样的表演让她们渐渐有些乏味了，所以她们渐渐地对话剧产生了兴趣。继《游园》以后，张家姐妹们又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英文的《一磅肉》，还有《风尘三侠》，其中大姐元和饰演红拂，三妹兆和饰演李靖，演出效果同样是掌声雷动。别看三妹兆和一副羞答答的样子，她还有一样爱好，就是出演滑稽戏，每次上台前都把自己的脸画得乱七八糟的，甚至还自称是“万能博士”“天外来客”，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们去郊游远足，张家姐妹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还经常赋诗作文，虽寥寥数字，却才华尽显。 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 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 ——兆和 高山枕大川，俯视意茫然。 沧海还如客，凌波谁是仙。 江山欣一览，帷读笑三年。 击楫情怀壮，临风好着鞭。 （后四句经先生改过） ——允和 两首短诗，字字推敲定夺，或感慨或豪情壮志，情怀中思绪飞扬，眼前之景、心中之情跃然纸上，气派中情怀不减，气度丝毫不输男儿，如不细问，竟不知出自女子之手。女儿家家写出如此文采的确不虚得才女之名。 中学如此，大学更是如此。大姐张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时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当时的大夏有“四大天王”之说，张元和因为品貌出众、多才多艺，格外引人注目，并封为大夏的“皇后”。此时的张家四姐妹少女初长成，端庄秀丽，文质彬彬，许多男子大为倾慕，追求者众多，连沈从文、周有光、卞之琳这些文人墨客都位列其中。叶圣陶曾经这样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姐妹从来在学问和各种活动上都是巾帼不让须眉。学校里有的活动，男子能参加的，姐妹们也照做不误。比如张允和夺得讲演第一名一事便是如此。在张允和刚入光华大学之前，学校已经举办了多次演讲比赛。当时有个姓赵的男同学因为发音标准、讲演出众几乎每次都能拿下桂冠。张允和来到光华时便参加了许多活动，这样的活动自然不会错过。她鼓起勇气写了一篇名叫《如今》的演讲稿。时值与周有光恋爱着，于是张允和便向他取了经。 张允和自小就语出惊人，她的文章极好，曾经有先生怕她的好文被人“抢”了，于是便给锁了起来。她的文字充满朝气和向往，而且从不做闺中怨妇之类的感伤。她认为落花时节在很多小女孩看来，是秋风扫落叶、满目萧瑟的景致，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些景致的背后加上哀愁的情愫，但是，张允和反倒认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高气爽的天气暂且不说，硕果累累、谷穗沉甸甸的收获更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更应该是青年们奋发读书的好时节。所谓“伤春悲秋”那是足不出户的怨妇们的专利，作为“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加上家庭风气的影响，张允和丝毫没有借景哀伤的想法。 上台讲演的《如今》带着浓重的哲学思维，大概内容讲的便是如何珍惜当下的时光，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之类。演讲一事讲究讲和演，两者须相得益彰才能授人以智、感人以情，赵同学的《铁》一如既往地好，因此，最后的结果便让人充满好奇。张允和怀惴着紧张而期待的心情听着校长宣布由他和哲学家李石岑先生最后定夺的结果。当第三名、第二名都花落别家时，她开始有些失望，毕竟要超越一个常胜将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宣布第一名时校长卖了个关子，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最终，“张允和”三个字从他口中说出，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这就是张家的姑娘们的胆识和魄力。论文，功底深厚、文采飞扬，既能写出气势恢宏的篇章，又能倾吐情感丰富的文字；论武，能在长跑比赛中拔得头筹，名声在外；唱起来，昆腔信手拈来、扮相唯美生动，男角女角都能演；讲起来，声情并茂、感人至深，连卫冕之王的男子都甘拜下风。这样的女子，用“才思敏捷”“才华横溢”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光华大学，张允和受教颇多，其中还有一件关于学习的方式方法让她终身受益。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从不给学生们出题目要求做文章，他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给出一句话或者一篇不长的短文，让学生们对它进行注解。看似十分简单的作业，但却要费尽脑力思考。比如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无非寥寥几字，但要参透它真正的意思、领悟其中的精髓，则需要学生们去查阅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模式充分地发散孩子们的思维去探索，让学生在探索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我们现代人经常喜欢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抵便是这个意思了。 作为现代人，有时会感觉这辈人的才华过于局限，虽然生活丰富了、物质充盈了许多，但好像大家或多或少都减弱了那颗静下心来研究学问的心，也没了时刻扩充自身知识的动力和心思。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价值导向固然影响不小，但个人对自身才华的追求和雕琢也减弱了不少。 此外，鼓励孩子们多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对孩子才情的培养和素质的全面提升是极有利的。张家四姐妹之所以声名远扬，除了她们出众的才华以外，她们活跃在各大场合的身影则是她们声名远播的另一重要原因。虽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但才华却有所不同，如果无法适时地展示出来，便会失去它原有的光华，最终黯然失色。 张家四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疼爱，格外出众，张家的家风影响着张家的每一个孩子。 长子宗和的老实厚道在张家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但学习上确是绝对的“学霸”，考学时上了东吴大学成绩已算得上优秀，但却心存不甘，于是第二年重整旗鼓，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 二弟寅和诗写得很好，聪慧过人，读完光华大学后赴日本留学。 三弟定和很有个性，人也细致，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 四弟宇和是张家唯一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农学、植物学研究深入。 五弟寰和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乐益女中当校长。 最小的弟弟宁和受三哥定和的影响喜爱音乐，后来到法国跟一位有名的指挥家学习指挥，成为当时国际青年交响乐队中唯一的中国人。回国后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 如此一辈人，几乎都是才华出众之人。这样人才济济的一家子，张家的家风如何，显而易见。这个家族里的孩子们，创新性地在自己的家庭创造了一条情感的纽带，时至今日，依然如期与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人相见，这个纽带就是家庭刊物《水》。 1995年10月28日，在《水》的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出版时，张允和是复刊的“始作俑者”，当时已近九十高龄的她开玩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小刊物的最老编辑”。《水》是张氏家庭中自己的一份刊物，那是四姐妹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于苏州九如巷里组成的“水社”社刊。《水》的文章均出自四姐妹之手，还有家里的兄弟们，后来连沈从文、周有光这些“外人”也鼎力协助。 这份刊物里写的都是家庭琐事，不拘一格，不限题材，散文、小说、诗歌、杂文等皆可刊登。“有文章、有诗词、有书法、有图画，还有蜡染。这是家庭里的小玩意儿”。孩子们自己选材、撰稿、刊印，家长们不仅不插手其中，还把学校的印刷设置借予他们。当张家的孩子陆续从中学上到了大学，《水》始终没有停刊，即使有一年，因为战争，举家搬往到上海避难，仍旧照常出版。 之所以起名为《水》，沈从文曾这样说过：“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硬，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如今的《水》仍然在流淌着，从纸质到网络，从文人墨客到普通读者，从一个家族内的小文学刊到社会文化焦点，这一份被称为“流动的斯文”的刊物不知不觉中走过了七八十个年头。张允和复刊之际感慨道：“一泓清水浸润了近七十年的岁月，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永存一个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甜清纯。” 这份情怀有继承、有创新，当年张家的先人张树声精心修复了沧浪亭，张冀牖带着孩子们“守着九如巷的老井”，而今这一辈却用这份《水》滋养着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如水一般斯文的人们。 张家四姐妹已相继离世，当年的风采和芳华已成为记忆，沈从文曾将这种消逝称为“残酷的自然规律”，但她们身上所具有的风韵、气度却让她们成为民国时期夺目的“姐妹花”，而从她们身上透露出来的家风家教，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争相传颂的美好财富。今天我们在此回忆这些美好，不仅仅是将这些已尘封的历史讲述出来，更是想将风采背后的家风家教展示出来，毕竟斯人已逝，但精神可长存，这是我们后来人幸运的收获。 第四章 钱氏家族· 利在天下必谋之 世代传承的钱家祖训 家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在法度尚显匮乏、法制暂不完善的历史中，它既是先祖前辈对子孙后代安身立命、持家治业的教诲，又是维持社会秩序、规范成员行为的重要精神约束。 在中国，许多氏族都习惯于用家训的形式来教导传承自家的风尚，但这当中能做到极致的并不多见，而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钱氏家训》便是极致的代表。钱氏一门，历代出贤人，近代以后更是人才辈出，其速度之快、人数之多都十分少见，以至于人们用“井喷”一词来形容这一现象。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穆、钱锺书等众多文坛硕儒、科技巨擘、国学大师，均出自这个“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有人甚至编出了这样的歌谣：“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钱氏家训始于吴越时期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钱镠。钱镠治理一方十分有道，不仅国富民强，百姓更是安居乐业。历史上所称“打造苏杭天堂的巨匠”说的便是他。 钱镠不仅治国有方，修身治家也是严谨有加。他依着自备的“起居注”，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后人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钱氏家训》，而后代代相传至今。后世子孙自律遵守着先祖留下的遗训，秉承家风，延续文脉，进而使得钱家在历朝历代都人才济济，成为当时的楷模。比如在宋朝时，钱家就曾被皇帝称为“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历史行进至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亲赐钱家“清芬世守”的匾额，以赞钱氏家族教子有道。到了近代，在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上，钱家更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承被纳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这部千年传承的宝典从此被定格为精神品质的象征。 《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通篇的主线，分别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维度阐述，形成了更加完备和翔实的体系。《钱氏家训》与史上其他家训的区别在于，它在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既强调“修身”和“齐家”的自我修养和家庭观，更提出了“平天下”的思想精髓。这些精华是钱家先辈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钱氏家训》里一个重要的思想核心就有要求子孙们要始终持躬谨严、洁身自好、戒骄奢戒淫逸，自始至终行君子之道。这份道理，是钱镠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真谛。 当年刚掌权的钱镠动用了全部的热情兴修水利、大兴农桑、开拓商业，一时间百业兴盛、富饶强盛，年轻气盛的钱镠此时霸业初成，开始扬扬得意、贪图享乐起来，结果他遇上了始料未及的巨大灾难，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为此，钱镠幡然悔悟，并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重塑勤政为民、克勤克俭之风，严格要求自己，从上至下推行新政，最终使自己的国家重新回到了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此后，钱镠便将这样的教训写入了《家训》，后来，钱氏子孙即使名扬天下仍将克勤克俭、洁身自好。比如文学泰斗钱锺书便是如此。当年钱锺书成名以后，各种邀请纷至沓来，有不少邀出天价只为求他一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曾出十六万美元的高价邀他讲演。然而，他并不为之所动，而只说那里的学生有些地方还未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程度，对方才作罢。 就是这样一位身价不菲的文学大师，家中的装修却始终保持着朴素简约的风格：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四块木板加红砖搭起来的书架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书。夫妻二人过着简单不奢华的生活，所有的盛筵和繁华都留给了知识。 《钱氏家训》里还有不少强调孩子读书习文的重要性，如“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读书一事自古便列为高雅之事，特别是后来科举兴起，读书成了封建社会中底层人士摆脱现状、改变命运的出路。正因为如此，读书人中有不少是出于名利的目的去学，功利心十分浓重。但钱家的先贤们倡导读书并不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将其作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其初衷是认为读书可改化愚钝、开启心智，做明理之人。 这一训导在钱氏家族中十分受用。钱锺书嗜书如命，因此得了一个“书痴”的雅号。他所著的书里旁征博引不说，学术成就之高与他读书之多、之全不无关系。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较早，他自小家境就较为困窘，母亲独自支撑起这个家，时常有捉襟见肘的时刻，但即使生活再困难，钱伟长的母亲都不曾让钱伟长辍学在家。有人劝钱伟长的母亲让孩子早点出来打点零工帮补家用，但是她拒绝了。她说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他读书，因为钱家古训里的这个教导她铭记在心。 读书一事现在被多数家长所看中，然而，其初衷和目的并不都是为了让孩子通晓世事、明白事理，有些仅仅是为了考学，有些只是为了颜面，至于孩子是否真的开卷有益家长并不关心。更有甚者，凭借时代机遇和自己前期努力累积的财富，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过上物质丰富的日子，于是开始膨胀，认为自己的财富足够让孩子几辈子衣食无忧，于是抛出了“读书无用论”，竟也被某些家庭认可和推崇。其实，这样的想法十分偏激，先不论坐吃山空是否合乎情理，启发孩子读书的心智、培育他的情商健康发展，这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怎能因一时物欲横流便弃而不用，这显然是一种眼光短浅之举。 除了要求子孙博览群书以外，《钱氏家训》中还倡导后世子孙要懂得写，所谓“能文章则称述多”。钱氏后人辈出的人才中虽然分属各个领域，但不少人都写得一手好文。 在强调自身修养的同时，要以国家大义为己任，淡泊名利，在国家民族需要和自我利益面前毅然选择前者。从开篇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开始，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已被铺垫，后又言“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社会责任担当在心、行动于身，万事以民为重是钱氏家族给予社会的承诺。上升到治国理念，家训亦有着墨：“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这些光彩照人的警世名言，均在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中成为滋养后人品格的甘露，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牵引前行的灯塔。 我们今天看《钱氏家训》，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部流传千年的文章，也不仅仅因为它曾培养出大量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家训到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教育意义，仍旧可视为教育子女的典藏。 我们现在关注子女的身心健康，关注他们的学业成绩，也关注他们全面发展，但是却极少为他们立下如此高远的志向和心境。也许我们总认为孩子不一定会成为影响时代、影响历史进程的那个人，所以关于这方面的培养、可有可无，但关于思想境界培养的意义其实远非如此。 从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中便可看出思想境界培养的重要意义。早在钱伟长入读清华大学之前，受其四叔钱穆（著名的文史学者）以及文史老师吕叔湘（著名的语文学家）的影响，他在文史方面极具天赋。当年参加清华大学招生考试时，钱伟长面临的是一道名为《梦游清华园》的作文题，当很多考生被老师圈圈点点时，钱伟长写的那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却让出题目的老师想改都改不了，最后只能给了满分。历史考题同样很奇怪，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对此束手无策，唯独钱伟长答得分毫不差。于是，他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不过，此时的他在入学考试中，物理却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考了0分，显然，对于他而言物理的基础几乎为零。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学习物理丝毫不占优势的人，却在入学时做出了“弃文从理”的决定。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教授并不同意他这样的请求，因为以钱伟长的成绩，几乎不具备入读该专业的基础，而且他本身文史基础十分出众，如此决定难以理解。但是，钱伟长有自己的想法，之所以如此提出是因为他从广播里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噩耗，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原因之一就是用自己的努力为中国“造飞机、造大炮”。 尽管这个理由看上去十分孩子气，但却是钱伟长此时最真挚、最渴望的梦想。吴教授依旧没有同意，但钱伟长不断地请求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坚决最终打动了吴教授，他最终顺利进入了物理系。 进入物理系的钱伟长面临着从零基础开始的现状，虽然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加入其中，但连续一周的物理测验，钱伟长的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现实难题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考验着他如何解决。 钱伟长用异常的发奋回应来自周围甚至是自己的质疑，他每天晚睡早起，向老师同学求取奏效的学习方法，不断地探索研究……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钱伟长翻越眼前一座座困难的山峰，成功地攀上了科学的高峰，也让自己成为一代功勋。 由此可以看到，高远的理想和心境远比任何父母的唠叨、苦口婆心的劝诫，还有各种“别人家孩子”的类比要奏效得多。钱伟长之所以如此刻苦不懈地学习，并不是没有父母和老师从旁鞭策，而是他自身对于国家、民族的强盛的渴望而产生的动力，只要还没有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便会不断地努力下去，《家训》中所说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便是这个意思。因此，如果父母能培养出孩子高远的理想和心境，那么孩子同样也能拥有这样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便是意义所在。 前面所讲的都是《钱氏家训》那些令人称赞的片段，但家训本身并不仅仅止于此，今天的我们推崇它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部千年流传的作品，也不仅仅因为在它的影响下钱氏家族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真正的原因是时至今日，它仍然具有极高的现实教育意义，而这或许是《钱氏家训》带给我们的更为宝贵的财富。 家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钱氏家训》流传近千年，家族世代以它作为子孙后代素质养成的规范，并使得钱氏一门世代将为国出力视为己任。这一点是它较之历史上其他家族的家训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点。 然而，《钱氏家训》能产生如此影响并不单纯地依靠文本相传至今，而是重在实践，重在言传身教，因此，对于钱氏家族的后代来讲，家风便是在这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一种深刻的烙印。 钱学森一生建树极高，他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曾经这样回忆道：“我不记得我父亲对我讲过‘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父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钱学森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科学精神向孩子们诠释了人在遇到困境和逆境时应该如何泰然面对，更告诉他们爱国于心，任何艰难困苦摆在眼前，都无法动摇这颗赤诚的心。 因为功勋卓著，钱学森多次受到国家的嘉奖。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本书的写作，并因此获得了一笔一万元的奖金，在那个时代里，这笔奖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很多人艳羡他收入丰厚的时候，钱学森并没有将这笔钱收入囊中，而是用它买了当时的国家建设公债，并在到期后连本带利捐赠给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新学生们购买教学用品。这样的事情，在钱学森的一生中经常能见到。 但是，他从来没有拿这样的举措放在孩子们面前说道，很多事情都是孩子们后来从母亲或者他人的口中听说的。钱学森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孩子们“如何看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也让他们知道了“一个人做点好事不值得吹嘘”。家训中所提及的以国家大义为己任、淡泊名利的理念，钱学森做到了，他的孩子们也从他身上学到了，没有一板一眼地讲授，不用专门腾出时间来研读家训，家训已融入灵魂里、流淌在血脉中，转化为真实可行的行动，让孩子们可以从长辈的一举一动中观摩学习，然后依次传承下去。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心领神会让他们受益终身，正如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所说：“好家风就像春风春雨，我们不会觉得在一件事情上会对自己造成多大影响，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影响、积累就会慢慢显现，甚至影响一生。我有幸经历了这样的家教、家风，所以我能够对社会做一点事，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我觉得家风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有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很郑重地告诉钱永刚，说他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他们这些普通的公职人员十分尊重，因为他从未见过钱学森在某一餐随意地穿着背心、拖鞋，或是举止随便，每一次吃饭，钱学森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即使是再平常不过的吃饭也是秩序井然。炊事员的这番描述让钱永刚感慨万千，父亲是这样一个讲求秩序的人，即使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细节，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这样的精神不仅仅是治学严谨的体现，也是个人尊重秩序的体现，就像《家训》中所提到的“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矩”。父亲尚且如此严谨，孩子们自然不敢放浪形骸，到现在都保持着吃饭要穿戴整齐的习惯，可见，“秩序”一词便是在这样的日常点滴中传授给了孩子们。 除了谈及个人修养，《钱氏家训》对家庭建设的劝导也细致入微。钱氏家族的成员家庭观念都很强烈，不仅是普通家庭的夫妻注重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钱氏家族中的名人们也十分注重家庭氛围的营造。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样的现象在钱氏家族中几乎是不会出现的。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当初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才女，追求者众多，但是，她不慕他人财大气粗，不慕他人面容俊俏，只被钱伟长的爱国热情和双方共同的求学向往所吸引。抗战期间，由于物资条件匮乏，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在他们朝夕相处六十一年的风风雨雨里，始终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不管是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还是万象更新的新中国；无论是面临“文革”带来的苦痛，还是后来科学技术的春天……他们始终手牵着手，不曾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方。这便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也是对彼此最牢固、最坚不可摧的承诺。 很多时候，父母对于孩子除了教育他们如何为人处世之外，更多的是要以身作则，将一种精神传递给他们。显然，钱伟长夫妇用自己爱的方式将携手向前的精神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现代社会，有些生活上走向富裕的人家，在婚礼的形式上过分地强调华贵、丰盈，从嫁妆彩礼到婚宴庆典，都费尽心思，极尽奢华之能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新人在经历这些繁复的形式之后，婚姻非但没有和睦，反而终日吵吵闹闹，最后落得个劳燕分飞的结局。所以，婚姻的美满、生活的和美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的相互尊重和爱护，只有这样才能让爱情开出的花永远美丽动人。 除了钱伟长伉俪，钱锺书与杨绛这一对文坛上的“双子星”之间的故事同样被传为佳话。钱锺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同样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满腹经纶的他被认定为无用武之地，因此被下放到地方去劳改。尽管知道此去前路艰辛，但是，杨绛却依然同行，并且始终陪伴左右。当第一批所谓的“老弱病残”被“赦免”回京时，钱锺书和杨绛并未如愿地位列其中，面对未来的茫然，夫妻二人并没有抱头痛哭或是怨天尤人，而是十分平静地走回劳改棚里。杨绛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这样的询问虽然平淡，虽然有些苦楚和无奈，但如果换成其他人也许无法做到如此淡然，可见杨先生的内心之强大。 钱学森的夫人蒋瑛同样选择与他同进退、共患难。那时，钱学森满怀憧憬地希望回到祖国做出贡献，但美国却借口他“知道得太多”将其监视起来不让他回国。原本计划在孩子满月时带着女儿回国的钱学森夫妇被迫滞留美国。 此时钱学森对蒋瑛说先带着女儿回国，但蒋瑛拒绝了他的建议，面对此时犹如遭遇晴天霹雳的钱学森，蒋瑛深知他内心的痛苦，在这个极需亲人支持的时刻，蒋瑛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因此她坚定地告诉钱学森，她不会离开。 随后那段很苦的日子里，蒋瑛给了钱学森极大的安慰，她用心营造出来的温馨和安宁，让心受重创的钱学森能够暂时得到安慰和缓解。多少年来，蒋瑛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始终记在钱学森的心里。1991年，钱学森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这一天，钱学森在盛大的颁奖会上表达了深藏在内心的对蒋瑛的感情和谢意。 钱学森告诉在座的人们，他的职业大家都已知晓，但他的老伴蒋瑛却鲜有人知道。虽然她从事古典艺术歌曲的教学，同钱学森的事业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几十年来，蒋瑛却给了他无限的理解和支持，这一点，他将永远记在心中，不会忘却。 除了家庭和睦是《钱氏家训》所倡导的，亲友之间的亲热互助也是家训的主旨要义，家庭概念的边界在这里被弱化了，家不仅仅是至亲至近的那几个人，亲戚朋友也要相互帮助和支持，具体而言便是“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钱氏家族声名显赫，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故事不少。钱氏家族的怀海义庄便将这种互助变成了一种可以传递下去的形式。怀海义庄和普通的慈善机构不同，是一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家族式凝合的载体，其目的是向族中贫弱的家庭提供帮助。钱氏家族内凡鳏寡孤独者都可以按照规定领到义庄的钱粮，贫困学子都能在义庄的资助下上学。 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怀海义庄经常举办施粥、施粮的义举，这些义举当时帮助了很多族人，获得帮助的族人也不时捐钱捐物给义庄，于是义庄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拥护。怀海义庄的这些义举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整整持续了七百年。这是牛晓彦在《钱氏家训》一书中对怀海义庄的介绍。 史学家钱穆、物理学家钱伟长都是在义庄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与此同时他们又用自己的努力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 帮助他人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现代社会里帮助一事有时给好心人带来了不少“麻烦”，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正常。面对这样的现象，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复杂得很，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教孩子以自私来保护自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他们乐于助人的意义，告诉他们虽然有些人不遵守秩序让社会风气变得不那么清明，但是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正能量占主导。 钱氏家族人口众多、枝叶繁茂，大家庭更教会孩子们要相亲相爱、知晓手足情深的道理。钱学森与堂弟钱学榘便是一同学习长大的，感情之深不亚于亲兄弟。更有意思的是，钱氏家族的人才往往会有十分明显的“青出于蓝”的特点。钱玄同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儿子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钱基博是一代文史学家，他的儿子钱锺书是响誉中外的文学巨匠；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学上的造诣深深影响了儿子钱逊，使之成为儒学方面的专家；钱学榘本身在科学领域就成绩突出，他的儿子钱永健更是继承父志、登峰造极，于2008年10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这就是家庭影响非凡的魅力，这就是家风传承不一样的惊喜。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成为孩子率先模仿的对象，因此，想要让孩子成长为一个健全、出众的人才，父母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力所不及不能成为一代名家，但至少不能让那些负面的、缺乏理性的行为出现在孩子面前，否则给孩子学去了，反馈出来的便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了。 珍贵的少年时光 对于每个孩子来讲，年幼时光的经历常常会影响到他日后的选择和人生方向，在钱氏家族里，父辈对于下一代的培养都十分用心，虽然他们各自的生活境况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主旨却十分接近，就是要培养出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 钱学森的年少时光在钱钧夫夫妇的安排下过得十分充实和丰富，比起当时很多放任自流的普通家庭而言，这样的培养的确花费了他们许多的心力。 钱钧夫本身就出身名门，虽然家道中落，但却仍有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来供他学习，加上他天资聪慧，因此他不仅有机会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他由此爱上了中国文史，而且在此基础上培养了优秀的写作水平，虽然钱钧夫后来将重心转移到教育事业，未能成为一代文豪，但能被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赞赏，已经足以证明其文学水平之高。 钱钧夫在浙江求是院学习时便对教育一事热衷起来，后来赴日留学，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便开始希望以教育兴国，实现国家强盛。但现实并没有体恤他这份苦心，一场场复辟的闹剧、一次次民众的声讨让钱钧夫那颗“以教兴国”之心已是伤透，于是他将重心转到了儿子的身上，专心致志培养钱学森。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出身名门，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习得诗书，数学计算能力了得，记忆超群，钱学森超强的记忆力很大程度上遗传了母亲的优点。 对于钱学森而言，他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父亲。钱钧夫不仅把自己爱好读书的习惯传给了他，在很多细节上都匠心独运地给予钱学森不一样的体验。比方说，钱钧夫喜欢把家里的书放在各处，允许孩子随意翻看；他会在周末带着儿子到大自然里去游玩，不管是竹林清风还是荷塘月色，不管是满山红枫还是枝头满压白雪，钱钧夫总是在最美的时节带上儿子去领略最应季的美景；钱钧夫从来不忘培养孩子的艺术嗅觉，所以钱学森自小就接触了国画、西洋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他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喜欢西洋音乐，曾为了一场演唱会而省吃俭用；他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兴致盎然；在北师大附中虽然专业方向是理科，但他同时师从国画大师高希舜学习国画；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还参加了大学里的管乐队，负责吹小号……这些艺术修养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艺术，钱学森持肯定的态度，他曾经这样说道：“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现如今的很多家长都过分地看重学科分数，进而对艺术课程丝毫不在意，有些学校在临近期末考、升学考时，还会选择牺牲美术、音乐等课程来充实“学习”的时间，虽然学科成绩上去了，但其实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才华却被残酷地扼杀了，正如钱学森所说的，难道艺术和科学是对立的吗？当然不是，问题不是出在艺术和科学是否存在冲突，而是出在我们将它们放在了天平的两端，使它们变成了对立的两面。而事实上，只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从素质全面提升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它们确实是一对再完美不过的搭档。如此长时间的应试教育主导虽然培养了众多的高分状元，但他们是否是名副其实的人才，是否真的是能建功立业的新一代还是值得商榷的。 晚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向国家提出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人才并不等同于分数高，但现在我们过分地强调分数而忽略了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有一两个艺术天分极高的孩子会培养成艺术家，而对于其他并不具备这些天赋的孩子来说，艺术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于是“高分低能”的情况便开始蔓延。 而这并不是要求让孩子放弃学习，而是建议大人们在考虑孩子的前途时，将素质培养也纳入其中，毕竟分数无法伴随终身，真正在一生陪伴其左右的是那在年少时便培养起来的素养。 钱钧夫重视钱学森的学科的学习，但他更懂得让孩子广泛地积累知识。每到假期，他就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而且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便是在假期时多带着孩子拜师学艺。那一次，钱学森央求正做学问的钱钧夫带他去玩耍。钱钧夫见孩子如此高的兴致，于是他便带着他去拜访一位矿物学家，也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林砺儒。 收徒严苛的林校长给年少的钱学森出了一套测试题，本想孩子尚小答不上来，没想到孩子不久便答完试题，而林校长还没看完试卷就已经答应收他为徒。钱学森的成绩每一科都发展得很均衡，当他升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文科老师劝他学文做个思想家，理科老师劝他学理做个科学家。面对这样的选择，钱钧夫把选择权放在了儿子钱学森自己的手上。 钱学森最终选择了理科，他告诉父亲，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深感国家的发展建设对科学技术的急切需要。对于这样的决定，钱钧夫深感欣慰，毕竟多年来除了对孩子的求学意识和能力是他培养的重点以外，孩子崇高远大的志向和爱国意识同样是他多年苦心栽培的方向。如今，孩子能如此抉择，身为父亲的他自然是满身心地支持。 后来钱学森在学校里遇到了很多爱国之士，他与他们一道对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对自己肩上的责任深感重大。在上海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刚入学不久便遇到了日寇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对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身处风暴中心的钱学森也加入学生运动中去，十分活跃。父母听说儿子参加了学生运动的消息后，母亲章兰娟出于爱子之心自然十分担忧，但是父亲钱钧夫却没有劝阻孩子退出，反而写信支持他的做法，并且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同时还帮着钱学森安抚家中为此而焦虑的母亲，告诉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作为母亲关心他的安危可以理解，但更应该放手让他到社会风浪里去闯荡，毕竟社会的利弊要由他自己体会，如此才能让他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社会，从而激励他去发奋读书。 钱钧夫的做法是正确的。的确，在此之后，钱学森更加刻苦发奋地钻研学科知识，也正是这样深刻、具体的体会才让他在大学毕业以后选择到美国学习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并在日后国家需要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即使困难重重依然毫不动摇。 年少时光，钱学森除了同父亲一起学会了如何学好知识以外，母亲的言传身教更让他在知识之外形成了一个始终善良、仁厚的处世之道。母亲善良的一举一动都印刻在少年钱学森的心里，直到他长大成人以后，这些印记依然成为他宝贵的财富。 当时的钱家比起周围的普通人家相对富裕些，因此母亲经常帮助周围的邻居。腊月的北京城里经常有乞儿沿街乞讨，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十分可怜，有些甚至因为身体不支而倒在了钱家大门外。每每此时，章兰娟就会放下手头的事务出去接济他们。 后来钱学森回忆起母亲时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母亲的做法在年少的钱学森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它使得钱学森即使后来成绩斐然也不忘初心。 这是关于钱学森年幼时的一些故事，而同样与他并列“三钱”之一的钱三强走入物理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更有老师们的引导，所以他最终所选择的专业与他的父亲钱玄同所擅长的领域有着天壤之别。 钱玄同是著名的文史学家，他对孩子的学习十分重视，但是态度却很开明。钱三强上中学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大革命开始在全国掀起，孙先生关于国家、民族以及未来的深刻思想令钱三强醍醐灌顶。而他当时的两位老师，物理老师吴郁周、数学老师陈君哲让他对工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钱三强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工科方向。尽管钱玄同在听到儿子的选择时有些诧异，但他并没有劝说儿子更换选择，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决定。 而真正引领钱三强走进原子世界的，是清华大学的吴有训教授。在北大预科班的钱三强如何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的学生的？这还得从一张校园布告讲起。钱三强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期间，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这开启了他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因此他决定从原来的电机工程转向物理学，所以，在自身专业课程学习之余，学校里举办的关于物理的其他讲座和课程他都会去旁听。 某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份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教授到北大来教授近代物理学课程的公告。对校内物理学课程尚且无一遗漏的钱三强对于这样一位校外大师的讲座自然更是兴趣十足，因此他在上课的那天便早早地来到课室，期待着一场精彩绝伦、令他眼界大开的物理学表演，那天的主题是“振动与共振”。 果然，吴有训教授为他开启了一扇望向物理天空的窗户，他不仅没有大教授的派头，讲解课程也生动有趣，这让原本就对物理学十分感兴趣的钱三强更是敬佩不已。于是，钱三强做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那就是放弃原来上海交通大学工科的选择，转而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有训教授的学生。 少年时光是孩子们培养兴趣、确定兴趣的关键时期，钱三强在这个时间里有幸收获了来自物理的启蒙，这对他以后走上这一条路尤为关键，而父亲一如既往地对于孩子兴趣的支持更是促成了他坚定地选择了这门学科。对于钱三强的这个决定，钱玄同同样十分支持，并且送给了他四个字“从牛到爱”，即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意思。 进入清华大学的钱三强仍旧对物理保持着高昂的兴致。清华大师们从不照本宣科，他们通过试验和案例的剖析，让学子们在兴趣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真正的老师事实上却是学生们兴趣的引导者。有些老师埋怨学生不好好学习，但是他们自身可曾想过，他们的教授方式是否得当？是用生动有趣的悉心教导燃起了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还是用简单粗暴的应付阻挡了孩子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的脚步？孩子们本来就需要引导，幻想哪一个孩子天生就热爱书本是不切实际的，老师的天职便是开启孩子们的智慧之门，让他们快乐地徜徉其中。 另一位著名的钱氏大师是著名的力学专家钱伟长。比起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年少时光是在极为清贫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正是这样的经历才锻炼了钱伟长坚忍不拔的个性。自从祖父过世以后，钱伟长一家的生活便开始拮据了，后来父亲的逝世更让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钱伟长母亲的身上，钱伟长是在周围家族亲友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虽然他的学习成绩优异、能力出众，但是，在他毕业时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升学还是就业？这两样对于他都十分重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家庭负担的责任感让他一时间难以做出抉择。最终，吴蕴初（著名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设置的“清寒奖学金”帮助他解决了这道难题。 借助奖学金进入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十分了得，但是他著名的“弃文从理”的人生转折让他不得不面临底子弱、基础差的现状。凭借自己坚韧的个性，钱伟长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克服这道难关，包括身体孱弱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钱伟长在清华大学里每天都坚持锻炼，甚至报名参加学校的越野队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以便应对耗神极大的学习任务和压力。 后来，锻炼成了钱伟长保持一生的习惯，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旧坚持每天走上三千步。而克服学习上的难题，钱伟长用同样的精神鼓励自己不断地努力着、勤奋着，甚至到了和同学比勤奋的程度上。钱伟长知道自己底子不好，因此十分刻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拼了命干的”。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宿舍十点钟熄灯他就跑到厕所里去学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清华里最勤奋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比他更勤奋的人，此人每天三点钟就起床了，钱伟长早上起床见到他时，他已经学习了三个多小时准备散步休息一下了。这位同学就是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于是钱伟长暗地里和他比起勤奋来，而且一比就停不下来，后来连钱伟长自己都说：“我们就一年一年拼了下去。” 如此勤奋自然让他们各自获得了回报，华罗庚从最开始的发卷子的文书被破格提升为助教，后来留学英国变成了大学教授；而钱伟长则从最初的差等生变成了班里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老话说“勤能补拙”，此话一点都不假。作为父母轻易不要对孩子说“好笨”“好蠢”之类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天才，后天的培养比天赋重要得多。父母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树立起学习的勇气和信心，告诉他们勤奋努力的意义和希望所在，这才是为人父母在面对孩子反应稍迟缓时正确的处理方式。 以上所述的这些，就是钱氏家族的后代们那些珍贵的年少时光。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珍贵的、不可复制的时光，这期间所受到的影响、所形成的一切都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人生，因此，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优秀的范例，也反观到我们的许多不足。身为父母，我们要珍视孩子的年少时光，为他们创造珍贵的少年时代，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少年强则国强”，确实如此。 不同的成就 相同的内里 钱氏家族中长大的孩子们虽然环境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成就领域不同，但受家训和家风的影响都有相同的内里，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些相同的品质，其中有一个就是对于名和利看得十分淡泊。 钱锺书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钱学森也说过一句话：“我姓钱，但不爱钱。” 钱锺书一生中有很多次将世人看作“丰厚的收益”拒之门外。当时的《围城》被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当时制片方循例要给原著作者一万多元的报酬，但钱锺书却拒绝了，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一件品德高尚的事情。现代的影视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百花齐放的时代，但却免不了鱼龙混杂，今天这家为版权发生纠纷，明天那家为收入分配不均而引起争执……所有人都围绕着一个“利”字粉墨登场，相比起钱老的淡然，实在羞愧。 还有一次，有一个外国记者看了钱锺书的《围城》之后，对他十分钦佩，因此慕名来到中国想要见他一面。钱锺书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笑着说道：“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样委婉的拒绝既不失幽默风趣，又不至于驳他人的面子，使之觉得尴尬。钱锺书从来对这些所谓出名之事有所醉心，对于他而言，专心读书做学问才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同样地，我们现在仍旧有太多的人热衷于出名，一旦有点比别人稍微高超的技能便四处宣扬，各种“秀”虽然娱乐大众，但也不乏有些流于低俗，很多“网红”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追捧，以至于有些缺乏思考的人以出卖色相之类恶俗博人眼球，实在是令人无奈。 名和利很多时候能给人带来某些充盈、愉悦的感觉，但前提是对它们十分渴望和向往才会有如此效应。对于那些大家而言，也许他们本身并没有想要让自己成为受人瞩目、令人敬仰的角色，他们的所有精力甚至一生可能都只专注于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无论是说文解字、教书育人，还是专心科研、开拓创新，大家的风范在于他们能淡泊这些“名”和“利”的困扰，始终坚持心中的梦想，并以此为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如此超脱，反而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魅力和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而那些一时爆红、一时火得无可收拾的人反而缺乏时间的锤炼，经不起三两句闲言碎语也就消失殆尽了。 《钱氏家训》中有一个比其他家训更为高远的地方，那就是特别强调的爱国情节。回顾历史，钱氏家族的许多人杰在国家危难之际都做出了回国报效的决定。在美国生活的二十多年里，钱学森始终保留着中国国籍，在钱学森的心底，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却从不曾想过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那片异土，叶落终须要归根，更何况他的祖国正期待着他带着满腹经纶回去建设，因此和很多美国人不同，他从来没有在银行存过一块美元，从来不会向美国人一样为了养老而给自己储备足够的养老钱，有人觉得他很奇怪，一点长远之计都没有，只有钱学森自己知道，他不会在美国待上一辈子。 钱学森决定回国之际，美国方面因其参与多次机密研究不同意其回国，不仅诬陷他是间谍，还将钱学森全家软禁起来。但是，即便是遭受如此恶劣的对待，他也从未放弃回国的梦想。五年后，当他和家人坐着狭小的三等舱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更加坚定了富强国家、让中国人更加有尊严地活着的决心。 钱三强同样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当年钱三强师从吴有训教授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出类拔萃的学生。毕业后，钱三强考取了巴黎大学物理学院，并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选定为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生。核裂变是当时最为尖端的世界前沿科学研究，钱三强果断地选择了这项技术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无疑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学风气的深刻影响。 钱三强的刻苦认真超出了同学和导师的想象，他所取得的成绩也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其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便是他与夫人何泽慧一同研究发现了原子核具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且在实验和理论上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论述，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核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甚至将钱三强夫妇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并以此为题做了大量的学术报道。 法国科学院对钱三强的研究大为赞赏，并授予他法国物理学奖，希望吸收他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面对如此待遇，钱三强并没有忘记亟待建设的祖国母亲，因此他与夫人谢绝了法国的邀请，坚决返回祖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三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令人动容的爱国誓言。 临别时，居里夫妇在钱三强的鉴定书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由我们指导工作的人中，钱三强最优秀。”居里夫妇的高度赞扬成为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期间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最有力的佐证，他们把钱三强的名字刻在了居里实验室的墙上，让后来的研究者和学子们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 钱伟长从为了祖国强盛而选择“弃文从理”开始，爱国的情愫便从未从他的内心间断过。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我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个科学家。”钱伟长清华大学毕业以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学习，他的一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列为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的必读材料。 抗战胜利以后，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回国，对此钱伟长这样回忆道：“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虽然回国后，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后来，钱伟长获得一次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这对于向来对科学研究如痴如醉的钱伟长来说，是一次十分有益的研究机会。但是，当时的美国领事馆需要每一个赴美研究的人员都填写一份调查表，最初那些问题并没有令人十分排斥，比如信什么教之类的。钱伟长并不信什么教义，于是在钱学森的建议下填写了“孔教”，但是，到后面的问题时，钱伟长开始填不下去了，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内心受到如此的拷问，这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这个直指内心信仰的问题令钱伟长无法接受，他毫不犹豫地在上面填写了“NO”！他说：“我忠于我的祖国，时时刻刻，心口如一。” 钱伟长被称为“万能科学家”，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十分广泛，而且时刻为国家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作为力学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定的第一个发展规划却是自动化、导弹航天等领域，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钱伟长回答道：“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专业。”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爱国精神被后人称为“三钱”精神。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是大师，在爱国方面也是值得莘莘学子学习的榜样。除此之外，他们致力于培养下一代，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们，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最后一分光和热。 这就是“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钱氏家族的故事。它起源于五代十国，繁衍于江南一带，历朝历代开枝散叶，人才辈出，逾千位名家扬名天下，永载史册。这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这个家族子孙后代的荣耀，更是传承了千年仍旧不散的钱家家风的荣耀。 第五章 望族陈家· 一门五杰，人文渊源好传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一间坐落在草地上的红砖瓦房格外引人注目。它没有礼堂壮观，也没有行政楼高大，甚至连某个院系的实验楼都要比它多上两三层。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小两层的房子，却是中山大学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因为那位曾在这里居住并讲学的老师，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说不清楚他写过多少手稿，也记不清楚他研究的历史有多少故事，这个被称为“三百年来只一个”的国学大师在那个新旧文化剧烈碰撞、人心惶惶的年代里，用自己恬静的品质和独立的精神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大观园。 有人说，读懂了陈寅恪便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而陈寅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核心。这一章，我们将从这个最突出的特质入手、从陈寅恪先生开始去了解这个在人文史上赫赫有名的陈氏家族。 作为民国时代与王国维、陈垣等人并存的“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陈寅恪对学术的研究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单维度的领域。他是文学家，更是历史学家，他能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撰写的文献资料，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研究和文化考察。在隋唐的历史里，他透过新乐府看出文学纪元的更迭；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里，他能读出“竹林七贤”的别样味道；在明清的朝代更迭里，他能剖析出民族大义最不为人知的所在。 熟悉陈寅恪的人都为他一生执着的“独立”“自由”所折服，然而，鲜有人知道，他的这份精神并非自我萌生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祖辈们以身作则的教诲。他的父亲陈三立在隐退山林之前就曾追随祖父陈宝箴参与戊戌变法，并被人尊称为“维新四公子”。尽管最终失败了，但这份精神却铭刻在陈三立的心中，并延续给了他的孩子们。所以，生于光绪年间的陈寅恪，虽然也是从四书五经的私塾完成学术启蒙，但父亲却毫不犹豫地将他送出国门游历，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地游历归来的陈寅恪，眼界和视野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能突破当时的思想束缚，提出自己的研究理念，与父亲陈三立对他学业的精心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寅恪的研究不是天方夜谭的想象，也不是痴人说梦的假设，他的观点总是超越常人的想象，但说起来却头头是道、句句在理，连最顽固的老学究都无法找到辩驳的漏洞。讲起来，陈寅恪的这些做法还颇有些革命家的风范。 除此之外，在文字工具的掌握上陈寅恪也将此精神贯穿其中。传统的历史研究里，国文撰写的文献记载通常都是唯一的论证资料，大多数学者习惯在其中求证历史，但却忽略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看法。 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期间，陈寅恪了解到西方历史学领域有一个被称为语言考证的学派，陈寅恪利用自己熟练掌握的十几门外语，娴熟地穿梭于各种外文资料中，将他们的作风吸纳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剖析，打破了长久以来“就史论史”的单维度研究习惯。这种研究在当时是极具创造性的。 历史不是单面的，历史人物组成的社会自然也不是单面的。为了能将历史考证变得立体起来，陈寅恪运用“史诗互证”的方法，将文学和史学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历史和文学看似毫无瓜葛，但陈寅恪却能自由地徜徉于两大学科之间，不拘泥于某个单独的领域不敢向前，也不会困在某个角落不敢迈步，他自在地漫步其中，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形成于这一时期。 思想的自由是父亲陈三立赋予陈寅恪宝贵的财富。陈寅恪还是个学童时，父亲陈三立就不要求他应科考、求功名，而是要求他博闻强识、学而有成，因此，陈寅恪并没有参加乡试这般的科举考试，而是在十三岁时便出了国，辗转游历多国后才归国。父亲的这个主张让他跳出了文凭的条条框框，自由地学习各种喜欢而有趣的知识。在哈佛学习时，他曾是著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却并没有在那里获得一张文凭。在他看来，学要能够致用，他在一个著名学府里听遍了所有课程，觉得知识储备足够让他走出校门时，他便离开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学习的历程，就算这里的学位证书唾手可得，他也不会因为一张证书而停下求学的脚步。用今天的眼光看陈寅恪的经历，他的“任性”似乎有些可笑，但如此率真随性的性格却让他博览全书，而他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活字典”，最终成了文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家。 做历史研究的人从来都对“史德”有着执着的追求。这种贯穿于行业中的职业道德，其实更多的是对研究者自身品行的要求。面对宗教学、藏学和突厥学的广袤领域，陈寅恪从来不畅所欲言，更不妄下结论。他悉心地将所有的材料归拢到一处，然后用耐心和执着在其中探寻可能的线索。 枯燥在所难免，无果也顺理成章，但他却硬是用自己的倔强和对历史的喜爱在繁杂的史料中得到了看似不可能的研究结论。蒙古源自何处、李唐家族的兴衰、府兵制从何而来这些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在陈寅恪的研究下终于以惊世骇俗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自成一家的学说招来质疑，他却依旧据理坚持，从不退让。 作为彰显自身能力的表现，学者们习惯性地用专业却拗口的术语对自己的研究进行阐述，但陈寅恪却从来不这样做。他崇尚平民化的诗歌，更对语言的通俗易懂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不愿把自己的知识锁在自己的脑袋里，更不愿让它们成为晦涩难懂的枯燥理论。正因为如此，陈寅恪的课总是人满为患、高朋满座，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著名教授都到他的课堂上聆听他最独特的见解、最平常的解说。 陈寅恪在学术里提倡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便是“独立”。多年前，一部名为《再生缘》的电视剧曾经火遍大江南北，这个讲述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爱情故事的弹词作品在赚取了普通大众眼泪的同时，也让当年的陈寅恪泪流满面。 或许，一个男人被一个爱情故事感动得青衫湿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看过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你就会发现，他对人性的探究从来不会被男女有别这样的封建礼教束缚住，他对于社会的思考也不会因为世俗眼里的偏见而随意盖棺定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代文学大师竟对一个烟花女子如此上心，但是，在陈寅恪的眼里，男扮女装、替父申冤的孟丽君是勇敢的，出身低贱、大义凛然的柳如是也是勇敢的。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们没能拥有同男子一般的待遇和地位，但当危难来临时，她们却同男儿一样用自己的臂膀扛起了危难与艰辛。 气节是陈氏一门的精髓所在，当年陈宝箴和陈三立曾经因为参与戊戌变法而被清廷诬陷为“滥保匪人”，故而立志不再为清廷效力；如今陈寅恪将这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中的女性提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纵然周遭众说纷纭，甚至恶语相向，他依旧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思考，丝毫不为所动。 这种在禁锢中寻求自由和独立的品质，与陈寅恪所提倡的精神理念不谋而合。他从来不做表面文章，更不会迎合学术界的官僚习气，他总是独立研究自己的学问，从来不会盗取别人的学术成果为自己作嫁衣，也从来不去依附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人云亦云或许在学术界难以避免，但陈寅恪却严格地为自己定了“四不讲”的原则。凡是“前人”“近人”“外国人”和“自己”讲过的，他统统不讲，他所讲的只是所有人都从未讲过的新内容，他所说的只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为了让学生能感受到这种学术独立的思维，陈寅恪在考试出题上也别具一格。最出名的题目莫过于当年他出“孙行者”的上联。学生们只知对对子，却不知道陈老师竟然会拿一个《西游记》的人物出题。于是顺藤摸瓜的传统思维下，“猪八戒”“沙和尚”成了占比最大的答案，能用“胡适之”这个名字应对的学生却只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一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根基的语言文字更是其中值得深思研究的重头戏。和长篇累牍的史实考证或时事评论相比，单纯的文字研究似乎显得单调、无聊一些，但若不沉下心来玩味这些前人留下来的馈赠，那些被浮躁的气息所覆盖的真相和道理又怎能破开重重迷雾，回到国人的视野？ 陈寅恪的很多著作都具有考证性，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同时，更侧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寻求。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他将宋代学者总结义理的研究风范融入其中，并将他们总结成普世性的文字，以此作为当世之人可以共享的经验与规律。这种务实的态度之于他的家族可谓一脉相承。在他所受的家庭教育里，仁人志士的气节不可或缺，但无须将党派、新旧等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只一点，就是要将民族国家的大义同自身的道路结合起来，此为陈家一直推崇的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富贵不能淫”是陈寅恪在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时展示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傲骨。 1940年，陈寅恪应邀到香港大学任职，次年年底香港沦陷。作为享有世界名望的大师，来自日本学者的“不找麻烦”的请求信让日本侵略军对他尊敬有加。街上饿殍遍野，日本人则每天都给陈寅恪送来面粉和粮食。然而，这位人格上极为独立的大师岂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懦夫。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陈寅恪从来不碰日本人送来的食物，就连家中的老小也从不曾动过一丝一毫。饥饿不可避免，陈寅恪便索性关起大门潜心治学。见陈寅恪岿然不动，日军又重新想出了新的办法，以出资四十万为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为诱惑，希望他能为“大东亚共荣圈”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样龌龊的伎俩逃不过陈寅恪的眼睛，他的严词拒绝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生于政权更迭、时势变迁的大时代里，陈寅恪身不由己，但能不被外界干扰，坚持心中那一方追求自由、精神独立的净土却显示了他过人的精神品质。进入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风潮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兴盛起来，人们在排队朝异乡迁徙的时候，却忘了那些曾经最有资格留在国外的饱学之士却千辛万苦地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度。如今我们在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出国门的时候，是否也像陈三立老先生那般用一根爱国的丝线牵引着他远在国外的孩子，告诉他们根在哪里、故土在何方，而不是让他们以嫌弃为由抛弃这块祖辈为之耕耘的热土，如此，才是为人父的真正胸怀和气概。 在一个感叹大家何在的年代里，那些上口的名字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而在那个大家云集的年代，“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却是他们膜拜的对象。 关于他的名字里“恪”字的发音应该为“kè”的言论从他出名之日起便喋喋不休，但陈寅恪却在认真研究后，坚持自己名字的读音应该为“què”。这是件很小的事，却是件可以“见大”的事，因为从对名字的执着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知名学者对文化的独立和认真。 陈寅恪的人生是令人瞩目，也是令人钦佩的，那些难以复制的精彩在引来啧啧称叹的时候却无法再次重现。也许，没有了大家的时代是孤寂的，但大家的精神却可以用传承的方式延续。学术的研究还在继续，一些未知的领域亟待人们开拓，只要坚持独立、自由的研究作风，并心平气和地深度挖掘，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同样能在新时代绽放绚烂的光芒。 “名门望族”是怎样炼成的 作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除了“教授之教授”的美誉外，还有“公子之公子”的雅号。关于前者，陈寅恪的博学和在清华的声明足以作为佐证，而后者的缘由，则应该从陈寅恪的祖父说起。 翻开中国近代史，一门出五杰的盛况屈指可数。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但陈家的名声和威望却延续了三代。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三个儿子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任何一人的故事和经历都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闪耀的明珠，这些经历中透露出来的陈家独有的民族大义和革新思想无一不是优良家风的极致体现。 人需要理想，更需要坚持理想的执着。对于陈家来说，“坚守信念”是矢志不渝的家族品格，这样的品格形成既是因为历史事件的造就，也是因为个人秉性的锤炼。作为清朝时期身怀治国抱负的学子，陈宝箴中举时，整个封建王朝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太平天国暴动激化了国内矛盾，列强虎视眈眈更让这只曾经的东方雄狮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 为了让百姓免遭内战的苦难，陈宝箴跟随父亲一同训练士兵，以此抵御太平天国的袭击，但这样的举动却没有消除陈宝箴内心对变革的渴望。英法联军那一把火把整个圆明园烧成了灰烬，如此肆意的侵犯所昭示的正是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原本，陈宝箴准备三年后再考取功名，但这一刻他却更希望能投入军营，成为上阵杀敌的勇士。就这样，他成了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用自己在兵法上的造诣和在管理上的能力赢得了曾国藩的赏识，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每段历史都会有一个拐点，正如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关键人物一样。回顾陈家的兴盛，陈宝箴的升迁和发迹无疑是重大的突破。作为久居江西的客家人后代，陈家的祖辈们一直以来都过着简单而普通的生活。高门大户算不上，但日常的生活用度还能够得以满足。到了陈宝箴这一辈，官场上的发迹成就了这个家族长达百年的盛况。 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后，陈宝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到他担任湖南巡抚时，陈家已经是当地有名的望族。那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戊戌变法正在光绪帝的授意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让国家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陈宝箴顺应时代潮流，在湖南推行新政，并让这个古老的省份迅速成为最有生气的地方。 政治从来不是靠理想就能完成的事业，即便当事人提出的政见如何正确也终究抵不过当权者的个人喜好，而光绪和慈禧便是这样的关系。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让有志之士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但老佛爷并不赞同，她一声令下，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反叛的罪证，出谋划策的谋臣良士一下成了居心叵测的叛臣贼子。行省文书下达，陈宝箴收到上级捉拿逆犯的通知，仔细思量间，内心对改变现状的渴求还是让他做出了保举戊戌君子杨锐与刘光弟的行为。 在那个落井下石、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明哲保身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革命总要有反复，在很多人看来一两次失败在所难免，如果为了这样的突发事件而丧失自己的官职实在得不偿失。所以，得知变故的官员们几乎都缄口不言，哪怕知道谭嗣同等人并无罪过却也不敢求情。 然而，陈宝箴却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后来陈寅恪在坚持自己学术论证时的勇气丝毫不亚于此时的祖父，可见，祖父的故事在正值壮年的陈三立身上、在年幼的陈寅恪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牵连在所难免，陈宝箴的仗义在当权者的怒气里自然而然地成了忤逆的罪证。就这样，陈宝箴被罢官了，但他却并不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比起违心的奉承，问心无愧才是符合他个人品格的行为。 作为和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为“维新四公子”的陈三立跟随陈宝箴一同进行了戊戌变法期间的改革，自然能对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感同身受。被贬黜的日子里，陈三立从来没有抱怨，相反，他对父亲的行为很是赞赏。革命失败后，他将心思投入诗歌创造中，并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虽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参与者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但与泰戈尔互赠诗集的却是年过古稀的陈三立。 文人有傲气，更有傲骨。虽然陈三立因为诗坛上的成就而享有“诗名满海内”的赞誉，但这个心怀天下的诗人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袁世凯行君主立宪时曾托人请陈三立出任参政议员，陈三立因为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甚是反感，因而严词拒绝，拒不出席。卢沟桥事变后，他更是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殉国，场面慷慨悲壮，令人敬佩。这样的坚决或许难以理解，但回顾陈宝箴当年的凛然和坚决，陈三立的殉国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样的表现算爱国，不同身份、不同阅历的人其表述自然莫衷一是。然而，不管行为上的差异如何巨大，那种隐藏在举动背后的情感却如出一辙，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这样的论断在后来陈寅恪倾注心血著述的《柳如是别传》中依稀可以看到踪迹。换言之，正是父辈们关于爱国的基调奠定了陈寅恪与众不同的审度柳如是的眼光。陈宝箴不愿意成为杀害戊戌君子的刽子手是他对一个即将没落的民族和国家的感情使然，陈三立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慨也同样基于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这是一种国人的情绪，更是一种镌刻在家族血液里的品德。它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更不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走样；它是前辈的教导，更是后辈的继承。无怪乎陈寅恪能拒绝日军的“馈赠”，这种源自家族的倔强从一开始就渗透到他身体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官宦后代，陈三立的儿子中自然也会有从政之人，虽然三人中只有陈隆恪在仕途上发展，但父辈们的为官之道却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电讯局、邮政局、税务局、财政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局，二十年间，陈隆恪管理的部门种类各异、领域广阔，但凭着父辈们留下来的敢于挑战、勇于革新的品质，让他在这些岗位上游刃有余。 陈氏家族诗书传家的风气也传递给了每一个后人，即使走上仕途的陈隆恪也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便是近代著名诗人。文学造诣上，三兄弟中陈隆恪不能排在第一位，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家中“算不上”名次的二少爷，却依然在近代诗坛上开拓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文风与父亲陈三立接近，在继承了传统诗文艺术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对新时期的理解和感悟，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在飘逸洒脱的表象下多出了几分与时俱进的深沉思考。而这，正是大哥陈衡恪最为赞赏的地方。 如果说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那么陈家三兄弟的成就正是对这句话的印证。年幼时，陈寅恪与哥哥们都在日本留过学，异国求学生涯里，兄弟三人分别在文学的世界和艺术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陈寅恪自不用说，陈隆恪也在诗歌上颇有建树，而大哥陈衡恪的成就则是在绘画领域。 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除了皇家珍藏的历代名作外，还有一幅名为《读画图》的作品便是陈衡恪所作。和齐白石相比，陈衡恪的名声并不算太大，但就是这位在齐白石落魄不堪的时候指点迷津的“默默无闻”的画界前辈却开创了中国画作的新境界。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花鸟画是最主要的主题，但为数不多的人物纪实题材画作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品。当年在日本，陈衡恪曾经学习过西方绘画技巧，对其中的人物及场景刻画颇有心得，虽然陈衡恪回国后选取的绘画方向仍然是以“意会”为主的国画，但具象化的西画手法却被他娴熟地运用其中。 也许有很多人都十分惊叹为什么陈氏家族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造诣。其实，他们在父亲的安排下出外留学时父亲并没有给他们设定什么目标，而叮嘱他们要学会学贯中西、以长自己之才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松散的环境反倒给了孩子们无限发挥的自由空间，让孩子不被束缚、不被禁锢，从而真正发现那些适合自己的方向去开发潜力。 长久以来，中国的闭关锁国让人们在故步自封里沾沾自喜，艺术领域的融会贯通更是无从谈起。国门打开后，众多有志青年前往他国求学，他们再将国外的精华带回国内的时候，给中国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陈衡恪来说，西画或许不是最让他着迷的风格，但那种用笔触细致刻画人物和场景的做法却实在令人吃惊。和中国的工笔画相比，西画的细致程度自然更胜一筹，色彩和明暗上也更加讲究。看着如此非同寻常的笔触，热爱绘画的陈衡恪怎么能不动心呢？ 画作里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不同人物眉宇间的神态更是精彩纷呈。和众多追求画面效果的画家相比，陈衡恪对画作的要求更具深度。除了形似与神似，画中体现出来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用今天的话讲，每一幅画都是人间百态的一张“快照”，但就是这一瞬间的画面所表达的内涵却足够让每个画家细细思考。描绘某个灯红酒绿的场所里歌舞升平的场景或许可以获得色彩良好、人物活跃的画面效果，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奢靡腐朽却让人不由得对画作里蕴含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产生质疑。毕竟一幅成功的画作里，跃然纸上的不单是人物和场景，更是画家本身对世界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感悟。 在习画的陈衡恪身上，同样展现着陈氏家族“坚守”的魅力。父亲跟随祖父坚守革新的理念，陈寅恪坚守做学问的底线，而严格恪守画作的品位则是陈衡恪为自己定下的坚守的目标。一个洁身自好、坚守原则的画家笔下所描绘的必是能反映社会现状、人生百态的好作品。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陈家子弟对心中信念的坚持与认真从祖辈便开始延续下来，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他们心中的信念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改变。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因为眼前短浅的利益放弃心中原则之人比比皆是。亲情和友情成为他们背叛的对象，甚至连国家利益都能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外忧内患的时代里，汉奸的胡作非为让人感到厌恶，更觉得恐惧，因为曾经还是街坊邻里、至朋至亲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侵略者帮凶的事实让战争年代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好在，还有一些宁死不弯腰的人挺身而出，用坚持内心信念的作为给予混乱里的人心一丝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对于“坚守阵地”一词，或许御敌于千里之外的行动看上去更为贴切些，但文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和对外界干扰的克制又何尝不是对这个词的另一番解释呢。他们没有高超的武艺对抗暴力的侵袭，也没有巨大的权势号令天下从此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的表达和反映在学问里的思想道理却能直击人心，并最终成为阅读者心灵和思维的指引。 智慧在生根之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陈寅恪的经历几乎可以用传奇来形容，因为他虽然是清华大学里没有文凭的“野路”学者，但他学识上的渊博和学术上的造诣却足够让人瞠目结舌。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的时候，曹校长曾经因为陈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而打算将他拒之门外。幸好梁启超赶紧阻拦，并建议曹云祥听陈寅恪讲一堂课才让这个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学术大师得以蜚声中外。 在梁启超的眼里，自己一生奋笔疾书的等身著作还不如陈寅恪的寥寥百字；大名鼎鼎的冯友兰也因为钦佩陈寅恪的才华而毕恭毕敬，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到他的课堂上当一名普通的学生。 1925年，在中国国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个提倡用新时代的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国学典故，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优秀国学人才学院除了是中国优秀学者留美的预备学校，更为国内外的国学大师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和切磋平台。 作为其中的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出身简直可以用“普通”二字来形容，因为他没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那张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证书，也没有梁启超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的先知声誉，更没有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创举。然而，正是这个在西方著名校园里游历了一圈后“空手而归”的普通人，却成了众人敬仰的文学泰斗。 当一个人的学问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时，思维的融会贯通和娴熟跳转依靠的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所以陈寅恪的经历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神童的故事。人们在感叹他知识渊博的同时，便不由自主地认为他的智力定然超乎常人。 但是，事实终究不会以人们的想象为转移。在父亲的眼里，陈寅恪同其他两位兄弟一样并没有天赋异禀，有的只是需要勤奋努力的背影。当仰视的目光回退到智慧生根之前、光芒四射的背后，一个秉承勤能补拙的、质朴的陈寅恪打破了人们关于天生神通的想象。 留洋十几年，陈寅恪从来不将自己束缚在一张学位证书里，更不会在院系课程或者毕业论文上投机取巧、避难就易。任何一个他居住学习过的学校所颁发的文凭都足以让无公职无出路的他衣食无忧，但和这些轻薄的纸张相比，为了读书而读书的陈寅恪带回来的却是世界上乃至人类文学史上最珍贵、最瑰丽的东西。 不论是书本的精神内核还是纸张的优美文字，无论是各国的历史过往还是现今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只要是触手可得的，陈寅恪都用他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将它们统统吸纳进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和其他人用硕士、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陈寅恪对“学到了什么”更加重视。 灯光下，他逐字咀嚼字里行间的内在含义，笔触划过纸张的瞬间，心与脑也在积累和思考中得到沉淀。在柏林苦读的时候，陈寅恪被同学们冠以“读书种子”的称号，这个用精力苦读、用心思巧读的年轻人如同一块沉溺在知识海洋里的海绵一般，本能地吮吸着身边的养分。 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陈寅恪为人父之际，仍旧可见他刻苦钻研的背影。女儿陈美延回忆起父亲陈寅恪时说，很多著作和工作陈寅恪都是在一个简易的箱子和一张小板凳的组合下完成的。简陋的环境经常使他汗流浃背，但是他从未因此而间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刻苦、什么是坚持，并且练就了她们严谨论断的习惯。 和别人出书时的奋笔疾书不同，陈寅恪的著作大多是平日里用功读书的笔记，每阅读一次，他都会将之前相关的知识积累重新翻出来比较，以此总结出两者的同性和差别。梁慧皎的《高僧传》他做了大量的批注，以小见大的隽雅文字在密密麻麻地挤满书本缝隙的同时，更将陈寅恪关于历史的独特见解一一记录下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那些横穿古今的思考和发人深省的质问又将他常读常新的滚动式思考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陈寅恪的性格开始从年少轻狂向成熟冷静转变，这种时光沉淀的厚重让他更具备了与深邃历史同行的资本。主观被客观所取代，偏执的眼光迈出了反向思考的步伐。对《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及《剑桥中古史》等几十本巨著的连贯阅读，让他重构了那个过往的世界；作为第一个通读德文版《资本论》的中国人，陈寅恪更懂得如何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探究中国的文学和历史。 乾嘉学者重视利用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资本，德国米勒诸学者更是强调利用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学问。陈寅恪在将前人的思维融会贯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基本材料进行刻苦的钻研，不论是去浮华、疾虚妄的作风，还是取信征实的方法，陈寅恪从来不因为工作的劳累而偷工减料，也不因为急于求成而放弃当下的苦读。从这个层面上讲，陈寅恪的博学与他每天固定时间的刻苦钻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勤奋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可以借鉴、流传的风气，父母的作用不是用各种手段去强迫孩子完成学业，而是应该启发孩子们去认识勤奋的意义，并且教会他们勤奋的方式，如此，比起整天给孩子们制订学习规划要有效得多。 和陈寅恪一起到过柏林的赵元任一直记得这个学术上的痴人喜欢在午饭时点一盘炒腰花下饭。在清华重逢时，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期间，他特意叫厨子做这道菜为好友接风，谁知直到这顿饭吃完，陈寅恪的筷子一次也没沾到这盘菜。赵元任很是诧异，陈寅恪却十分淡然。他告诉好友，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吃腰花，在柏林之所以天天点这道菜下饭是因为腰花是德国最便宜的食材，唯有如此，他才能省下钱来购买更多的书籍查阅、研究。 一句话说完，赵元任和妻子的眼眶湿润了，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对一道家常菜前后矛盾的态度变化，但从这件小事上，赵元任却看到了陈寅恪生活的清苦和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与认真探索。 这不是陈寅恪贫困潦倒时被逼无奈的清高，更不是他在他人面前作秀的表演，这种将学术研究融入自己生命的执拗早已融化在陈寅恪的生命里，即便是功成名就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初的谨慎和刻苦，哪怕是给初出茅庐的学生们讲课，他也未曾因为听课者的浅薄而有所怠慢。 学生们惊讶于陈寅恪的博学，对他课堂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有深厚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便讲完一节课的“活字典”，却在备课室认真到了极致。 每个学期开始，陈寅恪都会向助手说明这一个学期他要讲的内容，然后将相关的书籍拿出来交与助手，并在助手的朗读中将重要的问题和思考一一记录下来。 《资治通鉴》《通典》《会要》《六典》《唐书》，陈年的文献、简洁的文字，看起来都晦涩难懂，陈寅恪却只需要聆听便能知道其中的深意。回顾陈寅恪备课的过程，一切就像行云流水一般，而陈寅恪仿佛一个徜徉其中的游人，随处站定都能说出一两句名言，导出三两点心得，甚至连不同版本的史籍之间的差异，他都能快速地指出来。 待助理读完课本，陈寅恪将先前的心得重新整理一番，看似随口说出的话语稍加记录便成为讲课的教案或是详细的提纲。 “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曾经的助理王永兴一句简单的回忆道出了陈寅恪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和品行。虽然民国时候，华北学术界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间互相排挤，但是无论出身哪个派系的学者都不敢对陈寅恪有任何非议，因为这个用信念坚持做有品质、有尊严的学问的人，实在堪称学术界的传奇。 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对人性和品质的洗礼和教诲。装束一成不变的陈寅恪看上去像个古板拘谨的老学究，但课程的精彩纷呈和新鲜震撼的理解却让他成为最与时俱进的国学标杆。更可贵的是，陈寅恪通过他神圣的职业将他身上关于学问和人生的探究突破了家族传承的限制，成了一种广受学生尊重和崇尚的品行。 在国学大师吴宓看来，陈寅恪讲课内容的珍贵如“字字如精金美玉”，而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则用“细入毫发，如剥蕉叶”的形容将陈寅恪讲课的风格做了形象的刻画。 虽然只是旁听，但那堂关于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却足够让吴宓、季羡林和其他学生牢记终生。没有武断的评论，没有夸大的言辞，不刻意歪曲过往的历史，不对环环相扣的情节断章取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到达彼岸豁然开朗之时，关于佛学前所未有的新见解便这样深深地镌刻在了堂下学生们的心里。而陈寅恪学风的端正、学习的刻苦和对学术的认真也在不经意间成为感染莘莘学子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和墨守成规的老师不同，陈寅恪从来不会将课堂变成形而上的场所。上课是否点名，平素是否做小考测验，大考的考试范围限定在哪些章节，这些问题陈寅恪从来都不去考虑。对他来讲，一问一答的笔试，或是为了应付任务而书写的论文，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做法，因为对所学之物融会贯通，并提出独特心得的做法才是学以致用的最终印证。而这样的观点，正是他多年来治学研究后的经验总结。 作为教授，陈寅恪的知识水平是无人能及的，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刻苦攻读的习惯。数不清陈寅恪通读南北朝史、唐史和明清史的文献到底多少遍了，但即便双目失明的晚年，他仍然在助理的阅读中不停地重温这些烂熟于心的文字。无怪乎他每次的课程都能找出不同的侧重点，无怪乎每次的内容都能做到不重复。陈寅恪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研究态度让他的思想和观念在保持常新的同时，也给国学和历史提供了更多的惊喜和可能。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因为疾病的折磨而双目失明，在他自己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的书斋里面，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建议体弱多病的他暂时不要开课，但陈寅恪却回答道：“每个月学校给我的薪水不少，我光拿钱不干活那怎么能行？再说我是教书匠，若不教书怎么配得上教书匠的称谓呢？” 陈寅恪的幽默是公认的，但这一句自我打趣却并没能换来雷海宗的笑声。在陈寅恪看不到的地方，这位清华大学堂堂历史系主任因为他难得的平和与认真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时过境迁，当我们重新品味这位国学泰斗的求学过程和教学理念的时候，那些久违的品质与精神成为今天这个时代里理应被呼吁的学术道德。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虽然停留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刻，但那种关于学习和学术的态度却时刻不停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新月异的生活节奏让那些需要不断重复的单调工作变得呆板、落后，但不论面对博大而宏伟的国学世界，还是深不见底的学术研究，愚公移山式的刻苦和钻研仍旧是成就辉煌的唯一途径。 或许，你可以将别人的文字改头换面后拼凑到一起做出属于自己言论的假象，也可以在别人提出的观点里署上自己的姓名，但如此快餐式的成果却经不起时间和人格的推敲和考究。而这，正是在如今这个时代重读陈寅恪的价值所在。 盛名背后的点滴 每个时代，似乎都需要浪漫做点缀，即便是“烽火连三月”的民国时代，关于风云人物的爱情故事也能成为众人的谈资。徐志摩、林徽因，鲁迅、许广平，这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是一段段或刻骨铭心、或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 作为民国时代最具盛名的家族之一，陈家的少爷们如何完成自己的怦然心动自然也为人们所猜想，即便才子配佳人的故事只在戏台上演出，人们还是固执地希望能在现实中找到实现的可能。 可惜，陈家的三代男丁让好奇的人们彻底失望了。且不说陈宝箴、陈三立这两个旧王朝的人物，即便是陈衡恪、陈隆恪和陈寅恪三兄弟也没有一人传出关于爱情的风月无边，或是情窦初开的浪漫故事。 传统的婚姻模式下，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陈衡恪、陈隆恪兄弟俩分别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固定模式下找到了自己相伴终身的伴侣。陈寅恪虽然长期留学海外，但最后也一样在波澜不惊的相亲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妻子——唐筼。 在英国时，陈寅恪与吴宓、徐志摩等人曾经就爱情做过专题讨论。和热情洋溢的徐志摩相比，陈寅恪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情白痴”，因为除了包办婚姻，陈寅恪对自由恋爱简直一窍不通。然而，世事难料，当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徐志摩在感情的旋涡里痛苦不堪的时候，看似木讷的“书呆子”陈寅恪却在那场完全寄托于传统媒介的婚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迟来的幸福。 尽管陈氏家族的男丁们都是遵循传统模式开启自己的婚姻生活的，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拥有了温暖而持久的婚姻。也许是父辈们对婚姻的恪守、对家庭的极力维护让孩子们知道了家庭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依旧认为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孩子成长的关键。 1926年，游历各国潜心求学的陈寅恪回到清华任教，三十六岁尚未婚配的他让父亲陈三立既尴尬又着急。在二十岁便弱冠的时代里，儿子的“高龄”未婚的确罕见，陈三立见陈寅恪仍然像个没事人一样好不着急，心中的气愤一下就上来了。为了儿子能早日成家，陈三立向他下了“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的最后通牒，陈寅恪见父亲决心如此之大，只好请求老人家宽限些时日。 缘分向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有时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却发现那人只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陈寅恪来说，父亲能息怒已是极大的幸事，但如何才能真正找到一个相伴终身的人却实在难为他。为了躲避婚姻这档子事，陈寅恪索性搬到好友赵元任家中居住，但时间太长影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陈寅恪也过意不去。无奈，毫无爱情经验的他只能听从好友们的建议，开始考虑婚姻大事。 有一天，陈寅恪在好友、体育教师郝更生家中做客，郝更生无意中说起自己女友的义姐画了一幅极妙的画作，但上面写的“南注生”三个字却甚是怪异。陈寅恪听到好友的描述，心中一下对这个作画之人充满了憧憬和敬仰。他向好友解释道，“南注生”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称，能以此名落款的女子定然是唐景崧的孙女。 一句话让郝更生茅塞顿开，他对作画的女子感到钦佩，更为陈寅恪的渊博所折服。在他发出啧啧赞叹的时候，陈寅恪提出了自己想要见一见这个女子的请求。郝更生觉得这或许是解决陈寅恪终身大事的机会，便当即应下了陈寅恪的请求，并安排二人在中央公园见面。 那是一个风清日朗的下午，陈寅恪见到唐筼的那一刻并没有多少浪漫情调可言。交谈中，关于个人生活的询问多是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甚至连陈寅恪走路为何会微跛的解释也成了谈话的内容。没有牵手的浪漫，没有娇羞欲滴的躲藏，但陈寅恪却感觉到眼前的唐筼便是自己等了那么多年的人。 对文学的共同理解让二人无话不说，对人生的未来规划也让他们看到了一同前进的可能。就这样，两年后，陈寅恪挽着唐筼的手一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作为名门之后，唐筼并没有想象中的娇气，这一点或许和她的家族延续了祖父的坚强品性有关。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房小姐不同，唐筼读书识字后选择的深造专业竟然是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如果说体育精神造就了唐筼的坚强多少有些牵强，但这种轻易不言败的职业习惯却的确为她与陈寅恪今后的苦难生活带来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女儿出生后，唐筼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身体状况一落千丈；丈夫虽然顶着“中国文化托命人”的光环，却壮年盲目，暮年膑足。和林徽因一样，唐筼在学术上的聪颖和才华并不逊色，若要让她在在自己的领域里闯出一番天地，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文人的家庭生活里，唐筼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好妻子。且不说她跟着丈夫颠沛流离、受尽波折，最令人赞叹的，是她将全部的智慧和心神都用在这个苦难重重的家庭上，对此，她毫无怨言。在很多人眼中，陈寅恪是光芒四射的国学泰斗，他的个人生活和他的学术成就比起来，都是黯淡无光、不足挂齿的。但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是，陈寅恪的成就背后，唐筼是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 在家风的传承中，妻子、母亲的角色往往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她们不仅关乎到一个家庭的完整、温馨与否，很多时候还是下一代的启蒙老师，她们的喜好、品行很多时候都会直接作用在孩子们刚刚萌发的心智上，影响深远。 作为生活伴侣，唐筼照顾着陈寅恪的残病之身；作为工作上的助手，唐筼帮助陈寅恪整理了相关的学术专著；而作为思想上的知音，唐筼更是用自己的情怀和心灵，帮助丈夫走出情绪的低潮，解开思维的死结。 1951年，高血压让陈寅恪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心感悲凉的他写下“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的诗句。唐筼见丈夫如此伤怀，便在其后附上“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的诗句为他排解忧愁。 见丈夫写下“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的诗句发牢骚，唐筼用“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的平和为他化解；见丈夫因为怀念燕都旧居而写道“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唐筼用“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的诗句安慰。 在女儿的记忆里，陈寅恪和唐筼并没有多少恩爱浪漫的画面，但所有人都对他们的相知相伴心知肚明。 有一次，陈寅恪的助手忽然离开，陈寅恪还未来得及找新的助手，唐筼便主动请缨，为陈寅恪整理书籍、著作，以此保证他能顺利开课。到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之外的旧文编纂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著作，并撰写了八十五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如此艰巨的任务中，唐筼的付出也为众人所钦佩、赞誉。 作为许广平的老师，唐筼自然没有五四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激进，但跨越两个朝代的人生经验，却让她天生有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而这，恰好与她内在的、来自传统道义的贤惠相得益彰，并最终成就了陈寅恪背后优秀妻子的传奇。 在男人三妻四妾还被允许的年代里，一夫一妻且牢牢记住结婚纪念日的男人并不多见。民国十大情侣中，胡适的“惧内”被赞许为疼爱妻子的具体表现，相比之下，陈寅恪虽然没有多少好玩、有趣的故事，但每逢结婚纪念日便题诗一首的习惯却是他钟爱妻子的用心之处。 1928年，刚刚进入婚姻生活的大才子陈寅恪为妻子写下了第一首诗：“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果剩一支无用笔，饱濡铅泪忆桑田。”1951年，已然成家二十四年的陈寅恪又一次提笔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文吴之事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 历史的烟尘里，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对归隐成仙的美好充满了向往，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状态在坎坷的现实面前引发的是人们的失望和无奈。陈寅恪的真实生活并不算顺畅，但妻子的存在却让他的内心有了一种难得的安宁和祥和。 人需要慰藉，来自亲人的陪伴和抚慰是艰难困境下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依靠。对陈寅恪来说，被生活逼到角落，甚至生无可恋的时候，唐筼是他生活下去的指望和勇气。无怪乎陈寅恪对女儿们的教诲里，对母亲的充分尊重这一条“规定”远远优先于尊重自己，因为唐筼就是这样一个令陈寅恪佩服、喜爱，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他被别人欺凌的完美妻子。 1967年，陈寅恪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这位中国国学研究史上璀璨的明星终究不敌生命的脆弱而陨落、流逝。那些厚重的书籍还在湖南的房间里存放着，送走丈夫的唐筼独自一人坐在书堆里发呆。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逝去，唐筼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那种熟悉的气味还在空气中蔓延，熟悉的面孔却再也见不到的痛楚如啮咬的蚁虫在唐筼的伤口上越钻越深。 世俗的眼光里，照顾一个病恹恹的丈夫是女人最大的悲哀，但唐筼却并不这样认为。对她来说，陈寅恪不但是自己的丈夫，更是难得的知己，是仰望的偶像。1955年，结婚二十八年的陈寅恪在诗中写道：“同梦匆匆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见丈夫发出如此的感慨，便和着原来的韵律，写下了“甘苦年年庆此秋，也不惆怅更无愁”，以此将自己对丈夫深深的爱意婉转地表达了出来。 唐筼是渺小的，因为她没有惊世骇俗的学问，也没有著作等身的成就，但唐筼也是伟大的，因为在陈寅恪耀眼的光芒里，她从来不去争名夺利，只默默地在光芒照射不到的黑暗角落里支撑着陈寅恪走完人生之路。 陈寅恪的父亲给予了他生命的同时，将陈氏血脉中追求独立自由、坚守等品性烙印在他的灵魂里；而唐筼则在帮助陈寅恪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并且将其延续下去的问题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有时候是自私的，它只会记住那些影响重大的时间和璀璨夺目的盛名；但历史也是博大的，因为它会留给光环背后那些默默无闻之人一个简单的记录，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也能让这样一个人在口口相传中得到永生。 盛名背后的点滴，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但当这些和普通人一样的辛酸点滴重新被讲述出来时，故事里关于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便化成了那杯苦涩浓茶最醇香、最惊艳的回甘之气。 第六章 诗书冯家· 书香门第重学养 学富五车，诗文传世 民国时期，很多望族都培养出了在文学、史学、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大师，这些大师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家族成为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名门。其中，从上而下都具有浓郁诗书气质的就是河南唐河的冯家。 大河之南，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文明在这块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唐河为古蓼国之地，历史文化悠久，此地虽历代多出贤人，但真正让它于近代被大家广泛知晓的是此地出了一家书香门第，从祖父辈开始便形成了写诗文的习惯，延续至后辈培养出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文学家冯沅君，“一门三杰”皆有造诣。 祖父冯玉文一改祖辈不识书香的背景，从最初的小生意者转而成为舞文弄墨之人。他的经纬之才让冯家从他这一辈开始变得家境殷实起来，家里光吃饭的人就有二三十口人，如此看来“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值得一提的是，冯玉文并不像其他地主家庭一样只满足于物欲的丰盈，相反，他的骨子里有着一份文人才有的诗书情怀。 虽然并未被当时的科举所选中，遗憾地落第，但他却把对诗书的喜爱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里，开启了冯家“诗书传家”的风气。最初他只是一个开酒馆经商致富的人家，后来因为冯玉文不满当地土霸横行霸道，对于他们的行径十分反感，于是特意聘请了县上的名师来到家中教他的三个儿子读书，这其中就有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三兄弟在冯玉文的悉心安排下，读书识字越发勤奋起来，后来三人皆中了秀才，冯家开始在当地扬起名来。应该说，冯玉文的诗书之志为后来冯家的后起之秀成功踏入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 冯玉文仙逝以后，留下了一部《梅村诗稿》就是由他所著的几十首诗编撰而成的。后来，他的儿女们，也就是冯友兰的父亲、伯父、姑姑们也都诗不离口，《知非斋诗集》《复斋诗集》《梅花窗诗草》皆出自冯家人之手。所以，冯友兰在后来的《三松堂自序》中才说：“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 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延续了祖父的诗书之风，考取秀才后又考中进士，被清廷委任为知县。由于他不愿离家太远，因此捐了个“指省”（就是花钱指定一个自己愿意去的省份）来到了湖北，随后在武昌谋得一个固定的差使。随着父亲的安定，家族里才同意母亲带着冯友兰几兄妹随父亲生活，于是，冯友兰随着母亲舟车劳顿来到了武昌。安定下来的冯氏夫妇开始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 当时的武昌有两湖总督张之洞办洋务时建起来的“方言学堂”，这是夫妻俩最开始打算让冯友兰上学的地方，但连最年长的冯友兰都还没到上学的岁数，因此只能作罢。冯家的附近虽然有小学，但是因为地域划分太明显，孩子尚小，加上不是本地人，很容易受人欺负，所以思来想去也只好放弃。 在那段日子里，孩子们上学的问题成了夫妻俩经常讨论的事情。虽然尚无定论，但对于冯友兰的父亲来讲，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孩子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必须先学好中文，“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最终，两夫妻决定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母亲在家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并且兼任监督的职责。冯友兰的母亲出嫁前上过学，因此认得字，虽然有些字只知道如何发音却不解其意，但是幼儿读书即便是在私塾也是先教记忆背诵而已，所以母亲完全可以担得起这个角色。就这样，冯友兰在母亲的陪伴下读完了《书经》《易经》，还读起了《左传》。 按照这样的安排，母亲负责日常教导，父亲负责出题。有一次，父亲出了一个题目叫“游洪山记”，孩子们各自照着这个题目展开来写，在孩子的眼中，洪山更多的是游玩的地方，因此他们笔下写出来的游记充满了描述风景的辞藻。父亲看了看他们的文章，摇了摇头说不行，认为这样的文章并没有什么亮点，所谓写文不仅要言之有物，更要有所寄托，能“触景生情，即物见志”。紧接着，父亲也写了一篇作为示范。 父亲笔下的《游洪山记》以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洪山阵亡的故事展开来写，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下来，有追忆，有情愫，有思考，借着这篇文章，冯友兰的父亲以此教导他们，虽写的是景色，但如果只知道游山玩景，蹉跎了岁月，连山灵都会嗤笑，因此，人要立大志做些大事方不白费时光。 可见，从冯友兰开始接触诗书开始，父亲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景致辨证的看法的引导为他后来走上哲人之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虽然他们只是在家里读书，但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冯友兰三兄妹并没有完全与当时的武汉教育界相隔绝。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起来与学堂中的孩子们更为接近，父亲叫母亲仿着学堂里的制服给冯友兰和冯景兰兄弟俩一人做了一套，父亲还教他们唱《学堂歌》，这学堂歌是张之洞写的，当时的各大学堂几乎都在传唱。 冯氏夫妇制订的这个教育方案虽然奏效了一阵子，但后来随着父亲职位的变迁又面临新的问题。后来，他们商定着给孩子们请一个教书先生，从这个教书先生到衙门以后，冯友兰的读书开始上了轨道。看得出，教书先生对此有一定的研究，他给冯友兰三兄妹设定了四门课程：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经书不读了，转而开始习古文，读本是《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一打开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教书先生并没有把课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一般一个上午上完了，剩下的时间孩子们可以自己安排。由于父亲不允许孩子们出衙门乱逛，因此冯友兰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时下新型的刊物，父亲允许他们在这里随意翻阅。种种安排给了年幼的冯友兰宽裕的阅读时间和空间，也在无意中培养了他爱好阅读的习惯。 爱好阅读是一种极为良好的习惯，人的一生获取知识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阅读的途径实现的。在孩子刚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喜欢阅读，这将是陪伴他们一生的好习惯。冯友兰在此后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从各类书籍中收集知识和最新的思想，最终成就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超凡地位。 应该说，在冯友兰接触文化启蒙的日子里，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封建大家庭的出身和遵循封建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在冯友兰的父亲身上遗留下了明显的“绅权”的印记。因此，父亲不仅告诉冯友兰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思考，还把自己关于“绅权”的情怀传递给了他们。他的从政经历也在年幼的冯友兰心里留下了印迹，后来冯友兰在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仍然能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位时展现出了超强的行政能力，这与幼年时在衙门里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冯友兰的出众其实早在年幼时便崭露头角，从六岁在家塾中读书开始，冯友兰的中文底子便如父亲所愿，打得十分牢靠。十六岁时便以复试第一的好成绩考入了开封的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冯友兰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这所学校最初是由清末革命党人创办的，它的诞生源自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罢课、退学回国的爱国情愫。因此，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同时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校。 在上海中国公学，冯友兰第一次接触到了哲学——这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学问。而使他真正向往学习西方哲学，并且在毕业后决定赴美学习这门学科的，是中州公学开设的一门名为“逻辑”的课程。冯友兰学习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却让他领略到了哲学的魅力，进而点燃了他以后要选择哲学的热情，并将其视为终生奋斗的事业。对此，他的班主任笑着说他是当代的孔老夫子。 结束了上海中国公学的学习，冯友兰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学习他心仪已久的哲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专业比起其他文史类课程属于新秀，很多当初进入这个专业的学生后来或是改换研究方向，或是中途放弃研究，只有冯友兰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用了一生的时光来完成关于哲理的思考。 如果说上海中国公学是冯友兰对哲学的初体验，那么到了北京大学则是冯友兰真正和哲学打交道的黄金时期。北京大学一向以名师荟萃闻名天下，在这里，冯友兰不仅可以投入忘我的学习和研究，还能从各位名家的讲义中答疑解惑、博采众长，为他以后在哲学上成为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友兰一进北大就听说黄侃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这位上座率最高的著名教授以独具一格的讲课风格、抑扬顿挫的吟诵声调，还有渊博的知识储备赢得了学生们的满堂喝彩；刘师培教授的中古文学史同样精彩绝伦，虽然正值中年，但是水平很高，上课既不带书，又不带卡片，讲起课来头头是道，随便背起资料滔滔不绝，学生十分佩服；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给予正处在学习研究中陷入迷茫的冯友兰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除去眼前障碍、开启心智的好方法。 哲学的海洋浩瀚无际，沉浸其中慢慢摸索出自己道路的冯友兰从大学三年级上学期便开始为自己确定了研究课题，具体而言是如下三个：逻辑学、欧美哲学趋势以及中国古代名学钩沉（胡适当年在北大开辟的一门新的研究课题）。从这三个选题可以看得出，冯友兰当时在北大已经在自己的思想中糅合了中西方向，这也正是冯友兰成为哲学家以后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仅关注世界最新的哲学趋势，同时也追溯中国哲学的渊源，从而让自己在不同的思维中获得不同意义的收获。 正如泰戈尔所说，西方和东方的哲学思维在源头上是不同的，西方更注重个性的追求，东方更主张实现心中的理想，而真正的哲学家就是能将两者嫁接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令人信服的思维方向。冯友兰便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他耗尽毕生精力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东南亚同样如此。他的启蒙源自家族，但成长却有赖于自己不断的思考和追求，他的家族为他开启了一条诗书之路，而他自己又将这条道路走出了思想的高度，进而成就了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冯氏家族。 望族的血脉渊源 很多不熟悉冯友兰的人，将冯友兰的出众归因于他所经历的不俗的教育背景，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求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的光环，但其实，冯家除了冯友兰以外，其他家族成员同样有着自己优质的学习品质，比如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就被人们称为“文史女杰”。 冯家对于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而且并不像其他望族那样重男轻女。从冯友兰六岁开始，冯异台便在家中设立家塾，不仅两个儿子冯友兰、冯景兰可以在家塾中读书识字，小女儿冯沅君也可以加入其中。 在冯友兰的记忆里，妹妹冯沅君有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极为聪明；第二大特点就是十分有个性。 1916年，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冯友兰回到家中过暑假。由于哥哥们个个长了年纪，都出外求学去，家中只剩下小妹妹冯沅君一人，有时不免有些闷得慌。因此，哥哥们回家，最开心的应该是冯沅君了。可以想见，对学问充满好奇心的冯沅君拉着哥哥们问长问短会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回到家中的冯友兰担起了指导妹妹读书的责任，冯沅君跟在哥哥后面读书，但不是读已经烂熟于心的那些旧课文，而是跟着他读那些看似高深晦涩、接近魏晋文风的文章。 当时北京大学的很多老师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的文章内容考究、用词严谨，加上生僻字多，有不少人都觉得难以理解，但与此同时，很多学生的文章又都受到了章氏文风的影响。也许一开始冯友兰为妹妹介绍这些读物时并未多想，又或许他只是想开拓下小孩子的眼界，多看些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出乎冯友兰意料的是，冯沅君只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便把那些冯友兰交给她抄读的文章吃透了不少，不仅能读懂，还能临摹那些文章的结构、语风写出作品来。 第二个特点就是她的个性极强，十分倔强。有一次冯沅君上学时写了大字给先生看，也不知教书先生说了什么批评她的话，冯沅君觉得不甚合理，因此便生气起来，后来竟赌气不去上学，母亲说如果不去上学就把她关进小黑屋里，原本以为这样的恐吓会让她改变主意，乖乖地上学去，没想到，冯沅君竟然点头答应，并且告诉母亲，她宁愿被关进小黑屋也不愿去上学。 这些特点同她的哥哥们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冯家向来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并无男女之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冯沅君独树一帜的思想开启了大幕，让她从小便知道，知识并非女子的禁区，女孩子的思维同样可以犀利超前。结合冯沅君后来的经历，其实这样的想法便是她才华的初现端倪。她的成绩也许不像哥哥那样著书立说，留下一两部影响广泛的社科著作；但却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留下“女杰”的美誉。她留学巴黎，获得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开创了中国女性在巴黎大学获得学位的新纪元，虽然她终身从教，但她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投身到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中去，写下了与冰心、庐隐相媲美的新文学作品。 冯沅君在文字上能力不俗，就是当时在学校读书时，她也是“名满京华”的才女。“五四”之际，新青年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和支持，其中曾在北京城引起轰动的古装话剧《孔雀东南飞》至今仍被称为当时的经典。在20世纪初，女大学生本来就不多，能登台表演的更是一个令很多人拍手叫好的壮举，而冯沅君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和同学程俊英、陈定秀一起加入了《孔雀东南飞》的排演。演出期间，许多人闻讯赶来观看，连李大钊先生也带着夫人和女儿前来助阵，这个剧目盛况空前，冯沅君也成了北京城里引人注目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子，当她运用自己扎实的中文功底、结合当时社会涌动的新思潮、再用细腻的笔触将自己内心的那部小说勾勒出来之后，那些文字便成了人们争相传阅的佳品，其效应不亚于她当初在舞台上出众的表现。 鲁迅曾经在很多地方都对冯沅君的作品做出了不俗的评价，这其中包括给好友的信件，还有她的某些公开的文字。冯沅君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恋爱的题材，但却没有小女人莺莺燕燕的描写，也不似深闺中的女子期盼情郎一般自怨自艾，她的小说充满了对自由、对爱恋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冲破。冯沅君这种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本身受封建大家庭的影响，原本是这些礼教的顺从者，但是，她却没有任由自己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者。 冯沅君的父亲英年早逝，家中的支柱落在了哥哥们身上，而他们在外求学，不断地寄回一些最新的刊物，无意间又向冯沅君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冯沅君从最初的缠小脚、包办婚姻的当事人变成了一个提倡新思想、崇尚新生活的呼吁者，也正是因为她，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个敢作敢当、大胆叛逆、毅然与封建传统战斗的知识女性形象。这种冲破束缚、追求自我的精神，漫说是当时的女子，就是那些站得笔挺的男人们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魄力。 冯友兰对于妹妹冯沅君学习知识的态度同样延续给了他的女儿冯钟璞。女儿从小就和哥哥们一同认字、学习，从没被落下，而姑姑冯沅君的文字也深深地吸引着她。在这样的氛围里，冯钟璞走上创作的道路便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她的文字优雅、观点真诚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便继承了父亲和姑姑的“真传”。 因此，所谓的培养应该根植于深入了解孩子特性的基础上来完成。也许这个孩子对音律尤为感兴趣，也许那个孩子的绘画天赋极高，父母应该善于去发现这些天赋和优势，并且懂得去鼓励孩子们往他们所擅长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听闻学习钢琴在考试时能加分便趋之若鹜，或是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绘画出众而被破格录取，便强迫孩子拿起画笔。天赋不是后天培养的，但是天赋却离不开后天的培养，能否发现孩子们的优势也是检验父母教育方式和能力的一项指标。 “三岁看到老”，其实很多孩子在年幼时展现出来的一两个特点，足以窥见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的基本走向。然而，很多大人对此都是无动于衷的，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尚小、不懂事，等长大些再进行教育和引导，但很多时候已经形成习惯的东西，不见得大了就能将其改变过来，比如一些天赋和一些性格缺陷，如果不在性格形成初期加以巩固或纠正，一旦过了时机，天赋可能尽失，缺陷可能扩大。 冯沅君的第二个哥哥冯景兰虽然从事的是地质科学的研究，但是他的选择与家族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冯景兰小时候同兄妹们一起跟随父亲左右，虽然冯异台早早离开了他们的生活，但他当年跟随张之洞兴办洋务的经历却把“实业救国”四个字留给了冯景兰。此外，冯景兰从小就对地质学科极为感兴趣，那时，他偶然间拿到了一块湖北大冶矿石，虽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有些孩子甚至视而不见扔在一旁，但冯景兰却如获至宝。因此成年后的冯景兰立志要找寻一个实实在在的研究方向深入研究，以此来振兴中华。冯景兰不仅喜爱地质科学，而且对祖国的河山也同样爱之深切。 当冯景兰如愿来到美国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的硕士学位时，有一次冯友兰发现了一幅冯景兰画的中国画，题为《积满山皋图》，画的是茂林丛生、飞鸟逍遥的大好河山。兄弟俩诗性大发，于是各自对此作了一首诗以寄托去国怀乡之情。本以为此画若干年后便不知所终，不承想冯友兰竟然在回国后的某一天看到了这幅被冯景兰珍藏在箱底的国画。或许正是这样的发自内心的喜好才让冯景兰能在日后的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的考验中坚守住了自己的信念。 冯氏家族三兄妹虽然成长轨迹十分接近，但是却在不同的领域里绽放出不同的花朵。很多家长往往抱怨培养一个孩子成才十分困难，而冯氏家族不仅将孩子培养成才，而且一门三杰均为世人所称道。虽然冯家的血脉里流淌着望族的诗书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极好的影响，父母亲不仅致力于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更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同一辈当中虽然年纪相仿，但却相互交流、互相促进，以至于大家都能学习到最新的思想和知识，都能将彼此树为学习的榜样，故而冯家的后生，无论男女都能成才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家学的熏陶 冯家并不是世代读书人出身，在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之前，冯家大都是以农耕作为生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冯家有一个根植于家族背景中的理念，那就是“耕读传家”。所谓“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许多农民家庭追求的理想状态。在冯家的长辈看来，要想子孙世世代代都出翰林，那是一种奢望，古往今来，连那些大学问者尚且不敢有此想法，坐落于在中原腹地的冯家起步于农耕的家族背景使其更加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寄托。然而，这并不代表冯家的子孙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没有值得期待的理由。无论如何，希望在每一代里都出一个秀才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冯台异继承了冯玉文在家办学的方式，使孩子们得以在启蒙的最佳时间段里接触到诗书，于此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参与到孩子们的学习中来，既指导孩子们学习又监督了他们学习的进度。后来，冯友兰成家立业以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样将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同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启蒙方式。 在女儿冯钟璞的记忆里，父亲是亲切而伟大的，在她成为知名作家的著述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她的父亲冯友兰的。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光彩夺目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冯友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也没有人想得到，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冯友兰又是用怎样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榜样的。这些问题，在著名作家宗璞的文字里，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冯钟璞的笔名取为宗璞，她的作品以细密从容见长，而且语言温婉优美，小说中每每流露出难得一见的书卷气息。宗璞这一份文学气质得益于父亲的培养，她最初接触文学是从父亲让她背诵白居易的《百炼镜》开始的。 那时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虽然肩上的担子重、工作繁多，但是孩子们却始终能感受到来自冯友兰的浓烈的父爱，能感觉到他时刻在关注着他们、照看着他们。冯友兰总是忙着自己的事务，孩子们喜欢在书房外面玩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最是容易玩得不亦乐乎。书房对于孩子们来讲是禁地，冯友兰经常在里面伏案写书，孩子们经常在外面偷偷张望。某日，冯友兰把宗璞叫进了书房里，几句话后便直奔主题地拿出了一本唐诗让她学着背诵起来。从那以后，背诗就成了她和其他兄弟姊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冯友兰夫妻也如同当年冯台异夫妇一样，对孩子的学习分起工来，冯友兰负责选诗，任载坤负责监督背诵，短时一天一首，如果碰上长诗的话则每天背上一段。这样的分工使得身为父母的冯友兰夫妇能自然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让整个冯家的学习气氛变得十分融洽与和谐。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但是孩子们却成长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里。父亲著述有成、母亲持家得道，因此孩子们还是能从读书声、笑声中获得快乐。然而，在民族大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冯友兰夫妇虽然对家庭的温暖十分依恋，但却没有因此而选择退避时局、偏安一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不仅赶制衣物送去前线，还熬制粥水给护校的人过夜御寒。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还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一起募捐慰问抗战负伤的官兵，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冯友兰发出的叩问，让人备感血脉偾张：“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冯友兰一家也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搬迁，最终定居在云南蒙自。此时的冯友兰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她的哲学体系奠基之作《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当时冯友兰的儿女们虽然年纪尚幼，无法读懂这些高深的文字，但父亲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冯友兰在蒙自潜心写作时，他的儿子冯钟辽就曾经帮着父亲抄稿件，此时的宗璞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但因为年纪太小，只能涂鸦捣乱，因此冯友兰并未准许她接近那些书稿。但是，这却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读书识字、说文解字、著书立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冯友兰每天到办公室处理事务，孩子们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们日常的习惯是先认认真真地学习一阵，然后在轻轻松松地四处玩耍。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冯友兰小时候在衙门里随着父亲生活，同样也是先跟着教书先生学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便由他们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忙着处理衙门里的事务无暇顾及孩子们，只由着他们自己玩乐，而冯友兰却会在闲暇之时，带着他们到湖边去散散步，领略翠柳点蘸湖水的趣味、听闻朱雀在枝头欢唱、闻闻湖里的荷花的清香。 抗战的年月里，战火纷飞，虽然西南联大的花丛中那些学子的剪影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时下的动荡，但是学生们频繁的流动亦让整个学校的氛围异于往常。有些人满腔热血奔赴战场，希望以血肉之躯保卫祖国于危难；有些人奔赴革命圣地，希望在红色的星星之火中寻求国家的未来；有些人留守在学校，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燃烧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对此，冯友兰援引《左传》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励着学生们在纷乱的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爱国之路。 当时，整个学校从上至下都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不安，在昆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跑警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成了学生们的另一个习惯。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报，甚至跑到乱坟岗上去了都还继续上课。若干年后，有联大的校友回忆道，当时冯友兰就曾经站在空袭后的炸弹坑上讲课。这种精神很令我们感动，在那样的环境中，放眼望去一片废墟，但是没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来，而是依旧坚毅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冯友兰如此举动，他的孩子们同样坚定不移地学习着。当时女儿宗璞在联大附中上学，孩子们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他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遇上下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撑着油纸伞，有时几个学生还共用一把伞，一边听课一边听着雨打纸伞的声音，和着老师的讲课声、学生们的朗读声一起入耳。老师们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有时雨大一点衣服就会被浸湿，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们授课的热情。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孩子们从未想过放弃学业，正如宗璞所说：“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生们的求学环境比起当初的种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如此优越的环境并没有让每一位学生都珍惜。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现在社会的诱惑多了；二是家长们对孩子过分关注。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比以前要丰富许多，因此很多孩子在尚未成年时便接触到了类似于游戏机等各种炫酷耀眼的娱乐项目，加之孩子本身的自制力就弱，如果没有家长的引导和监督，便很容易深陷其中，不思进取。 第二个便是家长意识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因此就显得金贵了不少，很多家长抱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态，给孩子们创造了很多优越的条件，的确，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过分泛滥的话则会导致孩子们产生“乐不思蜀”的意识，加上父母自身的意识里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因此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他便犹如瓷娃娃一样，轻易碰不得，所以一遇上一些较为困难的事情就会打退堂鼓，甚至直接放弃努力转身离开。 从冯友兰和他的子女们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当时的经历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艰苦的，但是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自身的修养。经过那段岁月的洗礼，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即使当时物资依旧匮乏、生活质量依然不高，但是他们却甘之如饴，因为那个安稳的学习环境曾是他们当时梦寐以求的，如今得以实现，除了勤奋努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更能表达他们此时激动的心情？也正是这份刻苦，使得冯家人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地前行着，即使这条道路有时也会有狂风骤雨，有时也会是荆棘遍地，但他们却始终坚定地踏步前进，直到收获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光。 冯友兰的人生让很多人感慨，在抗战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仍旧能奋笔疾书留下“贞元六书”，将国家民族复兴之际称为“贞下起元之时”；生活对于冯友兰来讲，即是锤炼思想的来源，又可以将思想付诸于实践。冯友兰常常能用自己的坚毅感染着家人和朋友，他善待自己的家人，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向他们倾泻那些负面的情绪，他疼爱他的家人，即使生活最为不易的时候，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信心。女儿宗谱在她后来回忆父亲时撰写的《向历史诉说》中便针对父亲的爱而着墨不少。 身为父亲的冯友兰，身为教授的冯友兰，身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每一处每一地都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精华。而他行于世的一点一滴又化作点化儿女心田的雨露，让他们在那些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始终能有一盏明灯指引他们前行，待风和日丽之后，那些昔日躲在树荫下的小苗们已是根深叶茂，他们把父辈带给他们的熏陶延续了下去，让它成为真正的可以流传下去的家学瑰宝。 开拓思想的根脉 在东方文化里，向来都不缺少会思考的人，而真正缺少的，是能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而在近代思潮涌动、中西文化猛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冯友兰可谓是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甚至有学者因其学术地位高而称之为“新儒家圣人”。 从1923年夏天以一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答辩开始，冯友兰的哲学巨轮便开始朝着集大成者的方向驶去。杜威教授的盛名之下有着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但能被他称赞的并不多，冯友兰就是一个。当年杜威教授为了能让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推荐信中用十分真诚的语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当学者的材料。”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激励了冯友兰，让他更加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奋斗着他的哲学梦。 当年尚未踏上海外求学之路的冯友兰，在学校里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他这种思想不仅感染了家中的弟弟妹妹，更希望将这些新文化宣传开去，以响应五四运动。于是，他和当时十来个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不承想开了河南新文化的先河，成了当时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份新文化宣传刊物。 1919年，冯友兰完成在国内的学业，赴美国考察。次年，冯友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他们的影响下，冯友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理论。单就冯友兰在美国期间学习一事论之，和其他赴美留学的学子比也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冯友兰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将东西方两种着眼点截然不同的论述相结合，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东方的问题，这一点，便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究其根本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所致，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思维强调的是注重人的品行修为，而不注重知识的运用，千百年来，我们更多地强调内心的修养，向内不断地完善自己，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主张向外发展，探索自然世界中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自己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正如冯友兰所说：“我出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心境，冯友兰学成归国之后，从开封中州大学开始了他传道授业的人生道路。 而真正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哲学家的，是在抗战期间，通过其所著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它的出现对于习惯了程朱理学的中国人来讲，犹如思想界的一颗重磅炸弹，从问世那一刻开始，便让冯友兰成为学术话题的焦点。新理学的贡献在于，它用西方几千年的哲学精华——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千百年来笼统模糊的界定方式，为中国哲学迈出现代化的一步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的开拓思想除了表现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在他的教育方式中也处处有所展现，只不过因为他的思想太过于璀璨而掩盖了教育的光芒罢了。当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里形成了一股“清华学派”的风气，具体来讲就是既注重学生视野的拓展，又从不空谈理想抱负；在强调做学问理论研究的同时，又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杜绝钻牛角尖。应该说，冯友兰对于清华大学人文的发展以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冯友兰游访欧洲回来以后，他便和叶企荪一起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个章程草案，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委派学生赴德国做交换生，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深入研究，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提议。毕竟德国曾经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刚刚经历法西斯浩劫的中国人民一时间还对这个国度心有余悸。但是，冯友兰却秉着学术的态度提出这个建议，对此，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十分支持，并在学生中选派了乔冠华、季羡林、郭福堂等三位学生赴德国学习。这几个人，日后都成就了各自的一番成绩，在政界、文学界、医学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季羡林在晚年回忆起赴德留学一事时，仍旧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他（冯友兰）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对于学生们，冯友兰经常教导他们“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旧邦新命。”大致的意思便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雨打风吹，至今仍旧生机勃勃，这意味着它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将是新的使命，而这个新的使命便是建设现代化，让国家富强起来、民族从此兴盛起来。 对于大学的培养问题，他曾经明确地表述道：“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在他看来，所谓的“人”，是指对社会、对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个体，他们不仅要对他们所专注的东西有所欣赏，对于以往的以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懂得欣赏，比如文学、音乐、美术等。此外，大学除了教授学生们专门的某项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欣赏世界的心、探索世界的主动性以及对社会进行判断和了解的大脑。如此，学生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懂得思考的人，而不是一只只会接受已有结论的器皿。 冯友兰用“继往开来”一词描述他所理解的大学工作，如果大学只是起到传授已有知识的作用，那么它也就和那些时兴的职业学院无异了；而且大学老师不应该仅仅只会教书，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反映自己的思想的书籍。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冯友兰在将哲学作为毕生追求的同时，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精华，否则，只不过是一部照本宣科的机器罢了。 出于对学术的尊重以及对独立研究的客观分析，冯友兰多次提出应该把“学校”和“学术”区别开来，因为学术本身是一件极为纯粹的事情，如果夹杂了其他因素，学术就会变了味道，最终起不到研究真正的意义，生生地被演变成了摆设。这样的开创性的建议，即使是在现在，也未尝不是需要勇气的。如今的大学教育，虽然硬件设施、学生质量和研究支持都比起之前遥遥领先，但是老师的学术纯粹性却比以前减弱了不少，许多教师已经不是纯粹地传道授业了，他们有的仅仅是为了糊口，有的是为了混些名声，因此现实的利益束缚住了研究的双手，最后在文山会海、论文累牍的大背景下成了一个照着书本讲演的提线木偶。 冯友兰提倡独立，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鲜明地带着独立的色彩。他所做的思考往往都是立足于当下，比如他选择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混沌浑噩，因此才促使他想要通过哲学来拨云见日。同样地，他的哲学研究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甚至用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现实，并就此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研究，比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冯友兰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研究”，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需要勇气的。 以上这些关于冯友兰在思想上的开拓创新只是冯老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无法长篇累牍地细细讲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哲学大师在思想上所有的连年轻人都不及的创新精神。应该说冯家的人都有这样的精神特质，比如冯景兰，他所学习的地质矿床学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奠基学科，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创新性地提出了“封闭成矿”的概念，由冯景兰率先提出的这一课题，直到十几年后才成为世界研究的热门课题。而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封建礼教抗争性强、独立意识浓厚等特点，也是当时文坛少有的笔触。 听完了冯氏家族的故事，您是否对他们的家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自古名门望族代代皆有，但没有哪家能拍着胸脯说家风无益。良好的家风是传家宝，就如同冯家一样，从祖父开始便把“诗书传家”的理想印刻在了孩子们的血脉中，若干年后，当他们经历着不同时代的变迁、不同生存环境的转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于学问持之以恒的追求，还有那份与生俱来的开拓思想。也正是这样的家族成就了冯家那些杰出的子孙们，而他们反过来又用自己的成绩光耀门楣，这便是家族传承的意义，同时也是家风的意义所在。 第七章 周氏家族· 故园家声，政通人和 毕竟书生不自怜 书卷泛黄，青纸两张，依稀是字迹间的往事远去，杳然是空鹤独步，书香犹在，衬得夜色温婉，能道来娓娓旧事，能说尽前尘繁花——而故事常常有一个寻常的开篇，仿佛开头越是平淡，就越能压下后头昭昭然的煊赫与不俗——如同周一良先生在自传《毕竟是书生》里第一句便写道： 我于1913年1月19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字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生于一”。 周一良先生已然竭力寻常化了他的家族，这并非一种自谦，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平和，类似于他们如此家世的人，往往温和待人，守礼自持。君子谦谦，如玉如磨，已然是家族内部无声的教化传承。然而，周氏家族的赫赫声名超然存在。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周一良先生，是周氏家族的第四代，以他为代表的第四代周氏子弟，有的如他一样皓首穷经，埋身书海，成为学术界的翘楚；有的接替家业，在商界举足轻重；有的则投身政界，为此国，为此家，尽付丹心。若说世界是一片星海，那毋庸置疑，周氏家族为这片星辉，投注了一束束极深、极亮的光。 而这些星光追溯到最初的源头，都来自晚清时期，一位名叫周馥的政客。周馥，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人氏。1862年，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年，周馥因战乱耽搁流离于安徽的省城安庆，前往淮军应募。他写得一手好字，谈吐文采亦不俗，很快在一帮勇夫莽人里崭露头角，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收为文职，在往后三十余年里，深受李鸿章器重，委以肱股之任，淮军以外，朝野之上，都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周氏家族的发迹、传承、延续，自此展露，星火燎原，绵延万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方惨败，李鸿章痛定思痛，决意洋务救国，周馥深以为然。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先后设立天津电报局、天津机器局等新式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天津水师学堂与北洋武备学堂亦是周馥一手主持创立。他亦著过一册《治水述要》，将自己数十年的治水经验总结集合，这册书，在中国治水史上，颇有地位。 早些年，初入仕途的周馥并非伊始便平步青云，李鸿章很赏识他，曾将他举荐给慈禧太后。慈禧最初也同意任命周馥为“授河督”，但此事在党派倾轧中悄然作罢，周馥自己心境如何不得而知，倒是李鸿章深感气愤。或许周馥命中注定大器晚成，中年之后，反倒官运亨通，先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兵部尚书衔，又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再迁两广总督，不可不谓繁花着锦，烈油烹火。清朝覆灭后，张勋曾复辟，此时，已步入晚年的周馥又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 为官为宦，文武两事，周氏家族的始祖，都是一介能人。在周馥三十余年的经营下，周氏家族隐然成形。一个家族的兴起，或许一开始倾注了命运眷顾、机缘巧合诸多运气成分，然而时光能长长久久地注视它，就不仅仅靠运气了。显然，周馥是一位聪明人，深谙传家之道，虽然公务繁忙，但他十分重视六子三女的教养。 他曾给周学海、周学铭两个孩子寄语道： 武候戒子书，淡泊与宁静；圣人为世师，忠恕重垂警；所贵收放心，欲绝外物屏；改过如扫地，时见尘满境；读书如尝食，甘苦在心领；一步一从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开万顷；矢志金石坚，造物难为梗。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周馥的言传身教下，这个刚刚步入繁荣的家族，绝无骄娇二气，也无纨绔子弟。宅院深深，书声朗朗，稚子纯真，少年刚直。 周馥的原配妻子吴氏，是他穷困潦倒时的患难之妇，不通文墨，一介乡女。苟富贵，未相忘。周馥在江苏任职时，将在乡下伺奉双亲抚养幼子的吴氏接到金陵，荣华不易妻，这是周馥的难得；荣华不忘本，这是吴氏的难得。这个半生没什么见识的乡下女子，骨子里有最淳朴坚实的人生观：她素喜简朴，反对铺张，从不以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为傲，始终保持着乡野之间的柔韧和身为女性的慈爱。 她平素省吃俭用，却一次性将积攒多年的大笔银子用于购买田地，以救济穷人，成立了建德县的第一个慈善机构；吴氏七十岁那年，子孙孝顺，打算给她办一个盛大隆重的寿宴，吴氏执意不肯，唯恐破费太过，既铺张浪费，又伤害生灵，最后孩子们折衷将这笔钱用到慈善事业上。 如周馥，如吴氏，这样一双父母教养出来的孩子，确然没有一个，是令人失望的。长子周学海，早年潜心儒家学说，后入医道，成了晚清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著有《脉学四种》《脉义简摩》8卷医学著作；次子周学铭，继承父业入仕，少年有才，青年时期过殿试任职翰林院；三子早夭；四子周学熙从商，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商业版图最为繁荣的实业家之一，与张骞并称“南张北周”，亦是周家第二代中至关重要的一位；五子周学渊继承了父亲的文人气息，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曾与北大的辜鸿铭同组诗社，1906年曾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六子周学辉，虽然是周家备受宠爱的幼子，上有五位兄长与三位姐姐的他最有纨绔的资格，然而这一生，他与四哥周学熙一同建立了浩大的周家纺织帝国，将“打仗亲兄弟”这句话，发挥到了极限，在周学熙隐退之后，他接过了旗帜，继续奠定了周家的商业基础，当张骞家族已经逐渐没落之时，周家依旧鼎立。 追忆往昔，岁月峥嵘，从晦暗动荡的晚清到群英雄起的民国，再至百业待兴的新时期，直至百年之后的如今，这个家族依旧温和而不失气度地屹立在华夏国土上，它历尽时光洗礼，走过血色硝火，趟过荒野枯漠，受得住折辱，经得起荣华。当晨曦再度降临，当旧事散入晨风，后人仍不敢忘却，先祖垂暮年月里的铮铮告诫。 1914年，为避战乱，迁居青岛已有两年的周家，再度举家迁往天津。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津门，这位一生报国的老者，在病逝前，依然谆谆叮嘱病床前的子孙：“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公之一生，坦坦荡荡，上可对日月，下可对尘土，其子其孙，莫失莫忘，莫愧己心。 陆游曾寄语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放翁没有看到王师北定那一日，然周馥在百年后，他的家族依旧兰桂齐芳，满庭葳蕤；依旧根深叶茂，同气连枝；依旧劳心家国，兼济天下。对于这样一位有信仰、有追求、有抱负的旧式文士而言，大约足以长笑慰怀。 植根于时代巨流 周家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周学熙，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借着父辈的些微助力，打下了偌大一方江湖。 若到金庸笔下，周学熙估计是少林寺藏书阁里的扫地僧，仿若平平无奇，甫一出手，黄风落叶，剑气摧花，横扫一片不在话下。其实这位“扫地僧”幼年过得不算好，母亲因疾未能亲自哺育他，以致小时候的周学熙身体一直羸弱。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周学熙也十分上进好学，原本也是效仿父兄走科举，入仕途。他读书很不赖，尤其是数学、地理两门，格外出众，可见他虽然身骨偏弱，却思维灵巧，心思活络。1895年，周学熙如愿考中举人，但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他没有脱颖而出，一连数次，都名落孙山。思索再三，他决意放弃科举，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 正是这个决定，忽然之间，如星辰并轨，如沧海逆流，改变了他的整个宿命，也改变了周家的命运。在周学熙之前，周家是传统的官宦之家，如无意外，后人都将沿着预设的轨道走下去，读书、考试、中举、出仕、提携族人、扩大影响、培养下一代，纵使转行，也不外乎是治病救人、研究学问；而周学熙，给了这个家族另一个可能性，仿佛是感受到了时代在冥冥之中的召唤，周家自此由政从商，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而近乎完美的成功过渡。 而这个过渡，毫无疑问，归功于周学熙。 1903年，周学熙出使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日益强盛，不外乎致力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件事。而“制造”里的重中之重就是实业。归国后，他被提拔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这为他“实业救国”的理想提供了极大方便。1906年，周学熙成立了新洋灰公司，公司一开业，他就大刀阔斧地革新机器，提高生产率，将原本每年只能生产18万桶水泥的产量，跃增到每年24万桶。四年之后，他从丹麦等国购置了新一批机器，再次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到了1921年，新洋灰公司更名为启新水泥，规模已经扩大了两倍，每年能够出产83万桶水泥，并随之成立了配套的机械厂。 随着不断的收购和强化，当时市面上的水泥几乎被启新垄断，后来日本水泥进入市场，给许多民营水泥厂带来了灭顶之灾，启新也受到波及，幸而启新根基深，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并没伤及元气，依旧屹立不倒。 启新的成功，与周学熙的战略目光和超前意识密不可分，亦是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一战爆发不久后，华南地区的纺织业不断兴起，而当时华北地区纺织业还是大片空白，他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商机。他当机立断，寻求合作力量，选址、建厂、招工，不久之后，天津华新纺织厂成立。最初采取“包工缴办”法，即每件纱规定工缴费用。当时，在棉贱纱贵的情况下，华新开厂以来，很快实现丰厚盈利。仅是1919年一年，就获利高达140万元，而华新总资本不过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四年间华新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 周学熙的下一个计划，是在青岛开设华新二厂，筹办期间内青岛还没什么纱厂，因为机器被耽搁的关系，没料到就在一年半载内，青岛的纱厂大大小小，遍地开花，尤其是有日方背景的内外棉纱厂，得天独厚，成为青岛第一个棉纱厂。紧接着，四方的大康、隆兴两纱厂，沧口的公大、富士、宝来三纱厂相继开设。当时幕僚里就有人向周学熙建议，另行选址，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周学熙决意迎难而上，这种近乎“不要命”的勇气，来源于他骨子里的不服输，也来源于他身后那个团结温暖的家族。这勇气可令其肋骨中生出铠甲，血肉里长出羽翼。等到青岛的华新二厂正式成立，青岛所有的棉纱厂都是日资的，周学熙不惧这合围之势，不断革新生产技术，虽然当时还没人说出“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周学熙却似乎比谁都更明白技术的力量。在他的一腔孤勇和日夜竭力下，华新二厂在众多日资棉纱厂中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日方当然没有坐视不理，他们想方设法干扰华新二厂的生产，甚至威逼利诱周学熙放弃，诡计百出。周学熙岿然不动，该周旋便周旋，该强硬便强硬，日方无可奈何，到“七七事变”前夕，华新二厂已经在周学熙的领导下，发展成一个纺织印染全能厂。同时，唐山的华新三厂、河北的华新四厂都已经在筹备中。 在创办纱厂过程中，周学熙十分注意培养技术人员，设置棉业传习所（分纺织、植棉两种）。植棉系毕业生一般分配到各植棉场，而纺织系毕业生多派充华新技术干部。改良棉种，设胶县植棉场，进行棉种试验，培养优良品种，也是华新的一大重点。为扩大原棉生产，周学熙还组织成立长芦棉垦局，自兼督办，计划利用废盐场开河蓄水，筑堤防潮，准备大规模植棉。这些举措在当时来说相当先进新潮，周学熙确实是中国实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大人物。 除了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外，周学熙还创办了其他在当时较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其中包括他主持的直隶工艺总局，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实业总汇处等实业，这些都是当时响当当的企业。据统计，以周学熙为核心的资本集团，涉及煤矿、金融、纺织等产业，二十余年来创造的资本总额达4000余万，在1元能购买7斤猪肉的当时，这个数目不可谓不惊人。 1927年，周学熙因病隐退，庞大的商业帝国渐渐转交到下一代手中，江山已成，打江山不易，守江山亦不易，然而，只要周家人共进退，齐心衰荣，守成无碍矣。晚年时期，周学熙曾写诗曰：少日一心三不朽，毕生十事九成空。诗书莫继先人业，惠泽难伸慈母衷。病茸吟看诗有崇，狂疏世态酒无功。今看雪上鸿泥迹，历历分明只梦中。虽然为家族搏出了另一条路，为后人创下了偌大家业，但这一生，他走得亦是战战兢兢，在弱肉强食、时代更迭的境地里求生尚且艰难，更何况是要负重前行，雪夜跋涉。他也经过鏖战，也受过一番心血为他人做嫁衣的伤心，往事历历，却都已在梦中。 在周学熙等周家人的尽心竭力下，周氏家族开创了官商双管齐下的新局面——诸多产业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支撑孩子们尽可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人生；另一方面，有出息的子孙后人，又为他们家族添砖加瓦，令家族能够继续繁衍生息，深根辟土——环环相扣，因果相承，所谓“富不过三代”对于周氏家族而言，是一个不足为惧的传言。世间纷繁乱相，随血液流淌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是对家族坚贞虔诚的信念，是自幼时起不断熏陶叠加的君子之风，亦是千秋家国掷地有声的赤子之心。 诗书传家 学承中西 迷津欲有向，平海夕漫漫。曾经，十分惶恐迷失方向，烟波三十六里，曲曲折折，回环反复，迷雾重叠，轻山绕过一带碧水，身在其间，风决绝了流年，梦斑驳了凡世。人世的艰难又何止如此，无知世事里的浮沉，跌宕命运里的离合，匆匆数十载，就如春花掠过，乳燕没林，而前方犹自重峦叠嶂，任由灵魂飘荡，与花朵合唱，看一朝一朝的太阳升起沉落。 人生，不惧艰险，不畏寒霜，唯独怕迷失了自己。所以，浮桥上神色晦暗的人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从何方而来，先不必惦念自己要去往何方，先追回最初最原始的一缕蒙昧，藏在血缘里，刻在童年时，飘摇在年轻的母亲清逸的发丝间。那些最不易察觉，被轻易抛弃的过往，呼唤起心灵深处潜藏的眷恋和勇气来，毫不费力。 因为“传承”总是难以忽略，不论是社会历史，还是人文地理，这种来自血缘、来自家族、来自地域的因素，往往很惊人。这种因素或许会在经年累月里渐渐淡去，在异国他乡里被刻意或无意地掩去，走过灰蒙蒙的塔楼，伴着涛涛的宁静河流，然而一首旧歌谣，就会牵动眼角边罕见的潸然。 周一良先生从未忘却过他的根本，他总是格外清晰地记得曾祖父是个瘦高的白头发老人，爱写字，底蕴深厚，提笔起来就是：“天有时而倾，地有时而缺，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这样的句子；他的启蒙是在私塾里，塾师们不按常理出牌，不以《千字文》《三字经》开蒙，反而先念《孝经》，再是《论语》，他起初以为是老师们的安排，后来才得知是父亲周叔弢的授意，让孩子们以此开启这一生相伴的诗书文章。 说起周叔弢，整个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家庭教育上，都绕不开他。这位出身豪富巨贾之家的公子，不仅顺应时势，慧眼识人，为新中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还为这个国家、他的家族，培养了十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他的十个儿女，后来都成为了其领域内的翘楚，有八位最终留在高校，为学术和教育奉献了一生。 长子周一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杨联升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便是周一良，先生则是指陈寅恪；次子珏良，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次女与良是南开大学的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学家；三子艮良则是建筑设计专家；四子杲良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教授，神经生理学家；五子以良，是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森林植物学学术带头人；六子治良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曾担任北京亚运会工程副总指挥、总建筑师；七子景良在50年代留学苏联，是中国大陆最早使用电子衍射进行晶体原子结构分析的专家，同时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地质学会分析测试委员会主任。 他们的成功，自然脱不开诗书传家的家风，也脱不开父亲周叔弢开明又固本的教育方式。周一良自己曾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严于律己之人，他兄弟五个，其他都有妾侍，唯独他洁身自好，对于子女的教养，亦是十分严格，同时思想非常开明，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周叔弢本身是接替叔父周学熙走实业这条路的，家大业大，但他从不干涉子女的兴趣爱好，任凭他们追寻自己的人生，十个孩子里，有的研究人文，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作科研人员，却没有一个继承父业。周一良曾笑谈，他在自己家里，连股票都没有见过。可见，周叔弢诚然是一位相当开明的父亲了。 周叔弢亦十分重视孩子们国学的教育，他没有盲目追随潮流，送子女到附近学校念书，而是遵循旧制让他们在自家私塾里接受教育。先学《孝经》《论语》《四书》；接着念《左传》《礼记》《史记》《韩非子》等古典经典，在这样的教育下，周氏家族子弟的国学底子都格外扎实。在结束私塾教育后，孩子们才去念中学或高中，当然也有例外，周一良是大学才正式外出求学，因此刚开始难免有些不适应。不过，后来周一良成为了历史学家，很是感谢少年时打下的厚实古典文学基础。 兼容并包，学贯中西，周氏家族的教育是随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的。据说，当初周叔弢的几个孩子在国外留学时，当他们每每写信告知父亲他们无法看到古书时，便会在不久日子里收到周叔弢从国内寄去的诸多古书。除了常见的《三国演义》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仇注杜诗》、《智永千字文》等。周叔弢所选的书籍，一部分是孩子们学习所需的必读物，还有一部分是他希望孩子们能涉猎的知识。对于父亲的推荐，孩子们向来都来者不拒，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父亲是一个令他们敬佩的博学多才之人，能经由他推荐的书，必然有其精妙不凡之处。每每拿到，他们都能充满期待地读下去，品下去。 这种好读书，愿读书的良好氛围，自然是家庭教育的结果。1935年，周叔弢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购地2.7亩，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约1.4亩。楼有三层，建筑面积998平方米，内有住房27间，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卧室、起居室、书房；三楼就是书海，用来藏书，是周家孩子们最常流连的场所。周叔弢的幼子，周景良就是在这所桂林路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记得三楼足足有三间屋子是专门存放藏书的。父亲的藏书大都装在木制的书箱里，善本书的书箱是浅黄色的，樟木盖子；普通书籍的书箱则是绛红色的。除了善本书的书箱不能随意翻阅，而其他书箱均可随意翻看。书香、文字、诗歌、阳光和美好，像呼吸一样，参与了他们的成长，时间越走越远，依旧清晰明亮，恍如清晨柔亮的莺啼，恍如被烟火拉长的脉脉草香。 周家的孩子们，不论走过多少的路程，千里万里，重洋海外，天之高，地之阔，他们始终铭记，此时此刻此地，皆是家族的赋予，那种无声的熏陶，已经深深地埋藏进来，教会他们宽容、自信、平和、果敢、承担，那并非是说道式的教化，通篇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于周家来说，代代传承的不止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更是这些真挚且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花开两支 文理双全 “儒者修己治人，人道也……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此语出自周馥的《负暄闲语》，这其实是一册写与子孙后人的寄语，一开篇就提读书，一读书就推儒家，确实，儒家思想里的孝道、温敦、诚信、礼义，恰是君子之道，作为一介名臣，确然希望后人奉公克己，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负暄闲语》中，提到希望子孙“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周济孤寡次之。”周馥认为，教育是首位的，哪怕是做慈善也应该排在第一位，接济孤寡老人则排在了第二位，他的思想观念十分明确——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周家曾多次给学校、学堂捐款，善名远播。 周家对自家儿孙教育的重视，亦是难以想象的。就如周馥，四五岁时其祖父就开始教授《论语》《孟子》，暮年时周馥尚能吟诵儿时诗歌，他洋洋洒洒六万字写《负暄闲语》，只为告诫儿孙，立身立人，离不开读书二字。周学熙更甚，为了家中私塾所用，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师古堂刻书局”，亲自选定书单，交给书局细心刻印，送到家塾中给孩子们使用，此书单至今留存。而周叔弢，横跨政商两界，常常忙得无暇分身，却仍旧惦念着孩子们的功课，亲自给他们制定课程表，稍有闲暇，就要检查他们的学业，孩子们外出求学，一旦他们回家，便要看成绩单。 如此家风，如何能不花开葳蕤，如何能不培养出兰芝秀树。周家后人中成名者众，最鼎盛的仍数第四代的周一良和周炜良，两人恰好一文一理，一中一西，恰如并蒂双星，清辉悠远，令人神往。 周一良是周家长房周学海一支的，父亲周叔弢极其重视教育，他在家中私塾一直念到去燕京大学修国文，一年后，转入辅仁大学修历史，次年，重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很有语言天赋，精通数门外语，但最钟情汉语，钟爱汉史。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研究最深、最有成就的是魏晋南北朝史，著书立说，影响最广的倒是亚洲史。 1949年以前，周一良曾讲授日本史。1949年后，他在北大任教，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人才。他于这个领域的著述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并主编了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20世纪50-60年代，周一良撰写多篇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的文章，对中国发展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作用甚深；值得一提的是，周一良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颇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周一良曾多次出国，去非洲、欧洲、美洲等地讲学，进行学术交流。198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周一良先生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同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季羡林先生生前忆及周一良，曾经的北大校长如此评价：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有所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周一良在史学上的成就，一方面是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或许也受家学影响，周家先人里曾有一位佛学研究大家，说来也当得起一句“家学渊源”。 同周一良仅仅相差两岁的周炜良，虽然都是做学术研究的，却不论从地域还是研究方向上，都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路。他们正如同出一脉却各自前行的河流，在碧原山川前默然道别，从此一去千里，追寻各自的繁花、星空、密林和歌谣，或许终有一日，他们会在宽容深厚的蓝海里再度重逢，一笑，拥抱，殊途同归。 周炜良亦是周家长房一支，与周一良是堂兄弟，其父周达，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数学家、集邮家，被称为“邮票大王”。1924年，周炜良赴美留学，补习了几年后，考入肯塔基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如无意外，归国之后的周炜良该是在政府任职，命运的转折却在1931年悄然降临。那一年，一位中国数学家劝周炜良去普林斯顿或是德国的格丁根大学（当时的数学中心）研究数学，其实此时周炜良已经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数学家，对数学的喜欢并非没有想过，而是一直被忽略了，直至有人一语惊醒梦中人。 1932年10月，周炜良去了格丁根。希特勒上台后，格丁根衰落了。周炜良转到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研究代数几何，两年后周炜良因故滞留汉堡大学，随数学家E．阿丁听课，直至1936年初才回到莱比锡，在范·德·瓦尔登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带着他的德国妻子返回中国，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教数学。他的妻子原本出身富裕，因为战争的爆发，家产化为乌有，周炜良不得不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包括抚养两个孩子以及赡养岳父岳母。若是二十年前的周家，这些不过是小事，只是战争也摧毁了周炜良父亲的财富，周炜良只好自力更生，为此，他离开了数学领域。直至抗战胜利，在友人的劝说下，他携家人重返美国。 1947年，周炜良到达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正式开始他的数学生涯，他首先撰文阐明，E．嘉当意义下的对称齐次空间可以表示为代数簇，因而能用代数几何的框架研究其几何学性质。1947—1948年间，法国数学家C．谢瓦莱访学普林斯顿，对周炜良的这篇论文做了很长的评论性摘要，发表于美国的《数学评论》。谢瓦莱曾邀请周炜良证明下列猜想：“任何代数曲线，在一个代数系统中的亏数，不会大于该系统中一般曲线的亏数”。面对质疑，周炜良使用纯代数的方法给出了证明，其主要工具之一仍然是范德瓦尔登-周炜良形式。这惊艳了整个数学界，学界皆知，有一位华裔数学家，名叫周炜良。 紧接着，1949年，周炜良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关于紧复解析簇》，这一反映由局部性质向整体性质过渡的深刻结论，被称为周炜良定理，在代数几何学著作中有显著地位，在后来的许多论文里，也常常把它作为新理论的出发点，可谓是数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周一良和周炜良，是周氏家族第四代中郎绝独艳的双生花，在人才辈出的周氏家族里，他们璀璨，但也同其他族人星辉相映，一同谱写了一曲灿烂的家族传奇。周氏家族的成功，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但若没有其好学的家风，重视教育的家族传统，想必这一曲亦是断续不成章——传奇之所以为传奇，正是因为谁都没有忘却祖训，谁都没有遗忘初心。 后记 古语有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在中国的传统史上，家风传承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家族的延续是超越生死的另一种存在。道德传家的至高无上，耕读传家的美好愿望，诗书传家的书卷气息还有富贵传家的短暂能量，每一种传递方式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形式。 民国很多大家族在成为名门望族的同时有着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特质，或是父母与子女平等而立，或是鼓励孩子自由发挥天性，或是敢为天下之先以创新做子女的表率……无论是那种方式，能让家族发扬光大的都是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科学先进的教导方式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些短浅、停滞的想法最后只能让家风止步，最终家族被历史的激流推至滩涂上，成为过去。 我们今天重拾那些曾经耀眼的光芒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趣味，只是希望能在这些故事中提炼出值得我们现在借鉴的观点，以改善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方式。历史是恢宏的，但笔触终究有限，书写者虽怀着尽全力展示之心着笔，却不免有些更待完善之处，还望各位读者见谅。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