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穿越为少帅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是被吵醒的。　　一觉醒来，张汉卿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床比他觉前时要柔和的多，温暖的多，也大的多。天花板上原先是一盏节能灯现在变成了电影电视中欧美或大上海上流社会生活时所见的琉璃吊饰灯。脱口而出：“乖乖，怎么了？”　　惊异间，一个声音柔柔的从外面传来：“六少爷，您醒了？”咦，这不是东北二人传的腔调吗？　　话音刚落，一个水玲玲的小姑娘端着洗脸水盈盈推门进了层。　　残存记忆中依稀记得这个女孩儿名叫春妮，是他从奉天城一个日本浪人手中救下的孤儿，后来收了做丫鬟。咦，奉天？他一激灵，附体前此人的记忆一成不变地变成了他的记忆，我附到张学良的身上啦！　　妈呀，惨了。那将来可是有名的“不抵抗将军”，虽然说是“世纪伟人”，活的时间长了些，但是风光日子并没多少，大半辈子被囚，一生毁誉参半，做人也太没滋味了吧？　　等等，现在是民国4年，按照他在台资厂多年的经验，换算成公元便是1915年了。离九&#8226；一八还有16年的时间呢。说短也不短，凭自己的本事，中国近现代悲惨的历史，真的不能改过来吗？　　这民国的事，因为军阀混战，鲁迅说得好“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虽然乍惊醒有些陌生感，但大的事情还是知道的。早知会降生在这个时代，好歹也要多看几本书哈。别的不敢讲，搞点简易原子弹、导弹什么的，一鼓作气把小日本灭了多好，哪会有给中国带来后来的恁么多灾难。　　张汉卿最大的兴趣是研究地理与历史，打小起就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的他，对政治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大学起，就与舍友旁征博引，纵论天下大势，臧否人物。也曾考过公务员，但是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他，虽以笔试第二遥遥领先，却在面试中败了下去。虽然如此，对天下大事却认为“匹夫有责”，纵然仅是纸上谈兵之举，却也其乐融融。　　他心中最大的痛是仍在别国手里的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外蒙古、远东、唐努乌梁海、巴尔喀什湖、琉球、藏南，以及至今未归顺的台湾，和仍被越南、菲律宾等小丑国家蹂躏的与历史上丢失陆地领土面积相同的南海。　　他念念不忘的是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甲午海战、旅顺三日、庚子条约、九&#8226；一八、七七事变，还有中国人永远都不能忘记的----南京大屠杀。　　他窝火的是，两次给中国带来深重空难、阻断了中国迈向复兴的步伐的日本，在当前仍不忘在国际事务中给中国掣肘，并自告奋勇给它的主子美国作牵制中国走不出第一岛链的马前卒。除了琉球群岛的占领事实化，前不久又闹了个钓鱼岛危机。　　还有“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北方”的俄罗斯，占了便宜还卖乖，军警随意枪杀我渔民，并屡次用能源利耍中国，以求得在中日能源争执中利益最大化。　　还有忘恩负义自以为是的朝鲜、死不改悔的越南、印度阿三、在新世纪初欠下华人血债的印度尼西亚、自称华人却黄皮白心的新加坡、紧抱美国大腿狐假虎威像搅屎棍一样的菲律宾。　　如果晚清政府稍有点骨气，怎么也不能在甲午输与那个矮人倭族？或是即使输了也要再战，其实以当时实力是足以拖跨那个历来唯中华为上朝的日本？而不是举全国之力赔偿2亿两白银，使日本全民受教育，充盈十倍之国库！　　如果民国直、奉、皖三系军阀能够拧成一股绳，南北和谈成功，国共不分裂，中国人自己不内讧，即使二、三十年代强壮如日本，只怕也不敢螳螂挡车、蚂蚁撼树，像苍蝇一样围着中国这块肥肉转，最终还下了口。　　每念及此，义愤填膺。　　看了许多的穿越小说，张汉卿也常遐想：如果能回到过去，最好到宋明附个皇帝王爷大将军什么的，以自己的水平，民族英雄不消说，事业有成时，佳人环绕日。人世间之快乐，有甚于此！　　人们常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对张汉卿来说，历史对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他真的穿越了！　　外面传来一声接一声的口号声：“反对卖国条约！”、“打倒日本走狗！”　　张汉卿不明所以，向春妮说：“外面怎么啦？”　　春妮麻利地收拾屋子，边说：“还不是啥子抗议二十一条。都闹了好几天了。听说督军很生气，将军已经派兵弹压了。”　　二十一条！这可是卖国条约，历史上好像后来没成，袁世凯似乎也没敢签，后来也下台了。因缘际会，才有自己便宜老爸张作霖的趁乱岷起。后世为这个所谓的二十一条争论得不可开交，有一些历史书籍对此也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总的看法是这二十一条是真的，袁世凯是否真的有同意，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好多史书、小说家都说，日本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本的时候说：“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意思是说你接受二十一条，我日本支持你称帝，咱们达成这个政治交易，这说是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最重要的根据。其实早在30年代初，王芸生在撰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就指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不合事理，不可采信。　　袁世凯指挥了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原本，二十一条的修正本，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文本，这三本原本的东西，袁世凯在上边用红笔，就用朱笔，用墨笔做了批文，在许多地方做了重点的圈点。除了这些圈点之外，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条文的批示有70多处长短的批文，指出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的绝对不谈。　　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把势力发展到长江腹地，发展到东南沿海的第五号内容，这大家都知道的，第五号内容绝对不谈。这一条不仅不能承认，根本不能谈，坚持住这一条不能谈。他指示外交部，要认清当时强弱的悬殊，耐心谈判，能够谈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说希望拖，把给日本的谈判尽量地把时间拖长，因为日本提出是秘密交涉，他想用拖的过程当中，希望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进行国际的干涉。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拖到5月，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出来来支持的，甚至于像俄国还打算趁火打劫。袁世凯也征询了袁政府文武们的意见，诸位说，咱们是接受，还是给日本打一场？文武官员们一致认为，只有接受，打不得！　　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整个过程当中，国人仇日的情绪跟恐日的情绪，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仇恨，是仇恨日本人趁火打劫，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来灭亡中国，这种仇恨之气确实是一股民气。但是这个民气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个民气只能是一股窝囊气。恐日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病态的心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历史回过头来看，从1895年到现在的1916年，共20年。在这20年当中，1895年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打败，大清王朝败了；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了。日本趁打败大清王朝、打败俄国的那种余威睥睨世界，连欧美都看不在眼里，你中国算什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他才敢那样肆无忌惮的来欺负。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唯一能做的，那就是用艰苦的谈判，用艰苦的挣扎挽回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在这样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换换别的势力，换换别的人当政，当时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二十一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五&#8226；九，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　　在五九签字之前，五月初八那一天，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不得已，只有签订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也是奇耻大辱。当时这种谈判，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办法。当时在国外，中国的留学海外的精英、当时已经很成名的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了”。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说陈恭禄的《近代史》啊，蒋廷黻的《近代史》等，也都肯定了。这时候二十一条的交涉，应该说这种结论，是中肯的。说他拱手卖国，起码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但是后来接着二十一条订立之后，他就马上就称帝了，而且这个政治交易啊，谁也很难保证他们没什么幕后的政治的交换。政敌们拿着作为攻击他的靶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谁让他屁股不干净呐！　　对这段历史，张汉卿是了解的。这种事儿，和美帝国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样，一切以实力为后盾。按当时的状况，不要说袁世凯不行，换谁都一样，搞不好别人更糟。无他，弱国无外交嘛。　　不过物是人非，张汉卿可不会设身处地替那位袁大总统考虑。他所想的却是如何推波助澜，让老爸快点登上东北王的宝座----从历史上的发展看，他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奉系继承人，支持谁都没有支持自己的便宜老爸划算啊，再说好像这位便宜老爸一直以来没给自己政治与军事上的掣肘。　　自己所附身的少帅在自己脑海里残留的印象中，自己的便宜老爸张作霖现任民国二十七师师长，驻地奉天省城。按照当时的环境，那可是奉天省的实力派。伟人不是说过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兵荒马乱的，有枪就是王！自己一穿越，抬头就是一个“少帅”的头衔，比起书友们化作奴婢、破落户、甚至还有赘婿等的条件来，上天算起来已经很照顾他了。以后用兵的时候还多着呢，早一天掌握实力，中国就有可能早一天从弱国的泥潭中早些拔出来，国民也能早一天不受欺侮。　　在前生臧否天下人物时，经常发出豪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现在真的有支点了，别最后撬起个皮球。如果不能干点什么，真的是枉穿越一场。　　印象中自己老爸张作霖后来是做了奉系的大老板，也先后两次进关，第二次还做了几年北京的首脑，达到奉系的顶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功败垂成。先是退往关外，紧接着发生了皇姑屯事变身故，危难中的自己后来搞了个奉天易帜彻底和日本摊了牌，然后就九&#8226；一八了，从此奉系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急转直下，他的前身张学良也顶了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直到八十年代。自己不是天天梦想着中国的一夕强大吗？上天真的给了这个机会，可一定要抓住啊！将来发展难预料，但是中国在经历多年内战，仍然没能在最后被日本亡了国。用自己的眼光，给老爸一臂之力，自己也可以自然地接下权力接力棒从此扭转历史，想来也不困难。　　张汉卿一跃而起，“快快快，我要去看看。”　　匆匆梳洗完毕，走出房门，他的卫队长姜化南早率十几个亲兵候在楼下，十数匹青骔马围着一匹浑身银鬃的骏马。前生印象中，这是它的爱马“素练”，它可是父亲的铁杆盟友、号称“马王”的吴俊升亲自选中送给他作为15周岁的生日的。这卫队长，应该是很忠心的，历史上在11年后一次整顿部下师长穆春时发生兵变，由于考虑到张学良的安全，姜化南自愿代表张学良下车与该师军官讲话。姜正在讲话期间，由于事先部署不当，消息泄露，姜化南为该师的团长于某枪杀。　　幸亏马是好马，不然他这位二十一世纪的企业中层干部还真爬不上马鞍。别说当初还真羡慕那些荧幕中主人公骑在马上意气风发的样子，不过我们这位未来的少帅，意是小心翼翼的“翼”，气是气短心虚的“气”，风是风声鹤唳的“风”，发是发誓再也不骑马的“发”！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章 息乱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一波又一波的人浪滚滚而来，抗议袁世凯政府私下里和日本政府勾搭，这二十一条的事，虽然没见着，但是人言可畏：这日本人可狠着呢，做顺民真的没有活路了！　　张作霖看着人群，他现在可没有张汉卿想得远。自打三年前做了“封疆大吏”----手握27师之后，多半个奉天省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虽说还有个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和自己平起平坐，可他毕竟驻地在广宁(北镇)，在奉天城的话语权，还是自己比较响亮些。可是树大招风，中央连续派了两任都督，始终不顾自己的诉求与暗示，思之让人心寒与警惕。要不是在这乱世有枪杆子才是真王，自己难免不被排挤出去！　　第一任奉天都督张锡銮是袁世凯的好友兼把兄，张作霖和冯德麟都是他间接招安来的，其个性有些像《水浒》中的宿太尉。袁世凯把老把兄从直隶都督调为奉天都督，是因为张锡銮对张作霖、冯德麟二人有恩，现在张是廿七师师长，冯是廿八师师长，都是奉天的实力派，派别人督奉，怕这两位师长反对，派张锡銮督奉，一方面张在关外时久，有威名，又与张、冯二将有旧，应该是人地相宜。　　怎知时移势易，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张、冯手握重兵，又都是桀骜不驯的绿林人物，当张、冯两人发觉这位老长官之来奉天，反是因为靠他们二人为政治资本，他们对待老长官的态度就颇为冷淡，言谈举止之间毫不保留对有人凌驾在自己头上的不满。加之张作霖曾被袁世凯接见过一次，身价为之倍增，其府邸日日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成为奉天事实上的政治中心。本来张锡銮奉到督鄂令时，还有封疆之满，曾题诗云：“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鄂王城。”经过这一番折腾，可怜的张锡銮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对此实在不堪忍受，遂提出辞职。又有留别属僚的诗：“一身去就等鸿毛，回首辽天夜月高，独架风轮先马卒，恐教别泪染征袍。”　　这下他留下的奉天督军之位更让张作霖眼红。为表示志在必得之心，张作霖给中央下达了通牒，便是张作霖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所说的：“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他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承总长相待甚优，与吴俊升对调一节，极所赞同。谨率全军驻防荒僻，以俟钧命。但愿早脱奉省，以免祸至无日。”洋洋洒洒说了半晌，无非是告诉中央，别他妈的搞卸磨杀驴这一套，乱世之时，惹火了老子，大不了脱离中央自立门户。　　张作霖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居功讨赏，实际上便是冲着督军之职，而所谓“与吴俊升对调一节”，实则是一种威胁，意思是若敢“对调”，则必然自由行动，到时“祸至无日”，后果自负，其枭雄本色跃然纸上。但是袁世凯和段祺瑞这种正规的军人，根本看不上张作霖这种绿林出身，因此当张锡銮迫于压力请辞的时候，袁世凯仍不愿委张作霖以都督，而是派段芝贵入督奉天。　　这个段芝贵是大有来头的。　　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1869年生。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后留学日本。曾任袁世凯新建陆军讲武堂教官。1912年任武卫军总司令。1913年授陆军上将，任陆军第一军军长。1915年8月，授镇武上将军，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又封为一等公。这时的小段是袁世凯的红人，是北洋军中后来拥护洪宪帝制的第一号人物，又是段祺瑞的本家和同乡。此时他才46岁，可以说是年富力强，阅历丰富，头衔繁多，翎顶辉煌，前途一片光明。　　来奉之前，段芝贵是湖北将军。不过他在鄂的日子并不好过：湖北省会办军务的王占元不把段芝贵放在眼中，时刻想迫小段离鄂。张锡銮和段芝贵都受到部下悍将的白眼相加，他们都向袁世凯哭诉，尤其是小段，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面泣。　　因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在当年张作霖受抚时是张的保人，再后来张作霖为了讨好袁世凯，曾拜段芝贵为老师，段也在袁面前为张竭尽好话。从某种程度讲，段芝贵有恩于张作霖。所以袁认为让张、段二人对调，或许可以缓和一下，民国4年8月18日，袁发表命令，鄂、奉两督对调。　　袁世凯这样的安排煞费苦心。　　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却也不是一昧地讲义气，他表面上不便拒绝小段上任，心里还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只是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且又有同省另一只大老虎冯德麟在，因此张作霖遂姑且把一股子怨气按捺下去，反而继续出人出力，为袁世凯摇旗呐喊，装做极为忠心的样子。　　这二十一条，大总统是矢口否认，但看样子也绝非空穴来风。卖国的事情咱张作霖不做，可是自己又有多大的份量，来改变目前中央政府对外孱弱的局面呢？现下可做的事情，就是小心翼翼，在大总统处留个好印象，努力侍候好身边的这位督军，这位段督军虽然初来乍到，却是可能决定自己将来前途的重要人物，大总统新派此人来奉天，可是来者不善啊。他有些后悔，不该在之前给中央那封意气用事的电报，估计给当政者一个“有野心”的不好印象。在这当口，可不要出什么事哈！　　段芝贵望着人群，面色铁青。他是袁世凯的亲信，奉天省的督军，掌握着全省的军政大权。就职不到半旬，就发生了这场民潮。他转头看向张作霖，故作担忧地说：“雨亭兄，可要想什么办法才好。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任由此风渐长，恐伤大总统清誉。”　　张作霖深知段芝贵的来历，此人不能硬碰，必须韬光养晦，待机而起。自开始起便对段芝贵极尽逢迎之能事，甚至“不时搜购珍贵古玩，馈送段父，以买其欢心”。虽然他来奉天时日不长，根基也远不如自己长期在此硬气，但是朝中有人好作官，这民国当口，在中枢说得上话的，奉天没几个人。而段芝贵，恰恰是袁大总统派来的。　　“镇压么？老子才不做这伤阴鸷的事。妈了个巴子的袁世凯为计好日本人做皇帝，把祖宗都卖了。老子说什么也不能做这千夫指的事。不过要用什么办法，止了这场风潮才好。毕竟这事闹大了，老子再不作为，对老子的仕途影响也不好。”张作霖心思甫动，忽然看见远处张学良一行如风驰向人群，疾驰的马蹄声在人声中清晰可辨。　　凭心而论，张作霖对张学良可谓寄予厚望。这小六子自幼聪明机智，能文能武，在奉天大儒金息侯门下颇多赞赏，时人谓之将门虎子。不过他年龄尚小，一些事情处理起来未免孩子气、理想化了。像奉天游行这事，前些天还和自己吵得不可开交，说什么“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怪自己不支持民众自发的爱国热情云云。在要紧要关头，可不要被他拆台，到时候在督军那里留下个不好的印象啊！　　张汉卿接近人群，扯一下缰绳，“素练”通人性地放慢步伐，然后轻轻嘶了一声，顿足不前了。多亏是好马，一路上被姜化南略指点一二，驾驭起来却不露生疏之意。他跳下马来，一手执马，一手高呼说：“各位父老乡亲，汉卿有几句腑脏之言，请容某一吐为快！”　　人群已停下，数千双眼睛齐刷刷看着这位奉天城里的名人，将军府里的英俊少公子。不是他有多大的影响力，其实是处在军阀积威之下对权贵子弟的本能反应。要知道此时离清帝逊位不过4年，西方民主思想远未成熟，看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个乡长与百姓讲话时对方卑躬屈膝的样子即可见一般，何况是督军府的少帅？　　游行的人群主要是由奉天学堂的青年倡议并引导的，这里有一拨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民主思想的畅想下，已经有了革命思想的萌芽。不过真要达到后来**党的理论高度还远远不够，他们只是因为奉天地处关外，远离中枢，北京政府对此鞭长莫及罢了。另外鼓噪助威的多是对时局不满、或是对日本人在东北的经济掠夺不满的商贾与工人，只是借着二十一条的由头表达愤懑之情而已。这些为首的青年学生“军”也听闻少帅的民主与豁达，以及对日人在奉天耀武扬威的不满，一个为首的学生领袖便对大家说：“少帅是奉天府最有见识的人了，先听听他是什么态度。”　　张汉卿在厂里做培训专员，几百人口侃侃而谈。现在直面这些示威的群众，不自觉有任何压力。他虚挥一下手，沉声说：“各位风闻日人与大总统私签所谓二十一条合约，或有言于汉卿者，皆谓绝非空穴来风。良自不才，实不信者三：　　其一，既是密约，如何又能广为人知，以至举国哗然？各位拳拳爱国之情，自不必疑。但若是反中奸人之计，以令中央地方再起争端，扰乱民国统一之基业，而为他者利，则其过大焉。为今之计，当期中枢诸公，听其言，观其行，事实不久当大白于天下。　　其二，自民国建立，万民皆浴其恩，人心思定，天下归心。经我中华数万万同胞数十年之努力，及我大总统惊雷之变，驱除鞑虏，清帝退位，得来完整之江山，怎会轻易拱手让人？当朝诸公，皆世之人杰，当知民心民意，又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得蝇头小利？　　其三，中枢诸公，皆经历万难，始得民国之和谐。中廷袁公，更是人中之杰，以雷霆之手段，却显菩萨之心肠。家父久事中央诸公及大总统，深敬其品德之高尚、修身之严谨。常语学良及下属曰：‘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执政以来，以权权之心，极力维护我蒙古与西藏主权，众所周知。所以所谓二十一条之流言，必有人中伤我总统，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秘。　　学良在此吁请各位父老，以大局为重，耐心等待，万勿外敌当前自乱阵脚，以逞奸人之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民众已醒，鬼神难欺。要知今日之宇内，均是国民之天下。大总统为天下计，必不负我天下人。”　　张汉卿长吁一口气，心中暗说：“惭愧，幸亏平时能够有机会洒洒万言，关键时刻还真顶得上。”　　这一席话，有情有理有据，游行人群也只是道听途说心忧天下的冲动之举，面面相觑后，眼看好好的一场游行要泡汤，当先一个领头的青年人大声说：“大家不要信这些官老爷子的鬼话，现在的中枢，对内搞愚民，对外搞卖国。这奉天的督军府和北京城里是蛇鼠一窝，我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同胞们再不奋起抵抗，就要亡国灭种了！”　　游行可以，但当着和尚的面叫秃子，那张大帅可不是省油的灯，杀起土匪来是面不改色。旁边人见他说得激动，有些口不择言，担心青年会引来横祸，赶紧地拉了拉他的衣襟，轻声说：“禁声。”　　张汉卿倒有些佩服这个人的胆量，奶奶的，没吃过亏不是？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当局弄死个把人不比杀只鸡简单？要是在后世，直接一个现行反革命让你两辈子翻不起身，还不带平反的。就是在言论开放的后来，这样的话也是要进局子里跟偷窃嫖娼打架盲流等呆几天改造下的。有道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以为喊两嗓子，民主就来啦？　　还好，当时风气较正，民间倒很少有以言获罪的。领导人嘛，公众人物，要讲究个气度啥的，再说民主思潮从西方传到东方，咱们这些掌握枪杆子的大老粗们还没深刻理解到民主的真义不是？没摸清，就不能随便有什么动作，不见五四运动打了政府官员烧了他家都没事？不见后来轰动民国的调侃大总统徐世昌的记者仅被罚了一百元了事？　　倒是老爸的脸色不太好看。说实话，把自己的便宜老爸张作霖和北京城里的袁世凯大总统平起平坐，在这时还是抬举了他。说坏话就说了吧，这位便宜老爸不应该太耷拉着脸，太没风度啦。　　青年人的话，说客气点是真话，不过以张汉卿的立场，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是老子刚刚醒来还没弄清楚状况吗？好歹也让我清醒清醒想想以后的路再闹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热血青年都是中国未来的脊梁，向正确的路引导，比空洒一腔热血好得多吧？他只是淡淡看着这个人，冷冷地说：“喊几句口号就能让日本人屈服？那我明天在《奉天日报》上为老兄留一刊头条骂个痛快。”　　青年人本已激动的调门瞬间大了许多，他直勾勾地盯着张汉卿说：“如果中国的四万万民众连喊的权利和想法都没有，中国才是真的要亡国了。我今天就是做鬼，也要把民众的心声喊出来，强比你枉称少帅缩头做乌龟！”　　还真是硬的怕不要命的，可是不要命的还怕不要脸的呢。张汉卿知道，这种场合下一昧地质疑、争吵于平息事端无补。一旦激得自己恼羞成怒有了什么肢体冲突，反而更会火上浇油，好不容易可能会平息的事态死灰复燃，这正是对方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快刀斩乱麻，把对方一棍子砸死。他心里直想着“小样，等下给你好看的”，嘴上却说：“是不是真好汉，军营里见。能不能拒绝日本人，枪杆子管用。奉天讲武堂招募军官，同胞们要是真的想保家卫国，那就拿起枪，说话才有用。怕只怕某些人口号喊得漫天响，真正刺刀上膛时，怂了。”　　请将不如激将。他这一声怂了，带着一丝戏谑，人群忽然发出一阵笑声，把紧张的气氛整个打乱了。　　青年人哪受得了这个，大声赌咒说：“我王以哲对天发誓，自今日起即投身军伍，不避刀枪，为国家贡献全部力量，至死方已。”　　张汉卿心里一动，王以哲？历史上东北军的中枢骨干、自己未来的得力助手、姜化南死后的卫队长、能力超强的训练人才与政工人才啊，原来在这里。本来自己重生后就想找几个忠心耿耿的手下，现在竟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若不是自己遇上他，这厮就要投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再见到他，已是五年后的事情了。　　他不动声色地说：“好，奉军就差你这种有血性的好男儿，咱们陆军随营讲堂见。”这番极具鼓动性的话激起了人群的情绪，许多人也大喊着：“算我一个。”　　到这个份上，因势利导才是正解。喧闹的人群，已经从怒气冲天的对当局的讨伐变成热血澎湃的参军高潮了。　　段芝贵颔首长吁，看着张作霖说：“正所谓将门虎子，‘凤雏雏于前’，以后的天下，是令郎辈的了！”张作霖不无得意，哈哈笑道：“诚如香岩兄所言，作霖怕是不敢领受了。”这个小六子，能识得老子的心思，不但让我面子有光，还让军队溶入新鲜力量，不枉了我栽培一场！　　曲终人散时，只留地面上纸片纷飞，一片狼藉。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章 袁世凯的心思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的一席话，不久后就报到北京总统府袁世凯的案头。不是他的话有多动听，而是暗合了袁大总统的心事----在此动乱年代，像张作霖这样统兵的将领、封疆大吏能将儿子教育得这样“忠心耿耿”的真不多见了。　　历史上袁世凯其人，为民国史上一代枭雄：他一手造就北洋系，靠实力逼迫清帝退位，用盟约挤兑孙中山以换取大总统之职。为免于受制于人，施诡计令手下兵士哗变，以达到拒不南下南京就职之目的。上任伊始，即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趁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　　1914年1月，他又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种种集权措施虽然是独裁的表现，却也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之华盛顿”的美誉。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他深知实力对政权的重要，也深得权术之精要。在他当政时，虽然独裁，却也一改晚清政府地方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乏力之弊政。看看史上自袁下台后，民国立刻陷入军阀混战达14年之久！　　他对军队要人的牵制，可谓炉火纯青之境。亲信陆军总长段祺瑞掌兵于内，各地督军拱卫于外，并让督军与各军中高级将领互为牵制，稳将朝中政局掌于股中。　　东北为拱卫京畿重地，他先派亲信张锡銮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不成后再将彰武上将军、署理湖北军务之段芝贵与之对调，以免地方大员盘地生根。　　对张作霖，袁世凯是提防的，这是他对所有手握重兵的地方将领的共识。但张作霖也是一代枭雄，终袁世凯一世，未曾有过明目张胆与中央对抗的表现。同时，袁世凯也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得住张作霖，毕竟，张作霖实力毕竟有限，只有一个师的兵力。　　即使如此，袁世凯对张作霖这位奉天人气王仍放心不下。他调冯德麟为二十八师师长，补授冯为陆军中将衔，授二等文虎幸、二等嘉禾章、三等宝光嘉禾章，在奉天与张作霖平起平坐以作掣肘。又调雄心勃勃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驻守黑龙江，以不让张作霖在东北坐大。同时，驻守吉林的孟恩远也不是易与之辈，诸豪并列于东北，张作霖更显低调。　　天下大定，诸侯归心。此刻袁世凯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他时时仰望苍天，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的心事，当世又有谁知道、谁敢道出呢？　　其实谁又不知道呢？至少，张汉卿对这段进程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的。　　袁世凯的重要谋士，自诩为“帝师”的杨度早在两年前就呈送了《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这话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借着这股风，是年，杨度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在这种有意无意的暗示下，大小官僚无不极尽“劝进”之言，以图得个拥戴头功。从8月起，北京就已经酝酿着改制的暗流。总统府顾问美国博士古德诺在《北京晚报》刊登论君主与共和的利弊，然后杨度等发起筹安会（杨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说什么“从学理上研究君主民主，在中国孰为适宜？”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扩军使，各省城及上海、汉口商会，请派代表来京。　　当然出力最多的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这位未来的“太子”为了坚定老爸作皇帝的信心，极尽绞尽脑汁之能事。也不能怪他，太子之位实在是太诱人了。但是老爸虽然顾盼自雄，但在这件事情上，有心而胆怯，需要大力推一把。毕竟，中国二千多年的皇权政治深入人心，这么大的事情，需要仔细衡量。　　在袁世凯看来，国内大体稳定，没有能够对他产生威胁的事了，但是列强的态度，特别是日本的看法，至关重要。因为二十一条的事和日本闹得并不愉快，他很在意日本的风向。　　《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是最为敏感的。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反之亦然。袁克定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以圆自己的“太子梦”，竟然不惜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顺天时报》，并每天偷梁换柱地送给袁世凯看，这就不得不说是一桩奇谈了。　　“不列颠为君主立宪，而成今天之日不落；日本为君主立宪，以一隅而国家兴旺。今日之中国，共和陷入死地，惟恢复王朝体制，始能扬我中华之故事。”这是三日的头条。　　“君主立宪之风既渐，民众雀跃，谓之中兴有望。大总统当顺应天命，接承民意。”这是四日的编者按。　　袁世凯每天看着这些越来越直白的劝进舆论，心里是乐开了花。但表面上，他还是装作淡定，毕竟，历朝历代，皇帝上位还要谦让三次呢，他不能坏了这个传统。　　可是有一天，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袁静雪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袁静雪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她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袁静雪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其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　　袁克文一向对其父称帝意想非常不满。他其实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他父亲说明。现在小妹出头，当然顺水推舟，问袁静雪：“你敢不敢说？”袁静雪还小，受哥哥一激，有什么不敢的？当下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她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袁世凯。　　对一心王八之气的袁世凯来说，这样的结果很难接受。也难怪，本以为振臂一挥，响者云集，哪想到其中竟然是亲生儿子在搞鬼？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便把袁克定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袁世凯气愤已极，就在袁克定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他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　　从这以后，袁世凯见着这个长子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他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袁克定虽然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这事说来也蹊跷得很，在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从没有活过60岁的，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系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挥之不去，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更是令他感到疑神疑鬼。　　在年届六十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一再进言，宣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是啊，皇帝乃“九五之尊”，位极天下，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要说起来，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称帝一事若全怪在袁克定身上，也不公道啊。再说局势已经骑虎难下，这发动机一加油，瞬间肯定是停不来的。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章 帝制风波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作霖的奉天城官邸叫做“将军府”，这是他在做大元帅之前的虎穴、大本营、指挥部。　　今天小六子的表现让他心情很好，这甚至比他自己得了嘉奖还要高兴。从段督军的表情，他知道他是满意的。小六子的讲话，既向大总统表了忠心，又将一场危机化解于无形，也给督军这位项头上司吃了一颗定心丸。要知道，段芝贵走马上任，随带卫队一团，但留在京畿滦东一带，只带少数人来奉。到奉天时，就下榻于张作霖第二十七师的司令部，以表示对张作霖的信任。反常即为妖，欲盖迷彰：焉知这小子不在暗地里防着老子呢！　　晚饭时，张汉卿又向张作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他说：“父亲想在将军的位置上再动动吗？眼前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张作霖迷着眼睛，盯了张汉卿一阵。让张汉卿身上发了毛：难道自己附体在张学良身上有什么反常让这老狐狸发觉了？历史上少帅应该还算颇有能力，不然偌大的奉军基业也难顺利承接下来啊？还是他的表现不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张学良？　　张作霖半晌说：“说说看？”　　张汉卿说：“袁大总统应该是做腻了总统了，父亲是否有意扶他一把？”根据历史，段芝贵8月入主东北，12月袁世凯就称帝了。　　张作霖虎目一闪，却又长息说：“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从奉天民意即可看出，大总统行的是一招败棋。”张汉卿微微一笑说：“大总统胜败，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天作孽，犹可恕；自做孽，不可活。他身边的人利令智昏，行此败棋，将民国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国家局面搅得危机四伏。但是目前，大总统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只要抢先一步，在中央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下独占得奉天，将来谁做了天下也不能不顾忌父亲的势力。”一席说醒梦中人，张作霖霍然而起，抚着张汉卿的头，轻声说：“小六子长大了。”　　在一帮有心人的“撮和”下，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请愿于参政院代行参政院立法院，要求变更国体。　　文韬必有武略。政客们的激昂若没有将军们的附合，顶多只能是一场闹剧，掀不出什么花样来。但是当晚9时，袁世凯接到的一封发自奉天第二十七师的密电，却让他欣喜若狂：“总统钧鉴：自清帝逊位，国体共和。然人心思定，以大总统为不世之主，曷其能世代永受君恩？君主比之共和，以大总统不世之才，当可以法自上意，民主其下。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　　类似的表态，袁世凯已收到很多，但是作为军队地方要员明目张胆地提出的，张作霖是第一个。　　8月，在奉天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　　另一位同城大佬冯德麟见张作霖如此，为讨好袁世凯，配合段芝贵，也不得已和张作霖联名以东北军和政商各界名流的名义向北京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9月，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等2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登大位”。　　9月，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通电劝进。　　9月，驻奉天、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劝进。　　驻黑龙江、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劝进。　　驻吉林、督军孟恩远劝进。　　驻湖南岳州、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虎威将军曹锟劝进。　　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登基称帝“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　　……　　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数共1993票全票通过。　　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在确定无人被“推戴”后，他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8226；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段祺瑞却坚决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原价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坚决，但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在开始时依然苦口相劝：“总统，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　　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于是，在1915年5月31日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正愁没有借口赶他，他一请假，老袁赶忙答应，同意段祺瑞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后来，段祺瑞曾两次要求晋见袁，皆被袁世凯拒绝，直至最后被袁夺回兵权。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 (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章?驱狼吞虎 - 少帅春秋 - 致君 　　1916年到了，结果如同所预料的一样，袁世凯这个年过得很不开心。他的称帝，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遗症。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连同自己起家的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年前的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并迅速蔓延开来。贵州、广西也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　　袁世凯发现，首先有必要推迟称帝的时间；1916年3月，他终于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　　但为时已晚。　　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　　在四面楚歌之时，袁世凯想到了向他表忠的张作霖，他要求张作霖出兵湖南，并许诺以后可以封公封侯。这是袁世凯最后的一棵救命稻草。　　袁世凯对部下封爵时，曾封张为二等子爵，照袁颁爵时的普遍习惯，中将阶级的师长和镇守使，都只授轻车都尉，张作霖以一个师长而获二等子爵，就表示袁破格笼络他。　　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当时张作霖并不知道子爵是个什么玩意，就问幕僚袁金铠。袁金铠告诉他，古代爵位共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皇家封赏一向苛刻，封一个二等子爵已属难得。然而张汉卿怎能在此时让张作霖自毁“前途”？而且张作霖也自以为对洪宪帝制出过大力，竟不能封侯，遂大失所望，即日递呈请假，表示绝不给他人做“子”。　　当然这是扯淡，聊作饭后谈资。张作霖能从精英窝里杀出并做到一方诸侯，眼光岂会如此短浅？这种关系到自身前途的事儿，岂能如此儿戏？　　不过辞去二等子爵却是真的，这个不是怂，而是装怂。故意以一个大老粗的形象示人，既不会得罪心结很重的袁世凯，也自然地回绝了中央的爵位封赏，为将来的局势发展留后路。张汉卿深知，不久后“反帝制”风波影响之大、于国民影响之深是无论如何说都不为过的。这次风波，直接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启蒙，影响深远。在当下，政治上可不能有这种污点。　　当时所谓请假，便是辞职的先声，辞职又是自由行动的初步。所以吓得段上将军亲自踵门探疾，而张作霖却闭门挡驾。袁想调虎离山，征求张做绥远都统，张当然是一口拒绝，他怎会离开他的老窠奉天呢？　　护国军倒袁时，袁世凯计划调兵南征。2月间，袁召张作霖入京商讨南征问题，袁对张说了许多好话，许了许多好愿，劝张作霖带兵赴湖南，并许诺事成后封公爵。袁以为张会讨价还价，怎知大出袁的意料以外，张作霖竟一口承允，拍胸愿为前锋。袁世凯顿觉得张作霖究竟是绿林出身，有侠义之气。印象顿时好了许多，防备之心也大减。　　张作霖能够痛痛快快答应，与张汉卿的建议不无关系。张汉卿认为对中央不妨虚与委蛇，利用袁世凯还在台上的机会，捞得最大好处是上策，张作霖深以为然。　　张氏父子打的第一个主意，就是消灭二十八师冯德麟、驱除北京在奉天的钉子段芝贵，以奉天为基本，稳居关外蓄精养锐。毕竟，卧榻之傍，怎能容他人酣睡？　　张作霖答应出兵后，要解决出兵的技术问题。袁世凯特别关照陆军统率办事处，对他的需要优先解决，补充饷械，尽量方便。怎知饷械到手后，张作霖却突然变了脸。　　张作霖翻脸后可更厉害，不但用中央的饷械新招了十营兵，还因为他手上有段上将军亏空公帑数百万元的证据，这都是奉天的血汗脂膏，他要“代人民”清算这笔账。此外，他以冯德麟掣肘为由，督促中央要么将其调离，要么明确上下级关系，反正奉天不能有两个老大。　　同年4月20日，段芝贵微服潜赴北京哭诉，袁世凯此时内忧外患一齐迸发，也无法作任何实质性的安慰，只得劝他委曲一点先回任所，再作计较。　　这时袁世凯获得密报，张作霖正命袁金铠起草什么奉天保安会的章程，袁想到辛亥革命时，奉天也产生了一个保安会来和清廷脱离关系，组织保安会便是变相的独立；袁这时候对南方的爆炸局势已经很伤脑筋，自然怕北方也出乱子，而腹背受敌，他知道已无时间拖延了。为了安慰张作霖，他4月22日发表命令，任命廿七师师长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任命廿八师师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　　作为熟悉历史的张汉卿，对后来的变化自然是了然于胸的。可是没料到乃父竟更是技高一筹，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便决心反袁的张作霖表面上还是表示听袁调遣，以便骗取饷械。待饷械到手后突然变脸，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表示不能离开奉天。这一手来得甚是漂亮，连张汉卿都不禁暗暗佩服：张作霖能登上“东北王”的宝座，这两把刷子真不是虚的！　　与张作霖同城竞争的冯德麟不能坐视张作霖得了这么多好处：这年头有军火便能就地征兵，继尔扩充实力。张作霖得了枪，他不甘落后，眼睛瞄上了段督军手中的钱。　　这笔钱就是张作霖所要替奉天人民清算的“公帑”，即段在东北上任后的“收获”。段芝贵是著名的贪官，他自知奉天非久留之地，遂有携巨额官款逃回北京之意。可是张作霖根据张汉卿的建议，说是说了，却没有真的动这笔钱的主意：有钱能壮大不假，但是毕竟中央政府余威还在，考虑到东北局势自己并不占优，张汉卿力劝张作霖不要因小失大，以免成为众矢之敌，并设法下套，怂恿冯德麟动手。　　此时，冯德麟虽然对晚辈的张作霖和自己平起平做极为不满，但他始终认为他们是内部矛盾，在对付袁世凯派来的段芝贵一事上，他们应该站是一起的，于是首先与张作霖做了驱段沟通。其理由是段芝贵是清末的官员，东三省支持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段是罪魁祸首（两人都不提自己曾是摇旗呐喊的先锋），现在东北人仍让这个袁世凯的“走狗”（不再是段将军及老师这个尊贵的称呼了）骑在头上是一种耻辱，应该尽快驱逐他。　　张作霖闻言暗喜，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不过他还是装出一幅难为的样子说：“段将军当年是家父及作霖的恩人，虽然其种种形为为我所不耻，但要作霖对其作出不义之事来，恐为绿林中人耻笑，将来我亦无颜见父亲于地下。”冯德麟虽然惊诧于张作霖的“江湖风范”，却不疑有他，反而心中高兴：“人说张作霖是枭雄，看来言过其实：古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都什么时候了，还念着所谓‘道义’。”虽然如此想，却假惺惺地说：“既然雨亭不便出面，那驱段之事便由二十八师…”　　随侍在彼的张汉卿接口说：“驱段是国家大义，父亲虽不便出面，也要稍尽一份力。这样，父亲便出面劝其离奉，冯伯父则以武力胁迫。段将军见伯父与父亲均态度明确，自然无法在奉天逗留。善后事宜，均由伯父作主，父亲则可保不被诟病，也算对得起这位世谊。”　　于是决定由冯德麟的二十八师演黑脸，和他作下面冲突；张作霖的二十七师唱白脸，吓得他畏罪而逃。让袁世凯的人也知道，奉天人不是好惹的！　　于是张作霖布置军队于某夜开枪，然后假意到段芝贵处报告，说冯德麟要率二十八师部队进城，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张作霖表示自己无法制止。段芝贵听后，十分紧张。张作霖借机劝段芝贵避一避，段芝贵感到这是一个好办法。经电请中央批准，他便乘机攫取巨额官款和若干军火，乘一列专车赴津。　　这一切，张作霖均暗中派人知会冯德麟，明面上还特派张作霖亲信五十四旅孙烈臣旅长率一营兵亲自护送。然而等车行到沟帮子车站，却被冯德麟早已布置的二十八师汲金纯旅的一个团在沟帮子车站拦截了该列火车。团长邱恩荣上车，以奉天军民的名义，交电报两封，内称：“卸任上将军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手携省官款二百万之巨并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奉天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依法处理。”而且士兵又拥到站台上，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　　段芝贵把电报拿给孙烈臣看，孙烈臣看罢，大声不满地说：“岂有此理，等我问问。”即下车到票房同邱团长谈话，却黄鹤一去沓无音讯。段芝贵见孙烈臣许久不回，惊慌失措，立即下令把官款和军火卸下，堆在站台上。　　看到这一切，于是孙烈臣上车后报告说：“奉天各界人情汹汹，一定要截留专车押回，经张代督婉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和军火务须点清留下，并电请中央查办。”段芝贵连忙点头认可，下令交由邱团长清点带回。　　平空得了一笔巨款，冯德麟喜不自胜。张作霖对这笔巨款也是垂诞已久，但能够忍住不动，张汉卿居功甚伟。在他印象中，袁世凯之后，大权归于段祺瑞（老段），而段芝贵（小段）与此老段颇有渊源。为了将来“见面有话说”，只得忍痛。不过不经意间，奉天人便觉得还是张作霖有情有义，不做落井下石的事。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章 翻脸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作霖的目的已经达到，见好就收，段芝贵即被放行，就这样灰溜溜地逃出了奉天。不过送佛送到西，张作霖仍让孙烈臣率一营兵护送到他天津，满了人情。段芝贵因此也觉得张霖够义气，对冯德麟则大为不满，毕竟自己辛辛苦苦刮的赃款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利益的是冯德麟。他到北京后，面见袁世凯，极力保举张作霖，对冯德麟则大加斥责。　　在段芝贵离开奉天前夕，张作霖感觉到是时候夺取奉天大权了，便正式公布了《奉天保安会章程》，即是此时各省提出的《独立宣言》的翻版。袁金铠还出面煽动商绅和各界团体，倡立自治，以奉人治奉相宣传。　　袁世凯探知这些消息后甚为吃惊，但此时，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相继爆发了以孙中山领导的反袁起义，袁安排在各地的旧部为了自保纷纷倒戈。如果东三省再出什么乱子，张作霖带兵入关，他将腹背受敌。　　看来张作霖单单一个奉天督理军务的位置已经无法博得其满意了，就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再三的袁世凯不敢另派他人去奉天，只好在冯德麟和张作霖之间选择一人正式接掌奉天军政大权。他考虑奉督人选时，征询了段芝贵的意见。　　其实当时的人选只能有张作霖和冯德麟二人之一，这是由实力决定的。而段芝贵对唱黑脸的冯德麟恨之入骨，故推荐了张作霖。袁世凯对张作霖的印象向来不错，亦表同意，遂发布了任命状。授张作霖盛武将军衔，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统握奉省军政实权。而冯德麟虽然同为一师之长，但是被任命为军务帮办（副职），居张之下。袁世凯和段芝贵分别以张、冯为正副职，也未必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冯德麟当时五十岁，而张作霖是四十一岁。冯在张面前，总是以绿林前辈自居。冯德麟是秀才出身，远比张作霖“高贵”；在绿林时已拥众数千，非张作霖的小打小闹所可比拟；而受招安后的地位也一度在张作霖之上。张作霖以征讨蒙匪有功，在徐世昌的提拔下，得以与冯德麟同为巡防营统领。此后二人地位相当，关系也相当融洽。　　但是张作霖就任奉督，果然惹恼了那个绿林前辈冯德麟，这便是张作霖要排除的第三个障碍了。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冯德麟固然可以在双簧戏中唱黑脸，让好兄弟张作霖唱白脸，但后来一知道是被张给利用了，这一气便非同小可，何况这个昔日的绿林晚辈竟摇身一变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冯德麟认为，赶走段芝贵自己功劳最大，却为他人作嫁衣裳，让张作霖坐享其成，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拒绝接受这个任命。　　张作霖一接到这个任命后，心愿已足，当然开心。但是冯德麟岂是易与之辈？弄不好鹤蚌相争祸起萧墙。父子俩私下商讨良久，还是张汉卿决断说：“父亲应该严正辞去这个职务并努力电告中央推荐冯师长担任。”父子相视狡黠一笑。　　辞职是表达一种豁达态度，不是我想要这个职务，而是中央力主。我不但不想与老大哥争职，还努力推荐给中央了，这还不行吗？到这个份上，你冯德麟纵不服，也怨不得我。　　于是张作霖召集众人开会，痛哭流涕，大骂段芝贵使用离间计手段，挑拨兄弟感情。他当着冯德麟的面，让人给北平发电报，坚决不接受北平政府的任命，还极力保举冯德麟做督军，说自己无德无能，奉天只有冯德麟才能领导云云。北平政府回电不准，张作霖再三请辞仍不批准，甚至连退一步要将巡按使的职务推荐给冯德麟也不行。　　当然不会批准！一省军政长官的任命岂能如此儿戏，被推辞人还能推荐？要是中央真的这么好糊弄，袁世凯也做不了这个总统。　　最后，他手下53旅旅长兼盟弟汤玉麟说：“你一定要请辞，北京政府再派外省的人怎么办？我看还是先任了再说吧。”大家一致认为汤玉麟的看法正确。冯德麟看着张作霖在他的面前当面请辞，在大场面上被将死，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又有众人的极力劝说，真的也担心再闹下去，上面再派下来个督军，那就得不偿失了，无奈“只得”如此。　　不久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改各省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张作霖遂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奉天为东北最重要的一省，取得奉督地位，鼎定了他日后成为东北王的基础。　　会上被逼着无法吐露不满，散会后冯德麟越想越不满：这会场上都是张作霖的人，为他说话是当然的了，怪不得自己感觉一直被挤兑。因此决然地拒绝上任，连张作霖庆贺上任的酒宴也拒绝出面，大扫老张的面子。　　张作霖和冯德麟的交恶由来已久，即使现在张作霖已经在名义上的奉天“大帅“，冯德麟还是能够我行我素。之所以能够不甩张作霖，与他的赫赫“战绩”分不开。　　冯德麟，原名玉琪，又名麟阁，字阁忱，奉天省海城县西北龚家地村人氏，幼年家贫，食不饱腹，但身高力大，17岁当“胡子”强捍乡里而闻名。中日甲午之战，清府败之，俄国以“三国干涉还辽”为由，于 1896 年《 中俄密约 》，签修复中东铁路权，1897 年出兵旅大，1900 年 7 月，沙俄悍然出动十多万大军进行武装干涉，兵分七路入侵东北。“胡匪”乘机而起。辽西地方乡绅，为了保护家产的安全，组堡防、乡团、联社会。冯德麟在辽阳界内的高家佗子成立大团，得到黑山县齐家窝棚举人刘东闽（春娘）的支持，专去奉城（沈阳）为冯德麟请命得准，以“保境安民”冯德麟与占据姜家屯的洪辅巨，辽中的杜立三、田庄台的金寿山，江家屯、红罗现山绰号“五大哨”的江显珍、江显泰、范四、范五和台安、黑山的张景惠、张作霖抗衡。　　日俄战争爆发后，冯德麟及其部下汲金纯组织“花膀子队”（农村百姓，身着便装，色杂不一，为了识别在膀子上刺上花纹），以大刀、长矛、土枪等原始武器，袭击俄军，受到日军的关注。　　1904年夏，日俄双方会战辽阳，日军大山岩元帅先后派日本人林宾宜、川崎等与冯德麟联系，邀冯德麟参加“东亚义勇军”（全称：大日本帝国讨露军满洲义勇兵） ， 因冯德麟派李子阳前去接头，大山高兴地表示，愿意补给枪支弹药。冯德麟从日本人手里弄到二十几大车军火，充实了战斗力。冯在日俄战争中牵制了俄军，日本战胜了俄国，日本明治天皇，特奖他“宝星勋章”一枚。冯德麟抗俄、骚扰俄军，深受群众的欢迎，冯德麟的队伍、有牛庄、海城和镇安（黑山）广宁（北镇）其队伍共有大小一百零八帮，号称一百单八将。　　1905年3月10日，日军进沈阳后，入吉林，俄军战线深入吉境，日军欲遣散冯部，担心“遽失该党之心”，日本少将福岛亲自出面，规劝清政府对冯进行招抚。日本少将福岛亲自到盛京将军官邸拜见赵尔巽，保荐冯德麟与杜立三。福岛对赵密言日：“杜不足信，愿君图之多冯某忠实，久不渝也。”经过福岛的一席美言，赵尔巽将冯及其所部招抚，冯任河防营统带，由统带而新安军统领，而巡防营后路帮统，而巡防营左路帮统，进而充任巡防营左路统领。（为了密商此事，盛京将军赵尔尔巽与北京军机处、外务部，以及袁世凯、良弼、那桐等人，函电不绝）。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1月17日，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企图推翻清政府，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兰天蔚、张榕、徐境心、张根仁、柳大年等积极响应，）张作霖、冯德麟全同赵尔巽站在一起；张作霖把中前路巡防营开进省城，稳住了赵尔巽的阵角，冯德麟则率左路巡防营死守辽西，卡住山海关，冯于十月十三日，亲自带兵驰赴辽中、镇安、彰武、连山湾、绕阳河一带。赵尔巽甚喜，以“稍酬知遇（指受抚）之恩，借图犬马之报”。馈赠貂裘一件，并赞扬冯德麟在时局艰危之际，能“忠义奋发”，“力斡危机于万―”。　　民国元年（1912 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9月1日，北京国务院电命张作霖为二十七师师长，冯德麟为二十八师师长，补授冯为陆军中将衔，授二等文虎幸、二等嘉禾章、三等宝光嘉禾章，与张作霖平起平坐。所不同者，冯部二十八师驻广宁（北镇），张作霖的二十七师则驻在省城，两人驻地不同，冯德麟见张作霖驻在省城，钱多粮广大占优势，便感不快，两人乃渐生裂痕。　　如今只得一个空洞的军务帮办，而张作霖把握住时机，赶走了段芝贵，争到了盛京将军，就是奉天督军了，附带着还有一个行政上的省长职权。虽说军人政权里省长这个职务远逊于督军，但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左右各种资源的分配，全占先机。本来自己和张一样身价，驱逐小段时，自己也曾在防区广宁呼应。现在摘桃子时却发现轮到自己的是又瘪又小，当然大为不满，因此赌气不肯就职，张作霖就将军职时，冯也不肯去道贺。　　张作霖大为扫兴，他开始尝到当年他的上司张锡銮和段芝贵的苦果。为了要应付这个桀骜不逊的“部下”，他安排自己的盟兄吴俊升（时任陆军第29师师长）、马龙潭（镇守使）出面“劝驾”，劝冯勉就帮办职务，冯知道吴和马两人是替张做说客，竟予挡驾。张作霖不得已，只好亲自踵门访冯，低声下气地向冯说了许多患难弟兄有福同享的好言语。冯仍气嘟嘟地提出了就职的条件，就是要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开支、编制皆与将军公署同格，要有骨有肉，设参谋长及四课，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具体地说冯要和张“地丑德齐”。　　张作霖不悦，电请袁世凯“裁决”。袁以“于体制不符”为由，回绝了冯的要求，只答应每月另发办公费十五万元。冯德麟则拒不接受，返回北镇。袁世凯乃派张锡銮来奉调解，未果。张作霖转而采用软招，派原任54旅旅长、已接任自己27师师长职务的孙占鳌（烈臣）携带礼品和现款30万元，到冯的防地广宁犒军，委婉而恭敬地劝冯回省。冯德麟态度益发强硬，颇有要向张摊牌之势，张作麟仍委曲求全，不愿真和冯翻脸。　　不过冯德麟闹归闹，却在大场面上被张作霖将死。杀人不过头点地，张作霖已经这样了，你还想咋地？从中央到廿七师上下都觉得他实在不可理喻，就是他自己的廿八师，也有不少人么下腹诽，说这个帮办做事不地道。在这种形势下，虽然知道吃了闷亏，却也不敢真的和张作霖闹翻，于是顺坡下驴，终于勉强答应做这个军务“帮办”。　　5月20日，冯德麟率步、马、炮五营，耀武扬威地班师进城，并在沈阳城南风雨坛设立28师办事处，与张作霖之将军府相对峙。张作霖知道冯已来省，即亲自赴冯的办事处趋访，极力表示好感，可是冯德麟的心结仍未打开，因此态度便谈不上友好，带理不睬的。张作霖回将军府，冯德麟也不去回拜。当晚张在将军署备酒为冯接风，冯推说不舒服，拒不赴席。张作麟便只好移樽就教，把酒席抬到冯德麟的办事处，并召歌妓前来侑酒。冯踞坐首席，像个木头人，一动也不动。　　冯德麟表面上得了面子，却不知不觉间失了里子。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章 冯德麟的胃口 - 少帅春秋 - 致君 　　冯德麟有兵有枪，又仗着中央管辖无力，有恃无恐，向张提出三个条件：“其一，要求帮办权利与将军平等；其二，用人行政相互咨询；其三，拨二十万元为冯购买飞机”。　　冯这次来省，不是辞职。他拍电到中央，只说“廿八师需扩充，请准招募七营兵”，并指定北镇县为军务帮办公署所在地，公署开办经常费和增兵所需饷械，均请大总统令饬盛京将军如数照拨。北镇县是冯的家乡，东北著名的医巫关山就在县境内。冯并且下令给奉天财政厅指拔50万元为编练飞行队（即空军）的经费。他这趟只在奉天住了一天，第二天即赴北镇县视察防务。　　张作霖没了手脚。他刚任命为督军，正要大展拳脚，不料却有冯德麟这个掣肘。兴兵动武，自己并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借口，反而会给他人以跋扈的口实。而且自己虽然贵为奉天督军，所能调动的无非是自己的嫡系27师。冯德麟久经战阵，真的刀兵相见，未必自己会占上风。他有心讲和，虽然愿意让步，却不愿让到这个地步。因此乃向中央请示，袁答复张说：“成立帮办公署于体制不合，未便照准，但军务帮办办公费准月支15万元。”张深深佩服袁的解决办法，便拿了这封电报和15万元第一月办公费去见冯，满以为冯会同意，不料冯竟拒不接受，同时拍电给袁请求辞职，且不待袁的答复即率兵径返原防广宁。　　张仍对冯用软工，他雇了大批工匠修缮廿八师驻省办公处，内部装修一新，特别是冯的办公室和自己的完全一样，然后派自己的参谋长杨宇霆赴北镇恭迎冯帮办来省就职。张汉卿劝他说：“父亲一再容让，而冯师长却一再紧逼。这样的人只怕再多的条件也不会满足，除非父亲将督军职务拱手相让。否则，徒长对方威风，而使奉省上下对父亲的威望产生疑虑。”　　张作霖也气得不轻，他望着张汉卿，沉声说：“小六子，若不是我顾忌着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我怎么会让妈了个巴子的冯德麟处处和我为难？”　　本来张作霖还寄希望于“中央”调停。哪知道袁世凯这个老奸在用人上一直是分而制之，对张、冯互争，私心窃喜，因他惯于嗾使部下互相牵制，不愿养成一个独霸一方的地方人物。然而帝制失败，他不愿奉天再闹出纠纷，所以他便请他的老把兄张锡銮，要他以老上司资格再到奉天担任调人，怎知“快马张”竟一口拒绝，他说：“我老了，他们这些新贵是不会听我话的。”　　6月6日冯又带了大批人马来省，向张提出了三个“起码”条件：（一）帮办的权限和盛京将军完全相等。（二）全省用人行政彼此互相咨询。（三）财政厅指拨20万元为第廿八师添购飞机之用（原索50万元）。张要求冯让一点步，冯坚决不肯，张又低声下气去见冯，冯竟挡驾。张作霖实在忍无可忍，乃电袁辞职，并请袁派张锡銮克日来奉维持地方秩序。这时候正是袁“皇帝”归天的时候，天旋地转，北京方面忙于大事，谁也来不及管他们闲事了。　　北京既然管不了奉天的事，冯乃向张提出最后通牒，限当天答复，张遂请吴俊升出面缓和，吴见冯时刚提到“将军”二字，冯就破口大骂说：“他是什么东西？”吴向冯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冯乃提出三个最后也是最低的条件：（一）用人行政需征同意；（二）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万不得已时须协同办理；（三）张作霖亲率廿七师全体营长以上的军官齐赴廿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　　张了解冯的个性，他的讨价不能还价，越还价讨价越高。如要妥协，只好马上答应冯的苛刻条件。6月11日张作霖堆着苦笑，率领他的高级军官到廿八师办事处向冯道歉，并且答应了冯全部条件。这一趟倒让冯平了气，他也笑脸相迎，还邀请吴兴权、马龙潭两位镇守使陪着张叉了几圈麻将，大家打了一阵哈哈。　　“妈了个巴子的欺人太甚！”张作霖匪气直冒，他深感这趟丢人丢得不小。过了几天，上海的报纸把他向冯道歉这一幕和盘刊出，气得他几天都出不得门，下令捉拿访员并且开始检查邮电。　　军务帮办是他这个督军的副手，不过他的这个副手却非要和他这个主官唱对台戏！要是按他以前的性子，早就挥师杀个你死我活不可，不过现在的张作霖可不是以前的土匪王了。不过张作霖一直忍让，倒不是他的力量不足。要知道新军36镇（师）依照德国编制而建，都是2旅4团制，张作霖自打“骗”了中央军火后又新编制了10个营后，他的27师已经辖了3个旅及1个师属炮兵团、一个卫队旅，在当时的北洋军中，算是战斗力比较好的了。他的装备、人力都比冯德麟又多又好，还占了个“上司”的名义，真打起来绝不会吃亏。之所以忍让到现在，主要是害怕杀敌一万，自损七千，让吉、黑两省的军阀平白占了便宜，这个道理他懂。　　张汉卿只静静地说了一句话：“父亲不用着急，冯德麟背离中央，又名在父亲属下，于理于势都不是父亲对手，除掉他的机会多的是。眼下当务之急是理好奉天军政民政。只要牢牢控制奉天，还怕他28师飞了去！”自打张学良连环用计，使他既得实力（升官扩军），又得人望（段芝贵到现在还念念不忘这位驱他始作俑人物的好），使他对待自己这个年轻的长子的态度越来越像主帅之于军师，而不仅仅是父子之情。　　汗～～，只有张汉卿知道，他这是沾了先知历史的光！在历史上，这些计谋可都是张作霖自己想出来的，没半点“少帅”的功劳。不过摸着石头过河，和扶着石头过河，感觉绝对是不一样地！　　张需要真的和冯合作，冯则是和张假合作。在这次表面和解后不久，他就在他的防区内把张所委派的各县警察局长，一概拘禁起来，要他们供出曾花了多少红包买缺，他宣称要向张算账。这是过去张作霖采取这种手段对付段芝贵而迫段下台的手段，冯德麟现在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接着，他又发出通电，率领全军将士辞职，电云：“张督为人极英明，能实心整顿军事。麟所部将士均属下乘，宜即退避贤路。” 　　武人通电辞职，向例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法，冯这次率领全军辞职，则是武人辞职中的一个创格。张作霖实在受不了，乃郑重问冯德麟究竟目的何在？冯开出条件是要兼任省长，张作霖到了最后关头，自然不肯让步，他坚决地拒绝了冯。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章 枭雄之死 - 少帅春秋 - 致君 　　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曾追随他多年的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到最后，袁世凯的身体也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又在袁世凯的面前大声争吵了起来。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再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在奉天将军张作霖的“推荐”下，54旅旅长孙烈臣继任27师师长。在此时候，能够依靠的军队非张作霖莫属，自然有求必应。然而张作霖开始大力进行军事训练时，浑不见答应袁世凯出兵的动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不灵转了，袁世凯见大势已去，于5月下旬忧愤成疾。　　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作为帝制的倡导人的杨度，在洪宪帝制一出台时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杨度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作为自清或是自抑，杨度写下挽袁联以明心志：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然而无论如何，一代枭雄，却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不过按张汉卿的意思，却是“自作孽，不可活。”老了老了来这一手，难道真是人老糊涂了？看来后世屡屡强调废除干部终身制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如果真的那么一天，张汉卿也决定绝不恋栈，见好就收，至多搞个资政或是顾问委员会什么的，大场面上能过得去，在青史上留个高风亮节什么的，不亦快乐乎？这些人为什么偏偏看不开呐！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章 军阀时代 - 少帅春秋 - 致君 　　纵观袁在后来的败笔，史学家们各抒已见。但是不可争议的是，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在中国形成又一轮的军阀纷争。在1926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使得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在西方列强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出现了停滞不前，从此近代史上又落后几十年，中国一蹶不振。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它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是的，从现代角度再来看民国初期的政治，特别是政治强人袁世凯之后的政局，才会发现：整个中央政府形如一盘散沙，没有谁有绝对的影响力及制约力，“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同现代的美国，这种分立是一件好事，可以有效防止一家独大，从而在日常国家事务的处理上相互约束。但是在一个充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国家里，这种各自为政是十分危险的。欧美日竞相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会让中国继续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一蹶不振。　　袁世凯彻底退出中央舞台后，他的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一职，而其麾下的大将段祺瑞则担任总理。虽然同属北洋阵营，两人却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派系：直系与皖系。两位冤家在袁大总统尸骨未寒之际就正式翻脸，连带着各省的督军们也纷纷站队，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北洋军阀直奉两大派系。　　这时候，直系势力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北京、河北、江西，而皖系则占有陕西、安徽、浙江，以及段祺瑞连任七届陆军总长所培植起来的深厚的人脉和势力。除此之外，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运动”力量也将在广东组建护法政府并担任大元帅，与北方形成对峙。直系为英美所支持；皖系则由日本扶持；而广东政权，则同时与英日相呼应，但为国际社会主流所不承认。如果时空不转移的话，在不久后即倒向苏俄，从而形成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此时的奉系，尚未完成力量的整合，并未在政治舞台上有比较大的能量。但是前三者的纷争，标志着近代中国正式进入最混乱的军阀时代。　　张汉卿也从穿越中清醒过来，正确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国，不是模仿所谓共和的时候。散乱的中国，需要的是集权，需要的是能够统一全国的大军阀。同历代王朝更替一样，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声音，一支只服务于中央的军队。他在现在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他便宜老爸的势力更雄厚，从而达到这个目标。　　张汉卿前生时对政治大势、历史发展倒是在行，对军事知识的了解也只限于看看《舰船知识》、《兵器知识》等杂志，或者在新浪网上和一帮愤青们纵横天下大势而已，另外由于对毛伟人的景仰，对他的军事思想有非常独特的欣赏。时代不同了，超前的军事素养并不一定会适合落后时代的军队。偶尔有新奇的点子或许会让人有提醍灌顶的感觉，但若是一味夸夸其谈，而不管现状，有落入纸上谈兵的风险。　　再说他本人也只是在高中大学阶段受过两个月的军训，军事知识只能是高屋建瓴地“宣导”，倘若亲自来传授所谓“新时代的军事思想”，那就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一句话，只能务虚的，不能来实的。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但他却知道带兵不是像电影里那种指挥官手枪一挥大喊一声“兄弟们跟我冲”，就整师整团冲锋陷阵从而一举拿下对手那么简单。后勤、给养、训练、通讯、装备、思想处处都要留心，历史上因一念之差胜败之势翻盘的事情多了去了。将来和日本人动手，虽然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但是战术上更要重视敌人。自己不懂点知识，到时候将熊熊一窝可不得了。　　从这一天起，张汉卿挂职任奉天巡阅使署高级参议，军衔为少校，帮办军务。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章 讲武堂 (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对张汉卿而言，不但自己，就是老27师的官兵们也甚少受到系统的军事培训，这对一支立志于撑起东北一片天、并伺机壮大的军队来说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另外，没有带过兵的军官，是不合格的；没有受过合格训练的军官的指挥，在战场上就是对军人的犯罪。在这个意义上，他要读军校。而且他深知，旧式的军队是无法支撑起改造国家的任务的，他要择人善用，打出自己的一片天来，这一前提是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军官。　　东北有军校，那就是东北讲武堂。　　1907年8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各省应在省垣设立讲武堂，作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遂借用奉天陆军小学堂房舍（大北关老将军府院内）最终设立东三省讲武堂。1908年10月移至奉天省城小东边门外，校名始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又改为陆军讲武堂选拔巡防营优秀军官入堂培训，学期一年。辛亥革命后停办。　　这个军校在1912年的时候，因为张作霖的巡防营改为陆军师，张为整顿军队，又继续开办，名为陆军二十七师随营讲堂，分为军官团和军士团，1915年因中日交涉再次停办。直到1918年末，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阅使，为在东北进一步称霸，大肆扩军。为了解决军官不足问题，1919年3月，在原东三省讲武堂原址重新开办讲武堂，校名定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隶属东三省巡阅使署，先后举办八期。作为奉系军阀的军官学校，奉系军队的高、中级军官基本都经过它的培训。它在提高奉军的战斗力，促进奉系军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军校史上也非常著名，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及后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并列为当时中国的四大军官学校。　　奉天讲武堂原来就是东三省最高的职业军官培训场所。东三省讲武堂的教官，都是在军队中有一技之长的人物，各有特色。像吴俊升精通骑兵作战之法，张作相在步炮联合方面颇有所长，以及姜登选的步兵操练等等，在当时军界都是有名的。　　在可预见的将来，父亲麾下的军队起来越多，如何很快完成对军队战斗力和指挥能力的提升？答案是教育和培训。为此，他积极游说张作霖尽快重新恢复奉天讲武堂的开立。而雄心勃勃的张作霖亦认为：要想雄霸天下，必须要有雄厚的兵力。为此，他在整军经武、大肆扩军的同时，深感军事人才匮乏。当真是父子有感应，两人一拍即合。　　仿照后世黄埔军校的成就，张汉卿积极建议张作霖亲自担任奉天讲武堂的堂长（校长），以彰显其重要程度，从而带动各级军官入学的兴趣。在中国，这是官场常态，像乾隆就是兼任了《四库全书》的总编撰，从而使纪晓岚得以顺利完成此一重大文化盛举一样，所谓老大难，老大出手就不难。当然，能够培养并掌握嫡系亲信是另一个隐而不发的深层意义。像老蒋，不就是靠着黄浦军校的一堆毕业生才能够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几十年吗。　　张作霖委任张作相为教育长、孙烈臣为总队长，设教育、庶务、军需、军医、兽医、书记各官，学员编为四个中队。堂长之下设监督一人，由张作相兼任，肖其煊为教育长，增设步、骑、炮、工、辎术科担任官各一名，由队长或教官兼任，中队设置步、骑、炮、工、辎五科，培训对象主要是奉军各部队在职初级军官，每期400名，学期一年。　　学习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部分。学科有两项，一为六大教程（战术、兵器、地形、筑城、交通、军制），二为典范令（各兵科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通信教范、内务规则、陆军惩罚令等），以及马学、卫生学等。 　　术科则包括操场教练、野外演习、技术体操、劈刺、马术等，教官由国内各军官学校和留日回国军官担任。　　27师所有排及以上军官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这种进修，是为军官班。由于人数较少，经张汉卿建议，除招收现役军官外，同时留出一半名额供有志于从军的青年学生、及一部分有小学知识程度的士兵报考，入军士班，学习期限亦为一年，但青年学生毕业后须见习三个月方准补用为初级军官。　　不要小看这些学生：相比于传统的兵油子，这些青年最大的不足是未经实战，但是只要有充足的时间，这些能够识文断字的书生绝对会后来居上，因为高素质的军士可以更快的掌握高技术武器，多兵种合成化程度也高。有文化的士兵同样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经过理论的熏陶，其战场经验可以很快地转化为知识，并迅速提升军事水平，事半而功倍。　　当然，这种培训不是一帆风顺的：习惯于大老粗生活的军官们非常不情愿于重新拿起笔杆子重回训练场，只是张作霖有严令，未经讲武堂进修合格之人员，不能从事于各级部队一线主官的岗位。当然，有机会晋升的识字士兵及投身于军营的社会青年学生们对于这个既能提升军事素养又能很快看得见实效（职级）的讲武堂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理来加入的，其学习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同样是基于充实自己的心理，张汉卿自告奋勇要参加第一期的培训，这让张作霖大吃一惊。这个长子他是清楚的，聪明机智是不用说的，在近来即有十分夺目之表现。但是作为少帅，他又惯常不为清规所扼累，小小年纪，能够吃得了这个苦吗？不过，儿子主动要去锻炼，做父亲的当然乐见其成。就是张汉卿不愿意去，他还要想方设法逼他咧。在这个乱世，执掌兵印子，没两把刷子怎么行？　　他深知儿子冲动的个性，便装出很惊讶的神情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不了几天干不了，又出来了，那不是给我丢人吗？”　　张汉卿被老帅一激，忍不住说：“人家能，他们干得了，我为什么就干不了？”　　张作霖说：“好，你若能在讲武堂毕业的话，你出来我就给你个团长当当。” 　　张汉卿一乐，嘿，不用你激，我本来就是要学点东西，不然怎么在这乱世混？好好混一年，还能平白捞个团长。在后世，这团长怎么着也得是个上校。按照县团级的说法，到地方上大小也是个处级干部了。　　就这样，张汉卿进入奉天讲武堂炮兵科学习，成为讲武堂炮兵第一期学员。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章 讲武堂 (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奉天讲武堂内勤学的学员中，有一张非常年轻英俊的面庞。要知道，此时的张汉卿只是年满16周岁而已。要不是生活条件要远优于一般的学生军士，这个面容实在是有些年轻得突兀了些。　　在得知与自己同吃同睡同行的这位公子哥原来是大帅府的少帅时，一些老奉军军官心理便有些不屑：“是来镀金的，这样一来职务升迁便有了很好的理由。”不过眼里却都是热切的----毕竟是少帅，条件得天独厚，近水楼台而先得月。如能套个近乎，只消在大帅那里时不时露点口风，升职是指日可待啊。倒是同期的学生军们少了这些顾忌，可以放开自如地畅谈各种理念。当然他们也惊讶于这位少帅的刻苦与聪明。　　张汉卿的学习训练确是很刻苦的。　　有一次野外战斗演习，学员要全副武装。背负着几十斤重的装备，进行跑、跳、跨跃障碍，对十六岁的“公子哥”来说，实在不是一件易事，用找罪受来说也不过份。演习完进攻、防御、追击、退却等科目后，还要进行野外露营及“阵地彻夜”。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别说是露营，就是操练，手、脚和脸上也像猫咬一般。张汉卿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待到天明，指挥部又命令跑步向省城“转移兵力”，落伍者甚多，甚至一些老行伍也未能落全。但张汉卿不但没有掉队，还帮助其他学员完成演习。　　成功通过这样的多次近乎残酷的训练，张汉卿赢得了包括老将新兵在内的全体人员的敬重：这个少帅，不简单，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　　当然，少帅的亲和力是赢得众人团结的重要因素，无他，这年头能够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团的高干子弟凤毛麟角。少帅的渊博的知识和考试能力也是众人愿意追随左右的另一重要因素。　　平时他在讲武堂的学习是非常刻苦的，自觉遵守校规，尊敬教官，团结同学，刻苦训练，从不搞特殊，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当然，讲武堂考第一，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力，实在是讲武堂的学员那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行伍的人，知识能力与这位现代人确实有一定的差异，当然，还要再加上张汉卿本人在讲武堂也是很努力的。　　而张汉卿给人的最大印象还在于他能够在各种场合让培训军事战略战术的教官们见识到他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眼界与令人耳目一新的军事观点：现代战争比的是后勤与综合国力、大纵深与高机动是未来战争的亮点、在假想与日本为敌时相对弱小的中国要用空间换取时间从而可以在现阶段即可以对付强大日本军队的持久战、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同样可以让一支弱小的军队在短期内实现强大等等。让人怀疑他是否得了教官的“小灶”以逞其表现欲，但是众所周知的是目前在奉军内部，尚没有哪位教官能有这种超前的军事思想。　　于是他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月又考了个第一……不遭人妒是庸才。当时学校里闹点儿学潮，忽然传闻考试有人作弊。教官就让张汉卿与别人调换位子，可是他成绩仍然很好。第一期的两个教育班有差不多有一百多人，有一天老师出了四个题目，结果，除张汉卿之外，没有一个人答完全。　　如果你比别人强一点点，别人会嫉妒或是中伤你；但当你与别人的差距不是一个等量级时，别人只会仰慕你。张汉卿在经历了由嫉妒到仰慕的转变后，深刻地体会到原来此言真的不差。　　无论文武项目，张汉卿都显露出乳虎啸谷的锋芒，这样一来，引起一个教官的注意。　　六月的一天中午午休，张汉卿正与几个“粉丝”也是对日的强硬派愤青闲聊，一位魁梧的中年教官背着双手贴近这群人。　　在看到来人后，原本处在松弛状态的学员们立刻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其目光，这种氛围立刻使张汉卿感觉到来者非同凡人。他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朗声说：“炮科学员张汉卿请教官训话！”　　来人回礼毕，微笑着说：“听说你有一个持久战的观点，认为日本不可怕？”　　张汉卿之所以推出这个论调，实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恐日心理已经达到他不能承受之重：日本在东北违反条约霸占了远超南满铁路傍三十公里的地方、干涉中国各种内政对外政策条款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而无论从中枢到地方以至于奉军内部，都认为中日若开战，中国必败，何况于偏居一隅的东北？从而形成一种怪圈：中国之于日本，愈害怕则日本愈嚣张；日本愈嚣张则中国愈害怕。很多时候，这种恐惧才是真正的大敌，会严重影响军队的士气与国民的观感，从而产生更多的威胁，严重影响战略的判断和战场执行力与勇气。　　是以他把老毛的精典学说提前了20年在各种场合向军官们论述，是在用一己之力憾动整棵大树。　　见教官来问，张汉卿不假思索。就是他们不说，自己也要设法将自己的观点灌输于他们，以传授及告之更多的人群。他严谨了措辞，将持久战的理论又一次更精确地复述：　　“是的。学良认为日本不但不可怕，而且他们怕的反而是我们。表面看起来，中国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仍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日本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大国中的一个。因此，构成中国之不能速胜的基础，也构成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　　但是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中国有渴望统一的传统，只要现阶段能够真正完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同时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诚然，中国没有做好与日本一战的准备，但同样日本也没有准备好。短期内他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占领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不久后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后形成的一段和平发展良机，只要中国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完成统一，使资源与工业力得到整合，中国人民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迎接挑战，越来越上升的中国会让日本越来越难以产生完全对抗的勇气。假以时日，时间在中国一边。这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也就是持久战的意义。”　　中年教官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热切的神采。这样的论调，以他的眼力，他私下里也琢磨到些许，但是被张汉卿如此独到的分析出来，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张汉卿依然从他的眼神里读出“精辟”的意思来。　　不过只一刹那，中年教官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态，仿佛很自然地问道：“依你的意思，中国难道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吗？”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章 论道 - 少帅春秋 - 致君 　　这话问得有些意思了。　　众所周知，现在中央政府分为直、皖两大派系，另有一个广州政府在事实上独立，但是名义上，中华民国仍然是一个国家，大家都没有异议。教官的话，有些考校国家大局的意味。　　张汉卿胸有成竹：“所谓现代国家，无例外地对外表现在独立外交、司法、海关，这一点中国远远不及；对内则政令及军令统一，这一点中国的表现更是有目共睹。从民国成立起，各省便是事实上独立的军政体系，现在的民国体制既不是联邦，亦不是邦联，亦不是共和，而是由各路军阀凑合起来的集合。单以东北而论，为中央政府所力所不及，但三省亦各有其统属。即以奉省来说，同样还有冯帮办的另一股势力，俨然分庭抗礼之势。所以我说，中国当前远不是统一国家，离统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中国有‘全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传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真正统一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坚信。”　　中年教官欣赏之色又浓了一层，但是他接着问：“有见地。那你看来，是谁，最终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任？段总理、徐总统？还是孙先生的力量？”　　张汉卿心内暗暗吐了口唾沫，这在上时空可是连小学生都懂的常识。他充满自信地说：“直皖系难成大业，孙中山先生目前之政策仍处在模糊阶段，尚未能团结中国绝大部分的民众，现阶段都不可能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中年教官追问说：“所谓孙政策之模糊是指什么？”　　张汉卿微笑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富有远见的领袖，但是孤掌难鸣。他为了达成个人的政治目的与意图，不惜在国民党之外另立新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但是中华革命党却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这使得他的力量大弱，削减了国民党的执政基础----不是说这样做不对，而是现在的国民党鱼龙混杂，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点军事力量的孙先生若想统一中国，还远得很呢。”　　这是实情。　　孙中山当初拥有的实力确实有限：辛亥革命后大部分的省份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曾经的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当时孙中山人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的朋友的餐厅打工度日，对革命事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这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威望，甚至一度不如黄兴。　　而现在的孙中山尚在上海，前不久还发表了一篇空洞无力的讨伐袁世凯的文章《讨袁宣言》，正不知路在何方。历史上后来的变化是一回事，前提是没有他张汉卿在。　　中年教官明显黯淡的神情让张汉卿感觉这个人或许与孙中山有些渊源，或者至少是同情者或向往者。在派系壁垒明显的时代，这种明显的倾向性是为大多数政权所不见容的。不过以张汉卿的眼界，却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他有些对这个人感兴趣起来。　　明显的，这个人一身正气，远不像典型的一些老兵痞惯有的邋遢与狡黠。军服在肩上部分有一块补丁，且整件衣服显得已有些发白，明显是长期浆洗过的旧制服，不过却仍显得甚是威武。一般地说，在中上层军官中能够仍然保持这么朴素的，立身一定非常严谨。于是张汉卿的好感顿增。　　两人的对话吸引了许多旁观的学员，张汉卿也浑身是劲。他把这群人当作他的表演舞台，继续侃侃而谈：“不过，也不是说统一中国就遥遥无期，至少，在奉天，我们27师是有资格完成统一东北的大任的。只要充分发动民众，力量逐步壮大起来，视形势则进可问鼎关内，退足可自保。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尚算和平的大局面下，更多地储备人才、发展工业与经济、改善民生，为将来的奉军大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　　中年教官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大手一伸，向张汉卿说：“说得好，少帅。我郭松龄愿意帮助少帅达成理想，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　　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术教官郭松龄，张汉卿非常欣慰。　　史上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因对张作霖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准备将政权交还给有民主思想的张学良。　　张汉卿极清楚这个人在史上的能力，虽然他最后因不满张作霖进攻国民军而背叛奉系并造反，后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后被处死。但是以七万人之力，打得张作霖要“布置关于下野和议和一事并准备逃往大连，且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可见其用兵能力之强。不过在日本人、张作霖、吴俊升等合力进攻下最终失败，夫妻双双被枪决。　　以他这样一个忠心为国为此不惜以命抗击之人，在张汉卿志在统一全国之理想下，绝不应该在此时空里有叛反之意，郭松龄可是带兵与搞政工的通用人才、能文能武的一把好手啊。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3章 嫡系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两人相见，大生惺惺相惜之慨。　　郭松龄言犹未尽，见围拢的学员越来越多，有些深藏于心内多年的话不吐不快。他盛情邀请张汉卿到他的寒舍坐坐，张汉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张汉卿的学业是最好的，又是少帅的身份，且又是教官的安排，因此不妨在中午时分自由离开讲武堂。　　郭松龄的家在大东关水簸箕胡同的一个西厢房里，看起来生活极为俭朴，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听说还是租的房子，这与他们夫妻两人的身份极不相称，也让张汉卿触动不小。　　提起郭松龄，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夫人韩淑秀。韩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里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一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视为己任的韩淑秀，始终在为国民教育潜心操劳。她曾在讲武堂为学员辅导操行道理；爱国人士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又成为校董并亲自执教。为了筹集贫儿学校的开办经费，韩淑秀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募得资金2万元，同时她还捐出了自己的积蓄。穷孩子们为了表达谢忱，在校长的率领下将一块“兴学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里。这块匾，就挂在正屋的对门位置。　　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注销“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患难见真情，共同的理想让这对夫妻婚后感情历多年而弥新。在获知丈夫带来的客人竟是督军府的少帅时，韩淑秀讶然----丈夫不是趋炎附势的人啊。待看到丈夫的热情中不乏尊敬与郑重后，她更讶然。　　但当张汉卿与郭松龄稍作闲谈后，她就知道，该对这位少帅肃然起敬了。　　穿越后第一次与别人有共同语言，巧得是郭松龄也是一位有大智慧大思想的高手，张汉卿充分发挥。他把前世的心得知识稍有系统地联贯起来，详细分析了日本与欧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与未来10年国际局势的走向，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计划。坦率地说，纸上谈兵是二十一世纪愤青的专长：既不用深入地处理琐碎的具体事务，又可以从容地用过来人的高度看待当时人看不透的现象，再加上把旁边一个也算得上是未来一代名将的高手级人物唬得一愣一愣的，爽莫大焉。　　郭松龄相见恨晚。他自负学识过人，是战场上运筹帷幄的人才，却屈尊在奉天讲武堂做这成日夸夸其谈的“教书匠”，难得遇到少帅这么有理想、有文化、有眼光、有气度的“四有”新人，顿生知遇之慨、报效之情。　　张汉卿是知道郭松龄的价值的。在东北军里面，将来能够数得着的人物，眼前绝对算得上其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在军事方面，是可以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的。难得的是，在目前，郭的忠心不容置疑，这是经过历史证明的，这样的人才，收之麾下，何乐而不为？　　在张汉卿的极力举荐下，借着少帅之杆大旗，张作霖也许是早有耳闻，自然使郭松龄步步高升，很快就兼职成为督军府里举足轻重的高级参谋。　　除他之外，张汉卿还结识了一大批少壮派军官，这些人都是奉军各部里营团级的干部，风里来雨里去，都从生死一线闯过来的。可能很多人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带兵打仗都很在行。将来奉军打仗可都靠他们啊，张汉卿有意接交。他思想新锐，于军事理论又总能推陈出新，眼光独到，而又能(是不得不) “容忍”旧派将领的一些习气。奉军的旧式将领见张汉卿并不以少帅的身份自矜，也都着意结识，很快地身边便聚集了一批士官派将领。　　当时上讲武堂学习的学员，都是选调的下级军官。张学良是用卫队团少校营长的名义入学的。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还没毕业，就提前当上了新成立的卫队旅第二团团长，成为奉军里最年轻的上校军衔。这里除了优越的出身和自己的努力外，主要是老帅部将们的提携，起主要作用的是张作相。正如正史上张学良多次讲的：“我知道，张作相存心要提拔我”，“我从军中起来，完全是张作相一手把我提拔起来的”。　　卫队旅是原张作霖的贴身侍卫马队扩编而成的，起初也只是多半个团的兵力。在张作霖骗到袁世凯的军火从而扩编10个营之后，绝大多数新兵 (六个营)就加入到这支部队中来。一是张作霖没能获得中央正式的番号，卫队旅的称号无疑更自由一些；二是在多事之秋他的起家廿七师要对付同城的冯德麟，不敢在这敏感时刻有太大的动作；三是手下的这些老将们谁也不愿意屈身由一方之长转做他的卫队；四是更重要的，不但他自己，而且张汉卿也游说他要建立一支军纪严明的亲军，以作为对廿七师的牵制。　　老旅长于珍见张汉卿羽翼渐成，他是立身谨慎的人。见张作相、孙烈臣等元老都纷纷给少帅或铺路或执鞍，于是亦心有戚戚焉，主动找张作霖表示自己还是愿意在一线带兵，并郑重推荐卫队旅还是交给少帅比较令人放心。一者少帅深孚重望，上下称心；二是少帅有改革之心，从稳定上讲，从卫队旅改起之影响最小，一旦事不妥反弹也最小。　　张作霖颌然同意，但是以张汉卿资历较浅为由，要求于珍仍然挂名担任卫队旅长，同时委任其为27师副总参谋长。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4章 新军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正式担任卫队旅副旅长后，他可以自己决定这支军队的编制、训练方式，这一点，得到了张作霖的默许。张作霖也想瞧瞧，这个鬼点子甚多的小六子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反正即使不好了，也搅不出什么大浪来。　　少帅甫一上任，便提出政工干部这个概念，并以奉天小学校为基础，成立政工干部学校。　　在张汉卿看来，一支军队的灵魂在于有灵魂，即让士官们理解为谁战、为何而战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军队的士气就上去了。什么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等不足都可以算作次要的事。张汉卿有心按照后世解放军的建军思想打造一支忠诚、不怕死、有活力的新式军队，作为奉军的样板。这样的部队，如果战略战术得当，配之以不落后的兵器，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敌于天下了。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二战中的日军。不管其存在是多么反动，其上层军官的指挥与眼光是多少落后，下层士兵的作战勇气是令人佩服的。虽然可能有人说他们作为“皇军”，有愚忠的成分在，但不可否认其战斗力，这就是有了灵魂的巨大能量。　　同是民国军阀，吴佩孚的部队战斗力普遍要比其它直系、皖系的要强，当然更强于奉系。但是就这样的部队，遇到蒋介石的党军，却一败涂地。同样弱小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在党领导下变为工农红军后，斩将夺旗，摇身一变，所向无敌。正史上经常看到一种现象：同样的一个国民党兵，可能之前畏敌如虎，但一旦被GC党改编后，立即像吃了激素，变得浑不畏死，这就是灵魂的力量。　　卫队旅的成立，不但扩充了大量的兵员，还逐渐引进了一批受过讲武堂培训的青年血液----这些学生军官有别于传统的兵油子，不是为穿衣吃饭而参军，而是真正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作为补充，张汉卿还大量接收社会上落魄的知识分子，组建卫队旅下第四团----军政干部教导团，以年轻的王以哲为团长，他要培养这些人成为未来新式军队的种子。　　原来卫队有一个团，新入6个营另组建两个团后，便成为一旅三团制。张汉卿不怕新兵多，而担心符合他心目中新军的军官少。为了弥补中下级军官的差额，张汉卿果断地将还在学习中的学生军官纷纷简拔在营连级军官的位置上，还特别规定卫队旅今后凡班排级及以上军官之升迁必须认识基本汉字，以改造原有军官。　　此外又让军政干部教导团组成了十数个夜校识字班，在业余时间教授士兵学字学文化。　　为了最大限度不妨碍学生军官们的学业，张汉卿下令全部卫队旅逢单日进行军事训练，逢双日则进行文化、政治、内务培训。让学生军官与政工干部们合理调配时间。　　随着张汉卿所结识与了解的学员特别是文化程度颇高的一批见习军官纷纷在学余入职卫队旅，有别于当时一般军队的新式军队渐有雏形，也使得张作霖的卫队旅成为当时民国军队里唯一的“文化兵”。特别是张汉卿以讲武堂学员的身份兼职团长再兼旅副旅长（主持工作，因为旅长于珍从来不干涉他的动作）、郭松龄以教官、督军府高级参谋身份兼职卫队旅参谋长后，上下几乎清一色的“学生军官”。　　郭松龄本来就是讲武堂教官，对于军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训练技巧及刻苦程度确实让张汉卿这个半吊子汗颜，因此也对他言听计从，从而让郭松龄感到知遇之恩，更加努力。　　郭对军官的训练要求每天中午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对士兵的教育，由卫队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各直属营，再由各团、营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张汉卿亲自编写“卫队旅军训”、“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卫队旅军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卫队军官、士、兵、夫等，务本旅长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共赴国难。”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答：也是老百姓。 　　问：我们和老百姓有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老百姓？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问：敌强我弱怎么办？答：狭路相逢勇者胜。　　问：枪林弹雨怎么办？答：为国牺牲死亦坦然，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　　在那个时候，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士兵问答”，也还是别开生面的。若不是新军理解能力稍差点，张汉卿还想提前搞个“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来。　　就这样，还是引起很多人的腹诽。不少奉军元老对于少帅的新式训兵法深感疑惑，在他们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提枪打仗，花费精力时间去学写字画画做什么劲？难道你字写好了，多认几个字了，敌人就被你吓跑了？　　军事能力和政治素质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卫队旅的变革，很为当时一般军阀所讥笑。即使奉军内部，亦褒贬不一。以汤玉麟为首的顽固派当然在明面上对少帅的整军有所顾忌，但是对任参谋长的郭松龄，他还没放在眼里。对郭的这种思想动员与训练模式，汤玉麟曾经讽刺地说：“郭鬼子尽出洋相。”　　他们对于《卫队旅军训》的说法也不以为然：什么强邻之压迫，指的不就是日本吗？现在奉系与奉天日军的关系尚可，没事可不要引起什么妖蛾子来哦！　　奉天日军不是没有动静。以小鬼子对东北的渗透程度，对张汉卿在卫队旅里搞的这一套不是没有耳闻。日本国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曾半真半假地表达对少帅所谓“强邻压迫”之说的探究，而张汉卿则一边大谈奉日友好，一边表示，此“强邻”非指日本。　　但土肥不死心，他直接问道：“在中国，应该没有比日本更近的邻居了。”　　张汉卿回答：“天涯若比邻，有合作之心，虽远必近；有取恶之心，虽近必远。最近英国在藏缅中国一侧又不安份，但我中央因鞭长莫及，故有此说。”土肥无可奈何。　　一部分政工干部逐渐崭露头角，从副职军官慢慢转了正，正式步入卫队旅指挥体系内；另一部分则在以少帅为主的政策纲领吸引下，从干部转为政工教员，开始培养新人，从而奠定了未来少帅未来的政治班底。　　思想境界的不同决定了素质高下。在郭松龄的帮助下，少帅将有机会从帮派林立的老奉军内部有机会培养自己的人马来，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基本没什么意见并乐见其成----接班人的嫡系，其实也是自己的嫡系啊。　　但是谁都没想到这批“学生军官”的能量未来竟有如此之大。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5章 成婚 - 少帅春秋 - 致君 　　立秋将近，一张紧急命令，将他从奉天讲武堂直接叫回了奉天大帅府。等他连夜赶到时，张作霖正和继室卢氏围在火盆旁烧黏豆包。他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张作霖一句话惊得他半死：“小六子，叫你来，是为了给你完婚！”　　张汉卿啼笑皆非，他今年才16岁，在后世还不过初中刚毕业。虽然这时空早婚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他的心理年龄也已经整整比现在的这具驱壳多了整整10个年头，在生理上也绝对可以接受，但是对于这个年龄段就结婚，他还真的觉得很难理解。乍听这消息，张汉卿几乎要昏倒。　　张汉卿要成婚了！新娘子于凤至比他大4岁。　　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张汉卿一系列动作稍稍加快了张作霖控制东北的时间表，但是历史上的有些事儿还是按照它的轨迹前行了。　　张汉卿和于凤至这段姻缘，起始于一次非常偶然的意外。　　20世纪初，当张作霖徜徉于山林草泽之间的时候，曾受过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的救命之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作霖得知于文斗的女儿于凤至“福禄深厚，乃是凤命”。张作霖是一个颇自负的男人。他深信“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是难得的姻缘，婚后一定大富大贵、大吉大利。从那时起他便许下一个心愿：一旦得势，他的儿子必与于家女儿成亲，用以相报。后来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权势两得，便一心要娶于文斗的女儿做了他的儿媳。在正史上，他们正该在这一年结婚。　　虽然史书上说于凤至“修养、才思过人，能填诗对句，鉴赏名画”。爱新觉罗&#8226；博杰就曾盛赞于凤至“长得很美”。“她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的，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　　关于他们结婚前的故事坊间有许多版本，什么“画店相亲”、“对诗述情”、“一对新人两场婚礼”等等，都讲得绘声绘色。但无论是前生的张学良还是后世的张汉卿他们自己都说，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都是在婚礼上。　　前生的张学良跟随父亲住进省城奉天后，开始学英文，在这一过程中结交了许多英美朋友，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充满了他的脑海，所以对婚姻方面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分反感。　　后世的张汉卿也是很不满意：在他看来，婚姻美满的前提是感情，他好歹在前生也是硕士毕业，算是个高材生了，现在冷不防要和一个大他4岁的“村姑”结婚，思想上也很难转变过来。　　再者，张汉卿正是在军界混得风声水起的时候，雅不愿因为婚姻拖累自己的发展历程。　　在张汉卿说了一堆有理有据逻辑清晰的理由后，总结说：“报恩我不反对，但用儿女婚姻大事来报恩，我不理解。”张作霖说：“这个家现在我说了算，你的话留着等你说了算时再说吧！”说完这些话后，下面几句话打动了张汉卿：“你的正室原配非听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指继室卢夫人)好了。这是我答应于家的事情，如果凤至的爸爸还活着，这件事还有商量的余地。现在凤至的爸爸死了，剩下她们孤孀弱女，从哪方面讲，这‘不’字都不能从我们张家嘴里说出来。”　　停了一会儿，张作霖又加上一句：“如果你不同意这门亲事，你和凤至成亲后，你在外面找别的女人，我可以不管。”　　张汉卿嘟囔了一句：“人也不熟，面都没见过，这么大个奉天城就没有……”　　张作霖又把火盆里的黏豆包翻了个儿。慢悠悠地说：“我是过来的人，这男女的事儿嘛，和火盆里的黏豆包，没他妈什么两样，开始时豆包是冻的，放在火盆里，慢慢就化了，最后不就热乎了？！人哪，都是由生变熟的。”　　眼见无可挽回，张汉卿于是用一句很现代的话来解嘲：“人如果不能改变环境，就要适应环境。”随即又自我满足说：“我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嘛！”　　张汉卿终于同意成婚。　　张汉卿的这付躯壳的主人张学良是张家的长子，小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农村，吃了不少苦。11岁时，生母又撒手人寰，因此，张作霖对他格外疼爱。对张学良的婚姻大事，张作霖更是费尽心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奉天的将来还得着落在他身上。有道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成个家，始终不算成人不是？　　自从张汉卿勉强同意娶于凤至为妻，张作霖就开始为婚礼做准备。他先找人查黄历，将结婚日期定在8月8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十。因为黄历上写着，这天，宜祈福，求子，立约，结婚。　　他们见面的时刻真够庄严、隆重的了。结婚前几天，奉天的主要报纸都预先刊登了张汉卿和于凤至的照片。媒体宣传无疑助长了人们对这场婚礼的重视，全奉天的大小官员、军人、绅商、百姓都将期待的目光集中到了大帅府，人们翘首盼望着这一天。　　8日，天刚朦朦亮，奉天城里家家户户都传出“放鞭炮”的声音，乒乒乓乓响个不停，似乎都在庆祝张大帅家的大喜事。其实，这天是立秋，家家都在剁饺子馅，准备包饺子，在我国北方的传统习俗中叫“抢秋膘”。　　吃完饺子，许多人都翻腾出家中最好的衣服，穿戴整齐，陆陆续续向奉天城大南门的方向走来。　　位于大南门里通天街上的大帅府，今天也穿上了节日的盛装。“目”字形三进四合院，门门有“喜”，柱柱披红，廊廊挂彩。帅府正南门、东辕门、西辕门两旁的树上、门墙外面铺满了鞭炮。两列精神抖擞的军乐队站在正门前两侧，悦耳的迎宾乐曲将大帅府的威风传到了奉天城的各个角落。两条红色彩带从挑檐起脊的大影壁墙两侧垂落至地，镶嵌在影壁墙正中汉白玉上的“鸿禧”二字格外耀眼夺目。　　影壁墙后面的第一进院落是接待来客的地方，一条鲜红的地毯从帅府大门一直铺到正房门前。正房门两侧一对石狮子的脖子上围着红绸子，胸前还飘荡着一朵用绸子挽成的大红花。1600平方米的院落里，一大早就挤满了参加婚礼的中外来宾。　　婚礼在第二进四合院举行。二进院比一进院还要宽敞，呈长方形，方砖铺地，四周回廊环绕，30根廊柱上方挂满了五彩宫灯，每盏宫灯下面都有一幅达官显贵们赠送的致禧贺联。最长的一幅贺联用红色绸布制成，从正房前雕花门楼顶端飘落而下，红绸上面写着36个金色大字：　　一天秋阳播美共贺关东将门虎子成佳偶；　　千里桂花飘香同庆塞北凤命千金结玉缘。　　与雕花门楼正对的是垂花仪门，垂花仪门是座透雕垂花顶饰门楼，此门与间隔一、二进院的7米砖雕高墙一体，是张作霖迎接贵客时举行仪式的地方。　　这天的垂花仪门，装饰一新，最显眼的是门上方的大红宫灯，与30根廊柱上的五彩宫灯相配，组成一幅众星捧月般的立体图画。　　上午11点，炮竹点燃，当新郎新娘经过垂花仪门时，大红宫灯底座被缎带拉开，宫灯里面用彩纸做成的花瓣飘飘洒洒，正好落在一对新人身上。在场的人见此场景，都惊呆了，隔了数秒才掌声四起。　　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张汉卿和于凤至走到两幅超长贺联前停下来，转身面对来宾。　　繁琐的仪式在阵阵掌声中进行着。细心的人们发现，张氏父子表情各异。张作霖一脸少有的喜色，比他就任督军和后来的东三省巡阅使时还开心；张汉卿却始终噘着嘴，按照主持人的吩咐做着机械的动作。在“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时，每一次弯身鞠躬开始都比于凤至慢半拍，每一次鞠躬起身又快半拍，弯度也比于凤至少那么十几度。　　漫长的一天终于渐渐到了掌灯时分，疲惫了一天的新人该安歇了。张汉卿心中长吁了一口气：“他妈的，看同学结婚像疯了一样，原来解放前结婚更累！”　　大、小仆妇都相继离开了，春妮和一位主亲的关东老嬷嬷服侍完一对新人吃完长寿面也悄然掩上新房门，新房内只剩下一对新人了。　　张汉卿忽然有些手足无措。　　他研究生毕业工作未及2年，却的的确确是守身如玉：不是想守，而是根本没机会“丢失”。好不容易攒了一些钱以为能够痛痛快快地谈一场恋爱时，却一不小心穿越，而且根本没有机会谈恋爱，直接就有了老婆，那时叫“太太”。历史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经过了当初的震惊，张汉卿记起历史上的于凤至来。她应该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当年她主动解除与张学良的婚约，从而让张学良得以与陪伴他半生的赵四小姐结婚，只是出于对心爱的人的一个感谢，以自己的牺牲来成全心爱的人！她的才智和胆识，实在赵一荻（赵四小姐）之上。历史上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早已是一段家喻户晓的佳话，赵一荻给张学良的是多年不变的爱情，而于凤至给予张学良的是事业上的支持和亲情上的关爱。在她的身上，真正体现出杰出女性的奉献，因为她给予张学良的情感更为深沉，是妻子之爱、姐弟之爱、朋友之爱。　　于凤至头上披着红盖头，按风俗，掀开它那可是新郎的专利。　　这年头还在时兴妻妾制度，而且便宜老爸也说了，婚后可以自行娶妾。按后代的说法，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找“二奶”了。不过出于对于凤至这位传统女性的尊敬，既然确定成为她的合法“丈夫”，他还是决定尽好做丈夫的“义务”，而且从骨子里，张汉卿也是一位“传统”的男人。　　虽然他小了于凤至4岁，但心理年龄要远大于她。新婚之夜，张汉卿按捺住心头的忐忑与好奇，亦步亦趋地走近于凤至的旁边，用略带颤抖的双手掀开红盖头。　　于凤至也怀着一丝惧怕，但更多的是害羞。这个比她小了4岁的男人，将注定是她命中的天子。虽然在此之前两人素未谋面，但“少帅”之名，她可是如雷贯耳已久。只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是否就一定胜似闻名呢？她的芳心可可，胸前似有一头小鹿乱撞。　　张、于订亲后，张学良在奉天（沈阳）求学，追求他的高官之女甚多，他对自己这样出身低微的小镇民女根本看不上，所以，当他奉父亲之命去郑家屯相亲时，却是绕城而过，不辞而别，并写了一首《临江仙》词嘲讽于家，暗示于家是在巴结已握有奉天省军政大权的张家。自己当即回敬了张学良一首《临江仙》，词曰：　　“古镇亲赴为联姻，难怪满腹惊魂。千枝百朵处处春，卑亢怎成群？目中无丽人。海誓山盟心轻许，谁知此言伪真？门第悬殊难知音，劝君休孟浪，三思结秦晋。”　　对方身为少帅之尊，自然公子哥儿习气是有的。她也曾向母亲说明不同意这场婚事，但是同样严守三从四德主张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不会亲口毁掉丈夫生前的这种儿女大事的安排的。在“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旧社会里，她只有默默地承担这一前途不明的婚姻，将幸福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只希望这命中注定的丈夫不要因这件可能因自己的轻狂（从她作出这首词且流传到民间开始就已经这样认为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和自己未来的丈夫强逞什么能啊！）而对自己产生怨怼。　　一张英武的面孔突然出面在自己面前，将陷入遐思中的于凤至惊了一跳。这张脸的主人一身西装，潇洒飘逸，但是嘴角贼忒兮兮，像极了农家轻薄无行儿郎的手段。他掀开红盖头后，调皮地向自己的颈内轻呵了一口气。这一动作虽然对她有些放浪，但一想到是自己的未来----应该说从现在就是的丈夫的调笑，不禁腼腆一笑。　　这一笑，满屋温馨，尴尬的局面不再。落下盖头的于凤至美不胜收，娇柔万状。张汉卿望着眼前的美人儿，心下大为满足：“谁说村姑无美女？这样的美人儿到哪里去找？”想到历史上从此之后无论自己是荣是辱，她都没有放弃对自己的爱，最后竟还主动解除婚约，只为成全自己和赵四小姐的爱情。这种诚挚之情，深沉之爱，历久弥新，抵得上千言万语、海誓山盟。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6章 奉天改革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作霖督奉，虽大权在握，但他苦于省城治安混乱，无法治理，若是奉天在他治下仍旧如前，又怎能树立起他的威信，而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流阀？他已感到，单先靠绿林兄弟横冲直撞，是不能成霸业的。必须延揽人才，网络文人，来为他献计献策。　　张汉卿虽然没有亲政的经验，却也从历史上了解军阀作风习气，他以目前张作霖麾下军官常有的毛病起，出了两条应急对策：　　一、军政分离；　　二、军警分离。　　他解释说：“自民国以来，军人干政，乱政，甚至军人执政，层出不穷。像故总统（袁世凯）、现总理（段祺瑞）、以及各地督理，均是掌兵入政，即是父亲亦如此。为什么？有兵即有实力，即需地盘，为上者为稳定计，即需拉拢，则须满足其要求，极易造成坐大。父亲为奉天巡阅使，冯德麟为麾下，却一直对他无可奈何。纵使父亲赶走冯德麟，难免手下不会出现另一个冯德麟式的人物。　　军政分离后，地方政府无兵无势，当然不敢与中央抗衡，则中央令出政行。军人无地盘，无法自行补给，则辎重、军饷均控制在中央，拥兵之患可消除。为将者没有了后顾之忧，则可以专心打仗，有事打仗，无事练兵，则军队战斗力可慢慢增强。　　至于军警分离，更是势在必行：军人作风讲究令出必行，对治理百姓却嫌粗鲁。更有甚者，以敲诈勒索为敛财之道，长此以往，兵有匪气，容易祸害一方，则军力涣散。民有怒言，当有不满意，于安定无益。为今之计，当用霹雳手段，整肃军纪政纪。父亲威望民望之提升，可指日而待。”　　张作霖大悦，嘅然说：“知父莫若子，小六子知我心。”　　在军队整编上，张汉卿在讲武堂学习时认识的杨宇霆（时任27师少将参谋长、奉天使署总参议，也是张汉卿的在参议任上的直属上司）协助他做了四件大事：　　一是建立奉天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清末民国初奉天省即有小型警备艇如“安海”、“绥远”等担任缉盗护渔的任务。奉天海军的建立即以这支小型舰队为基础，建立奉天江防舰队，并在葫芦岛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奉天航警学校”，之所以用“航警”为名，是为了避人耳目，因为国际间是不承认地方海军的。　　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奉天的经济实力。　　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后，奉军的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　　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　　正史上杨宇霆是张作霖麾下极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治军严谨，军纪严明，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任少校教官时，深夜搞紧急集合训练，总能从队列中挑出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放他入内，结果他处罚了哨兵。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　　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但这个人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又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正史上少帅与他一直心有芥蒂，在张作霖“皇姑屯事件”后又自视为奉军元老，嚣张拨扈，数犯少帅之忌。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乘机挑拨离间，张学良遂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帅府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　　张汉卿抱着人尽其才的想法，并不介意未来的“镇主”可能，反倒认为史上的少帅气量未免太小，缺乏帝王驾驭权臣之术的勇气和能力，放着一个现存的人才不用。事实上就是因为杨宇霆待人不宽容，使他史上在奉军内部人缘较差：少帅张学良和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姜登选、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而不得不请求督军外地。　　这样一个人，像极了前生在工厂里发牢骚的中层主管：能力不错，搅浑水可以，浪头却掀不大。牢骚很多，事情也能够照样做好。在备受孤立之时，张汉卿自信可以借此控制住他。　　杨宇霆此时羽翼未满，对张汉卿支持他的东北政策也很在意，两人一拍即合：张汉卿欣赏杨的全局观点，杨宇霆惊讶于少帅的战略思想“深度”。军政稳定后，经济也大有起色。因为奉天是民国后较少动荡的城市，关外也少逢战乱，所以从整个国家角度来说，奉天省算是当时中国经济能力较强的地方之一。有这么雄厚的底子，若干不出什么成就，枉来人世一遭啊。　　张作霖荐举的最信赖的心腹干将孙烈臣接任原属下之第27师师长后，孙烈臣也逐渐显示了其惊人的才干，就任后，不出一年，27师一改官匪不分的不良习气，军容整齐，令出如山，战斗力明显提高不止一个层次，成为其它各师的榜样。　　警务上，特聘前民政使、曾获“全省警政第一”的王永江为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光绪卅年（1904年）日俄战争时，王永江曾办辽阳警察，颇为赵尔巽所赏识，欲畀予民政司职务，却被当时军界首领张作霖所反对。然而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等到张作霖自己主持奉天军政时，却也像赵一样器重王永江，赋予王警政大权，让他整顿全省警务。王就任后，改革警政，实行军警分立，严禁军队干涉警政。当然这也使得一向横行惯了的老军油子们大为不满，以汤玉麟等为首的奉天军界就是代表。　　按照张汉卿的意见，张作霖授权张汉卿全权负责成立了“奉天巡阅使署情报统计局”，简称“奉情局”，以整合情报资源，监察军政形态，这也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由高纪毅任局长，张汉卿总负责，直接向张作霖汇报。这个高纪毅在正史上就是张学良的警务处长，忠心耿耿是特点。　　另以东北讲武堂部分中下级军官为基础成立特战大队，以戢翼翘为大队长，负责一般军队无法胜任或不便出面的工作。这是张汉卿借鉴现代特种部队的作用而提出的具有前瞻性军事思想的萌芽。　　有些本是历史上2年后或者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张汉卿提前进行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7章 军纪 - 少帅春秋 - 致君 　　当上奉天王的张作霖不敢疏忽，对部队约束很严。他有个习惯，喜欢微服私访。他对于长期追随自己的各位掌军主将的能力当然了如指掌，但是对于张汉卿所提升的许多有些面生的新晋军官，还是有心考校。　　一天晚上，张作霖手摇纸折扇，头戴瓜皮帽，身穿绸长袍，脚着软布鞋，一身商人打扮，不带副官，不带卫士，一个人悄悄地从帅府南门走了出去。他是要私下查访奉天城内军队的防卫情况。他乘着黑夜，先是突然来到了宪兵司令部，值班军官吓了一跳，没想到大帅会微服暗访。张作霖检查了司令部的值班情况，看到井井有条，很是满意。接着，他又只身来到了第27师师部，值班军官满脸惊讶地接待了大帅。大帅看到师部井然有序，也便悄悄地退了出来。　　张作霖不让任何人护卫，自己溜溜达达地往回走。当时已是午夜2时左右了，街上行人稀少，夜色漆黑一片。张作霖不慌不忙地朝帅府走去，他想从东门回家，慢慢地靠近了帅府东门。大帅府的东门胡同灯光幽暗，大帅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帅府东门的岗亭，并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一个哨兵在站岗执勤。眼看要到家了，大帅轻松愉快地走着。　　在靠近东门仅100多米的时候，大帅突然听到一声严厉的断喝：“站住！”大帅愣了一下，往四周看了看，以为是在警告别人，没当回事，定了定神，还继续往前走着。这时大帅听到了步枪拉大栓、子弹上膛的卡卡声，久经战阵的大帅，知道这是在做预备射击的动作。同时，又听到了一声更加严厉的高声叫骂：“王八蛋，你找死啊！再不站住，我可要开枪送你回老家啦！”张作霖一听卫兵骂他王八蛋，不禁大怒，高声说道：“我是张作霖！”大帅以为只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解除误会，顺利地进门回家了。　　不承想，卫兵警惕性很高，根本不相信大帅的回答，认为是拿假话蒙他，所以继续厉声地呵斥道：“你是张作霖他亲爹，也得快点给我滚开。不然，我这枪可不留情！”张作霖听了先是一愣，小杂种，竟敢骂我。刚想发火，可是立刻冷静下来，想了想，不禁哈哈大笑，并说道：“好小子，算你有种！好，好，我走，我走！”大帅意识到这个卫兵是个极为认真的人。同时，黑灯瞎火的，自己穿着便衣，又没带卫兵，孤身一人，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一旦对方开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当机立断，机敏地立刻转身往胡同东头走去。　　大帅冷静下来，抄近道直奔大南门里路东的教导队机关枪中队部。到了中队部，叫来了中队长王贯三。王贯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么晚了叫他干啥。大帅告诉他往大帅府挂电话，叫卫队连连长出来接他回府。当时接电话的恰好是卫队旅参谋长郭松龄。郭松龄一听大帅从外边打电话叫人接他回来，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敢怠慢，当即集合手枪连，跑步来到中队部，把大帅接回了帅府。　　张作霖回到帅府办公厅，还没等坐稳，就立刻对郭松龄说：“去把在东大门站岗的那个卫兵叫来，我有话说。”郭松龄不明就里，但未敢多问，就传下令去。不久，由当晚卫兵值勤官禇连长，把一个20多岁的精干士兵带了来。这么晚，大帅召见他，他感到十分奇怪。　　张作霖见了那个卫兵，严肃地问道：“你叫啥名？”　　卫兵不知咋回事，愣愣地高声答道：“我叫李德标！”　　张作霖听了李德标说话的口音，分辨出刚才和他邂逅的正是这个卫兵。大帅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正是这小子！”大帅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小伙子，看他生得傻大黑粗，一脸的忠厚相，心里已经暗暗地喜欢上他了。接着却故作严厉地说道：“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进东大门？还说是我爹也不成！难道说，我的话你也不听吗？”至此，李德标才知道刚才被骂一顿，又不许走近东大门的那个人，真的是张大帅。他不知所措，一阵惶恐，知道碰到茬口上了。但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了。怕呢？当然更不济事。要杀要剐，随你便吧。但是，他想必须说明情况，为自己争辩一下，于是，硬着头皮说道：“报告大帅，连长有命令！”　　大帅厉声问道：“什么命令？”　　卫兵高声朗朗答道：“夜间站岗，没有上边命令，不许任何人出入帅府。”李德标强调“不许任何人”，你张作霖也是任何人之一。　　张作霖一拍桌子：“是连长大还是我大？你们连长也得听我的！”　　褚连长在旁边，怕这个执拗的小兵吃挂落，接口说：“大帅，少帅教导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又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少帅的命令就是不许任何人夜间出入帅府。”他心想你们父子两帅有冲突，当然比我们这些外人来得好沟通些了。　　“好小子！”张作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禇连长，赞许地说：“看不出你小子还会带兵呢！”说完，满脸放松地询问李德标多大岁数，啥地方人，当过几年兵，娶过媳妇没，以及家庭状况等。原来李德标是辽北法库县人，今年21岁，已经当了两年兵了，因家贫还没有娶媳妇。　　张作霖点点头。有了今晚的实际遭遇，又经过方才的一番口头调查，大帅已经胸有成竹。他决定重奖褚连长和这个年轻的卫兵，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其它士兵。　　大帅叫过来参谋长郭松龄命令道：“茂宸(郭松龄的字)，升禇连长当营长，升李德标当少尉军官。告诉军需处，赏禇连长500银元，赏李德标2000。这是我私人奖赏给他们的，让军需处先记笔账。”　　郭松龄答应：“是！”　　不过张作霖向褚连长和李德标又笑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话说得好。不过你们少帅也得听我的，哈哈哈。”　　他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说道：“告诉杨宇霆明天早上来见我！”郭松龄心说合心了，大帅还想对李德标做进一步的安排呢。　　第二天，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来见张大帅，张大帅客气地对他说：“邻葛(杨宇霆的字)，我替你介绍一个你们一县的小同乡。”杨宇霆也是法库人。杨宇霆问是谁，张作霖叫来李德标，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介绍过后，张作霖对杨宇霆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杨宇霆听了哈哈笑道：“真是大帅遇上兵，有理说不通！”　　张作霖极口称赞李德标“有种”，连连说道：“我张作霖就喜欢硬骨头。军人嘛，当然以尽责任听命令为第一，像李德标这小子，严格执行军令，不管是谁，真够冲，真有种！”　　然后，张作霖又嘱咐杨宇霆两件事：第一件，请杨宇霆负责给李德标选择一个年貌相当的大姑娘做媳妇；第二件，马上把李德标送到讲武堂去上学。李德标从此成了东北军上下皆知的有名人物。这个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自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李德标很争气，进了著名军事学校讲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军中，李德标表现出色，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已经升为第27师的上校团长了。　　张作霖非常欣赏张汉卿提出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果真如此，谁还有能力从他手中夺去兵权？官兵不怕死，还有什么仗打不赢？从此这句话从卫队旅传到整个廿七师，并作为士兵入伍的第一条规定而被牢牢记住。　　良好的军纪，让奉军在当时的各地军队中逐渐崭露头角，战斗力增强不假，也赢得了奉天人们的拥戴。当然，郭松龄治军之严谨，也被传为佳话。从此，作为奉军内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郭松龄正式进入张作霖的视线。作为少帅的嫡系人物之一，也正式登上了奉军核心层的舞台。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8章 内讧 - 少帅春秋 - 致君 　　袁世凯死后，他遗留下的北洋烂摊子交给了段祺瑞。张汉卿可是知道段祺瑞的大名的----一部民国史，其实是以段祺瑞为主轴的故事。虽然段有三起三落，不过在初期，却是在中央有着绝对的权威的----他曾做了袁世凯8年的陆军总长，开创了皖系江山，在后袁世凯时代其实在中央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在张汉卿卓有远见的要求下，张作霖主动通款于段祺瑞。　　冯德麟因为和张作霖敌对，张走段路线，冯便拥黎元洪，并派参谋长白运昌亲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他“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关外强人张作霖主动示好效忠，一心要控制中央权势的段祺瑞怎能不有所表示？再说还有小段（段芝贵）赞张怒冯的言犹在耳。在当了有权有责的国务总理后，他投桃报李，暗地里向张作霖表示不能看到关外两虎相争不下，乃电邀冯入京面商要政，这使得乃是调虎离山之计。冯当然不会中计，来一个相应不理。奉天公法团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以大局为重，万勿走向极端，张将军答应不诉诸武力，可是奉天全省空气紧张，刁斗森严，夜无行人，局势异常严重。　　民国6年5月28日，段内阁请出了最崇高的调停人，就是以前招安张、冯两军的奉天最高军政首长赵尔巽，这位赵次帅搭乘三等火车到了奉天。此公于民国2年就任清史馆总裁时，由济南到天津，由天津到北京都是坐的三等火车，在北京城内只坐人力车不坐汽车。一般读者可能对他并没有很强烈的印象，但是稍知道《二十四史》的都知道，他是撰写《清史》部分的主编，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赵尔巽抵达奉天后，张作霖为了表达自己和平的决心，立即专程趋访，第二天（6月1日）赵去探访冯。由于他的声望，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都派参谋长来谒赵，赵乃召集调解会议，可是终无所成。6月6日冯又回到广宁根据地，调解事也告终止。　　虽然赵尔巽调停无效，但是在张作霖一方，则是占了道义的绝对上风。自此之后，张作霖对冯德麟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开始在公开场合指责冯“拥兵自重，目无上司，有霍乱地方、武装割据的念想。”双方正式撕破脸面，冯德麟甚至连少帅的婚礼都拒不参加，两势成水火。　　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纠纷正愈演愈烈的时候，他的亲信部下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和张闹翻，这对张作霖来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流年太不利了。　　汤玉麟的反目是因为张汉卿奉天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53旅旅长汤玉麟首先就坚决反对。他本是土匪出身，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过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他跟着张作霖东闯西杀、南征北战，凭着莽撞蛮干，是打赢了一些仗，张作霖对旧人还是很给了面子的。他跟张作霖是拜把兄弟。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天降大任于自身。他认为自己是黑虎星转世，所以他的屋子里供着一个老虎标本，墙上是一幅他骑着老虎的大照片，坐椅上披着一张老虎皮，自诩为天上下凡的虎将。他的亲戚们仗着汤玉麟的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大捞油水，当地老百姓一提起汤家都心惊肉跳，称汤玉麟为汤二虎，真是应了“苛政猛于虎”这句成语。就是这个“虎”，历史上见到日本人就弃城逃跑。作为过来人，张汉卿对他的历史可是熟悉得很。　　这个汤玉麟兼任省城密探队司令。这个密探队，起初是由张作霖授意建立的----彼时张汉卿还未穿越----目的是在省城奉天起打击异己、侦刺情报的目的。但是由于这些“密探”本非善类，自认为拼杀多年战功赫赫，进城之后就该享受了，因此在奉天城内作威作福，扰民袭警，社会舆论非常之坏。穿越之后的张汉卿早已有心取代，在王永江受重用之际，仿效日本的警察制度改革了警政，在省城各地设立了很多的警点（后来叫派出所），以此来应付突发事件。汤的密探队到处惹事生非，自然成了警所的常客，被王永江处分了多次，这就激化了汤玉麟对王永江的矛盾。老大们不合，底下的士兵和警察的冲突就经常发生。　　汤玉麟仗着自己是张作霖嫡系，又在张作霖势力扩张时期屡有拥戴之功，一向嚣张惯了的，对张汉卿限制自己的力量心有不满。但是张汉卿毕竟是少帅，奈何不得，但对于深受张汉卿看好的王永江则没必要假以辞色。他还指望不给王永江脸色以此来表达对少帅改革的不满，所以和王永江一向是针锋相对。　　汤的军队经常向警察寻隙而起冲突，事情传到张耳中，张作霖一点也不护短，向来是重惩滋事官兵，并召集汤等训话，大加申斥，令他时常颇觉难堪。随着两人关系的对立，冲突也逐渐加剧。　　为了尽快完成军警分离的目标，张汉卿决心向尾大不掉的汤玉麟下手。他说动张作霖，要削弱军官在非军队系统的权力。首发目标即是汤玉麟的密探队，要求裁撤并合并进警察系统和“奉情局”，理由是已经成立了专职的情报系统“奉情局”，以整合资源。　　汤玉麟虽然对这位少帅心有忌惮，但在涉及自己权力的大事上却绝不退让。在关于处理密探队的奉天督军署高级军政会议上，振振有辞。许多不满王永江的军官们也发力声援，本来是讨论密探队的去留，倒变成了一场“讨王”大誓师。　　见会议主题被转移，张汉卿心头火起，他主动出击，大声说：“军警分离，是前次大帅府会议定下的决议，势在必行。密探队不但要撤，而且要快撤、撤个干净。王处长秉公执法，素有威信，即日起密探队裁撤之事即由其主导，他人不得干涉。”　　汤玉麟是军中老人，张汉卿存心杀鸡儆猴，以少帅之威，杜绝改革阻碍。　　虽然张汉卿在众人眼里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但是封建古风尚存，“太子”地位的份量还是很重的。他发言，一些原本对王永江也有些不满的军政要员如孙烈臣等都下意识闭了嘴。　　只有汤玉麟混不在意，他倚老卖老地说：“小六子，不是我说你，老子带兵打仗的时候你还在穿开档裤呢。什么军警分离，都是狗屁玩意儿！不搞这东西，大帅不还是稳坐了奉天城！”　　能够用这调调调侃张汉卿的，估计满奉天城里找不到第二个。张汉卿不怒反笑，说：“学良自然没有二叔见识的风浪多。依二叔的意思，那是父亲和诸位叔伯能有如此的成就，全拜二叔之赐了。不过学良读过一些书，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二叔对奉军今天的成就的功劳有目共睹，但学良可不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在座的都是跟随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土匪，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目不识丁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少帅的言外之意大家都是懂的。　　自古功高震主必遭人妒，面对恃宠而骄的汤玉麟，及有些离心离德的老部下们，张作霖觉得有很必要敲打一下----汤玉麟无法无天，一样让他难以忍受。连老子的儿子都不尊重，将来还不反了天！他盯着汤玉麟声色俱厉地痛骂一顿：“枪杆子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你懂个屁！给王岷源（王永江的字）牵马坠蹬都不配！”　　汤玉麟一听就傻了：自己辛辛苦苦从枪林弹雨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竟然不如一个卖嘴的文人！看来大哥是看不上这些浴血奋战的兄弟们了，但他的气不敢对张作霖发，这笔账就统统算到王永江头上，他暗自琢磨寻找机会报复王永江。在他的煽动下，部队这些将领们对王永江这样的文官也产生了排斥。　　不过这一事件也酿成了张、汤感情破裂的导火线。　　张、汤的不和，正是冯德麟的机会，他深知彼消此涨的道理。自己咄咄逼人的态度，张作霖不可能不记仇，肯定也在等待机会给自己一刀。如果27师内讧，当然28师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极力从中挑拨，亲派廿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潜入廿七师内部策动叛变。张海鹏也是与张作霖等辈同时代的人物，也曾和张有八拜之交，在27师内部也有不少人缘。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9章 城南枪声 - 少帅春秋 - 致君 　　这年春节，汤玉麟在省城设家宴，招待省城主要干部，唯独王永江被漏掉。张作霖酒喝到一半突然发现王永江来，便问：“岷源为什么没来？”汤恨恨的不说话。　　深知其中关节、也素来看不上王永江的另一心腹孙烈臣忙帮着打圆场说：“可能是请的时候把他漏掉了。”　　谁知汤玉麟却马上更正说：“不是漏掉了，就是不愿意请他。要是他来了，会扫了大家喝酒的兴致。”　　张作霖听了暴跳如雷，他指着汤玉麟的鼻子说：“你们就知道和老子作对，我看上的人，你们就反对，老子用定了王永江！谁不高兴谁辞职滚蛋！”　　汤玉麟借酒撒泼，应声而起：“你也甭骂大街，辞职算不了什么，你吓不住人。”宴会不欢而散。　　汤玉麟决心和王永江分个高低。第二天，他联络了部队上的一大批军官，联名写了一张要求王永江下台的信，交到了张作霖手里。哪知道张作霖看都不看把信撕得粉碎，并再次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不止。　　汤玉麟回到兵营后越想越气，他调动了自己的部队，决心效仿古人兵谏，要求张作霖解除王永江的职务。　　4月15日晨，城南宋小胡同传来枪声。起初张作霖还以为是士兵走火，不久后枪声如鞭炮般大作，他大吃一惊，以为是部下哗变。慌忙之下，召集张汉卿以全部将军府卫队警戒，如临大敌。待部下探知消息后，方知竟是汤玉麟部所为。　　原来前一晚上，汤的部下宋某在城内聚赌，为督察侦知，按违反士官三项纪律，王永江派人将宋逮捕。汤玉麟获悉后，唆使部下向警察寻衅，一营士兵将省警察厅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放人。王永江嫉恶如仇，怎肯示弱？汤玉麟便命人朝天放枪，以示恐吓。王永江也将警察发放武器，两边形成对峙，叫喊声越来越高，大有一溃即发之势。　　先期奉命负责查看的张作霖卫队旅旅长于珍见形势不对，带人横身在两派中间。他一边要求王永江稍做退让，一边劝说汤玉麟将士兵斥退，以免走火变生不测。汤玉麟哪把他放在眼里，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你也只是个旅长，也配管老子的事情！”　　汤玉麟武人出身，做土匪时杀人无数，后招安后奉命剿匪，又杀人无数。其杀气，奉天谁敢擢其锋？他又是大帅的左膀右臂，之前也是红极一时的人物。虽然于珍也是跟随张作霖已久的老人，这次又是代表大帅传话，却不能不买汤玉麟的账。　　张作霖听得枪声仍然密集，知道事情处理不济，尚在大怒之时，忽然张汉卿神色匆匆冲进内室。此时的张汉卿，浑没有平时儒雅样。正感奇怪，张汉卿语调都变了：“父亲，汤玉麟反了。他的119团已经将帅府围住了。”　　这一来轮到张作霖呆若木鸡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跟随自己多年的汤玉麟也会来这一手。不过他毕竟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威严仍在。紧急命令之下，帅府里尚在的部分卫队立即行动起来，并设法打电话寻找外围的部队。　　还好汤玉麟只是兵谏，不是造反，大帅府连接到二十七师的电话尚未被切断。正在值班的副参谋长张作相闻讯，也是吃惊得半天合不下嘴。他对王永江也有意见，也私下里希望能够通过汤玉麟的“闹”来重新换得昔日军官们的辉煌----毕竟军政分离后，作为高级军官的他的政治地位也只限于在军队中，只有军政首长的张作霖的地位在节节攀升。但是这种“闹”搞到大帅要动用军队来平叛，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很快地，前来“护驾”的军队扈先梅的一个团与包围大帅府的军队赵恩臻的一个团遭遇，这让对面的两位团长目瞪口呆。待到张作相与扈先梅说明来意，赵恩臻先是吓了个半死----纵兵犯上，意图谋反，从古到今都是死罪啊，自己带兵包围帅府那是证据凿凿。可是，汤旅长不是对自己说有人对大帅图谋不轨，要自己星夜包围帅府么！这下可好，“护驾”的反而变成了“刺驾”的了。　　晓得老师长的手段，当机立断，赵恩臻命令手下士兵立即卸下枪，自己缴了械束着双手战战兢兢随着扈先梅两人“见驾”。依张作霖的个性，自己做足了低姿态，杀头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不知道此次乌龙会不会影响自己在大帅心中的地位，毕竟自己这个团长来之不易。　　当他看到因愤怒而铁青着脸的张作霖时，禁不住打了个颤。不过当眼角扫到随侍一旁的少帅时，心下放宽了心：自己和少帅相处得还不错，在奉天讲武堂里，少帅还对自己青睐有加。　　果然，经过一番解释，在少帅指出此事的始作俑者仅为汤玉麟一人而已后，张作霖的脸色柔和多了。他气咻咻地招呼赵恩臻说：“恩臻你坐。你的初衷也是为了我，这件事不怪你。我也说二十七师的军官们不至于听信汤玉麟那个王八羔子来造我的反！看来此次整顿军队是在所难免的了。”　　张、汤反目已成定局，是该表态的时候了。对汤玉麟，张作相也没什么好印象，在大事上，他向来是唯张作霖马首是瞻；而扈、赵两人，也看清大局，向张作霖表态效忠。　　临到授意的张作相迅速召开二十七师营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张作霖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对大家晓以利害，讲了过去许多同甘共苦的事。使得一度和汤玉麟随声附和的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等人纷纷感动，表示坚决拥护张作霖，反对对长官任何形式的兵谏。　　军心稳定，是时候收拾汤玉麟了。　　汤玉麟在军队中的威信远不及张作霖。全幅武装的二十七师官兵从远处来个大迂回，将包围王永江警务厅署的王永江的部队来个反包围。　　汤玉麟再胆大也不敢和张作霖的部队正面冲突，毕竟张作霖之威不是盖地。而且还未交手，二十七师士兵一阵大喊“捉拿叛军，缴枪不杀”便使他的手下顿作鸟兽散。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0章 归心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更进一步与孙烈臣行使权力，以调查汤玉麟与冯德麟交往涉嫌泄密为由，命令宪兵逮捕汤玉麟。汤玉麟乃率两连兵逃去新民村。汤离去之后，张作霖怒不可遏，倒是张汉卿反认为这是使部队纯洁的好事。他对张作霖说：“汤玉麟走了倒是好事，没他仍成席，有他搅了局。倒是父亲对跟随他的那拨人要及时安慰，不要再出集体倒戈的事。”　　于是经过一番琢磨，张作霖面对全师上下或愤懑，或忐忑的心态，不计前嫌，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汤玉麟，全函如下：　　“阁忱仁兄：十七年患难至交，临别竟未一晤，弟心伤矣！我兄之心能毋伤乎？回忆在桑林子时，我兄、辅忱及弟等共廿四人，屡受洪辅臣、徐翰武等大股欺侮。金寿山勾结俄兵，乘夜袭击，我等冒死冲出重围，孙德山背负赵氏出险，投到老达房，家叙五大度优容，推诚相处，稍得喘息。及投诚新民，弟任管带，兄任左哨哨官。我兄生擒杜立山，首建奇功。弟因升前路巡防统领，兄升马二营管带。后开赴洮南，剿办‘蒙匪’六十三牙签、陶什叨等，弟两次被围蒙古包内，兄均冒险冲到，弟感激涕零，兄劝慰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言犹在耳，永矢弗谖。辛亥之秋，奉赵将军电回省，乱迫眉睫，人心慌恐，我兄率部于一夜之间，擒获恒六、张荣等首要，胁从逃散，省垣转危为安。弟因统领中路巡防，旋改编陆军二十七师，弟任师长，兄升五十三旅旅长。及段将军离任，弟承乏督军兼省长。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前途顺利发展，十数年间，得长全省军政，因羡生忌，因忌成仇，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事实俱在，不待覆案。人生最宝贵者，莫过于生命，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以言语之差，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乃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者。况且父灵浮厝，大事未完，老母在堂，仍待奉养，兄弟妻妾子孙等，食指日繁，开销日增，兄不为自谋，也不为全家老小着想乎？共得之富贵，当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注）：函中人名注释：一、金鼎臣后为二十七师所属一团长，违法乱纪，被张毙狱中。二、赵氏为张之元配，参加徐州会议之奉天代表赵锡嘏，即其族人。三、张作相字辅忱，家叙五为张景惠。四、杜立山为绿林著名匪首，骚扰地方，张邀共饮燕，即于席上擒之。五、陶什叨等为蒙古匪首。六、张荣即张榕、革命党人。七、“他人见我师团坚固……多方破坏”一段，他人指冯德麟。　　张作霖不能执笔，可是这封信却是他口授，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是一封真情流露的信。27师各将领见将军对一个叛将都能如此仁至义尽，无不从心眼里敬重张作霖。汤玉麟的离开，正好是27师去芜存精的好由头。没有了汤老虎，张汉卿对军队的整肃顿时少了许多阻碍。　　汤玉麟走后，护驾有功的张作相接任53旅旅长。对他，张汉卿是放心的：张作相历史上也是忠心耿耿于张家，沈阳皇姑屯炸车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被炸死，张作相一心辅佐少帅张学良。张学良对张作相也很敬重，称他为老叔，辅帅，又让原配夫人于凤至做了张作相二夫人花福田的干女儿，关系一向密切。不少人认为张作相是张作霖的兄弟，但穿越而来的张汉卿明白，张作相是锦州义县人，张作霖是奉天海城县人。他俩只是名字上的巧合，并没有宗族关系。但是，由于他俩两次结拜为盟兄弟，又都是关东要人，所以不了解底细的人都这样地猜想和误传了。　　看到张作霖父子为袒护自己，不惜与手下得力大将冷面相向，一向恃才自负的王永江也大受感动。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奉天警界的事务中去。在他的努力下，奉天省城出现了多年难得的安稳局面，治安情况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好。张作霖也以识人、用人之明得到省城的交口称赞。　　外荐不避仇，疏也能间亲。　　张作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　　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经过半年来的兢兢业业，张作霖在省城得到了拥戴，加上以奉天将军之职的正统，同城将军冯德麟再也不能回复往昔的嚣张了。张渐强冯渐弱，胜利的天平在急剧向张作霖倾斜。　　汤玉麟一事，促成张作霖下定决心提升其卫队的地位和实力。俗话说上阵父子兵，前任卫队长于珍在处理汤玉麟“叛变”事件上中作为不力而淡出张作霖视线，作为其长子的张汉卿自然成了领导这支队伍的不二人选。不久后，张汉卿走马上任，一跃成为督军府卫队旅的旅长。　　张汉卿因了少帅的身份，又拥有绝对控制权，所以能够趁机将自己在奉天讲武学堂所结识的一拨中下级军官安插到各个新建的岗位上。编制大人手少，所以跟着张汉卿的军官一个个都有机会晋级，人谓“跟着少帅，前程远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汉卿渐渐在奉军中有了根基----民国初军队中师的编制是效仿德国，为2旅4团制（此外师直属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张作霖麾下的27师也不例外。张汉卿有幸独自管理了一个级别相同的卫队旅，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了。加之这支部队为张作霖亲军，又为“太子”领衔，自然待遇及装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后张作霖行使督军权力，相继收编了驻守在洮南的后路巡防队和驻扎在凤城的马龙谭的右路巡防队，并最终使奉天传统的四支武装力量变成冯德麟和自己两系。　　为了安全起见，张汉卿将卫队旅安插在省城各个重要隘口，以防变故。一方面继续提拔郭松龄，安排其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副手----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有限，而郭松龄确实是个人才，而且目前绝没有与张家反目的心思和实力，大可放心使用。反正是在自己的卫队旅，理论上算作张作霖的私军，传统上少受外来干涉。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1章 染指江省 - 少帅春秋 - 致君 　　尚在解决冯德麟之时，张汉卿的眼光已经指向了吉林和黑龙江。满心想依托东北改变未来局势的他，感到时不我待。而自己雄心勃勃的“父亲”张作霖，因正与冯德麟在奉天争雄，无力北顾。父子俩根据东北各省的形势，认为吉林孟恩远对自己提防甚深，手下抱成团，急切间难以下手，一不小心，孟与冯联手对付自己，反偷鸡不成蚀把米。倒是黑龙江因有内讧，比较有机会解决。　　即使如此，父子俩还是合计好久，认为直接动手力有不逮，还是通过别人之手以此遥控江省为妙。两人把目光同时盯向许兰洲。于是一拍即合，讨论出一个“借鸡下蛋”的办法，即通过许兰洲来控制黑龙江省，先拿比较容易解决的黑龙江开刀。　　驻守黑龙江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字芝田，直隶南宫八里庄人。幼年学儒习武，青年从戎，后被推荐入湖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入北洋军。民国三年，许兰洲任陆军中将师长，与张作霖、冯德麟、吉林孟恩远并列称雄于东三省，是黑龙江省军界第一号实权人物。　　许兰洲与张作霖私交甚密，他任师长期间，他野心勃勃，一直想夺取黑龙江省的军政大权，被称为黑龙江省的“张作霖”。张作霖也对许兰洲排挤黑龙江省当权人物的行为大力支持，允诺事成之后，保举他做黑龙江督军，并答应给予经费上的援助，他向许兰洲保证说：“如江省要用款，我可以把日本的300万元外债拖晚一点还，挪给你先用。”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令曾任黑龙江省都督的“俄国通”毕桂芳，再次走马上任，做了黑龙江省长兼督军一职。毕桂芳原是旗人，后来改入直隶籍，是个外交人员出身，曾担任清国驻俄公使馆随员。去而复归的毕桂芳，让许兰洲嫉妒异常，心想：“我劳心劳力，刚挤走了镇安右将军朱庆澜，才得了个帮办军务的职位，你却坐享其成，对我指手画脚，断不能如此便宜了你！”　　机会终于来了！毕桂芳素以怕老婆闻名，为了让夫人高兴，借夫人寿诞之际，大摆酒席，群宴宾客。许兰洲派亲信李景林等人，故意在酒席上吆五喝六、大叫大闹，引得毕桂芳与军官们发生冲突。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和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也对毕桂芳不满，乃与许兰洲的心腹任国栋密谋说：“我们打算请许师长出来当督军，你说怎么样？”早已得到授意的任国栋当即欣然同意，并许愿说，如果让许兰洲当黑龙江督军，把毕桂芳赶跑，可以将巴英额提升为师长，而英顺则可兼任镇守使一职。双方在酒桌上一拍即合。　　1917年6月督军团纷纷独立时，黑龙江军务督办许兰洲也宣布独立，他不是对中央，而是对毕督军。毕向他进行商谈，愿以省长相让而留任督军。许的意思也想要督军，以讨价还价。许兰洲自恃手握兵权，指使英顺等人带兵到督军署请毕桂芳“让贤”。毕桂芳名为督军，却无一兵一卒。被逼之下，毕提出愿以省长相让，只留督军一职。但许兰洲不答应，不但要毕桂芳让出所有职务，还限其24小时内离境。　　毕桂芳无奈，不等中央同意，便发出了下野通告，推许代理，电云：“许帮办精明果敢，洞彻边清，实能宏济时艰，为国柱石。”把督军和省长两个职位全部交给许兰洲，愤然辞职回京。　　许兰洲如愿以偿，也许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也通电说：“毕督军虚怀若谷，卸职高蹈，采及轻樗，挽留之术，辞卸未能。只得暂承其乏。”忘乎所以之间，未等北京政府任命，便自封为黑龙江督军。随后又违背诺言，提拔亲信任国栋为师长，把眼巴巴盯着这个位置的英顺、巴英额晾在了一边。　　英、巴二人被耍后，愤怒异常。两人开始调转枪口对付许兰洲。一时间，黑龙江火药味浓烈，战争一触即发。　　段祺瑞内阁对毕、许之争本无所谓，亦无心袒毕，但他不欢喜犯上作乱，所以电召许入京一谈。许兰洲回电说：“黑龙江有两个宗社党徒，是英顺和巴英额，职须留此扑灭匪类。”他不甘心放弃到手的督军和省长位置，便给张作霖打电报，希望得到张作霖的帮助。　　此时的张作霖正在静观时局变化，看到黑龙江政局乱作一团，张作霖心中窃喜。但是他现与28师冯德麟尚在相持阶段，有心无力。正待婉言回绝，张汉卿附耳说：“隔山打牛，千载难逢。”　　一句点醒梦中人，张作霖决定运用“乱中夺权”的手段，一举拿下黑龙江。他派其亲信孙烈臣，以调停两派之争的名义，急赴江省，拉拢双方，以便为顺利夺权做好铺垫。　　孙烈臣到江省后，先后会见了英顺和许兰洲。英顺与孙烈臣均在东三省讲武堂培训过。老同学相见，高兴之余，英顺把黑龙江省的事一股脑儿全给孙烈臣兜了底。　　孙烈臣这趟可是没有白跑，黑龙江对峙双方竟然都表示愿意听从张作霖的安排，孙兴冲冲地回奉天复命。听到这个好消息，张作霖立即向自己的权力伙伴、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段祺瑞发出电报，推荐他的儿女亲家、中央陆军讲武堂堂长鲍贵卿接任黑龙江省督军。　　鲍贵卿也是段祺瑞的股肱之一，为东北元老。且张作霖原配赵氏1898年生的长女张首芳（又名冠英）即嫁其子鲍豫才，有这层关系，估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角色，北京政府很快就答应了张作霖的保荐，7月26日，发表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　　受到英、巴二人威胁及中央严厉申斥的许兰洲也已心灰意冷，对鲍贵卿的到来没有多少抵制。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2章 收编 - 少帅春秋 - 致君 　　考虑到许兰洲在江省军界是个兴风作浪的危险人物，手下拥有重兵，鲍贵卿初来乍到，唯恐无法牵制其人，反生其乱，多次致电段祺瑞寻求对策。段祺瑞认为虽然鲍贵卿为张作霖之亲家，但对自己忠心不贰，若其无法控制局面，势必影响中央之权威，有心将许调往张作霖麾下以求克制。　　但是张作霖反假惺惺地回复说自己关注黑省仅是为了东北的安宁起见，而既与鲍、许相互交好，如果合并了许兰洲，一是于朋友义气上大有损害，二是会让人形成印象，认为张作霖是为势力扩张之利而来，坚辞不允。　　除了张作霖，谁还能够克制许兰洲这样一只大象？而若不让许彻底离开其根基黑省，鲍贵卿这个督军则就有名无实。于是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仍假中央政府之手，严令将许兰洲及其第1师所部骑兵5个营、步兵3个营即刻调往奉天，隶属张作霖麾下。　　许兰洲不得不从命。　　见到许兰洲，张作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大哥，未能帮大哥的忙，因为我的人正忙着对付28师，腾不出手来，请你原谅。”许兰洲心里有气，但见张作霖情真意切的样子，也不好再说别的什么。只是表示自己来到奉省，人生地疏，各种补给军饷需要张作霖广为筹措并安置。　　张作霖早有准备，连声答应。他叫来张汉卿，当面说：“许师长是我的大哥，他现在要暂时安顿在奉省，你要像侍奉自己的大伯一样好好对待他。要粮给粮，要饷给饷。总之一句话，有27师吃的，就得有第1师喝的。具体的事情就交由你负责，有什么困难的，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这样的话以及应对的办法已经在许来之前就做了精心彩排，张汉卿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会全力以赴，照顾好许部在奉省的生活。他也当场叫来卫队旅的军需官米春霖，要他全力配合许部的后勤工作。　　米春霖在当时还不是非常有名，但是张汉卿却知道这位后来变成东北军四大军需之首的能力的。米之前随时任陆军上将、广东省长的朱庆澜担任广东省省长公署饷糈处处长，兼全省官煤局总办。在此期间协助朱庆澜澄清吏治，严禁赌博，一扫贪污弊端，期间还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护法运动。1917年朱庆澜因为得罪段祺瑞而无法在广东立足，赋闲了一段时间。米春霖遂返回奉天改投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麾下，任中校副官。　　若不出意外，他也会逐步晋升。因为能力出众，米春霖深得张作霖把兄弟孙烈臣的重用，不出两年即升任黑龙江督军署上校副官长兼被服厂会办（副厂长）。不过张汉卿对他是太熟悉了，所谓“不拘一格用人才”，直接就把他从众人堆里简拔了出来，担任卫队旅的总军需，军衔也提前晋升为上校。　　老少帅都如此客气，许兰洲最后一丝怨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根据张汉卿的建议，为方便补给，许兰洲的部队就驻扎在奉天西城外的前丁香屯，与卫队旅的训练基地大芳士屯相距极近。　　一开始双方的互动良好，张汉卿也不负前言，补给均能准时送达。可是渐渐地，一些闲言碎语慢慢地传到张作霖那里，说许的驻军经常歁行霸市，奉天省城民众多有怨言，谓难得大帅仁义，患难见真情。但许部却是烂泥扶不上墙，不知收敛。当然张作霖是勃然大怒，痛斥张汉卿做事不力，让许的士兵受了委屈，才有扰民之举。　　这些举动，当然是故意而为之。当着众人的面，让小子辈受到牵连，无论如何许兰洲只得表态为之缓颊。说部队长期无所事事，致有此举，表示将严加管束。　　张汉卿赶蛇随影上，表示卫队旅训练基地就在彼处，可以让许部进行分期轮训。并表示为提升其军官们的军事素质，奉天讲武堂二期可以为之留一些名额，卫队旅新增的军官教导团也可以对其中下级军官进行短期培训，以保持战斗力。其热情与热心，让许兰洲不好拒绝小子辈的盛情。　　这样，随着一批批军队被调来调去，部分军官也被送出轮训，许兰洲渐渐发现自己对这支部队失去了控制：营长们经常不知道下属的连队到了哪里，自己也只能隔十天半个月才有机会见到自己熟悉的属下。反之，张汉卿卫队旅的军官教导团却陆陆续续有许多军官安插在营连各级指挥官的位置上，美其名曰“见习”。这让他心灰意冷：调入奉天之后，许兰洲失掉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所部从衣食住行皆由奉军接济。无论道义、势力，均不是张作霖的对手。　　有心算无心之下，很快军心浮动，许兰洲也变成了张作霖的“高级俘虏”，干脆放弃了对部队的管辖权。张作霖成功地踢开了夺取江省政权的第一块绊脚石。　　许兰洲走后，英顺在巴英额的支持下，转而对鲍贵卿开始了逼迫。他们煽动江省军界反对奉军入境，并且以武力威吓鲍贵卿，江省形势重新变得动荡不安。　　鲍贵卿密电张作霖，请求援助。接到急报后，张作霖以剿灭蒙古叛匪的名义，知会盟弟吴俊升率29师一部北上江省，由郑家屯突然开到齐齐哈尔，压迫黑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解除兵权，完成了对黑龙江的全部控制。随后，张作霖与鲍贵卿又通过上下打点，要求北京政府以挟制长官、吞没公款等罪名，免去英顺和巴英额的职务。　　在北京严令和吴俊升所部的枪口下，英顺、巴英额未敢抗命，只得乖乖交出兵权。江省军界的骚乱得以彻底平息，鲍贵卿的地位也得到巩固。不过他的地位是以奉军及吴俊升的军队为支持的，实质上鲍贵卿也做了张作霖的高级傀儡。之所以没有直接换马，是因为张作霖不想太过锋芒毕露，而且鲍贵卿还是中央段祺瑞“大人”的亲信，用他来镇镇局面更好。　　当然为了牵制鲍贵卿（其实更实在的是为了牵制一军独大的吴俊升----光杆子鲍贵卿有什么好防的？），并表示对江省老人许兰洲的安慰，张作霖仍设法让许兰洲仍回帮办原任----这也显得这位张大帅够义气，不过许兰洲这次返黑，发现实权在张作霖委任的手下大将韩麟春手中----韩受命接替许兰洲为陆军第1师师长，间接地把黑龙江省攫为己有，从此张作霖迈出了向“东北王”转变的实质性步伐。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3章 后发制人 - 少帅春秋 - 致君 　　攫取黑龙江后，张作霖势力大为膨胀，由一师兵力扩充至三师之多（起家之27师，盟弟吴俊升之29师，以及从黑省得到的第1师，还有不得不提的远超其用途的庞大的卫队旅），非向奉天以外发展不可。控制吉林便成了张作霖的下一个目标。　　吉林督军孟恩远，字曙村，是天津南郊双桥河镇人。他在小站练兵入伍，1904年任吉林巡防军管带，民国2年逐走吉林都督陈昭常，取得吉林省军政大权。督军团闹事时，他因年龄最长而被推为领衔人，大家尊呼他为孟大哥。他也和毕不管差不多，会写一个“虎”字，督署的事，内事交给女婿陆承武（陆建章的儿子），外事交给外甥督署参谋长高士傧。　　他的出身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逝，他自小便成为孤儿流落街头。一个偶然的机会，孟恩远在天津“夜来香”妓院当上了管茶水的差役。看到他从早到晚提着一把大铜茶壶，穿梭于楼上楼下各个房间，沏茶倒水，忙个不停，一个调皮的妓女就给他起了个诨名“大茶壶”。　　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是“夜来香”的常客。孟恩远很快与他混熟了。一次，乘给袁世凯沏茶之际，他向袁透露了要投身军旅的想法，袁世凯见其灵活机智，身体结实，便答应了他的要求。1896年，慈禧太后来天津检阅袁世凯的新军。慈禧由太监搀扶着走在前，袁世凯紧随其后。检阅过程中，慈禧的一只镶着宝石的簪子从头上掉下来。太监在慈禧身边没看见，担任袁世凯护卫的孟恩远眼疾手快，将簪子捡了起来。　　检阅完毕，慈禧要回房休息了。孟恩远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双手捧簪跪在慈禧脚下，高声说道：“凤簪落地，重返佛山。”慈禧听了孟恩远这乖巧的话，十分高兴。等孟走后，慈禧问袁世凯：“刚才这捧簪子的是谁？”袁如实回答。慈禧说：“如今新军连一个队官都如此精明，足见袁大人练兵有方了。”慈禧从天津返北京之前对袁世凯说：“那姓孟的可以做点儿大事。”袁世凯见孟恩远受到慈禧如此重看，又替自己赚了面子，回小站后马上提孟恩远当了标统。　　孟恩远带兵打仗，往往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指挥灵活，每次都能胜利，于是一步一步地爬到统领、总兵、河南省南阳镇总兵之职。袁世凯对孟恩远非常赏识，就任大总统后，委任他为吉林督军。孟恩远拾簪之事传开后，得了一个“拾簪将军”的绰号。　　孟恩远驻守吉林达十二年之久，势力遍及全省，在东三省有一定影响，地位不易撼动。他的儿女亲家陆建章，曾任袁世凯总统府警卫军统领、陕西督军，极得信任。可谓外有强势，内有强援。张作霖连同省的冯德麟都无法排挤，更别说染指吉林了。他观察了好久，也没找到下手的机会。　　正当张作霖发愁之际，机会说来就来了。　　段祺瑞在北京政府内阁中连任7届陆军总长，实力非常小可，在袁世凯死后，又兼国务总理，渐渐独断专行起来。黎元洪原先为副总统兼鄂督，但被袁世凯调离鄂地后实力大削，虽在袁死后当选总统，却任由段祺瑞呼风唤雨而无可奈何，被人称“盖章总统”。黎元洪盛怒之下，欲行使“宪法权力”罢免段祺瑞，而段祺瑞则令属下各省督军宣布独立。总统、内阁矛盾日益加深，遂演成“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时，地方大员静观其变，作骑墙派。黎元洪因实力不足，屡落下风，急切寻找实力派做后盾。他瞄了半晌，也看中了张作霖----眼看得张作霖与冯德麟同城操戈，而张无论实力、名望均远在冯德麟之上，于是产生拉拢之念。他亲派特使来奉调解，直批冯德麟犯上作乱，背离中央，声称如此次调解再不成功，当提交国会声讨。　　“府院”之争最终将以掌握重兵的段祺瑞轻松取胜，张汉卿深知历史，敏锐地抓到了这个机会，要乃父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段祺瑞，以在将来可能的对冯用兵时，能够得到段的支持。当时在段祺瑞支持下酝酿宣布各省独立的督军团正在徐州召开会议，张作霖派副官长赵锡嘏代表参加，并将此事经过，一再函告以盟主自居的张勋。　　第一函说：“……无论如何，霖当静候，万一事出意外，飞蝗满天，霖亦必有相当之对待，倘有借重我公鼎力之处，届时当再电闻……”　　第二函将诉诸武力的态度，表示得更为露骨。函云：“绍帅钧鉴：奉事辱承垂询，仰见古谊殷拳，感激之忱，莫可名言。作霖与冯阁臣患难相交，十载以还，从无失德。今以细故，遽为此落井投石之举，人心之险，可为三叹，乃我方委曲求全，彼则相遇日甚。日前冯回北镇，汤旅长亦移驻新民，由表面言之，似亦稍事归宿，惟证之近日种种情形，冯、汤实为结成一体，近经密侦报告，竟派其私党，招匪运械，为日不足，积虑处心，可以想见。现作霖已连电中央陈明办法，若中央为息事宁人起见，将冯别为位置，汤可随之俱去，作霖亦未便苛求。倘中央亦厌弃此辅，或一时难有位置，而彼辈复蓄意扰乱，不顾大局，则实逼处此，终当诉之武力。作霖无似，而宅心磊落，素为我公所知，至于彼此关系之深，夙承厚爱，更不待言。届时既与彼辈干戈相见，实力一节，敝处可以了之；幸假以声威，遥为作势，自足以寒其胆，而摄其魄，知公当有以许我也。详情由赵中军面陈。专此敬候勋安。”　　冯德麟在争取中央诸公的支持上也落了下风：他不如张作霖那样及早地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得到段祺瑞的欣赏；也没能够引起黎元洪系的重视。在中央政治争斗风起云涌的当口，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在张作霖接连行使将军权力、挤压28师发展空间时，竟然一筹莫展，如履薄冰。不到半年时间，形势发生了逆转，轮到他步步退让而无还手之力。　　自己得罪段祺瑞总理亲信段芝贵在先，黎元洪总统不满见于后，见势不妙，激流勇退，将部队撤回广宁。忍耐多时的张作霖，却一发而不可收拾。趁着府院两系均对自己伸出橄榄枝之际，天时地利人和均占优势，不乘机发力，便不是张作霖的风格。他得势不饶人，却让冯德麟想低调而不可得，进而行使权力，免除冯德麟军务帮办职，撤掉28师驻沈阳办事处。冯德麟受挫后退居广宁（北镇），意志消沉，固守田园，无所作为。其部队因为军饷卡在张作霖手中，又有不少主要军官看到大势已去，皆生动摇之念。冯德麟奋斗一生，却先后失去皖、直系的信任，最终以失败告终。　　府、院之争时，虽然黎元洪伸出橄榄枝，张作霖在“通晓历史”的张汉卿的极力要求下，仍然继续抱紧段祺瑞的大腿，旗帜鲜明地通电拥护段，宣布奉天自治。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4章 完胜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府院之争”中落下风，无法，黎元洪引故旧、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入京斡旋。张勋率其“辫子军”于6月14日进京“调停”，其实另有打算。在黎段之争中已退居天津的段祺瑞对张勋进京自然是求之不得，可怜黎元洪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救星却没想到是灾星。入京后，张勋便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入使馆区，推选冯国璋做总统。　　冯国璋做了总统后，曾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时好得多。可是他们是两个实力派，冯国璋颇有心机，且不同于黎元洪的是他在北洋军系中有地位，有兵权，还有长江三督为后盾，因此当然不愿意做一个和黎元洪一样的受气总统；段祺瑞则刚愎自用，决不肯放弃半点权力，因此两人的争执，一样尖锐化。　　争执的第一遭，是军权，这也是历来总统、总理间的争执焦点。冯国璋就任不久，就想恢复“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段当然不肯同意。段在国务院设立了“参陆办公处”，以取代袁世凯时代的“统率办事处”。冯要过问全国大事，不愿做有名无实、像个泥塑的大总统，段在这一方面总算让了步，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可是，总统、总理之争，不是表面的，或是一件事情上让一点步就可以和缓，于是权力之争使这两位北洋巨头，裂痕愈来愈大。冯、段两人的暗斗，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争开始。由于段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拒不恢复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战争，在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北京政府中段祺瑞的皖系狂叫武力统一，而大总统冯国璋的直系力主停战议和，直皖两派斗争日趋尖锐。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力量，各有地盘，可是他们也各有弱点：直系占有长江三省地盘，然而湖北、江西和江苏不相联结，并且因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尤其是江苏更是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至于冯国璋自己身居北京，也是在皖系势力范围内。不过，皖系军人纸上谈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在用兵西南时，必须越过长江，要经过直系的地盘，直系地区虽然分散，却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经的孔道，所以段在征南军事上必须要取得冯的支持。　　段平时称冯为“四哥”，可是面对权利，这两兄弟争得更厉害！段与黎是水火相斗，他们却是真刀真枪！段的霸道与跋扈逼得冯国璋走投无路，于是自带了一旅精兵，22箱子弹，以巡视南方战场为名，沿津浦线南下，直奔南京老巢去了。段却派心腹段芝贵在安徽半途截住了大总统，冯大总统不可能看不到围在火车周围的荷枪士兵，只好眼望近在咫尺的南京恨在心头不敢言声，乖乖的回到北京，从此彻底放权给段祺瑞。　　不曾想，张勋这位忠于皇室的“辫子军”首领，在6 月份又搞了一出复辟的闹剧。为了取得最大化的支持，张勋也盯上了失势但还有实力的冯德麟，突然电召冯德麟进京。冯德麟正愁无法摆脱张作霖紧逼的大手，也是一时猪油蒙了心，竟然愿以身家性命赌了一把。在他看来，张勋复辟成功，不愁加封进爵，荣归东北，取张作霖而代之。到那时，封侯入相当不在话下，何惧张作霖一盛天将军？　　于是大喜之下，乃派其心腹张海鹏带先遣队二百人，先期前往。20 日，冯德麟在三十名卫士护送下到京，立即拜见张勋，支持复辟活动并愿为其效忠。同时，又以三拜九叩的大礼，进宫谒宣统皇帝。溥仪赏赐给他“穿黄马褂，紫金城内骑马，御前侍卫大爪头衔”。　　7月1日，张勋拥立废帝溥仪复辟，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改民国六年（1917年）为宣统九年。冯德麟也踌躇满志，飘飘然，昏昏然，而不知所以然。他利令智昏，下令调二十八师部分官兵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突然间，风云变，形势急转直下，全国舆论大哗，“讨逆”呼声鹊起。张勋、冯德麟一伙的拙劣表演，全国反对，长城内外，挥戈兴师，共讨叛贼。冯德麟预感到一场厄运即将降临，乃厚颜求之于张作霖。张念旧谊，电瞩：“永居北京故为危险，速从陆路沿长城单骑来归，当于适当地点出迎”，或云。但冯德麟无视张之劝告，纳左右言，率卫队，肴便装，乘火车东行。　　7月10日，火车行驶天津车站，被曹铬部下侦缉队人员发现，遂将冯德麟、张海鹏及下属官兵二百名，一同拿获。7月12日，张勋的“辫子兵”天坛之战，全军溃散，复辟闹剧寿终正寝。14日段祺瑞进入北京。同天冯德麟从天津被押送北京，关押于十二师司令部，接受审判。8月15日，大总统正式宣布“冯德麟因叛变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和勋位，并交付法院依法严惩”。　　张作霖虽然与冯德麟素有矛盾，但念其绿林情谊，在冯妻的请求下，他一边亲去北京找段棋瑞；一面动员吴俊升、马龙潭两镇守使及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二十九师各旅、团、营长百余人，联名向北京为冯德麟请命。不仅此，又劝说辽西十六县士绅上书请求宽容。经各方努力为之疏通，10月15日，段祺瑞政府才改判为“参加复辟证据不足，因吸鸦片罪罚八百元”为由而获释。冯德麟出狱后，当局为了顾全面子，任命他为段棋瑞总统府高等顾问，由张作霖负责28师。然冯德麟虽得自由，却已无一兵一卒，毫无危险性了。不久段祺瑞封冯德麟为“山陵守护大臣”，负责守护清朝入关前的祖宗陵墓，从此冯德麟田多地广，乐得做一个富家翁，而与政治绝缘。　　28师被收编后张作霖计划将全师分散调开并作整编，导致人心惶惶，军心不稳。张汉卿极力劝阻并推荐28师原旅长汲金纯升任师长，以接替冯德麟的职务，还赞扬他“性情沉稳，通晓军事，大局观强，深得人望。”见仍是军中老人汲金纯主事，于是各种流言逐渐偃旗息鼓。汲金纯也不负张汉卿识人之明、提拔之恩，积极配合张的举措，后来成为奉军五虎将之一。　　张作霖并不追究于与冯之间的纷争，且以德抱怨，彻底赢得奉省人心。此役他不费吹灰之力，赢得完整的28师，更独霸了奉天省，实力又壮大了一大步。此一役，冯德麟完败。张作霖则通过对冯德麟的有情有义，得到了二十八师官兵们的认同。　　奉天张、冯之争是袁世凯死后关外一件大事，在这场争斗中的完胜也是张作霖奉系崛起之转折。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5章 西原借款风波 - 少帅春秋 - 致君 　　因张勋复辟而号召护法，广东省长朱庆澜邀孙赴粤，程璧光海军独立，载孙、唐绍仪、汪兆铭、伍廷芳等人南下广州。抵达广州之时，段祺瑞“再造共和”，拒绝恢复被张勋废止的1913年选出的国会。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军事征南方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迷梦，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祺瑞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就是这一期间铸成的。　　日本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由日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有名的“西原借款”。　　段祺瑞为求财政上的充裕，贯彻其武力统一的迷梦，不惜饮鸩止渴，断送国权，让日本假借款以夺取中国之利益，而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　　一、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　　二、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 　　三、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　　四、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　　五、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 　　六、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　　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注销来，段相信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相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它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　　段祺瑞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同时美国公使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江苏督军李纯更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　　段决定一意孤行，不理睬反对声浪，当这个合同签定前送到农商总长张国淦桌上，照理要由农商总长批准和签字。可是张国淦竟拒绝签字。同样在北洋政府任职，张国淦却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　　这个张国淦是何人也？说起来鼎鼎有名。　　张国淦(1876-1959)，字干若、仲嘉，号石公，湖北蒲圻人。北洋政府官员，学者。武昌首义前，调北京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后以“参议”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得袁世凯青睐，1912年4月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黎元洪执政时，因同乡关系，继续受重用，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水利局总裁。周旋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调节矛盾，为各方所待重。他不签字，贵为总理的段祺瑞竟也没有办法。　　11月1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亲自到农商部威胁张签字。张国淦问林权助是代表日本商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他说：“如果是代表贵国商人，则当按照我们中国的矿业条例办理。如果是代表贵国政府，这里是农商部，我和阁下没有谈话的地位，请阁下到我国外交部接洽。”　　林权助被张说得哑口无言，又不好意思翻脸，只好退出。隔不久又来访张国淦，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建议依照日本钢铁业由军部管理的成例，将此案移陆军部办理。张答复说：“这是我国内政，不劳阁下操心。”段祺瑞看这事闹僵了，乃派孙润字以120万元向张行贿，贿款增至200万元，均被拒绝。国务院秘书涂凤书也奉派前来，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会为名离开北京，由代理部务的次长代签铁矿合同，张国淦也拒绝。段又采取以前对付内务总长孙洪伊的办法，劝张外调省长，以免身当其冲，张也不肯。　　张平日为人随和，可是这次却非常坚决。段最后派亲信曾毓隽访张，说了许多好话，请张帮忙，张国淦说：“不签字就是帮总理的忙！” 　　段祺瑞讨伐南方（孙中山），武力统一的政策行不通，又受直系的反对，湖南情势又突变，他只能出之辞职一途了。当他辞呈尚未提出时，江苏督军李纯（直系）又来电建议总理不兼陆军总长（实际上是要削了段祺瑞的兵权）、解散临时参议院、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迅速召开南北和议。　　11月16日段被迫提出辞呈，同时发出“正密”铣电痛论北洋派团结的必要，以及自己不得不辞职的苦衷。他一边明着下台，一边以副总统之位拉拢直系曹锟，意图分化直系势力。　　曹锟虽是直系，以前并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且一向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被称为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因此当时颇有举足轻重之势。直、皖两系都极力拉拢曹锟，他则一直不作左右袒。他当时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又曾是清朝时的北洋大臣地位，他的一举一动，对北京都有严重影响。曹锟本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中保持中立，在手重要谋士徐树铮的导演下，在21日单独发表马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表面上好像仍是主和，或是主战、主和中间的折衷方案，实际上对南军是不利的。　　曹锟马电发表前后，皖系军阀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奉天巡阅使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乃其它军阀：卢永祥、张怀芝、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响应段的号召，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一时主战派声势大振。　　12月2日以曹锟和张怀芝为首，督军们和督军的代表齐集天津孙家花园开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和声势，不下于徐州会议，除了西南各省和长江三督没有代表参加外，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的军阀代表，以及上海卢永祥、徐州张敬尧都有代表前来天津，这等于是又一次的督军团会议。　　张汉卿是参加这次天津会议的奉天代表，陪同他的是张作霖的智囊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天津会议并推举段芝贵进京向冯国璋摊牌，他们表示一点婉转的意见：如果南军退出湖南和解散非常国会，就可以谈和，这是谈和的起码条件，如果总统不采纳，督军团将以对付黎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各省宣布脱离中央而自主。　　张汉卿代表奉系张作霖表达了高调支持段祺瑞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段祺瑞虽然已经宣布下野，但是张汉卿清楚地知道，要不了多久，段将会复出。无他，历史已经证明。为了让段感觉到奉天省对他“忠心不二”的拥护，张汉卿在征得张作霖的同意后，旗帜鲜明地表示“如果总统不接受这个和谈条件，则国将无宁日，奉省将仍支持段总理之南下政策。”　　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支持段祺瑞的声明，不知老段心里做如何想，至少对张作霖父子的好感是增加的，这在其后的事件中逐一得以表现。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6章 分裂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主战派这次倒不是摇旗吶喊，光念不动，而是有真实行动。决定南征后，北方军阀们截留税款、扩充兵力、夺取地盘。这时的全国报纸被主战的通电填满，杀伐之声不绝于耳。北洋派颇有大振旗鼓的中兴气象，居然也有人主张让老段亲自任征南统帅的。　　正当北方杀伐之声惊天动地，长江中游突然又爆发了主和的声浪。1918年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自主，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　　冯玉祥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而和谈的基础是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各守疆土，两不侵犯，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最后他说军人应当服从总统，而总统从来就是主和的，所以主和就是服从总统。他的结论有两途：“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　　冯玉祥此举当然是主和派的安排，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因为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全的行动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影响。据说这是陆建章在幕后策划的，陆并且还有突袭安徽、赶走倪嗣冲的计划。倪在安徽并不得人心，赶走了倪，陆就可取倪而代，如此一来，安徽加入长江三督的阵营，津浦南段全在主和派掌握中，力量就大了。　　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突然主和极为震动，因此把一切愤怒都集中到冯国璋身上，决心要搞一次军事政变以驱冯下台。可是由于皖系的兵力都调赴南方，所以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支持他的计划，因此便派其亲信智囊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借口，前赴东北找张作霖，企图说动张作霖调派他的奉军入关，来执行驱冯计划。　　皖系叫战，直系叫和，双方遂在这一论争上大作文章。皖系说：“能战始能言和，应该以战迫和”。直系说：“和以示诚意，以和为手段，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再战才能气壮”。其实主和派是对付段，主战派则是对付冯。并不是真的要和，或是要战，而是新的“府院之争”。　　北洋派在袁称帝时已经分裂，不过那时的分裂，只是对袁，也可说是袁的众叛亲离。到了张勋复辟后，北洋派的分裂才告表面化，张勋复辟，段祺瑞誓师讨伐还不是真正分裂，到了直系、皖系各走极端时，才是北洋派的正式分裂。　　对冯国璋来说，自袁世凯死后就开始做新华宫的美梦，然而当他如愿已偿时，才逐渐地体会到辉煌壮丽的公府和大总统这个头衔，并不是理想中的人间仙境，他所身受的痛苦，正是过去黎所受的。他和黎一样，都是段内阁的盖印机器。　　当他在11月20日批准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辞去陆军部次长时，徐却在天津搞风搞雨，把曹锟从直系四督巧电中拉出来否认。而张作霖组织所谓的秦、晋、皖、奉大联盟，据说也是徐树铮的策划，这个督军大联盟，好像又是督军团再版。　　日本公使来见冯国璋，放出威胁口吻，他说：“中国局势正面临极大困难，内阁不可更动，一更动必定有大乱子”。在段祺瑞内外交困的时候，他的日本支持者迫不及待地也跳到前台来了。　　在“府院之争”如火如荼之际，张作霖此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对付称霸东北路上的最后一个拦路虎孟恩远身上了。　　张汉卿麾下高纪任的“奉情局”不负众望，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孟恩远也犯下了同冯德麟一样的致命错误，他竟然也参与支持了张勋的复辟活动！绝密的信息如潮水一般流向张汉卿的奉军大本营，顷刻间，张汉卿抓住了无懈可击的孟恩远的小辫子。　　于是，张作霖乘机密派心腹到吉林，以孟恩远“复辟附逆”有据，滥用省库和任人唯亲等为由，发动了“驱孟运动”。并以民众的名义，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追究孟恩远罪责，并强烈要求撤换他。这时的民众力量，远非电报里所讲的“滔天”，不过当时国内外对于“复辟”的行径，人人喊打却是真的。　　孟是直隶人，亲家陆建章也是直系，孟的部队多属直隶子弟兵。作为与直系水火不容的皖系大佬、国务总理段祺瑞早就有革除孟恩远之意。此时顺应民意，让自己人替代孟恩远，可谓恰逢其时。于是他很快就向孟恩远下发了革除令，同时任命自己的骁将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接任其职。田中玉是河北抚宁人，此前曾在长春驻扎过，与日本人的关系极好。　　赶走孟恩远，却来了田中玉，这种结果是张作霖没有想到的。他看得很清楚，如果让以段祺瑞为后台、并与日本人过从甚密的田中玉就任吉林督军，无疑会成为他统一东三省的最大障碍。正所谓“两害相侵取其轻”，张作霖决定，与其迎接田中玉，不如暂时留住孟恩远。　　孟恩远早听到一些风声，曾派秘书戴艺篑到北京冯国璋处打听虚实，冯说没有这回事，劝他不要听谣言。可是不久谣言成了事实，他接到命令后大为光火，便打电报质问内阁调动的理由，限三日内答复，否则吉林便宣布自主。又派吉林混成旅旅长裴其勋为独立军总司令，同时，他们选派请愿代表陆续赴京，积极奔走，为孟恩远鸣冤叫屈，他的党羽高士傧等也坚持要反抗田中玉的到任，并以武力压迫吉林的反孟势力，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易督的成命。　　新任督军田中玉本已准备赴任，但他看到吉林混乱的政局，顿时兴味索然。他觉得自己在察哈尔都统的位置上也不错，没必要卷人混乱的政治漩涡中去，于是向段祺瑞婉言谢绝了任命。　　东北战争一触即发，总统冯国璋大不谓然，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也都愿意出面调停。冯授意王占元联合各省北洋军阀发出联名通电，借口牵涉国防、外交，请求维持吉林原状，列名的督军除了长江三督外，还有部分皖系督军因受王占元邀请签名。段碍于冯的面子，又受各省督军的压迫，对吉林易督问题乃以不了了之：（一）不撤消原令，（二）不实行。　　之后，孟恩远因平定哈尔滨事件有功，重新获得了北京政府的欢心，如自己愿、也如张作霖愿地留在了任上。不过，两人的裂痕已在。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7章 抢械 (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对于徐树铮来奉，张作霖是非常高兴的。至少，在这个乱世，自己现在也终于算得上是个人物，真正为当权重宿所倚重了。　　张作霖虽然绿林出身，但他早有大志，他在关外拥兵自重，就是等待机会问鼎中原。不过无论直、皖，或是袁世凯在世，对奉天这支大军是防之又防，历来奉军不能出关内一步。现在形势比人强，段祺瑞病急乱投医，自己“邀请”出关，当然开心。闻之消息，早已跃跃欲试。　　反而是张汉卿出奇地冷静，在私下，他径直问张作霖：“父亲，您认为以目前我们一省的实力，能够在关内政局上搅起多大风浪？”　　张作霖沉吟不语。　　张汉卿微微一笑，说：“现在直皖两系实力不分伯仲，却远超我们。我们虽然表面上有四个师的力量，但是27师与第1师要照顾两个省的局面，而28师刚刚归顺，人心不稳；吴大帅的29师虽然划归我们阵营，却极难穿插。老实说，这么点兵力，对大局却没什么决定性的影响。目前局势，无论直皖最后孰优孰劣，都对我们有堤防之心。贸然加入他们之中任一方，即成附庸，失去独立地位。现在东北局势虽然风云莫测，但总体对我们有利。我的意思是不妨虚与委蛇，有利即可图，无利亦无伤，总之以壮大自己为已任才是第一要务。”　　张作霖也是人精中之人精，这些事情本来也在其想法之中，自然一拍即合。于是父子俩商量已毕，决定由张汉卿唱白脸。　　在会见徐树铮时，张汉卿自然在座，一俟双方转入正题，张汉卿故意向张作霖说：“父亲，执政有命，发兵关外自是应该。不过目前军械不足，若是仓促行事，万一有失，反而成为他人干涉政局的借口，致成取乱之道。”张作霖也是反应奇快，故意作难说：“这点我也知道，可是目前京城局势千钧一发，若是等待补给，恐怕时机错过，破坏执政大计。”　　对张氏父子这一出双簧，徐树铮早有准备。他奉命到关外召奉军入京，知道如不许以重利，张作霖是绝不会奉召的。而事实上奉军不入关，北京局势不会一面倒地投向皖系。对张作霖这奉天的土皇帝而言，最好的礼物非军械莫属了。他做过陆军部次长，知道段祺瑞购买日本军火的详情，同时在他交卸次长职以前，曾留下好几张盖了印信关防的陆军部空白公文纸，因此他决定用劫取一批军火作为交换条件换张作霖派兵入关。可是段祺瑞为人刚愎，事先如果向他请示，他一定不许，唯有用行动先做了再说。　　得到徐树铮的允诺，张作霖慨然应允，立即挥兵入关。这次入关，奉军以张作相为前敌总指挥。张汉卿为辅，实际上负责了全部的关内政策大计。　　奉军入关消息传出后，最感不安的当然是冯国璋了，奉天是在北京后方，朝发夕至，说来就来。早在袁世凯时代对关外力量就刮目相看，极力怀柔。冯国璋不由想到一年前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后，黎元洪就被逐下台，现在奉军入关，可能旧戏重演。他是个无兵无权的总统，在北京身不由己，他预感自己随时可能被逐或被软禁，因此他盘算三十六计，仍以走为上计，暗中布置第二次“南巡”，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到湖北，可是段系的人怎会放虎归山。当然不让他离开北京城。　　为保证“兵贵神速”，1918年2月24日京奉路火车被奉军扣留运兵；25日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滦州；同日，奉军第27师第53旅张景惠（接替已升职的张作相）部开到秦皇岛。那里有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议第一批运到的步枪30000余只及弹药，也是早就入了张氏父子“法眼”的一块肥肉！　　这笔军火原是段祺瑞经过一番运作苦心搞来的日本产新式枪械（在此时，中国是无力自行造出合用之武器的，通常枪械购自日本，炮火则来自克虏伯），本来是借着一战后期对德参战的名义借款二千万，要自练参战军三师四混成旅用的，此是第一批。　　负责看守这批枪械的是皖系外围势力毅军姜桂题属下常德盛部。毅军是淮军的分支，在府院之争中依附皖系。作为据称有10万毅军的“昭武上将军”、督理热河军务，兼热河都统，姜桂题老而弥辣。段祺瑞将这批军火经其地盘转运北京原本以为是再安全不过的事，但是哪知道口口声声拥护段总理的奉军一出关，第一件事便是要打这批军火的主意。　　毅军驻秦皇岛统领常德盛（少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奉军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主意打到段“中枢”的头上，而且强龙不压地头蛇，秦皇岛好歹也是热河节制下的地盘！本来以为奉军出兵天津，秦皇岛只是借过，然而奉军似早有准备，先头部队刚入城，前驱一个排便抢先围住“城南军需仓库”，这里，就是那30000支步枪的储藏之所。　　毅军虽然在史上有过辉煌，但此时却是一支腐败老朽的部队了。面对奉军气势汹汹的架式，只有一个新兵鼓足勇气质问奉军的“劣行”，却被早已接受命令的奉军先头排长扬起枪托便将其打趴在地，而一向趾高气扬的毅军守备兵竟然集体失声，要知道他们可是足有一个加强连的力量啊。　　奉军迅速接管仓库，视若无人，毅军仿佛感受到了耻辱，纷纷端起手中的武器。而奉军后继人马蜂涌而入，很快地变成奉军占优的局面了。　　如此大的事情，常德盛没理由不表示愤慨和抗议，他一面命令所部驻军进入战备状态，一面亲赴城南，意图以武力交涉。若是任由奉军抢走这批军火，不但段祺瑞那里不好交待，这毅军的名声算是从此全完了。　　可是令他傻眼的是，奉军早有准备，不但荷枪实弹的士兵封锁了整个仓库，还架起了几门大炮，摆起了武力“抗拒”的架式。按奉军一个整编旅的力量，据说还是张作霖起家的27师所部，绝非常德盛区区不足3000人的“双枪兵”所能武力战而胜之。　　姜桂题允许热河人种植鸦片，使得热河成了全国闻名的种烟区。他由于出身贫苦，成于军伍，多少还保留了作风雷厉、生活简朴的本性，同时也十分重视军队的战斗力和军容风纪，所以毅军战斗力在民国初期还能算上一支不能小觑的力量；但随着他进入暮年之后，毅军也仿佛进入暮年，由于军饷不足及多年安逸生活的熏陶，毅军已经渐渐腐化，吸食鸦片已成为军中一道风景线，也是中国最早冠名“双枪兵”的地方部队（更出名的一支是贵州军）。现在的毅军，精神面貌已非昨日，与训练有素的奉军远不是一个档次了。　　常德盛倒不怕奉军来个突袭什么的，至少在目前，明面上大家都还遵中央----段祺瑞的旗帜，奉系得枪再杀人，也太不地道了。他准备晓以利害，用文而不是用武来解决事端。　　可是他碰到的是少帅。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8章 抢械 (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一身黄呢子大衣戒装打扮的少帅在张景惠少将旅长的陪伴下迎接常德盛。初次掌兵的张汉卿竭力想维持其风度翩翩的形象，但是他所期望的英武之气被年龄所掩盖，这是无可奈何的。谁叫他天生长得这么帅呢？　　常德盛望着稚气未脱的张汉卿先来一场愤怒：“少帅，奉军毅军都为段总理股肱，奉军公然抢夺中央准备编练‘参战军’的枪械，难道是要背叛总理吗？”　　张汉卿微笑着说：“这从何说起？汉卿奉总理钧命，特来押解这批军火入京以备大战。有中央调命在手，武器之事有徐参谋总长出面安排，汉卿只是奉命行事罢了。具体事宜，常将军不妨询问徐总长？或者直接上达天听，致电总理？此事一问即明，再无虚妄。”　　常德盛一生都在官场滚打，岂是张汉卿几句话所能打发？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既然少帅有调拨令，不妨让常某看看，若确有此事，当然悉听尊便。”　　调拨令当然是没有。奉军是明抢，不过为此而首先翻脸却不是奉系的初衷。张汉卿微笑说：“元首训示即是调拨令，此事只家父、徐总长与元首知情，学良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当然按理总理明令奉军讨伐南军，岂有不支持军火之理？不说枪支，连军饷都是垫付了的。常将军如果不信，可以电告中央询问此事，或者与家父沟通。”　　常德盛听了半晌，原来如此！他也摆明立场：“枪械是中央存放于此处，毅军有保全之责。未奉钧命，不敢苛私。奉军若有需求之必要，等我请示中央，再做定夺，如何？”　　张汉卿也有办法对付，他摆出一付势在必得的架式说：“兵贵神速，接获命令学良便即出兵，立刻便需奔赴前线。电文来往，手续繁多。若有军事上之耽搁，恐非学良所能承受。常将军不妨自行去电，俟学良有违背中央训令之事，大可明示内外，以此绝奉军之私。”　　他说得清楚，是我先将这批枪械拿走，生米煮成熟饭后，随你慢慢倒腾电文吧。若是段祺瑞这个元首不同意，目前正是有求于奉系之时，难道敢明着对国内外讲是我奉系不地道？　　张汉卿一边示意张景惠，张景惠也是张作霖使老了的将领，岂有不明白之理？他大声质问说：“前方士兵没有武器弹药，难道要我们赤手空拳去打仗？”　　常德盛气不打一处来：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有枪便是王！奉系只要将军火吞下肚，那绝对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过现在正是中央用得着奉系的时候，也不至于为这批军火便翻脸。作为皖系的旁支，他这批毅军的骨干可是再明白不过段祺瑞的心思了：奉系等地方军阀要用，但要控制其发展，以防尾大不掉。一个强大的奉系，再加上之批军火，那可是如虎添翼的事情！　　不过他目前可不是奉系的对手。一个少帅亲自带队一个整编旅，看来奉系对这批军火可是下了本钱的，志在必得。以奉军如临大敌的阵势，强留是不可能的，搞不好对方翻脸吃掉自己还能说是毅军干扰奉军行动，被迫自卫！以张作霖吞并奉、黑两省的传闻来说，这种事倒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常德盛无法，但还在尝试着作最后的努力。他缓了缓口气说：“同吃皇粮，同为国家做事，贵军坚持要如此做，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是非将来自有中央定论。只是贵军来得突然，人力可能不足，运送军火之事，毅军虽然老朽，还是可以做的。容少帅少待，我来安排人力搬运。”他这准备用拖字诀来解决当前的难题了。只要有时间，还可能有机会补救。　　但是少帅直接拒绝了他的好意，张汉卿说：“兵贵神速，所有军火立即就地补给。常将军的好意，学良心领了。”　　接下来场面话不用再说了，奉军以实际行动表达张汉卿心中的愉悦而根本无视毅军的愤慨：成捆崭新的步枪被奉军从仓库中拉出，又欢天喜地地押解上车。为运输这批军火，张汉卿整整拨出一个团的兵力！　　不甘受辱的常德盛迅速报知其老上司姜桂题，以获得支持。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姜桂题以自己年老无武为由，不意与张作霖这位政治新星争雄，令他大失所望。　　在张汉卿的安排下，27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准备武装皖系的枪械劫走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感震惊。　　早在年前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四分五裂，不能成为一个局面，因此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虽然他身为总理又兼着陆军总长，但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大招私人武装。还好一战接近尾声，民国政府也在年前正式参加了协约国一方，正好可以以这个为借口，训练一批赴欧洲参战的跨国军队。于是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目的。他向日本借款购买的这批军械便是为了训练自己嫡系部队“参战军”的，如今却被奉军捷足先登，怎不大伤脑筋？26日段电张作霖请“原物交还”，运来北京。　　到手之物，怎能轻易相让？张作霖也在同一天发出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因缺乏军火，所以未便开拔，现在未经呈报即提去军火，因怕往返请示费时，所以不得已先留用后呈报。27日他答复段祺瑞说：“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好不容易吃进口里的肥肉，怎能轻易吐出？这不是张作霖的性格。　　段祺瑞无可奈何，张作霖已经说得明白无误了：我是借军火也好，抢军火也罢，都是国家的财产，谁用不是用？为何要厚此薄彼？既然要我为你效力，怎么着也得出点血吧？他段祺瑞总不能说这批军火是给自己募私兵用的！被摸着短处的段总理有火没法发，但他对奉军的提防却又深了一层。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29章 第一次入关 - 少帅春秋 - 致君 　　由于奉军迅速入关，使冯玉祥进攻安徽的“奇兵计划”无法实现。北京政府前此撤换冯玉祥旅长的命令，当时冯玉祥曾以全体官兵同旅长共进退为威胁，这时情势也迫得他低头了。倪嗣冲请北京政府迅电曹锟派兵夹击冯旅，以弭长江巨患，并且控诉冯抗不交代，又于武穴上下游加兵扼堵，暗中与苏督往返密商军略诸事，足见其野心不悛，受人指使。但是曹锟不肯派兵，所以倪嗣冲也不敢单独进攻。　　冯玉祥这时已出人头地。张怀芝建议调冯旅到黑龙江驻防，冯玉祥当然不肯充军，去“发往边疆效力”。当然张作霖也不欢迎这支军队。直到3月18日，北京政府采纳曹锟的意见，给冯玉祥“革职留任”的处分，掳去陆军中将，暂准留任旅长，交曹锟节制调遣，这是后话。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提出罢免李纯和讨伐冯玉祥两个要求，他说这是为了“拥护元首”。可是被他拥护的元首却吓得心慌意乱。2月26日在冯国璋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奉军入关的对策。他用悻悻的眼光问段祺瑞：“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令，也未呈报，居心何在？”段祺瑞回答不知。冯又大声问：“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作何勾结？”段更忸怩无以置辞。　　这次会议当然没有结果。冯想要段叫张作霖退兵，段就是召奉军入关的原始人，他怎会再要奉军退出呢？何况召虎容易退虎难，他即使愿意叫张退兵，事实上也办不到了。退可自立为王，进则好处尽占，深谙这段历史的张汉卿怎能轻易放弃这到手的肥肉，而段祺瑞又何尝不知道关外王张作霖不是好惹的，请了来就不容易请出去，可是既然饮鸩止渴，也只有“硬行”了！　　冯国璋知道叫段退奉军是办不到了，他只得央请前清末年做过东三省总督，亲手招抚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到奉天说服张作霖退兵，然而时移势易，张作霖早就不买他老上司的账了，赵尔巽自然是白跑一场。　　奉军自入关后，其声势咄咄迫人，3月5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坊，在车站检查往来旅客，使中外人士大吃一惊，北京国务院去电劝止，说明廊坊不是戒严区，不可以检查旅客，奉军依然继续执行勤务，置之不理。而张作霖所发通电则顾左右而言他，他说：“出兵扣械，系坚元首主战之心，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他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以便奉军进驻，并没有等待答复，他的部属已在天坛、南城一带找兵房了。　　为统一关内奉军的指挥，张作霖以自己为司令，遥控指挥；张作相转为后路总指挥，驻守山海关，可进可退；以杨宇霆为参谋长，节制全部关内奉军。张汉卿则返回奉天，类太子监国，并酝酿他自穿越以来第一件最重要的计划之一的土地改革事宜。　　似乎是解释奉军进入北京的理由，3月7日奉天方面发表张作霖和曹锟、张怀芝的往来电。张作霖3月5日歌电表明他的宗旨“拥护中央，维持大局，始终团结，戡平内乱，联络同志，共救危亡。”又说天津会议将奉军编入第一路，后来又改编入第二路，他都极表同情，现已编成六个混成旅，若不开拔，则“对同志为不信，对我兄为不义，各旅不日即可到徐，会合大军，敬听指挥”。　　张作霖在这通电报中极力解释“自己毫无个人野心，自己对财产身家功名权位皆已逾量，尚复何所希冀，只以目前时局为重，弟处扩张实力，专以辅导我兄起见，此外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其殷切之情，就差指天为誓了。　　曹锟3月7日的阳电是欢迎奉军入关，称赞张作霖“耿耿大义，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谊共生死。请奉军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还请加派一个或两个混成旅开到汉口，加入第一路”。张怀芝的阳电称道奉军入关为“壮我士气，固我后援”，并称已指定韩庄为奉军南下的第一站。　　北洋政府于3月19日接到了督军们的联名电报，这通电报以曹锟为首，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共有15省三特区的北洋军阀们，他们要求段祺瑞再起组阁，内云：“锟等互相约定，我公复任揆席，则同人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全国安危，同人离合，均系我公一身。”　　冯国璋接到这个电报，简直像接到哀的美敦书一样，没奈何只好再请段勉应众命，以北洋团体为重，接受组阁大命。段仍表示“无意于此”；冯则指天誓日地表示愿与段同生死，共患难。并且自动承认五个条件：（一）参陆办公处仍然迁回国务院，以靳云鹏为主任以代师景云。（二）国务院决议，总统保证不擅改一字。（三）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四）公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五）中央（指总统）致各省的电报，须由院方核发。　　3月23日大总统令准署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24日派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25日参陆办公处迁回国务院。27日令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28日令改海军总司令为特任，以蓝建枢为总司令。29日令陆征祥复任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吴鼎昌为财政次长。这些均是皖系的重要人物。　　作为激励，4月4日晋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张敬尧一等文虎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吴佩孚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段祺瑞第三度复任总理，冯国璋是完全低头了，就是主和的实力分子长江三督也不敢唱反调。这时政局中的大红人是徐树铮，李纯也竭力拉拢徐，江西督军陈光远公开表示接受第三期作战计划。到此时期，直系已完全屈服于皖系。当此之际，段祺瑞在汉口的军事会议中说明团结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贯彻对南作战方针的决定，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战计划，发交有关各省按照计划执行。关于总统问题，段祺瑞主张迅速召集新国会以便如期进行总统的选举，这就是由皖系亲信徐树铮策划的后来著名的安福国会。　　段祺瑞三度组阁前，一切有利的情势都倾向于他，可是等他上台后，情况就两样了：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阀拥护他是自有打算的，希望因为作战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同时因为作战而各自可以截留国税，买马招兵。像奉军入关时即“顺道”劫夺了一批军火，段上台不久，第二批从日本运来的枪械30000支又在塘沽被奉军劫收！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两次截军火之后，张作霖用这些军火共装备了7个旅的兵力，实力大增。可是经此以后，段祺瑞对张作霖是恐惧异常。奉、皖翻脸势在必行。此时奉天背后有吉林如刺在哽，冯国璋也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或暗斗。表面上奉军第一次入关风光无比，但一旦段祺瑞缓过手来，仓促之下，奉系却不是如日中天的皖系的实力可比。若不能尽快解决奉系与皖系之间的这个心结，对奉军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0章 陆建章之死 - 少帅春秋 - 致君 　　关键时刻，张汉卿打起了分化直、皖的主意，他对张作霖说：“父亲之所以现阶段不能与段祺瑞相抗衡，是因为直系力量不能有效牵制皖系。现在段祺瑞重新上台，形势对我们不利。要想解脱未来困境，不如在那位‘两栖督军’身上下手。只要曹锟反皖入直，则段祺瑞顾忌前后均有大敌，必不敢与父亲翻脸，我们则又有较长的缓冲期，且看将来变化如何。”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自段祺瑞第三度组阁后，徐树铮就成为那时期的政坛宠儿。他也踌躇满志，以段阁后台自居。有人说当时的北京政府，一切军国大计都在段手中，而段则一切取决于徐，他简直是内阁中的内阁，总理下面的总理。　　针对徐树铮想做直隶督军，张作霖指派与他关系较好的杨宇霆向他献计：只要把现任直隶督军曹锟再升一级，升曹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现湖北督军为江苏督军，这样既解决了李纯，又打击了直系，更为自己开了一条路，实在是“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　　徐树铮也认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又仍掌一省督军，应该会心满意足的，如果曹锟同意，自己的直隶督军便垂手可得。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曹锟大为光火：自己起家便是从保定这块宝地，军阀纷争之际，离开自己的地盘则是贬迁的信号。他认为这是段祺瑞政府明升暗降，故意调虎离山，是皖系将要对付直系的象征。因此在4月4日打了一通电报给北京政府，请辞两湖宣抚使，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痾”。　　当时北洋军人常用辞职或养病来威胁政府；与曹的行动配合的，是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称因所部作战疲劳，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　　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他虽然能力平庸，军事上也无多少建树，但其用人之术却颇为了得。吴佩孚便是他一手简拔，直做到一师之长，统率着曹系军队主力，在湖南前线任前敌总指挥，在岳阳、长沙等地与护法军作战，连克重镇，时称“常胜将军”。曹锟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愣让吴佩孚对他死心踏地，终其一世未敢对他有丝毫违拗，在政治上与他牢牢同进退，甚至连曹锟在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败笔“贿选总统”一事发作并有取而代之的机会出现时仍守住忠诚底线，不能说不是本事与奇术。　　湖南的捷讯刚好挽回了北洋派威信，而吴佩孚部又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如果曹锟真的倦勤，吴部真的撤回，则段祺瑞武力平南的政策就功败垂成，付诸流水。　　在当时人眼中，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因为南方仍做革命大梦的孙中山没有实力，有实力的云南、广西、广东军阀们各有算盘，历史几乎不用假设：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他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为了笼络吴佩孚，段祺瑞亲往前线劳军，于1918年 6月破格授予吴“孚威将军”衔。　　因此，徐树铮这一遭碰了大钉子。段为了解释误会，特要徐树铮亲自跑到汉口来向曹锟道歉，劝阻曹锟不要辞职或请假，也劝曹令吴佩孚不要从战场上撤退。　　徐树铮恼怒异常，他在汉口同时部署了新的作战计划，打算把调往四川作战的奉军(许兰洲部一个旅，奉命进入前线)改调到湖南战场上，用以监视直军，以防直军作战不力或撤退。　　冯大总统知悉曹锟与徐树铮不和之事，欣喜异常----这可是分化曹锟与段祺瑞政府，让他脱离皖系怀抱，重新回归直系的大好时机。于是安排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军上将陆建章到天津来。其目的是要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新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一种局面。陆建章是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和各省北洋军阀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冯玉祥的主和，就和他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老实说，民国初期对于政要人物鲜有杀害者，这也许是旧中国学习欧美日政治的一大收获。徐树铮虽然有心彻底解决这一麻烦，却还是有些胆量不足。而按照张氏父子密议的结果，让杨宇霆怂恿徐树铮杀陆，从而在直皖系之间打下暗桩，对渐已在中国中央政坛成“三足鼎立”之势的奉系来说，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张作霖亲自安排与徐树铮交厚的杨宇霆，要他无论如何不惜代价“促成此事”。一个有心，一个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在什么地方下手颇让两人费了一番思量。冯大总统既有心与皖系一竞高下，作为重要棋子的陆建章，又如何不特别注意于他的安全？京津冀历来是直系传统地盘，皖系力量虽大，但强龙不压地头蛇，直接拿下这位直系要员的机会是不多的。既要其心内不疑，又要一击必中，思来想去，杨宇霆建议的奉军驻津司令部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对陆建章来说，表面“中立”的奉系当然比火药味正浓的皖系地方安全得多了，其戒备必然松懈，成功的概率很大；对徐树铮来说，在奉军地盘上而且是戒备森严的司令部杀了直系要员，奉系不论怎么辩白都脱不了干系。这一石二鸟之计甚是绝妙。　　起初张作霖对选择这个地方颇为不满：他喜欢真刀实枪地干，搞暗杀已经与他的一贯作风不同，又发生在自己地盘上，别人将如何评论自己？他本来对杨宇霆极为欣赏，现在却有些讨厌其行事之歹毒。　　倒是张汉卿洞悉了父亲的心意，微微一笑说：“天津奉军是由杨宇霆负责的，徐树铮虽然名义上是奉军副司令，没人会把这件事怪罪在奉军身上。只要事发时父亲远在奉天，自然对于约束属下力有不怠。只要有证明此事为徐、杨二人私下所为，父亲再以雷厉之处置方式，即可弥消于我不利之舆论。”　　张作霖有些吃惊地看着张汉卿，徐徐说：“小六子，我知道你和凌阁（杨宇霆字）一向不和，不过他的总参谋长还是你推荐的。凌阁虽然出此下策，不也是按照当初商谈的决定来做的吗？这样卸磨杀驴，要让官兵寒心的。你怎么会有如此想？”　　张汉卿轻轻说：“父亲如果知道杨宇霆在关内做了什么，我想您一定不会怪罪我手狠。”他只静静说了几句话，张作霖即暴跳如雷。　　止住张作霖将要命令副官将杨宇霆拉回来审问的动作，张汉卿淡定地说：“父亲，事已至此，且看事态发展，借这个事由，父亲一可以将事情一推干净，二来自然可以乘势将杨的势力一撸到底，三者，我想我们更可以在这个事件里再捞些好处。”　　张作霖看着张汉卿半晌不作声，忽然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六子，当初让你好好读书是对的。喝过洋墨水的到底和我们想得不一样！”　　陆建章到天津后，徐树铮写信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自恃为现任将军又是北洋派的老前辈，又是在奉军司令部内，绝不怀疑会有人下他的毒手。他如约而往，徐树铮殷勤地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谈话，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他的侍卫被挡在了外面。此时，他仍没有往坏处想。　　不过当他看到几个手持短枪的徐的卫兵涌进园内的时候，一切都明白了。他盯着徐树铮说：“徐副司令，我是国家大员，你既无大总统手谕，又没有国会授权，凭什么要逮捕我？此一事件，必不会善罢罢休！”到这一时刻，他仍然没有料到，这次徐没按常理出牌，是要判他的死刑。　　徐树铮笑着说：“我是没有手谕，不过我有手枪。”他对着卫兵大声说：“陆建章身为国家大员，勾接乱党，意图不轨。我奉大总统命令，将其就地枪决，以儆效尤！”　　陆建章听到这句话，方知道大祸临头，未及答言，就有卫士从后面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凭心而论，如果陆建章说动曹锟重入直系，则皖系无故失一主将，京畿危矣。所以以徐树铮的立场，陆建章有取死之道，徐树铮有必杀之心。只是这个作法大失人心，却是段祺瑞等所始料不及的。　　杀陆之后，徐树铮从长途电话中，嘱咐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国璋盖印发表命令全文如下：“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冯国璋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却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16日终于盖印发表。表面上，徐树铮大占上风，各方都对此事低调反应。只是此举却破坏了民国初年政坛的潜规则：无论敌对双方政见如何不同，下野即止，鲜有直接做肉体攻击者----吴佩孚、冯玉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莫不如此。历史上徐树铮最终被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枪杀，可算是天理昭昭。　　原第十六协协统（旅长）冯玉祥是陆建章的外甥。他闻舅舅死难的消息后，异常地镇静，不动声色地接受了总统府为安慰其而进行的“授勋”，并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进攻广东护法军。其实冯玉祥已探听到陆建章真正的死因，他在伺机对徐树铮下手。作为陆建章甥女婿的冯玉祥自然不能忘记这亲仇和提携之恩----陆建章是冯玉祥的老上司了。而今皖系势大，“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道理他是懂的。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1章 赢家 - 少帅春秋 - 致君 　　这一事件让徐树铮遭到多方质疑，名望大损。也挑开了皖系特别是徐树铮与直系外围冯玉祥之间的仇恨，给直皖两系带来新的不和的种子；奉系虽然未能如愿分化直皖，但是通过徐树铮之手，敲掉了吉林孟恩远的强援陆建章，对张作霖有百利而无一弊。因暗杀事件造成的后遗症已经把段祺瑞架在火上，现在他已经没心思再去追究奉军两夺军火的事了！　　张作霖为了削除内外对陆建章死于奉军驻地的质疑，以杨宇霆事陷“暗杀门”、对关外奉军控制不力为由，命令撤消其奉军关外总参谋长职务，改由张汉卿顺势接掌。并任命张作相担任“暗杀门”调查组组长，同时建议北洋政府免除徐树铮的关外参战军直奉联军副总司令职务，成功地转移了这个火药筒。　　一计不成，张汉卿再施一计。　　皖系对曹锟也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也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这个心病，徐树铮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又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吃了这道“迷魂汤”，又摇摆不定了。　　31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次天津会议有一个特色，是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它参加的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仍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且建议推段祺瑞为副总统。这是当初与张汉卿父子两人商量好的对策。因为他此刻虽贵为奉天督军，拥有4个师又5旅的庞大兵马，却无法正当地介入吉林局势。张汉卿建议张作霖的目标以北京政权的副总统为幌子，张作霖也知道凭自己目前的实力，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很难，他真正的目的是“退而求其次”，先在东北称王。　　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所以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可是如今张作霖亲身入关，他又想把这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却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以挽回南方的僵局。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当时徐树铮的表示是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怎知湖南前线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却拒绝作战，且和南军成立了停战协议，而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在旁虎视耽耽。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真是进退两难。　　此时曹锟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入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段祺瑞派花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直系大佬反目后，段祺瑞北京政府实力大损。为了抚慰张作霖，防备后院起火，于是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此职等于是前清时代东三省总督一职的复版，可以总揽三省兵马大权，而就实际势力来讲，张作霖担当的东三省巡阅使权力远在东三省总督之上。这一职务的任命，使张作霖拥有了对东三省合理合法的控制权。当然张作霖劫军火之事段系人马更不会也不敢提。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态出现，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他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这当然遭到其它军阀的反对，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肯这样干？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你推我赖。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但这是张氏父子所想要的结果。虽然张作霖把支持南下的声音叫得震天响，在明面上也没有人怀疑这位老兄的诚意。　　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总统终于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没钱，自然就不能打仗，因为士兵是要饷的。各路诸侯为利益分配搞了个乌烟瘴气，却对南下没有任何决议，只有奉系，空手入白刃，捞到在军阀混战中至关重要的装备，占了大便宜。　　为消除因陆建章死于奉军驻津司令部而招致的直系人马的质疑，担任调查组组长的张作相也不失时机地公布了整个事件的调查结果：“是徐树铮先同杨宇霆在冒领奉军军饷一事上相互勾结，而后又利用杨的轻信，在奉军司令部暗杀陆建章，意图将祸水东移奉系。整个事件，不但远在东北的张作霖不知情，连同伙的杨宇霆也被蒙在鼓里。徐树铮虽然名义上为奉军副总司令，但张作霖这个总司令却无法约束住他。”言下之意自然是要撇清奉军与这件事情的关系。　　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在迅速地调查张汉卿抛出的那个炸弹，这使得张汉卿的“奉情局”开始名扬东北，也奠定了这个部门在张作霖心中的地位。这正是当初让张作霖火冒三丈的一则消息：徐树铮冒领奉军战款中饱私囊，与杨宇霆密谋另立山头。　　原来，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为了扩充实力，伙同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4个旅的军队。这些钱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徐树铮已怀不满。在得知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只是因为要假手除去陆建章的事情为第一要务，这则消息一直隐忍再三，现在是放手一博的时候了。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为安慰张作霖，8月24日，北京发表委任状，张作霖麾下张景惠为奉军新编的16师师长。　　同年在皖系操纵下的“安福国会”以绝对优势选举出徐世昌为大总统，是为北洋第3任总统。　　这么一个调查结果，完全把责任推给了徐树铮。徐树铮既有错在先，要在军费一事上向张作霖认错，在暗杀陆建章之事上便不得已背了黑锅；张作霖并充分运用其演戏天赋，盛怒之下要枪毙杨宇霆。自然奉军将领们要纷纷劝的，张汉卿虽然与杨宇霆关系不佳，却素来欣赏杨之才能，以人才难得，极力劝阻。张作霖本来就视杨宇霆为诸葛、“智囊”，自然要将这个天大人情送给乃子。　　杨宇霆深谢少帅搭手之恩，却感觉无颜面对张作霖，遂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于是，张作霖这一次出关，既得了实缺，又得了实力，为各派最大的赢家。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2章 梨树事件 - 少帅春秋 - 致君 　　转身回奉，张作霖再向吉林伸手。只要孟恩远还在吉林，张作霖的军令在吉林就不能畅通，这让张作霖感到如鲠在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要想把东三省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把孟恩远从吉林驱逐出去。于是，张作霖又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现在他已拥有5个师的番号，另有劫军火改编的7个旅（其中2个旅已编入张景惠的16师，3个旅编入由张作相兼任司令的奉天保安司令部----张作相自杨宇霆被革职后，继任奉军参谋长职务兼奉天讲武堂堂长，自然，张汉卿的卫队旅是不会算在正式军队编制中的）和徐、杨偷偷新收编的4个旅，共计5个师又9个旅的庞大军队。　　老资格的孟恩远不会心甘情愿地拥护张作霖担当东三省巡阅使，他看到张作霖的势力逐年向三省伸展，内心充满了紧张和恐惧。特别是张作霖登上东三省巡阅使高位，统揽了三省兵马全权，单在名义上，已经可以把他吃得死死的，更加感受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惊慌之中，他使出一个昏招，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扩军备战，以对付张作霖。结果，搞得吉林钱法紊乱，人心惶惶。再次让张作霖把他的小辫子攥在了手心。　　张作霖乘机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给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去电报，指责孟恩远在吉林财政方面处理失当，滥用军费，坐观胡匪滋扰，请求处理孟恩远。同时，他还发动社会力量，唆使吉林的反孟势力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并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将孟恩远撤职查办。　　孟恩远也向北京政府申辩，指出这是张作霖搞的阴谋。张作霖一边向北京政府表白：“我张某人对孟恩远毫无私怨，不过是将吉林公民的意见转达中央而已。”一边再次表示革除孟恩远的决心。　　其时，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渐强，北京政府为了笼络住张作霖，只好将孟恩远免职。但皖系诸谋士担心，这个巨头一旦完全占有东三省，在北方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牵制其壮大，对皖系来说是如芒在背的巨大威胁。于是以总统徐世昌的名义向张作霖表示：如果按他的要求任命他的亲信孙烈臣为吉林督军，会遭到吉林军民的强烈反感，抑或又会添出新乱子。因此北京政府“不得已”搞了个折衷，把奉系色彩比较淡的鲍贵卿调任吉林，而把孙烈臣安排到江省。以隔开奉、黑两省的联系，以机培植新的地方势力分裂奉系，并以鲍的力量牵制奉系的发展。　　然而孟恩远接到革职命令后，十分气愤，决心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他之前早听到一些风声，曾派秘书戴艺篑到北京大总统冯国璋处打听虚实，冯说没有这回事，劝孟不要听谣言。可是不久谣言成了事实，孟恩远接到命令后能不大为光火？他打电报质问内阁调动的理由，限三日内答复，否则吉林便宣布自主。　　孟恩远是直隶人，亲家陆建章也是直系，孟的部队多属直隶子弟兵。由于陆建章之死，直系对皖系颇有警觉与不满，这一来，吉林督军的调动，牵连了直系、皖系的斗争，事件规格便变大了许多。为了表示强硬，孟恩远派吉林混成旅旅长裴其勋为独立军总司令，并指使吉林各团体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易督的成命。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派薛松年到长春劝孟恩远不要抵抗，答应他回京后另行委任他职。张作霖也派人笼络孟恩远的得力干将高士傧，表示愿意收其为门生，高士傧将来人赶了出去。　　孟恩远原已准备离开吉林赴京，但高士傧等人均不同意，纷纷鼓动孟恩远发表独立宣言，与张作霖武力对抗。孟恩远本来就对吉林督军的位置十分留恋，在高士傧的怂恿下，又动摇不定了。他错误地认为，此次免职是由于张作霖的搞鬼而非北京政府的本意，如果出兵与奉军对峙，形成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或许政府会不忍生灵涂炭，同上次一样，再次撤消免职令。　　孟恩远把吉林军队全部配置于吉奉两省交界处的各个战略要地，并宣布吉林要独立。却不知，如此一来，恰恰给张作霖以武力插手创造了机会。张作霖一方面请求北京政府下达讨伐吉林的命令，一方面调集大军，兵分五路，准备将吉林军一举歼灭。　　张景惠领16师经清源逼近梅河口。　　汲金纯领整编后冯德麟之原28师出热河经三河口兵锋直指双辽。　　吴俊升领29师从西丰逼近辽源。　　张作霖另一亲信姜登选领起家之精锐27师从昌图逼近四平。　　另有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率江军韩麟春第1师自东向西威胁吉林后背。　　大兵压境！　　大总统徐世昌不愿奉、吉发生战争，派人持函前往吉林，劝孟恩远早日离职。同时，他又请张勋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孟恩远，劝他退职到北京。可孟恩远此时已听不进任何劝告，执意与张作霖非拼个鱼死网破不可！　　正在吉奉两军刀枪相对僵持不下之时，在吉林省会长春发生了“梨树事件”，使日本人无意之中帮了张作霖一个大忙。但是这个事件究竟如何发生，为什么又恰恰处在两军对峙紧要关头发生明显对张作霖对手不利之事件？后来的中华民国史上含糊其事。　　但是当有心人翻阅“奉天特战大队”档案时，却意外地发现在那段时间有对日激战之事，而众所周知的是，特战大队自成立起一直忙于训练，最早的作战也是在2年后。　　梨树，地处现在长春市的东北部。当时吉林军队的一个团驻扎在梨树北面，禁止行人通过。　　当时的南满铁路控制在日本人手中，长春车站一个叫船津的日本员工，平时仗着日本人的身份，在当地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这也是当时孱弱中国的写照。　　有一天，船津的一个中国朋友委托他送一批民生亟缺的物品，需要过孟恩远部队的营地。要在以往，当然不在话下，船津可是做过多次，也从中渔了不少利，可是在奉军压境时，就有点敏感了。　　他的朋友也觉得似乎有点难办，便有些尴尬地说：“船津君，如果此事困难，我另想办法好了。倘若与当地驻军产生冲突，上面追究下来也不好交代。”　　若是单单前面一句，船津也许就顺势算了，毕竟他只是一个小职员，也不想惹出乱子来。至于朋友嘛，只是他渔利的跳板，有求于他的中国人可海了去了。但是后面的一句，可是大伤大日本帝国皇军的面子的----中国军队敢和皇军叫板？船津狂妄地拍拍胸说：“没问题，南满线是帝国在东北的生命线，看谁敢挡我皇军的道路。”只是，他没有看到这位朋友眼中一闪而过的狡黔。　　还真的有人挡住他的去路。　　大敌当前，吉林军在梨树的部队已经戒严，对船津一行当然按命令行事。船津大光其火，他无视哨兵的阻拦，要强行通过吉林驻军的营地。　　职责所在，哨兵当然不同意。眼看双方谈得越来越僵，不知什么时候，船津的朋友推搡了哨兵一把。哨兵也是烈性子，对日本兵怕是怕，但一个手无寸铁的日本职员也敢这么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接下来自然是双方言语不和发生殴斗，势单力孤的船津被揍得鼻青脸肿。　　挨打后的船津当然不能这么算了，晃着两条罗圈腿跑回梨树车站日本兵营去搬救兵。在东北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欺负日本帝国的公民，这还了得！大批日军马上驰赴现场。　　以往单这种气势，在中国根本不需动手，对方自然乖乘服软，日本兵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有的军服都没扣好，步枪还扛在肩上，正想耀武扬威地找茬。按经验，只要闹大了，对方自然会卑躬屈膝地说好话，还会乖乖地把当事人交出来了事。　　可是这一次错了。　　还没及质问，对方就根本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直接一梭子弹，全往要害上送。这批日本兵根本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有些人子弹没上膛，便不明不白地毙命。　　虽然事出突然，日本兵训练有素的特点马上展现，随着军曹一声“嘎嘎给”的大喊，日本兵马上还击。两边一来一往打了个不亦乐乎，一场激战瞬间开始。　　要说梨树驻军与日本兵的战术素养真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有心算无心，日本兵只为找场子，也没有携带重武器。再说枪战打响后，驻军迅速增援，在人多势众有先发优势的驻军手里，日本兵没占什么优势。混战中，日军死18人，伤17人，吉林军死15人，伤14人。　　这场莫名其妙的战斗究竟是如何引发的？一直众说纷纭。据后来编入奉军最高职务任军区司令的何柱国上将回忆，他当时就任吉林梨树驻守团团长，交战前双方军队根本未及派人接触，突然从已方侧边冒出几个穿着与已方同样军服的陌生人，向日方先开数枪打死数名日军引起日军对抗，在日军报复后，自己出于愤怒才下令自卫。日军因为人少不敌，当时就退后了。但等到再寻找这群陌生的“友军”时，他们却像幽灵一样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从何而去。　　日军少佐纠田武夫的战斗日志也证实了并非对面吉林守军先发第一枪，而是另一股似乎是增援（当时误认为）的敌军先发制人----这在日军统治下的东北甚至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梨树事件”发生后，日方从公主岭等地调来大批军队，向中国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要求在长春的吉林驻军，全部退出十五公里以外。当时长春是吉军对抗张作霖的重要据点和战略要地，这样一来就破坏了吉军原有的军事布置，打破了吉、奉间军事的制衡态势。　　北京政府得到“梨树事件”的消息后，惊恐万状。对一心苟全于乱世的中廷大员来说，宁得罪于家奴，不得罪于“友邦”是一贯的政策。为了不使事件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乃发布命令，严厉斥责孟恩远，并下令革除高士傧职务。　　吉林军队见大势已去，只好罢兵求和。7日后，孟恩远与张作霖打电话，表示愿意下台。由于上火，他嗓子肿得连说话都困难，不得不找人代为说话。张作霖在电话里对传话人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一切都是北京的命令，我没有办法。请你对孟说，他不退是不行的。”　　16日后清晨，孟恩远眼含泪水把吉林督军的大印交给了鲍贵卿。至此，由孙烈臣控制黑龙江省，鲍贵卿把持吉林省，再加上早已亲自领任在手的奉天省，张作霖终于完成了统一东三省的霸业，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　　枪杆子里出政权，乱世尤其如此。赤手空拳空降到吉林的鲍贵卿当然无法对张作霖有任何制约。不过张汉卿倒乐得有鲍贵卿这个“蒋干”在彼，经常提醒乃父多在场面上“尊重”一下这位天子之重臣，这样可以给段祺瑞一种错觉：在东北，鲍贵卿是有用的，是能够约束到张作霖的行动的，这样一来，不久自己要进行的东北政治经济改革才会少些来自中央的压力和忌讳。　　至于“梨树事件”，只有张汉卿等少数几人知道，它彻头彻尾是由张汉卿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剧，执行的主角，便是后来逸闻遐迩的“特战大队”。 不过利用日本人打击政敌，终究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情。事件的主角们对此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使得这一事件如众多的故事一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无论如何，“梨树事件”忽如一夜春风来，让此后的局面“千树万树梨花开”，让奉军几乎是兵不刃血地夺取了吉林，也令张作霖对“特战大队”的作用刮目相看。戢翼翘作为最受张汉卿赏识的大队长，从此进入张作霖的视野。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3章 解放农民就是解放中国 - 少帅春秋 - 致君 　　以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改革，都是烧钱的玩艺。可这时候民生凋闭、百业待兴，奉军政府从哪里找钱呢？好不容易还掉了因发动兵事统一吉、黑两省所借的日本贷款，财政收入已勉强够日常开支了。跟日本人争雄，老靠着投机取巧可不行，那是真功夫，靠实力的。朱元璋都知道“高筑墙、广积粮”，想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经济实力是第一位的。一句话，在热兵器时代，打仗烧的不是油，而是钱。　　在张汉卿的思想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实力及地位的上升。道理很简单：晚清时中国GDP世界第一，照样屡战屡败割地赔款！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　　《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也与毛爷爷“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敌人”的军事战略的思想一脉相承。　　凭心而论，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利于统治。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要农民有地种，能够过上自足的生活，朝代的更替几乎便成为不可能。从中学到硕士一直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张汉卿，在回到过去后，更能深深地理解“农业求稳定，工业为发展，商业得富裕”的含义。　　民国初年，东北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在农村，往往是一个屯子的田地由一家或几个大点的地主占据。失地的农民或为长工，接受雇主的剥削，或有机会入城，成为工厂工人，部分干脆入山为匪，做些无本买卖。而一旦事有不协，则复回家务农或直接由匪变兵，而后周而复始。这也是民国时期东北匪患盛行，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有什么办法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些土匪呢？张汉卿自然想到了后世执政党的作法：分土地，打土豪！事实上，这种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只要有口饭吃，有多少人真心愿意做土匪？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构成了中央乃至地方政府的执政基础。地主们无休止地压榨长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一些会醉生梦死再挥霍一空，除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外，对国家的进步贡献极少。前苏联成立之初是用和平赎买的方法获得经济的控制权，而后来新中国成立前后是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但是张汉卿不可能使用强行的办法没收土地，这样做会使他和他的父亲的政府立即陷入混乱的境地，没有一个得力的政党和相应受教育的人力根基以完成斗大户这种大刀阔斧的动作----斗倒了怎么办？谁来治理？　　但是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也没有能力像苏联一样赎买这些田地再分给无地农民。他们拥有的，只是枪杆子！张汉卿自然而然地想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是啊，有了这东西，怎么做不还是政府说了算！　　政府不能靠吃大户强行分地而把地主们得罪光了----一些较开明的地主是东北的财富，他们很多人当初因贫穷而携家带口闯关东，靠血汗和智慧挣得来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家业，东北正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这样的人才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发挥才能。像后世“吃大户”一般，可以会在短期内取得所谓革命的成功，但是其后遗症却要经过几十年之后再作大规模政策上的修改，何苦来哉！　　政府一定不能出钱，因为没有钱，但政府一定要有钱。　　农民一定要分得土地，这是立足东北的基础。但是一个松散的、安逸的、自主式的农村生活对国力的增强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张汉卿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政府用赊欠的方法强制收购地主们多余的土地，承诺每年给予利息，待一定期限（他的预想是10年或20年）还本。他现在要的是集中全东北的力量：人力、财力、物力，建立数十、以至数百个政府垄断的大型、特大型厂矿，以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这有些借鉴后代的“以农补工”，在前苏联成立之初和建国后的中国曾经被全面引用过，虽然残酷了些，但是对于落后贫穷的现国家要尽快走上现代之路，是最佳的途径。试想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有多少功劳属于政府直接资助的财阀----松下、日本电工、丰田…，韩国能够在一隅挤进工业化强国的行列，同样离不开号称韩国四大工业支柱的现代、起亚、三星、大宇…　　而这种赊欠还可以让债主们有另外一个选择，即将全部或部分政府欠款折算成股份，投入到工业企业厂矿的建设中来。如果得到允许的话，相当于用政府借用民间的资本来完成工业的发展，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的闲散资源，将其最大限度地市场化，用经济学的术语叫做扩大再生产。　　比起毛时代中国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无疑后来日本韩国实现的国家强力扶持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优越，这也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主因。但是与西方国家普遍的弱政府介入模式相比，作为后起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对于产业发展布局，产业发展顺序等战略问题考虑得比较多，对经济的介入深得多。像战后，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日本政府首先制定的倾斜经济政策，韩国紧随，其首先满足钢铁煤矿等基础产业的需求，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后又适时制定了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类似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引导产业界对关键性的重化工业、电子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并且给予了全力的扶持。这一政策，使得韩国在“四小龙”中成绩斐然。　　无论如何，战后日韩的底子是好的，不像现在的中国，工业基本为零，有限的几个会社都是日本人建立的。即便如此，东北的形势比关内要好得多，一句话，中国的其它地方，更穷更落后。　　张汉卿有心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经济体制，但在目前，他非常深刻地理解了“解放中国的农民，就是解放中国生产力，就是解放中国”的涵义了。工业的发展，其资金来源要从农业中取得，解放农民的任务，先从土地改革开始。　　在征得张作霖许可后，在一群智囊的簇拥下，张汉卿以太子地位入政奉省西部朝阳地区，进行史上所著名的“朝阳土改”试点。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4章 朝阳土改 - 少帅春秋 - 致君 　　“朝阳土改”的主要作法是：　　1。 明定法令，土地的所的权归国家，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对个人合法拥有之土地承认其使用现状（优先使用权）。朝阳地区各县、乡、村三级政府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分署丈量土地、评定地价、依人头登记并领取《土地使用证》等任务。　　2。 限制个人土地拥有量以人均30亩为基础，超出法令部分以赎买的方式由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强制收购 (以1918年年初物价基数约为20元/标准田地亩)，所需费用分10年摊还本息。----这其实是借鸡生蛋的主意：自治政府不出钱先期得到土地税金作为财政收入支持工业，而后以工业所得税金分期摊还利息金额。后来再适当通过货币贬值降低政府债务的数额，或由政府发行债券征集金等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这叫做农业补贴工业，工业反哺农业。　　3。 对目前无地的农民，及改过自新的无业人员（土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分配经折算后的标准田地人均30亩，但在5年内须征缴约十抽二的农业税，迄第6年起农业税回落至一成水平。这里的农业税目前是以缴实物的办法，其水平是以朝阳地区普通一亩田的标准产量为基数，再按照比例得出所需缴纳的税额。因为东北地区货币状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初期，作为土改试点的朝阳首先成立了粮食局，将当年所征收的粮食统一由政策出售----因为交通不便，一些农民也将自己的余粮卖到粮食局。粮食局再统一将粮食高价卖到关外及国外，以获得更大利润。这一办法使得政府收入大增，征收粮食比征收钱币来得更实惠----因为关外粮价是涨的。后来普及土地改革后，东三省的粮食长期不可以易地出售，政府也打击粮食外运，使得政府垄断了粮食的销售，给工业增加投入----笔者在80年代还在家乡碰到这种情况，所以主人公张汉卿能想到这个办法，还要酌情给笔者加分。　　4．为鼓励荒地开发，政府还对主动开荒的农民给予先期3年免税的优惠政策，并适当给予开荒者以农资、农具救济，之后将恢复到与个人原有土地同等税收水平----缴纳土地收成的两成的农业税。　　5。 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允许土地的出租及雇佣，但不得转让及买卖土地----在没有其它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自动放弃所拥有的土地。　　6。 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保证各土地分获者对土地的使用权，任何阻扰、隐瞒土地改革法令的土地业主(地主)一经发现，严重者处以极刑，较轻者罚处不低于所发生土地数量3～10倍单价且至少不低于100元之罚金。　　7。 为解决入伍军人的后顾之忧，张汉卿更发布一项政令：所有奉军士兵家属可以无偿获得由当地政府提供的中上等地30亩，服役期间并不需上税。此项措施不但增强了东北民众参军的积极性，还使得军人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　　于是在朝阳大地上，一轮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揭开了帷幕。　　广大无地的农民衷心拥护政府的这项法令。虽然初期的税金高了些，但是土改法令明确表示了农民只有“土地税”这一个单一税种，比起之前的种种苛捐杂税，还不如这高税率来得直接干脆有吸引力。而且张汉卿所组编的约100支土改宣传队穿村入户，将政策传达到基层。　　一些被逼上梁山的土匪陆陆续续在土改政策的吸引下返乡，政府也言出必行，依规定免费分发了土地。不但如此，对实在贫穷的，政府还赊销了种子。　　但是地主尤其是大地主们不能容忍这种政策，张汉卿用武力镇压了一批意图武力对抗土改的顽固分子，不但人要公审，罪证确凿者则依令处决并抄没全部家产，以儆效尤。有“东北王”张作霖公子亲镇朝阳推行之新政，他们哭死都没说理的地方去。　　朝阳土改对张汉卿最大的好处是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从开始就扎根基层的政治干部，这些人经过长期的磨练，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宣传张汉卿农村政策的种子，并逐渐传播到整个东北。　　伴随着“朝阳土改”另一件重大的历史变革是“包产到户”的实行。这个政策实质上是给农民以保证：即在所拥有的土地基础上，鼓励有余力的农民承包地方上多余的土地，国家不干涉其种植情况，只是以当年当地农产品----粮食收入的同等价位征收农业税（缴纳粮食或货币），以鼓励开荒。　　当时一些受到苏俄鼓舞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苏俄的集体农庄模式非常向往，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体现。对于“朝阳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发展局面，很多人只停留在纸上和理想中。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理念的潘复等奉系财经界人士，也赞成在工业国家化的同时，进行农业集体化。他们的观点是：既然无地的农民靠自治政府才分得土地，实行国有化可能更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只有张汉卿明白：资本主义在此一阶段远未达到《资本论》所宣称的腐朽甚至灭亡的时间，不但如此，后史上社会主义的中国还要在经过多少年的农业集体化后重新认识到这样做的弊端，然后重回包产到户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上来。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走弯路？　　“包产到户”的政策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张汉卿所知的唯一的办法：试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上农民对此政策的拥护和产生出的对土地巨大的热情，用第二次解放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其实这样做的好处是巨大的：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热情被充分调起，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不但保证国家的，私人家庭还有大量赢余----付出越多，获益越多；当广大农民手有余粮后，政府再适当地予以商业上的引导，经济上便可充分活跃并有机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于国于民是两利的。　　也为了打消农民对于政策的朝令夕改的怀疑，朝阳地区政府以颁布土地令的形式昭告全区，“包产到户”的土地承包期为20年，并且在合同到期后原承包人享有优先的承包权。　　真的无法想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蕴含着多少未被使用的创造力！农民们被压抑两千年的激情在朝阳地区得到彻底的渲泄。到1919年1月的半年后，朝阳地区在还掉第一个半年的土地收购利息后，实现财政比上年度同期增加30%。“手有余粮，心中不慌”，终于可以喘口气的农民们在丰收后对于此项政策的拥护和对于政府的感激，以及朝阳土改的经验给将信将疑的奉军高层，特别是张作霖、吴俊升等人以巨大的震憾。更难得的是，多年来无法肃清的匪患，基本上在当地绝迹了！慕名而来的各地官员们也在听取朝阳的经验后纷纷要求自治政府将此方法推广到各地。　　因此，当张汉卿提出要在全东北推行“朝阳土改”和“包产到户”的经验时，得到奉系高层一致的赞同，以农业进步为先导的东北新政首先在东三省拉开序幕。作为对先行者和掌舵人张汉卿的扶持，在张作霖与张作相的力挺下，韩淑秀担任“东三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秘书长、张汉卿剿匪时认识的死党兼理财高手莫德惠担任他的常务副主任，少帅系的人马也随之登上了奉系政治舞台的中央。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5章 土匪来了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土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政府几乎是进行无本“生意”----强行收回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然后许以10年的本息，这当然为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所不容。但是政府有武力为后盾，一般地主只能在心里骂娘，诅咒着这万恶的自治政府。一些人叫嚣着到北京呈愿，可是关外已非中枢诸公所能控制。一些人便与土匪合作，以资与奉军对抗。　　当是时，张作霖仅控制了奉天省大部分富饶区域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中城市，在张汉卿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　　由于东北一直被满清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入关耕种，二百年来，发展极慢。近代又相继被日、俄视为鱼肉，多方人员混杂，形成诸多势力。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明的暗的纷争迭起，政权几易其手，导致地方官员盘剥生利、不顾民生。久而久之，民不聊生，便生盗匪之心。因为地方辽阔、山深林密，短期内很难剿灭。而民匪不分，时而为民，时而为匪，又增加了根除的难度。而且日俄势力遍布全境，土匪、特务、汉奸纷杂，更增加了变数。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仅人数在数百人以上的有名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真正被奉系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且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随着“朝阳土改”的渐有成效，各地纷纷效仿。在人人可分得土地及“包产到户”的吸引下，立场“不坚定”的胡子们纷纷回家务农----做土匪可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政府的免费土地不是容易获得的，一些吃不起苦的土匪们先是为获得土地而高兴，然后又为需要自己操劳而不满----田间的辛苦岂能如做胡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来得痛快？不少人仍又转身做了本行。　　可是自治政府加紧了对胡子们的控制力度：在胡子出没的山区林间，且不去管它，但对行政管辖区则加大了宣传，实行联保制度，并在胡子多发区加强了对于粮食的控制----往往是粮食一收下，政府即强制性地除保证当地人口粮外，征收了绝大部分粮食。虽然政府是公平买卖，以钱易粮，但对于胡子们的打击是重大的----人数少了生存不易，人数多了抢粮数额不能满足要求且目标也大。就算是抢得了大量钱财，交换粮食也是件困难的事：现在政府所收购的粮食听说都运到哈尔滨、沈阳等几个大城市换外汇去了，对粮食的管制很严格的。　　于是1918年12月，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白俄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刚上任十多天的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依兰县长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以至于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政府也适时表达了“关切”，意在言外。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张作霖立志要做东北王，岂能让这一小撮力量搅了大局？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奉系在黑土地上生存壮大的重大威胁，也极可能给立图乘机干涉东北内政的外国干涉军以机会。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虽然手下也多是胡子出身，但当胡子威胁到他在东北的生存和权威时，下手也不含乎。在10年前，他即以剿匪出名，被朝廷及民间尊称为辽西“剿匪大英雄”，才有今天奉系壮大的机会。时隔多年，为了保证东北新政的进行和土改的胜利，又要来一次剿匪了。　　在张作霖的亲自过问下，东三省巡阅使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并委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长张作相为“剿匪总司令”，以张汉卿为实际执行常务的副总司令，这实质上标志着少帅在奉军高层崭露头角的开始。　　东北的匪患确实严重，来自“东三省巡阅使署情报处”的一份“情况通报”中说：在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哈尔滨、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的甚至有野战重炮----为日俄作战时所遗留。更可恶的是，一些日本浪人也唆使过江的朝鲜人伪装成土匪，乘机作乱，以造成口实。　　剿匪斗争，是一场与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在初期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奉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能否在东北打掉这些顽匪，关系着奉军、张作霖父子能否控制东北并且作为称雄中国的依托。　　张汉卿是奉军中最早明白“游击战”的威力的：敌进我退，敌行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是史上后来毛爷爷军事思想的萌芽，靠它连续战胜了强势的国民党优势兵力的4次围剿。张汉卿可不会让土匪们如法炮制而形成气候，他与张作相一道，制定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提出今后各地剿匪工作应以“剿灭一处、稳定一处、死保复活”为原则；在战略方向上，要各参战部队“以匪为大敌，以主力应对”，从思想上把剿匪作为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来完成。张作霖则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对初出茅庐的张汉卿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6章 剿匪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东北地广人稀，剿总司令部兵力极为有限，而土匪大都散迹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在随着国际局势的大动荡，中东路、俄国内战、干涉军在东北的新动作，还有东北新政的酝酿和人民党的成立等等，张汉卿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在辽阔的东北和土匪捉迷藏；但是好不容易得来的局面，一旦松懈，土匪将卷土重来。　　怎么办？　　在奉军总部和剿总司令部各大员头痛不已时，张汉卿已经构思了一个影响未来中国深远的想法：即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人民战争，将土匪彻底淹没在人民战争这个汪洋里。　　张汉卿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　　一、各师和旅要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并要求各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作出全面计划，区分轻重缓急，实行集中兵力围歼和追打相结合，除恶务尽，避免以往兵去匪来的现象。　　二、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利用土改来建立巩固的后方，使土匪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对内外勾结、通匪资匪（特别是粮食、药品）者，给予重处----轻则家人连坐没收家产，重则斗争后判大刑直至枪毙，整个一窝端。　　三、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张汉卿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并争取土匪反水，给奉军剿匪提供情报，将功补过。　　四、在消灭大股土匪后，要果断将军队力量放在安顿地方局面上来，各地区要依此组建庞大的民兵队伍，隶属于各地人民武装部；警察局要在各个乡镇组建派出机构，即派出所。为补充这两股力量以民生为主的缺点，在各县城及农村重要据点还设置了准军事化部队----武警部队的想法也诉诸脑际。这样一来，主战部队就可以腾出手来。在未来，还可以用这些准军事化的部队去作为与境内日据地盘缓冲的第一线。　　在分兵剿匪的同时，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组织大批的军政干部下乡，开展反霸除奸和土地改革运动。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出了数万名干部，组成了大批的农村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深受匪患的百姓们热烈欢迎这些工作组的先生们 (因这些干部们绝大多数都是由张汉卿的学生军组成的政工干部，老百姓对这些能够识文断字的娃娃先生们一是好奇，二是敬畏，三还是感激，因为娃娃们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还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指导监督土改的运行，使翻身农民们真正获得了土地)。　　剿匪、土改和“反好清算”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方针、政策获得的成功，使以张汉卿为主要负责的剿匪部队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在东北获得了很大的威信。更重要的是，这些立足于当地的干部成为奉军控制地方的重要基石，并在后来成为人民党的骨干，在人才储备上增加了力量。　　自从制定了新的剿匪方针，各部队的斗争大见成效。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中，27师组织了精干的剿匪小分队，采取不停歇的追击与钉楔围困相结合的方法，穷追猛打，最终剿灭了刘甲一、方雨堂、李桂新等股匪徒。其中，剿灭李华堂的战斗，便是一场穷追不舍的恶战。10月，奉军54旅在剿灭刘甲一后，转战至吉林省的白山、江源、柳河等地，兜剿刘甲一部。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歼灭刘甲一部1000余人，刘仅以随身40余人逃遁。为了彻底肃清余匪，54旅派出了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穷追400余里，终于在11月下旬于新开河畔将半渡的刘甲一击毙。在围剿方雨堂时，剿匪军对逃入深山的方匪实施久围长困，布下明岗暗哨，同时，组织部队进山反复搜剿，使方雨堂无粮无宿，疲于奔命，最后彻底被歼。　　在追剿实践中，各部队创造了寻踪和破迷两条经验。寻踪是追剿流窜股匪的重要手段，如同熟练的猎人凭借蛛丝马迹去寻觅野兽的走向一样。寻踪，包括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秋末林中拨踪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堪察秋末森林中落叶被踏踩的痕迹，来判断土匪的去向。落叶被踏碎或被搓，且有比较宽的面积时，则证明是有人员走过。反之，如果痕迹凹道狭窄而较深，道面不平，则证明是野兽所践踏。　　第二种，是春秋季草甸拨踪法。一般来说，当人和马从草甸上经过时，由于行走踏踩，必定要留下痕迹。而且往往草斜倒的方向，即是土匪逃遁之方向。如若踏过的道中，已有部分草立起时，即说明人马已经过去多时了；如若无草立起，则说明匪徒刚过去不久。破迷是一种识破土匪设圈套的方法。当土匪遭到追剿打击时，往往化整为零，沿不同方向逃遁，以迷惑对手，这时，如果停止追剿，则正中匪计。所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应向最大一股逃匪追击，将其歼灭后往往可查知其联络记号与集合地点，再一一歼灭之。　　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地区中，佳木斯是匪患的重灾区。佳木斯的南部和两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佳木斯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栖息地。然而，在29师吴俊升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吴俊升说：“根据佳木斯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战术上采取了以下这些办法：　　（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也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　　（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在土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阻击部队，再派出精干的部队带上干粮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　　（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地坚壁清野，使土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　　（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军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有时可化装成便衣搜索。　　（六）在山林中清剿零散匪徒时，不宜使用大部队，尽量以小分队清剿。”　　此举造成在北安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　　除了匪患严重的黑龙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区外，吉林省西北部和奉天省南部的剿匪工作也取得进展。到1919年底，这两省各地共瓦解土匪100余股，击毙东北最大的匪首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连同黑省亦消灭股匪50000余人，基本上稳定了东北的局势。　　剿匪所带来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威信上。由于匪徒在东北基本绝迹，各地治安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从而使警察及武装警察能够代替军人行使维持地方成为可能，为军警真正分离作了注角，还可能使得奉军由主要维持地方治安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机动部队。　　也是因为剿匪的成就，以及对于纯洁奉军士官的目的，在奉军扩充兵员的工作中，东三省巡阅使署、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均先后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奉军建军初期收编土匪部队和成分不纯人员的教训后，作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在扩兵中以基本群众成分为主，大批地吸收经过群众斗争的农民到部队中来，不得吸收兵痞、流氓、土匪、会道门等分子；扩兵对象都要经过审查，政治纯洁，来历及其家庭清楚者，方可吸收并进行细致登记，不能不经审查马虎凑数。；对来历不明，家庭情况不清者，不得收留。　　借助着土地改革的威力，扩兵工作波及每一户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兼扩军运动中，仅人口稀疏的佳木斯一地，就有5000余人参加奉军。而人口稠密的辽中地区等，参军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由于政策得利，以及“保卫胜利果实”的大力宣传，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使奉军的主力部队获得了比较大的补充。到1919年底，奉军共补充兵员5万多人，使得各师均达到1。8万至2万人左右，有的师还增编了补充团，各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也给将来的扩编带来新鲜的血液和充足的人力补充。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7章 日本要介入中东路 - 少帅春秋 - 致君 　　十月革命是遥远的东欧中庞大的沙俄帝国发生的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大事，也深深地冲击到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张汉卿决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奉军发展提速。　　起因无需多做叙述，但这是张汉卿最熟悉的一段近代史了----这有益于穿越前从小学到大学阶段无休止的政治教育的结果。据他所知，苏俄在此后经历了第一个艰苦的阶段，也是第一次大饥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俄政府崩溃，布尔什维克成立苏维埃政府，和德国停战。1918年3月6日，苏德签订《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此举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温斯顿&#8226；丘吉尔就曾经说必须把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沙俄旧势力、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白军）和境外的干涉军一起动手，产生了在史上称之为苏联国内战争或称对苏干涉战争的三年（余战延伸了2年）内战，在苏联也被称为“1917年到1922年的内战和武装干涉”。　　1918年3月15日，在伦敦召开的协约国总理和外长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对俄国东部联合进行干涉”的决议。5月底，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协约国策划下打响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内战第一枪。该军迅速由2万人扩充到6万余人，并支持东部各地的反革命势力，成立了一批反革命政府，建立了一批反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在德国扶植下的旧俄将军克拉斯诺夫、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等人，也在俄国南方纠集反革命武装，伺机向顿河、库班、高加索进犯，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已面临四面包围的严峻局面：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反革命武装，先后占领了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一部、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大片地区，几乎相当于苏维埃共和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形成了东、南、北方以及高加索等数条战线，绵延1万多公里。此时，全线白军总共约有70余万人，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处在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极大困难：与南方产粮区的联系被切断；工业陷入崩溃；反对粮食垄断政策的富农分子不断暴动，饥荒蔓延，人民忍饥挨饿。　　俄国在此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连续七年陷于战乱。在此七年期间，两千万人死亡，还有三十万人投降到波兰。其中内战时期，一千五百万人死亡，包括至少一百万的红军和五十万以上的白军。国家经济几乎崩溃，再加上1920年和1921年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疾病也横行，仅1920年就有三百万人死于斑疹伤寒。更有数百万的平民死于双方的互相屠杀。在此期间有一百万人逃离俄国，到远东或者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被称为白俄，其中又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乱，工业产量只有1913年的七分之一，农业只有三分之一。　　新旧势力对抗，苏俄国家实力削弱，俄国在中国的旧有力量得到一次清洗的机会，尤其是主权象征、经济与军事价值硕大的中东路极有机会不费吹灰之力便唾手可得。但在正史上，因为种种原因，并不顺利。　　中东路是沙俄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产物。俄国自迫使晚清政府割让远东后，又将黑手伸向了东北，而日本自甲午海战一举击败中国这千年以来的亚洲老大，吞并朝鲜以后，也盯上了东北这块肥肉。两国争端，便有历史上有名为争夺中国旅顺港的“日俄战争”。这场在中国领土上的狗咬狗之争，晚清政府竟然恬不知耻地宣布“中立”！　　日俄战争后，日本虽然获胜，但纯属侥幸----俄国的战败，除海军指挥的巨大失误外，陆军无法得到有效的后勤补给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其时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竣工。即使在东北的巨大失利，死而不僵的俄国仍然是新进强国日本所不能强持的。惨胜的日本举全国之力，几近破产边缘，终于击败了北极熊，却得不到俄国的任何赔偿。无可奈何之下，勉强通过了两国共管中国东北的协议，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朴茨茅斯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长春为日俄双方势力分界点。　　俄国依旧拥有黑龙江的势力范围，和中国“共管”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即北满铁路，亦称中东铁路。在《中东铁路条约》和《朴茨茅斯和约附约》中约定，俄国在铁路沿线，只能设警而不能驻兵，“为保护铁路起见，（日俄）两国对于满洲铁路，每启罗米突（Kilometer，即公里），得置完备兵二十五名”。在欧战后，驻哈尔滨的3万兵、守备中东路的6万兵大半调赴欧洲，留下的分为新旧两党，冲突颇烈。哈尔滨总领事兼中东路督办霍尔哇拖系旧党首领，为新党所反对，几于不能维持秩序。　　正史上民国政府倒是在民国七年初即迫令俄兵解除武装，使得中东铁路的护路权，始行收回。但是不久后干涉军（英、法、美、日，中国----竟然还有中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时，曾借口军事运输上的关系，由中、俄、英、法、意、美、日，各派代表一名，在海参崴组织委员会，以共同管理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当时段祺瑞任总理，与日本签署有《军事协定》，即《共同防敌公文》、《共同防敌协约》、《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无端让日本卷了进来，痛失好局。　　当时美国代表也赞同共管中东路，其理由是：“中国管理能力不充足；而中东路为世界交通孔道，不能听凭中国处置。且自共管以来，协约国对于该路，投资已多。”----其实该路完全为中俄两国合办的事业。之后，在中国政府的照会下，日、美等有关系各国都照会民国政府，仍提出华府会议议决的两条，说愿意和中国共同处置。　　而俄国又声言并无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的意思。在苏俄红军胜利击溃了领土上的所有反对势力的军队后，至苏联的成立，这以后，苏联力量越来越强大，原本对华的种种绣球已无意义，对中东路之要求反趋强烈，度过难关后的苏联重又继续控制中东路。　　正史上也是原先的少帅突发奇想，在东北易帜后不久即与苏军起冲突，结果惨败而归，史称“中东路事件”。然后因为九一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直到正史上的日寇投降后、新中国成立，中东路及其附属资源才交到中国政府手里。　　其时中国力量还很弱，弱得虽然张汉卿知道将来的发展，却无能左右俄国后来的局势。但是有一点可以做的，便是充分利用苏俄困难的阶段，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8章 发力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中东路之所以被俄、日甚至英美觊觎，是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所仅有的几条交通大动脉之一。在东北，它是连贯中俄最方便的道路，也是俄西伯利亚连接其远东国土的捷径。另外，从哈尔滨向长春，将连接到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大连）。俄国控制它，既可作战略上的缓冲，也可以轻松控制东北并获取丰富的资源；英美控制它，可以在俄日势力范围内打入锲子；对日本的意义则更大：既可以借此控制全部东北，去完成其控制满蒙使之成为第二故乡的既定国策，也可以作干涉苏俄的跳板。单以哈尔滨而言，为中东铁路本支线的分歧点。俄国人善意经营，称为东方的莫斯科。　　如果中国能够早一点取得中东路的控制权，则可以限制日本借干涉苏俄的口实在北满的行动，黑龙江还可以成为奉系稳定的后方。不过在这一点上，奉军内部意见颇多：谁也不会预料到形势会急转直下到不可收拾！而且如果东洋、西洋鬼子们一齐发力，脆弱的东三省政府不一定招架得住！　　可是张汉卿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对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等奉军元老们详细分析了一下国际上对于苏俄政府即将进行的干涉态度、日本人一旦进入之后的所可能造成的尾大不掉的风险后，张作霖一锤定音：“趁小日本还没下手，先把生米做成熟饭。之前他取得的地方老子无可奈何，可是他再想占新地方，门都没有！”　　一些“持重”的将领们担心这样会激起日本的反弹，张汉卿表示：“弱国无外交。我们无论做任何进步，都会导致日本的反弹，这是由日本的国策决定的。冲突是一定的，但只要我们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不给日本下手的机会，大的冲突相对不易发生。不过如果真的还是发生了，那就表明，无论我们如何退让，仍然不会满足日本人的欲壑，那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张作霖插言说：“招集奉天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十几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能把它的得一干二净，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　　几乎是俄国国内战乱一起，黑龙江奉军即收回中东路守备权。经张作霖请示，中央政府任命张汉卿兼中东铁路督办，全权处理此一事务。　　俄罗斯新党在俄国革命一周年之际，为表示纪念，哈尔滨俄国各团体开会协议，要求承认海参崴临时政府（即远东共和国之前身，编者注），霍尔哇拖不许。于是新党控制下的同盟罢工委员会要求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行政权交给海参崴临时政府代表，霍尔哇拖也不听，俄人遂全体罢工。　　张汉卿以此争执造成中东路瘫痪为由，趁机派兵占据同盟罢工委员会会所，一面解除俄国军警武装，迫令霍尔哇拖离开哈尔滨，并将政权交给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所带派的人员。　　这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停止旧俄使领待遇，在哈尔滨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亦由中国收回。旋在哈设立地方审检厅、高等审检厅（即法院）；沿路设立地方分庭以管理俄国和无约国一切诉讼；又在哈尔滨设立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　　因为哈地处长春到哈尔滨和满洲里到绥芬河的节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又是相对富庶的城市，所以张汉卿在不久后即将黑龙江的省会由齐齐哈尔迁为哈尔滨。　　其间还有一段插曲：东三省取消旧俄使领待遇后，俄国旧党怕其道胜银行也被接收，就悬法旗以为抵制----然而中国和道胜银行的合同，规定该行股票只能为华俄两国人所有。既然对方违规，也就怨不得张汉卿出奇牌了。他以道胜银行违反合同为由，宣布废除其所持有的中东路权益。　　别的国家不敢惹，法国还不敢吗？这个一战后筋疲力尽的欧洲强国，舔自己的伤口还来不及，怎么会为了遥远不可及远非其势力的中东路作此吃力不讨好之事？俄国人以为以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心性，对欧美列强惧之尚不及，怎会贸然惹事上身？　　只可惜他们碰到的是少帅，这位洞悉历史演变的传奇人物。张汉卿谈笑之间便强行通过了《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表示：“中政府暂代俄政府，执行保护、管理、及衽各条约合同一切职权，以中国正式承认俄国政府，并彼此商定该路办法后为止”。据此道胜银行在中东路里的所有权益被事实上取缔，其在哈的资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张汉卿不废吹灰之力便完全接收了中东路。　　消息传来，国人大振，俄人大忿、日本人晕。　　但是眼看着中国东北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旧俄在北满的全部利益，由于俄国的国情和在世界上的关系的变化，为防止其在远东地区遭到腹背受敌局面，对华缓和已经在所难免。　　事实上，俄国劳工政府曾在正史上的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夏两次表示要归还中国被占领土，“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原文为：放弃旧俄政府，在中国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和一切特权。并放弃庚子赔款，将中东路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此项消息传到上海时，一般人民颇表示欢迎，各界联合会径行通电承认。但当时政府却唯恐中国率先承认苏联会遭到持敌对态度的欧美日列强的侧目，竟电令各省查禁。苏俄因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极欲与中国通商。但无能的军阀政府迟迟未能开始交涉，使中国错失一个借苏俄之力发展经济的良机。要知道虽然苏俄工业水平远落后于欧美，但是比中国远远不在一个档次上。除去苏联的全部帝国主义国家都是抱着在中国掠夺的目的而和中国“经商”，也只是对初级原材料的索取，根本不会有任何提升中国工业能力的想法。　　现在形势急转直下，究竟是提出强烈的反对（由于国内外严重的形势，苏俄目前能做的，也仅是外交词令上的修饰）还是顺坡下驴？苏俄政府明智地选择了后者。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39章 意图 - 少帅春秋 - 致君 　　对于中国之收复中东路，诸个国家都有意见。　　因为苏俄对德罢兵讲和，于是德、奥势力弥漫全俄，反对苏俄的捷克军被制，陷入危机。为了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英、美、法、日、意各国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援助捷克军之议。当各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时，曾借口军事运输上的关系，要各国各派代表一人在海参崴组织委员会，以共同管理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美国代表、委员会之技术部长斯蒂芬以中国管理能力不充足，而中东路为世界交通孔道，不能听凭中国处置为由，要求共管中东路。　　日本在此时又和段祺瑞签订了《共同防敌协定》，其中之《陆军共同防敌的详细协定》规定：由中日两国共进贝加尔、阿穆尔两省的兵，中由日指挥；由满洲里进后贝加尔的兵，日由中指挥；而日本又可派兵一支，从库伦进向贝加尔方面。　　作为中东路交涉之决策者和最高执行者，张汉卿深知远东局面一日三变，此时正该是竭力顶住压力的时机。否则，日本在北满本来没有什么势力，从这个协定缔结以后，派赴西伯利亚的兵好几万都将从中东路出发。以日本人的心思，必将在吉、黑两省设置军用电话、邮局、兵站等甚多辅助机关。正史上后来干涉失败后，贝加尔方面所撤的兵亦多数驻扎北满，造成事实上的占领。此也是造成日本人在东北势力不断有机会蚕食并越来越庞大，而中国却越来越难以发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各国的对俄干涉军，熟知历史的张汉卿知道，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失败政策。但是对于日本而言，又是一段当时被视为天然良机的政治败笔。诸大国干涉军司令共同宣言以俄国局势太乱为由，说海参崴及其附近地方当临时置于协约国保护之下。但是最后诸国军队弄到却都没什么动作，惟日兵挟着俄旧党谢米诺夫通过贝加尔，占据铁路在赤塔组织本部；又挟着旧党卡米尔哥夫在哈巴罗甫喀设立司令部，并分兵向海兰泡、阿穆尔、伊尔库茨克。最盛时，日本兵在俄境有11师团之多！（编者注：当时日本国内共21个师团）　　日本如此做，是意图挟强盛的国力，借苏俄自身陷危机之中的机会，占领西伯利亚的领土，并伺机向处于半包围圈中的东北以及蒙古下手，实现其“满蒙共和国”的既定国策。同时，苏俄境内的丰富资源，也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它能有这份心思，是因为有底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空间，而且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从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日本的贸易出口激增，海运异常繁荣，这些给出口产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创造了发展和繁荣的契机，使得各产业部门都得到飞速扩张。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96倍以上。到1918年下半年主要产业的利润率达到55．2％，其中个别时期更高达191．6％，造船业也达到166．6％。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从明治以来的长期入超国而一跃成为出超国，产业结构也从战前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作为削弱俄国战略的一部分，意图不谓不老谋深算。但由于草率出兵，苏俄强大的战争潜力被激发后，数年的战争日本除了欠下一屁股债和苏联刻骨的仇恨外，一无所得，客观上也为日本延迟进攻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对张汉卿来说，如何让东北平安崛起是他目前第一要务，而限制日本在其所控制的南满铁路之动作并将其力量限制在关东州以内是基础。关键是，无论如何，均不能让日军有在黑龙江驻兵的机会，这是常识，也是前提。　　但是似乎英美与日本对中东路的控制志在必得，日本计划中的赴西伯利亚的兵有好几万将从中东路出发。在吉林、黑龙江两省沿路之地设置了大量的军用电话、电报、兵站。而且日本已经与段祺瑞中央政府签下协定，如果奉军干扰，则日军师出有名。　　一边愤怒于中央之短见，一边要与列强虚与委蛇。张汉卿以中东路督办的身份拜会了美国海参崴组织委员会技术部长斯蒂芬和军事运输部长日本的星野中将。斯蒂芬对这个充满传奇色彩且阳刚帅气的年轻人抱以非同寻常的兴趣，但还是老调重谈，表示中国管理能力不足，东北匪患之危害将使中东路置于危险境地，妨碍干涉军之行动。（这老东西，也知道目前闹土匪的事了）　　张汉卿对此微哂，他铿锵有力地说：“斯蒂芬先生对目前东三省的状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表面上，东北匪患似成燎原之势，但是我奉军经过几次较大的清除，大股的匪徒已被歼灭，小股的则四分五裂龟缩在各个深山老林，已难成火候。奉军已牢牢控制了东北全部的大中城市和与美国阿拉斯加差不多大小的广阔农村，清除匪患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剿匪是以铁路为机动，所以中东路之铁路沿线之警备力量是最为强大的，控制是得力的。如果执行所谓共管之说，则混乱局面重现，对于远东之战事影响，殊为不利。”　　星野中将不为所动，他纯粹以军事角度来看待问题。他说：“多国共同干涉俄国远东是既定政策，中国政府亦与我国签定了共同防敌协定。既是盟国，则要拿出应有的诚意。考虑到不久后各国部队要从中东路直入西伯利亚，庞大的后勤供应不是中国可以应付得了的。为恐闪失，委员会必须控制中东路。当然，作为保证，一旦远东战事结束，日本国将首先从中东路全部撤退出，绝不食言。”　　屁话！如果日本兵不退回，谁又能怎么样呢？历史上日本就是这么干的，而且一干就拖到日本投降，政府民间国际上对他的这种行为都是无可奈何----打，根本打不过，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事端，给日本人名正言顺的进入以口实；谈，人家根本就是用各种理由推托。　　知道日本人嘴脸的张汉卿可不会这么轻易让故事重演，他振振有词地说：“干涉远东不是对苏俄战争，军管交通便不合理。奉军已经成立了各省保安司令部，黑省还特别成立了‘中东路护路司令部’，各种军需品的运输根本不是问题。而且有限的干涉军再有进行中东路例行的保护任务，会削弱部队的实力。”　　人家都已经信誓旦旦保证没问题了，你还想怎么地？星野有心但无力，总不能直勾勾地说我就是想占有中东铁路吧？　　不过在中东路一役插手北满铁路不成功，日本仍不甘心。为了不断侵蚀东北矿产、经济，吸收东北营养以渐渐壮大，不久后，日本即将辽东半岛改名为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依条约规定，日本可留置守备兵保护满洲铁道线路，至于守备兵人数，每一公里不过十五名之数，日本国司令官可因时酌减，以至少足用之数为率。当然到死，日本都不但没有酌减，还变本加利逐年递增人数，这是后话。日本为有效管控它在东北的殖民地，在旅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对华觊觎之心日涨。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0章 中俄新局面 - 少帅春秋 - 致君 　　苏俄的旁支----成立不久的远东共和国因毗邻东北，也同样处在日本的时刻威胁和经济控制之下，因此对开展中俄边境贸易情有独钟。由于北洋政府中央一直以先解决交还库（伦）、恰（克图）问题，再行开议中俄关系之会议，因此其远东代表优林来北京无果，旋到奉天和张作霖商量。这件事在正史上由于优林提出的5个条件都为中央及地方所不能接受而罢。　　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张汉卿极力促成东三省和远东共和国----苏俄的和平。所以当优林来奉天后，只比正史多会见了一个人，但却得到了多米诺骨效应。这个人即是张汉卿。　　优林仍然固执地提出5个看起来不能接受的条件：《中俄蒙条约》依然有效；俄国派兵500名长驻库伦（注：即今之乌兰巴托）；与独立有关的蒙古人概不追究；中国赔偿俄国出兵库伦的兵费600万；中东铁路由两国派兵共同保护。　　看来苏俄的经济确实受到了影响，以至于其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可以带来丰厚利益的中东路，但是继续分裂蒙古的企图竟然仍不死心，浑不在乎其自己尚处在三面包围之中。有时张汉卿也想，这就是老毛子野心不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一个字“狠！”　　可是张汉卿是整个中国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的“知苏”派。他的“知”不但了解其政权从诞生到灭亡整个的来龙去脉，还无比清楚地知道此时苏联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　　成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其对手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白匪军和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由英法美日意比等国家联合组成的外国干涉军的威胁，在政治军事上内外交困。能否最后战而胜之，当时谁也没有充分把握；在经济上，苏联也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人心尽丧。　　在1918年至1921年的俄国内战时期，列宁为最大限度的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同时也尝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于是在1918年6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了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企业，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并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采用严格的管理制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了经济崩溃，到1921年，俄国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的75%的人口，而莫斯科的人口也减少了50%。而余粮收集制也严重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成为日后饥荒的主要原因。　　已经自身难保游离在崩溃边缘的苏俄以现在这样一种状态，还在色厉内荏地向中国索要最后的好处，可见当时的中国在列强心中的地位！但是张汉卿顾不上愤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事实。要摆脱这种困境，只有中国强大起来。而依目前中国现状，其主要任务，是如何尽快让奉系尽快强大起来才是真的。　　对苏俄政府的代表，张汉卿根本不用虚与委蛇，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苏俄既然表达了放弃所有侵略领土和不平等条约的愿望，则：　　一、原先签定之不平等条约《中俄蒙条约》有必要予以废除，双方可以按平等互惠的原则重新订立新条约。但在库伦驻兵则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不容讨论。　　二、苏俄出兵库伦，也是整肃其国境安全的需要，而中国政府为扫清中国境内的白俄军，也耗兵糜财，其谁将向“买单”？　　三、中东路已归中国管辖，奉军有能力保证该铁路的正常运营，不用操心。但又保证：“对于该路股东，及持有该公司债券者，及对于该公司有债权的外国人，中东铁路督办署应负债务上的责任”。　　四、一俟双方签署协议，则奉军将保证在西方与苏俄之间的冲突中严守中立。”　　苏俄政府是务实的。在四面反对力量环卫的情况下，关键是掌握了东北军政力量的张作霖政府对旧俄国在东北的利益进行了彻底的清扫，使得无论俄国新党旧党都无从有崛起的机会，也就在事实上取得在北满铁路的全部控制权。在面临外国干涉军的实质性的威胁下，贸然与地区军事实力强劲的奉军冲突非妥善之策。　　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张汉卿提出：“目前中俄两国都处在分裂与威胁之中，更应携手前行，互为倚角。中俄边境特别是东北与远东边境应该是和平发展贸易互利之通道，苏俄国可以从中国取得粮食等初级原材料，中国也可由此获得发展工业所需的设备机器。此外，东北自治政府将敦促中央政府尽快开放和俄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这一表态打动了优林，也给了苏俄摆脱困境的希望，于是在1919年初，东北自治政府正式和远东共和国签定和平协议，略谓：俄愿放弃前政府与中国所订各条约；将由侵略所得的土地和租界无偿交还中国。但中国须履行：（一）不助反革命党，停止其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二）解除其武装，于订约时交还俄政府的条件。此外都没有交还中东路的话----这是苏俄政府留下的一个楔子，意在将来合适的时候重谈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范围。　　张汉卿心知肚明，但要尽快消除北方的不稳定因素，且认为目前自己已经在实质上取得了占有权，在国家力量还不雄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争执这种场面上的东西。　　由于远东共和国只是苏俄的仆从国（说是临时扶植起来的缓冲国要更确切些。这个共和国从建立之初便是作为对日侵远东的缓冲，以便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供翻身的机会。其亡也速焉，1922年苏联成立，便在同时宣布取消并合并入苏联了），牵涉到中俄关系上，远东共和国所签署的协议只是参考，需获得苏俄的同意，不过张汉卿对签署这样一份协议信心百倍。　　因为旧俄力量退出哈尔滨，东北自治政府取得了哈尔滨海关的控制权。在今天，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南方，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但在当时，哈尔滨海关可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并不逊于上海天津等地。奉系取得中东路，是一大财源；取得哈尔滨海关，则是另一重要的摇钱树。要想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北洋诸军阀中脱颖而出并按照老张小张的雄心入主北京和统一全国，没有这种雄厚的财力支撑是不可想象的。东北经济发展的计划及第一桶金，正是从这里掘出。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1章 呼伦贝尔头筹 - 少帅春秋 - 致君 　　时间到了1919年，自年初起，俄国内战已如火如荼，战火有越烧越旺之势。　　在东线，3月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调集40万白卫军越过乌拉尔山，侵入伏尔加河流域。在远东，日本干涉军在海参崴登陆。　　在南线，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敖德萨登陆，英国干涉军占领巴库。高加索的邓尼金得到美国10万人的武器装备和200名英国军事顾问开始北进，6月底占领察里津，7月向莫斯科进军，10月占领顿巴斯地区和基辅。　　在西线，英国舰队入侵波罗的海，尤登尼奇白军于5月中旬向彼得格勒发动进攻。　　俄国三线危急，因西伯利亚大铁路被白军占领，东、西方被切成两段，造成首尾不能兼顾。苏俄政府与远东的联系，只得依靠其在中国境内的最后据点，就是位于东北最西边的呼伦贝尔----北满铁路的西线了。当初沙俄控制了北满铁路，也就掌握了黑龙江全省的经济命脉和战略支点。凭此，可以直下远东最大的城市海参崴，而不用依靠遥远且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自1912年1月15日沙俄怂恿呼伦贝尔“独立”并得逞，1915年11月6日，中俄在北京签订《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亦称《呼伦条约》，北洋政府取消其独立地位。但是该条约名义上“呼伦贝尔定为一特别区域，直接归中央政府节制”，实际上沙俄在彼仍享有特权。在政治上，设最高官员副都统享有“省长之职权”，只“受黑龙江长官监督”，但行政是平行的；虽规定了“呼官吏若认为地方不清无力弹压之时，可由中央派兵前往”，但“惟先应通知俄国政府”，使俄国干涉合法化；承认前俄商与呼“自治政府”所订50余项经济合同的非法权益。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可以趁机将俄国在东北的势力一鼓作气扫平。而通辽、兴安盟、呼伦贝尔如果拿下，与东北三省连成一片，这是多么广阔的前景啊！　　新年刚过，张汉卿抛出了收复呼伦贝尔的提案。　　奉系军政要员对此大多赞同，曾任过黑龙江督军的吴俊升更是极力支持，他说：“呼伦贝尔本来要归黑龙江省管辖，硬是让老毛子抢了去。咳咳，我吴大舌头一直不服帖。现在咱们兵强马壮的，一鼓作气拿下它，也绝了老毛子的念想。”部分因呼伦贝尔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还心存忌惮，在张汉卿讲明苏俄局势后也积极起来。　　已建起10师架构的东北奉军实力已急剧膨胀，急需渲泄。但山海关以西、北方热河、察哈尔两特别区均为皖系控制地盘，皖系首领段祺瑞现为政府总理，皖系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出皖系徐世昌为总统，于法理上、实力上奉军均不能出关外一步。只有陷入三不管状态的辽北，才是最有可能被奉军征服的。　　张作霖也对扩大奉系势力十分动心，他以奉军副总司令孙烈臣为关外军总指挥，统一调度各军。　　孙烈臣以黑龙江29师万福麟部沿北满铁路西北向由齐齐哈尔进击扎兰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后，继续西行至牙克石，与首先反应过来在海拉尔河的呼伦贝尔特别区部队骑兵第18旅激战。万福麟部并不恋战，除一部阻击外，大部向西夺路急进，直逼海拉尔。18旅目的本为骚扰并滞后奉军的进攻，被万部猛烈火力逼退到河北岸后，不知虚实，不敢过份紧逼，与奉军殿后部队隔河相峙。　　吉林保安司令部30师于珍部以奇兵从平齐铁路经白城下车北进乌兰浩特，后连夜急袭阿尔山。夜幕中只见钢铁巨龙在洮水河岸急速翻腾，清澈的河水涓涓的流声被人员喘息和脚步声所掩盖。凌晨，阿尔山驻军一个团睡眼惺惺地在营地被缴械。　　拿下阿尔山后，完全切断了兴安盟南北的联系，使整个通辽在西、东、北三个方向完成被包围。　　以汤玉麟新军从阜新进入通辽地界，占领奈曼旗，后向北急进，相继拿下西辽河和新开河，围困开鲁，以切断通辽驻军西退路线。通辽本无多少驻军，退路被阻，守军很快投降。　　3天之后，奉军占领辽源、兴安岭两地主要城市，而黑龙江督军府部队前锋已兵临海拉尔城下。　　奉军在呼伦贝尔、兴安盟的军事行动，很快惊动了苏俄政府。苏俄继承沙俄在呼伦贝尔的利益，当然不肯坐视奉军占领呼市，俄驻呼伦贝尔商务全权代表巴罗德洛夫奉命抗议奉军行动。　　海拉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雄踞海拉尔河上，南方不远处接辉河和伊敏河交汇处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北岸是海拉尔河与其支流圈成的陈巴尔虎旗。两个城市南北拱卫，有肥沃的土地可供开垦，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溯流而下不远是中苏边境分界岭额尔古纳河畔的最大城市满洲里。满洲里西临外蒙古，北毗邻苏俄，同时也是北满铁路西面的起点。而海拉尔连通东西，是满洲里的大后方。　　关外军总指挥部设在伊敏河与海拉尔河交叉口，巴罗德洛夫站在河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岸数不清的中国军人和战马雄赳赳气昂昂一队一队向城东方向集结，他暗暗咋舌：奉军看来此次是倾了全力、志在必得了----没想到东北新政后军人的进步如此明显，一改印象中奉军应该是一身匪气、行军杂乱无章的样子！　　越河而过的一个哨兵发现了这个俄国人，一声令下，数支黑洞洞的枪口立即对准了他。曾为陆军少校的巴罗德洛夫，立刻发现这些军人手中拿的竟是清一色日本最新仿1912年式标准毛瑟步枪，其做工之精良，要超出俄国所用之俄版步枪好许。即使是那样粗糙的俄版步枪，在苏俄军中也只装备了一半而已！　　苏俄代表压住心头的震惊，用流利的汉语说明了来意，并要求会见奉军的指挥官。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2章 和平谈判 - 少帅春秋 - 致君 　　孙烈臣和吉林督军部的30师先头部队第60旅旅长刘翼飞少将在午前在临时搭建的指挥部内会见了巴罗德洛夫。俄国代表向奉军政府表达了苏俄政府的愤怒之情，他说：“根据中俄《呼伦条约》，中国政府任何单方面对呼伦贝尔的行动必须事先征得我方的同意。现在，奉军悍然发动了这场战争，是对苏俄政府的严重挑衅。我们将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捍卫国家的荣誉！”　　孙烈臣不为所动。他说：“呼伦贝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奉军根据政府的命令行事，可不是要看贵国的脸色。我是军人，以守土保家为职责。呼要自治、要独立，我接到命令，就是要用武力制止这种行为。”　　巴罗德洛夫一脸铁青，沉声说：“我刚从你们北京政府得来的声明，中国保证《呼伦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孙将军是根据哪个政府的命令？”　　孙烈臣未及答言，门外忽然传来一声清朗的声音说：“民国北京政府放弃对呼伦贝尔的拥有权，这样的卖国政府我们怎么可能还会遵从呢？收复呼伦，是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应全民所请，依照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进行的正义之战。”话音未落，一个高大英俊的面孔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孙烈臣呵呵一笑，说：“少帅到了，怎么也不通知一声？”　　张汉卿微笑着向孙烈臣问了好。在奉系将领中，他最尊重的便是孙烈臣了。　　这位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时刻以奉军的利益为已任。在史上，他对张作霖忠心耿耿，至死不渝。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孙烈臣任镇威军副司令。奉军战败，直系军阀吴佩孚挥师北上，大有捣毁奉垣之势，张作霖处境千钧一发，十分火急。孙烈臣乃孤军夺出锦州，独挡榆关之冲，扼守九门口，临阵督战，凡数十昼夜，抵住直军进攻，稳定了东北三省之局势，乃有直奉两系讲和之举。孙烈臣代表奉系，与直系代表王承斌会谈于天津英国军舰上，达成停火协议。孙烈臣身兼数职，疾病缠身，长期滞留奉天省城，不能脱身料理吉林军政两务，他唯恐贻误戎机，遂向张作霖提出辞呈，并保张作相为吉林督军，王树翰为省长。但张作霖未予允准，只允归故里静养。1924年4月25日，孙烈臣病逝，终年52岁，一生无子女。张作霖闻讯躬往吊唁，至则竟抱孙烈臣之尸体痛哭有半小时之久！　　当此之时，孙烈臣正当壮年。他一生未婚，待张汉卿如臣如父，他以自己在东北系中的强大影响力，对张汉卿的各项举措报以强烈支持。他的这一举动，确实给张汉卿的东北新政减少许多阻力。张汉卿也投桃报李，对待孙烈臣也与众不同，素以“孙叔”称之，在重大问题上常先与他沟通，像此次出兵，孙烈臣与他的意见是一致的。　　巴罗德洛夫虽人在呼城，对东北的形势还是非常了解。张汉卿之名，他也算如雷贯耳了。他用俄国人的礼仪向张汉卿打了招呼，说：“少帅阁下，我代表俄国政府向贵方破坏两国条约之事提出抗议！”　　张汉卿暗笑，心说：“老毛子也会抗议，真好笑。”嘴上却说：“不知道巴罗德洛夫伯爵阁下声声所要遵守的条约是谁签属的？”　　巴罗德洛夫顿时哑口无言。1915年签署条约的当事人双方，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和沙皇俄国。而如今时过境迁，沙俄已被苏俄推翻，中华民国政府与苏俄政府就呼城地位的谈判尚未开始，在此种情况之下，再用旧条约来说事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呢？　　张汉卿语气严厉，他背负双手，盯着巴罗德洛夫：“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已决定全面收复呼伦贝尔，我们有能力、有实力，这个决心绝不更改。我们在东北立足之初就对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充满尊重，我们在苏俄遭受四面围攻、危难之际没有乘机落井下石，原因只是：我们期望建立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与苏俄政府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关系。我们接收呼市后，会保护俄方在呼的合法利益，但是俄方亦须在中国领土上严守法令。如再有意图分裂之阴谋，当严惩不怠！”　　形势比人强，巴罗德洛夫情知无法挽回，他向张汉卿说：“少帅兵临城下，呼城是守不住的了。希望少帅暂停用兵，容我回城劝说胜福都统，放下武器，以免做无谓之争，让生灵涂炭。”他其实已经退而求其次，要保住俄国在呼城的经济利益了。不然战火一起，什么东西都没了。　　张汉卿微微一笑说：“伯爵阁下请用完午饭再走吧，在这说话的功夫，现在我军已入呼城，人马乱得很。等午饭吃完了，也该安静了，我会陪阁下一道进城的。”　　原来呼城城东守军主力第8独立旅黄显声旅长早就与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互通来往了。大兵压境，呼城危如累卵，他一早已与奉军取得联系，愿意和平解决呼伦贝尔问题。他一哗变，仅存的炮兵团、骑兵团压不住阵脚，全军立即乱了起来。副都统胜福本在病中，并且也无法压制这种溃乱，只得拖着病体勉强维持骚动的部下。待听得消息，证实奉军主力在彼，无力回天，连不可一世的老毛子都软了，自然顺应民意，严正立场，乖乖受降。这个在正史上会再苟延残喘到下一年的独裁者，提前一前完成了历史使命。当日正午，东北最大的边陲城市满洲里不战而降，奉军用7天时间完成了对海拉尔的占领。由于奉军行动的突然性，驻扎在满洲里的日军“对俄干涉军”基本上未作出令局势产生意外的行动，对孱弱的东北军政府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幸运。　　各蒙旗代表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取消“特别区域”称号，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并取消中俄会订条件。”并“依”张作霖所请，合并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三地为兴安省，省城海拉尔，张任霖“报”请担任东北讲武堂担任教育长的满族人熙洽为兴安省主席。　　张汉卿对于熙洽的任命起初也有所抵触，历史上就是这个人在代理张作相职务时放任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命令北大营士兵“挺着死！”实际上是最早的“不抵抗”政策的源头，并在后来在伪满洲国任财政总长兼吉林省长、宫内府大臣等要职，是个不折不扣的汉（满）奸。不过此人曾在东京振武学校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东北较有人望的要员，在军事方面确有其特长，与杨宇霆、于珍同为“留学生派”的要员。为牵制熙洽的作用，张汉卿与孙烈臣商量以原驻呼城第8独立旅、炮兵团、骑兵团为基础扩充组建兴安河保安司令部第4师，建制为3个标准旅。以邢士廉为司令，黄显声为参谋长。熙洽的同学邢士廉负责军事，既不使他生疑，又可以做到军政分离，削弱他的权力。熙洽远离日本势力中心之外，没有机会，想来应该不会为害了吧。　　少帅带兵第一仗即拔得头筹，在奉系中逐渐有了些威望，同时也为他将来带兵打下了良好的经验基础和人脉。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3章 黄金！黄金！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不过中国衰弱百年的底子实在太薄了，薄到张汉卿计划中对东北各省政府的任何举措，财政上都捉襟见肘。如果没有钱，什么时候能实现张汉卿心目中的国家大建设呢？周遭有强敌日本虎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不会放任中国崛起，如果不能迅速地发展到列强不得不正视的力量规模，奉军在东北的任何动作都有被随时中止的可能。有句话说的“如果自己是一只狮子，怎么吹嘘自己都是可以的；但如果自己是一只绵羊，过度的肥胖正好给对方觑觎的借口。”　　前世中国在那场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中能够获益，跟吸引了大规模的外资息息相关。但是现在一战刚刚结束，整个欧洲百百废待兴，大家都在忙着恢复经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拿出大笔资金来帮助东北自治政府进行经济建设。没有钱，这种缓慢的增长如何能够迅速改变中日力量的对比？　　从哪里搞钱呢？　　一个埋藏在心中底多年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地涌在心头，这个想法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张汉卿曾经冒着提前与日本人决裂的风险也要控制中东路。也就是这个想法，让张作霖孤注一掷，在中东路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了这个长子。只是没想到中东路解决得这么容易，白担心一场而已。　　盛夏，大帅府。高纪毅、戢翼翘奉命谒见少帅。　　作为大名鼎鼎的“奉情局”主帅，高纪毅在“奉情局”成立两年来广布情报网，触角已经遍布东三省及远东甚至遥远的西伯利亚，在奉军各个系统中稳居一格；而戢翼翘的特战大队更是神出鬼没，“梨树事件”中功勋第一。只是低调是这支部队的传统，并不为外人所知罢了。特战大队已经扩充为特战旅，是少帅的一支亲兵，也是目前奉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朝阳土改”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用日理万机来形容少帅都不为过，有什么事情要找自己呢？两人都是张汉卿从人群中简拔的亲信，建功立业是他们的渴望，满怀接受任务前的兴奋。毕竟按惯例，少帅一定是有很重大的事情要处理，就像年前的“梨树事件”一样。　　反常地，少帅坐在大帅府的书房，而不是会客厅，陪同的竟是张作霖！而张汉卿的卫队长姜化南亲自站在厅前迎接，所有闲杂人等均远避。张汉卿待两人落座，直接了当地安排了任务，就是设法摸清沙俄存放于鄂木斯克的黄金并设法获取之。少帅强调：“必须注意的一条是，不能让苏俄知道是奉军劫获得了，否则前功尽弃！”　　尽管知道少帅的任务一定是很艰巨的，但是得知这个任务，两人的大脑仍是禁不住嗡嗡直响。　　劫黄金！沙俄的黄金！整整600吨黄金！　　历史上，在东北亚，有一桩悬案，至今俄国人仍耿耿于怀，这就是关乎到600吨沙俄黄金的失踪之谜。为此，俄日黄金争端延续80多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到第二年，德军已逼近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为安全起见，沙皇下令将国家黄金储备转移到后方。很快，约600吨金条和金币被运到了喀山。　　1918年初，这批黄金已在喀山存放了3个年头。此时，苏维埃俄国已经成立，但国内局势却未能稳定下来。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对俄国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甚为惊恐，它们以俄国独自媾和为借口，纷纷出动军队对苏维埃俄国进行干涉，俄国境内的反革命势力也乘机作乱，几支白匪军占领了大片国土。　　在动乱的局势下，更显出喀山这批黄金的价值，红军和白匪军都意识到，这些黄金可能对内战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它可以购买大量军事装备和物资，从而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1918年8月，白匪军官佩特罗夫率军突袭喀山，夺取了黄金。　　红军在得知丢失黄金的消息后，迅速向佩特罗夫的部队发起攻击。为保住黄金，佩特罗夫将黄金交给了白匪军首领高尔察克。当时，高尔察克是俄境内最大的白匪头目之一，他自称“俄国最高总督”，并得到西方与日本等国的承认与支持。　　得到这批黄金后，高尔察克喜出望外，他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了自己的老巢鄂木斯克，据当时留下的记录，这批黄金共583吨。　　作为在前生喜爱阅读历史未解之谜的张汉卿来说，这笔巨额财富可谓觊觎已久。如果不出历史变化的话，要不了多久，这位“俄国最高总督”也会在苏俄军队摧枯拉朽的攻击下一败涂地，在连同黄金一同逃往远东的路上，高尔察克会在伊尔库茨克被抓，并立即被处死；而那笔黄金则会在佩特罗夫的保护下部分被赤塔附件的哥萨克骑兵“黑吃黑”，然后被满洲里的日本人以苛刻的条件骗走。据估计，这些黄金的价值是当时日本全国财政收入的两倍。　　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驻满洲里日军并没有将黄金交给日本政府。他们在提交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佩特罗夫的黄金，只是写道：1920年4月19日，部队在满洲里附近遭遇土匪，全部歼灭敌人并缴获众多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已被处理，冲抵日常开销。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黄金被日军指挥官所瓜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日军高级军官在从中国回国后，一夜暴富，成为日本最大政党的领袖，并开始角逐首相宝座。后来，有人揭发他在中国侵吞俄国黄金，但调查此事的检察官却神秘地遇刺身亡，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剩下的黄金被日军转往东京北部的一个仓库。接着，他们玩了一个掩耳盗铃的把戏：先秘密将黄金转移走，然后点燃了仓库，此后这批黄金彻底下落不明。从此，这笔价值连城的黄金，导致俄日争端延续80年，成为张汉卿穿越前一大亮点。　　高纪毅亲自率领精英，远赴西伯利亚极寒之地，去执行少帅郑重交待之相当重要之任务。这个任务张作霖、张汉卿亲自列入绝密等级，称为“黄姨行动”。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4章 说客（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对处在经济大建设初期的东北自治政府来说，这样一笔巨额财富，足以奠定经济腾飞的基础。按照当时一克黄金约值5美元或7日圆或9块银元的汇率，足可换得超过50亿元大洋的现货，是1919年东北三省财政总收入的约30倍之多！　　戢翼翘也充分理解少帅为什么之前在这百废待兴的时刻，却一直强调特战旅要适应西伯利亚严寒气候、多次有针对性地进行适应性锻炼，并设法让高纪毅派出大量情报人员对西伯利亚交通、人文地理情况、苏俄军日军及白匪军驻军情况作详细了解，且携回大量地图的原因了。原因少帅早已磨刀霍霍，盯着这块了。　　当时虽然百般不解，却忠诚地履行了他的任务。现在是特战旅进行特别行动的时候了，只待高纪毅的最后消息。　　距苏俄军队攻占鄂木斯克不到两个月时间了，高尔察克也觉察到了一丝危险。前线战事越来越不顺，即使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和陆海军总司令、被所有协约国媒体都吹嘘是“俄国的华盛顿”的高尔察克都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确确实实败了。　　大好形势下，怎么会败得这么快？才不久前，得到温斯顿﹒丘吉尔必须把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里”的誓言时，他就以军人的敏感性认识到，苏俄必然会面对强硬的对手。果不其然，随后不久，英、法、波兰、美国、日本等14国派遣军与苏俄红军展开一系列战斗。仲春时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支持的主要由前俄国的捷克、奥匈帝国战俘组成的捷克兵团3万余人哗变；7月，控制了从贝加尔湖到乌拉尔山脉的西伯利亚铁路；11月18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被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政变推翻，他也自称“全俄的最高统帅”，指挥不下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在史上，这即是著名的俄国内战，在苏联被称为“1917年到1922年的内战和武装干涉”。　　然而好景不长在。在苏俄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乘坐装甲列车亲临前线督战、多次派卫队投入战场后，红军士气大振。在别拉亚河上，堪称高尔察克精锐之师的几个军官团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红军歼灭了；战线左翼遭到伏龙芝指挥的南线红军大反攻，无法打通和邓尼金的战线联系。从此，白军一蹶不振，节节败退。他这位曾经屡立战功的海军将领，已经无法扭转陆地上的颓势了。　　要说高尔察克是否还有不甘心，那是当然的：大好的形势下突然兵败如山倒，这是当初谁也不曾料想到的。他有着俄国海军的骄傲，投降是不可能的；以苏俄政府对待叛军的手段，他也绝对不会有好下场。而且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利用手中所拥有的黄金，伺机东山再起。然而持璧其罪，弄不好这一堆黄金还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呢。　　在联军内部，与他一道反苏俄的盟军：英国人、法国人以及捷克将军日&#8226；盖达及哥萨克头领谢苗诺夫等人已经视他为障碍，他们都想占有那据说富可敌国的黄金，谁也不顾这位最高执政官的死活了。前两个月形势危急之时，甚至他们都要把他交给布尔什维克党以作为安全离开俄国的交易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迟钝的军人，都要想到今后的出路了。　　根据情报，高尔察克已将全部黄金摆在铁路两侧，由他的亲信严密把守。一旦形势有变，立即可以乘车东向----遥远的东方，有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伊尔库斯克等城市，有广阔的天地可供他大有所为。尽管向东，是进入历史早已为他设计好的不归路。　　高尔察克的死活，张汉卿不放在心上，但是这笔黄金，听说日本人也有很大兴趣，日本干涉军司令部也派出了大量特务虎视眈眈这笔财富呢！如果按照历史预演，一旦到了贝加尔湖以东的日本干涉军势力范围，以日本人的贪婪，奉军若还能分得一杯羹那才是咄咄怪事。　　在这个时候，高纪毅出马了。这个人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不远千里，走进了高尔察克的视线。　　不像身旁觊觎者把欲望深深地埋藏在内心却又时不时在不经意间绽放，这个中国人赤｜裸裸地提出了庇护条件：给予一半的黄金，东北政府将保证其人身及剩余个人财产的安全。　　什么时候轮到一直被欺凌的中国人如此大放蹶词、要保护他这位全俄的“英雄”了？据他所知，日本人除了控制了整个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东三省一直是其禁脔。一个连自己的主权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声音都不敢正当发出的地方政府，如何保证他这个“怀壁其罪”的外国人的安全？他用流利的中文（历史上高不但通晓对外国人来说晦涩难学的中文，他还通晓另外三种外语）不无讽刺地对高纪毅说：“传闻东北军政府与红匪政府曾经谋划签署合作协议，到时候你们能够顶住苏俄政府的压力不把我交出？抑或日本人得知后的压力？”　　高纪毅对此早有筹划。他用淡定的语气说：“高尔察克将军，不谈最近我军在呼伦贝尔的动作，相信你也能看出，目前在东北亚，只有奉军是唯一能够保证你的安全的势力。诚然，如果苏俄得知此消息，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奉少帅之命与你洽谈，在局势尚可支撑之时迅速作出决定。我想偌大的东北或中国，足以让你容身。至于与苏俄政府的协议，”高纪毅微微一笑说：“只要你隐姓埋名过你的富家翁，不再继续选择与苏俄为敌，我想双方应该不会违背这个协议。”　　他又用一种胸有成竹的语调，直接将目前的形势一一解剖：“高尔察克将军，以目前的局势，我相信已经无力回天，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善后。您是苏俄最大的敌人，别人都可以投降，您不行。别人还要借您项上人头作为进阶的筹码呢。　　如果形势再不如人意，除了向东或向南，您目前无路可走。但是东面是谢苗诺夫的地盘，他可是您的老对手了。即使您过了这一关，日本人也不见得对您多感兴趣，他们中意的是可东面的那位老兄。”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5章 说客（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毛爷爷也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干涉军”也不是铁板一块：英美支持高尔察克成立独裁军事政权，日本则支持谢苗诺夫为其在远东的代理人，两方矛盾一直激烈。即使在红、白军交火最激烈最需要军令统一的时候，日本在压力下不得不转而承认高尔察克，另一方面又不愿抛下谢苗诺夫。　　这种日、英、美间发生的冲突，使得美国政府干脆决定在1920年初从西伯利亚撤兵，同时为防止日本独大而要求日本一同撤军。导致的后果是苏俄在远东的压力顿轻，迫使日军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不得不收缩兵力，缩小防区。日军后来连续陷入远东的泥潭，独木难支，在又挣扎两年后黯然撤兵，与此不无关系，日本政府的短视由此可见一斑。无怪乎战后外媒评论，“日本是第一流国民，选出了第三流政府”。　　不过这个时候，日本在东西伯利亚的军事实力非同小可。没办法，日本政府可是把远东视作第二国家的，只是当功败垂成后才把重心向中国东北转移的。　　高尔察克是狡黠的，不然他也不能被列强们选择做选择的领袖。他有点嘲弄地看着面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东方人：“日本政府再不可靠，也要比你的军队要强大得多。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奉军能保护我，为什么你们保不住中东路？”　　这话问得有些诛心了，有几分讥讽的味道。不过高纪毅神色坦然，他微微一笑说：“根据奉军少帅和美日在一个月前达成的协议，由奉军全权护卫整个中东路，将军的情报系统可能落伍了。” 　　高尔察克一怔。原来，原来，在遥远的东方，局势已经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了？　　他的惊讶，落在高纪毅的眼里。不过他的谈话还在继续：“将军以为日本人兵精粮足，可以作为后援？其实大错特错了，日本兵现在已骑虎难下，自身难保了。”他分析了一下日本兵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部署。　　在日本人的战略规划里，其第十二师驻守滨海州、阿穆尔州和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第三师驻守博尔齐亚以东的后贝加尔州，第七师驻守博尔齐亚以西的后贝加尔州和我国的黑龙江省。后因日军痛感兵力不足，于是又从本土增调第十四师（3月底）和第十六师（5月）和第五师（6月底）至苏远东地区。这是日本在远东及中国东北的主力部队。以区区6个师的力量，想控制住这么广阔的地方，谈何容易？　　随着形势好转，苏联共×党领导的游击队在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三角地域力量发展迅速，击败了白俄匪军谢苗诺夫部队约1500余人的进攻，占领阿穆尔铁路的莫戈恰至齐洛夫斯科耶一段铁路，对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日军第五师和第三师之一部（一个半营）对苏游击队进行了讨伐，其疯狂清剿不仅未能使苏联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苏军游击队利用冬寒展开游击活动。一方面日本兵兵力分散四处起火且在国际上引起诸多指责，另一方面庞大干涉军的后勤补给拖累了日本国内的经济从而让国民怨声载道，日本干涉军已经士气严重低落。　　高尔察克望着面前的这个小个子中国人，心潮澎湃。　　“他说的是实情，”这是心底的一个结论。在战争的天平逆向之际，为了准备后路，已经敏感地向远东地区派驻了不少的情报人员，反馈回来的情况不容乐观。情报也提到了奉军地位的提升和影响，否则他会毫不迟疑地认为，这个中国人是痴人说梦。　　但是，东北政府军真的有这么大力量，敢和苏俄叫劲？印象中黄种的“东亚病夫”一向对东西方洋人卑躬屈膝，什么时候竟敢挺胸作人了？　　高纪毅趁热打铁：“听说日本人曾经向您提议，如果您同意由日军‘保护’俄国的黄金，日军将出兵击退红军，但您拒绝了日本人的‘好意’。日本是个狼子野心的国家，与俄国本就有血海深仇。其在远东的侵略（在这里用了侵略这个词）可以证明这是一个毫无远见、极富攻击性的短视民族。很难想像，如果您投靠日本人，他们会好心帮你。”　　“坦率地讲，这笔财富到了日本人手中，极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后果，对将军您殊为不智。”　　傲慢是需要资本的，在性命攸关的时刻，高尔察克放弃了自大。他知道一旦撒掉了一根救命稻草，不一定会有另一根在等待他。他按捺不住心里的惊讶，以比较谦卑的态度向高纪毅：“高先生说我还有向南一条路，不知有何见教？”　　上套了。高纪毅等的就是他这一问，这里有张汉卿根据国际大势推倒出的结果。只要你愿意提，有把握让你乖乖按我的方向走。　　但是他还是很诚恳地说：“西有苏俄兵，东有日本兵，将军唯一可走的路，便是向南进入蒙古境内。现阶段蒙古与苏俄、日本和中央的关系都很微妙，根据现有条约，苏日方均无进入蒙古之理。在这里，将军可以休养生息。”　　这话是不错，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蒙古的宗主国，满蒙自清朝成立起便是一家。即使在羸弱的晚清，清朝也能牢牢控制着这块肥硕的草地。沙俄能够划去广袤的远东和西北葱岭以西的巴尔喀什三湖，却无法鲸吞处于其腹心的蒙古，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饿狼面对无助的羊羔垂涎三尺而又无可奈何的感觉一样。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蒙古是清朝立国之本，另一方面，蒙古人心思向中是主因。　　但是高尔察克忽然问道：“是否进入蒙古，我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蒙古与你们所谓的东北政府也有相当的距离，可谓是鞭长莫及，那么你们狮子大开口要一半的黄金，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高纪毅微微一笑说：“蒙古是中国的，在目前的中国，只有我们奉系有力量有条件进行在蒙古的作战，而且据我所知，下一步我军的动作即是进入蒙古。将军进入蒙古后，也就是奉系实际控制蒙古之际。蒙古有其特别于中国其它省份的情况，应该会制定特别的政策。只要将军届时以难民身份申请进入，我想苏俄政府是不好干涉我国的内政的。东北自治政府已经完成10个整编师的满额装备，实力已远非昔日，这也是奉军在东北搞了这么大的动作而日本鲜有表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奉命来此，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忠告将军，如果不得已要做最坏打算，去蒙古是惟一出路。鉴于奉军与日本在东北的争夺日益激烈，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防止任何资敌的行为。”　　高尔察克是优秀的海军指挥官，但与他共事多年的军官却向《纽约时报》记者描绘说：“他无疑是一个神经衰弱者……常受人支配。”也许他在临门一脚想起今天的想见，最终能否按照张汉卿的提醒进入蒙古，高纪毅仅作审慎的乐观。但是少帅派给他的不仅仅是一个说客的任务，作为一次绝密而又十分重大的计划，“黄姨行动”才刚刚开始。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6章 东北新政（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土地改革如火如荼之际，张作霖政府在5月份召开一场会议，全面启动东三省第一个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张汉卿所构思的东北全面建设轰轰烈烈展开。这时候，土改的成效尚未及直接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张汉卿对苏俄的努力改变了财政紧迫的局面。　　要知道《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因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据此，俄国控制了东三省的全部海关，只是在“日俄战争”后，才丢失了大连、丹东两个重要海港。长春为日俄势力分水岭，哈尔滨为俄国势力范围。各地的关税定义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均不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手中。所以张作霖虽在初期掌握奉省军政，但财政上却处处掣肘，受制于人。最简单的例子，连当初与冯德麟争夺奉天领导权时都需要向日本举债500万元才获得胜利。　　远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初，张汉卿便立压众议，率先劝说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通过了对苏俄政府的承认。如此天赐良机，不乘此时拿回些好处，枉来人世一场。在史上，这个机会算是白白浪费了----奉军的实力当时也没到这个地步，奉军内部也没有像张汉卿这样洞烛机先的“智囊”。真实的张学良倒是在1929年的时候“振作”了一把，搞了个“中东路事件”，要恢复对北满铁路的占有权。不料已经恢复元气的苏联把他打了个灰头灰脸，从此奉俄形成漠路，也彻底断绝了九﹒一八出事时苏俄可能的救助机会。　　机会有时只是一刹那。　　处在白匪及众多外国干涉势力威胁的新生苏俄政府，对这一雪中送炭之举，很快示以回报：苏俄政府宣布同意并支持东北自治政府和远东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确定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要是在东北部分)，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并与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交涉后，以渐渐放弃沙俄时代对北满铁路的控制权转为中苏共管，主权在华。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的目的最终只有一个：促使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同张汉卿的分析，这绝不是苏俄好心：1917年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建议下，在1918年3月6日与德签订《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俄德双方签定的，却大大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原因是这个条约让俄国割让了俄国西部大量面积。而列宁判断德国不久后即将失败，所割让的土地失败的德国是无法保有的，最终仍然会落入苏维埃政府之手，此举仍然引起反对派的不满；另一方面，东方战绩因此条约而转为和平，垂死的德国因此避免了继续两线作战的干扰，能够使原本即将结束的战争又延迟一段时间；此外，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也是造成后来列强干涉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俄国内战争正酣，红色政权能否守住尚自顾不暇，且远东又有日本虎视眈眈，自然乐得做人情。　　然而无论如何，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在近代中国，东北是第一个能够部分收回其关税自主权利的地方，这让张作霖在国内威望大增。也依托得自关税取得的收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安然化解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年的财政赤字及还债危机。过了这个坎，从此之后，随着国库的逐渐充盈，还款就要一年比一年容易了。　　正史载：奉天省是东三省中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全东北四分之三的工业都集中在奉天。奉天的矿藏也很丰富，如：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奉军的大部分军力也都布署在奉天。奉天（沈阳）是满清入关前的帝都，也是“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奉天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还能生产迫击炮、大炮，以及相应弹药。　　吉林省当时没有什么工业。　　黑龙江省是东三省中最北边的一个省，当时地广人稀，省会在齐齐哈尔。主要城市哈尔滨原来只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村子。1898年俄国人为修建中东铁路，将哈尔滨迅速扩建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镇。1903年2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负责铁路管理和运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就设在哈尔滨。所以，哈尔滨是一个带有浓郁俄式风格的城市。时至今日，秋林百货公司的大列巴、哈尔滨红肠，中央大街的俄式建筑，宏伟的索非亚大教堂，仍能使人想起哈尔滨昔日的俄罗斯风情。解放后，以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和六十年代开发大庆油田为标志，黑龙江才逐渐成为东三省中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省。　　张作霖入政东北之初，他的盟弟及重要亲信张作相就主张“固守关外，将养生息，训练士兵，扩充实力”为上策。张汉卿更是用后来人的智慧，相继主要负责拟定了东北新政，主要内容在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齐头并进，从而产生了《东北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三年计划》、《奉军建军纲要》和在张作霖支持下的《东北人民党建党章程》三个划时代的纲领性巨著。　　《东北国民经济发展三年计划》用宏伟的篇幅勾勒了振兴东北的决心和方向，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用自治政府主导的力量计划在三年时间初步建立关系国计民生的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铁路、交通运输、冶铁、采矿、煤炭、机车仿制、机床、拖拉机、化学工业、发电、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各行业设置公会，政府派员担任行业公会秘书长，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融资加入，政府则以地产、配套产业或以少量现金作为一部分股份加入。　　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湖、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金融方面，由政府主导成立东北实业银行、东北交通银行和东北农业银行，允许民间资本以股份制形式入股这三家银行。为最大化募集经济建设的资金，政府发行6000万元的“奉天国债”，期限为3年，以全东北人口均摊2元，强制实行。所筹资本作为政府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投资及军备的提升。　　铁路交通方面，成立安奉（丹东----奉天）、平齐（四平----齐齐哈尔）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打通奉天南北以及绕开北满铁路另建吉林连接黑龙江的通道，以加快辽北势力真空的控制。　　水运方面，以松花江流域为中心，建立内河水运系统（之所以放弃建设更重要的营口港是因为离日本控制的关东州太近，而且日本有让当时中国望而生畏的海军，张汉卿自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可与日本相媲美的海上力量，与其花费精力钱财便宜日本人，还不如在苏俄境内----历史上苏联政时并未对东北提出进一步要求，相对雄心勃勃要灭亡的日本来说要安全得多----虽然在本质上与日本是一丘之狢----从正史上苏联在挤出东北前大肆掠夺可见一般）。　　财政方面，统一税制，分鸦片税（非常时期，鸦片仍然保留，这可是财政收入大户）、烟草税、农业税、牲畜税、营业税、关税、户口税。以工业为地方政府投资为由，收入全归东三省。地方土地因由政府借款“赎买”，以政府需“还”利息为名，将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划归地方，国税仅占所收税项的9%。　　教育方面，建立较完整的教育体制，东三省均由政府导入五年制义务教育。缩短大、中普通学校的学时年限。广泛设立职业技能学校，培养相关职业技能人员，建立东北大学（张汉卿任第一任校长）、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10余座大专院校，每个乡镇至少需普及一所小学校。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成为二十世纪教育史上的名言。在此之外，省、市、县纷纷建立的三级党校为将来培养人民党干部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重要的一条：发行“奉天券”，将东三省杂散在民间的资本用以币易物的形式逐渐集中到政府手中。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得多了。　　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有人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的是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搞建设。虽说初期残酷了些，但是这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走向复苏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想当初正史上中共政权也是用以农补工的方式才走向工业的发展，而正史上的某个超级大国也就是依靠不断印制美元来维持其经济地位的，看来作法异曲同工。不过此张汉卿比正史上的少帅强了些，他可不会干那些杀鸡取卵的矬事。将来发达了，“奉天券”还是要兑现的，就权当它目前是一个为期N年的国债吧。　　因为东三省实质上是一个独立的王朝，中央的财政政策对关外不管用。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7章 东北新政（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被后来人民党奉为圭臬的、也被称为张汉卿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奉军建军纲要》主要吸收了毛伟人终其一生的一系列的成果，也借鉴了国民党成形的制度，分为：　　1。 军队实行“三三制”原则。这是借鉴了由毛伟人著名的“三湾改编”得来的灵感，毕竟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嘛。改编后，奉军以师级为建制，师下辖3个步兵旅及师属炮兵团、骑兵团、工兵营、侦察营、特务连，使整编师总人数达到3万。　　2。 三项纪律八项注意。主要强调奉军是东北人民的军队，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既初步解决了军人们“为谁打仗”的疑问，也竖立了军人在社会上的正面形象。　　3。 军人无条件服从于政治的原则----这条后来演变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后来张汉卿更简化为“坚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4。 设立奉军总司令部，下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辎重兵部（后改总后勤部）及总装备部。完善“军令”与“训令”制度，全部奉军受其节制。张作霖为总司令，吴俊升、孙烈臣为副司令，张作相为总参谋长，张汉卿为副总参谋长。　　5。 建立一支东北海军，直接受总司令部领导。黑龙江原有1911年北京政府派遣的“江亨”、“利捷”、“利绥”、“利川”等舰在彼警戒，本来是为防范俄国革命后在远东地区中俄边境所造成的混乱，张作霖统一东北后全部接收，整合原奉天江防舰队，成立“东北江防舰队”，首任舰队司令员由张汉卿兼任。　　6。 建立一支东北空军，直接受总司令部领导。首任空军司令员由奉军副总司令孙烈臣兼任（历史上也是如此）。　　7。 改革督军制度，督军不再兼理民政（民政交由省长），而专署本省招兵、后勤、训练、保安之责。如无总司令部调令，督军无权调动军队。此条极类似于后世的七大军区司令权责，控制军队的良策啊！在不久后更率先在全国裁撤督军制度，改为各省保安司令部。　　8。 改东北讲武堂为“奉天军事指挥学校”，简称“奉天军校”，重点在培养团营级及以上高级军官，各部军官每半年轮训一次。各团设教导队，以培养中、下级军官。　　9。 为培养军事人才，大规模招考青年学生，成立教育机构。即着手筹备招生、延聘教员等一切事宜，并决定在东北招考初中毕业以上或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1000人，成立军官候补入伍生队，附设在奉天省城后塔“奉天军官候补军校”院内，学期六个月。通过考试后，全体转入“奉天军事指挥学校”再接受教育。尝到卫队旅改革甜头的张汉卿决心继续加大力量培养识字的军官来逐渐替代老式的军人。　　在俄国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后，张汉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东北建立中国人民党的想法，其目的，一是管理及改编国民党在东北活动的地下组织与党员，二是抢先提出收拢有共产主义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些文化人的能量是无穷的，也是最有远见卓识和影响力的人才，历史上也快要建共*党了----虽然张汉卿在后世目睹的贪官污吏数不胜数，但在建党之初，共*党还是非常有吸引力、有纯洁理想的。将来万一人民党与共*党有了争执，他怎能像后来的国民党那样大开杀戒呢？唯有先扼杀在摇篮里了。三是党团政治是国际发展的潮流，让东北的势力堂而皇之地介入民国政府，为将来入主关内打基础。　　在《中国人民党建党章程》中，张汉卿提出建立一个改良的中国国民党----人民党，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旗帜，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渐进式手段，以工人阶段为主体、工农联盟为基础，完成三民主义的伟大目标。各行政村设立党支部，各乡镇、县、市、省设立党的同级委员会，最高受东北中国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领导。　　人民党设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张汉卿担任，一名副主席，由奉天省长王永江兼任，一名秘书长，由郭松龄担任。两位副秘书长。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工部、妇联和纪委共6部及一个书记处。一大批与少帅关系密切的奉军军官姜登选、韩麟春等成为第一批加入的人民党党员及党内骨干。　　张汉卿亲自设计了党旗，为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他解释为士、农、工、商统一在人民党的带领下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或可解释为四方拱卫中央；也有解释为满、蒙、回、藏各族与汉族的五族共和等。镰刀锤头的设计虽然前卫，一来张汉卿不感冒，二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目前尚处在萌芽状态，此一时空能否再有机会发达，尚在五五之数。　　党的口号是“工农合作，联孙联俄。”　　党的纲领是“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与特权。平均地权，关税自主，惩治腐败，司法公正。”　　这是将国、共两党在当时历史阶段的口号整合的崭新的想法，历史上亦曾造就了其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和民主运动的高潮，在现实中吸引了无数爱国志士、对二月革命的向往者、对北洋与国民党派系势力不满者、忠贞的理想者纷纷赶到东北，亲身参与这历史性的创举。　　俗话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张作霖虽然目不识丁，但却知道读书人的重要性。对主要以青年知识分子加入组成的人民党，主要多抱以默而视之，观而待之的态度。对少帅在政治上的“折腾”，他并没有任何不情愿的想法，毕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没有军队相助，任谁都不能在东北反天。对待自己最期待的长子，他比谁都乐于见到张汉卿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有了大帅的默许，再有少帅的亲力亲为，人民党各支部如雨后春笋在东北各地涌现，深深地影响着民众、民治、民心；在奉军中，大批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加入党组织。一年之后，张汉卿影响军队的方法不仅仅是少帅的名头，更多的是人民党党魁的身份。　　如今少帅在奉系内部进行战略的决策主要是靠对奉系三大巨头的影响，凭着他的身份及长期来正确及敏锐的洞察力，基本上都能得到首恳。为了给奉系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时间，张汉卿积极影响以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为首的首脑，提议“立足关内，发展经济，韬光养晦，有所不为。”力图脱身于内斗的关内军阀之外，得到大力认同。1918年5月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通告：“从五月初一起，东三省一切政事，与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并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取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铲除强暴，促进统一。”　　这一宣言，基本上保障了奉系游离于中国北方的战事两年之久，经济得以有巨大跃进，使政治力和民力也得到凝聚。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8章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作霖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传达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它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连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传达室看成了傅连宝，当成了人名。　　闹了笑话，张作霖倒不以为忤。不过他想道若是战场上官兵们搞出这些名堂来，传达军令错误，可就是胜负攸关的大事了。所以在张学良等人的教育问题上，一向给予重点对待，不旦让张学良学习时髦的英文，招聘了许多家庭教师，还安排了奉天大儒金息侯做他的专职老师。　　不过他的奉军将领们大多是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山林草寇，打仗容易，读书却难。有道是武打天下文治国，手底下没有几个得力的文臣，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草头王。张汉卿知道乃父的“大志”，也不失时机地提出大办教育，以培养人才。　　张作霖也曾为此专门上书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当是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综合几个谋士的意见，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回复“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1915年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所倡导。　　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师范类学生的培养是重中之重。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时至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它如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正史上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时不我待，百废待兴的东北亟需各种人才，按照正史的速度太慢了。虽然囊中羞涩，张汉卿还是强烈建议东北大学早建、大建，再说学校的兴建不是一日之功，等到逐渐有了规模时，东北的经济届时应该可以满足需要。于是1919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它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计划第一年160万，以后逐年递增，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后来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它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虽然这其中张汉卿出力最著，无论如何，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这也是奉军在他带领下能够越走强的原因之一吧。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49章 农业丰收以及拖拉机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是个在政治上大事情“拿主意”的人，但对于细琐的工作则不是其强项，一切都有赖于以王永江为首的东北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简称发改委，张汉卿挂名主任）实际执行，他的主要工作在于“用惊人的预见性给东北新政以奇思妙想”（参见《中华民国史----张汉卿传》）。　　东北新政之初，财政紧迫的状况非常明显。东北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却缺乏必要的人口来开垦。此时农业耕作还处在近乎原始的肩挑手扛（这种状况在正史上60年后改革开放好久时仍然在中国遍地出现），短期内个人也没有能力开垦如此之多的土地。生产力的低下束缚着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正是张汉卿赖以为工业输送营养的基本要素。　　搞工业，需要钱，钱开始只能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中来；农业要想大发展，生产效率要提升，需要机器等工业的成果，仿佛陷入一个死循环。张汉卿不是搞经济的专家，但是经济学的理论他明白，这一点要比东北许多财经界的高手们还懂得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钱最终还是得从农业中来。　　其实东北在全国来讲并不算穷，这里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工业上，因为日、俄先后侵入，并将这里作为其原料的采集地，带动了采矿业、炼铁业及相关产业的出现，相比较而言，在工业方面，除得赖于沿海的地理优势的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外，当时全国还没有比东北工业更“出色”的----虽然东北也只有算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　　东北的人民穷，东北的地主、商人们可不穷。本来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的省会，但是在俄国建成北满铁路后，哈尔滨的区位优势不久就显现出来，最终替代齐齐哈尔成为黑省的新省会。夜幕下的哈尔滨灯火辉煌，这里陆续建成远东最大的大豆交易市场、东北粮食集散基地，中国北方重要的贸易中心，本是一个小水港的哈尔滨一跃成为远东最大城市。在俄国发生革命后，许多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的旧俄贵族携家带口移居中国。因着这个因素，张汉卿决定首先发挥哈尔滨的独特作用，吸纳外资。他于新政开始后的一个月内一口气颁布了几个法案，极大地改善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东北移民法案》规定了外国非农业人口（主要是指白俄移居者）需向东北自治政府缴纳数额不等的移民费用，以成为中国的公民。此移民费用还可以用投资的办法代替（数额在一定程度的投资则免交费用）。这其中，有专业特长的人员可免交费用并在政府安排的各个机构任职，如数学、物理、化学、机械、电子、模具、航海、造船、机车等等行业，为东北工业发展提供了免费的人才。　　根据为解决地多人少的状况而制定的《东北移民法案》，政府为从关内和朝鲜边民的进入大开绿灯。由于关内连年内战，以及听闻东北有地可种的吸引，赤贫的中国人口从华北大量涌向关外，1919年1月，全东北人口（仅关外三省） 2622万，到年底猛增到2783万人，1920年底更达到3097万人，此一趋势明显加快。　　感谢上帝！张汉卿虽然不是忠诚的基督教徒，却忍不住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大加感激，因为1918年又是个丰收年。随着又一个丰收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所据的东北三省年产大豆200万吨，小麦160万吨，稻子56万吨，小米80万吨，高粱640万吨，玉米4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48万吨，棉花24万吨，烟草13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320万匹，牛240万头，羊2400万头，猪3200万头。全地区年产粮食约1600万吨左右。政府统计局的信息显示，截止12月底，全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1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东北已是不亚于江南的“北方粮仓”（历史以来本就如此）。　　借着农业税及余粮的出售利润，仅在农业一项上，自治政府将近获得4。5亿元的收入，这是集中了几乎全东北的赢余，远超同期除关外的中央总收入！于是张汉卿所构想的工业突破拉开帷幕。　　首先一件事是拖拉机的制造----这可是所有工业建设的首选。有了它，使一个农业人口可以耕种更多土地成为可能。东北远还有比现在已开垦土地2倍余的广阔大地可供发展，想一想那是一笔多大的财富！而且拖拉机的制造在今天看来并没有多大的难度，当时的条件也使它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　　自古以来，有很多人试图以机械力代替人力和畜力进行耕作。但直到19世纪欧洲进入蒸汽机时代后，才使动力型农业机械的诞生成为可能。19世纪30年代，已有人开始研究用蒸汽车辆牵引农机具进行田间作业。但当时所能造出的蒸汽机牵引车辆（即蒸汽拖拉机的前身）犹如一个水火车头，它即使不陷在田里，也会把土压得很实，根本无法耕种。1851年，英国的法拉斯和史密斯首次用蒸汽机实现了农田机械耕作。有人把这看作是农业机械化的开端，但当时他们的办法是把蒸汽机安放在田头，用钢丝绳远远地牵引在田里翻耕的犁铧。后来随着蒸汽机制造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小型化的蒸汽发动机，把它安装在车辆底盘上驱动车轮行驶，使它能够从地头开进田地里直接牵引农机具，这才诞生了拖拉机，法国的阿拉巴尔特和美国伊利诺斯州的R&#8226；C&#8226；帕尔文分别在1856年和1873年发明了最早的蒸汽动力拖拉机。当时的拖拉机与早期的蒸汽机汽车很相似，但马力更大，行驶速度较慢。　　最初的拖拉机笨重而昂贵，使用不便，往往需数人操作，适用于在广阔原野上耕作，一般个体农民难以负担，1889年，美国芝加哥的查达发动机公司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使用汽油内燃机农用拖拉机----“巴加”号拖拉机。由于内燃机比较轻便，易于操作，而且工作效率高，故它的出现为拖拉机的推广应用打下了基础。20世纪初，瑞典、德国、匈牙利和英国等国几乎同时制造出以柴油内燃机为动力的拖拉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原因，劳动力不足和农产品价格上涨，促进了农田拖拉机的发展。　　1910―1920年间，以蒸汽机和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拖拉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后者显示了更大的优越性，逐渐淘汰了前者。今天的拖拉机都使用柴油内燃机。　　张汉卿是中国最早排除这种争论的第一人，他在仿造第一辆拖拉机时就以预言家的口气斩钉截铁地说，将来使用柴油机是拖拉机的发展趋势，所以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的薛广森被重金请到东北，成为后来各型柴油机研究的鼻祖和集大成者。　　薛广森，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顺德龙江。17 岁去香港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薛氏借为停泊珠江的英国油轮“青龙号”检修机械的机会，设法将船上的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数据，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在1915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不久就成批投产，引起国外工业界人士的惊异。　　在薛广森的带领下，奉天第一柴油机厂顺利建厂，很快地，一批有40马力的拖拉机头顺利出厂，经测试运行稳定，性能优异。为拖拉机的批量生产立了头功。　　拖拉机分为轮式和履带式两种。最早的拖拉机使用的是铁轮，不仅笨重、容易陷车，而且经常会压伤植物的根。在轮式拖拉机的发展上，最初人们是将钢制的车轮加宽，加大着地面积，减少压强，但效果并不好，后来又想出了在钢轮外加一层橡胶保护层的办法，汽车轮胎诞生后，人们先后给拖拉机使用了实心和充气胎。但汽车轮胎并不完全适用于拖拉机，一是汽车轮胎的沟纹过于浅细。二是人们发现拖拉机在轮胎气不足时反而比气很足时的软地行驶性能更好。　　这一问题困扰着业界多年，还是张汉卿“首先提出”用一种大尺寸的高花纹低压充气橡胶轮胎----它本要到1932年才被美国的菲尔斯当轮胎和橡胶公司生产出。后来的评价是它极大提高了轮式拖拉机的行驶和牵引性能，算得上是第一种真正适用于农用拖拉机轮胎。　　因为轮胎不是东北目前的工业能力所能制造，于是发明可拆卸的充气橡胶轮胎的法国米许林（现译米奇林）公司在东北自治政府的重金下以其汽车轮胎技术建造了奉天第一轮胎厂，专门生产张汉卿所提出的高花纺低压充气橡胶轮胎，以作为拖拉机轮胎的配套工厂。　　法国的安德烈&#8226；米许林和爱德华&#8226；米许林两兄弟的米许林公司在1892年发明了一种可以拆卸的汽车充气橡胶轮胎后，这一发明影响了整个世界。过去只有专门修理工才能处理的爆胎事故，现在一般人一刻钟就可以修理好了。不过在当时，专为拖拉机制造的橡胶轮胎尚在摸索中，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或个人敢于对这种未知的理论作耗资巨大的实践。但是张汉卿却信心饱满地表示这样的轮胎是能够给拖拉机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支架的，并允诺立即给予初期不少于500万元的投资----要知道这时候的自治政府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500万元在当时的法国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怀着对新技术的热爱，爱德华&#8226；米许林亲自指导了奉天第一轮胎厂的建设，并成功造出第一批这样的轮胎，张汉卿亲自取名为“汉”牌。其一这是强调中国人在工业社会里第一项伟大的发明，其二也许便是取自张汉卿的“汉”字，当然这是后人研究这个时代历史时的猜测而已。　　早在蒸汽汽车诞生后不久的19世纪30年代，就有人设想给汽车轮子套装木头和橡胶制作的 “履带”，让沉重的蒸汽汽车能在松软的土地上行走，但是早期的履带性能和使用效果并不好，直到1901年美国的伦巴德在研制林业用牵引车辆时，才发明出第一条实用效果较好的履带。3年后，加利福尼亚的工程师霍尔特应用伦巴德的发明，设计制造了“7”型蒸汽拖拉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1904年11月24日，这台拖拉机进行了首次试验，后来又投入批量生产。1906年，霍尔特创办的拖拉机制造公司又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以汽油内燃机为动力的履带式拖拉机，这种拖拉机翌年开始批量生产，是当时最成功的拖拉机，并成为数年后英国研制世界上第一种坦克时所参考的样车。　　考虑到东北的地形，履带式与轮式拖拉机均得到充分发展。这是因为除了农忙时分，拖拉机可以取代牲畜，成为农场的主要动力，在平时，可以作为民间机械化运输的重要替代。　　拖拉机的成功使用，使东北成为中国第一个农业向着机械化迈进的地区，有了它，东北拓荒的进度越来越快，也使得几年后的“北大荒”建设成为可能，作为近代史上上工业发展的一部分，中国的拖拉机产业第一次没有落后在外国人后面。比较国外，到本世纪40年代末，在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等地才进行大规模使用；此后，拖拉机又在东欧、亚洲、南美和非洲得到的推广使用，中国东北提前了二十年得到重视，不能不说是一场规模不小的革命。　　不单单拖拉机的制造，为之配套的轮胎、发动机、齿轮、轴承、橡胶等技术也得到相应的提升，这些都为东北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长远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在短期内，它也使东北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有力地保障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在1919年初，奉系政府财政赢余即达到1亿5千万（银）元，实现了空前的好年景。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0章 奉系初长成（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代表近代工业水平的钢铁和煤炭产量，到1919年初，东北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85％和82％，是同期日本国的10％和15％，分别比东北新政前增加28％和35％。中日这一巨大差距正在显着缩小，因为据日本关东军情报总部传来的消息，在黑龙江又有几个百万吨级的铁矿及煤矿正被发现。　　经过近1年半的努力，平齐线竣工并于1919年初正式通车，北满铁路自哈尔滨向东北沿松花江延至佳木斯。至此，吉林东北部以及黑龙江全省交通干线四通八达，极大地提升了松花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在财力明显不足的时候完成这个大动作，铁路沿线的百姓们出力甚多。张汉卿为解决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发行了铁路券。这个券除满足日常生活必需外，其余部分约定三年之后兑现，极大地节约了现金流。贫苦无着的老百姓起先对这个券不是太感冒，但是在人民党派出的工作组下乡入村宣传后，因为分得土地从而对政府产生信任的农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另外在能够减少一个劳力口粮的吸引下，在农闲时间，可以看到上百万人的务工人员忙乎在铁路线上。用张汉卿的感慨说：“平齐线的竣工，是东北老百姓推出来的。”　　因这些地方不在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随着苏俄势力的渐渐下降，张作霖在实际上得到了比正史上同期远多得多的实力。　　正史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东北形成了亚洲第二国际大都市――哈尔滨，仅次于东京，远强于上海。有34家外资银行在哈端口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端口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 1809个。1926年，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并开播；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1928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此是后话。----节选自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　　政治上，以张汉卿为主席的人民党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了党部，并在张作霖等的支持下控制了东北三省的议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虽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张作霖起初并未真正理解这些“秀才”的能力及作用，但是当“民主领袖”、“开明统帅”的桂冠完整地戴到他的头上时，他却比任何时候对人民党的支持要来得更强烈，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党的名誉主席。一手握枪的他，也能够在公开场合大讲特讲民主的好处了。凡是他想做的事情，都以议会的名义去实施；凡是不满意中央的决策，他也可以名言正顺地用“有违东三省民意”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将政令挡回去。他真真切切地尝到了党派政治的好处，这软刀子要比武力反对的吃相好看得多了。　　军事上，由于财政的好转，军人的待遇能够显着提高。而军人除可以得到津贴外，均可在籍贯地获得免税的10亩土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装备也鸟枪换炮，到1918年底，已有2个师装备了师属炮兵团。在欧战结束后，张汉卿极力劝说张作霖聘请的原德国陆军参谋部高级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批顾问的来历。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它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张作霖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早在1918年入主东北之前就由张汉卿为代表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后来则因为日本全部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利益而耿耿于怀，原则同意向中国东北派遣军事顾问。最初张汉卿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8226；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8226；鲍尔上校（马克斯&#8226；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并在奉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张作霖的奉军提供军事装备，在协助东北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分批分期完成全部10个整编师（含3个新扩充师）的整编。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张汉卿除坚持“三三制”即：建制师应辖3个标准旅外，全盘接受了其配备师属炮兵团及骑兵团各1个、工兵营及通讯营各1个的计划，标准的奉军各师都以此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7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实际上因经济条件限制，有几个师仅先装备了炮兵营，只有精锐的27师和28师得以重点配置了炮兵团）；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下，奉军各师的目标是成为远东作战技能、人数及实力均不逊于关东军陆军师团的部队。　　由于兵工厂的建立，奉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奉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相较于其它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张汉卿极力改善同英美等国的联系，在张作霖英籍顾问伊雅格、自己的外国友人普莱德等的联系下，与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8226；康格表达了善意，并期望美国能在汽车制造、轮胎、造船、化工等优势方面积极投资，以牵制日本在东北经济实力过大的局面。　　而1919年的日本关东军刚刚将都督府撤销，改设权限较小的关东厅，成立关东军，首任司令立花小一郎，司令部设在旅顺，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其下辖1个陆军师、6个独立守备营、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人数约为4万，直接隶属于天皇，比较张作霖的力量，日军关东军无疑差了好多。这也是日本人无法有效控制东北自治政府改革动作的原因之一。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1章 奉系初长成（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改革东北的思想，无一不让张作霖的幕僚们所感叹。这些新奇的想法，却又是如此清晰如此可行如此有力。无论是以吴俊升、万福麟、张作相、许兰洲为首的旧派，还是以郭松龄、姜登选、李景林等为首的新派，还是以两朝老臣孙烈臣、于珍、汲金纯等为首的实力派，在看到了新军改带来的事实上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变化，且又是“少帅”亲自促成，自然衷心拥护。而在军政分离、军警分离后，军官们已经没有了通过抢地盘和搜刮民财带来实力上的可能，唯一能够给自己带来机会的便是带好手中的兵和战功，对张汉卿这些能够提升军队管理水平及战斗力的作法也不持多大异议。　　其实奉军就是张作霖的私有财产，他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这是那年代军阀的通病。而对张汉卿来说，繁忙的工作也没有精力去应付可能多的反对，这样的局面最好。　　在张汉卿的周围，渐渐地聚拢了一批民国时期颇有能力的人物。　　像熟悉财政的莫德惠、潘复（张汉卿高级顾问）、刘尚清，教育界的张国忱、王卓然（后张汉卿的外交秘书顾问），铁路交通的专家吕荣寰、王乃斌，和司法界的吴家象等等文职官员。　　在张汉卿任奉军副总参谋长任上，结识和提拔了大批少壮派军官，由他一手筹办的修补军校中的绝大一批人后来都成了奉军的骨干。　　在广州被迫去职的护法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听说了张汉卿的建党宣言，连说了三个“好”字，他兴奋对身边的夫人宋庆龄说：“我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改组国民党的希望，中国强大的机会，种种念想和困扰，在看到张汉卿的建党宣言时，霍然开朗了。我就像黑夜里在海浪里奔波寻求靠岸的航船，看见了岸边的一盏明亮的灯塔。”他甚至急不可待地致电张汉卿，“文欲北上聆听救国救民的道理。”一时张汉卿名声大振。　　经济上的好转并不一定会带来军事上的进步，如历史上的辽与北宋、金与南宋。　　奉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也罕有几个人有大局观，因此一时还无法完成对奉军上层的新老交替。客观地讲，此时奉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奉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汉卿熟知历史，深知这段时间其实是中国近代走向末路的重要原因：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以及后来的北伐、中原大战，耗尽了中国残存的一点实力。历史上中原大战甫过，尚未喘息，九﹒一八事变，又轻松将当时全中国工业最好的东北占了去。（作者按：正史载，20年代末东北工业化水平已超过长江流域，张氏父子的新政使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附属地经济的威胁，这成为9。18事变的经济诱因。1931年满洲----即东三省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而全中国城市化水平在1990年才达到18。96%，经过约15年的建设----主要是东北的工业底子及资源，满洲于1945年在工业规模上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体。只是日本战败后苏军将东北抢掠一空，----苏军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9月起7个月里火车日夜不停。作者按：即使如此，东北依然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摘录至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　　就连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的石原莞尔自己都一再强调：“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国民党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这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因而力主以满洲为基地的关东大移民。　　张汉卿一直怀疑，如果九﹒一八日本不是很轻松拿下东北，他是否有胆量、有能力全面进攻中国还是个未知数。他一直认为，一旦日本在东北碰到硬钉子，哪怕是处在僵持状态，历史是不是就会沿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呢？而这个结尾的可能性，在发生在正史上的“诺门坎战役”上可见一斑。　　1939年德国进攻苏联前夕，日本尝试了在远东的军事占领，但是遭到以朱可夫大将的迎头痛击。自此直到二战结束，即使在苏联西方战线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日本也没敢在东方战线再起战端，虽然日本与德国缔结了同盟条约。　　所以日本是一只恶狼，在碰到绵羊时，它当然要大快朵颐。如果中国是一头犀牛，那狼势必要避开它的两只锋角。而中国如果是一只雄狮，以日本的国民性，虽然会有所不甘，却也只有夹着尾巴装狗----正史上日本人对战胜国美国的作法足以证明一切。　　只是以现在的状况，张汉卿的奉军有这个能力将日本这匹狼打痛吗？　　经过张汉卿的努力，历史到此有了少许的提前，张作霖当上“东北王”的时间足足快了一年。在他大刀阔斧的动作之下，张系人马占据了东三省的要职：孙烈臣担任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担任吉林督军兼省长，王永江改任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奉天不设督军。　　现在张氏父子控制的武力有：　　吴俊升所辖之第29师（驻黑龙江），后师长由吴部下大将万福麟接任。　　张景惠所辖之第16师（驻吉林省城长春）。　　于珍所辖之第30师（改编原吉林警备旅及补入2个新编旅，驻吉林省辽源----通化一线）。　　姜登选所辖之第27师（驻奉天省营口----瓦房店一线，驻防南满铁路左翼）。　　汲金纯所辖之第28师（驻奉天省锦州----山海关一线）。　　韩麟春所辖之第1师（驻奉天省丹东----庄河一线，驻防南满铁路右翼，并控制朝鲜、鸭绿江口）。　　李景林所辖之奉天保安司令部（师级，辖骑兵旅、步兵旅、独立炮兵旅（辖2个炮团）各1个，驻奉天）。两个新成立的师级部队拟分别担任吉林与黑龙江的保安职责，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整编。　　汤玉麟所辖之新军（师级，辖关外收编的3个旅），持续接受张汉卿的改编。　　戢翼翘所辖之东北陆战特战大队（旅级编制，驻奉天）。　　民国36个标准师，张作霖控制8个，还有即将成军的两个预备队师，成为当时权势炙手可热的新一代权贵。时隔不久，他借故逼走鲍贵卿，调孙烈臣为吉林督军，改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完成了独霸东北的宏伟大业。在北洋政府府院各权贵为利益尔虞我诈之际，操纵东北三省议会，悍然通过了东北三省联省自治宣言，成为名义及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2章 五四运动 - 少帅春秋 - 致君 　　俄国内战之际，中国也没闲着。皖系段祺瑞北洋政府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在武装及训练皖系的军队上，日本是下了真功夫的，因此段政府对日本政策是抱以容让和妥协的态度。　　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统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奉系则抱着韬光养晦的心态立足于关外，浑不理会北京政坛。　　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大事使得张汉卿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进程，而以更大的视野投入到随后而来的巨变中。在受尽了数十年的凌辱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发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强音：五四运动。　　有时张汉卿也在暗想，他的横空出世，加快了东北(奉)系的强大，让历史上的东北经济、军事能力提前了不止2到3年。但是为什么历史还要按照它原来的轨迹行走呢？难道还要再来一次九﹒一八？一次七七事变？一次八年抗战？还有----一次南京大屠杀？　　但是后来他想明白了：他的实力太小了，小到仅仅只能在东北作出有限的作用。而对国际大势，他还没有能力去影响或是改变，他也只能和常人一样，只不过不同的是他可以睁着眼睛看着历史走原来的老路。但是，这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4月12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收复山东的正义性，他以一句“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一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　　然而弱国无外交，这种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优势很快便被政治利益所击败。在意大利因利益之争退出和会后，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30日，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特权、铁路、矿山、海底电线、国有动产、不动产，概让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英国首相路易&#8226；乔治见局势弄僵，乃唱议将这件事情交英、法、美三国专门委员会核议。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但是因为段政府有求于日本的缘故，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　　纸是包不住火的。得悉此事的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项消息一经传播，舆论大为激昂。于是有五月初四日，北京专门学校以上学生，停课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举。风声所播，到处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到二十六日，上海学生罢课；又有铁路工人将联合罢工之说，形势甚为紧急。　　作为铺垫，5月24日，人民党在东北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一酝酿了将近一个月的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的大规模示威标志着人民党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人民党领袖和此次运动的发起者兼组织者，张汉卿以一幅爱国、激进的面孔横空出世，出尽风头。　　“五四运动”的结果，张汉卿是清楚的。还在“得悉”日本在山东问题上施加影响时，即向奉军要员表达了倒“段”的决心和目前在政治上反“段”对奉系的极大好处。在呼伦贝尔、中东路问题得到快速解决后，奉系特别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军政高层已经深深地领会到奉系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了，野心膨胀之余，都有心向关外再迈一步。　　其实即使奉系不插这一足，局面也是一边倒地向爱国的学生倾斜。但是人民党要想真正在舆论上引导民众、在精神上鼓舞民众、在思想上领导民众，借这个由头向政府开火是最好的一着了。也用不着再担心中央有任何抱复的举动，经此一闹，政府威信扫地，看来年的直皖大战，皖系痛快淋漓地暂时退出历史舞台就知道不是偶然的，因为其民心已经丧失了。　　当然，奉系的发声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在这个问题上，是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人宣告：奉系，已经成为与直系、皖系一道，构成民国北洋政府的三驾马车，正式明确地登入了历史舞台。　　文事赖以武备。同日，张作霖奉天誓师。他慷慨激昂，面对中外记者，直批段祺瑞政府为卖国政府，声言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概不承认段政府所做任何有悖于中国之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之行为。同日，奉军精锐第28师在汲金纯带领下沿京哈线向山海关一线运动，张景惠率领之新编陆军第16师从驻地平顶山向古北口进发，汤玉麟第5师与马龙潭第10师两部新军从元宝山区越过老哈河进攻热河。　　同日，段祺瑞政府查禁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并与奉军在山海关一线激战。张作霖通电全国，不承认中央所做任何声明，并派孙烈臣在山海关督军。同日，奉军总司令部发布以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等高级将领联名签署的电文，拒不承认中央的命令并旗帜鲜明地宣布支持张作霖的决定。作为声援，6月2日汲金纯派一支精兵绕过正面，从背后狠插皖军后翼，皖军败退至迁安一线。　　久被压抑的民心得到爆发。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同日， 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它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在奉军势如破竹的军事压力下，三路皖军溃败，6月12日，汤玉麟战胜皖系热河都统姜桂题赤峰驻军，抢先占领赤峰，一部沿老哈河南下，进攻宁城，威胁承德。马龙潭部北进，相继占领锡林郭勒盟，皖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兵败如山倒，闪电河以北旗县尽失，遂退至多伦与姜桂题合兵死守。　　6月25日张景惠在古北口击败皖军倪嗣冲部，占领承德。而后向潮河一带运动，佯攻密云，实则欲以主力攻占丰宁，以掩抄多伦后路达到前后夹击之计划。紧急调来的皖系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识破奉军企图，先机固守丰宁，与张景惠对弈于云雾山畔。然而这一切在7月14日南线汲金纯部突破山海关后只是昙花一现。　　面对奉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不得已的段祺瑞态度开始软化。7月20日，北京新政府以靳云鹏为总理，撤销曹、章、陆职务以缓和奉军攻势。同时巴黎会场，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不出席会场；而发电报告北京政府，说：“…不料大会专横至此，…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将更无外交之可言。”　　同日，张作霖下令奉军停战，委任汤玉麟为热河特别区主席，省城为承德，汤兼任保安司令。以马龙潭任察哈尔主席兼保安司令。为有效地掌控未来对外蒙古作战略的支持，张汉卿力主在与蒙古边境建城市，即为后来察哈尔之省城二连浩特。自此热河、兴安、察哈尔三省区军政权力遂归于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管辖，使东北与蒙古连成一片，张作霖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控有4省2区，势力正式扩展到了关外。他现在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利，皖系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兵力准备上，都落了下风。张汉卿之所以敢大动特动，是准确地把握了国内局势的发展。等到明年皖军集合完毕，直皖大战便正式敲锣打鼓上场了，段祺瑞自顾尚无暇，怕是无法威胁奉军了。　　大总统徐世昌最终于9月15日以布告宣布“对德国战争态度，一律终止。”“五四运动”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未签署不平等条约而永载史册。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3章 请尊重司法独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同在这一天，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仿照家谱形式，将当局十数位政要列进一个跨国的五代家世谱系，于嬉笑怒骂中充分显露了民众舆情不满和义愤情绪。戏称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为日本人的“私生子”，一时轰动全国。　　所谓“安福系”，是因为去年初段祺瑞命亲信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在安福胡同建立安福俱乐部，靠这一派系的力量成立了新国会，因此这届国会也被称为“安福国会”或“安福政府”。　　安福政府暗箱操纵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实行亲日政策，以铁路、矿山、森林等权益换取日本巨额贷款以扩充军力，激起民愤。《民国日报》就在这一背景下调侃了中枢诸大公。　　这张署名“某君戏作”的家谱显示：把“日本人”放在最高位置“祖”上，说明日本是中国当局操控者，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孙附庸。　　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为倚重的心腹，同时也是安福系的第一干将。他策划组建安福俱乐部，成立安福国会，手握实权抛头露面主持出卖大宗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因此定为“本身”。　　段祺瑞是安福政府的幕后实际操纵者，所以为“父”。　　大总统徐世昌的大位是安福国会操纵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　　倪嗣冲、曾毓隽是徐树铮的得力助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定位为“兄”与“弟”。　　朱深、王揖唐、方枢忠心耿耿为徐树铮奔走呼号，定位为“子”。　　龚心湛、张弧趋炎附势投靠安福系谋求升官发财，“恰合螟蛉子、干儿子也”。　　刘恩格等人地位与职权在子之下，“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宜也”。　　袁荣叟是投奔来的，地位在刘恩格等之下，被称为“继孙”。　　这样一幅描绘安福系的“家谱图”，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其政治分野，挖苦讽刺令人叫绝。一时间《民国日报》销量大增，安国政府诸君成为全国一大笑谈。　　在古代辱骂皇帝是“十恶不赦”的严重侵害皇帝个人尊严的“大不敬”行为，不但自己掉脑袋，还要株连九族呢。段祺瑞、徐树铮等政要自然气急败坏甚至放出话来，说务必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对邵力子、叶楚伧判处徒刑。　　《民国日报》1916年1月于上海创刊，报馆设在租界河南路12号，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宣传刊物，筹办者陈其美，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其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 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绍兴陶堰邵家溇，初名景奎，字仲辉，笔名力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叶楚伧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原名单叶、宗源，著名的南社诗人，政治活动家。　　凭心而论，民国初期，包括中期，对于言论自由确是中国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在“五四运动”之后，民众的觉悟空前提高，对中国民主进程来讲，是一件大好事且值得提倡。故而当这则消息被当作花絮传到张汉卿耳中，他敏感地觉得可以借此大做文章。　　人民党组织了党内的笔杆子，集结了在奉的法学界泰斗们，连续在《奉天日报》发表文章，号称“依法治国十三论”，极大地声援了《民国日报》的行为，并把这一事件及其处理上升到治国的高度，羸得国内数百家媒体的共鸣。　　张汉卿认为，撇开是非正错不论，允许民众骂街是政府进步的象征，民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只要不是诽谤，政府应该谦虚地倾听民众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或片面的说法，不应该动辄得咎，而是引导和劝诱。因为随着大政府时代的来临，原本三权分立的行政权越来越膨胀，而立法权在国内尚属泊来品，缺少一定的民间基础，完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就是民众的喉舌，就是声音，就是民意，是百姓监督政府的重要形式。　　在他看来，总统是人，记者是人，普通的百姓也是人，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都有权利对国家的发展、行为、政策和战略提出自己的见解。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民主的象征，就是美国人可以随骂总统。后来有句笑话说：“中国人认为骂美国是爱国，美国人也认为骂美国是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共识。”　　美国人总统，报纸可以骂，国会可以骂，甚至上届总统也可以出来骂，非骂得你体无完肤不可。当然这种骂不是泼妇骂街，而是对其言行的抨击。当然总统也要表现出豁达的态度，要笑迎唾沫，以理服人，这是一种文化。　　中国不见得有这种文化，但是最大程度上给政府以约束，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与独立奠定牢固的基础和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能否代表了中立的第三方，独立地作出对公民与政府单位纠纷的裁决，是司法独立的真正体现。而作为强势的政府单位，是否真正尊重司法独立，体现在能否降下身段，像普通民众一样坦然坐上被告席或原告席，接受司法机构的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日报》大总统诽谤案有指标性的意义。　　也许是“五四运动”余温里民众对段政府抗议的热情未减，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中央政府考虑了数日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该案1919年10月3日开庭，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政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1903年“苏报案”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国家积弱，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　　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上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府，使中华振兴，独止昌强，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　　被告方律师林百架为两人申辩，称原告提出的证据不能充分指控侮辱诽滂，理由如下：“1、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有言论之自由；2、原告控案应有北京政府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3、被告此项文字，乃法律所许可，且目的为中国有良好政府，实无侮辱意义。”要求撤销案件，宣告无罪。　　安国政府律师穆安素坚持被告有罪，他说“此项文字，足使人民讥笑大总统与在职官员，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轻视及本人之羞耻，而且遗毒久远，请公堂应从四个方面考虑该项文字之恶劣后果，即被侮辱者之地位；侮辱之方法；侮辱时间及地点；侮辱人之地位。”并又加了一项罪名：“此项文字一经刊载，使政府要人遭轻视，于和议前途大有妨碍。”　　基于此点林百架给予了有力批驳：“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之间的谈判，早在本年2月20日开始，由于北京方面没有诚意，已在本年5月24日终止，这已为众所周知。试问此项文字刊发在本年9月15日，于百日前谈判破裂结束之和议，究竟有何妨碍？”　　双方唇枪舌剑论辩激烈。主审法官英国副领事与陪审的华人法官俞英荪合议后，并没有如安国政府的期待查封报关重判报人，也没有林律师主张的那样宣判无罪，而是认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这篇文章虽然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府官员，但是“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最后宣判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元大洋。　　这个判决和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预计相差悬殊，难以平复其胸中愤懑，穆安素向法庭提出叶楚伧有过两次不服判决的“前科”，要求对被告从严究办，加重惩处。主审法官认为穆安素藐视会审法庭，当庭严词拒绝。至此轰动全国的《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案得以了结。　　经过此案，段祺瑞、徐世昌等人成为全国民众口中笑柄，有人在报上讽刺此事说，大总统的名誉也就值两百元大洋，《民国日报》经此事后名声大振。　　当时，执政当局政要受此辱骂，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情形可想而知，必定想要严惩报馆和作者，然而他们首先想到不是先抓后审，而是寻求也只能谋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同时在法庭作出仅仅罚款的判决后，他们虽心怀愤懑却也认输服从，没有再加害于人，说明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法治观念的，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利泄私愤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法制而非人治，北洋这段时期的司法独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闪耀着永久的光辉。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4章 外蒙独立事件 - 少帅春秋 - 致君 　　国内事件渐渐平息，张汉卿的目光转向了外蒙古。　　蒙古高原上从古至今有多个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如匈奴、柔然、回纥、突厥等。中国宋朝时期，突厥势力淡出该地区，蒙古人迁入。蒙古各部臣属于金朝，在13世纪初，蒙古人的首领成吉思汗统一了这一地区的所有蒙古部族，建立了蒙古帝国。其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包括现在中国的大部、蒙古高原、外东北等。明朝时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外，维持北元政权，与明朝对抗。后来满族统治者与漠南蒙古（即内蒙古）诸部结盟，进入中原，建立清朝。其它漠北、漠西蒙古部族也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至民国政区划分，其辖下有4部2地区及116旗4牧场36佐领等次区划。　　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颇有不同。他们或与满族统治者联姻，或被武力征服。和清政权距离较近的内蒙古各部与中央的关系密切，而和中央政府距离较远的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或称漠北蒙古，则与中央政府关系一直相对比较疏远。中央政府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大臣，以防外蒙割据。对在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时代已归附的称内蒙古，之后再内附的称外蒙古，对忠勤有功的可继续世袭，对忠勤有怀疑的，如察哈尔，就派满人出任的察哈尔都统治理，土默特由绥远城将军统治，达斡尔族用类似方式处置。　　从16世纪开始，沙俄经营西伯利亚，与外蒙古地区开始往来。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在强占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谋求霸占我蒙古地区，以实现其“黄俄罗斯”迷梦，其先后制定了“米勒尔计划”、“穆拉维耶夫计划”、“巴达马耶夫计划”，狂妄地提出要占领从西伯利亚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法，但1870年以前的中俄条约中，尽管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也没改变蒙古属于中国这一铁的事实。但沙俄仍野心不死！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的条款。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沙皇俄国驻库伦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出使俄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哲布尊丹巴乘机于12月28日宣布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地区独立，自任日光皇帝“额真汗”，改元共戴，但未得到广泛认可。一年后签定《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1912年10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柯索维茨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俄库条约》。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保持了自治王公的地位，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制。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苏俄政府虽在1919年初再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同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但此际西北边防驻军主力在段树铮带领下出蒙与奉军在热河交战，蒙古空虚。北洋政府更迭之际，哲布尊丹巴活佛死心不改，蠢蠢欲动。后见段祺瑞政府因青岛问题焦头烂额，建立“大蒙古国”的念头又涌上心头。苏维埃俄国趁机在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复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双方争斗暗潮涌动，不可开交。　　张汉卿清楚地知道，历史上这一不起眼的举动，虽然最终被皖系的徐树铮出兵武力收回，但此举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继尔蒙古终于在1924年11月24日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从中国版图分裂了出去。中华民国政府虽然一直拒绝承认，但是因此际直奉大战的失败，政府已经无力做干涉，已造成既成事实无可挽回。继后又发生日军侵华，整个国家陷入大混乱，至此已无力回天。至1945年为得到苏联不帮助中共的承诺，蒋介石国民政府遂允许在同年10月举行所谓公民投票（苏军亦参加投票），并正式承认其“独立”，从此在法理上蒙古已经不属于中国。　　苏联亦曾在1921年先唆使原属外蒙古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独立，于1944年正式将其侵并，又将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瓜分了出去。张汉卿每读史至此，不禁“长使英雄泪满襟”！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蒙古重要的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斩断，从蒙古国到北京只有600公里的路程，直到张家口长城处一路无险可守。因为二连浩特到北京之间，只有张家口南北才有山地做屏障，张家口以北几乎是一马平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据说前苏联部署在中蒙边境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最快3天可打到北京，逼迫中国牛人第一的毛伟人将全国1/3的精锐部队调集在北京近郊，即使这样还在全国建立了几个备用战备司令部以备迁都后指挥之用。　　外蒙古的重要战略位置也一直为苏俄所重视，难怪后来的斯大林干脆对民国政府谈判代表宋子文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而如果中国拥有蒙古，广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数千公里均直接受到威胁。中国军队任意断了一处，将使苏俄无法对远东地区进行补给和支援，最终能否继续守住远东尚在五五之数。　　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去势后，新中国领导人毛爷爷曾主动问苏联代表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苏联代表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爷爷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苏联代表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　　当时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外蒙才100万，其意味是深长的。鉴于中方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毛爷爷发了电报，指出：“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这已经是明白无误的威胁了。鉴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在苏联手里解决蒙古问题了。　　斯大林逝世后，毛爷爷和周恩来又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正式索要蒙古又遭到拒绝，最终，外蒙问题留给了后人。至此15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再归于中国。　　按奉军政府大多数军政要员的意见，奉军的首要之事是入主关内，蒙古这苦寒之地并不能引起他们感兴趣。然而张汉卿却独斥众议，力主安内必先攘外：现在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奉军趁此之时一举收复外蒙，不但师出有名、民心向往，而且还可以给日本人一个警告：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是寸土必争的。也许可以让那些对中国领土心存侥幸心理的军国主义投机分子望而却步----历史上九﹒一八事变确是由关东军数百个士兵首先试探性进攻北大营，但却阴错阳差却到不抵抗成功了，此一时空绝不可让这种侥幸仍存，办法就是以强硬的姿态表明态度。而且此时蒙古在法理上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对他的动作苏俄一是不便作出表态，另一方面则是力有不逮。这就像拳击赛时遇到了被捆绑住手脚的对手。另一重好处是外蒙古地方广阔，与“塞北四省”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和新疆交界，可绕过实力雄厚的皖系、直系等控制的直隶地方向中国腹地发展。那里虽然有军阀割据，但实力较弱，奉军可轻易得手，扩大地盘。　　作为后世人，张汉卿可不像当时的大多数国民一样，以为外蒙古是戈壁荒漠，除了辽阔的地理位置外毫无利用价值。他在前世所不完全记忆中，蒙古的森林覆盖率为10%，木材总蓄积量为12。7亿立方米；外蒙古是世界上三大畜牧业国家之一；矿产资源丰富，按采金的地理位置和条件而论，图拉河流域被认为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产区之一，铜钼矿已列入世界十大铜钼矿之一，位居亚洲之首；另外有蕴藏量巨大的煤、铁、磷、石油、稀土等甚至比内蒙古还丰富（在地质板块构造上，内蒙古和蒙古同属于蒙古地块，包括陕北），看看陕北和内蒙古丰富的矿产资源，就知道蒙古的矿产资源多么丰富了。　　此时俄国红军与白军内战，不到一年后即结束这场战争，再经过两年的酝酿，在1922年成立了横贯欧亚大陆的苏联，从此走向强大之路。若不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彻底解决外蒙古问题，一旦苏俄缓过劲来，重新再起觊觎蒙古之念，万一有意外，那对中华民族真的就万劫不复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5章 讨伐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张汉卿强烈要求下，7月25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向全国通电，要求中国政府声讨外蒙独立，并勒令外蒙自治政府取消自治，以《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为基础，重归中华怀抱。　　受苏俄控制的外蒙“议会”并不理会，反而于通电3日后表决并以多数议员否决为由，拒绝承认《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此举激怒了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将结果公之于众，于是全国大哗，群情激愤。　　7月29日，张汉卿自奉天通电誓师，向全国发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誓言。亲自以戢翼翘特战大队（独立旅）11000余人为班底成立“安蒙军”----这部人马辖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以训练刻苦着称，应可适应塞外气候。张汉卿任“安蒙军”司令，以郭松龄为参谋长----他自知军事知识浅薄，因此向张作霖要了郭。张作霖向听得张汉卿说起郭之能，二话不说便答应，并破格将郭提升为少将----毕竟自己长子第一次亲自带兵，在人员安排上要张汉卿量才施用，难得找到几个用得顺手的人，自是格外照顾。同时命令奉军总辎重兵司令牛元峰全力配合“安蒙军”的一切需求。　　此时兴安河全境及察哈尔北部大部已在奉军控制之下，“安蒙军”可以自满洲里到阿尔山数百公里的东线出兵库伦。　　海拉尔是东部进入外蒙古的要地。它所坐落的海拉尔河向西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并向南流入呼伦湖。河水沿呼伦湖西向，流经克尔伦苏木小镇边陲小镇，后向北急转，接入外蒙古境内称之为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向西曲折蜿蜒约千里，至距库伦（现乌兰巴托）约百里处折而向北，不出百里消失在沙漠中。　　入蒙第一站是巴彦图门，这是蒙古东部戈壁滩上一个县级的“大站”。说是县，大约跟东北地区的一个屯子差不多大，建筑则比我们这个屯子还差很多，几乎没有路。　　“县城”旁边就是一座军营，军人不多，只有区区200多人，就是这200多人，有帽子歪带着，有衣服披在肩膀上的，有光着膀子的，有腰带开着裤子松松垮垮吊毛差点露出来的，基本上表情麻木，目光呆滞，有点象《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参军前他们哥儿仨那表情，看起来还不如旧社会中国的土匪来得精神。这似乎一只毫无战斗力的军队，是的，肯定是，因为他们的军容将此暴露无疑。　　郭松龄在海拉尔补足给养后，又多携带了3000匹战马，对外的解释是便于在蒙古补给。孙烈臣又补充了一个约6000人的骑兵旅，使“安蒙军”的实力扩充到17000多人。8个月后的正史上徐树诤只用了8000人就扫平了外蒙独立势力，他的远多得多的人马要达不到这个效果，羞也羞死了。　　当然如此众多的兵力和较多的骑兵入蒙另有用意，随着“黄姨行动”进入尾声，张汉卿的现在的着眼点已不在如何取胜，他的神思已飞向善后事宜。此外拿下蒙古不是问题，问题是拿下之后怎么办？如何能避免正史上蒙古收而复叛最终分离独立的宿命？他的部队还是未来蒙古新军的种子，担负着保证战后蒙古政治上归化中国的任务。中国历来有“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说法，可是当徐树诤极力安抚归降的外蒙古后，蒙古仍在两年后独立了出去。　　是蒙古民族与汉族格格不入吗？并非是。历史上鲜卑、蒙古满清均是入主中原然又融于汉，后世的满、藏、蒙、疆、壮、回等各少数民族很好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凡60年团结和睦如一家，发展相得亦彰。中国儒家文化用极大的包容性告诉张汉卿：不是中华民族包容性不够。　　那就是另一个结论：是某些蒙古族人不愿意包容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来。对这些人，光靠劝说及抚慰是不够的，文治须与武事为备。对那些铁了心要把自己变成异族的棋子、将蒙古独立出去的人，不能心存仁厚，当以杀止杀，或可换来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　　另一个办法是移民。　　《恰克图协定》及之前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内陆向外蒙移民成为不可能。可能是地广人稀、对生活质量追求不高的缘故，外蒙古人有些懒（其实用“很懒”描述似乎更确切，但用“很懒”有民族歧视的嫌疑，故不用），当然也就很穷。所以即使有这么丰富的资源，蒙古人并没有富起来。当时蒙古人口约有200万人，到21世纪初才不过250万人----之所以经过近90年的时间人口没有较大幅度增长，是因为蒙古人出生率奇低，这一点跟内蒙古的蒙古族差别较大，笔者怀疑是外蒙古的饮食结构有问题，要不然，俄罗斯和俄罗斯化了的蒙古人，为什么都出生率低？占据了蒙古，要想守住这么大的地方，不大量移民可不行。而且后世中国人这么多，幅员辽阔的蒙古应该能缓解庞大的人口压力。　　蒙古的生活资料集中在以蒙古族王公贵族等少数上层人士手中，他们占有大量的牧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当然不想改变现状。而没有知识文化的牧民根本无法进行自我改造和生存，只能沦为奴隶。占有统治地位的蒙族上层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独立倾向，是因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始终是他们特权生活的不安定因素。　　一路经过巴彦敖包县、温都尔汗市、木伦县、热尔嘎拉特汗县、臣赫尔曼达勒县、巴彦德拉盖尔县后----这些说是县其实只是小村落或是连村落都不算的地方，终于见不到一湾河流了（残存的额尔古纳河支流由此向北，并消失在茫茫沙漠中），这一路并没发生一场像样的抵抗，可能东部都是茫茫戈壁滩，人员极为稀少，没有什么军事经济价值的原因吧。　　他们一行进入蒙古境内已有半月，离库伦越来越近了，远远地看见狼居胥山横在天边，路上见到的牧民也渐渐多起来。一路上鸟鹊都不见，甚至连全球最常见的麻雀也没有。只是越往前行，触目所及的荒凉被一丛丛绿色所取代，官兵们疲惫的心态顿时被一阵久违的泥土清香所感染，士气也活跃起来。　　在张汉卿的小、中学时代，对塞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眼前的景象与他所想大不一样：除了狼居胥山(霍去病刻碑记功地，近称杭爱山)周围外，蒙古几乎遍地----也就是举国都是戈壁滩，哪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　　他问及郭松龄，郭松龄大笑着说：“少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是古代内蒙古阴上周围哦！”张汉卿略一思忖，笑着说：“可不是，古诗上说：‘敕勒川，阴山下。天照苍穹，笼照四野。’我印象中一直以为讲的是这里呢。”　　由于是高原的缘故，夏季里，阵雨较多，阵雨过后就会出现彩虹。继经过了第一个阵雨后，“安蒙军”官兵们看见了进入库伦后的第一个彩虹。库伦的彩虹跟我们常见的彩虹不一样：我们常见的彩虹在天上，库伦的彩虹在地上，就在你身边，感觉就是地上的一个彩虹桥，离你不到10米远，用手就可以抓住一样，但等你走过去10米，发现它离你还是10米远。　　也许是气候的原因，或者是高原的缘故，库伦几乎没有树。偶尔见到几棵杨树，长不高不说，还都是半死不活的，而且树头基本上都是死的，无一例外。到是榆树活的很滋润。　　“安蒙军”在艾尔代奈宿营。蒙尘多日的官兵们被雨水冲去了疲惫、空虚、无聊和寂寞，他们痛快地享受着这难得的恩赐----蒙古可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哦，洗澡已成为一种奢侈。　　张汉卿他身为“安蒙军”总司令，与奉天奉军司令部一日一互电沟通，以使双方掌握重大信息。当晚写完电稿，他浑身不舒服，夜不能寐，多日未洗澡的身体使他倍加想念于凤至的恩爱和温柔。他既有雄心大志，也不免有英雄气短的时候。情不自禁之下，起身至办公案上抄了首毛伟人的《虞美人&#8226；枕上》聊以自｜慰：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他曾在大学泡学妹时用上，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想到怪不得伟人雄才大略一生，竟也能写出这样的儿女情长。当时抄时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真的是了了个中三味了。发泄完情绪，轻轻辍笔，安心睡了。　　他的副官谭海照例取每日电稿，瞥见桌上少帅亲作的诗词，一读之下，连声叫好。略一思忖，将诗词也拿了去，以少帅家信名义一并发出。　　首先看到这首词的是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她几年前与丈夫一道认识少帅夫妇，与于凤至可谓密友。在两人丈夫同赴远疆的岁月里，她们常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蒙古局势。就在第二天，她看到了这首《虞美人》，赞不绝口，不等于凤至同意，便以张汉卿的名义发表在《奉天日报》上，一时好评如雨，谓少帅多才又多情，铁血柔情云云。　　张汉卿作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无意之中剽窃了伟人的著作权，不过他记得正史上这首词的面世尚在两年后毛爷爷别离杨开慧时。他后来只有默认了，难道要再登报申明这首词另有来历不成？有时他也狭促地想：“伟人看来是不能再写这首词了，不过以他的能耐，追求女人不至于就靠这首词吧？”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6章 库伦之战（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库伦位于蒙古高原中部，肯特山南端，鄂尔浑河支流图拉河畔，海拔1351米。这里地处内陆，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季最低气温达－40℃，夏季最高气温达35℃，年平均气温－2．9℃。库伦南北两面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清澈的图拉河从城南的博格多山脚下自东向西缓缓流过，东西两面为广阔的草原，城市主要街区坐落在图拉河北岸。它始建于1639年，当时称“乌尔格”，蒙语为“宫殿”之意，为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巴一世的驻地。“乌尔格”在此后的150年中，游移于附近一带。1778年起，逐渐定居于现址附近，并取名“库伦”和“大库伦”，蒙古语为“大寺院”之意。　　肯特山是蒙古圣山。根据《蒙古秘史》，成吉思汗葬于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中国汉代称狼居胥山。西汉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霍去病曾追杀匈奴至狼居胥山，并封狼居胥山以祭天，祭地禅礼于姑衍山举行，史称“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　　时任蒙古“内阁理”的巴德玛&#8226；多尔济与哲布尊丹巴活佛对张汉卿“安蒙军”的进入早有准备。他们召集了各盟旗独立势力，招募了近2万名满清灭亡后流落在蒙的旧式官兵、匪军、白俄军，连同各王族麾下的奴仆，共武装了约30000人，编成5个旅，在王族势力代表博克多格的指挥下，于库伦城下摆开防守阵势，利用南北环山的地利优势，及“安蒙军”后勤不利的条件，想以持久战术拖垮“安蒙军”，并期待苏俄支持。博克多格在库伦城东面部署了主力三个旅，在城西及城南各安置了一个旅。　　郭松龄与张汉卿、戢翼翘召集“安蒙军”团以上军官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强有力的军属炮兵团力量及两个步兵团，强攻城东正面防守阵形，由郭松龄带领。以张诚德的骑兵旅从城南宗莫德方向切入、强渡图拉河并迂回杀向其阵后。以军属骑兵团作为疑兵在城西方向来回游走以牵制并阻断守军北逃路线。张汉卿及一个步兵团为总预备队。　　在会上，张汉卿富有鼓动性地说：“ 我军以王师之义讨逆，士气旺盛，装备精良，此一战可奠定蒙古局势，给分裂国家者以重创。传令全军，在库伦城中吃早饭！我会电呈政府，在狼居胥山上立碑纪念蒙古光复之盛会。”　　凌晨5时，炮兵团36门山炮齐响，三路兵马齐出，一时杀声震天。“安蒙军”大笑着互相打气，“到库伦吃早饭”成为“安蒙军”英雄主义的壮志豪言。　　炮兵团所在正面战场，蒙军经受了一次大规模炮袭后魂飞魄散。这些人大部分为临时招募的，有些人平时连枪都没摸过，听到耳边传来的震耳的炮吼声和被击中同袍们痛苦的呻吟声，如何不害怕？胡乱开枪者有之，拖枪后退者有之，弃枪仆地者有之。“安蒙军”步兵尚未冲锋，蒙军自己先乱作一团。炮击下战壕中死亡的不过百十人，因逃跑时而被炮火击毙者竟达数百人！　　幸亏有部分满清遗老留下的护卫和滞留蒙城的老兵油子、土匪经历过大战，又有各级军官挥枪在后押阵，逃跑的蒙军见后有执法队，左右还没败退，于是陆续又转了回来。　　“安蒙军”一轮炮击后，步兵团推进，炮兵攻击半径扩大。　　正当蒙军一些有经验的老兵们以为步兵攻击开始时，准备组织近战时，新一轮炮击又开始了。这一次猝不及防，许多正在列阵的蒙军成堆被炸死。　　可恶的“安蒙军”炮弹似是无穷无尽，一波又一波地向蒙军阵地飞来。而蒙军只有满清留下的十来门小炮，火力不及不说，射程还不到“安蒙军”大炮的一半，只有看着炮弹从步兵头顶飞过却无可奈何。博克多格一早即在前线指挥，见“安蒙军”火力猛烈，情知东线是突击主力，急忙调其它两处部队加入战场。郭松龄正要他如此做，反正一发炮弹也是炸一堆，两堆人合在一起仍是一堆。　　炮兵团起初还担心炮弹倾泄过多，要不了多久，整个炮兵团都将弹绝。可是张汉卿、郭松龄认为只要战胜这一仗，蒙古将无恶仗可打，因此主张严厉打击，以将蒙军的士气打散，将蒙人的心回收。　　半个小时的炮击后，已消耗所带炮弹的大半了。俟对面的蒙军援军到达后，传令打起信号弹。　　正在城南隐蔽待命的张诚德骑兵旅听得城东炮声隆隆，手下士兵心正痒痒，被张诚德强行按捺。他这一股力量是此次战役的决定力量，要在城南敌兵被抽调之后，以骑兵的快速优势抢先攻进，然后迂回至城东守军背后，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他焦急地等待郭松龄的进攻命令，在东北讲武堂他对郭多有认识，郭是个令行禁止的新派军官，重视纪律的严明。　　“呯！”地一声巨响，如烟花在半空里绽放，这是进攻的号令，参谋长终于让他的部队有所作为了。张诚德精神一振，大喝一声说：“上马！”　　他抽出马刀，在半空中挽出一个刀花，大声说：“各团以前所部署，全速进攻。一路上不得迟疑，不得收俘，不得下马，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四个骑兵团，如四条洪流乌压压地向前涌去。留守的蒙军被沉闷的马蹄声所惊耸，齐声大叫：“敌袭！”　　此时虽然告别了冷兵器作战，但是中国以步枪为主力的热兵器尚不能对骑兵作出有效的杀伤，致使在非正面战场，骑兵作为古老兵种，仍在中国战场持续了二十多年。　　从民国元年末组织第一骑兵旅，旅长陈文运（日本士官生）参考国外骑兵编制的变化，建议在骑兵团下取消营级，团直辖连，骑兵连改为辖四个排的大连，得到采纳。改制后的师属骑兵团辖三至四个骑兵连，五六百人；骑兵旅下的骑兵团辖五个骑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九百余人。编制的约化提高了作战效率，同时数目的减少也与当时国内外骑兵作用的减小有密切关系。　　奉军在张汉卿改编后对骑兵的编制作了稍许变化：骑兵连辖4个排，师属骑兵团辖4个骑兵连及1个机枪连，约1130人；骑兵旅为骑兵最大编制，下辖4个编制为5个骑兵连的骑兵团及1个后勤营，共约6100人。这是因为在东北地理广阔、军队尚谈不上机械化的条件下，骑兵可作为“奇兵”起到突击及突袭的作用。　　在与没有重机枪、缺少大炮的蒙军作战时，快速的骑兵确实是步兵的天敌。这也是张汉卿与郭松龄要让张诚德骑兵旅作为致胜的主力的原因。　　想一想数千匹战马狂奔的场面是何等惊人，一部分蒙军已识趣地丢下枪：驻守城南的一个旅刚被调走半数，剩下的2500残兵是无论如何抗不住这雷霆一击的。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7章 库伦之战（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骑兵旅官兵马刀在手，呼啸着冲过城南不过2米高的栅栏“城墙”，他们丝毫不理会跪地投降的蒙军，但是有些不识趣跪在当路上的降军被毫不犹豫地砍了脑袋----只是因为他们迟滞了大部队前进的道路！　　城东的守军不久后就听到背后传来的巨大声响，张诚德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到蒙军后路。郭松龄下达了总攻命令，步兵团不甘人后，叫喊着全线冲锋。　　蒙军终于乱了，他们面对讨伐军队，本来就缺乏道义力量，在毫无胜利希望之下，纷纷选择弃枪投降。博克多格见事不协，丢下部队，在王府卫队的簇拥下向北逃窜去了。　　这场战斗，只持续了3个小时就圆满结束。清点战场，“安蒙军”共收俘虏13000余人，击毙2000余人，在城南估计杀伤约数百人。而已方伤亡不过百人，算是大胜。　　郭松龄并不急着进攻，他安排原地整休，一面派兵守住城东、城南各个隘口，一边安排侦察兵注意蒙军动向。按照几个人先前的结论，他知道，大规模武装斗争已经结束，剩下的，该是文事了。　　果不其然，午饭后，哨兵报告，哲布尊丹巴活佛派其特使、外务部长隆奇格商讨休兵事务。张汉卿冷冷一笑说：“带进来。”　　不多时，卫兵引着一个身穿蒙古正装的中年官员大踏步走进“安蒙军”总司令部。隆奇格向众人等人行了蒙古大礼，朝着张汉卿说：“尊敬的少帅阁下，呼图克图汗派我告知您，呼图克图汗已要求解散蒙古独立政府，我们即刻向中央通电，现在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双方立即休兵。”　　张汉卿讥笑说：“吃了败仗你们就求和休兵？所有蒙古人的军队必须全部投降！那个所谓的活佛怎么不来见我？这次事件的责任人必须得到追究！”　　隆奇格勃然大怒，他说：“长生天的子孙绝不会投降，活佛位尊，怎能如此出言不逊！”　　张汉卿接受现代教育，信什么活佛？那个牛X轰轰的西藏达老赖活佛，还不一样被赶出老巢、四海为“家”？这个所谓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一世远祖”----还是五世达老赖喇嘛罗桑嘉措达老赖承认的呢。好像有资料说该活佛系统的传承需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和西藏达老赖喇嘛的认可方能生效，既然如此，他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不承认其宗教地位，那他还是个屁啊。他两手一摊，对隆奇格说：“借用你们成吉思汗的一名言：‘既要战，便作战’。你请回吧，我们打完再见。”　　他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已得出一个结论：要想获得蒙古长期的归属，铁血手段必不可少。中央政府给予外蒙的特权已经够多的了，但是这些人仍旧欲壑难填。唯有把那些死心踏地的分裂分子清除干净，才能彻底还外蒙古一个晴朗的天空。　　隆奇格虽然嘴上说得硬朗，心里着慌。本来指望支撑一下，以便俄国人的支持兵力能够到达。哪知道城东将近3个旅的兵力，几个小时就打光了。若非如此，内阁也不至于急着要停战。他急忙说：“少帅阁下，我这次来，是奉活佛的教旨，双方休兵养息。请不要再开战端。”　　张汉卿不为所动，说：“所有蒙军立即投降，是双方谈判的基础，否则，‘安蒙军’将击毙一切敢于抵抗的力量，并严厉追究蒙军上层及政府的责任！你把原话带到，限2小时内给予答复。”　　最后通牒还剩下半个小时了，张汉卿有些不安。郭松龄却信心满满地安慰他说：“少帅，稍后必有好消息。戢旅长已安排好前线的战事，万一文事不成，我们有把握在半个小时内全歼蒙军。”张汉卿暗自郝然，心想自己也太沉不住气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板上钉钉的东西，还怕他飞了去？　　倒是蒙古自治政府先沉不住气了。在经过短暂的磋商后，“内阁理”巴德玛&#8226；多尔济终于决定接受“安蒙军”的主张，下令所有蒙军缴械。　　当天上午，戢翼翘以军属骑兵团及一团步兵先行进入呼伦城中，并直接向四方进发，接管蒙军防地。张汉卿为彰显武力，别出心裁地搞了个入城仪式：以张诚德骑兵旅为前锋，蒙古自治政府的官员奉命在城门口列队迎接。当吴部以矫健的骑姿，整齐的军马，以轩昂的斗志一队一队踏过城门时，每个人的心都随着喧闹的马蹄声而悸动。而当一门一门的大炮在6匹战马的拖曳下缓缓进发时，每个人都不禁为它们威猛的样子所惊奇。侥幸在炮口下逃生的军人们则望而生畏，眼中带着复杂的神情。　　蒙古的武器都是民国前满清驻军所遗留的旧货，甚至不少士兵还用的是火铳。红衣大炮倒是有几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大炮基本上是没有，民国后基本上也没进过什么像样点的武器。因为蒙古工业几乎为零，所以也不存在自行研发的可能。何况任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都需要充足的水源为保证，蒙古可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哦！这也是蒙古军队在装备精良的“安蒙军”打击下，几无还手之力的原因之一。　　一团陆军过后，是“安蒙军”统帅的卫队营。张汉卿在重重严密的保护下，一路之上，只能看到远处越聚越多的人群和街道两旁其貌不扬的树。他史前史后第一次出“国”，对这儿的一切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库伦几乎没有树，也许是气候的原因，或者是高原的缘故。偶尔见到几棵杨树，长不高不说，还都是半死不活的，而且树头基本上都是死的，无一例外。到是榆树活的很滋润，这让张汉卿想起了新疆、陕北、内蒙古一些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在那里，也是榆树广布。茅盾先生当初写完《白杨礼赞》后，也许还该写一篇《榆树礼赞》。生存能力这么坚强的树，是值得礼赞的。不明白蒙古人为什么不把榆树当作绿化树，记得乌鲁木齐和兰州有些街道的绿化树就是榆数，很茂盛的。“有空的时候，一定要栽些榆树在城里头，多植树可以挡风沙啊。”他暗暗想。　　一阵风起，带起的风沙迷住了张汉卿的眼，他使劲揉着刮进眼里的沙子暗暗想，用什么办法可以将蒙古独立这眼中的沙子永远揉出去呢？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8章 安蒙 - 少帅春秋 - 致君 　　“安蒙军”已占稳了局面。当天中午，郭松龄出榜了安民告示，并在库伦全城戒严。　　张汉卿驱离北京政府驻多伦全权代表陈毅，挟持“内阁理”巴德玛&#8226；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全面否定《中俄声明》。8月28日，外蒙古议会在张汉卿压力下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8月29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议》。同时应“安蒙军”总司令张汉卿建议，北京政府将蒙古四部设立“中华民国蒙古省”，调吉林省副省长王树翰任省长。　　张作霖对于首次带兵作战之张汉卿以极高之礼遇：参与此役之“安蒙军”将士各记功一次，张汉卿因功晋升为上将，成为民国以来最年轻的上将军。郭松龄、戢翼翘升为中将，张诚德由上校升为少将（骑兵旅长军衔同步、炮兵团长，为上校）。由戢翼翘部在外蒙古驻防，戢任蒙古保安司令部司令。自此东北与中国大西北再无间隔，张作霖麾下辖到6省区。　　张汉卿在通电中央的同时也致电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孙不顾国民党内反对，亦致电庆贺。高调赞扬张汉卿：“汉卿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及人民党所后随的上千名懂蒙语的干部陆续跟到，开始了谋思良久的蒙古改革。这场改革的重点之一为解放农奴。　　辽阔的草原上，真正占有生产资料的只是少数一班王公贵族，绝大多数牧民过着衣不遮体、忍饥挨饿的日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这些上层继续尸位素餐、养肥了作分裂国家、民族的罪人呢？张汉卿有着丰富的“朝阳土改”的经验，虽然大草原和黑土地运作模式不同，但道理相通。东北农民为了几亩田迸发出的无穷的积极性他是亲眼目睹、感同身受的，谁又能保证蒙古牧民不会因此而对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感恩戴德？当年蒙古人民可是载歌载舞欢迎毛伟人的啊，那首他从小听到大的名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可是真的唱出蒙古人的心声呢，原因不就是翻身得解放吗？趁着有许多蒙古上层参与外蒙自治的由头，张汉卿决定乘机发动牧民，打倒这些靠不住的实力派。　　张汉卿在蒙古也设立了人民党蒙古省部，在支援过来的党政精英的协助下，迅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反分裂、反饥饿、反压迫”的“三反运动”。人民党发动民众，检举分裂主义分子、罪行累累的世族豪强，没有生活资料的贫穷牧民们分得了牛羊。“安蒙军”在狼居胥山上建造了刑场和牢房，一大批参与蒙古自治的上层人士被剥夺了家产并投入监狱，首要者更被处以极刑。　　截止到9月底的近一月时间里，蒙古省政府以分裂、反革命等罪名处决了近两百人，连带抄家、入狱、流放处罚等接近上千人。这在人口极少的蒙古省已经是惊骇已极了。　　以张树翰为首的蒙古省政府作了许多建设并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等。为了克服单个牧民人单力薄的弱点，政府还依蒙古情况组建了畜牧厅，除带领牧民组织互救会、发展畜牧业外，还代收购绵羊皮、山羊皮、牛皮、马皮、骆驼皮，以及大量的羊毛、羊绒等向中国内陆销售，以作支撑财政及家庭生活之用。　　有必要说一下互救会，这是牧场的前身。为了克服蒙古高原冰雪等自然灾害多而单户牧民无法抗拒或缺少承受能力等情况，人民党广泛发动牧民在各地成立一个个集体牧场，为最低级的行政单位。这样，既可以保障入会牧民生存条件，又能有效地组织牧民专业化、扩大再生产，政府还可以进行有效管理。半年后，全蒙古已完成近2/3的牧民加入了互救会。蒙族人民热情讴歌人民党的领导，终于没有发生史上蒙古开国领袖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去苏联寻求帮助建党建国的事了。　　工业方面，省政府主导组织人手建立图拉河金矿产业公司集中采金矿。按采金的地理位置和条件而论，图拉河流域被认为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产区之一，其中，一些湿地水源充足便于淘金。　　政府组织的煤炭协会相继在库伦东125公里的巴嘎诺尔和在库伦北240公里的沙林格尔开办了煤矿，另外又在库伦南发现了后来成为外蒙古第三大煤矿的位于戈壁的新乌斯煤矿。　　铁矿协会在位于库伦北部240公里的达尔汗地区开采了特木尔套勒盖、特木尔台、巴彦高勒三个矿区。在位于库伦西南300公里处的宝日温都尔地区，又相继发现了额仁、洪格尔、都尔乌仁、巴日根勒特等四个矿区。世代牧马的蒙古人在更好生活的向往下，不少人毅然告别马背，下到井下。　　张汉卿用以蒙治蒙的政治理念督促人民党努力培养蒙族干部，深深地赢得了蒙古大多数中层的心。“三反运动”使祖辈没有身份地位的蒙古下层牧民有了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从失势的王公贵族处分得的牲畜和粮食使原本贫穷的生活一下子有了几分生气，翻身牧民衷心热爱人民党及其领导的蒙古政府，从牧业转移出来的一部分牧民加入了“安蒙军”，成为蒙古保安部队的一份子。他们可是马背上长大的好骑手，稍加训练及进行思想的教育就是非常优秀的军人。戢翼翘以“安蒙军”军官为主力，招募了4个骑兵旅的兵力，按照奉军编制，建成蒙古保安骑兵第26师。　　在库伦进行整顿建设的同时，戢翼翘遵照张汉卿的指示，派军属骑兵团沿图拉河北上接管北面要城达尔汗，以备苏俄干涉。达尔汗为图拉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口，是库伦北防俄国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另以一个步兵团在鄂尔浑河与色格楞河交汇口布防，在原有村镇的基础上建色格楞城。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59章 唐努乌梁海 - 少帅春秋 - 致君 　　巩固了北方领土后，“安蒙军”首先要清除盘踞在唐努乌梁海的沙俄残余势力，以给苏俄政府明确的信号。这是张汉卿前生的心愿。　　唐努乌梁海原来是外蒙古的一部份，它分布的地域大体上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地处外蒙古西北部、西伯利亚以南，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南北距离为420公里，东西距离630公里，总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6--8世纪时图瓦属突厥汗国，后被回人歼灭了。9世纪时吉尔吉斯人又赶走了回人。13世纪时成吉思汗占领了此地，从13世纪开始就属于中国，1819年归满洲人统治，1914年被划入俄罗斯的保护国。清代称为唐努乌梁海，设佐领四十八，分隶外蒙的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哲布尊丹巴大活佛及札萨克图、三音诺颜两部。　　1860年至1911年，沙俄以“探险”和“采矿”为名，对唐努乌梁海进行殖民，引入大量俄国移民，为唐努乌梁海发展经济。同治三年，中俄签订《塔城条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被割去唐努乌梁海西北部十佐领之地。1912年，沙俄乘外蒙古企图独立之机，直接吞并唐努乌梁海。1916年12月28日，由于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民国决定由乌里雅苏台佐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恢复对该地区行使主权。1918年－1919年，沙俄被苏联共chan党推翻，中华民国派兵驱逐盘踞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沙俄残余势力，乘机取回唐努乌梁海。1920年，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并被统治至今。当时总人口约有20万，大多数居民都集中在山地之间的盆地和河谷中。俄罗斯人及说俄罗斯语的居民居住密集，主要集中在首府克孜勒城（约有51000人）。主要民族包括图瓦族（77%）、俄罗斯族（20。1%)，还有少量科米族和哈卡斯族，男女比例为1：1。108。　　图瓦人系蒙古族的一支，其族源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铁勒--突厥，另一个是鲜卑--蒙古。元、明代称兀良哈人，清朝译为“乌梁海”，这也是图瓦人的另一个源头。后来迁徙至唐努乌梁海地区，改称为图瓦或土瓦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图瓦人属于突厥人的一支，证据包括图瓦语被公认属于突厥语族而非蒙古语族。　　图瓦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山地--平原的畜牧业者（西部图瓦人）和高山森林中的狩鹿者（东部图瓦人）。他们按以前的方式生活：贩盐、游牧，放牧和狩猎便是他们的传统职业。自17世纪以来，图瓦人一直处于不断成长的俄罗斯文化影响之下。图瓦人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宗族制度的基础上的，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是一种黄教和喇嘛教糅杂在一起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是喇嘛教徒和萨满教信徒。　　其首府克孜勒建于1914年，1926年苏俄占领后改现名，城名是“红色”的意思。它位于大小叶尼塞河汇合处，南部与蒙古接壤。为唐努乌梁海地区最北端的城市。当时人口约有6万，主要的人口都是来自蒙古。　　不乘此时完成解放蒙古全境的壮举更待何时？于是张汉卿以郭松龄留守库伦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改革，亲率张诚德骑兵旅主力和戢翼翘所率的特战旅一团一道沿鄂尔浑河西进，跨越库苏古尔湖，在克孜勒大败沙俄残余势力，收复中东部三十六佐领。由于北方苏俄军队正与白俄军作战，骑兵旅一部挥兵西北，没遇到多少抵抗，轻松恢复了西北十佐领地盘。　　本来少许流寇，用不着少帅亲自领兵，而且是重兵。张汉卿却有另一层意思：都说塞北苦寒之地，前生在国内网站资料上说唐努乌梁海为不毛之地，他有些不信：老毛子这么精明的民族，会不计死活地非要赖着这所谓的“不毛之地”？看远东、库页岛、贝加尔湖两岸和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等，哪里不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地方？　　当然少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亲自与尚在漠北的“奉情局”局长高纪毅会面，商讨那件能给奉系发展带来巨大动力的大事。只是这件事情仍处于绝密状态中，包括张诚德在内的将领们均不知情。他们还真以为少帅是想亲临考察北疆风水，这样在宣传上可以大肆渲染，以在青史留名呢。　　由南打到北，所到之处，亚欧两地风俗由住所即清晰可辨：传统居处有毛毡圆顶帐篷，系干草原各部落所习用者；还有锥状树皮帐篷，则是西伯利亚居民的平常住处。　　世世代代在此地劳作的当地人，对“王师”、“政府”的概念极为淡泊，不少人还停留在满清的认识上。他们像看风景一样围观着骑兵旅的官兵们，奇怪于这些没有辫子的汉人们，对整齐划一的军马赞叹有加：他们也是训马的好手，除了当年哥萨克骑兵攻进此地时看见过这么彪悍的马之外，自己祖辈可没能有这种手艺。　　唐努乌梁海主要以农业为主，同时又蕴含着丰富的矿藏：有有色金属、稀土、石煤、石棉、铁矿、金、汞及各种建筑材料。因为大多数的河流流经高山，所以水力资源丰富（预计达8千兆瓦），此外还有50多个含碳酸盐的温泉。东北部木材资源也极为丰富，总储量达1亿立方米。　　经过实地考证，张汉卿将全地域分为3个基本经济区：以克勒孜为中心区――人口最密集，包括克孜尔、阿克多武拉克、柴旦；南部河流多，可以作为重要的农业畜牧业区；东北区适合于做木材加工、狩鹿及渔业区。一路走来，遍是荒山大漠、一棵树苗都看不到，突然在这里看到这么多茂密的树和数不清弯弯曲曲水流充足的河流，心下不由得感慨万端：还是老毛子精明啊！　　他暗暗立下了决心，这唐努乌梁海不但打得下来，还要好好守住。偌大的蒙古，只能做为中国大陆的战略缓冲。守住了唐努乌梁海，就像插在俄国心脏上的一把尖刀，等将来中国强大了，苏俄是不是也要在他们的地盘上划出一块地方作为他们的战略缓冲呢？　　奉张汉卿令，改克孜勒为唐努城，在距唐努城二百公里处扩充居民区为西图瓦城，在东北角建北图瓦城，在南部叶塞尼河畔建南图瓦城。以“安蒙军”骑兵旅唐聚武团分兵驻守，一边电令蒙古省政府派出蒙族行政人员及一部分人民党干部入唐努，进行唐努建设。　　因另要安抚科尔沁等部，张诚德将电台一部，交唐聚武驻唐努城，以方便与库伦联系。自己率兵南下，沿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一路返回，在鄂尔浑河源头还大张旗鼓动地会晤了赞同蒙古回归中央的车车尔勒格盟诸王公。不过当这些蒙古王公泪眼婆娑地想目睹少帅的风采时，张诚德遗憾地通知他们，由于操劳过度，少帅卧病在身不便见客。而自己根据张汉卿之前所计划的蒙古战略，已抹兵砺马，准备在西北有大动作了，因此不便久留。少帅对诸王公的盛情非常感动，也称赞了他们心向王化的决定。　　由于之前的奉皖多有龌龊，而直系又蠢蠢欲动。为分化直奉，缓和中央政府先前在“五四运动”中所撤“东三省巡阅使”的不良后果，此战后，中央借机对张作霖封赏颇丰：“以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所有一切剿抚计划，付以全权，便宜行事。其热河、绥远、察哈尔各…都统…一并归该经略使节制。…”实际上承认了奉军对关外四地区的军事占领，张作霖得意非凡。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0章 黄姨行动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不是身体有病，而是装病。不过他还有心病，他在一年前布置的“黄姨行动”就要到尾声也是关键的一步了。　　据“奉情局”传来的消息，就在一个月前的1919年10月，高尔察克的部队又在托博尔斯克被打败。于是，大撤退开始了。数十列满载士兵、逃难者和各种物品的火车从鄂木斯克开往东方。最后一个离开鄂木斯克的是高尔察克，他要把白卫军从喀山的国库弄来的黄金储备随车带到东边去。　　高尔察克此时已成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捷克将军日&#8226；盖达和哥萨克头领谢苗诺夫等人的障碍。他们都想占有那列装有黄金的列车，谁也不顾这位最高执政官的死活。　　可是这些黄金毕竟是高尔察克赖以存身立命的本钱，他还指着用它来东山再起呢，他的手下也指望着在关键的时刻用金条换些食物或子弹。再说，离开这些黄金，谁还在乎他是曾经的白卫军最高统帅、“俄国临时政府”的最高执政官呢？一旦没有士官拥戴，他随时会被无情地抛弃，等待他的，必然是恨之入骨的苏俄军的枪决。这是他必知肚明的，那位中国的高纪毅转达他们少帅的叮嘱言犹在耳。　　既然已经决定要退到遥远的东方，他对奉军的情况有了多方的打听。当知道真如高纪毅所讲，他们的少帅亲自带兵解决了蒙古，禁不住浮想联翩。　　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也没能打败红军，现在干涉军已经内讧，手下军心也已溃败，如果再不想些办法，难道真的等这些人把自己视为彩头送给苏俄军和解吗？　　幸亏自己随时准备好所有撤退事宜，所以撤军时虽然忙乱，自己的亲信部队还是很有条理地完成了出走的准备，鄂木斯克城里没丢下一粒黄金（感谢少帅，感谢高纪毅，有了思想准备的高尔察克准备得比较充分，不像史上，他因为匆忙，丢了几吨的黄金）。　　已经是深夜了，快要到伊尔库茨克了吧？那里可是决定自己生死的要地呢。一边是向东进入日本人的地盘，一边是向南进入中国人的地盘，好难选择啊。但无论如何，就是把黄金抛向深不可测的贝加尔湖，也不能让万恶的苏俄军队得到半粒！　　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在“二月革命”前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刚刚因功被晋升为海军中将并出任黑海舰队司令，并继续他惊哇的指挥能力----在君士坦丁堡击沉了多艘德国军舰并将黑海的制海权牢牢地掌握在俄军的手上。“二月革命”后，他是第一位宣誓效忠苏俄临时政府的海军上将。为什么很快易主而没有任何羞耻心？他说：“我不是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府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　　可是好景不长，1917年6月17日，塞瓦斯托波尔的水兵、士兵和工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解除他黑海舰队司令的职务，派他到美国去进行军事考察。他在美国待了两个月，在他途径日本返国时，得悉布尔什维克举行了‘十月革命’，他把自己视为被推翻的合法政府的代表，认为有必要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这是他奋斗下去的信念。　　可是现在，他的信念崩溃了：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一族，虽然他的可爱的妻子索菲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的儿子罗斯季拉尔夫&#8226；亚历山大洛维奇&#8226；高尔察克也勇敢地扛起了枪。　　渐渐地，列车速度慢了下来，根据里程，应该没这么快到站吧，出了什么事呢？望着无边荒凉的原野，他心里同样泛起凉意，不要出什么事啊。　　很快地，在车头指挥的老部下佩特罗夫派人通报：“法国将军热南命令将列车停在下乌丁斯克”，他顿了顿，说：“刚才有人交给我一封信，说19日伊尔库茨克爆发起义，政权已经转移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政治中心’手上。法捷两国的将军们已经与这个‘政治中心’做了笔交易，他们要用将军您来换取他们安全离开俄国。落款是高纪毅。”　　高纪毅！他原来一直在我身边！他曾经在不经意间怀念起那个人在的日子，至少自己还有一线希望。现在，这个人出现了，带来一则不好的消息。　　可现在已经骑虎难下：红军攻占鄂木斯克，一样会控制列车，他们也会沿路追来。晚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风险。高尔察克绝不会眼看着死亡的来临，在迟迟得不到热南的解释后，他下令说：“伊尔库茨克才是我们新的临时首都，不管如何，都要向前走。我是最高执政官，我命令列车继续行进！”　　汽笛响了，列车发动了，高尔察克的心却沉了。　　在这种时候，极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说明那些干涉军已经准备对他下手了？可是，对前面的情况一无所知，现在是他还手的好时机吗？　　伊尔库茨克近了。高尔察克未来的根据地，东山再起的最后希望，中西伯利亚的沃土！他曾经满怀希望，然而看到站台旁边荷枪实弹的军人时，他的心沉到谷底！　　“加速冲过去！”这是他下得最正确的命令，也得到最彻底的执行。　　站台上的军人们根本没想到这列车的变故，等到反应过来接到命令，列车已经驶出。眼看着火车绕过贝加尔湖向东沿着漫长的湖驶出伊尔库茨克地界时，松了一口气的卫兵们这才昏昏进入梦乡。　　天蒙蒙亮的时候，远处忽然有蹄声得得，完全掩盖了列车的轰鸣声。列车上的人都警觉起来，这该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骑兵啊！　　高尔察克心中忽然一惊：能在西伯利亚大地上拥有这样一支庞大的骑兵，除了哥萨克还有谁呢？想到那个前几天还横眉相向的哥萨克头领谢苗诺夫，他立刻下令：“全车人戒备！”　　哥萨克是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乌克兰、俄罗斯南部）的游牧社群，在历史上以骁勇善战和精湛的骑术著称，并且是支撑俄罗斯帝国于17世纪往东进入西伯利亚扩张的主要力量。哥萨克人以英勇善战著称。在俄罗斯历史上，沙皇通过收买哥萨克上层人物而控制哥萨克人。哥萨克人组成的骑兵，一向是沙俄的重要武力。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人少数参加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苏联红军，多数参加反政府的白军，谢苗诺夫就是这样的一群白军的头领。　　果不其然，不大一会儿，当列车转过山脚后，高尔察克便看见一身劲装的谢苗诺夫疾驰而来。一个矫健的骑手奉命上前，在靠近高尔察克的车厢旁大声说：“留下黄金，放你进乌兰乌德！”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1章 火併 - 少帅春秋 - 致君 　　谢苗诺夫对此行自信满满。法国将军和捷克军团组成的干涉军已决定出卖高尔察克，以换取他们安全离开俄国的保证。但哥萨克人无法离开他们的故土，若日本人也无法平定局势，他们将要承受苏俄政府对他们背叛的严厉追究。如果能够抢到那批对苏俄政府有着极大吸引力的黄金，是不是可以将功赎罪呢？　　至于和高尔察克的交情，呸！这个无能的家伙，拖累了大家，伊尔库茨克巨大变动却让他轻易逃脱。不管如何，高尔察克的作用已经消失，他的结局无非是把黄金交给日本人然后取得庇护，自己为什么不在这最后的时候为自己捞点好处呢？本来他计划等到高尔察克与伊尔库茨克城里已经翻身变为红军的“政治中心”的军队们火併后再在自己的老巢赤塔投机取巧，但不幸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高尔察克竟要改道投向南面的蒙古！　　对于这个消息，他是深信不疑的，因为这则消息的来源，是日军驻满洲里参谋本部的情报科，他们盯着高尔察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知道这个消息后，谢苗诺夫决定提前劫车。　　高傲的高尔察克对于背信弃义的行为是深恶痛疾的。他是个军人，有军人的尊严。昔日的同伴反戈一击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别人拿他当垫背的。哥萨克骑兵又怎么样？骑术再精良，他们还能冲进钢铁做成的车厢之中吗？　　他错了。哥萨克骑兵真不是良得虚名。在疾驰的马上，他们照样能够瞄准趴在车窗里的高尔察克亲军的脑袋。而他的亲军，在对方奇准的火力下，却不得不吃力地低头向着窗外无目的地打枪，好像就是给自己壮胆一样。　　铁皮做的车厢被打出了一个个枪眼，他的本就不多的卫队在哥萨克人的枪口下死伤累累，逐渐不支。见形势不妙，佩特罗夫匆匆冲到他面前，大声说：“我军抵挡不住了，不如和他们谈判，我们分一半的黄金给他们！”是啊，在生命面前，再多的财富也没有意义了。连这个身经百战的手下大将都觉得不能再抵抗了，何况其他人！　　不得已，高尔察克答应试试。　　双方的谈判出奇地顺利，谢苗诺夫痛快地表示，只要高部交出30箱黄金，他以哥萨克人的名誉担保，绝对不再对高尔察克动手。在他想来，前方就是高尔察克的不归路，自己在这里消耗力量，纵然抢得全部黄金，吃相也无法太好看，毕竟这么大的财富各路豪杰都盯着呢。有机会轻松捞得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要说高尔察克不心疼是不可能的，毕竟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押车不远数千里来到这里，原本的64箱黄金要分出将近一半，可形势比人强，又有什么办法？这些可恶的哥萨克人，对付红军没什么办法，打起自己人来倒能干得很！　　就在双方熄火握手言欢的时刻，猛然四面响起炒豆般的枪声，措不及防的哥萨克骑兵刚刚还兴高采烈地沉浸在分得黄金的迷梦中，未及上马即一下子被扫倒一大片。细听起来，中间还有手提式骑兵用机枪的声音。　　谢苗诺夫脸色一下子苍白了，这火力，这兵力，难道是红军杀过来了？自己不是刚和他们谈好了交换条件了吗？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密集的射击之后，哥萨克骑兵已经溃不成军，但是对方似乎也并不想赶尽杀绝，一声叽哩呱啦的命令传过，一队挥着太阳旗的骑兵从萨彦岭后转了出来。　　这支队伍的首领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东方人，佩着一把指挥刀，勒着缰绳的左手上戴着副雪白的手套。他手势一摆，身后马上一个同样矮小的东方人大喝一声“哈依！”即拍马上前。　　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都惊疑不定，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竟会遇上日本人的部队！　　这个日本兵显然是翻译，他用一口流利的俄语俯视着众人，大声说：“大日本帝国驻满洲里第三师团一部，奉命接管军列！”　　随着这一声喊，一队又一队的日本步兵踩着长筒军靴，穿着谢苗诺夫熟悉的军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远处走来。其气势之轩昂、步履之整齐，一看就知道是训练有素的百战精兵，传说中的日军第三师团果然名符其实！　　日本主子插手，谢苗诺夫气势便馁了。作为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傀儡，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日本人觑觎这批黄金很久了，也曾要求自己时刻报告最新的消息。只不过他的这点小算盘，在日本人的全力一击之下什么都不是，他只能乖乖地退下阵来，淡定地隐到幕后。　　不可一世的哥萨克骑兵走了，他们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金子。　　高尔察克也决定退缩，不但如此，他还向日军指挥官简单介绍了这批黄金的状况，就像是他主动上缴有多少功劳一样。　　让他吃惊的是，在这群日军官兵之后，又源源不断地有无数的骑兵赶来，特别之处是这些骑兵簇拥着数十辆特制的马车。当先的人群之中，有一个人的面孔他十分熟悉。　　高纪毅！　　目瞪口呆的高尔察克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奉军的情报人员一跃变成了日本的高官？　　高纪毅没时间跟他解释，他的手下有条不紊地将列车上沉重的箱子装上这些马车。也许是考虑到太重了，骑兵们纷纷下马，让自己的爱马加入到拉车的行列中来。在很短的单间内，整列火车的黄金被一扫而空。　　火车又开动了，但是车内坐的不是高尔察克，此时的他，正和他的全部幸存的属下在那群日本兵的裹胁下越过萨彦岭，进入荒无人烟的蒙古境地。　　1919年12月17日，跟随到此的苏俄伊尔库茨克军队骇然在离伊尔库茨克三十公里处发现铁路一侧有百十具哥萨克骑兵的残骸；跟进调查发现那列满载着各方关注目光的黄金列车停靠在距乌兰乌德不远的铁轨上，案发两地相距不下数十公里。而那位西伯利亚白匪军最高头目、最高执政官高尔察克以及他的家人、内阁总理B&#8226；佩佩利亚耶夫、手下重要军官佩特罗夫以及上百名卫队官兵不翼而飞，伴随的还有600吨的黄金从天消失。在现场残留的火车上，有数十具高尔察克卫兵的尸体和数不清的弹孔…　　著名的莫斯科“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立即介入调查此事，它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具查证，高尔察克离开前曾与谢苗诺夫率领的哥萨克骑兵激烈交战；谢苗诺夫承认此事并言之凿凿地说明当时大量日军接管了局势，这里有其他骑兵为证，此事矛头直指日本。　　而远东日军司令部发出的公告称当时并无任何一支日军的异常调动，并表示千里迢迢的动作不可能瞒住所有的人，光后勤补给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言之有理，但是日本人的话都要正反两面听，后勤补给困难怎么了？他们还不是万里迢迢来到远东并一呆好几年？联想到日本对于这批黄金的注视程度以及在内部大小会议上作出的指示，似乎一切又都变得简单了。反正无论日军怎么说，“黑吃黑”的可能性是巨大的。　　至于高尔察克一拨人，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再无一点声音。从此便有许多传言：是不是被哥萨克人杀人灭口了？会不会是日本人灭的口？这黄金有没有可能是高尔察克见势不对而藏在哪里？最有可能的是会不会抛入幽深的贝加尔湖中？从此贝加尔湖畔多了许多捞宝者，三十年代初美国还有一个深潜队慕名而来。　　只有张汉卿、高纪毅等人知道，日本人是吃了个哑巴亏。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2章 西北望，射天狼（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安顿了蒙古之后，张汉卿组建“安定西北军”，简称“安西军”，自任总司令，以讨伐张广建、安定西北为名。他请调驻守奉天丹东一线的第1师韩麟春及宋九龄、齐恩铭两个独立旅为“安西军”主力。于11月20日自蒙古翁金河谷召开两路军誓师。　　韩麟春为奉军第一员勇将，有智谋，而不拘小节。他提议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在战术上采取“猛攻硬打”，其作战要求是“歼灭敌军主力”，作战目的是“争取全部胜利”。　　为喧染军势，张汉卿油印了数千份《告西北将士书》，其中有言道：“本军不分种族，不重地域，不论亲疏，不问宗教，任贤用能，一本大公。吾率十万雄兵，所向无敌。今观朔方于掌上，取陇阪若探囊，投鞭黄河，指日可渡，饮马青海，为期不远。”以奉军韩麟春全师为左路军，经阿拉善盟进攻银川。集合“安蒙军”张诚德部骑兵旅2个团，与援后而至的奉军宋九龄独立旅、齐恩铭独立旅，约2。5万人为右路军，以郭松龄为总指挥，沿居延海经弱水河进攻肃州与甘州作为佯攻。张汉卿随左路军行动。　　之所以选择以西北方向作为突破口是有原因的。　　直皖战争前，皖系拥有北直隶（北京、天津、热河、察哈尔）、山东、上海、安徽、陕西、福建等处，又挟中央正统之便，奉军当然不敢公然以中央为敌，而且实力也不够。所以北上呼伦贝尔为一良策，解决蒙古问题乃得民心之举，但与实力增强并无显着的作用。直到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以“五四运动”为契机，连克热河、察哈尔，奉军实力才在北方得以加强，但尚未形成对其它派系军阀压倒性的优势。　　此时直系正准备着对皖系的雷霆一击：直隶，绥远，长江三督江苏、江西、湖北，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战争。作为过来人，张汉卿清楚地知道明年的直皖战争势不可免，而后在1922年发生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以奉军大败而告终。虽然奉系在1924年卷土重来，一举获胜，但毕竟错失良机----此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坐大，终于北伐成功，然后又是新一轮混战，倒让日本趁机占了个便宜。　　如何能在这一轮的争战中让奉系获得最大利益？张汉卿早在出兵外蒙古前就以商定后继战略：奉军主力绕道蒙古，利用中央及地方无力顾及西北之大好时机，果断拿下西北腹地甘肃，伺机窥视陕西、四川、新疆。　　史上直皖大战后，陕西就被直军冯玉祥部所吞并，其后成就了冯的“西北军”的荣耀。而四川，向有“天府之国”之美誉，是大西南的屏障。新疆幅员辽阔，在国内战争期间，则是战略的大后方。此三处，皆是以战养战的好地方，只要攻下任何一处，基本上不需要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千里迢迢再作后勤方面的补给了。而且自己在西北用兵，张作霖再不济也不至于敢两线作战、出关作第一次直奉大战的败笔了。　　民国初期的甘肃是大甘肃，到1928年才分成现在的宁夏、青海、甘肃三省。1919年时的甘肃督军张广建一向支持皖系，张广建于1914年受袁世凯的委派，有袁氏为之撑腰，带去1个混成旅的北洋军，由于武器精良，凭借实力顺利地接替了赵惟熙而出任甘肃都督兼民政长，督理甘肃军政大权。更加紧了军阀统治，为袁世凯控制西北、阴谋复辟帝制不遗余力，因劝进有功，1915年12月21日被授予一等子爵。1916年袁世凯死后，皖系控制北京政权，以乡谊靠拢皖系段祺瑞得以留任至今。　　兰州是历届中央政府统治大西北的基地，历任甘肃督军一般听从中央政府，而置身于军阀派混战之外。所以皖系当政时期，张广建就算皖系的人，直系当政时期，后任陆洪涛就算皖系的人。　　西北向有“三马”之说，但在通常意义上此“三马”为新“三马”，为后来之盘踞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甘肃马鸿宾。在1919年时，亦有老“三马”，为马安良、马千龄、马海宴三个家族。民国初年，甘肃八镇，“三马”曾居其四：凉州的马廷勷(今甘肃武威)、甘州的马麟(今甘肃张掖)、西宁的马麒、银川的马鸿宾。以及民国政府控制的平凉张兆钾(今甘肃平凉)、天水的孔繁锦(今甘肃天水)、河州的裴建准(今甘肃临夏)、肃州的吴桐仁(今甘肃酒泉)。　　袁世凯任总统时，马安良为甘肃提督，马麒为西宁总兵，马麟为凉州总兵(后调任甘州镇守使，马廷勷为凉州镇守使)，马占奎为中营协统，马国仁为秦州总兵，马福祥为宁夏总兵(不久，改宁夏护军使)。这时，甘肃八镇中回族人占其五，世袭相承。到北洋政府时代，只保留甘州、凉州、西宁、宁夏四镇。　　所谓护军使，指的是个别特殊区域有行政属于本省管、军事上归中央管的特例，这些地区军事首脑称护军使，级别介于督军和镇守使之间。　　马福祥父亲马千龄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因劝说马占鳌(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称之为“良回”。这就是马鸿逵后来自诩他家“不是造反的回回”一语的缘由。袁世凯政府任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宁夏得黄河灌溉之利，素称“塞上江南”，马福祥即率“昭武军”十三营计2500余人赴任。就任不久，与宁夏满营将军常连、阿拉善旗札萨克王爷塔旺札布结为异姓弟兄。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后，兼节制队拉善、乌审、鄂托克三旗，授陆军中将衔。他以侄马鸿宾为甘肃新军司令（辖5营），以子马鸿逵为第5混成旅旅长，实际上确定了宁夏为马福祥系的地盘。　　马占鳌降清以后，编所部为镇南马步三营旗。为这个集团的武装势力奠定了基础。经过马占鳌、马安良父子两代经营，发展壮大，传到其孙马廷勷、马廷贤，其武装势力基本控制着河州（今甘肃临夏州）和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地方。并曾发展到兰州、天水地区及宁夏、甘青藏区，陕西汧邠等处。当是时，马廷勷实力最强：他身为凉州镇总兵，手下有一支步兵5000、骑兵1000共24个营旗的队伍----精锐军（俗称西军）。其父马安良曾为甘肃精锐军统领兼甘肃提督。民国初任中国国民党甘肃支部长、陆军大将军衔，1915年12月23日被策封为一等男爵。他以西军为资本，拥兵自重，操纵甘肃省省政，成为民初甘肃省的“太上皇”。　　马海宴的儿子马麒则在辛亥革命后，组建“宁海军”，最后从马安良的精锐西军中分化出来，编为“宁海军”，不久后担任西宁镇总兵，盘踞青海。与其子马步青、马步芳控制青海共六十余年。　　在宗教意识方面，三家虽都是伊斯兰教，而教派各异。大体说，马占鳌父子当权时，对新、老教大致持平衡态度，控制河州各门宦于自己势力之下，排斥外来的门宦教派在河州传教。马千龄及其子孙是毕家场门宦教下，偏于老教。马海宴子孙后来则遵奉和支持新教。　　同日甘肃督军张广建电令河西四郡固守待援，并动员全省，筹建“护省军”，自任总司令，紧急调陇右镇守使陆肃武挥兵北上，并为前线总指挥。同时令马鸿逵部、马麟部紧急支援。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3章 西北望，射天狼（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为最大限度减少抵抗，分化甘肃诸部实力，张汉卿与郭松龄密谋采取“假道灭虢”的计策：皖系人物张广建督甘之后，利用北洋势力控制甘肃，迫使如日中天的马安良返回河州老家。马廷勷系就此与甘肃督军不和。张汉卿誓师之前即派人暗中联络马廷勷，晓以利害，许以河西护军使之职，永镇河西四镇----即为汉武帝开辟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以换得右路军兵不血刃，穿越凉州（武威）及其控制下的河州（临夏）地界，以从北、西两面威胁兰州。只要武威得手，如同将甘肃拦腰切断，不但进军路程近了许多，而且可以南下直逼黄河，一路再无险阻。　　马廷勷也有心动。他的兵马在甘肃诸系中算是较多的，但是比起号称十万的“安西军”来说，无论如何不是对手。“西北三马”中马福祥作为宁夏护军使，在军事上实际独立于甘肃督军，已占稳了宁夏。马麒自建“宁海军”后已稳拿了青海，只有自己被甘肃督军排斥在一旁。想到“安西军”南进，自己首当其冲。“护省军”与“安西军”无论最后鹿死谁手，自己是铁定了是做为陪葬。在各路诸侯纷争的时刻，打光了军队，他这一系，从此可算是再无出头之日了。　　他的父亲马安良当年因早有占据青海之心，极力反对袁世凯政府任命马福祥为西宁镇总兵，两家遂有旧隙。想起与马福祥的一段夙怨，他不由得踟蹰再三，对“固守待援”的命令迟疑了起来。　　武威地处甘肃河西走廊的东端，东邻兰州，西通金昌，南依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城西为石羊河，城东为古长城，长期以来，武威以其“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而名闻远近，被称为“兵食恒足，战守多利”的“银武威”。在历史上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人烟扑地桑拓稠，输富饶之区。汉紧骑将军霍去病平定河西后，在这里设置武威郡。三国时改称凉州，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四个小王朝都曾在这里建都，唐时武威是河西节度使的治所，清时置凉州府，现在设武威地区。　　25日，“安西军”右路军前锋宋九龄旅一部穿越腾格里沙漠抵进民勤县境，沿石羊河源头南下。该地守军为马廷勷部3团1营马赞双负责，马赞双依山傍水扎下营栅，要下凉州，必从此过。但马廷勷因顾头顾尾，也未及作战前动员等作战准备。所以马赞双只是听闻有“安西军”入境，尚未证实。马赞双也受到些军事训练，在消息未明的情况下，加了双哨，并加了流动哨，以作为警惕之意。　　赵鸣皋团长亲率一营为这次奇袭的先头部队。他为奉军老资格的将领了，在战前已被少帅灌输过此次奇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凉州自古为易守难攻之地，若是用兵强攻，纵使奉军炮火犀利，只怕也要损兵折将、耽搁时日。兵贵神速，在甘肃守军未做好准备之时，一举拿下凉州，他将是头功一件。　　凌晨，他帕特务摸掉了两个哨兵，然后指挥所部包围了马军营部。　　一个隐藏的哨兵首先发现了异样。他亲眼目睹了面前不到百米处的血腥，接着有数不清的军人向已方冲过来。多年未动刀兵，兵马早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乍逢此场面，下意识的恐惧让他惊呆了。然而他此时却做了一件在奉军看来是极端错误的举动。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大叫：“敌袭！”一边跳起来向后跑。　　这一声使马军炸了营，也让这个敬业的哨兵丢失了性命。　　赵鸣皋见已无奇袭之效，果断命令全营冲击。马军刚从梦中醒来，衣不附体，将兵不分，毫无抵抗能力。他们本来人就少（马军的营还是满清旧制，人数不足250人），又被打个措手不及，不出片刻便全军覆没了。　　赵鸣皋以一连收拾降兵，主力并不停留，沿河直下，竟没遇多少阻碍，经过四个小时的急行军，于正午时分抵达凉州城北二十里的羊角渡。　　“安西军”右路抵达凉州城下，西宁马麒也感到大难当头，一面请求督军张广建动员全省一切力量，积极准备作战；一面电谕“宁海军”各部北上凉州，协助马廷勷做好防卫布置。本来此二马之间有争夺权利的矛盾，但迫于当前情势的危急，不得不同力合作。派马师融赴宁夏联络马福祥及马鸿逵、马鸿宾，相约互为支持，一致拒张。此外，还假托青海蒙古族、藏族王公千百户的名义，电请中央阻止张汉卿入青。同时，还强迫全青海各界群众举行拒张大会，游行示威，虚张声势。　　此时马福祥叔侄已自顾不暇。　　“安西军”压境，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如坐针毡，认为他家数十年的基业，将有被覆灭的危险，遂急召子侄辈马鸿逵、马鸿宾等商讨战事。　　宁夏拒张兵力实况及其防御布置：马鸿宾所部第35旅（由原5个营组成）、马鸿逵所部第5混成旅，原有3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1个特务营、1个教导团、1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马鸿逵另以拒张为名，勒令各县征兵，还增编2个警备大队（相当于团），隶属于区保安处，由马福寿（马鸿逵的伯父）任银川警备司令。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兼总指挥，兵力共22000余人。　　宁夏城垣银川西距贺兰山，东距黄河，均约30里。纵展平原，近郊四周，多有堡寨；城西临唐徕渠，城东复连汉延、惠农两渠。宁夏守军利用上述地形和堡寨，构成郊区防御阵地。城以南经王宏堡、阳和堡、大坝堡、广武城、石空堡至中卫县，计有360里；城以北经过谢家堡、李刚堡、平罗县、黄渠桥、石嘴子至磴口县，计有220里。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4章 宁夏之战 - 少帅春秋 - 致君 　　11月26日马福祥召集宁夏各部守军团长以上人员做作战部署会议，为给部下打气，马福祥对比双方实力后说：“拒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宁夏。只要将士用命，民心向往，此战我军必胜，其理由如下：第一，我军可以就地取粮，彼军长途运输不易；第二，宁夏军大多是本乡人，守土有责，士气可用；第三，我军占地利之便，兵源补济容易。”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固守数个战略要地。　　“安西军”从北面向南压，石嘴山为第一道险隘。石嘴子濒黄河西岸，贺兰山耸立西北，地势颇为险要，有利军事防御。决定以第5混成旅副旅长马宝琳亲率2个步兵团防守，马宝琳在宁夏军中素负勇名，依险据守，支撑十日应该不在话下。只要获得喘息机会，后继甘肃省城部队及平凉、天水各镇守军可逐渐增援，形势将向好的方向转变。　　会后还在保护当地洋行商人和富户的名义下，索得巨款作军饷，使兵卒冒死听命，未致生变。同时，又让清真寺的大小阿訇，向回民群众进行鼓动：张汉卿今率兵西来，不但要攻城略地，而且要杀回灭教。只有军民合力，才能保护城池，不受屠杀。　　为瓦解宁夏守军斗志，宣传“安西军”主张，张汉卿油印了数千份《告西北同胞书》，对马福祥集团大加抨击：“彼辈把持地盘，残暴不仁，用人行事，专尚四同：一要同姓，即马，非马不喜；二要同族，即回，非回不亲；三要同河，即河州，非河不同；四要同教，即回教（伊斯兰教），非教不信。”声称“安西军”以“三民主义”的纲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西北。　　12月2日，韩麟春先头部队第1旅唐聚武团首先袭占磴口。　　石嘴子濒黄河西岸，贺兰山耸立西北，地势颇为险要，有利军事防御。时正值隆冬，大雪封山，坚冰结河。“安西军”马龙骧团与唐聚武团分兵两路：一路直趋石嘴子正面，猛攻马宝琳部阵地，另一路从河东夜渡冰桥，向石嘴子突行侧击，迫使马宝琳部放弃险隘，纷纷溃退。从开始冲锋到完成战斗，所用时间尚不到2小时。奉军即乘胜追击，一拥而包围了平罗。　　平罗在银川城之北，距有120里，城小而坚，居民大都信奉伊斯兰教。马鸿逵亲率2个骑兵团为总预备队，以1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营，由参谋长卢忠良为指挥防守北城。他深知平罗以南再无防线，故激励所部以死力严守。城内储备了较充足的粮秣、弹药等军用物资。　　“安西军”总指挥韩麟春见攻打平罗不下，乃留副师长兼第1旅旅长裴春生领3个团的兵力继续作包围，他于同月6日，率大军迅行指向宁夏城。原在北线一带作防御的宁夏马军，大受“安西军”优势兵力进击的威胁，怕被围歼，节节后退。马福祥为了巩固宁夏外围防御线，严令后退部队转入李刚堡一带的防守阵地，配合原有驻兵，对前进中的“安西军”予以坚决的阻击。　　当“安西军”占磴口、破石嘴、围平罗，直逼宁夏省城之际，马福祥大为惊惶，想把宁夏军主力马鸿宾35旅撤到灵武、金积、中卫等县去，而以马福寿警备大队留守省城，并向甘肃督军张广建打电报告急，俟乞得援兵后，再行全面发动反攻，以求达到驱逐或消灭“安西军”的最后目的。但他又考虑到，倘35旅主力向后移动，单以警备大队的实力怎可守得住？万一军心动摇，反而对宁夏防守不利，且自己爱子马鸿逵身在险地，无论如何也不能撇下他不管。但要是不先撤自己的主力部队，深恐遭受“安西军”的大围攻，而且后方粮道也有被截断的危险。因此，疑惧满腹，退守难决。　　在召开军事会议时，马鸿宾主张以全力坚守宁夏，既可稳定军心，也可反守为攻。马福祥听了，便为部下各级军官打气说：“马鸿逵以数千之兵，尚能固守平罗，我亲率精兵数万，保宁夏实有余力。奉军冒险深入，后无援兵，只要我们坚决打下去，就有取得全胜的希望。”　　宁夏城银川城周15里，东西纵长，倍由南北，城门有六，昼夜紧闭。双塔耸峙建筑宏伟。在城内者为西塔寺，8角11层，青砖砌成，极其坚固。马福祥将许多珍贵杂物，移藏入西塔内，派兵守护；在城头四面，均挖设交通沟和掩蔽部，特别在北城上装置有炮位；城垣四周，每夜用铁丝悬挂成排的照灯，并在城头配制监视哨。此外，沿着北城墙根一带，还勒令居民挖设地道，在总指挥部内（省政府所在地）也筑有地下室。在城外者为北塔，距城垣10余里，此处地势重要，且是宁夏城屏障。马福祥也知此战是关系到马家能否存在的生死之战，于是派了侄儿马鸿宾亲率35旅全军驻扎，欲以险迟滞“西北军”进攻锋芒，为省城援军前来争取时间。　　不过省城能有多少兵马派出，马福祥不敢有过多奢望：“安西军”据说是两面夹攻，现在省城兰州城的兵马大多调往陇西北驰援凉州，看来能支持自己的可能只有陕西陈树藩督军了。不过陈树藩自从请求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入陕援助对抗陕西靖国军后，因刘鸠占鹊巢后，他在陕的地位已不如往日。另盘踞在咸阳的甘、川、晋援陕军总司令许兰洲即为奉系人物，手下握有奉系一旅之师及其它各省联军正以对抗陕西靖国军、“救”陈为已任，陈树藩能不能、或者说敢不敢来尚是未知数。马福祥也曾发过数封电文求救，但是均石沉大海。　　“安西军”在冰天雪地里作战，随着战线的拉长，后勤渐渐接济不上，近几天连取暖用的柴火也难找了，不少官兵甚至动起了阵亡官兵棺材的主意！张汉卿无计可施，眼见得宁夏军龟缩不出，欲以节节抵抗以空间获得时间，欲要强攻势必要付出很大的伤亡。国家战略走向他是有“惊人”的洞察力，但是到战术层面的成就却了了。有一天他十分愁闷，蹲在司令部寝室门前，双手捧腮，低头不语，侍从人员立即摄影，并题“忧国虑民”，张汉卿开怀一笑，自嘲说：“看了照片，与其题上‘忧国虑民’，不如写上‘想妻思子’才对”。一时传为军中的趣闻。　　韩麟春久经战阵，他安慰张汉卿说：“少帅不用着急，我已计划以师属骑兵团向宁夏省城后方进行袭扰，截断宁夏军的粮道，彼必不战而败。”张汉卿灵机一动，想起前生战争片中最欣赏的“围城打援”绝招来：你不出，我偏逼你出。这也是兵法上所说的‘攻其必救’。他深思片刻，取过作战地图，指着银川城说：“我有一个办法：明示以围城，暗伏兵于半道。攻城急时，马鸿宾必回兵救城，我军可半道而歼之。”韩麟春颔首称道。　　于是以第4旅常经武部在银川城北十里处与马鸿宾35旅对峙，乘黄河大冻，以11旅于兆麟部夜奔黄河以东，绕过长城隘口，复乘夜从河东迂回至银川城下，连夜完成人员部署，切断北塔与银川联系。于次日凌晨以师属炮兵团对银川作炮击佯攻，一时炮声轰轰。师属骑兵团则突破惠农渠，以微弱代价攻陷银川背后要地王宏堡，全歼守军一个营，在宁夏城后方袭扰并防备援军。　　马鸿宾听得银川方向炮声隆隆，自己派往之联络兵均有去无回，知道有变故----他做梦也想不到“安西军”敢于无视背后自己的存在而径取宁夏城。在北塔与银川之间一马平川，几近无险可守，敌军不担心自己从后面反戈一击吗？　　可是形势比人强，耳听得“安西军”的大炮声一刻也不停息，看来也是花了血本势在必得了。他不敢再观望下去：银川城的守军只有2个警备团，容不得他多想，立刻以主力出北塔向银川方向驰援。他前脚出，“安西军”第4旅就以一个团进攻北塔残军，以主力2个团尾随攻击。马鸿宾决定放弃北塔，全力击败进攻银川城的“安西军”。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5章 中卫改编 - 少帅春秋 - 致君 　　对“安西军”的阵地已进攻了一整天了，马鸿宾几乎要抓狂：眼见得与银川城近在咫尺，却始终不能再进一步。“安西军”火力太猛了，他的一个骑兵团有数十匹战马被惊得乱了阵脚，远远地遁去了。宁夏军倒是羡慕这些逃逸的战马：能在生与死之间选择逃生，是多么令人为之向往啊！本来以为在平地上作战，骁勇善战的回回马军占有很大的优势，现在看来，放弃险隘却是一条寻死之着！他中计了！　　他之前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中，认为凭藉训练有素的战马和骁勇善战的骑兵，在平原上至少不输于“安西军”的骑兵，当然比那些步兵要强得多。可是“安西军”面对冲锋的骑兵，一排又一排步枪发射，有条不紊。团属机关枪连密集的子弹给骑兵以惨烈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眼见得他成家的马军像稻草般被割倒在地而似毫无还后之力，马鸿宾心痛得在滴血。　　可是毫无办法：从北塔枪声逐渐稀疏及背后敌军越来越多可以预料----北塔已经失守了。“安西军”越聚越多，要是再冲不破对面的阵地与银川守军会合，今天全军就被全歼在此地了。　　马鸿宾压力大，马福祥日子也不好过。他在城头眼看着马鸿宾的骑兵堆积如山的尸首和“安西军”表现出的无比强大的军事实力，想着儿子马鸿逵还远在平罗做无谓、无望的困守，第一次感到无助。他知道驻甘肃各军的实力，即使兰州援军来到又怎样？在这种火力打击下，还不是多一堆炮灰？他有些懊悔不该打这场仗：明摆着是一场必输的战争嘛。　　既然如此，该是设法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了。　　他与胞兄马祥寿商量应付目前的困局，马祥寿对守城也早就丧失信心，若不是全家在此，只怕弃城而逃的心思都有。见主政的弟弟有求和的意思，便附和说：“我军已无胜算，如果奉军允许体面休战，为兄不才，当亲往敌营探究对方态度。”　　傍晚，马福寿奉命出城，要求接洽“安西军”最高长官。此时张汉卿与韩麟春已胜券在握，已经在讨论“安西军”未来在甘肃的行动安排了。马福寿被带到司令部，他见到张汉卿，第一句话就是：“我奉宁夏护军使之命，与贵方商讨休战之事。”　　张汉卿微微笑着说：“既是代表，那请坐。”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了，是否休战，贵方说了不算。”　　马福寿恳切地说：“战争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宁夏百姓因饥饿、冻绥而亡者比比皆是。请少帅与韩将军发悲天悯人之善，两家和谈。贵军入敝地，无非军粮军资，还请贵方谈出条件，马军使定会量力而行。”　　张汉卿笑着说：“贵方以为张某人是打秋风的吗？‘安西军’此次入甘，是要维护地方和平、致力发展地方经济，以结束地方军阀割据之状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之政府。等军事上完成对甘肃的控制之后，我会与各方一道，致力于国计民生的发展，以三民主义为理想，打开民国前所未有之局面。”　　他说：“两军兵戎相见，马护军使已错过了第一次和谈的机会。现在双方已不是休战，而是贵方必须限时无条件投降！如此，则护军使算是为宁夏百姓、为国家立了大功。将来组建宁夏新政府，这份功德，‘安西军’不会漠视不管的。我们还希望利用护军使的声望，在新政府里有一番作为呢。”　　马福寿表示不能接受，他说：“护军使愿为黎民计，放弃整个宁夏城，但是贵军必须保证护军使及全体宁夏军的尊严。所被围困的平罗城等官兵一体允其回城，以使体面撤出。否则，即使玉石俱焚，护军使也不能答应！”　　韩麟春勃然大怒，难道多日的苦战，得到的却是一只空城？宁夏军放虎归山，于将来治甘颇多隐患。而且败军之将，尚敢言勇，难保不故态复萌。他冷冷看着马福寿说：“少帅已经讲明我方的态度了，能否答应，请贵使转告护军使早做决定。明早八时，‘安西军’将准时攻城，到时炮火无情，生灵涂炭，莫谓悔之不及！”　　他拿起早已草拟的谈判书，沉声说：“我方对于贵方有4点原则，必须在明早8时前答复：　　一、宁夏各部守军为无条件投降，而非和谈或休战，全军于明日晨8时开出城外。逾期视为顽抗，‘安西军’将彻底打垮之。　　二、‘安西军’保证所降各部的安全及尊严不受侵犯，赦免所有战犯并在教育后释放战俘，自愿回家者发放路费，伤病者予以救治，愿意加入‘安西军’者予以改编。　　三、通令宁夏各处守军及地方行政人员必须维持好地方安全，以待‘安西军’顺利接收。已接收各部由所部长官带领，统一交由‘安西军’遣散。”　　四、‘安西军’保证护军使及家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本着回汉一家的原则，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将尊重穆斯林风俗及意愿，在承认中央法统下充分自治，并将自治地区主席职位虚席以待，护军使所部之行政人员择优叙用。”　　张汉卿待他一气说完，微笑着说：“好让贵使知道的是，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已率全军接受‘安西军’改编，现在我军右路已长驱直下，刚才报称已占领永登，侧翼前锋已抵达皋兰，兰州城已指日可下。”他望着马福寿，悠悠说：“还有一支骑兵沿黄河上溯，不久即可抵达中卫城下。何去何从，请转告护军使决断。”　　马福寿一惊：中卫为宁夏后路，如果中卫有失，宁夏军那是在劫难逃了。他不敢再停留，急匆匆返回银川。张汉卿与韩麟春相视一笑，长吁说：“宁夏大势已定，全军可以在银川过年了。”　　次日清晨，寒风呼啸，银川城中飘出一面白旗。按照马福祥与“安西军”的交涉，银川守军耷拉着脑袋，排着松散的队列，列队出城缴械投降。马鸿宾也在接到命令后放下武器，一时间平罗守军马鸿逵部也和平解决。宁夏东北部诸城纷纷不战而下。12月7日，“安西军”左右路军会兵于黄河北重要城市宁夏中卫。　　时值隆冬，“安西军”后勤补充实为不易，张汉卿与郭松龄、韩麟春分派各部防守要地，并派人与兰州诸势力派别谈判以求和平解决甘肃。在此之际，张汉卿进行了后世闻名的中卫改编：　　一、安西军司令部军队统一改名为西北人民军，隶属于人民党西北军事委员会。强调军队是党的军队，坚持人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旗同党旗一样设计为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喻意为四方环绕中央，党与军队息息相关。以张汉卿为人民党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西北人民军总司令，韩麟春为副主席兼副司令，郭松龄为总参谋长，原奉军第一师副师长裴春生、独立旅旅长齐恩铭、宋九龄、“安蒙军”骑兵旅旅长张诚德等四人均为委员。　　二、军队的宗旨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有别于当初东北新政时主要强调奉军是东北人民的军队，因为张汉卿的目光已指向更辽阔的天地，而护国安民是中外一切军队的最崇高目标和战斗力源泉。　　三、支部建到连上，逐级扩充人民党党员在军队中的比重。在各部长官下设立政治部，负责政治、军事、外交政策之宣传，战事动员及思想教育之职责。　　四、各师、旅、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需由所部正副官长、参谋长、政治部长、后勤部长、装备部长过半数通过，如遇票数相同，则正官长有最终决定权。　　五、官兵一致，在连部建立“士兵管理委员会”，禁止体罚士兵。　　六、提高官兵识字率，沿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新式人民军队。　　“中卫改编”奠定了人民党在军队中的地位，提高了中、下层特别是士兵的战斗土气，增强了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在当时，也深深地震动了关内外。　　以张景惠、汤玉麟等为代表的旧派非常反感张汉卿的作法----这些旧式军人，习惯于一言九鼎，他们当初并未意识到人民党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军队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分了他们的兵权，还限制了他们的种种特权。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很难答应的。他们以军队不可以搞所谓民主，到时候令出多头或意见不统一反而影响军队的可靠性为借口反对。　　以孙烈臣、张作相、于珍为首的士官派因忠于张作霖，对此虽有不解，却不置可否。以姜登选为首的大学派（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却十分赞赏张汉卿的改编，他们大声疾呼，要在全东北推广此作法。　　张作霖毫不担心张汉卿会有异志----父业子继，他也一直把张汉卿作为未来的继承人来培养的，如果中卫改编真能增加张汉卿对军队的控制力，他绝对会全力支持----他是靠阴谋和匪气得到众人的支持，张汉卿一身文气，走他的老路恐慌难成功。但是他又怕影响了自己支配性地位，到时候万一军队动荡、张汉卿控制不住军队，他的多年努力化为一旦。有心征求老搭档吴俊升的意见，吴俊升却甚悠闲：“大帅，一切由你决定，我吴大舌头永远唯你马首是瞻。”　　权衡再三，张作霖电令“中卫改编”限在西北，东北诸省军事编制维持原样。　　对张汉卿的“中卫改编”，各方反应不一。直、皖系等主要实力派认为军队应该国家化，政党只应该是参政组织，如果允许各党拥有忠于自己的军队，即使按合法程序选出大总统，却仍是新一轮的分裂。他们发动京、津不明真相之大众及学生，群起而斥之，鼓噪张汉卿是新式军阀。　　而孙中山则痛感自己手中无兵权，身为国民党总理却无法实现政令，深刻体会到党派必有武备为辅的道理，也与他通过军政、训政以过渡到宪政的治国理念相符，因此报以支持和理解的意思。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6章 长缨在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年关将至，兰州督军府里进出的达官贵人们却没有往日喜气洋洋的气氛。“安西军”在中卫改编后，不畏严寒，兵分两路，郭松龄率右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景泰、白银城，主力汇于黄河以北兰州城下。张汉卿亲率左路军自吴忠南下，克同心，而后西出克海原、靖远，一部扼会宁、定西以牵制天水、平凉守军。主力一鼓作气到达榆中。平凉守军张兆钾部因人少，自顾尚不暇，又不知“安西军”虚实，不敢轻出。　　现在兰州城中能用的兵力少得可怜：原本甘肃8镇，回、汉各半。因银川马福祥马鸿宾叔侄、凉州马廷勷受降，兰州东、北门户大开。甘州、肃州守军远在大西北，又为马廷勷所拒。相近的西宁马麒龟缩实力以求自保，河州的裴建淮倒是有心，但力不从心。城中所能依赖的，无非是刚从前线败逃回来的陇东镇守使陆洪涛的部队。可是败军之将，安敢言勇？　　甘督张广建知道自己在甘的好日子到头了，他连向中央发电求救。可是段祺瑞自己已宣布下野，由靳云鹏署理国务总理之职。虽然甘肃事急，毕竟非他这个去名的前总理所能干涉。　　靳云鹏虽同为皖系，于1919年初入阁任陆军总长之际为图谋组阁，早已与直、奉两系眉来眼去，暗中联络直奉两系。徐世昌为平衡各派势力，巩固其统治地位，于1919年9月24日，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在直奉两派通电支持和参、众两院通过后，于11月5日，正式受命组织内阁，并兼任陆军总长。他上台后，不堪忍受段祺瑞的非议与责难，力图摆脱其控制，并想促成南北议和，因段从中作梗而作罢。此时正是依赖奉系以求自立的非常时机，怎肯为了一个附段的对他无所轻重的甘肃而和奉系撕下脸来？无非是劝谕双方以民生为重，缓兵罢战之陈词滥调罢了。而段祺瑞明显地感觉到直系势力所涌动的暗潮，为拉拢奉系以免陷入两线夹击的不利局面，对张汉卿在西北的动向并没有施加太大的影响。　　为使张广建体面下台，靳云鹏以徐世昌总统名义授予陆军中将衔，并调张广建继任将军府咨事，实际上是闲居了。调职令说：“奉大总统喻，迩以外交迫切，张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张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圻，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勿以张督迁调致生误会。”　　张广建见形势已无可挽回，只得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并与“安西军”商议休战，将兰州城防交与“安西军”。 西宁马麒、甘州马麟兄弟，河州裴建淮、肃州吴柚仁相继表示臣服于张汉卿。平凉张兆钾、天水孔繁锦却结成军事联盟，意图据险而守。　　张汉卿指示郭松龄接收兰州，并安定河州及安排进青事宜，自己与韩麟春东下静宁，沿平凉公路往攻张、孔。　　甘肃地域广大，西北军实力有限，故张汉卿并未以分兵把守。而仅倚靠各大城市作链接。因陇西南多山且无战略价值，于宁夏黄河北部仅在石嘴子、银川、中卫、各留下一个团。黄河以南仅吴忠作为战略留守也驻了一个团，然后放弃对宁夏中腹部的占领，大军径入固原。　　固原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省会（首府）城市所构成的三角地带中心，为宁夏著名的回族聚居地区，历史悠久。曾是经济重地，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铺”；古人形象地评价其地理位置说： “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自古就是关中通往塞外西域的咽喉要道上的关隘和军事重镇。这里物产丰富，山川秀美；伊斯兰文明与中原文化交汇，生活中充溢浓郁的伊斯兰风俗和中原文化风情。我国近代西北最早的一条公路干线——西安至兰州的公路就从这里通过。　　12月11日，左路军指挥部安置于泾源县城。是先打平凉还是先打天水，张汉卿与韩麟春有了分歧。　　按韩麟春的意思，是先打兵力稍弱的平凉张兆钾部，泾源距平凉较近，当天可即。天水守军欲要相救，须经过险隘的六盘山，殊为不易。而张汉卿则认为张兆钾已先在六盘山麓设险加固阵地，强攻则损失巨大且耗时日久，易给天水孔繁锦部以增援的可能。不如佯攻平凉，突袭天水，则张兆钾兵不敢出险隘，孔繁锦始料不及。俟天水事毕，平凉可一战而定。　　在军事上张汉卿可谓从善如流----不从不行，尊重军事指挥者尤其是第一线的指挥员是历来作战成功的前提。战略上自己还行，指挥打仗可是外行，这事关生死的大事，可不能武断独行啊。　　韩麟春也由衷地敬重张汉卿。这位年轻的少帅，没有一丝少帅的架子和纨绔子弟的习气。不但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在行政及军事上也能够懂得放权，基本上从善如流。军事上的争议，使他们之间的磨合越来越默契。两人就双方的争议点作了讨论和综合，却得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来，即：以佯攻平凉变强攻平凉，如能一举战胜，则大势已定。如强攻不成，则变成佯攻，吸引天水守军来援，变成“围城打援”之势。　　于是调师属炮兵团及2个步兵团交旅长于兆麟带领强攻平凉，张汉卿及韩麟春率余部1旅及师属骑兵团沿六盘山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地悄入南段陇坂设伏。这里山势陡峭，为渭河平原与陇中高原的分界。　　次日上午10时，强攻平凉开始。但是西北军以大炮扑天盖地向守军阵地轰鸣，步兵乘隙推进。西北军强悍的装备开始发生作用，至12时，平凉守军东、西两个侧翼山头已被拿下。　　孔繁锦于接到张兆钾的紧急求救电报时即率主力独立旅以急行军前往救援。听得远处的炮声隆隆，他心急如焚。唇亡则齿寒，一旦西北军打败平凉军，没有后顾之忧后，自己需要独立支撑了。然而气喘吁吁的天水军马上也陷入到苦战中。一声枪响，伏兵尽出。占有有利地势的西北军截断其进退路线，居高临下将孔繁锦部紧紧围困在谷地中。　　激战约一小时，天水军死伤大半。余下的士兵漫山遍野逃窜，溃不成军。西北军红旗招展，与远处平凉的胜利高呼声连成一片。指挥部设在一处高山上将战场情况一览无余的张汉卿与韩麟春知道，平凉也大胜了。　　经此一役，甘肃再无大战。西北与东北连成一体，这是多么强大的力量！有了这种强大的武备，才足以统一中国，建立他心中的强大的中华民族！什么皖系、直系、北洋军阀、国民党，见鬼去吧。未来的中国要由我张汉卿来主宰！　　张汉卿豪情满怀，蓦然一首词涌入脑中。是啊，除了毛伟人博大胸襟和气魄，什么也表达不了他现在的心情。他对着苍茫大地长吟，雄壮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北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韩麟春也被少帅的豪情所感染，他沉静地望着张汉卿说：“少帅，韩麟春愿意永远跟着少帅的旗帜走！”随军记者抓拍下张汉卿风中伫立的身影以及居高临下所见到的数不尽的红旗，一个月后照片连同这首词发表在《奉天时报》的头版，题目就是《清平乐&#8226；六盘山》。　　西北事定。张汉卿决心将它变成西北的工业中心以及具有独立存活能力的完善的军工体系作为后方根据地----在奉系壮大的过程中，会不会与日本兵提前刀兵相向很难预料。东北与西北路途遥远，军备及战略物资运输不便，正史上中国还有数场大战要打，西北军需具备在此地独立应付局面的能力。　　甘肃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发展经济有殊多困难。张汉卿大力使用当地人治理，利用当地水资源丰富的特点，逐渐发展了以电力、机械、冶金等为主的工业体系。以省城为中心，计划陆续建造刘家峡、八盘峡、盐锅峡、大峡水电站，与邻近地区的其它水电站构成近代最大的水力发电中心之一。修筑了兰州----天水、平凉、西宁及连接陇北肃州的公路。改河州为临夏、凉州为武威、肃州为酒泉、甘州为张掖。　　马福祥虽是军阀，却深知教育兴国的道理，他于民国七年（1918）起马福祥在宁夏各县倡办回民小学59所，鞭中高级小学10所，初级小学49所，在校学生1230人。民国八年（1919）秋创办蒙回师范，为解决办学经费，带头捐银1500两。在今临夏捐款创办小学5所，共有学生500多人。张汉卿知人善任，于是委任马福祥为甘肃省教育委员会主任，兴建兰州工业学校（后兰州大学）。　　为经营甘肃，依东北模式，发动群众，广泛进行土地改革，打压地方势力。人民党相继派遣了一批干部进入甘肃，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汉回一家，尊重回民习俗，营造了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因为西北人民军人数的急剧扩张，和积极准备来年的对皖战事考虑，张汉卿即将所俘各部官兵进行整编，并在回民中招募士兵入伍。宋九龄、齐恩铭两个独立旅扩编为西北军第2、第3师，张诚德骑兵旅扩编为骑兵第4师，原韩麟春麾下精锐的奉军第1师以裴春生任师长(番号为西北军第1师)兼甘肃保安司令部司令。　　为迎接将次而来的直皖大战变故，张汉卿相继制定了西稳新疆、南和四川、主力置于东部，以准备东进陕西，驱逐陕督皖系陈树藩的战略决策。　　在奉军安定西北的同时，1919年12月12日，直系首领、前总统冯国璋病死于北京，享寿六十二岁。临危时他曾口授张一麐遗电，希望“和平早日实现，本人以不能亲见统一为憾”。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徐世昌和段祺瑞都分别亲赴冯寓吊丧，段祺瑞在冯灵前想起了小站练兵，数十年悲欢离合，不禁放声大哭。徐世昌则送1万元为冯的治丧费。这位与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落于下风的“北洋三杰”中的“狗”终于没能在有生之年打败同为北洋三杰之一的段老“虎”，平静而去了。身为直隶督军兼省长的曹锟，于是被推为直系新首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7章 平疆（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人民军远征蒙古（虽然是中卫改编后才称人民军，但政治上便从此习惯于将张汉卿所带的奉军称为人民军了）、克甘肃三地，兵锋万里，所向披糜，不能不引起一个人的重视和关注其下一步动向。　　这个人便是杨新增，新疆的督军。　　有学者把近代中亚地区国家疆界格局的形成和稳定归功于两个人：左宗棠和杨增新----是左宗棠横刀立马，从阿古柏手中夺回失地；是杨增新敉平纷乱，维护了国土的完整。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先秦时期开始，古代中国人就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有人认为西海指青海湖，这是不合适的，先秦时期对青海湖以西的新疆地区了解显然远胜过贝加尔湖地区）。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各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也一直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未视自己为外族。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 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 年、965 年以及981 年和983 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 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生（甥）”。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中断并不能否认新疆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无论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时期还是新疆地区存在地方政权时期，这一事实从未改变。但由于它是连接东、中亚的枢纽，英、俄一直在旁虎视眈眈。在1865年1月，受沙俄和英国势力支持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突然率部入侵新疆，自封为王，立国号“哲德沙尔汗国”，使新疆局势骤变，并在乌鲁木齐建立起清真王政权；俄国也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则虎视眈眈，觊觎我领土。在这种形式下，是左宗棠之坚持出兵新疆，其出发点是中国根本无法承受失去新疆以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一旦失去新疆，中国西部的防务就只能退守玉门关内。玉门是个不毛之地，在那里屯驻重兵，粮草和给养全都要靠后方补给，当时的运输工具还十分原始，大批物资经过漫长的河西走廊运到玉门，仅巨额运费就会成为中国一项永久性的沉重负担。另外，玉门的守军无法顾及长城以外的防务，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根本无险可守。而俄国人一旦占有新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长城东进，“日蹙百里，直达辽海”。这样一来，中国将失去长城以外的所有领土，连北京也会成为一座边城，“一日数警，永无宁日”。因此，他的主张是：“保新疆之所以保蒙古，保蒙古之所以卫京师”，只有保住新疆，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务体系 ，一旦放弃新疆，“自撤藩篱”，后果将不堪设想。　　自古塞外用兵有四难，即：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张汉卿在对蒙古用兵时，由于时间较短，还没觉得后勤有多么困难。等到在甘肃打仗时，粮草、军火不继的不利便逐渐涌现了。若是将来在西北与直皖川军等势力长期对抗，恐怕不用打，光拖自己也会被对方拖垮了。　　张汉卿之所以敢长驱而入下甘肃，全然不顾背后的杨新增，一是因为此公在史上的表现，惯行保境安民之策；二者其军事力量不足，自顾不暇。果然当人民军与甘肃驻防军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杨新增却命令哈密驻军“严防死守、不得行干涉双方战事”。　　甘肃既平，是解决新疆的时候了。说是解决，倒没有取杨而代之的意思，只是需要得到杨新增对奉系的政治支持和对西北人民军的后勤补给供应。毕竟，在安定新疆上，他是有相当能力和功劳的，目前人民军主要还是要用“降将降官”来保持地方安宁，贸然取代能够安定边疆之大吏并非明智之举。　　杨增新，1863年出生于云南省蒙自县，清朝光绪戊子 (1888年)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任甘肃中卫知县，后迁任甘肃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慨陈戍边大志”，颇得慈禧赏识，委为新疆阿克苏道尹。　　1912年6月5日，杨增新剪去发辫，脱掉清朝的五品官服，穿上民国督军的礼服，登上了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在民国初年曾统治新疆达十七年之久，历任新疆都督、督理新疆军务、新疆督军、督办新疆军务善后、新疆省主席等职衔。他靠老练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阿克苏的动乱，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和谈达成统一；尔后逐步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到他去逝为止的17年中，虽然杨增新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辖任命，后来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他是新疆的实际统治者。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集中权力，解决了清末以来新疆巡抚、伊犁将军、各处参赞大臣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在内政方面，杨增新推行老子的“无为而治”，信奉“浑噩长为太古民”。在政治、财政上有所改革，包括更有效率的调整建制，使新疆各地更易于为迪化（乌鲁木齐）所控制，此外整顿吏治，打击中饱，奖励垦荒，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并实行裁军，维持了较长的安定和平。但杨增新在经济文化方面则较少建树，使新疆虽然能保持安定，并受到许多当地人民的爱戴，但缺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　　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上，杨采用了怀柔牵制的政策以防止了动乱。一方面以对各族上层王公的笼络支持，并使其中各集团互相牵制，少数民族之间、回汉之间也尽量使之互相牵制，在宗教方面，以不干涉一般性宗教活动为原则，但加强了政府对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的管理，希望维持当地伊斯兰教现状，用宗教来协助社会秩序的维持，并防止外来的宗教力量进入影响。　　新疆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清末以来英国与俄国争夺侵略的对象。杨增新在位时，多次向俄、英两国争取权利，包括保护俄境华侨、要求英俄商人纳税等问题等。民国初定，国势阽危。杨增新主政的新疆更是内忧外患，动乱频仍。清廷退位之后，觊觎已久的沙俄趁机介入喀尔喀蒙古事务，并引发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的长期动荡；内有哥老会、革命党人的暴力活动和哈密铁木耳农民起义等骚乱。民族的、政治的、国际的背景交织在一起，使民初的新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荡。宦海沉浮、政坛历练，使杨增新能够更果断、更从容地止纷平乱、应对危局。在中国人传统的意识深处，金瓯不固，国将不国；守土安疆，为官之要。有鉴于此，他果断地祭出了“先攘外而后治内”的策略，此举果然奏效。　　民国初年，中国北洋政府因内乱而无暇顾及新疆、外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就在辛亥革命刚刚一个月之后，包藏祸心的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就在沙俄的支持下在库伦宣布独立，脱离中国，并于1912年8月攻陷科布多城。为了阻止外蒙叛军扩大势力范围，1912年10月，杨增新出兵与科布多毗连的阿尔泰。此番他拿出了围魏救赵的招术，佯攻科布多城以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贸然进击曾属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阿尔泰地区。民国七年（1918年），裁撤阿尔泰办事大臣，设立阿山道，将其并入新疆省，免于落入苏俄和外蒙古独立分子之手。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对于保有新疆的领土完整是有相当贡献的，值得在史上浓笔重墨一页。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与苏俄政府订立了较为平等的新通商条款，并趁此时机要求英国取消原有的最惠国待遇。此外在面对俄国内战时，杨增新严守中立，保境安民，后来又成功降服了逃入新疆的白俄军队，将其改编为归化军，使新疆最大程度地免受到俄国内战的侵扰。外交上的成功使得新疆在他统治时期未受到到严重的侵略。　　为保证新疆的稳定，杨增新统治时期在与甘肃、外蒙古接壤的哈密、吐鲁番、巴里坤驻军设卡，严防甘肃、青海军阀、外蒙古黑喇嘛与革命党势力向新疆境内渗透。此一做法稳定是稳定了，也带来不好的后果。其设在星星峡的关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员进入，就连内地寄来的书报信件也要严加检查，使新疆和内地几乎隔绝，演变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让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浑噩”的愚昧状态。在杨新增统治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较清朝有增无减。他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为后世分裂分子的萌生埋下伏笔。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8章 平疆（中） - 少帅春秋 - 致君 　　新疆地处欧亚交汇要冲，东西方动植物品种在此交汇，加上多样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温带作物齐全，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水稻为主，全疆大部分地区均可种植高粱、大麦、大豆、豌豆、绿豆、胡豆、粟、黍、红薯等杂粮，伊犁河谷素有“新疆粮仓”之称；新疆素有“瓜果之乡”之称，还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矿产资源方面也极为丰富，三山藏宝，盆地聚油，古称“金玉之邦”。　　浙江巡抚杨昌睿在左宗棠入疆后曾亲临西北，目睹绿树成荫瓜果遍地、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之胜景，喜赋《恭诵左公西行甘棠》一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极言新疆特产之丰。　　张汉卿定甘肃，即想恢复“丝绸之路”的荣耀，并以新疆为自己的战略大后方。当然另一个考虑是让甘新两省有机融为一体，在大义上决定新疆的地位，以免再受后世“东突”之威胁。他在入主兰州的次日，即起草电令，以张作霖名义要求杨新增开放哈密边防。他现在携得胜之威，又有张作霖“蒙疆经略使”的头衔的关系在，此一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不久后，西北人民军第2师宋九龄奉命开出嘉峪关。　　面对西北人民军的强势进入，杨新增感到自己兵力薄弱，御敌无力，类似的权力危机又重现在眼前。三年前他顺利化解了，这次他能否有办法解决呢？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中亚原来归属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部落陷入无政府状态。约30万哈萨克、吉尔吉斯难民涌入新疆。此外，大批溃逃的白俄为躲避红军追剿，进入新疆，人数达5万之巨。这些军人性情凶残、装备精良、敢打敢杀、无恶不作。杨增新意识到“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但他又岂是暴虎冯河之夫？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设法让其中最顽固的阿连阔夫将军染上鸦片瘾，瓦解其斗志，不战而胜；对于其它人，则歌舞款待，美酒伺候，不知不觉中让他们全部缴械。杨将军这温柔一刀实在厉害！　　如果说对于人多势众的白俄，杨增新是诱敌深入，关门打狗；对于“黑喇嘛”丹毕加参，杨增新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这位因攻占科布多而成名，后又被沙俄抓捕而流放到阿斯特拉罕的戈壁枭雄，趁着俄国动乱的空档又逃了回来。当他向杨增新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时，杨增新几乎不假思索就拒绝了。放丹毕加参入境，无异于养虎遗患，杨增新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与此同时，他给东疆边防 （哈密）下达了一道十万火急的密令，严令务必把牢“黑喇嘛”西进新疆的大门。　　可是张汉卿不是阿连阔夫，他现在志在天下，又岂会在温柔乡里失掉意志？同样的，久经战阵的第2师也非“黑喇嘛”丹毕加参可比，那可是名言正顺的王师、顶头上司的部队！　　想到此，杨新增有些后悔，不该在新疆稍微平息后即厉行裁兵。虽然部队从18000余人裁至万人以下，缩减了军费开支，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是也造成了军队人数严重不足，管理中国将近六分之一的广阔土地明显的力不从心。　　张汉卿的人民军明显得要比杨新增所见到的白俄军来得英武，他也是知兵的人，军人的军容军姿和士气已经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在迪化城下，第2师给了杨新增巨大的震撼，也在心底下侥幸：幸亏没有按照手下的建议，来个据险而守。　　要知道新疆的军务厅长樊耀南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说他要脱离于国内各系军阀之外，像陕西的张广建一样，只在名义上遵奉中央，“保境安民”。对待少帅入疆的军队，双方差一点就要兵戎相见了，只是被他思索再三，以“新疆刚定，人心不稳，彼为上军且师出有名，又是锐气方盛，实不宜在此时大起干戈”为由拒绝了。如今看来，这个做法是做对了。　　有道是客不压主，本来以为双方在兵力上大体相同，自己归化军占有地利之便，在此地盘踞多年，殊非西北人民军客军所能比。如果少帅对新疆归属问题能够与自己谈得拢，不致损害大的利益，稍微让步并无不可；否则，将誓与西北人民军周旋，也顾不得张作霖是自己名义上的上司了----往大了说，新疆还是中华民国的省份呢！　　没想到的是人民军的一个师竟有3万人之多！这要怪到他自己的闭关自守政策，闭来闭去，倒让自己消息闭塞了。他本以为按照民国军队的编制，一个2旅4团制标准的师无非是1。8万人罢了。　　更让其吃惊的是张汉卿的眼光：这位少帅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战略规划，尤其是对“畏兀儿族”的认识上，其精通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地的学者和民族研究专家，某些见解闻所未闻，却又如此合理合适，这让他大跌眼镜----谁说少帅是纨绔子弟？　　张汉卿并没有想独占新疆的意思，他反而认为，在现在国家分裂的局面下，作为中国在西北的重要屏障，新疆保持现有地位和状态是非常合适的。他也认为杨新增现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保证向张作霖转达力挺其担任新疆省主席的意愿。作为稳定新疆的重要力量，归化军的地位保持不变，归属仍然由杨全权节制。同样，西北人民军也不谋求在新疆驻军，他所要求的只是自己拥有一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一块可供开垦的土地，以作为西北人民军的重要后勤来源。　　新疆屯垦戍边事业源远流长，远从西汉屯田戍边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代2000余年，相袭至今。正史上解放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中国最大的兼具戍边屯垦、实行“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为安定大西北立下汗马功劳。　　不过张汉卿此时提出的建设兵团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后世的安定新疆，而是要在杨新增统治下的新疆缓缓打下楔子，使其不能成独大之势；当务之急是作为人民军经济补给之用；当然如何团结当地民族，为国家的边疆稳定作出贡献是后话了。　　杨新增对张汉卿的要求是一万个不答应，可是张汉卿自有对策：他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民族团结的角度详细讲述了屯田与护疆的意义，并指出杨在维持汉、维、回等各民族间亲如一家的政策上的失误和不足，并将是否同意建设兵团的成立一事上升到是否为民族罪人的程度，着实扣了一顶大帽子。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杨新增不得已接受了这种加楔子的作法。张汉卿着眼于中原，在新疆还有借重于杨新增的地方，因此也不为己甚，先期选择了靠近甘肃的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三地作为建设兵团的雏形。为了防止杨新增由于不满而发生事变，其手下的归化军有加速裁撤的必要，并将余下的军人变身为新疆警备部队，负责人却是樊耀南。　　历史上樊耀南一系为了争夺权力，在1928年暗杀了杨新增。张汉卿的前身张学良将其灵柩于1929年假道西伯利亚东运，安葬在北京。灵柩经过哈尔滨时，张学良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祭棚正面，巨幅布额上书写着“元老壮猷”四字以示尊崇。　　建设兵团的三地作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受西北人民政府直辖，相应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管理体系主要有兵团----旅----团建制，兵团的旅大都与地区行政中心分别对应，兵团的团级单位除了团场外，还有农场、牧场等，一般统称为“农牧团场”，行政级别为县处级。团场编以数字番号。三个旅实行旅市合一体制。当然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每级管理体系专设一个副职处理行政事务，当兵团吸收了更多的兵员后，绝大多部官兵还是还原为主力军人作为战时编制。　　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5年后，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69章 平疆（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历代屯垦，迁徙了大批汉人，并逐渐形成了汉人占多数，维族居其次，其它民族共同生活的局面。在二三十年代，所谓“jiangdu”势力还远远未如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狂热。在张汉卿看来，“jiangdu”的基础是旧中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要想在根本上消除了“jiangdu”的土壤，必须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还在打下甘肃时张汉卿就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民党干部，是不可能的”。同样地，“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1920年1月下旬，经人民党西北局批准，首先吸收了15名少数民族人民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8名。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张汉卿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各省人民党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并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　　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为了颠覆这种剥削，赢得人心，首先在建设兵团的三个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同东北的一样，这场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65万农民，分得1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也使得人民党在新疆至少在兵团所在地域得到底层的支持。　　同期，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在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如废除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和教主继承制”等，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狱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强迫少年儿童到寺院学经，当喇嘛等；二是废除寺院的土地、森林、牲畜等封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三是废除寺庙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禁止敲诈勒索群众的财务；四是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大小寺院的隶属关系等，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五是肃清了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使信教群众能够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通过对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摆脱了剥削阶级和反对分子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革除了长期以来对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剥削和压迫制度，与此同时，还改变了长期以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宗教与生活习惯，宗教与行政，宗教与教育不分以及宗教干预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现象。　　考虑到人民党立足未稳，当时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采取了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充分考虑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点。“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被确定为政府在牧区现行政策宣传的重点。这些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但是这种让步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张汉卿可不愿意出现像穿越前所见到的“少数民族特别”的情况。想起前不久发生的新疆骚乱，那种明目张胆的烧杀打砸抢，是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都不允许的。这种土壤，应该就是政策的失误----政府可以对少数民族以政策的优惠，但应以不会放松法律上的要求为前提。连古代都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咧。　　张汉卿当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他认为既然各民族在宪法上的权利是相等的，那么其违法的惩处力度应该也是相同的。否则，违法者受到轻恕，更加有峙无恐；受害者心有余悸，后来愈加忍让，更让其嚣张。其严重违法的结果是“不得不抓时担心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不抓时汉族人民认为是政府软弱有法不依而对政府心生怨言”，可谓双方不讨好。　　在建设兵团的三个地区，张汉卿进行了《反国家分裂法》和被称为现代社会三大法系的《刑法》、《民法》、《行政诉讼法》的第一次尝试，明确规定：任何从事国家分裂和挑唆民族不和的各族人群都适合于死刑，各民族在公私事务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同的。在行政上，积极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不是因为本省有少数民族，就要划其为自治区，像新疆自治省的“自治”，不是因为维吾尔族人群多，而是因为这个省内有维吾尔族自治州、回族自治县等数量较多的缘故。　　不管怎么说，人民党通过培养出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土地改革、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大力建设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本清除了“jiangdu”的土壤。　　张汉卿入疆后一个在民族史上流传甚广的作用是确立了“维吾尔”这个叫法，要知道，在此之前，汉语音的“维吾尔”有“畏兀儿”和“威武尔”等译法。前者其族人认为含贬义，后者被别族认为是有自大之意，于是少帅定了个中性的“维吾尔”，历史书上才正式有这个民族的出现。　　为了表达自己对各民族一家的重视，张汉卿身体力行，他在维吾尔族人民最古老的传统节日“诺鲁孜节”之际，来到号称“东西南北一枢纽，自古重镇锁咽喉”的达板城，和当地居民一道过节。传统的“安西莱甫”后，他预祝达板城的同胞们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幸福、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晚宴后，篝火旁，盛装的维族姑娘与小伙们载歌载舞。少帅的多才多艺是出了名的，他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名号也绝浪得虚名。在先后与几位漂亮的维族姑娘欢舞之后，便有美女为他演唱了一首吐鲁番民歌《达板城的姑娘》：　　“我的梨儿撒落在地，你愿不愿意为我拾起？想要吻你我却不够高，你可愿为我弯下腰……”　　整首歌充溢着委婉和迟疑，最后以远离达坂城的阿拉木罕而遗憾结局。词曲有一些悲戚，一想起英俊的少帅将会像逝去的青春一样不回来，美丽的少女心中的怅然是无法言喻的。人们为女孩的凄惋所感染，欢快的气氛渐渐消失了。　　张汉卿是何等样人，他即兴演唱了一首他“即席修改填词并谱曲”的小调《达板城的姑娘》：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硬啦，西瓜大又甜呀。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伴娘，坐着那马车来。”　　张汉卿唱这首歌除了自己在大学团学会时排练过这个歌舞，纯属于轻车熟路。不成想，少帅即兴创作的这首汉化歌曲的轰动效应远超出其在诗词上的成就，很快就唱响国内外，成为世界各地人民都喜爱的经典名曲。《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曲在全世界传开后，人们都知道新疆有个达坂城，达坂城里有漂亮的姑娘。以至于后来学界对于到底有没有“达坂城的姑娘”，如果有那谁又是真正的“达坂城的姑娘”争论长达三十年！这都是“多艺”的少帅所始料不及的。　　不但如此，不久后还衍生了这样一个精彩故事：吐鲁番国王扎拉来提为了生一位王子，要将四王妃莱丽生下的公主从火焰山“推下去”。王妃用珠宝买通了行刑官，将女儿放在了火焰山下的路旁，自己跳下悬崖。民间艺人达瓦孜阿不都拉捡到了这个女孩，取名康巴尔罕。回到家乡达坂城时，彩霞漫天，又称她为“达坂城姑娘”。康巴尔罕18岁后，能歌善舞，名声大振。在吐鲁番城里，宰相为了取悦国王，将达坂城的戏班子请来为国王演出，达坂城姑娘康巴尔罕的演唱使国王大为赏识，并从康巴尔罕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四王妃莱丽的影子。宰相看出国王的“心事”，自作主张，要将康巴尔罕弄到宫中，遭到了阿不都拉等人的反抗。宰相派兵抓住了阿不都拉，并贴出告示：达坂城姑娘如不来自首，阿不都拉就要被处死。为救义父，康巴尔罕毅然到王宫投案。当国王得知要处死的人是自己女儿时，下达了停止用刑的命令。　　不用说，少帅的无心插柳，倒成就了汉维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0章 进与退 - 少帅春秋 - 致君 　　时间到了民国九年，即公元1920年。在各国政府纷纷缓和对华关系时，日本却变本加利。新年之初，一边要求绕过国联与中国直接讨论山东问题，一边阻止美英法日合组的大银行团对东北的投资以方便日方全面控制东北的财政。　　此时苏俄领土上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争。苏俄红军继在年底在伊尔库茨克打败盘踞在西伯利亚的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后，挥兵东进，在贝加尔湖大败外国干涉军（即远征军）。美、英、法各国因长期与苏俄处于敌对状态，旷日持久了无胜迹，均萌生退意。　　1月14日，美国通知日本，撤退驻西伯利亚美军；中、英、法、意亦同时撤退，计划于4月1日撤完。只有日本已占有庞大的既得利益，表示反对。为了体现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存在，3月10日，日本越界向吉林逮捕华人。3月31日，日本又宣称俟俄国东部恢复原状，对于朝鲜与满洲无危险时，即将西伯利亚日军撤退（在正史上中华民国因其将满洲与朝鲜并列，于5月17日提出抗议）　　十月革命胜利后，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畏惧及掠夺的欲望，使资本主义世界在对苏维埃国家及其给资产阶级各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巨大革命影响的憎恨中联合起来，妄图消灭这个革命的发源地。因此，十月革命后趁苏维埃立足未稳，各帝国主义国家便联合起来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日本帝国主义更是走在了各国前面。　　其实，日本早有侵吞苏俄东部领土的野心。19世纪末日本就制定了扩张的“大日本国”政策，指出其扩张的领土范围“西方――暹罗、中国沿海、蒙古、满洲、朝鲜、阿穆尔州及海滨省。北方――萨哈林岛、勘察加、白林岛及库特省”，无疑日本要实现这一国策在俄国领土上必须将萨哈林岛、海滨省占为己有，日本占有俄国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俄国远东地区经济上的掠夺，依照日本军阀的设想“实现‘大日本国’大陆防卫根据的第一个地点应当首推俄属东部西伯利亚地区的煤铁矿、石油泉、鱼产等项。只有占领此种宝藏之地带，固着于东部西伯利亚之地域内，日本方能登上跳板，再由此处跳到世界之极锋”，实现“大日本国”政策。日俄战争后，俄国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并同意日民在俄国沿岸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经营渔业。　　在这种国策的推动下，日本伺机加紧对俄属东部西伯利亚地区的侵略。十月革命的爆发，为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提供了机会，日本以维护远东秩序，防止苏俄革命的蔓延为借口，试图向苏俄远东地区侵入。日本在军事扩张的同时加紧了经济上的掠夺。日本资本家在政府的辅助下，趁其对远东地区武装干涉，以贱价货物充满西伯利亚地区。军用列车或红十字会列车，时常满载与日本军队或红十字会的需要毫无关系的日货，从海参崴前来。在《日本》一书中记载：“1918年，一次铁路发生损害时，发现二十九辆军用列车中，二十一辆满载非系军需品的各种货物。”可见日本对远东地区经济上的依赖。　　正是在经济需求的推动下，日本试图趁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时，加紧扩大对远东地区的侵略范围。苏俄政府为避免同日本侵略者直接冲突和防卫他们继续向苏俄东部的扩张，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苏维埃政府决定在远东成立一个旨在苏俄和日本之间起“缓冲”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把自己与日本分开，消除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借口。这就是著名的远东共和国建立的由来。因此，远东共和国自建立之初就担负着在苏俄领土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任务。　　根据苏俄政府的决策，1920年4月6日在乌兰乌德召开了外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宣布成立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首都设在乌丁斯克(乌兰乌德)，后迁至赤塔。远东共和国的成立，虽具有民主共和国性质，但仍不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日本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无政府及无秩序状态下的远东，便利它把远东地区占为己有。所以继续挑动和支持白匪军等反政府势力，进攻苏维埃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4月20日白匪军抵制远东共和国对赤塔的解放。　　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对南满铁路的控制，趁着年初苏俄将北满铁路一线租界及利益全部转交中方之际，欲意染指北满，从而全面在东北施加影响。为有效支持赤塔白军，3月27日，日军不顾黑龙江奉军的阻挡，执意沿北满铁路西进，占据了满洲里车站。　　虽是发生在远东的战事，与中国却大大相关。本来倚仗背后越来越强有力的苏俄领土，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可以喘口气来发展经济。以前其腹部已被南满铁路及关东州无孔不入的日军所牵制，现在后方也不稳了。　　卧榻之傍，岂容他人酣睡？张汉卿对日人的仇恨由来已久，况且北满原是俄国地盘，已被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收归治下。日本人竟无视中方主权，将手伸到张氏父子自认为稳固的大后方黑龙江来了。若是在异时空，此事只能是中央政府仅作外交上的质询而已。然而在此时，由于张汉卿使张作霖提前2年完成了对东北的控制，实力已大不同前。　　势可忍孰不可忍，张作霖暴跳如雷，严厉申斥黑龙江、兴安两省保安司令空负守土之责，对日军进犯充耳不闻。并紧急召见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声言依《朴次茅斯条约》之规定，日军绝不可过长春以北，要求已侵犯满洲里之日军立即撤退。　　吉田茂以日军保护远东利益为由，为日军行为百般辩解。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1章 强硬 - 少帅春秋 - 致君 　　远在兰州的张汉卿表示不可容忍，他用全国通电的方式抛出一个炸弹，狠狠砸向日本驻华总领事小幡，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日方任何的借口不足以成为伤害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主权的理由。我们从来也没有承认日本有所谓的‘满蒙’利益。现在蒙古已经彻底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长春以北至黑龙江全境是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不可觊觎的后方，日方任何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以及文化上的进入都必须得到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允许。我们在此也表明态度：日军的任何非法进入该地域，发生一切后果自负。任何日本军人的持械进入，都会被视为对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公然挑衅。　　二、关东州的存在是清政府积贫积弱造成的，我们并不否认它的正式存在，也决定维持关东州现状。但是日方也不可以在之外的地方滋事生非。日本的侨民需在自治政府管辖下造册登记，以便于管理和照顾。对于非名籍上的日本民众，在东北的任何不利事件，政府概不负责任。　　三、对所谓南满铁路，日军须严格遵守条约所定之内容，全部撤除铁路护卫军队，交由奉军人守护。对沿途各站所护卫士兵，当严格约束，以不骚扰地方为要务。　　四、对华新银行团问题，南满铁路及其支线与所属矿产及吉林----会宁、郑家屯----洮南、开原----吉林、吉林----长春、长春----洮南、新民屯----奉天、四平街----郑家屯等铁路之贷款均需在新银行团业余范围之内。日方如果拒绝对华新银行团进入东北，我们将考虑兴建一条与南满铁路平齐的铁路，并拒绝日本在现有基础上的任何增加的厂矿资金增投或新投入。　　五、对热河、察哈尔、蒙古及兴安河等关外地方，日方能否投资，由自治政府决定开放进度，但是绝不允许武装人员进入，否则同样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奉军队同样不保证其安全。”　　除此之外，张汉卿还向张作霖发密电，详细讨论了时局的发展和奉军的应对措施。《奉天时报》全文刊登了张汉卿的“关于东北驻日问题的五点要求”，并洋洋洒洒附了上万字的长评，以“楚虽三人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收尾。同日张作霖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主席的名义向日本驻华总领事小幡作了外交照会。当日下午，人民党在奉天省城发动了上十万名群众游行以示声援。　　1919年4月12日正式成立的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目的仅仅是使在满洲的日本驻军看上去更合法化，然而当时关东军的任务充其量也只是防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洲铁道（满铁，从旅顺到长春）。原先计划铁路每公里要布置15个士兵，共计14419名。虽然如此，渐渐地关东军所作所为也和国内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只维护海外已有的权益”的政治方针（至少上表面这么说，但关东军干得更露骨）所背道而驰。因而最终局势不为日本国内所控制，关东军独断的行动加快了日本在中国挑起战争的步伐。虽然观察家们认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关东军过早点着了导火线。　　当是时，日本尚未在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经济衰退的阴影里完全摆脱，既没有财力物力也没有胆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国际舆论也不允许。日本关东军所为，一半是由于少数狂热的好战分子所指使，另一方面则是由掌控日本经济的大财阀所鼓动。　　日本兵前进的每一个脚步，都会给各财阀们带来数不尽的财富。日本在东北的各个株式会社在日本控制下的各个行业伸出触角，无数日本亟需或匮乏的原材料滚滚输向本土，特别是号称工业生命的钢铁和煤炭及其它战略物资。日本关东军也在不断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以期获得更大好处。　　4月3日，在张作霖父子强烈反对声中，日本对美国表示愿放弃对新银行团所提满蒙除外要求，惟须保留对洮热铁路权利。　　但是日本表面上的退让并不妨碍实质上的进逼：4月10日，日军在海拉尔、哈尔滨等车站逮捕俄人，侵犯中国主权。4月11日，海拉尔日军与捷克军队发生冲突，伤及华人。4月12日，日本占据哈尔滨中国营房。　　关东军的种种行为，实际上以挑衅动作完成对东北腹地黑龙江的染指。当日军造成事实存在时，除非奉军出动武力驱逐，否则便无法拒绝日本势力的介入。而日本人判断奉军政府是不敢作出武力的表示的----事实上恰恰如此，正史上官方只是抗议，张作霖也没有能力作驱逐的想法。于是日人益骄益甚，越发胆大，终于进行了冒险一博----可惜九﹒一八被它博对了。卢沟桥事变它还想再博一次，只是那次它博错了。　　日方的另一层意思还在于表达奉系与直系结成秘密反段联盟的不满：段祺瑞一直是日本竭力支持的中国政府首领、皖系的灵魂人物，现在英美人支持的直系要取而代之，势必要扼断日本在中国的努力。　　张作霖骨子里是个爱国的军阀，在张汉卿的努力下，奉军的实力有了长足的长进，他已不能容忍日军的这种挑衅了。在与张汉卿再三沟通后，于4月18日早晨，在大帅府召开奉军政高层会议，决定集结奉军，以应备日军可能的挑衅升级。当日下午，驻山海关第28师汲金纯全师、驻赤峰之张景惠第16师首先返回奉天。张作霖起家之精锐姜登选第27师、奉天保安第6师李景林部、吉林保安司令部第30师于珍部均进入战备状态，控制各个车站要道。黑龙江保安司令部第29师万福麟部、兴安保安司令部第4师邢士廉部自北满铁路出发，分别将海拉尔、哈尔滨之日军围困。　　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5月8日，美使向中国外交部质问日军在中东路满洲里检查旅客，在客观上表达了美国对此事件的关注。关东军司令立花小一郎不能再相持下去了，他指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荗做出让步，以平息此次事件。　　在张作霖的强烈要求下，日方保证维持旧有局面，撤出海拉尔与哈尔滨的驻兵，局势缓和。但是在日本固有之南满铁路沿线，日军持续增兵。但不管怎样，以张汉卿为首的人民党和东北政府毕竟代表孱弱的中国发出了响亮的吼声，震动全国，也使国外观察家们再一次将焦点投放到年轻的少帅身上。　　继4月6日远东共和国成立，5月16日，远东共和国宣言要求苏俄红军停止东进（张汉卿判断引为苏俄政府授意故意而为之，以尊重两国平等的姿态，不允许双方干涉内政的表示，来堵塞日本政府可能还有的干涉想法，以获得远东共和国真正缓冲之作用），外国政府勿援赤塔旧党（主要指日本政府），撤退外国远征军（主要指日军），立即与协约国订立邦交。张汉卿密切关注着这一进程，并通电欢迎远东共和国的成立，期待着远东局势稳定。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2章 直皖大战 - 少帅春秋 - 致君 　　“五四运动”使得段祺瑞政府及皖系所控制的“安福国会”声名狼藉，在国民中的威信逐渐丧失。看着张汉卿的“安西军”在西北取得的成绩，曹锟与吴佩孚眼热起来。两人见时局如此，认为有机可乘，便派人出关积极游说张作霖，以求达成直系与奉系南北夹攻皖系之势。　　此时奉军已完成10个师的整编，正是兵精粮足人才济济之时。兴安、热河、察哈尔、蒙古四地的获得及“西北军”的成就，使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声望达到新的高峰，也使得奉系高层的眼光转向了关内。　　但对直系抛过来的橄榄枝，张作霖权衡利弊，始终不能决断：一边是入关获取好处的诱惑，一边是得罪皖系背后的支持者日本人。他虽然在骨子里是个十分爱国的军阀，但是此时此地，以他的力量和地位，不能不顾忌到日本人的影响力。他一生中的重要盟友吴俊升也不愿意出关，他坚持奉系闭关自守以待来日，辽东虽小足以为王，目前以静观局势、藏拙养晦为要务。　　张汉卿与孙烈臣是出关的支持者，孙烈臣认为皖系主力尽被分散在各地，易于击破。奉军出关阻力甚小，挟安定蒙古之威及在国人中的影响力，在直皖反目中或可乘机入主也未可知。而张汉卿则知道史上直皖战争的速胜，当然力主出兵，以不让直系在北洋政府中坐大。日本人则由于对英、美的忌惮与国内经济实力的不足与政治气候的影响，尚无能力给予规模的干涉，只会象征性地表示反对，因而不足惧。　　张作霖已习惯于张汉卿的进言，他欣然应允，在4月以王乃斌为全权代表，商讨与直系结成反段联盟的条件。张汉卿给出的条件是：　　1。 共组北京政府，新政府之财政、农商、交通总长由奉系指定；　　2。 奉系获得察哈尔省城张垣地方（即张家口，此时尚被皖系军队据守）；　　3。 热河所围之直隶唐山、秦皇岛2市并入热河特别区，成立热河省；　　4。 直系习惯势力绥远特别区划归奉系。　　5。 直奉两系在西北合力攻击陕西，双方以渭河为界，西北人民军占北方，直军占南方。　　6。 天津为双方势力分界点，双方均可驻兵于天津，但不得干涉天津民政。　　7。 战后奉系同意并支持直系拥有原皖系安徽、山东、浙江3省之地方。　　这是一个双方大致都能接受的协议：陕西间隔了奉系控制的甘肃与直系控制的湖北，平分陕西实为公平之举；陕北若归奉系所有，绥远处在奉系甘肃、蒙古、察哈尔包围之中亦无完璧可能（临近的山西是另一军阀阎锡山牢不可破的势力范围）；天津为各外国势力云集之地，动辄得咎，直系并无太大兴趣；靠近山海关的直隶2市处于奉系连接天津、热河必经之处，奉军势在必得，必不容协商。而直系则巩固了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地盘，奉系将连接西北东北便捷通道的大片土地收归囊中。可谓皆大欢喜。　　远在年初，段祺瑞即已预感到直系的不臣之心。他对防止直系北上想尽了办法，却终于没能得逞。新年之始，即谋划以皖系人物吴光新取代河南督军赵倜，以阻断吴佩孚北归之路（时吴佩孚军在湖南对抗广州军政府）。后者倾向于奉系，却一直反对皖系对日纵容。但是总统徐世昌恐酿成巨变，不允发表。时靳云鹏为获得直系支持，也表示反对，因此不见谅于段祺瑞，差点辞职。　　3月7日，驻湘南之直军第3师师长吴佩孚不顾北京政府连电阻止，要求撤防北上。3月18日，吴佩孚麾下混成旅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等开始撤防北上（广州军政府续付毫洋三十万元作为开拔费，北京附近驻军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通电，谓营房不足，拒直军移驻）。　　5月17日，段祺瑞在团河召开作战会议，命边防军集中北京一带，段拟自驻郑州迎击吴军。为了鼓动士气，6月4日，段祺瑞、徐树铮宣称动员讨伐南军。　　6月10日，奉军自直隶独流镇经天津开往廊坊。　　在直皖磨刀霍霍之际，皖系在湖南的钉子被连根拔起----6月13日，皖系湖南督军张敬尧为各方驱逐出湘，北京不得已“褫其湖南督军兼省长职，暂行留任”。　　6月15日，吴佩孚携直军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自郑州至保定，与直隶督军曹锟会议。　　7月4日，徐世昌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职，以李垣护理，裁撤边防总司令，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管。7月5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到北京，段祺瑞下令边防军动员。7月6日边防军向长辛店、廊坊出动。张作霖早已做好痛打落水狗的准备，但为了麻痹段祺瑞，亲身到团河，劝段祺瑞勿用兵。然而段祺瑞在得到张作霖奉军保持中立的“保证”后，认为胜券在握，执意开战，并要求惩办吴佩孚。在此形势下，直系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部自常德桃源撤退，移汉口谌家矶…　　直皖大战势不可免，但是直系仅吴佩孚所带1师3个混成旅及曹锟所部2个师。面对有日本华北驻屯军作后盾的皖系军队，不能不有所顾忌。在吴佩孚的建议下，7月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为给直系打气，7月11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28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联军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得到日本人的保证，又有奉系在后支持，直皖战争开始。皖军西路段芝贵部（辖第十五师刘询、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第3师陈文运）自涿州攻占高碑店（直军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后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为曹，兵力为第3师及曹铰、王承斌、萧耀南、彭寿莘等混成旅，约四万余人，皖军东路徐树铮，兵力为边防第一、第三师、陆军第九、第十三、第十五师， 又三混成旅，约六万人）。　　张作霖见皖系军队主力已调向北京以南，后方空虚，准备乘机起事。他以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为名，宣布徐树铮八大罪状，并通电清君侧。　　为避免两线作战，段祺瑞要求徐世昌以总统令要求各路军队退回原防，这样一来，奉军则不得入关。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联系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视东海（总统徐世昌）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证据板上钉钉？张作霖准备多时的作战计划迅速传达到各部：汲金纯28师沿京奉线出山海关攻唐山、天津；张景惠率第16师出赤峰，攻多伦、沽源、赤城，进逼张家口。　　在7月13日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的。段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怎知13日接到奉军第16、28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这一来可真让他着慌了。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脚，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　　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奉军汤玉麟部奉命越过潮河，直插密云与怀柔，威胁皖军后背。　　7月17日，直皖两军已经开火了，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张敬尧阴谋攫取湖北，助攻直军，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把吴光新约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吴光新即被软禁，吴部哗变，亦被直军解散。张敬尧这次倒很聪明，闻风先遁。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3章 交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三方闹得人仰马翻之际，不出张汉卿所料，日本人出动了。　　7月1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出一支护路队帮助皖军占领杨村。同日，关东军出动一个联队进逼营口，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荗拜会张作霖。　　艳阳高照，微波不兴。　　大帅府内，奉军副总司令吴俊升、孙烈臣，总参谋长张作相，财政总长兼东北关税自主委员会主任潘复，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常务副主席兼奉天省长王永江，自治政府秘书长袁金铠等奉军政要员在侧。张汉卿在西北事定后，安排郭松龄为甘肃省代理主席，自己于直皖大战前赶回奉天，准备以自己的见识左右其后的政局。　　随同吉田荗一道的有关东军高级作战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关东州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别人不知道这两人为何许人也，张汉卿对大名鼎鼎的侵华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可是如雷贯耳，这个可是让华北人民恨之入骨的侵华先行官！另一个河本，说起来也是很不简单：平行世界中的“皇姑屯事件”他就是主谋。而吉田荗，则在二战后做了日本的首相。　　吉田荗开门见山：“我代表日本政府，要求奉军立即停止对山海关一线的作战行动。大日本帝国在华北拥有无可争议的利益，日本国不会容忍任何可能影响到目前华北局势的举动。”　　张作霖哈哈一笑，说：“日本政府在华北的现有利益，张某也未有丝毫妨碍，吉田先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奉军入不入关，是张某人自己的事情。张作霖现在做的是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主席，抗议的是中央皖系不得人心之举，日本政府未免管得太宽了！”　　一边的河本大作怒容满面，他绷直了僵硬的身体，一字一句地说：“任何违背大日本帝国利益的举动，都被视为对大日本帝国的侵犯。张将军，如果不想与关东军兵戎相见的话，请立即退兵。”　　张汉卿心中冷笑，“他妈的，欺负老子不知道吗？关东军这个时候只有2个师4万人，还要分散守住南满铁路一线，真正能打仗的部队只不过2万人左右。就算上在朝鲜的日军朝鲜军2个师团，总数也不过8万人，即使到1931年关东军才有3个师团的力量。而目前奉军关内关外（不含西北军、“安蒙军”）已整编完成了9个师27万多人，此外总部几个辎重兵团和炮兵团都在筹建中，只要肯花钱去实弹训练，要不了多久就会形成战斗力。真打起来，对日本驻关东及驻朝鲜的部队将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此外奉军在家门口作战，后勤便利，人员补给方便。恐吓的战术对他根本不灵。　　历史上1884年日本在旧式军队的基础上首次组建了6个正规陆军师团，即第一至第六师团。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又组建了6个正规陆军师团，即第七至第十二师团。1907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再次扩充6个正规陆军师团，即第十三至第十八师团。1915年，日本又在被其侵占的朝鲜组建了两个陆军师团，即第十九、第二十师团。这样，加上守卫日本东京皇宫地区的日军近卫师团及4个驻扎在各地的独立混成旅团，就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陆军主力平时的基本框架。在不断的对外侵略扩张中，日本开始在别国领土上及被其控制的地区驻扎军队。如：1895年后在中国台湾组建日军台湾军；1901年后在中国京津地区驻扎日军华北驻屯军，1915年在朝鲜组建日军朝鲜军；1919年在中国东北组建日本关东军。这些部队在当时被称为日军在其本土以外驻扎的“四大兵团“。它们有些由日军正规主力师团固定担任，如日军朝鲜军即长期由第十九师团、第二十师团组成；有些由正规主力师团轮流调防担任，如日本关东军；有些则由混成旅团或其它建制的部队担任，如日军台湾军和日军华北驻屯军。　　而张作霖本来就对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不满。远在1908年，张作霖的部队驻扎在离奉天有60公里。当时新民府（奉天）有许多日本驻军，日军耀武扬威，经常欺负中国军队。春节期间，一队日本兵和张作霖手下的一队人马在大街上相遇。因日本兵侮辱中国军人，双方发生冲突，两名中国士兵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张作霖听说后，火冒三丈，要求日军交出凶手，以命抵命。这事后来闹到奉天交涉署，交涉结果：日军赔了一千两银子，一个士兵五百。过了两三天，张作霖命令卫队：“妈了个巴子的，他打死我两个兵，赔一千两银子就算拉倒了，那好，我准备一千五百两银子，你们去给我打死他三个。”三个日本兵被打死了，日军前来交涉，张作霖吩咐部下，“什么也不要说，照日本的章法办事，给他一千五百两银子”。这事后来闹大了，张作霖的军队被调离新民府，全部移驻吉林境内的辽源州。也因此认识了于凤至的父亲，成就了张、于之间的一段佳话。　　在张汉卿新政的经济支持下，手里有了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人马后，张作霖更是不能容忍日本人干涉中国的内政：日本人一战后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以退出和谈相逼迫北洋政府，还不许民众反对。真是岂有此理？若不是张汉卿及众参谋恐怕激起日本国内民变酿成大变化，直接就派兵在营口先干了起来。　　就在不久前的6月23日，日本要求在中东铁路新享三项权利：（1）沿路添日本护路军队，（2）沿路附设日警，（3）如有匪警，由日军会剿。　　这是赤|裸裸地向东三省伸手了，张作霖当时就拍案大怒。现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不当机立断斩掉日本人的魔爪，日本人的变本加利之举定会层出不穷。　　张汉卿盯着河本大作，说：“奉军十数万将士，为民族独立与国家领土完整而战，死亦何惜！河本大佐先生口口声声要与奉军兵戎相见，是代表贵国政府，还是代表关东军？”　　他深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强劲，九﹒一八事变即是关东军几个中下级军官自己背着日本参谋本部及政府进行的一次冒险试探，只是因为自己的前生张学良阴错阳差地“不抵抗”而得手。自此日本陆军本部控制了天皇政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战争因此逐渐升级，最终不可控制。此时日本政府的野心应该没有像关东军内某些强硬分子那样露骨，政府对关东军的控制应该是有效的。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4章 罢战 - 少帅春秋 - 致君 　　果然，吉田荗见话不投机，立即接过说：“关东军受天皇陛下直接指挥，河本大佐的话，代表了关东军的一部分意见。大日本国政府也不想与张将军伤了和气。我们只期望事态能够和平解决，不损害我国在华的现有利益。”　　张汉卿心已在如何利用这次机会直接入京稳定控制政权了。在他的记忆里，皖系败退是铁定的，而如何避免直系和奉系在联合取得政权后又分道扬镳、自相残杀是随之而来的难题。中华民族已经多灾多难了，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呢？自己能否利用目前的局面，绕开这个宿命呢？　　深思片刻，张汉卿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绝没有损害贵方利益的行为和打算。对中国政府来讲，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敢将山东划出中国，吉田先生应该了解目前的民意。家父兵出山海关，也无非是借此机会入主北京，于贵方利益并无任何冲突之处。学良愿请双方保持互信，维持目前难得的安稳局面。至于奉军入主北京后，可以保证，贵方在华的一切现有状态均保持不变。”　　这一举动也是事前经过深思熟虑的。历史上日本对五四运动也并未作直接干涉，对亲日的段祺瑞政府的最终倒台也并未作过多直接支持。既然现阶段大家还是按照原定的历史在走，那么只要把住不直接、严重刺激日本的对华政策，至少可以在国内改变历史的走向，提前1年赶走段祺瑞成为可能。　　只要化解了将来直奉战争的威胁，按照东北的模式治理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华北与西北，实力越大，将来避免中日全面战争的概率越大，当实力大到一定程度，最终和平统一中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张氏父子在尽晓日本底牌时，敢于显出强硬一面，又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吃了颗定心丸，使得日本在其后的发展中，并未对局势做过多的干涉。　　14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这次战争历时五日。战中皖军东、西两路全线溃败，段祺瑞已如丧家之犬。1920年7月18日，靳云鹏向他进最后忠告说：“战争已完全失败，边防军战斗力已失，若不从速设法，恐三数日内，京中粮食问题将令全军不战自溃，至兵临城下，为时已晚，追悔莫及矣。”段表示同意，便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当天，徐世昌颁布停战令，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　　7月19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电文说：“顷奉主座巧日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迅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谬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授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散，以谢国人，共谅寸衷。”　　同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仍共推靳云鹏组阁。　　陆军总长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但这两位是针尖对麦芒，形同水火。徐树铮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同徐世昌矛盾很大。而靳云鹏不属于安福系，同徐树铮又仇恨甚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徐世昌看好靳云鹏。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以奉系作为强大的靠山。靳云鹏和曹锟还是拜把兄弟。靳又和直系的王占元、吴佩孚都是山东同乡。由于具有这些政治资本，靳云鹏在和徐树铮的竞争中，自然占了上风。因此，1919年9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0月31日，众议院通过了靳云鹏提名的内阁。后来，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反对，又对阁员名单进行了微调，安排了安福系的李思浩为财政总长，这个提名才于12月3日在参议院上通过。 　　当上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很想有所作为，实现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梦想。但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他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一直在设障拆台，企图倒阁。由于外交问题、学潮问题、财政问题等无法解决，同时，直皖战争就要爆发，1920年5月9日靳云鹏决定辞职，并致电曹锟、张作霖不要挽留他。5月14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军总长暂代内阁总理。7月14日到19日，直皖战争打了6就结束了。 　　战后，第一要务是组阁问题。徐世昌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看中了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靳云鹏认为时机已到，该他出山了，便于7月23日亲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讨善后问题，取得张作霖的支持。26日，张作霖和靳云鹏同到天津，并电邀曹锟来津开会。曹锟马不停蹄地于28日从保定到达天津。此时，各地军阀的代表也到会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了让靳云鹏复职组阁。　　7月28日，总统徐世昌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撤消西北边防军名义。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二次宣言，始终贯彻护法救国主张，北方应先废止中日军事协议及二十一条，南北双方预计于上海的和议方可继续。曹锟、张作霖、靳云鹏等在天津会议，决定解散安福系国会，请靳云鹏组阁，取消上海和会。　　7月29日，徐世昌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京汉铁路局长）、朱深、王郅隆（安福俱乐部财务股长）、梁鸿志（参议院秘书长）、姚震、李思浩、姚国桢（交通次长），诸人均已避匿日本使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5章 攘内安外（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共同打败皖系后，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对这两位大人物，总统徐世昌不敢怠慢，在东车站铺上黄土，戒备森严，以帝王之礼隆重地迎接他们。欢迎人员一律发给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他们的临时馆舍，沿途派兵列队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从中不难看出，徐世昌对这两个大军阀的恐惧。 　　曹锟、张作霖到京后，于1920年8月11日组成靳云鹏内阁。组成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务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乃斌，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内阁名单是直奉两系相互妥协的产物。9人中，张为直系，王属奉系，靳、周、叶均接近奉系。大体上看来靳内阁逐渐倒向张作霖一边，这使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　　直系在冯国璋时期，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力量，主要由直系的旁系----“长江三督”(即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与湖北督军王占元)加上直隶督军曹锟构成。在冯国璋死后，直系一如过去的小站系（袁世凯力量，分为直、皖二系，和有重要关系的奉系）产生了分裂，长江系的李纯一度想与保定派的曹锟角逐直系的领导人，却英年早逝，在战胜皖系的第3个月在江苏任上离奇自杀，并将督军之位传于齐燮元。王占元任督军，他是冯国璋旧直系人马，素与吴佩孚关系不好，正史上吴借川湘联军攻鄂的机会把王占元逼下台，算得上是“政见不和”的同道中人了。　　直系的主力为保定派的曹锟，曹锟的军事力量主要建基在陆军第三师上，而第三师师长便是吴佩孚。直系保定派的分裂自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因为和战问题产生了分裂，一为主战的洛阳派，而洛阳派的领袖是开府洛阳的吴佩孚；另一为主和的天津派，天津派的领袖是王承斌；最后一派则是以曹锟为首领的保定派，保定派主要持着观望的态度。　　约定战后划归直系势力的安徽、浙江、山东三省因各种问题，并未如预想的那样完全倒向直系：　　安徽督军倪嗣冲是段祺瑞的有力支持着，皖系失败后，倪被解职赴天津意租界隐居作寓公去了。手下张文生、马联甲倒向直系，算得上是一点收获。　　山东一直是皖系地盘，督军为郑士琦所得，他积极进行“保境安民”之策，努力在直、奉两种势力间保持均衡，实际上还倾向于已经下台的皖系。他的后任也是坐观皖系失败的“直皖系”山东督军田中玉，并于战后再兼省长之职。因为郑、田二人的谨慎，吴佩孚没能在战时战后找到借口，对山东无法染指。　　浙江是皖系的“铁杆”地盘。然而督军卢永祥的地方军事力量实在雄厚，加之他转变也快，在直皖之战中并没有多少小辫子可抓，且战后民间主和之声高涨，直系无力也不敢再轻启战端，以至于坐视浙江成为皖系最后的一块根据地。　　反观奉系，众志诚城，齐心协心，得利得益。在这次驱段中，奉军以极低的代价，得到天津（因奉军关内人数众多，直系兵马在战后复回防驻地，天津渐成奉系一军独大之势）和直隶东部沿京奉线铁路一带的地盘，这地盘算起来是他在段祺瑞手中硬抢下来的，除此之外，依之前直、奉双方所订协议，直系让出绥远特别区。张景惠第16师未出一枪，即拿下富饶的前后河套。　　绥远在清朝时属漠南蒙古的一部分，因设有绥远将军驻守此地，故名绥远。设归绥道，属山西省，1914年，袁世凯政府将之分出山西，建立绥远特别区，面积近33万平方公里，地形以高原为主体，可分三部分：北部是蒙古高原的一部分，主要是戈壁沙漠，富含矿藏，著名的矿都白云鄂博即位于此。中部有黄河贯通而过，形成河套地区，分前套跟后套，是精华区，包头、归绥（即呼和浩特）等大城市多在此区。南部是鄂尔多斯高原为主体，成吉思汗陵便在此区。　　绥远南接陕西、山西，西接甘肃（宁夏特别区），北即外蒙古，东临察哈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绥远的获得，使西北与东北的奉军不但填充了原先呈挑担状的不利地形，而且西北东北各大城市之间联系距离大大缩短，以弧状环绕北京，加固了奉系在北京的优势。　　汲金纯第28师在占据蓟县----廊坊一线后，靳云鹏政府依张作霖“请求”，划唐山、秦皇岛归热河，改热河特别区为热河省，以汤玉麟为保安司令部兼省主席。至此，张作霖已拥有10省区之地，且几乎控制了北京政局。　　直系落于下风，其幕后主子终于坐不住了。7月23日，直奉军分别进入南苑北苑后，公使团照会外交部，决定在京奉路派外军维持交通，并将天津总站改归英国人管理。因为天津在直皖战后已处于奉军势力之下，英美国家故意以此挤压奉系势力。　　1901年9 月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七款规定，各占领国在北京建立使馆区，使馆区的居民有权在使馆区“自行防守”。第九条给予占领国权力酌定数处，留兵把守，以保卫北京通到海边的铁路线。当是时，美国驻在北京公使馆的卫队有4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驻天津的为陆军第15步兵团的2个营946人，拥有6门三英寸大炮，指挥官为刘易斯利特尔中校。在整个华北地区，法国驻兵最多，为1560人。英国其次，为1034人（其中在天津有224人）。　　以这么点兵力就想为直军撑腰？张汉卿严辞回绝，命令汲金纯部占领天津各主要街道，并通电表明立场：直奉皖之战为中国人内战，任何外国干涉都视为对奉军赤|裸裸的威胁，英美驻华北军队不得移出租界半步。一切租界外的冲突事件，都应由当事国负全责。　　英美不甘示弱，联系日本意图共同施压。日本虽也不愿看取奉系坐大，却又乐于将奉系揽于怀中。因为亲日的皖系段祺瑞政府已倒台，日本迫切需要扶持新的代理人来继续其在中国的利益，直系与英美利益相关很难插手，扶持奉系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于是日本选择缄默。英国在北方势力较弱，无力与奉军争衡，无奈之下，便怂恿西藏DU立，以此作为对民国政府特别是奉系的制约手段。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6章 攘内安外（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8月1日，达老赖要求在拉萨或印度召开和会，由英国作证。　　西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地位特殊，有它独特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同时又是政教合一的民族。英国人一直视西藏为禁脔。清帝逊位后，西藏也闹起过一次独立，后由陆军统领钟颖率军由西康开入抚平。后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突提抗议，要求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不得派兵入藏，如中国不接受，英国便不承认民国政府。袁迫于形势，乃改剿为抚，恢复达老赖十三封号，撤消征藏军，同意与英国在印藏边境的大吉岭开“西藏会议”。此次藏人又受英人挑唆，复又有独立之苗头，是可忍孰不可忍。　　张汉卿通电表示拒绝，以西藏为中国固有之领土，任何人都无权绕开中央政府遂行谈判之事。并要求外交部通知英国驻华公使：“战端一起，则西藏无复故往之地位、达老赖无复尊贵之称号、中央当设省管理”。一面电令西北人民军总司令韩麟春派一部从青海西进西藏，在唐古拉山口一带集结，准备以武力压制争端。　　达老赖十三世自知不敌，不敢言战，复派人求和。英国驻华公使为西藏问题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内容为：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行政，并不得于西蒙改设行省。　　（二）中国政府不得派无限制之军队，驻扎西藏各处。　　（三）英国现已认定中国对于西藏有宗主权，应要求中国改订新约。　　（四）需保留英政府前之特设通信机关，以杜绝印藏之交通。　　（五）如中国政府不承认以上各条件，英国政府亦绝不承认中华民国之新共和政府。　　除此之外，且暗示北京政府，若不同意上述条款，英政府可能以广州军政府为谈判对象。张汉卿暗自冷笑：“不知广州军政府有没有这个胆量接下这张牌？”反正长江沿岸为直系地盘、华南被广州军政府一系控制，而由于有日本在，英国对北方无法有较大的影响。奉军本以陆军见长，倒不惧英国船坚炮利。中国政府根据张汉卿之要求答复英国照会，十分强硬：　　（一）中国按照1906年之《中英西藏条约》，除中国外，其它国皆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今谓中国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可谓无稽之谈。　　（二） 至于改设行省一事，为民国必要之政务，各国既承认中华民国即不能不承认中国改西藏为行省。故中国对于西藏，何时改设行省，此为中国内政，英人不可干涉。　　（三）按照1908年之通商条约，英国以市场之警察权及保护印藏交通，委任于中国，故中国于西藏紧要各处，当然派遣军队，此为国家主权象征，不容讨论。　　（四）中英关于西藏之交涉，已经两次订立条约，一切皆已规定明确，今日并无改订新约之必要。　　（五）中国政府从前并无有意断阻英藏交通之事，以后更当加意保护，断不阻碍英藏正常交通。但是英人须自律，以行为不违反中国法律法令为准则。　　（六）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问题，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英国不要出尔反尔，贻笑于国际社会。　　中国政府复书发出，英政府一时未有复文。张汉卿虽然表面强硬，内心也不愿在此时与列强有真的动作----日本这心腹大患一日不除，根本不敢在其它方面作任何过激作法。在8月25日西藏达老赖派人求和之际，以“达老赖迷途知返，中央为国家和平发展、藏地人民不起兵祸，明令暂缓进兵，恢复之前状态”为由，将西藏问题总算拖了下去。　　眼见得奉系已经取得在北京的控制权，为缓和时局，8月14日，美国议员团与前驻华公使芮恩施抵达北京，会晤张汉卿，以期继续稳定美国在华的利益。张汉卿亦投桃报李，对美国议员团来访表示欢迎，积极释放善意，并期待着美国能在经济、工业发展方面给予中国大力支持。　　与英国有“英日同盟”的日本在英国于西南挑起事端时不甘示弱，也打起了自己的主意。本来旧的国际关系，无论英日、俄日、法日、美日的条约协商，都以维持中国现状，保全残余中国领土，以及列强对中国机会均等为政策。可是自张汉卿东北自治以来，奉系实力大增，已严重阻碍了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本来南满以及内蒙东部（兴安河境）此时在正史上均为日本利益，目前除南满铁路、关东州以及在哈尔滨的少量驻军，日本的势力已大为压缩。英国见独力难支，便有联合日本压制中国的打算，即以支持日本在蒙古的行动为条件，以交换日本支持英国在西藏的活动。　　在日本驻远东部队故意驱逐下，8月23日，俄旧党白俄恩琴率众三千余人西侵外蒙古车臣汗。早已严阵以待的“安蒙军”戢翼翘部从库伦出兵应战。28日，日本政府密令哈尔滨日军司令鼓动外蒙古王公独立。以内、外夹攻之势，意图扰乱蒙古局势，从中得利。戢翼翘持续以重兵陈列于边境，恩琴不敢交锋，待在俄境，意图伺机而动。　　按照张作霖与苏俄特使的协约，中华民国政府停止对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因美国早已放弃庚款改为赴美留学及建造清华大学之费用，英法日各国觉得面目无光。8月25日，英法日公使抗议停付俄庚子赔款。　　然而民国政府停付庚约，对历经割地赔款的中国人来讲，大长了一口气。张汉卿连续逐英驱俄，在国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在人民党的发动下，北京、天津及奉天各地都连续爆发了声援张汉卿的群众游行。　　张汉卿也说服张作霖，顺应民意，改组扩大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为“国家统一委员会”。在奉系辖下各省的呼应下，张作霖就任主席，另有若干个副主席虚位以待。“国家统一委员会”下设行政委员会，由王永江任主席；设财经委员会，由刘尚清任主席；设农工委员会，由莫德惠任主席；设交通委员会，由常荫槐任主席；设计划委员会，以张汉卿、蒋柏里为正副主席；设军事委员会，由张作霖兼任主席，孙烈臣为副主席，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韩麟春等为委员。　　国家统一委员会的成立，使奉系明确了责任和发展的方向，也使一大批不满军阀混战、外敌侵入的爱国志士找到了救国的方向。一时“国统会”网罗了大批人才，人民党也空前壮大，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有旗帜的作用。由于这些口号的提出，使各爱国人士看到中国统一的曙光，并不约而同地将人民党的目标视为毕生的奋斗目标。正史上同期即将成立的**党在此时再也没有人民党更鲜明的目标，因此也没能够有足够成长的土壤和力量获得支持，竟不经意间湮灭在萌芽状态。　　张汉卿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奉军进京不久，他亲在秦皇岛创办第一份党派专属的报刊《人民日报》，作为人民党的喉舌，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辖下的各省建有分社，全面介绍人民党的思想与治国理念。　　在张作相东北边防军压力下，8月31日，哈尔滨以西日军撤退。　　然而日本不甘失败，蒙古内部也暗潮涌动。9月2日，外蒙古王公派代表至哈尔滨，向日人借款购械，谋起事，密以蒙古林、矿做抵押。“奉情局”对日蒙勾结已充分作了情报准备，张汉卿指示不动声色，静观其变。　　9月5日，吉林保安司令部一部击毙俄旧党高梅阔夫于吉林省境，此举不但驱除了白俄在东北的势力，也从此断绝了日人与白俄内外勾结图谋在奉军腹部四面开花的计划。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7章 一将难求之蒋柏里（一） - 少帅春秋 - 致君 　　直、奉两系战胜了共同的敌人，不久就陷入了新的困扰中。　　战后奖叙有功人员，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兼直隶督军，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为安慰张作霖对吴佩孚任命的不满，靳云鹏委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并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以张汉卿为甘肃督军。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16日到北京，17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9月4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　　张汉卿时刻在预防历史上的直奉战争发生，但是这样的局面，由于分赃不均，直系人马都憋着一口气。按这种趋势，不过多久，历史上的直奉战争肯定要发生。直系占据长江以北各地，背后有英、美等国家撑腰，吴佩孚实力雄厚，又时刻思谋着发动第二次大战重新划分势力。自己现在摊子铺得太大，此时实不宜与直系翻脸。　　在奉系内部多为老派将领，这些人久随张作霖，虽然在一些大战中出力甚多，但是作风粗糙，有浓烈的军阀作风。还在关外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主张张作霖作关外的“土皇帝”。奉军官兵也有很重的恋乡情结，对在异乡出兵打仗有本能的排斥。　　从去年末到今年初，奉系相继得到兴安、蒙古、甘肃、热河、察哈尔、绥远以及陕西北部等省区，实力大增。随着奉系实力的扩大，渐渐地占山为王、武装割据、拉帮结派、分封诸侯的思想又涌了上来。　　张作霖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大老粗一个。虽然在奉系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侥幸成功了，对中国的危局却浑然不觉，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野心不过是在东北获得一些好处，倒不至于真正威胁他的统治或是更有甚者有吞并东北的野心。在得到近10个省区的实力后，禁不住洋洋自得，大有“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想法。在进入北京之前，他在天津对西报记者谈话，谓“彼仅与曹锟商议善后，吴佩孚不过是一师长，不应过问政治”云云。　　张汉卿对奉系上下自骄的情绪非常担忧：外敌环伺，内分南北。以奉军实力，对付各派军阀稍有见长，与日军实力却又相差太远。他时常与张作霖点评奉军人物，臧否时事，以内部人才凋零，少有能独当一面及有战略眼光之将帅奉劝乃父，要驱除日人之威胁、行统一中国之大业，为时尚早。　　在张汉卿看来，奉军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只有韩麟春。其余像李景林、汤玉麟、熙洽、万福麟、于珍、张景惠、许兰洲等辈，只可做一方镇守使，有的甚至连标准的将官都不能算。稍出类拔萃的如姜登选，因性情刚毅果敢、豪爽轻财、不唯荣利、治军严明，且能与士卒共甘苦，在士兵中享有很高威信，但却不是好的指挥官。虽然正史上姜也名列“奉军五虎将”之一，但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并不突出，有时用屡战屡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郭松龄也是将才，在奉军高级军官中可谓凤毛麟角，可是因为有史上的“滦州之变”，张汉卿还是希望把他牢牢地栓在身边。万一他仍向正史上那样反戈一击，好不容易得来的局面又成泡影。　　张作相也算一个。他久随张作霖，沉稳忠心正气，深得上下信赖，在奉军中很有威信，在正史上也是张汉卿的忠实臂膀。张汉卿对他的评价是坐镇中央尚可，出任地方诸侯未免小用、开拓能力又不足。　　杨宇霆是个人才，但是因为招募私兵，已被废黜2年。这个人在军工装备上是一把好手，正史上虽然跋扈了些，真正本领是有的，是总装备部长的有力人选。张汉卿建议重新启用杨宇霆，却又得要努力防止其结党营私，自成体系。　　除了人才，工业及国防经济的冲突也显现出来。奉系扩张太快，工业摊子拉得也大，用2年来节约的财政勉强够支撑起10个师的用支。第一个三年计划尚未完成，且这个计划看起来没有重点，各个产业大都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拳头。东北工业与经济虽有振兴，短期内却没能直接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此外，由于奉军占有的地域太大，兵力因而分散。在张汉卿心里，能否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略决战乃是决定现代战争输赢的决定性条件，短期内在广阔的领域里集结大量兵力，其后勤补给、组织指挥是项庞大的工作，需要强大的交通运输体系为支撑。而先决条件，则是国家有完整的国防布局和计划，奉军缺乏这种人才。　　在张汉卿记忆里，民国初期能有战略眼光的莫过于蒋方震（字百里）了。这位民国时公认的第一号军事理论家，才华横溢或又坚韧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佐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的副官蒋纬国，他所著的《西文文艺复兴史》无不带有传奇色彩。尤其是后者，至今还被用作中央美院的西文艺术史教材。　　他一生写下不少犹如“预言”的论文，屡于事后应验。就如蒋柏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和《抗战的基本观念》对抗日战争进行的预测，与事实基本一致，可见其战略水平之高。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8章 一将难求之蒋柏里（二）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蒋柏里字方震）将军，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八年血战之后，看蒋柏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　　他也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将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柏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学校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人先检查了一下，----不幸的是，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换了一个日本学生做第三名，又想想前四人日本学生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做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政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人物：小矶国昭（后来的首相），本庄繁（关东军司令），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阿部信行等，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败于蒋柏里之手。从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情形生演。可谓大长中国人志气。　　当然这是否是以讹传讹，有待商榷。按传统，日本陆士毕业优等生（前几名）得到的是银怀表，陆大毕业前五名才是军刀组的，但是陆大必须得有联队长推荐才能读，留学生没资格（当然朝鲜除外，当时已经是殖民地了嘛）。　　姑且不去管他，反正此人有能力就是了，这是无可置疑的。　　1906年蒋氏回国，在赵尔巽幕任督练公所总参议，但为张作霖等旧军人物排挤，同年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赴欧洲考察军事。在德国，他的杰出的军事才华受到德国军界元老兴登堡元帅的高度赞誉。1910年再回国，得士官同学良弼提拔，就任禁军管带，后转赵尔巽幕再任前职。　　在1912年下半年，时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蒋柏里因为对北洋军阀政府拖欠挪用陆军大学教育经费表示强烈不满，在操场上全体学员面前，竟创腹自杀，幸被清醒过来的学员抢救过来，不过从此，他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坚决离开军界。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子，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子改名为左梅。二人之女蒋英是著名音乐家，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妻。　　袁世凯称帝后蒋柏里依附同学蔡锷讨袁，后来蔡锷不治身亡，蒋氏因而失去政治靠山，遂在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黎元洪倒台往后数年间，蒋氏公职清闲，闲来着书立说，担任一些杂志的编辑、组织诗社等。他空有满腔热血、满腹经纶，却无伸展机会。直皖大战后尚在北京闲居，因与张作霖有旧隙，正准备投奔吴佩孚，以等待机会讨伐张作霖，报昔年之怨。　　如此优秀的人才，张汉卿怎能错过？他一面指示“奉情局”高纪毅密切监视蒋柏里在北京的居所，在北京城尚处于混乱之中时亲自上门拜访，以图将其人拉于帐下。　　两天前，当皖系落败的当日，蒋柏里就敏锐地发觉自己已被不明人物所窥测。急忙收拾随身紧要物品想离开险地时，在胡同口被几个壮汉拦了回来。不过这些人虽然相貌凶恶，腰里又别着家伙，但是对自己却无半点不恭之色，为首之人只说奉命留住自己云云。　　此刻蒋柏里正坐卧不安，他敏感地判断为自己的旧仇家张作霖又派人索命了。武昌起义时，因张作霖素与自己不睦，自己被迫从东北逃亡。张作霖派人追杀至火车上。蒋氏因内急，火车上的职员打开了洗手间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锁(原本火车在发车前不会供人使用洗手间)，因而得免。想不到时隔多年，自己仍逃不脱张作霖的魔掌，而张作霖竟记仇如此！　　令他倍感惊奇的是这次不是灾祸而是福音，名满天下的少帅亲自登门请他加入奉军。张汉卿以前所未有的溢美之辞称赞他的能力，并恳求他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施展平生所学。　　为平息蒋柏里心中对于张作霖的畏惧及表达自己招纳贤才的诚挚之情，张汉卿甚至以“神来之笔”盗得一首诗来言传心声：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首鲁迅先生在1933年所作的《题三义塔》也提前得以面试人间，不过只用了下半阙。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蒋柏里有感于张汉卿的知遇之恩，欣然允诺加入奉系，也终于使自己纸上谈兵之大计，真正得以化为现实。张汉卿知人善任，直接委以蒋柏里为自己西北军总司令部中将总参议。　　张汉卿三顾茅庐，固然博得求贤若渴之名，但是奉系各军政要员并不认为蒋柏里值得如此敬重。不少奉系元老见少帅如此热捧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之人，冷嘲热讽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蒋柏里不为所动，仍然积极为奉系谋划战略。　　为使蒋柏里的战略构想能够得到奉军政高层的认可和落实，张汉卿推荐蒋柏里面见张作霖，述之以中日局势及国防大略。蒋柏里以德法战争、一次大战为例，详细计述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独到见地，他的动员与集中、持久战、全体战（即后世的全民战争）的理论深与张汉卿暗合。不过张汉卿只是天马行空式的构想，蒋柏里的理论却可以将这种种战略的构想变为现实。本来张作霖因乃子与前仇同归于好，不得不耐着性子倾听以表达和解之意，哪知道越听越觉得此人的确有惊人之才能，听得张作霖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本来计划短短的会晤，竟变成了彻夜长谈。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79章 一将难求之蒋柏里（三） - 少帅春秋 - 致君 　　天至拂晓，张作霖意犹未尽。他以前所未有的尊敬对蒋柏里说：“以前我张作霖与先生意见相佐，现在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希望百里先生不记前嫌，辅佐小六子成就一番大事业。小六子之前力荐你为他的总参议，我还认为是高就了。现在我决定让你做我的总参议，军衔升为上将。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百里先生先回去休息，下月初我召开军政会议，讨论东北那个国防战略。”　　一向信奉“武打天下文治国”的张作霖对人才的选拔不拘一格，既然用就要大用，于是蒋柏里一跃由中将而上将。先后为少帅老帅所欣赏，是民国初年升迁最快的上将军了。奉军高层很多人心下不服，均道自己是跟随大帅打天下的元老，却让一个后起的新人后来居上了。　　对于大帅要召开所谓国防战略会议，一些人哧之以鼻：什么战略？打仗能带兵就行了。可是大帅要求各师级及以上军官、各省长、主席准时出席，虽然不理解却不敢有半分耽搁。　　两代统帅是在奉军国防战略会议上正式将蒋柏里介绍给奉军政高层的。那一天，蒋柏里一身奉军上将服，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他望着济济一堂的奉军政高层，神态自若：　　“诸位都是奉军政的要员，也是有着相当的经验和能力的。在这一点上，蒋某身无尺寸之功，也不敢妄谈行政，只是我曾经游历过日德，对日德之强大与中国之弱点深有体会，试作比较以慰诸公。　　诸位都说日本比中国强大，到底强大在哪里？是日军训练比我们刻苦，还是装备比我们精良？亦或是人员比我们充足，还是后方的领域比我们宽广？这一段时间我走了一些军队的营盘，据我的观察，我们在这些领域并不比日军差。不但如此，我奉军安蒙平疆，虽千里而长驱直进，大扬国威；少帅中卫改编，士气高昂，又开了军人服从于政治之先河。凡此种种，皆表明我奉军上下一心，纵观国内，在当前鲜有对手。　　有人会问，奉军内战内行，是否外战外行？就对我们掣肘最多的日本军力，我试为诸君剖析一二。　　前清时代，日本以边陲小国竟然打败清政府，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号强国，我们要记得有人问日本甲午战胜的原因，日本人说‘用日本全国来打李鸿章的北洋一隅所以胜了！’日本用庚子赔款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中国国力，整整损失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力量，又一律加到了敌人方面去。这是中国的衰弱的开始。　　如今且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因为经济力，即是战斗力，所以我们总名之曰国力，这国力有三个原素：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与物的“组织”，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三者俱备者，只有美国。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所以美国参谋总长发过一句牢骚话说：“如果开战我们要把那些破烂钢铁（就指现在的军事实力）一起送到前线去，让他去毁坏，只教能够对付三个月，我们就打胜仗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国内物力（包含制造方与原料）的充足，而因为商人经济自由主义太发达，政府无法统制，不能照新发明改进。所以说人及组织上有些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有他的地势，并制造方之伟大，人民乐观自信心的浓厚，补救得过来。　　第二组是有“人”有“组织”而“物”不充备的，为英、为法、为德、为意、为日，以及欧洲诸小邦。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　　第一种如英如法，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　　第二种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够，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　　第三组为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为俄。大革命后，正向组织方面走，这是世界军事的基本形势。　　原料食粮一切不够，经济危险，国家就根本动摇，国民革命、军队也维持不住。所以现在要痛定思痛，深深了解了一条原理：是战斗力与经济力之不可分。这原理的实行，就是‘自给自足’，不仅是买外国军火不可以同外国打仗，就是吃外国米，也不配同人家打仗。凡是要用现金买的外国货，虽价值不过一毫一厘，都要郑重斟酌，能省则省，凡是一件事业，可以完全用国内的劳力及原料办的，虽几万万几十万万尽量放胆做去。　　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中国比日本相差者，为物及组织的劣势。物者，少帅已经在做了。东北的三年经济计划，为物的充实奠定基础。组织者，尚未被诸公所重视。现在我们奉系拥有10省之地，兵力也相应地分散在各地。一旦有大的战事，则兵力不能集中，势必有被各个击破的可能。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　　现在奉军看来占有地盘广大，然实则危机重重：直系磨刀霍霍，意欲卷土重来；日本人虎视眈眈，时有吞并东北之意。试问在坐诸公，如果日本猝发一击，目前在东北各要隘有多少军队可以一战？又有多大胜算？每次东北与日本或有争端，日方辄以拒绝使用南满铁路为要挟。这样一来，只要在短期内集中到优势兵力，必然瞒不过日人。所以日军在东北可从容布局，而我军则处处受到掣肘。　　是以日本每逢军事压力则集中优势兵力，而我方之面对人力稍嫌不足。长久以往，惧日之风大增，是以逢与日方争执处，政府即未行而落大风。至民间，则恨日与惧日并存。恨日者，为日人多行不法；惧日者，为政府不能有效维护民众利益，辄以软弱应对，久之让日人骄横之心日增，则我民众惧日之心日长。　　日军是否为其所传诵之不可战胜？我看此言大谬。”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0章 一将难求之蒋柏里（四） - 少帅春秋 - 致君 　　蒋柏里以他对日本军史独到的研究，以奉军官耳闻能详的日俄战争和军神乃木希典为例，谈及日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　　“国内外军史及军事家都认为，日俄战争中日军海陆军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强国出现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日本的胜利，其实是惨胜。　　以战后号称日本‘军神’的乃木希典的战术来看：自1904年6月下旬始，他以3个师团、2个预备团、2个野战炮兵旅团共5。6万人兵力和386门大炮的绝对优势，却采用了空前的‘肉弹自杀战术’，向旅顺3。3万俄军发起3次总攻，历时近百日。日军狼奔豕突，血肉横飞，乃木用人海，地道，夜袭，甚至组织了三千五百名头绑白布的敢死队冲锋，均以失败告终，战死日本军人5万余人，旅顺仍在俄军手中。对此，连大力举荐乃木的山县也主张撤乃木之职，追究其败因。然而，明治天皇从为了要让民众军人能盲目服从天皇信仰的愚民愚军政策需要而否决了山县提议，保了乃木败将。　　其实，在这场攻防战中，乃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愚将、败将。战斗在进行之中，许多战死士兵的乃木部下家属，在东京向乃木住宅扔砖瓦，叫骂其为‘杀人鬼’。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1906年1月14日，乃木希典抛下数万日军的白骨和两个儿子的尸体回国。在回国途中，乃木于船上迎风洒泪，赋诗曰：‘皇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城尸做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在天皇给乃木组织的凯旋祝捷大会上，乃木希典的第一句话就是：‘吾乃杀乃兄乃父之乃木是也！’欢迎人群中的人们痛哭一片，思念战死的亲人。在复命日本明治天皇时，他将攻打旅顺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引以为咎，愿以死谢罪，而明治天皇却再次将他赦免，并赐他功一级，从二位，晋伯爵，并补军事参议官。　　以上讲的是日军的战术与战力的不足，即使是战略劣势，日华强弱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日军远离本土，后勤补给殊为不易。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即战无分前方后方，所以敌方之枪械所、仓库、粮站、车站、基地、哨所、警所等均是我袭击之对象。日军战线越长，则于控制战场能力越弱。　　少帅独具慧眼，他深知中日之战不可避免，提前在西北、华北布局，以奉系之发展潜力，假以时日，彼消此长，我们在东北则会越来越有优势，则日人越来越不敢轻动。　　但是打败并驱逐日人，并非仅靠征用强大的兵力。欧洲各国，自实行宪政以来，国家的组织能力、政治机能日强，现役兵数以人口百分之一为准，每年之军费，以国费三分之一为准。所谓‘准’，讲得即是度，不然谓之‘穷兵黩武’。在后方非战斗员的劳力与生命，恐怕比前线的士兵有加重的责任与危险，而一切新设备之发源，在于国民新经济法的成立：‘战争所需要，还是在一个‘钱’字。　　东北的边境与日本势力范围接触的面积太大了，严重地削弱了东北军在东北的兵力优势。日本在关东州、南满铁路沿线、中朝边境（奉天、吉林两省）以及黑龙江背后（俄国之海参崴、伯力以及东西伯利亚、蒙古、热河之赤峰）等地均有势力范围，驻有军、警。这些地方，均是交通四通八达，渗透极为方便。奉军处于守势，处处被动，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　　为今之计，当以优势兵力扼守要冲，以能守日军所必攻。各军之间，须能互相照应且联络方便。对日本，当虚于委蛇，以取得长时间的稳定来求得发展。”　　蒋柏里洋洋洒洒，给东北军新老将领上了一堂很有启发性的课，也给部分恐日惧日军官们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张汉卿早就有心讲述的意思，目的即是为了让麾下的奉军将领明了中日之间的差距，也有针对性地指出日本的弱点，从而使奉系军官能把深藏在心底里多少年的恐日情绪减弱一分。　　许多人之前并不看好蒋，对少帅如此大张旗鼓地高调使用蒋柏里百思不解，现在也非常服气，也由衷地佩服少帅的“识人之明”。　　在蒋柏里的建议下，张作霖改组了现有军事部署。关外驻军，统一改编为东北边防军，以张作相为司令，负责应对盘踞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以及扼守吉林、奉天与朝鲜边境，辖有东三省及兴安河，在战时以防日军朝鲜军增援。司令部建在营口，下辖姜登选27师、于珍30师和李景林第6师，共3个师。　　以吴俊升为东北（铁路）护路军司令，下辖万春麟第29师、邢士廉第4师、马龙潭第10师，共3个师。司令部建在长春。　　以孙烈臣为华北军司令，统一统领关内诸省军政事务，节制天津及热河、察哈尔、绥远3省，并调度汤玉麟第5师、张景惠第16师，以及汲金纯第28师，共3个师。　　连同蒙古“安蒙军”特战旅及4个骑兵旅组成的第26师三万余兵马，至此东北军已拥有10个师30万人。张作霖此前所说并不为虚，此外尚不包含由张汉卿掌握的西北人民军建制中的4个师。　　为了避免驻军的出动给日方造成出兵的借口，张汉卿与蒋柏里一道，效仿后世在东北试点成立了武装警察部队，简称武警部队。以所降皖军做整编后冗余部队一部份作为武警部队的基础，另在各省本土招募。武警部队最高首长为司令，由张作相兼任。在各省成立武警支队，首长为支队长，军衔为少将，约辖万人。各武警支队其实是无炮的旅建制，其好处是各地治安不会再依靠军队，使名义上部队的数量减少，使部队机动成为可能，而且另一方面也让批评军人干政的民主人士没有了借口。张汉卿前生最欣赏的红条格子武警服也在他亲自“设计下”出炉，一改民国初警察“白匪军”形象，使奉军在民国国民心中比其它军阀有了较好的印象。　　在各地、市成立武警大队，首长为大队长，军衔为中校。县、旗成立中队，首长为中队长，军衔为上尉。武警部队列入人民军序列后，陆续撤销各省保安司令部。　　为加强军队各部之间的联系，张汉卿大力装配无线电通讯设备，年底将无线电台装配到师级。在京、津、东北三省各地省部及各司令部之间还架设了电话，以加强联系。　　为使工业经济能与国防工业充分结合，用最少的钱完成工业积累及军工进步，张汉卿模仿后世成立“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以蒋柏里为主席，开始对军工产品的扶持及规模生产。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1章 汽车与坦克 - 少帅春秋 - 致君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不同的。美国和日本经济在战争的刺激下迅速增长了，尤其是日本增长更为显着。1919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增长了89％，其中钢铁生产增长近一倍半。德国和其它中欧国家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德国的钢铁生产比战前减少50％，煤减少33％，整个工业生产削减了57％。由于德国战败，割地赔款更加重了经济困难。法国经济也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但由于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暂时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区萨尔，并从德国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赔款，这些都有利于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英国在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的过程中虽曾出现过困难，但很快也得到了克服。这样，在1919～1920年，帝国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物价猛涨，信用急剧膨胀，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的物价分别上涨了30～90％。德国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更上涨了 4倍以上。各国的股票价格分别上涨了50％到几倍。生产的增长，物价和股票价格的迅猛上涨，使再生产过程的矛盾急剧尖锐，很快就带来又一次经济危机。1920年年底，经济危机席卷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受1920年经济危机打击最重的是在战争中经济增长最快的日本。在危机中，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8％，钢铁产量减少了1/2，造船业削减了88％，化学工业下降了34％。美国遭到的打击也不轻，工业生产下降了25％，钢铁产量减少了一半，汽车产量下降了28％，造船业削减了83％，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了1/3。这次危机不仅冲击了美国和日本以外的其它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也波及到了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　　有人欢喜有人愁。张汉卿对这次危机的来临却抱着欢迎的态度。在他看来，主要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衰弱对他的东北政府及中国来说，是一剂强心剂和兴奋剂。没有什么比削弱对手来得更让竞争中的对手开心了。对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主要问题是生产力低下和生产能力不足，根本不存在所谓生产过剩的问题。　　大落之后必有大起。能不能趁此机会将国外多余的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来，仿照后世的改革开放政策，既提升中国的工业实力，又能将国外资本与中国牢牢地绑在一起以牵制日本在东北、华北的经济垄断格局，为一举两得之事。　　当然转移国外的剩余生产能力，并不是让中国作为外国倾销的场所。恰恰相反，中国迫切需要出口创汇以支撑工业发展，“黄姨行动”所获得的黄金虽然很多，但见不得光，使用起来颇费周折。但无论如何，虽然钱多了，也不能像暴发户一样随便用作消费。　　奉军属下自治政府经济上目前各方面都是百废待兴，但是没有笼头，于工业实力的增强在短期内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在战争来临时，工业不能迅速转化为军事实力，形成不了拳头，也就没有威慑力。　　什么产业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呢？张汉卿自然而然想到了汽车。记得在前生哪本书上讲过，判断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强弱，是以汽车为标志的。想一想20、21世纪中国为了迎头赶上外国先进工业水平，搞了多少合资汽车厂？以汽车的心脏发动机为笼头，化工、橡胶、光学、机械、电子、冶金等等重大工艺都是工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考核工业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中国借着制造汽车的契机，极有可能在工业上达成突破。建造及使用汽车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钢铁，会进一步刺激这两大工业支柱产业的民展；汽车的大量使用会促进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军事上，军用卡车的使用可以使炮兵告别人背马驮、使目前由6驮马的拉力完成的野炮运输可以用一辆卡车来完成，解决了庞大的后勤保障难题，又使炮兵的机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全部奉军拥有近50万之众，仍满足不了看护幅员辽阔的10省之地的任务，兵力缺乏远程投送能力是一大主因。再增加兵力在财政上不可行，但如果能在短期快速集中主力，形成强有力的突击力量，进行战略决战，可以一战而胜之，这也是二战之初实力并不强于英法之和的德国可以凭“闪电战”连克波兰、捷克、法国，占领几乎整个欧洲的原因。　　说起“闪电战”，另一个念头拥上张汉卿的心头，那就是可以通过拥有造汽车的技术来造坦克。　　坦克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称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从二次大战起至今一直是陆地战场的主宰力量，被称为“陆战之王”。它是所有装甲车辆中最基本的车种，是具有强大直射火力、高度越野机动性和坚固装甲防护能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是地面作战的主要突击兵器和装甲兵的基本装备。坦克可以在复杂的地形和全天候条件下担负各种作战任务，主要用于与敌坦克和其它装甲车辆作战，也可以压制、消灭反坦克武器和其它炮兵武器，摧毁野战工事，歼灭有生力量。坦克的发展对其它装甲车辆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坦克的问世和使用，开始了陆军机械化的新时期，对军队作战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军事上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价值，张汉卿是清楚的。而有了足够的动力，不愁这坦克造不出来。　　早期坦克还是很原始的，被称为“坦克之父” 的斯文顿是英国的陆军上校，他首先提出了用履带式拖拉机加装钢板以抵抗机枪的火力，这也就是最早的坦克的设想。1916年1月16日，英国改进的坦克“母亲号”进行了第一次行驶试验，并顺利通过了模拟的“战场障碍跑道”。它越壕沟宽度达到了2。24米，通过垂直墙高1。37米，试验取得成功。从此，世界上第一辆真正能够实用的坦克诞生了，装备英国陆军后，被正式命名为Ⅰ型坦克。同时期法国也制造了数种坦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雷诺”FT-17轻型坦克。它是世界上第一种装有可360度旋转炮塔的坦克，而且动力舱后置、车体前设驾驶席，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绝大部分现代坦克都沿用了这一设计。　　张汉卿通过德国军事顾问马克斯&#8226；鲍尔上校的关系，设法弄来了几辆FT-17，调集各路专家，秘密在秦皇岛成立了一支挂牌代号为“秦皇岛第20机械研究所”对该坦克进行研究。一战时各国坦克五花八门，装备也是多姿多彩。以英国为例，不仅有装备1门炮2～5挺机枪的各款式，竟还有“公”、“母”的分别。张汉卿力排众议，坚持坦克只装备一门火炮及1挺机枪，建议乘员3人。于是将思路集中到如何改进机动性、增强防护性与维护、使用可靠性上来。最终逐渐形成一个战斗全重一般25吨左右，最大行驶速度30～40千米/小时，最大装甲厚度60～70毫米，火炮口径达到了75毫米的标准型号。因为在1920年开始研制，张汉卿起名为T-20坦克。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2章 国防科工委的成就 - 少帅春秋 - 致君 　　对东北乃至将来建立统一国家后，国家的军事发展究竟是以陆权为主还是以海权为主，张汉卿早有研究。还在读大学期间，他对马汉的海权论及杜黑的空权论就已研读。在他看来，新中国自建国之日起先陆后海实为明智之举、也为不得已之举。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以陆守海显然是劳民伤财之举，这在晚清王朝拥有庞大的陆军却被列强不多的大炮巨舰累次打败可见一斑。但是发展海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海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兵种，在茫茫大海上，先机发现，火力制敌，来不得半点侥幸。中国工业能力和财政实力尚达不到支撑起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任务的程度。仅以一艘战列舰来说，就值1000万块银元，足以武装起一支10万人的陆军来。要想在海上打败发展了几十年的日本海军，谈何容易。目前奉军实力不说离统一中国尚差时日，就连在东北大本营，日本人都进入心脏来了还不敢驱离。　　想要陆、海、空三权都平衡发展，且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力物力所无法负担的。从军略地理的观点来看，每一国家的地理形势不同，应取其最有利的地理形势，致力发展单一军种，以另二军种为辅。如：德国地里形势适于发展陆权，因此在二十世纪成了陆权强国；英、日为海岛国家适宜发展海权，英国能取其利而致力发展海权，于十七、十八世纪成为海权霸主，至今其海权实力亦不能低估；日本则陆权、海权并进，结果反遭战败。这是违背了马氏的一项重要训条：“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　　对中国来说，因为她长期以来是一个典型的陆上国家，缺少海上拓展的传统。所以在规划国家军事发展及战略上，能够给张汉卿等人带来参考的是德国，而不是一海之隔、被中国人反拜为师的日本。　　德国在普法战争前，和意大利一样只是个地理名词，由数以十计的封建诸邦， 并非是个统一的国家。 德国利用近代化为契机，以民族国家为口号，短短十几年一约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对于当时的中国确实具有吸引力。德国的地理位置是欧洲中部，从兵法上讲是四战之地，地理优势还不如中国呢。在地缘政治上，大陆型国家和海洋型国家的最终发展方向和国家定位不可能相同。所以日本对于中国没有参照意义，而德国的经历和在近代所遭受的其它列强的压迫对于中国可资参照的内容很多。　　既然目前海军的建设不切实际，张汉卿的目光转向了另一位军事战略家杜黑的空权论学说。　　杜黑为空权论之鼻祖，首开制空权之新观念，并极力倡导应建立强大而独立之空军，改变了战争的型态；过去运用麦卡托投影地图的世界已被极地为中心的投影地图所取代，天路的时代来临，北极之地理障碍已无意义，北极地区已成空权的中心，阿拉斯加变为亚、美两洲的天路快捷方式空权的观念打破了以往前线、后方的分野；战争的型态演变为全国备战的全民战争。　　世界在20、30年代以前还停留在巨舰大炮时代，对空军的认识远远达不到战略的高度，各国此时对飞机的建造水平均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张汉卿却深刻认识到空军的巨大威力。　　自莱特兄弟造出第一架飞机之后，因为受当时工业水平的限制，后继所造飞机并没有太大改进，不但航程近，维修也不便，在民用及军事上并没有太大的建树。一战后期，军用飞机多用于侦察或运输上，所谓的战斗机是在机前头安置了机枪，而轰炸机受限于发动机推力，携弹量极小，因而作用不大。　　早期，水上飞机和陆上飞机是同时发展的。20世纪30年代水机发展十分迅速，远程和洲际飞行几乎为水机所垄断，还开辟了横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定期客运航班。　　可以讲，中国的航空事业开创得并不迟，1919年8月9日，中国试制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这是一架100匹马力，拖进式双桴双翼水上教练机，高3。88公尺，身长9。32公尺，幅长13。70公尺，最大时速126公里，空机重量836公斤，载重1063公斤，装油量114公升，飞行高度3690公尺，可航行3小时，航距340公里，乘员2人，可载炸弹4颗。飞机的性能、质量并不比巴玉藻等人在美寇提司、能用、波音三厂前此所造的飞机差。　　张汉卿设法挖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航空大队长、被喻为中国本土上的第一代飞机制造家的刘佐成，并千方百计从第一架水机原始生产地福建马尾船厂挖来一批技师，在关外秦皇岛境内的青龙河畔建立了民国第一个航空学校“秦皇岛空军学校”，刘佐成任校长，共编有水机2架。　　当时奉军直归孙烈臣管辖的空军部队仅有3架陆上飞机，另有气艇若干，可执行扔炸弹之任务。虽然从数量上可笑了点，但在全中国，却惟此一家。　　当时建飞机的花费虽然也昂贵，却并非不可接受。现在奉系钱是有的，只是如何隐密地花出去而已。张汉卿秘密编制了空军第一中队，计划在初期造出12架陆机及水机样机，除培训飞行员外，持续加以改进，以保证技术的更新能力。　　为使各师能有强大的师属火力，张汉卿积极投入巨资研制大口径大炮。原本75mm榴弹炮配备到师属炮兵团作为压制火力使用，到1920年底已装备了6个师，其余各师仅装备了炮兵营。随着奉系势力经济的好转，奉天兵工厂也加足了马力，仍不敷使用。　　为给西北人民军就近提供弹药，张汉卿安排在兰州开设了兰州军械厂，作为奉天兵工厂的补充。先期计划是生产弹药及有能力对各型大炮提供维修，并能成批制造步枪、机枪及子弹。兰州本来就是西北的屏障和咽喉，在战略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张汉卿此举还是想打好兰州的根基，为国家强盛后能在西北产生大的作为。　　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在统筹上给予极大的支持，各工作人员对有机会让中国军队提升装备的计划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国家统一委员会”凝聚起来的巨大人望让各行业人才有了用武之地。至此，张汉卿完成了对军事装备的布局，奉系军工开始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3章 工业布局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美国驻华公使埃德温&#8226；康格的帮助下，张汉卿电谕中华民国驻美公使馆的商务参赞方厚沣与道奇汽车的副总裁弗雷德雷克&#8226；海内斯，商讨道奇汽车在中国天津设分厂事宜。　　中国从1901年开始已有汽车进口。清光绪27年（1901年）冬，匈牙利人李恩时（Leinz）将2辆汽车带入上海。同年腊月廿一日（1902年1月20日），经公共租界工部局例会上讨论，决定先发临时牌照，次年发正式牌照。1907年以后，中国少数沿海城市陆续出现汽车客运和汽车货运。191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督导公路建设，拨款地方修路，鼓励民办汽车运输，将公路列为政要之一。1917年，当时中国第一条汽车运输线路张（家口）库（伦）公路通车。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汽车运输业日趋繁荣的年代，每年平均进口汽车5500辆。在此时造汽车可谓有着无量的前途。　　道奇兄弟出生在美国密植安洲，哥哥约翰&#8226；道奇(John Dodge)出生于1864年，弟弟霍瑞斯&#8226；道奇(Horade Dodge)出生于1868年。这两兄弟起家的故事，颇具传奇性。　　作为道奇公司的雏形道奇机械商店于1901年开张，共有12个雇员。在加拿大自行车公司倒闭时，道奇兄弟得到了它的机器设备，作为使用霍瑞斯的轴承专利的补偿。道奇兄弟公司实际上制造了福特汽车第一批汽车中的大部分，包括发动机、底盘和所有的传动部件，而福特也很少使用其它制造商提供的车身和底盘。多年来道奇兄弟和福特的关系一直很好，约翰还是福特汽车的副总裁。　　然而1913年，道奇兄弟开始注意到福特有想要自给自足的倾向。那时道奇兄弟已在密执安州重开了一家大型工厂，后来成为著名的道奇总厂。霍瑞斯和约翰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试验场，并于1914年设计出他们的第一辆车。1915年，道奇卡车是战争时期的主力参战装备。在1915年和1916年由潘科别墅的突然袭击(Pancho Villa‘s raids)而引发的边界战争中受到了美国和墨西哥双方武装部队的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在欧洲战区使用了道奇汽车和军需品。第一种道奇商用汽车是一种救护车，以该车型为基础，道奇兄弟公司开发了商用卡车。1920年，商用汽车的产量占公司的生产总量的10%。在1917年，道奇兄弟公司达到了年销售10万辆汽车的记录。仅仅两年之后，在销售12万1千辆汽车上获得了2400万美元的利润。1915年，道奇汽车的销售量在美国第四。到1919年道奇公司已售出了40万辆汽车，雇员达1万7千名。　　1920年，约翰&#8226；道奇和霍锐斯&#8226；道奇相隔几个月先后因患肺炎而去世。他们的长期副手之一，弗雷德雷克&#8226；海内斯(Frederick Haynes)于1921年1月成为公司的总裁。F。海内斯自道奇兄弟从事自行车业务起，就同他们一起工作，因而对公司的全面情况都非常熟悉。F。海内斯上任的第一年，由于销售量和利润下降，开始出现经济衰退。但是封闭式轿车和厢式货车这两种车型较好的销售业绩支持了公司。尽管道奇轿车是成功的，然而自从公司创立以来，销售的汽车基本上是相同的式样，因此阻碍了道奇品牌的发展。　　正史上道奇不久后因为效益不好被克莱斯勒收购，现在张汉卿的主动联系却有让它绝处逢生的机会。资本家的性质决定了商人逐臭的本能，张汉卿以奉军巨大的订单最终改变了这个年代美国人保守的心态，最终确定在天津开办一座初期年产厢式货车500辆、轿车200辆，最终达到年产3000辆规模的分厂。　　在美国新银行团代表拉门德协助下，天津道奇汽车厂正式兴建。张汉卿调集全东北、华北近百名技师进入工厂，以努力掌握制造技术，为奉系后来仿制打下基础。　　拉门德之所以如此卖力，是为了回报奉系向英美抛出的橄榄枝。为抗衡日本在华北的渗透，张汉卿频频派出要员拜访英美国家在天津、北京的驻华使节及代表商人，宣讲新政府对英美友好合作的态度，并承诺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及侨民安全，鼓励投资。　　英美以直系为代理，已经拥有长江沿岸的利益，为进一步掌握政局，与奉系控制下的北京北洋政府不能不抱着审慎合作的态度。美国议员团基本上与以张汉卿为代表的奉系势力达成谅解，张汉卿为集中精力对付日本及接下来的工业布局，也不得不虚与委蛇，承认了美国在长江流域及津浦线、京汉线等铁路沿线的政治、经济权利。且以允许在秦皇岛驻兵舰，开放秦皇岛、葫芦岛、营口为条件分别向美国贷款1亿、向英国贷款6千万元。　　----不是缺钱，事实上张汉卿已经悄悄地把那笔黄金变成东北各银行的外汇储备，那可是3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引入新的竞争对手，一是为了克制日本在东北一枝独秀的情况下，经济过快发展以至垄断，二也是为了安全----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至少英美不会轻易同意日本在东北的独占。至于会不会造成引狼入室、尾大不掉，张汉卿也详细思考过，不过最终的结论是：英美追逐利益不假，至少不会有像日本那样有实际占领东北土地的野心。为了权宜之计，暂时的阵痛还是必要的。　　在张汉卿亲自布局下，使奉系所部工业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工业的基础，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基本上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工业能力与战争潜力。　　1915年“本溪湖煤铁股份公司”开工生产﹐至1917年有300立方米高炉2座﹐后又增加小高炉(每炉日产铁20吨左右)2座﹐冶炼优质生铁。1916年中日在鞍山合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1918年正式开办“鞍山制铁所”﹐有515立方米高炉2座﹐后又建炼焦炉4座和693立方米高炉1座。这些因为是日本主要控股，所产铁2/3均运往日本。张汉卿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名义要求以土地及资源算作股份，取得余下1/3的产量所有权。　　装备一个奉式标准陆军师及维持费用，年需各种钢材近万吨。为避免事关生死的军工能力握在日人手中，张汉卿力主在关外及西北奉军控制区域分散建立各个钢铁厂，是为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钢铁厂。其中兰州钢铁厂为政府全资，新置日产450吨高炉3座，并依靠西北丰富的电力建电炉一座，这是中国早期的炼钢电炉之一。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北方引资，一期工程拥有年产生铁30万吨，产钢5万吨的生产量。　　除此之外，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利用汉治萍钢铁公司的财务困局，对其进行了收购。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在1908年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联合组成，并改为商办。当时新建了 150吨混铁炉，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1910年新建477立方米(日产生铁250吨左右)的第 3高炉出铁。1909～1911年建成30吨平炉4座。辛亥革命后，在大冶石灰窑新建铁厂，有高炉(每炉日产铁450吨左右)2座；汉阳铁厂又建477立方米的第4号高炉和30吨的7号平炉，并相应扩大了萍乡煤矿和大冶铁矿的生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价格猛涨，汉冶萍一度兴盛。战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靠借贷维持，从此衰落。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辖下的钢铁总公司乘虚而入，收购了该公司的51%的股权。　　同时期中国只有山西阳泉建立保晋铁厂、上海和兴化铁厂、扬子机器公司在武汉谌家矶建立日产铁约100吨的高炉1座、及龙烟铁矿石景山铁厂等主要钢铁生产厂。　　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份额影响下，到1920年底全国铁产量达71万吨，钢产量15。4万吨，握在奉系手中的生铁及钢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69%和70%，比正史上同期翻了近两翻。　　对比1920年世界主要国家的钢产量，美国4281万吨，英国921万吨，德国854万吨，法国271万吨，日本81万吨，苏联16万吨。　　其它冶金的生产也不逊色。全国较大炼铜企业有东北金属矿业公司沈阳冶炼厂，东北地区开采的铅锌矿有吉林天宝山﹑辽宁杨家杖子﹑青城子，皮沟金矿局局长。该矿用汞齐法从硫化铜、硫化铁矿中提取黄金，1920年黄金产量超过万两。沈阳冶炼厂、葫芦岛竖缶炼锌厂、选矿药剂厂和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也办得有声有色。　　作为体现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现代交通运输业，奉系所辖地域的表现更是突出。　　继北满铁路以哈尔滨为始发北沿到绥化并接顺利接通至伊春，与北满铁路平齐的另一条重要铁路齐饶线完成了验证，于年末正式开工。这条铁路西起齐齐哈尔，连接绥化、佳木斯、双鸭山，东抵中俄边界的乌苏里江西岸饶河县。与北满铁路的东端绥芬河两地共同担负控制黑龙江东部边防的重任。　　在吉林省，开始了通化----通辽铁路的兴建，并将北上延伸至兴安河的锡林郭勒，以便在将来立国后伸入蒙古。另一支由通辽西进至归绥（今呼和浩特）接入银川，以联接西北。　　西北方面，以兰州为中心分别建设兰州----酒泉、兰州----银川的公路，并开始对陇海铁路甘肃、陕西段进行可行性勘测。一个建设中的强大的奉系，呼之欲出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4章 招商引资（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此时张作霖离京返奉，孙烈臣总督关内奉系军政，驻节天津。在张汉卿建议下调任郭松龄为华北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按照西北人民军模式全权负责华北军整编、训练事宜，自己却利用少帅的身份，频繁接触北方的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的财政政策并招商引资。　　按后世的经验，对外开放才是强国之路。而中国经过2000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数据、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即使有些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也只在本乡、本县、本省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很少见到有跨省际的大公司。加之各地军阀纷争，安全因素不但成为商人远行的重要评估，也成为军阀为防止外来渗透而进行控制地封闭自治的一条诱因，如后来阎锡山在山西自造的小火车便是一例。　　这样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有利的一面----各地受外界封锁影响较小，均可自行作战。也有不利的一面----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受。还有政府兴建的国有厂矿，更是投资惊人，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2年来已发行了近5亿元的国债，尚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财政投入需求。　　日本倒是积极拉拢东北系的军政要员以加大日资的投入，但是与前世不同。眼看着奉系实力强大，张作霖对日本在家门口的经济投入非常敏感。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财经界要员坚持由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下属之企业占有企业控股权，日商可以出资获利，且在投资项目上作了种种限制。以张作霖之声望及影响，奉系政府对付日系经济渗透可谓滴水不露。　　日商秉承政府旨意，当然不会白白拿钱给东北政府发展经济。自1907年4月日本政府在大连建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来，这个会社不仅直接经营南满铁路，还是一个庞大的垄断企业，从事煤炭、木材、钢铁、化工、电力、航运、建筑、邮电、农场及文化教育。属下有大型企业80余家，1919年总投资额达3。7亿元。会社属下的兴农部农务课首先在南满铁路沿线公主岭、熊岳建农业试验场，又在开原、大屯设立豆圃，在大榆树、铁岭、郑家屯（今辽源）、海龙等地修渠平地，开辟大片水稻种植田。直接获利可行，为他人作嫁衣裳却不是日本人的国民性。　　既然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在日本所取得资金较少，向内地北方招商引资势在必行。　　一时间，北京、天津十里洋场，张汉卿风度翩翩，大展风姿。他大量接触北方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以招商引资。既是交际，免不了要有为国牺牲色相、花前月下之举。因经常留连于戏院舞场，博得与袁克文（袁世凯子）、溥侗（清末帝溥仪族弟）、张伯驹（张镇芳子）并称“民国四公子”。　　张汉卿东北工业建设的主要方向一是原材料开采，主要是采矿，当时的工业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虽然东北有较丰富的矿藏分布，但是到第二年末的1919年，东北煤炭产量才达为2000万吨，仅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1913年的水平（2130万吨）。另外是缺少比较专业的人才与设备，冶铁、炼钢与轧钢技术尚处在原始阶段，制约交通与军工的重大技术类像机车与汽车制造基本为零。张汉卿一想起他的奉军现在辎重运输还是主要靠骡马就郁闷不已，像作为奉军部队里师级主要支持火力的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其在现代不算什么的重量（仅约1。4吨而已）即需6匹马的拉力，还有人力、炮弹、人及马匹给养的输送，这些都造成庞大的后勤困扰。如果采用机械式牵引，即会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强项在于轻工业，而张汉卿迫切需要的却是重工业的突破。一般而言，重工业的先进程度直接带来军事工业的变革。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用蒸汽机代替人力引起了划时代的进步，并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打败了二千年来一直雄居世界前列的中华满清帝国；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西化，用欧洲先进技术倾国发展了大炮巨舰，两次打败世界大国（满清与俄国）而一跃“脱亚入欧”，成为亚洲公认的强国。按照张汉卿的思路，应该是先重工业后轻工业，这也是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依照苏联优先建立重工业布局的原因所在。不过再后来苏联穷兵黩武，虽然军事实力超出了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但是人民生活穷困，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张汉卿自然不会玩到这种程度，但是要想在东北占稳脚跟直至壮大，重工业却是不得不是首选。民间资本的实力或投资眼光，根本不会也不敢触及到这一块，而政府有需要，却没钱做太多的事情。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5章 招商引资（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作为东北新政的重要补充，张汉卿的招商引资计划得到了众多的关注，但是真正敢于毅然投入巨资的倒没几个。东北目前最需要的是注入大量的资金（抢来的黄金虽好，但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也不能持久），可是银行业巨头们对进入东北尚有疑虑。像修筑铁路、公路、港口、以后还有机场等设施，收回成本需较长的一段时间。东北目前日本人的势力很强，日本财阀把持着几乎全部工业生产，是否会造成行业竞争与冲突是个可预见的问题。加之民国时匪患严重，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能否稳定地存在尚是个疑团。东北新政能否得到民国民间资本（主要是北方）的支持，政府的信誉与保证至关重要。　　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得到经济界大佬们的支持呢？　　原张作霖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因私自养兵事件被废黜隐居天津近2年，本以为张作霖会因自己离去而政事不畅，一直等待再得重用。此时见奉系实力如日中天，与自己同为士官派的韩麟春一跃而晋升上将，并成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自己一向看不起的郭松龄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由少将而中将再上将，并成为节制关外奉军的华北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成为坐拥4个师的炙手可热的军政要员。而自己一贯的奉军总参议的头衔也让一个过气多年的蒋柏里所夺走，自己在东北的影响似乎渐渐趋于平淡，非常焦急。终于撇下傲气，按捺不住主动面见张汉卿，愿以在津期间所结识的关系，指引张汉卿拜会北方财政界、实业界的领袖人物，以求再次晋身之阶。张汉卿素知杨之能，也早有使用他的计划，当然不计前嫌，欣然为他说情。张作霖也自觉离不开这位身边的“诸葛”，顺水推舟要求杨宇霆戴罪立功，办好张汉卿交待的事情。　　杨宇霆如蒙大赦，为少帅积极奔走，他推荐张汉卿拜会周学熙。　　周学熙曾是袁世凯内阁的财政部长与工艺局总办，目前任中国实业银行部经理，名下拥有15个企业，被北方工商业者奉为皋圭。他一生的闪光点便是成为民国初斯著名的“水泥大王”。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他虽然早已耳闻少帅之名，但“民国四公子之一”这个名只是风花雪月的名声，并没引起他半分重视。只是去年的“安蒙军”举国称赞的胜利，使他对这个年轻人有了些许尊敬，而不仅仅是看在“东北王”长公子的原因上。　　不过不同于以往军阀骄横的态度，张汉卿对周学熙尊敬异常，尚未落座，张口便是“周老，学良冒昧来访，只是请得到周老的协助，做几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周学熙是从商场政界熟透了的鬼精明，与其跟他拐弯抹角，不如直来直往要更有效的多。　　周学熙尽了主客之礼，方才乐呵呵地说：“周某只是一介商人，少帅掌有东北，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能来寒舍做客，是老朽的荣幸。至于协助做所谓利国利民的大事，那未免抬举了。少帅如是军中缺少军饷，周某不才，年轻时也曾挣了些家私，捐助三、五十万还能勉强负担得起的。”　　张汉卿朗笑着说：“周老把学良看成何等人物？学良虽然缺钱，却还不至于有打家劫舍的念头。奉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学良又怎会因区区三、五十万就坏了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呢？”　　周学熙心下惴惴，这少帅胃口挺大，话说得冠冕堂皇，看来今天是绝讨不了好了。他的实业半数在天津，此时奉军28师向北推进到廊坊----香河----宝坻一线，东北部与热河的16师在蓟县接壤，已完全控制天津和河北东北部，两天前奉军政府更明确将唐山和秦皇岛两地并入热河特别区组成热河省。这军阀征战之际，多少家破人亡！当下打了个哈哈，说：“奉军对百姓秋毫无犯，老朽虽远在津门也有所耳闻，不知少帅需要老朽做何事情，定当尽力而为。”　　张汉卿说：“东北举各省自治联合政府之力，在各行各业都组建了行业协会，由政府主导以期实现实业兴国。因政府财力有限，亟需各方支持。无论民间个人或公司均可独立或合资兴办厂矿企业，政府予以保护。目前政府正逐渐放开对轻工业、农业、加工制造业的控制，鼓励游资加入。对新生或特殊行业，政府承诺3年内免税，并保证其持续经营。在锦州、奉天、抚顺、铁岭、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均规划了大规模的工业区，政府负责土地规划及交通附属设施的安排。我们还准备在天津和秦皇岛设立自由商阜，以使关内关外互通有无。这一切，需取得北方业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利用周老的影响力，加快这一进程。”　　周学熙对东北新政也有耳闻，他也是热衷实业救国的忠实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在民国初期，军阀长年征战重税剥离以充军晌，各地路卡契税五花八门各逞私欲，地痞无赖欺骗讹诈无所不为，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官商勾结花样多端，普通工商业者、实业家们遇到的难处他是深深体会到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真的能像所宣称的那样鼓励竞争和行业发展吗？他有一丝欣喜，更多的还有疑虑：军阀腐败已经根深蒂固了，即使东北政府高层有这种想法，执行人员能够完完整整自上而下落实下来吗？　　张汉卿对周学熙的疑惑胸有成竹，他说：“政府当然会保证投资人的合法利益。各级政府都必须全力以赴满足投资人的正当权利。万一有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各地独立的法院和检察院均会对政府的不当行为进行制衡----顺便说一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立法、司法与行政是相互独立和制约的。东北人民党另有统战部负责沟通投资人与政府各层之间的联系，可以负责地讲，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官员比起中国其它地方的官员要好得多，我们对于政府人员贪污受贿等吃、拿、卡、要行为的查处是非常严厉的。”　　他话锋一转：“至于外界所担忧的安全问题，东北的匪患基本上在主要城市已经绝迹了，我们给予无地人员无偿划分土地的土改解散并稳定了绝大部分土匪，真正铁下心来做土匪的目前被驱赶在边远地带，剿匪行动还在持续进行。至于其它国家的商人，我们一视同仁，但绝不会崇洋媚外。所有外国人在东北，均需遵守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法律，有违反者严惩不怠。刚获电悉，昨天还有两个日本浪人在奉天侮辱我华人被我当地警察当场击毙。奉军已改编了30万人的精锐，完全可以保证安全。”　　在周学熙的引见下，一大批北方的民国实业家纷纷聚集到少帅周围，像时任财政委员、民族工商业家北方代表周叔弢，创办天津永利、久大、黄海三家化学公司的实业家范旭东，天津监业银行经理、董事长张振芳等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短短几天，新成立的东北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共吸纳存款及入股方准备金达4000多万元；此外，各工商人士竟共认购了约11000万元的为期两年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国债券，这是张汉卿及东北联省自治政府高层所始料未及和不敢相信的。钱多少在其次，关键是这态度要得。有了好的开端，只要持续做，不愁吸引不来金凤凰。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6章 击毙了日本浪人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所说的击毙两个日本浪人确有其事，其中的背景远非他所描述的那样轻巧。起因是奉天省城北关街地方商户石老栓店铺遭日本浪人冲击，交涉时石老栓遭毒打，这样类似的事情在民国时的中国是家常便饭。日本人横行霸道惯了，依仗着有在南满铁路的驻兵权，即使是在奉天省城，东北王张作霖的老巢，他们一样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北关地方警所警员张河源、于晓兴闻讯后在警长胡天锡带领下，赶到后将仍在行凶的两个浪人当场捉拿，在抗拒中有一个浪人被群情激愤的民众踢中了头部，血流如注。　　日本驻奉天北塔驻兵营闻讯，出动了一个中队，包围了北关警所并封锁了北关街，要求放人、赔偿损失、捉拿肇事者及赔礼四项要求。依照《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在关东州以外地方的驻兵只作为护卫南满铁路使用，不得干涉地方军政民政。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两年来，随着实力增强，民众的独立平等和民族主义意识逐渐抬头，北关警所警长胡天锡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有理有节地驳回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他说：“当地犯案必须由奉天法院审理此案，日本驻军不得干涉，在此期间，人犯将按法令羁押于警所，此一原则为我方法律所规定，绝不后退。”　　蛮横不已的中队长三浦良知根本不把胡天锡放在眼里，他一声口令，日本兵齐刷刷地上了子弹，乌黑的枪口对准胡天锡，一时现场杀气腾腾。　　胡天锡毫不畏惧，他迎着枪口，大声说：“这里是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警署，我是政府的警员，你敢放一枪，就是对政府的挑战，其间后果要想清楚！”　　三浦良知中队长大怒，喝令两个日本兵拿起枪托照着胡天锡的两肋打去。胡天锡措不及防之际，被连打了数下，挣扎着不倒在地上。楼上的警员张河源、于晓兴等人目睹日本人行凶，悲愤交集，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面从楼上砸下办公桌椅。　　日本兵再发淫威，一队人马直接向楼内冲，不过大门被警员们从里面反锁。日本兵连砸几下未得逞，三浦良知取过一个日本兵的大枪，子弹上膛，“啪”地一枪将锁打穿，随即打开大门。警员们寡不敌众，一时间警所内一片狼藉，警员们伤痕累累。两个浪人复被抢去。　　这时奉天保安司令部辖下一个营在营长刘多荃带领下正闻讯赶来，众人刚近北关街，便听一声沉闷的枪响，便听有人高呼“日本人开枪冲进警察所了！”　　刘多荃是东北讲武堂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营级学员，在那里他与张汉卿相识，并在张汉卿带领下加入了人民党，算是张汉卿建立新中国的第一批追随者了。受张汉卿感染和鼓舞，他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兵的色厉内茬和侵略本性，并对日本关东军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敌意。如今日本人竟敢在奉天省城、这东北联省自治政府驻地为非作歹，怎能不让他义愤？　　刘多荃一声令下，全营摆成战斗队形前进，复将警察所包围。一刹时，每个日本兵都有十数支枪从前到后瞄准。所有的中国兵面有怒容，齐声说：“缴枪！”　　一阵寒意从心头掠过，日本兵还从未在中国领土上遇到这种情况。三浦良知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皇军驻关东部队，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让你们的长官出来的说话。”　　刘多荃大声说：“我就是此地的最高长官。你们持械袭击警所，已经触犯了我们的法律。现在我要求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接受调查。否则，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名就地予以惩处！”　　双方剑拔弩张，三浦良知略一犹豫，两个日本浪人却甚是嚣张。他们多做过比这远为恶劣之事件，从来没有中国地方敢对他们执行中国法律。一名浪人冲到奉军士兵潘小规前面，伸手要抓枪头。　　潘小规大怒，猛地一脚踹在浪人的小腹上，登时对方如死狗般趴在地上。另一名浪人要来相帮，乘机从侧边抱住潘小规。旁边战士见日本浪人在枪口下仍如此顽固，不禁怒火中烧，枪口转动，一枪打在这名浪人的太阳穴上。立时脑浆迸裂，眼见得不活了。　　这一声枪响，警醒了潘小规。长期的训练让他的身手十分灵活，压枪、握紧、瞄准、发射，一气呵成，将趴在地上的浪人打成了真死狗。　　真刀实枪地干了，日本兵最后的神经崩溃了。再没用一枪一弹，一个中队全部缴械。　　刘多荃不敢怠慢，立刻上报东北护路军司令部。值讯的第4师师长邢士廉闻讯大吃一惊。缴械事件已经很严重了，何况还有两个死人。闹得不好，会引起大事端的。他不敢决断，直接亲自上报至张作霖。　　张作霖“啪”地一拍大腿，邢士廉跟着一哆嗦。他跟随大帅日久，熟悉大帅的几乎每一个动作。一般地大帅拍大腿，表示极怒或是极乐。不过今天这种事，大帅恐怕是乐不起来喽。　　哪知张作霖大怒说：“妈了个巴子的欺到老子头上来了！打得好。”他指示邢士廉：“一定要注意日本人的动向，命令4师主力立即移防营口，全部官兵进入战备状态。”一边紧急召开奉军高层会议，探讨局势发展，一边电悉张汉卿所部，以为警戒。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浜面又助少将是日本陆大4期毕业的高材生，军事风格谨慎持重。他一面思索高级参谋部第1课长土肥原贤二的猛烈还击计划，一面召集情报主任、后方主任、政策主任、关东军参谋部第2、3、4课，商讨对策。在获悉奉军进入一级戒备、奉军骁将姜登选正亲率27师主力星夜驰援军营口时，明智地放弃了兵戈相见的念头。以关东军仅4万人的实力，很难想象可以吓住或是打垮长年在刀丛中舔血、拥有精兵强将的东北王张作霖。此时日本国虽在巴黎和会中未能如愿承继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但正与英美等国谈判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准备通过降低部分条款来换取在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上的利益。此战万一有失，动摇国本，他浜面又助只好剖腹以谢天皇了。　　但是如何处理尚在扣压中的一个日本中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日本人积威尚在，奉军可以击毙浪人，却绝对不会对日本现役军人有任何伤害，这点“觉悟”应该还是有的。不过经此一役，日本南满铁路驻军颜面大失，如何安慰激进的少壮派军官又要大花心思了。想到此际浜面又助不禁在心里大骂参谋本部那些无能的军事高参们，在接手关东军参谋部时还颇有得色地对他说张作霖是日本费尽心思培植的代理人，尽可放心云云。　　当张作霖还只是27师师长驻节奉天时，关东军高层看好他并扶持起来以对抗英美势力在东北的渗透，以便日本从中渔利。但没想到张作霖实力膨胀后对日本人一直不阴不阳，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偏偏日方对此无可奈何。目前奉军政界无人可撼动张的地位，另行扶起代理人无异痴人说梦。　　参谋们讨论良久，土肥原贤二想到一个主意。他不愧人称“中国精”，熟悉中国权谋，按后世的说法，叫做可以用中国人的思维思考。他献计说：“将军阁下，目前张部（奉军，日本人的叫法）与北京政府明和暗争，直系地广兵多，但一直能容忍奉军坐大，是因为武器弹药缺乏，不能与奉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关东军此时能够卖军火与他们，一方面势必会削弱奉军的实力，另一方面也从而可能增加直系翻脸的机会。如果双方交战，一定会是大打的局面，对我方来说，可不战而达目的。”　　浜面又助十分赞赏。诚如所言，奉军在奉天自有兵工厂，而且自成体系，成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够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能力的军队。而直系需从英美购买，一往一返，高下立现。如果任由奉军发展，不出数年，其实力绝非帝国所能左右，那是养虎遗患。　　他微笑着说：“土肥原大佐所言甚是，你可以代表关东军，与直系相关人员接触，立刻实施此项计划。”土肥原贤二是特务中的行家里手，后面的事情已不需要他再作关注了。　　随后，在关东军参谋部的交涉下，奉军释放了扣压的日本官兵，而击毙两个浪人的事件，也无息地告一段落。只是从此以后，奉天的日本兵明显收敛了许多。以致于奉天的百姓都说：“这就是小日本，你跟他来硬的，他就怕你。你要是软啊，妈了个巴子的，就只能给他们当孙子！”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7章 灭佛（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日本人不甘失败，图谋着更大的计划。　　“奉情局”负责东北三省的军情二处驻哈尔滨情报科长何宝珊得到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信息。他的高级情报员郁汝润敏锐地注意到日本驻哈尔滨司令部里一个陌生的人物。这个人身着很普通的狗皮帽，一身粗布衣裳，乍一看，和一般东北老百姓没什么分别。但是一个普通人怎会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里？经过一番周折，郁汝润终于得知这个不普通的“普通人”的来历：他是蒙古活佛派往哈尔滨向日人求械的代表巴桑。　　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自对抗“安蒙军”失利以来，就被软禁起来。蒙古土地改革后，其它各要员或是处决或是被流放，分裂势力大伤元气。然而自“安蒙军”一部出兵甘肃，北边白俄势力又乘隙而入后，库伦城中兵力大减，加上政府正全力进行蒙古建设，对隐藏起来的蒙人黑暗势力打击不深，使得这些人又死灰复燃。加上土地改革使得大部分旧上层人士失去了往昔的荣耀和宝贵，以前喀尔喀盟长、副将军何贝及其2个台吉为首的旧有势力，暗中串通札萨克图汗部、三音诺颜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等对现政不满的官员，通过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达喇嘛与活佛联络上，以蒙古森林、矿产为抵押，向日本借贷款以购买武器起事。这个巴桑就是活佛亲派的代表，他于9月2日经海拉尔至哈尔滨，受到了日军哈尔滨司令吉野的重视。　　库伦驻军也发现了一些苗头，9月13日，一小撮失去了土地的原蒙古贵族组成流民军，在库伦车站、省政府、省警察厅暴动，打、砸、抢、烧无所不为。“安蒙军”总司令戢翼翘及时予以镇压，在打死数人、关押十数人后，骚乱被平服。当时都以为这不过是一起不满现状的人员骚乱而已，在对为首的数人予以严重处理后，蒙古警察厅释放了余下人员。　　在苏俄军队的压力下，日军被迫于9月17日宣布从伯力撤军，从而失去了在远东威胁奉系背后的一块根据地。其后，以张汉卿为代表的奉军华北军政人员于25日接收了俄国在天津的租界，成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收复的第一块租界，全国为之欢呼，奉系凝聚力空前巨大。接着苏俄二次对华宣言，声言八事：废除帝俄旧约，交还各种权利，恢复商务，取缔旧党，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交还中东铁路，互派外交官。在次日接收汉口租界时，日本政府和美、英、法政府一道，违心地照会中华民国外交部，重申“殷望早日完成中国统一，届时新银行团将予以协助”云云。奉系背靠着渐渐强大的苏俄，开始有步骤地对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进行挤压。　　对日本政府来说，蒙古内乱是个绝好的机会：借着保护侨民及经济利益的借口，日本兵又可以在东北至蒙古的西北方向打开缺口。因此日本政府指示哈尔滨日军司令官，于10月2日召开军人会议，商议外蒙借款购械事宜。　　正当吉野司令官考虑如何才能将这批价值600万日元的巨款的军火经过奉系控制区运抵蒙古时，忽然接到国内传来的紧急电令：全部关东军进入战备状态！　　原来朝鲜自日占以来，一部分爱国志士遣入东北，组成朝鲜革命党谋图复国。在中朝边境的吉林晖春县，朝鲜革命党人朴东明、金永植等联络俄过激党及胡匪攻破县城，焚毁日本领事馆，杀死日人11、日警1人。　　日本外务省发表出兵晖春声明书。在声明书中，日本只认晖春事件为胡匪所致，避而不谈朝鲜革命党事实。张作相奉命派兵入晖春，以免日人借此事件由北部进入东北腹地，威胁安全。民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抗议，日本不理会，10月9日，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日政府决续派兵赴珲春龙井村”。　　日本驻哈尔滨司令官吉野趁此时以远东战事未消，欲以撤侨为名，将满载一列军火从哈尔滨起程，沿北满铁路押运至满洲里。这批军火共计长、短枪2000支，机关枪100挺，迫击炮30门，炮弹1500门，子弹10万发及电台2部，由日军第2联队第3中队长鸠山武夫负责，跟车日军141人。　　“奉情局”早已严密监视。接到消息，东北边防军第30师于珍部早已派一部刘多荃团长于满洲里车站严阵以待。天黑时，负责接应的前喀尔喀盟左台吉拉其格出动手下，用近50辆马车分批转移这批军火。拉其格用撇脚的日语对鸠山武夫说：“少佐阁下，我奉大蒙古国活佛的法旨接收这批军火。愿大蒙古国与大日本帝国共结盟好。”他看着手中的真枪实弹，满心欢喜地说：“有了这些东西，我大蒙古复国有望！”　　鸠山武夫轻笑着说：“祝愿阁下旗开得胜。”然后突然变了脸色，大喊说：“敌袭！”　　然而为时已晚，数不清的东北军人冲出夜幕，将两方全部人马围住。拉其格面如土色，一屁股坐在地上，刚才耀武扬威的劲头转瞬间便飞到九宵云外了。　　鸠山武夫身负使命，见此次任务已无法完成，不甘束手就擒，他拔出手中指挥刀，嚎叫着奔向列车门，一边用日语向日军发令。　　刘多荃大怒，虽然听不懂日军指挥官到底是何命令，眼见胜利的天平已不可逆转地指向了奉军，要是日军据守车厢，满是军火的列车就象一个大炸弹。消灭全部日军不是问题，要是列车炸了，这一趟功不抵过。他一枪击毙了鸠山武夫，一边大喊着：“杀光日本人！”　　日本人在东北耀武扬威多年，东北军都憋着一口气。此刻听令个个争先恐后，于是枪声大作，整个中队的日本兵措不及防，在东北军密集的火力下，倾刻间便倒下大半；垂死挣扎的士兵在抵抗数分钟后，依然免不了身上如同筛子般遍是枪眼，百十人死在一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8章 灭佛（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国家统一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日军勾结蒙人，以军火资助其图谋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之事件后，日本驻关东军总司令部矢口否认。张作霖即日以蒙疆经略使的名义通告各国公使，未经中央政府及地方自治委员会之允可，任何人单方面以外蒙林矿抵押之贷款协议均属无效。蒙古省政府王树翰省长还电请中央，要求严厉惩办私借日款之喇嘛。　　决图分裂之蒙古见王公劣迹已现，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前王族势力代表博克多格为首脑、“外务部长”隆奇格、前“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喀尔喀盟盟长副将军何贝等一批残余分子纠集三千蒙人，趁乱抢出被囚禁的哲布丹尊巴，拥戴活佛向恰克图进发，意图两面夹攻以协助打开白俄恩琴进军库伦的通道。　　张汉卿虽然知道此时蒙古驻军兵精粮足，胜券在握，但深知此役为史上蒙古最终独立之前兆，不敢怠慢，电令驻张桓（张家口）之张景惠第16师严阵以待，静观时变。一边电令戢翼翘“对此叛国分裂之跳梁小丑，应集中优势兵力，以最大火力消灭其主力，务要全歼，不使漏网。冀希望此役平定蒙古分裂源头，永保我北方疆域安宁。”为安全起见，接着便电令张景惠部准备北上援助，以防事变。　　戢翼翘一边令恰克图守军固守，一边以2个骑兵旅从左右掩盖，亲率“安蒙军”主力旅攻击前进，将敌军围在从库伦到恰克图之间狭长的山谷中。激战数小时，蒙古分裂军伤亡大半，余部乞降。“安蒙军“俘虏了哲布丹尊巴活佛以下近千人，浩浩荡荡押回库伦。　　张汉卿极端痛恨这些引狼入室、为利益不惜为虎作伥的汉奸、蒙奸，在知晓战况的次日，即以西北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戢翼翘发电：“对叛乱之各人等，当以分裂国家之重罪，明正典刑，严厉惩处。”　　经审讯，各人对意图反叛之事供认不讳。10月15日，蒙古省军政委员会以叛国罪将所俘千人枪决于狼居胥山下，并树碑纪念。　　在处理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问题上，意见纷纭。中央政府、张作霖均来电询问张汉卿之态度，隐约有活佛影响很大，宜妥善处理为要的想法。人民军内和党内也有不少犹豫意见，认为活佛在蒙古人心中有巨大影响，为稳定局面及不引起噪乱，建议从长计议。张汉卿不为所动，坚要处死。他于次日通电全国，表明立场：“凡分裂我领土者，国人皆可曰杀。彼哲布丹尊巴曾贵为蒙人精神领袖，然不思为蒙人谋福利，却屡为屑小所乘，更有甚者，以出卖蒙古重大利益、分裂国家为代价，决图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天幸我中华不灭，人心思统，兵祸寻平。此一事件或可给国人一个警醒：中国虽大，容不下一处分裂。法律无情，人人平等。张汉卿为国家民族计，坚请中央撤销其一切称号，明令处决，以儆效尤。”　　此事件已天下皆知，举世震惊。时英、日政府均向靳云鹏政府施压，要求赦免哲布丹尊巴活佛。英人以西藏达老赖活佛事，恐开先例；日本则忌惮蒙古活佛既灭，断其一爪。然而张汉卿不为所动，他坚称“在此乱世，须用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既可给分裂分子严惩打击，亦可表明我政府之强硬态度”。顶住各方压力，坚决命令戢翼翘立即处决之，并公告全蒙古省。　　活佛既已伏法，日军西进的梦想破灭，且白白丢失了巨额和大量军械，反便宜了奉军。于是抓住“晖春事件”不放，以设法在东北部契下钉子。然而张作霖已非昔日仰仗日人鼻息的“东北王”，在事关大本营安危之事上寸步不让。双方陆续派兵至此，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会聚了大批的军队。　　张汉卿知道虽然奉军可以一战而败目前的关东军，但是日本无疑不能忍受事关荣誉的失败，必然会以全面进攻来挽回面子。以目前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刚刚起步的奉系无疑不能承担大规模的战争的损失----即使是惨胜，也无法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了。　　刚从北方传来的消息，乘直系在奉、日两军对峙，吴佩孚认为此时是发展势力的天赐良机，10月17日要求中央任命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为第23、24、25、26各师师长，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12、13、14、15混成旅旅长。这样连同冯玉祥的11师及起家的第3师，吴佩孚一下子扩充到了6个师、4个混成旅（独立旅）近15万人的庞大兵力。　　抗日是当然的，但是也不至于因此为他人作嫁衣裳。凭心而论，张汉卿也有些理解正史上老蒋为什么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了。　　此时日本此时国内正承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估计也没有大打的信心吧。不然，以日军的习性，怎能容忍小小的“支那”人对“皇军”的公然蔑视？既然如此，何不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此事件体面结束？----谁叫自己实力太弱？　　直皖战争，直胜皖败。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他们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　　“晖春事件”让日本政府骑虎难下：进，师出无名。一旦事有不谐，东北的利益尽失，日本尚未做好全面进攻中国的准备；退，则影响日本好不容易得到的亚洲强国名声，为国内民众所不允。此一时刻，日本人亟需一个台阶，既解当前危机，又不失“身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协约国的身份参加了战争。大战使日本大发战争财，从而使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1918年工业产值上升为56。 8% ，农业则下降到35。 1% ，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在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仍占优势地位。由于造船、机械、化学等工业发展，重化工业的比例也日益扩大。战争带来的景气也必然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 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20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　　好在张汉卿洞晓形势，也愿意用这难得的好时机致力于发展经济，在亲返奉天与张作霖充分沟通后，张作霖在《奉天日报》上以“国统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性。11月，张作霖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于12月回到奉天。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在晖春事件上）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张作霖看起来好像将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不过经此一事，日本人也摸到了张作霖的底牌，在与他打交道时，也不敢轻易触到张大帅的“虎须”。在象征性地表明日本的立场后，于11月18日，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答允撤退珲春日军，于是“晖春事件”得到圆满结束。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89章 抓虎（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军政建设在“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全权筹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张汉卿在关内也推行与东三省类似的土改，但是热河的状况让土改推行起来相当困难，究其问题，原热河省主席、奉军第5师师长汤玉麟占了主要原因。　　热河特别区本来辖14县19旗共约600万人，再加上唐山和秦皇岛两地组成新的热河省后人口已不下于黑龙江。这是奉系在华北的第一块地盘，是联接西北、华北与东北的重要一环。----热河处关外，又临京城（热河省会为承德）中枢之地，地理位置比较敏感，张作霖初入政东北时并未来得及作人士安排。　　张作霖在拿下热河后，为表示新（少帅系）、老奉军将领都是其拉拢对象，不念前嫌，将热河这块土地交给奉军老人汤玉麟管辖，省主席、司令都归他当。　　汤玉麟绰号“汤二虎”，原任张作霖麾下53旅旅长，1918年曾因在奉天聚兵闹事被张汉卿当场撤职，后叛逃冯德麟处，但在冯失势后复又向张作霖请罪，请求重归麾下，张作霖为显示大度再任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但是虚衔。　　汤玉麟憋了两年多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身兼两职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汤家的兄弟子侄们一个个都被他委以重任。　　政府里，大儿子汤佐荣当上了省禁烟局局长，名为禁烟，实则在贩毒走私谋大利；二儿子汤佐辅是省财政厅厅长，把持财政，狠刮老百姓地皮。　　军队上，三弟汤玉山任58团团长；四弟汤玉铬任炮兵团团长，最后升为旅长；五弟汤玉书任骑兵团团长，最后也升为旅长；侄儿汤保福任工兵营营长，大舅子夏维士任辎重营营长。　　汤玉麟在直皖大战后将皖系逃窜的部队又收编为2个杂牌旅，合起来有两万人，多为关内地痞流氓土匪及前清残余组成，不但军纪败坏，装备还仍是两年前的旧货。汤玉麟根据要求将这两旅兵马改编为8000人的武警部队，交由三弟汤玉山兼作管理。　　这些人仗着汤玉麟的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大捞油水，当地老百姓一提起汤家都心惊肉跳，称汤玉麟为汤二虎，真是应了“苛政猛于虎”这句成语。　　奉系在得到唐山和秦皇岛两地并入热河后，为了逐渐控制汤玉麟的权势，张汉卿明令依关内体制，军、政、警分家。于是汤玉麟不得不卸了热河特别区主席的实缺，由原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兼奉天省省长、现任“国家统一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席的刘尚清补任。作为交换，武警部队热河支队长由汤玉山担任，但实质上军事权力还牢牢握在汤家。　　郭松龄在华北所进行的改编，得到对张汉卿知遇之恩怀有强烈感恩之情的汲金纯的大力支持。汲虽为旧奉系，却难能可贵地开明。他所辖下的28师为奉军精锐，在奉系内部说话份量颇重。在他的影响下，关内另一师----第16师张景惠部的改编也顺利进行。　　甫一接任热河省主席的刘尚清迅即召开热河省第一次省政府委员会议，部署全面土改事宜。按照关内的成功经验，准备成立100余支宣传分队分赴各地讲解并执导土改运动。　　赵思远是负责府边双滦县河东十几个乡的宣传队长，虽然今年只有21岁，却已是参加过朝阳土改、有着2年土改经验的老办事人员了。他当时还在奉天读大学时朝阳老家中就分得了土地，村里还赊欠了种子、耕牛，让本来贫困的农家有了生活的希望，日子也逐渐好起来了。怀着对自治政府的感恩之情，毕业后，主动参加朝阳市建设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并表现出色，在1年前经考核被吸收进东北人民党。热河设省后，张汉卿从东北调了一大批得力的干部出关，赵思远就是其中之一。　　他负责的河东地区，是双滦县最富裕的地方之一。滦河水从旁流过，养肥了方圆数万顷土地，原本就被称为“华北小粮仓”。汤玉麟主政热河时期，自然也入了眼。于是官商勾结，与当地豪绅一起巧取豪夺，圈了大块地方，对外号称是“军粮征集专用土地”，以此理由长期不向县府缴税。　　在夺地过程中，逼死人命、打伤致残、包庇纵容以致于受贿无所不为，数百人流离失所。赵思远明着丈量土地，暗地里搜集汤玉麟一伙不法证据。可是害怕报复的百姓们对工作组的到来明着欢迎，暗地里却不敢吐露心事，更别说作主这么大的事了。　　宣传队有其成功的经验。这是一支担负起唤醒民众觉悟、有多年经验的老队伍了。赵思远不气不馁，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在白天走访各村，与村民一道丈量土地、商讨增产增收办法及改善灌溉条件，晚上与村民谈心，谈三民主义和政府各种政策。这些都是群众喜闻乐见有切身利益的事，也有的是闻所未闻的事，但都愿意听他谈这些让人心潮澎湃的变化。在他周围，慢慢聚拢了一些人。他开始讲发生在东北土地改革的故事，讲官民平等的道理，讲政府对于土豪恶霸的惩处等。慢慢地，一些受到迫害的民众进入了他的视线。　　结果是惊人的，汤家手上的累累血债汇成数十张大纸，用馨书难尽来形容一点都不错！　　汤玉麟之所以敢如此，是自恃为奉系老臣，仗着资历，认为张汉卿绝对只是作样而已----事实上东北土改对奉系军政高官均未触动----像身为“国家统一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东北护路军总司令的吴俊升即利用职务之便，在郑家屯、通辽、洮南、齐齐哈尔等地取得二十七万余垧土地和很多房产，出租房不下万余间。此外还圈了一块数千顷的草地供他养马（吴俊升自养良马三千匹）。　　接着规划进行的土改直接触动了汤系利益。汤玉麟一家本就占有大量土地，现在要全数上交，自然心中不爽。而且张汉卿还在热河新增了烟草税，与土改所得直接上交省税务总局，绕开了汤大公子把持的财政厅。汤玉麟本以为热河扩大，自己会水涨船高，捞得更多。然而热河改革计划反让他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全部好处。为此他利用经年累用形成的权力网，多方限制热河的改革。表面上，刘尚清是热河省主席，但是由于各地行政长官都是汤玉麟一手培养，实际上，刘尚清政令不出秦皇岛（财经委员会驻地）。他曾在酒后叫着张汉卿的小名狂言：“小六子只是仗着大帅的名头，热河还是听老子的。”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0章 抓虎（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不过，对于这种可通天的血淋淋的证据，他还是有些胆怯，毕竟，张作霖虽然胡子出身，却最恨部下扰民。他示意汤玉山：“小六子的那些人，平时防着些。”　　纸是包不住火的。在赵思远用层层油纸包着的沾满热河百姓血和泪的控诉书递到张汉卿手中的时候，一向温文尔雅的少帅怒火中烧。在穿越前他对于贪官污吏敢怒无法言，一旦权倾天下，若不能为百姓伸冤，有何面目愤世嫉俗？　　11月17日，立冬。张汉卿假手孙烈臣通知在天津市政府公署（华北军总司令部临时行辕）召开关外奉系军政会议，准备就地拿下汤玉麟。指定出席的有华北军总司令孙烈臣；天津市长莫德惠（兼任）；热河省主席刘尚清（兼任）；人民党秘书长、华北军总参谋长郭松龄；16师师长张景惠、副师长兼师参谋长吴克仁；28师师长汲金纯、副师长扈先梅、师参谋长荆有岩；5师师长汤玉麟、副师长兼新2旅旅长汤玉铬（汤的四弟）、参谋长兼新11旅旅长汤玉书（汤的五弟）等。　　汤玉麟不知是计，欣然应命，于前日晚到达天津。　　清晨，凉风习习，天高云淡。汤玉麟与两弟有说有笑，在一营卫队带领下驱车前往市政府公署。但见两边军警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不禁顾谓汤玉铬说：“这小六子到底是雏儿，不就开一个会吗，值得搞这么大动静吗！”　　汤玉铬哈哈一笑说：“大哥有所不知，这天津有各方租界，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龙蛇混杂。小六子搞什么土改，得罪的人海了去了，难保没有几个人要杀他泄愤。”　　公署大楼底下，张汉卿的卫队长姜化南和汤玉麟打了个照面，微笑着说：“汤师长远来辛苦，请让兄弟们到厢房歇息。”　　张家兄弟缴了佩枪，在张汉卿副官谭海带领下走向大厅，他的一营卫兵被引向另一侧暂歇。但见两旁柳树无风而动，行不数十步，曲径通幽处忽然豁然开朗，大厅正门口十数名孙烈臣的贴身警卫随意散在四处。谭海陪同他们走到门口，止步说：“少帅与总司令、莫市长他们已在里面等候，请汤师长先行，汲师长他们估计也要到了，谭某还要再去迎接。”　　汤玉麟当先踏入大厅，却见不到一个人影，正奇怪间，倏听四下里脚步声急动，冒出十数位军警。汤玉麟顿感不妙，未及挣扎，已被当先两人按倒在地。他大怒着说：“妈了个巴子的我是汤玉麟。”忽然有人徐徐接口说：“逮的就是你妈了个巴子的汤二虎！”登时汤玉麟冷汗冒了出来。　　这声音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奉情局”局长的高纪毅。　　高纪毅自任“奉情局”局长以来，将情报网撒至东北及华北各个角落，成就裴然。尤其他所发展的奉情一处，专职负责奉军政高官不轨事件的侦察及审讯，成立两年来已破获多起大案，上十位军政高层被一撸到底，令张作霖大为赞叹。因为奉情局有独立审理权（张汉卿模仿后世的双规加检察院的功能赋予其新的职权，“奉情局”独立运作这一做法可以大大强化他的地位，因此奉情局在东北享有特殊的地位。高纪毅作为负责人，权力非同一般，自副主席、副司令吴俊升以下，谈及奉情局，无不闻声变色。汤玉麟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清楚，见了高纪毅亲自出马，心下已凉了半截。　　落在奉情局手里，只怕不死也要脱层皮。汤玉麟大声喊道：“我要见少帅！”此时他突然觉得，自己看不上眼的少帅，比起高纪毅，要好的多了。至少少帅念旧，而高纪毅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　　高纪毅冰着脸，沉声说：“你不用喊了，少帅已出发去承德接收你的第5师司令部了。”　　汤玉麟仍不死心，大声说：“我要去奉天见大帅！”　　高纪毅微微一笑说：“等你的事情处理完了，自然会让你见大帅。”　　此时张汉卿已在奉军老将汲金纯部护卫下进入第5师司令部，先后接见了司令部留守长官、训练总监赵恩臻少将，及第15旅旅长高维岳，通知了抓捕汤家三兄弟的整个计划和原由。赵恩臻是西北军的老将了，来此就是之前扎下的锲子。高维岳是5师中唯一的“外姓”旅长，对汤师长的日常所作所为早就心怀不满，也暗中向“奉情局”和张汉卿处密告了几次。赵恩臻、高维岳表示无条件服从少帅的决定，并依计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根据前世的印象，汤玉麟此人是个究凶极恶、对内横征暴敛、对日本人卑躬屈膝的恶棍。就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时，与手下的几个将领尚未交锋就投降或逃跑，一枪不发，全面败退。张涨卿平生最恨这种民族败类，难得大权在握，又有为民除害的千载难逢的好借口，不提前收拾掉这些废物更待何时？　　校章闪烁。六、七十位校级军官济济一堂，他们不知张汉卿亲到，还以为又是例行的会议----汤玉麟一想起所谓“大事”便要召开紧急会议安排，上行下效，他们根本对这种会议没有感觉。但落座后见到主持会议的赵恩臻身后的张汉卿时，都不禁愕然。　　汤玉麟的2年任上，在部队里重要位置安插了许多亲信，其中有几个乖巧的，见少帅亲到，而自家主将却去参加所谓少帅的会议，都不约而同地有一丝不祥。看着这些惴惴的目光，张汉卿有心快刀斩乱麻。他望着自己的卫队长姜化南，见他点点头，便朗声说：“今天紧急将各位召集来，是通报一件重要的事情：原热河保安司令部司令汤玉麟利用职务之便，贪吃空饷、欺压良善、盘剥士兵、中饱私囊，已依令予以解职并押往奉天审理。同案犯汤玉铬、汤玉书一并处理。自即日起，热河保安司令部所有官兵不得私自擅离营地，违令者军法处置。在此期间，赵恩臻总监、高维岳旅长担任代理正、副师长，全权处理指挥及军队改编事宜。”　　他掏出一份名单，示意姜化南。姜化南出门，很快闯进两队荷枪实弹的卫兵。将以汤玉麟侄儿汤保福（工兵营营长），大舅子夏维士（辎重营营长）等共计22名中高级将领逐个看押。平素趾高气扬的夏维士，竟连半个不字都不放，任由卫兵将他押了下去，全程连掏枪的下意识动作都没有（奉军尚未改变在东北的习惯，军事会议都是带枪进入）！　　张汉卿在后世也见过许多夺兵权的故事，因此早有布置：原师司令部的警卫营除部分跟随汤玉麟入津外，其余人马都已调开，换上自己的卫队，以防生变不测。他如此大动作，本来还以为会有激烈的反抗及质疑，哪料道整个行动竟如此轻松。怪不得后世日本兵得手这么轻易，原来这些人天生就是软骨头。　　他看着剩下不安的军官，徐徐说道：“诸位不必惊慌，此次行动只针对汤玉麟同伙，我们早已调查清楚，种种劣迹，与诸位无关。清除这群害群之马后，军队的稳定仍需仰仗诸位共同努力。”见各人脸上的惊恐逐渐消失后，他依西北军模式，公布了酝酿了数年之久的军队改编计划。半月之后，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委任赵恩臻为新师长，并晋升中将衔。　　解决了军队问题，武警支队就简单多了。本以为这里可能会起干戈，汤玉山手里的8000名武装警察虽然武器装备不上档次，但是人数上还有的一拼。哪想到作为武警司令的汤玉山更脓包，在听得自己兄长及两个弟弟已被抓，不声不响就“脱离”了队伍，连知会自己两个侄儿的心思都没有。　　鉴于汤玉麟是奉系的元老，在对他的处置上，张作霖有些犯难：倒不是对其有多少感情----从民国六年冯（德麟）张（作霖）之争中汤玉麟暗中倒张向冯即引起他的愤怒，是以其后冯德麟倒台，汤玉麟被拒之于奉系决策层门外长达5年之久。若不是因为显示大度、争取奉系的统一战线的原因，汤玉麟从那时起即会消失于政治层之外。　　虽然汤玉麟的人缘并不是很好，但奉系上下对汤玉麟的惩处却各有其声，大多是主张将其撤职罢官即可。张汉卿深知这些论调的深层含义：有道是兔死狐悲，老奉系将领不乏汤玉麟之辈，若是汤因此而遭重处，将来有样学样，轮到自己便不好说话了。　　可是如何在腐弊重重的民国各路军阀中脱颖而出？当然亲民拥民最得人心。奉系要想在各路军阀中脱颖而出、能够最终入主中国，没有良好的纪律和人民的拥护是做不到的。张汉卿有心以汤玉麟为榜样，杀鸡给猴看，表明创建仁义之师、廉洁之行政的决心，便极力要求将汤玉麟枪毙，以儆世人。　　最终张作霖同意以汤玉麟“贪污腐化、官商勾结、欺压百姓、草菅人命、阳奉阴违”的理由，在承德行极刑，成为奉系第一个落马的重量级高官。消息传来，在奉系各层中的影响是巨大的。百姓们则拍手称快，奉军的声望日增。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1章 陕西争夺战（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奉系在北方的形势渐渐平稳之际，地处西北腹地的陕西此时却各方势力云集，直、奉两系均欲以此为双方实际势力范围划分界限。长期以来，驻扎在陕西的主要兵马有：靖国军、以奉系许兰洲为首的援陕总司令部、以皖系督军陈树藩为首的陕西护国军和以省长刘镇华为首的河南镇嵩军。　　在这几股势力中，靖国军力量虽然谈不上最强，却是很有来头。还在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发动了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西安的耿直，响应孙中山纷纷起义，举起了倒陈伐段的旗帜。之后，胡景翼、曹世英也赶到三原，两军会师，成立了陕西靖国军。　　靖国军以凌厉的攻势摧毁了陈军在西安西郊的防线，从西、南两面包围了西安。在靖国军东西两路大军的夹攻下，陈树藩惊慌失措，一面向北洋政府告急，要求增援；另一方面以省长相许，向豫西的刘镇华求救。刘镇华本来就是个鼠首两端的野心家，对自己盘踞于豫西一隅早就不满。陈树藩的求援，是肉饱子打狗，正好合了刘镇华的野心。于是，刘镇华亲率5000人马，号称“河南镇嵩军”，开进潼关。刘镇华的入关，对靖国军十分不利，但是刘镇华也从此留在陕西不走。　　胡景翼审时度势，下令靖国军从西安撤军。西路军退回三原、泾阳、富平，以泾河为防线。东路军回到渭北原先驻地休整。　　靖国军作战虽勇敢，但缺乏统一的指挥，这是军家的大忌。胡景翼、曹世英、刘允丞等商议，决定请在上海的于右仁先生回陕主军。1918年8月，于右仁从上海回到渭北，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从北京回来的张钫担任了副总司令，全军实行了统一的编制。设靖国军总司令部于三原，以驱逐皖系督军陈树藩。　　四分五裂的靖国军，从此有了统一的指挥，但靖国军仍处在陈树藩的包围之中，处境仍然十分危险。胡景翼决定向陈军包围薄弱的东部发展。胡景翼去渭南固市找故友姜宏模。姜宏模建议胡景翼和陈树藩和谈。胡景翼接受了姜宏模的建议。但出人意料的是，陈树藩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借和谈之机，将胡景翼劫持回西安，拘禁起来。　　当年11月，北京政府以奉系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指挥甘军、川军、晋军等入陕“围剿”陕西靖国军。张作霖当时羽翼还未丰满，自然以段祺瑞政府惟命是从。奉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郭坚和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叶荃部合力抵御许兰洲于武功、扶风之间的杏林镇，相持两个多月后，败而退守凤翔；又被围困数月，交通阻隔，城内弹尽粮绝，军民交困。郭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力竭势蹙，乃与张钫、樊钟秀会商，决定“联许倒陈”，与许兰洲局部议和，靖国军一、二路军接受改编为援陕军第10旅，许兰洲遂获得渭河以北各地大片地域，被中央政府委以陕北镇守使之职。此后靖国军余部退往陕北。　　直皖战争爆发后，敌我阵营再次划分。因原陕督陈树藩抗不交权，按直、奉双方协议，许兰洲率部南下渭河，与皖系督军陈树藩部战于咸阳，并逐渐占领宝鸡、汉中诸地。靖国军经过休整后，整军复出，恢复陕北以东地面。9月，阎相文奉命以驻河南南阳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旋改为陆军第十一师）为主力进攻临潼直趋西安，以驻湖北的吴新田的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西安；亲率第二十师随冯玉祥的先遣部队西进，准备武力接收。　　陈树藩得知阎军西进消息后，一方面向曹锟、吴佩孚表示愿意放弃陕督地位，另一方面却积极调兵遣将，欲同直军决战，维持皖系在陕西的统治。并决定以释放胡景翼为条件，和靖国军讲和。就这样，胡景翼结束了近三年的囚禁生活，回到了渭北，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时任陕西省省长的刘镇华，左右逢迎，两面讨好，实际上却暗中支持直军，拆了陈树藩的台；多年坚持反陈斗争、已占领渭北广大地区的奉军属陕西靖国军一部，客观上也给阎军入陕驱陈的军事行动帮了忙。　　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陈本人于9月15日带领少数卫士逃出西安。9月17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吴新田的第七师和阎相文的第二十师会师西安，阎相文不等中央任命，当即就任陕西督军。刘镇华由于出卖陈树藩和帮助阎相文有功，由皖系转为直系，保住了省长职位。　　战后直、奉矛盾也体现在陕西。在分配地盘上，阎相文坚持按战前所约定的以渭河为界，这样奉军须退出已实际占领之渭河以南宝鸡半边、汉中市、西安东北角及渭南以南小部。当然张汉卿不会让出这块到手肥肉，他指示许兰洲：在实际占有地域绝不可出让半分，陕西划分一切事宜，均由奉军总部作正式统筹安排。　　此时陕西驻军已多达10万余人，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陕西人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阎相文自登上督军宝座，因为政令不出三地（直系仅实际占有渭南西安、商洛、安康三地），非常不满。他根据冯玉祥建议，准备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威胁或引诱等手段分化陕西靖国军，加上郭治军不严，部下掠民等胡作非为之事时有发生，为阎相文镇压提供了口实。10月13日，冯玉祥按阎的手谕，在西安西关军官学校宴请郭坚。郭带少数随从前往赴宴，当场被抓捕后枪杀。这急功近利的鲁莽做法，激起了靖国军将士的愤怒和不满。　　正虎视眈眈的张汉卿立刻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但在政治上完全有理由压制皖系的兵马，在军事上扶持陷入分崩离析的靖国军对奉系名正言顺的成为“铁三角”之一极也是有好处的。他授意许兰洲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阎的行径。张作霖对此也表示“非常震惊”，严电命令吴佩孚彻查阎相文，并措辞严厉地要求中央不承认阎的督军职务，并电示直系首领曹锟，要求直军完全退出陕西。　　同日，张汉卿电称将郭坚所部第10旅与“援陕军”中奉军一旅合并为西北人民军第5师，兼由许兰洲节制。同时命令韩麟春调西北人民军骑兵第4师迅即出动，陈兵于汉中、宝鸡要地，宋九龄第3师兵出兵宁夏盐池，接管陕北地界。　　这一动作使容合了直、皖、奉诸系及晋、豫等地军队的陕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因目前直系尚无实力全面对抗奉系，阎相文受到吴佩孚的严厉斥责，以后整天吸食大烟，懒于军政事务，凡事多委托冯玉祥代办，时人有“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的说法（冯玉祥、阎相文均字焕章）。加上直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阎穷于应付，于同年10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陕西东与山西以黄河为界，南靠的湖北，东临的河南京汉铁路均为直系大后方，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吴佩孚有心回护，无力回天。只得匆忙发表委任冯玉祥升任第11师师长，以接替阎相文的地位并图以抗衡奉军在西北的扩张。张作霖以倒阁相威胁，示意靳云鹏发表任命张汉卿为陕甘巡阅使的通告。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奉天人王承斌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　　冯玉祥上台后，和阎相文一样，并没有放弃消灭靖国军的企图。不过他汲取了阎相文的教训，采取了委婉的做法。他派人斡旋，试图收编靖国军。这样，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冯玉祥控制了西安、关中、陕南大部。坚守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胡景翼等只有两万人马，而且装备落后，粮饷不足，形势对靖国军十分不利，胡景翼等人为靖国军的前途日夜焦虑。　　正史上刘允丞、续桐溪向胡景翼提出，接受改编，暂且换旗，保存势力，东出潼关的建议，得到胡景翼的赞同。为了稳定局势，缓和冯、胡之间的矛盾，北洋政府派何遂来陕调解，决定将胡部改变为一个师，由胡任师长，直受吴佩孚节制。　　但这次有了变化――张汉卿正要收拾陕西地盘，怎会轻易让他得手？现如今张汉卿有甘肃在背后，陕西是嘴边的一块肥肉，怎能让直系得逞？虽然以于右任为首的靖国军高层遥遵孙中山为领袖，但这个团体文有于右任，武有胡景翼，都是鼎鼎大名的一时之杰，如能以国家统一之民族大义召之于麾下，对奉军实力的增强是不言而誉的。而且人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与孙中山之国民党有异曲同工之妙，想来在直系与人民党之间，于、胡会更倾向于后者。他早已电示驻兰州之韩麟春派出代表接洽于右任，并电示许兰洲，以结盟形式与靖国军共管陕北。　　对靖国军来说，直系在陕西若是取代了皖系，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孙中山在上海处在另一个低潮，为能留下一块革命的火种，将全军交于奉系是更好的选择。而且张汉卿西北人民军的种种利国利民之举，正是胡景翼多年所想。于是在张汉卿建议下，靖国军改编为西北军第6师，归许兰洲节制。　　10月25日，靳云鹏政府发表了委任公告：韩麟春为甘肃督军，张汉卿任陕甘巡阅使兼陕西督军，许兰洲为陕北护军使兼第5师师长。以冯玉祥为陕南护军使，镇嵩军司令刘镇华为省长，直军他部全部撤出陕西，方才解了陕西之变。　　与正史上不同，张汉卿已先一步占据陕西的主动权，导致冯玉祥在陕南只占有3市地盘。东有河南督军赵倜暗附奉系且有老上司吴佩孚在彼练兵、南即素有旧隙的湖北直系王占元传统地界，冯玉祥发展受到阻碍。　　一番努力却为他人作嫁衣裳，冯玉祥为之气结。他不但愤怒于奉系的伸手，更反感且看不起吴佩孚的退让。陕西争夺战，客观上使冯、吴两位直系主要人物之间产生了隔阂。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2章 陕西争夺战（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晖春事件”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时，张汉卿已由张垣抵达归绥，再沿黄河边由陕北榆林向陕南行进。在河曲对岸，与闻讯赶来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就陕西局势作了坦率的交谈。　　阎锡山十分关心西北军的动向，他自民国初年坐稳了督军位置后，通过其高超的“太极”功底，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硬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他做事奉行“中的哲学”，严格执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此时经过8年来的一系列动作，已使山西牢固得像铁筒一般。山西在民国初年本就富庶，这地区又从没有遭受兵灾，是军阀混战中的世外桃园，可谓北洋政府的“模范省”。　　张汉卿可不想得罪这个“土皇帝”。阎锡山是拥有11万人的大军阀，山西以东又紧接直系势力根深蒂固的直隶，处理得不好，直、晋联手，真能将他的“西北军”连根拔起。正史上直系仅凭一已之力，就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痛快淋漓地击败奉军在关内的势力。虽然奉系的实力与史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张汉卿此次入陕，是要解决直系对奉系的威胁。本来曹锟为直系首领，稳坐直隶。曹锟胸无大志，手下只有其弟曹锐的一个师，不足为惧。倒是吴佩孚虽然名义上头衔“直鲁豫巡阅副使”虽然要比曹锟这个正使低一级，但是凭着手下的6个师4个混成旅，隐隐约约有后来居上之势。此时吴远离北京嚣扰，专心在河南练兵，可是不能小觑之人。张汉卿有心将冯玉祥赶出陕南，这样，可借用河南督军赵倜的影响，或可控制京汉线，使吴面临两面夹攻之隐患，又可将湖北、江西之直军拦截开来，使之战略态势不容乐观，从而推迟可能的直奉大战，给奉系发展留出时间。　　张汉卿承诺保证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并与阎立下誓约，晋军在未来的战场上两不相帮，而西北军对晋军秋毫无犯，张汉卿更信誓旦旦肯定阎锡山的地位并保举其为晋绥巡阅使（绥远已在奉系治下，阎锡山虽然升了巡阅使，但其只能控制山西，实质上只是虚衔）。皆大欢喜后，张汉卿辗转经延安、铜川，在咸阳西北军前线指挥所与韩麟春相会。他以陕甘巡阅使兼陕西督军的名义要求冯玉祥部全部撤出省城西安，退守安康，以关注四川不稳时局，让省城交由省长刘镇华的河南镇嵩军统一管理。　　张汉卿以陕甘巡阅使的名义发布命令，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民国官场不是这样子玩的----民国时大多数的巡阅使实际上是虚职，只不过用于对那些过气将军职务的名升暗降，有的则用于安抚，例如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实际一个省也管不着，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也只管自己的湖北管不着湖南。真正有名有实的巡阅使只有两个：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巧合的是他们都是绿林出身，都系督军出身，都在升职后牢牢把握着军权。　　冯玉祥好不容易得了块存身的宝地，怎么会轻易退却？但他的顶头上司、那位娃娃司令却是握着道义的指挥棒一刻不停地向他身上打，渐渐地两人爆发出火花。　　直奉在其它地方竞争也是很颇烈的：在张汉卿发布电令的同日，中央政府特任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王继任，但未就。于是张作霖力保张勋，要知道张勋虽然名声不咋地，却是张汉卿姐夫的公公。曹锟及徐世昌当然要用直系的人，他们以齐燮元署江苏督军，又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这样一来，长江三省仍牢牢地控制在直系手中，引起大伙儿不满，特别是张作霖反弹甚大。　　为平衡起见，靳云鹏作了退步，他以中央政府名义要求冯玉祥依令而行。作为冯的大后台的吴佩孚顾虑形势，选择了默认。冯玉祥无奈：于法理及力量上，他都无法与号称拥有5个师的顶头上司张汉卿及其背后站着的巨人张作霖相抗衡。12月3日，冯玉祥“奉命”撤出西安，在陕、川、鄂边境地区安康驻扎。但此事也埋下了冯、吴不和的种子。　　张汉卿得势不饶人，他以省长刘镇华依附段祺瑞为名，明令讨伐。刘镇华见实力强劲的冯玉祥都不敢对张汉卿硬气，自己人数不多的“镇嵩军”怎是对手？于是干脆利落地宣布辞职。　　民国时代的军阀大都有一个默契：只要通电下野，不管任前犯了多大错误，一律勾消，这也像政治“潜规则”，大家似乎都认为杀俘不祥，也要展示各自的“民主”形象。像段祺瑞史上三起三落，蒋介石三下三起均是一例。各方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下野人士亦极示恩荣，少有加害的。鲜有破例的三起，始作俑者却都没好下场：正史上杀害陆建章的徐树铮最终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杀害；杀俘郑金声的张宗昌亦被其子郑继成枪杀；而另一个大军阀孙传芳斩杀俘虏施从滨，后被施女报仇。　　不过张汉卿虽然不至于赶尽杀绝，却也不想给其留有翻身的机会。刘镇华前脚刚走，他即将“镇嵩军”全部收编，又委任原“靖国军”总司令、后世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陕西省长。　　于右任虽然是国民党出身，但在关注民生、稳定局势上有相当能力，在陕省和“靖国军”内也享有很高威望。人民军摊子铺得太大，真的没把握能够牢牢控制住这么多地盘，依靠这些“降兵降将”（张作霖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靖国军”在这位忠于孙中山的于先生带领下，反水不是不可能，但要在国民党得势后。在当下，还没有一个党派团体能有人民党那样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于“靖国军”脱奉入皖，那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和段祺瑞可是“世仇”。根据正史，民国党真正得势要在1927年“北伐”之后，在此之前，张汉卿有信心充实力量，以缓过这阵。　　为了能够稳定地控制陕甘广褒的疆域，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张汉卿经北京民国政府“同意”，依后世将大甘肃分为青海省、划分后的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省（这里的宁夏因包含了后世的内蒙古阿拉善盟，从而远比正史上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要大些）三省，比正史上提前了8年。　　为最大稳定西北局势，张汉卿力主民族区域自治，以马福祥为甘肃省长、马麒为青海省长、马廷勷任宁夏自治省省长，从而换得三人的支持。政治与军事分离，将各派系兵马尽数收编为西北人民军，并以许兰洲为西北武警部队司令兼西北军参谋长，努力选拔及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党政干部，从而在政治及军事上完全控制了西北4省。　　在分省的时候，夏河的拉卜楞寺，由于受够了西宁马家军的骚扰，死活不愿归青海。结果这个藏族的重镇归了甘肃，所以地图上夏河是凸出的一角。　　之所以要用“自治省”这个称呼，是因为张汉卿受够了后世的行政叫法----区有自治区（省级），又有地区（市级），也有县级（市辖区），市有直辖市（省级），有地区市，有县级市，不熟悉地理与行政规划的人单从字眼上还真难区分其辖地大小。　　时间到了民国10年，即公元1921年，距正史上直奉摊牌的日子还有1年。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3章 赵倜的烦恼（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靖国军大将胡景翼自被收编以后，张汉卿给予所部诸多照顾，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军备优先供给，渐渐收拢了靖国军之心。都说少帅无地域之见，一心为公。胡景翼更是心中佩服：少帅年龄虽小，对国家及世界大势却了如指掌，有些预见道出了常人所不想，但却又丝丝入理。少帅的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建立集权之中央政府，然后逐步过渡到民选政府的志向，以及结盟苏俄、通好英美、驱逐日本的计划在他看来十分可行。　　本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有理论上的先天缺陷：从五族共和开始即备受诟病，被视为大汉族主义。张汉卿则摒弃这个说法，改以中华民族的称号，以形成在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的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人民党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种种思维，让胡景翼观念为之一新――废话么，人民党的这一套兼有后世共chan党理论的精华，经过长时间的洗礼和发展，又岂是当时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预见的？张汉卿差一点还想导出“三个代表”理论来引导人民党的奋斗方向呢。　　人民党派出的党政干部陆续在第6师就位，胡景翼极力赞同。　　靖国军彻底跟定了西北军，张汉卿将此部驻扎在潼关，并准备接收商洛，此一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冯玉祥。冯玉祥被驱离西安之后，百无聊赖。安康在陕西最南端，处在陕鄂夹缝中，地本贫瘪，发展无力：西、北有西北人民军虎视眈眈，西南即四川多山之隅，东南有湖北王占元防范如蛇蝎。如果商洛被占，将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一旦有变，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认为混到此一境地，吴佩孚的排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逐渐萌生了退出陕西、转投河南的念头。吴佩孚知道冯玉祥与鄂督吴占元的矛盾，于是派他回兵信阳，以等候机会取王占元而代之。　　冯玉祥入豫，使刚刚经历过“河南易督”风波的河南督军赵倜心中又起波澜。　　赵倜督豫8年，对地方无所建树，其治军也始终停滞于毅军后期那一套，毫无改变，故未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他的军队(尤其是其弟赵杰的宏威军)纪律之坏，远较一般北洋军队为甚，河南人之恨赵倜，以受他的军队纪律影响最大。其用人也，喜用行伍军官，幕僚则多系最老旧的北洋将弁学堂出身，保定军官学生在赵部则被斥为新进，混不出什么名堂来。其搞钱也，据说有三个经常来源：一是欠饷自肥，军队经常欠饷数月，年终则马虎了事；二是把持河南省铜元局，买铜自造，从中取利；三是不通过省长公署和财政机关，直接向豫西产鸦片县份摊派鸦片捐款，尽入私囊。赵倜会写一笔颜体字，喜欢自拟电稿，故他当督军时每天不少时间消耗在签押房(办公室)里，因此凡收到函电，他的参谋长秘书长都不敢拆阅而留他亲拆处理。他弄钱不少，却用钱很吝，部下很少得到他的好处，遇事当然不肯替他卖力，因此在诸路军阀中，他的部队战斗力是最低的。　　在直皖战争前，洛阳刘镇华的镇嵩军调陕西后，段祺瑞调边防军两旅驻防洛阳，吴光新部亦曾一度调驻信阳，因此有换吴光新督豫之说。赵倜闻之，大起恐慌，乃运用徐树铮换上安福系重要分子王印川为河南省长，作为巩固自己督位的无形交换条件。 　　经此虚惊之后，赵倜认为专靠皖系不保险，乃派戴寿山为代表去南京与直系的第一员大将苏督李纯交接，求李纯于必要时由徐州出兵援豫。李纯虚与委蛇地答应了赵的要求，实则暗中派员到河南调查赵倜的实力，认为赵倜的豫军无战斗力。如果当时皖系要对赵倜下手，李纯的援助是不足恃的。 　　赵倜又派人与直系首领、直隶督军曹锟联络。时曹锟与段祺瑞间的矛盾渐大，曹认为赵倜是老实人，且直豫接壤，遂引为同调，并答应支持他。今年4月间，赵倜还亲自到保定参加了以反皖系为目标的直、苏、鄂、赣、奉、吉、黑和河南的八省军事同盟。至此，赵倜完全从皖系转变到直系方面。在直皖战争之前，吴佩孚率部由衡阳北撤，事前吴派员到汴与赵倜密议，赵许吴部通过并驻扎豫境京汉铁路沿线。故段祺瑞电赵阻吴军过境，而赵则以“力有不逮”推辞。在直皖战争中，赵倜虽未直接出兵参战，但他一直站在直军方面，使曹、吴无后顾之忧，不啻帮了直系大忙。因此在直皖战后，赵倜仍能保持其豫督地位。只把省长皖系王印川撤掉，换上张凤台。　　迨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驻节洛阳，豫境的京汉铁路线上及郑州以西都是直军队伍，大有强客压主的咄咄逼人之势，当时又有王承斌督豫之说，赵倜惴惴不安，乃于1921年春亲赴洛阳与吴佩孚周旋，对吴恳切表示，此后一切惟吴的命令是听。吴佩孚亦以在直系内部与王承斌有意见，不支持以王督豫，当面保证赵倜在豫的督位。一时水乳|交融，赵吴并结了金兰之好。 　　不料好景不长，前被赵倜免职的河南第一混成旅旅长成慎，于4月间联络该旅团长孙会友、陈广深，又获得河南旅京同乡的支持(河南旅京同乡多半反赵)，在安阳通电讨赵，与赵军战于汤阴之八王坟一带；同时驻河南信阳的冯玉祥旅与赵杰（赵倜三弟）的宏威军也起了冲突。赵倜在此南北烽烟并起的情况下，一面运用省议会议长胡象山打电报驳斥成慎和旅京同乡，一面向吴佩孚求救。吴佩孚派二十五师萧耀南部的一个旅和樊钟秀部(樊部在陕归编为奉军许兰洲师的一个支队，调豫后未随许师北上)去安阳把成慎、孙会友等打垮了；吴佩孚还电令冯玉祥，制止了与赵杰部队的冲突，才把赵倜的危局安定下来。但这时也有谣传说豫北豫南战事的同时爆发，都是吴佩孚暗中指使的。　　吴佩孚是清末的秀才，官至直鲁豫巡阅副使（作为正史的曹锟挂个虚衔），在主政河南时颇有能力，他批示过的公文中，有三件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一件是回拒“要官”的。某名声不佳的“关系户”欲到河南谋个官职，吴佩孚不买推荐者的账，也不用官话套话挡驾，仅以老百姓的利益为由凛然拒绝，义正辞严，批示说：“豫民何辜？”　　一件是回拒“跑官”的。某军佐获悉吴帐下有一旅长空缺，经政要介绍拟了自荐书，里面大谈理想抱负，然后言归正传，最后是“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深知此人能耐，大笔一挥：“且先种树。”　　一件是回绝“女色”的。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正值妙龄，对吴佩孚无限仰慕，相思无门，径直写信向其求婚。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书译出呈上，那情书便成了公函。吴佩孚依例挥毫：“老妻尚在！”　　面对这样一个政治行家，又有权柄在手，表面上赵倜对吴佩孚为他摆平豫南、豫北的叛乱极为感激，实际上他既惮于直军的大军压境，咄咄逼人，又渐渐起了提防之意。张汉卿环伺已久，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4章 赵倜的烦恼（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直奉两大势力夹缝下，安徽督军张文生、山东督军田中玉和河南的赵倜都算是杂牌。　　张文生本为徐州镇守使，乘皖系陈树藩倒台，因逢际会，率领2万人的新安武军“一不小心”做了安徽的督军，“新武安军”为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所建。1917年，倪嗣冲创立安武军，计有部队40营。 张勋复辟失败，倪将张文生残留在徐州的50 营约2 万人的定武军接收过来，改编为新安武军。段祺瑞重新就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后，为统一陆军建制，取消番号，改为陆军部编制，但是习惯上仍称为新安武军。　　张文生督皖，引起同城的“旧安武军”首领马联甲的不满。马联甲有5个混成旅，人数是张的两倍有余。张文生既要向吴佩孚输诚，又要提防吴染指皖地，还时时处于马联甲的压力之下。　　田中玉也是只辖有一个陆军第5师的小军阀，实力尚不足保境，以致于山东局势混乱，许多强盗也趁火打劫，占山为王。其中山东匪首孙美瑶占据山东临城一带当上了土皇帝，后史上在津浦路上，他手下截住津浦线上的一列客车，将几百名乘客当做人质，想借机敲诈巨额钱财，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临城劫车案”，曾轰动一时。　　所以张、田发起约赵成立三省联盟，以便缓急相助。赵倜自审处境和张、田相同，就参加了这个联盟。其实这个联盟没有什么真正力量。　　江苏督军齐燮元虽属直系，究竟是冯国璋、李纯的一脉单传，与曹、吴的关系较疏，又时受浙江卢永祥的压迫，故他后来也要求参加了这个联盟，于是由三省联盟变为四省联盟了。　　当此之时，湖南督军赵恒惕夹在南北两边的武力之间，为了对付来自于南北两边的压力，想出的办法与他的恩师谭延闿在辛亥年间的招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向全国各省发出了“联省自治”的号召！所谓“联省自治”，就是各省归各省管，但大家联合起来同气连枝，仿奉军故事。　　“联省自治”的口号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在通电中说：“……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赵恒惕事实上也是呼吁中国成为联邦制的鼻祖，只不过张作霖、张汉卿等人借这个题法发挥得更好而已。这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四川的刘湘，接着云贵、两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陕西等共十四个省复电响应！可见当时这种联邦制的呼声是何等强烈。老赵有这么多人呼应，一时不禁飘飘然起来，乃进一步派人游说各省，特别是要把湖北拉进联省自治的圈子里来。　　张汉卿熟知这段缘由，因吴佩孚主力在河南，面对面与之干上一架又心有不逮，又不想造成直系坐大影响日后政局，便存心将水搅浑。他一面代表陕西复电同意“联省自治”，一面鼓吹河南“豫人治豫”（因赵倜为河南人），以将吴佩孚势力逐出河南。　　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父子连心，张作霖也发动了与豫、皖两省要人的联络。同时张作霖还通过张勋联络安徽的张文生，把豫皖两省作为预置于直军后方的两颗棋子，于必要时用来截断京汉和津浦两条运输线而捣乱直军后方。　　开始时赵倜对弃直联奉尚存犹疑，但赵杰主张最力，因赵杰的军队纪律坏，吴佩孚曾屡次谴责他和找他的麻烦，赵杰深不自安，想在联奉这一做法上押一宝，如果奉胜直败，他还梦想升为某一省的督军。在赵杰的拨弄下，赵倜才暗中走了联奉倒直的路。　　正史上赵倜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赵与安徽督军张文生联络，图谋在后方打击吴佩孚，却由于受到出潼关而来的冯玉祥、胡景翼所部监视而不敢过早发动。当赵最终下决心发动时，奉军已经失势而最终落败。但西北人民军本有5师之多，此时兼有新编第6师胡景翼为辅，形势与正史大不相同，其实力已不在吴佩孚之下。　　吴佩孚当然不是省灯的油，他一面派24师张福来驻郑州，自己率起家第3师驻洛阳，以萧耀南25师驻安阳，冯玉祥第11师驻信阳，从北、西、南三个方向把持豫省，并将京汉铁路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把赵倜挤压在豫东以开封为中心的狭小地盘中。　　这更加剧了赵倜对奉系的向心力，并在不久后彻底倒向了奉系。张汉卿在此际已经定下了南下湖广的战略决定，而侧翼的吴佩孚始终是心腹大患。如果贸然发动对湖北的军事动作，只要吴佩孚一个反扑，好不容易得来的西北大好局面将形同泡影。而赵倜在吴的心脏内部，虽然作用有限，但在某些时候，仍可作为一个重要牵制。因此张汉卿果断地继续加大对其的拉拢，不但许诺给予赵部3000支枪及大量弹药的补充，还许诺在皖系落败后让其代替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副使的位置。　　张汉卿的民族融合政策使西北人民军背靠的辽阔地域成为牢固的后方：遥远的大西北新疆现在仍是杨新增的天下，杨在行政上隶属于张作霖的蒙疆经略使管辖，在内政方面，杨增新推行老子的“无为而治”，信奉“浑噩长为太古民”。在军事上实行裁军，虽维持了较长的安定和平，但除了自保外，做其它动作力不从心。　　在东面，人民军已与山西的阎锡山达成互不侵犯谅解；在西边，四川自北京任熊克武代张澜为四川省长后，以刘湘为重庆护军使，杨森、陈洪范、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邱华玉、陈国栋、余际唐、陈能芳等九人分任四川各处镇守使，各处实力派实力大减，重新组合尚需时间，且陕、川交界处山高林密，行军、补给交通都极为不便，短期内任一方已形成不了对西北军的威胁。　　估计离历史上“湘鄂战争”时间也不远了，于是以许兰洲第5师暨新编靖国军胡景翼第6师组成东路军扼守潼关，以胡景翼为前敌总指挥，许兰洲为两路军总后方总指挥。以西北人民军第4师暨骑兵第3师组成南路军，驻军于陕、鄂边境安康、商南等城，以张汉卿、韩麟春亲自率领。　　此时因经济危机的加深，中外皆开始要求大裁兵，和平的呼声尘嚣日上。韩麟春对少帅的“等待时机，南下湖北”的构想深有疑虑，但是张汉卿信心满满地表示机会很快就到来。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5章 倒王运动 - 少帅春秋 - 致君 　　直皖大战前，以广西督军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就与北洋直系军阀联络，相约直系于北京驱逐皖系段祺瑞，而旧桂系于广东驱逐孙中山。1919年8月11日，旧桂系出动部队进攻潮汕粤军，第一次粤桂战争由此爆发。这一仗让南方各派势力重新洗了牌：支持陆荣廷的粤督莫荣新、四川督军熊克武下台，换成支持孙中山的政治新秀陈炯明兼广东督军及省长。远在汉中的“靖川军“司令刘存厚以援熊克武而继四川督军之职，但在政治上不为实力派四川第二军军长刘湘、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等所容。　　本来旧国会议员计划以重庆为南方国会成立的新地点，但因川、滇大战，川军逐出滇军，不得已宣布另觅地点开会。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烜、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宣言解除职务，并希望召集国会，迅谋统一。岑春烜、温宗尧、李根源离开广州赴上海，面谋孙中山。　　川军将领刘湘等在重庆会议，议决制定省自治法，通电主四川独立自治，反对四川督军刘存厚。实际上这是四川被划分成川军四巨头：东—刘湘、北—邓锡侯、西—杨森、南—刘文辉的前兆。　　此时湖南督军赵恒惕于1920年11月被广州军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后又任省长，倡议联省自治，创制省宪，不久后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湘鄂战争”。　　直皖大战后各方势力重新洗牌，作为直系起家老巢的湖北仍为王占元占据。此时他不但兼湖北督军，又挂了个两湖巡阅使的头衔。　　王占元是个贪鄙之徒、专横武夫，他自称“白虎精投胎”，才干平庸，善于搜刮，手段有掉运铜元、垄断军装生产、开设银号贩卖黄金、设立信诚公司售皮件、采购军需，解甲归田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等地广置房地产，仅在天津出租房屋就达三千间，此外还投资实业，涉及金融、矿产、纺织、粮食、电力等，他到底占有多少财富，实难细数，时人估计达三千万元。自身兼有第二师师长的职务，又在直皖大战中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组成两个旅，后编为18师，以孙传芳为师长，此举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因此稳坐了鄂省督军之位。　　战后大总统徐世昌根据直奉天津会议惩办安福祸首的决定，下令免除皖系何佩瑢湖北省长职务，王占元推荐自己的亲家孙振家接任。湖北各界认为这是王占元广置党羽安插亲信，掀起“拒孙运动”，孙未能到任。因为鄂人治鄂风潮迭起，为稳定湖北局面，徐世昌任命夏寿康为湖北省长。　　夏寿康是湖北武汉人，世家子弟，父子两代翰林。辛亥武昌首义第二天，参加了咨议局会议。湖北都督府成立，出任政事部副部长，后任都督府顾问。次年7月，任湖北民政司长，10月升任民政长。夏寿康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为人刚正清廉，深得鄂民人心。1913年调入北京，旋即就都肃政史职，于任上扳倒当时只手遮天的王治馨。　　王治馨号称为“中国警界鼻祖”，在警界十余年，加上和时任总理赵秉钧关系非同一般，在京城可是个响当当的角色。1913年底，王升任京兆府尹，成为京畿最高首长。但是王本是个鲁莽贪婪之人，官名素来不佳，在警界尚有所收敛，一旦移官地方，遂狮子大开口，放手一贪。京兆府那时所辖二十四县，除一个县太爷因有大后台得免，王上任后居然收取了二十三个县官贿金，每人孝敬几千，其赃款达五万以上。在这样短时间，在天子脚下，这样大规模受贿，即使在前清二百余年之中，也是鲜有所闻。王敢于如此为之，一是因为其强大的警务司法背景，自以为有所恃；二是因为他是袁系北洋老人、总理赵秉钧的亲信，自认为有强大政治后台；最后，据说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等的开销王治馨以公款支付甚多，王自筹通天有术。1914年，夏寿康风闻王治馨的贪劣行径，秘密调查，查实证据，上报总统。而袁世凯饬复奇快，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后任黎元洪总统的总统府秘书长，在民国政界颇有好名。　　王占元对夏寿康入鄂大为不满，27日向北京发电称病请假，暗中发动倒夏，夏寿康手无寸铁，久不敢移入武昌。因此犯鄂人众怒，极力要求驱逐王占元。　　年初王占元在消灭了因川军压迫，自夔巫退驻鄂西蓝天蔚、黎天才、吴醒汉等部后被晋授“壮威上将军”名号。3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召川滇黔桂湘赣等省代表会议，订立“联防条约”，时传为七省联盟，他在任时横征暴敛，克扣军饷，湖北连续发生兵变，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　　4月23日应邀北上参加由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主导的曹锟、张作霖的“四巨头会议”，4月27日参与通电反对广州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4日会议结束，商改组内阁、分配地盘及财政等事，确定长江流域及川滇黔湘归王占元，王占元在会上吹嘘“湘川黔滇不日北附”。　　此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1921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　　只有奉系所占省份，因为工农业发展顺利、国内外贸易旺盛、经济繁荣，所以军人的收入处于各路军阀中是最好的：不但有津贴，退伍后还有退伍费，受伤牺牲有抚恤金，家属还额外有当地政府给予照顾，军人家庭另可以无偿获得与当地民众分配一致的土地。而且据说奉军中提倡官兵一致、又积极教军人读书识字，因此军人的社会地位大增，军人也对部队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加之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批又一批的奉天军校毕业生加入军队，将好的培训及制度带到部队，使奉军战斗力与正史上不可同日而语。　　奉军之所以有钱，与东三省的经济实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关。民国初期中央财政主要靠国税，张作霖在东北自治时已霸占了全部国饷的分配。在“东北新政”时由于财政吃紧，张汉卿便将税收做了如下分配：东三省工业因均被算为地方政府发展投入，划为一个个垄断的工业实体----行业协会，所得不缴中央国库，而归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财经委员会”辖下统筹分配。主要的农业税上，为休生养息，全部税收只占土地总产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还掉“买” 地（其实差不多是强买，不过好歹还返还利息）的支出款项，强从全部税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发展税”。因为要普及义务教育，所以要预留占10%的教育税，还有为农业再发展的15%的农业提留税，以及户口税5%，再将剩下的15%以国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东北三省的农业税收总数为3。96亿元，中央政府只取得9%的税收，仅拿到了3560万元，作为东北三省上缴的国税。　　即使是这些，东三省所交税款已占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张作霖辖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不但是北京政权的武力支柱，还是强大的经济后台。　　加上工业回报，张作霖手中的财政收入在年末达到惊人的5。3亿元，按照同期银元对日元比例为9：7来算，约为同期日本的一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6倍，远超史上同期。而且随着工业产值的锐增，这一数字还在飞速变化着。怪不得正史上满洲国（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后所建立的傀儡国家）就在1945年，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这还没算上运往日本及作为军事损耗的大部分财产。　　西北人民军本来也穷，因为在占据陕甘各省后，政治、经济生活正在恢复中，难有强有力的支撑。固原地震后张汉卿及时从东北调了一批近1000万元的银元，除一部分作为赈灾之用，余下作为军饷。所以在各方欠饷时，西北人民军正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着新的暴风雨。　　1921年6月4日，时传王占元自天津会议回鄂后，携有二百万大宗款项，不肯发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部一团哗变，大肆抢掠烧杀，人民死亡千余，并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6月7日，王占元直辖部队武昌第二师第七团因欠饷未发，受宜昌兵变影响哗变，王占元避入军舰，死人民二百余，8日变兵回营，被诱缴械押至孝感，以机关枪扫杀，10日湖北沙市第八师王汝勤部一部哗变。6月11日，汉口领事团向王占元抗议宜昌、武昌兵变，质问有无保卫能力，否则各国将调军舰来汉口自卫，19日湖北富池也发生兵变。6月21日汉口领事团以宜昌、武昌兵变外侨损失，向王占元提出三点要求：　　（一）侨民所居附近二十里内不得驻兵。　　（二）赔偿商民损失，抚恤受伤教士。　　（三）领事馆增加卫兵一中队。　　在北京的鄂人向国务院请愿撤免王占元职，28日再度请愿。7月18日，王占元又在武昌招集鄂、赣、桂、湘、黔、蜀、滇七省联防会议。　　湖南爆出“湘人治湘”后，在湖北主政的山东人王占元，因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更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　　正史上为驱逐王占元，湖北人说动了赵恒惕派兵北上帮驱逐王占元，并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包了！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赵恒惕实难拒绝。　　结果赵恒惕攻鄂，吴佩孚援鄂。赵恒惕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提出要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来说好的，让湘军在湖北驻两个师，由鄂省发饷。萧耀南后边有吴佩孚，怎能尿他这一壶？赵恒惕于是挥军再战，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吴佩孚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抄了湘军的后路！吴一攻下岳阳，立刻北上，湘军腹背受敌，马上军心大乱，让直系军队缴械无数。赵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孙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了。本来赵恒惕想捞一点好处，却反被吴部占了湖南北部，是为“湘鄂战争”。　　可是时光逆转，形势已与历史大不一样。张汉卿的西北人民军安定西北后，在邻省的湖北人心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人民军不扰民，人民军信奉“三民主义”，人民军政府广修道路、大办教育、打击官商勾结、致力于发展经济，这让首义之省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革命军的盛况。而且人民军本源于奉系，与直系为争夺北京政权斗得厉害，让人民军插手，只怕吴佩孚也要掂量三分吧。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6章 同室操戈 - 少帅春秋 - 致君 　　“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亲自代表鄂省联络上了张汉卿。　　与陕西一墙之隔的湖北早就进入张汉卿的眼中。中国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号称 “九省通衢”的湖北人杰地灵，素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以形容其地方人之精明。当时省城武昌为首义之名城，居长江上游，控南北交通枢纽，武昌倚恃长江天坚，易守难攻，青山以下的江面由海军防守，青山以上有各国租界，敌不能通过，武昌城临江边，强行渡江登岸，殊非易事。　　汉阳兵工厂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汉阳兵工厂素与奉天兵工厂、太原兵工厂并称为民国三大兵工厂，虽然在军工能力上现如今奉天已远超汉阳，但是作为中国腹部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为各方所觎觊----抗战中汉阳造步枪也是声名赫赫。吴佩孚对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位并不感兴趣，却对鄂省情有独钟，也是看上了湖北的军事潜力和财力物力。对西北人民军来说，因兰州兵工厂正在筹建中，而京汉铁路、津浦铁路都控制在直系手中，军队所需军用物资均需从北京转道归绥，再经宁夏、陕北转至兰州各处，殊为不易。在武汉得手后，作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兵工厂张汉卿的西北人民军即有机会就近得到补充，从而形成持久战斗力。　　经济发展上，坐落在两湖的汉冶萍公司为中国关内最大的钢铁公司，对发展工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件。自武昌以东长江上1000吨船只可自由出海，具有良好的水运条件，因此也是英美等在长江势力范围的末站。其它还有重要的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的交点也在武汉（现时因但由于韶关至株洲段400多公里因地形复杂、工程艰巨，粤汉铁路只延伸到株洲段，正史上株韶段一直拖延1936年才完成全部通车，当时号称是中国铁路工程建筑标准高的铁路。同时因武汉长江段铁路轮渡开通，粤汉铁路全线宣告接通），京汉即北京至汉口，粤汉即广州至武昌，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南北方向铁路干线，其连接了六座省会，以及数十座大中城市，并与多条铁路相接，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而且一旦鄂省归于帐下，直系赖以纵横中国政坛的两大交通（也是经济）支柱之一京汉铁路即为直奉（人民军）共有，宣告其在未来中原战场快速运兵上的优势化为乌有。　　张汉卿为进军湖北，筹措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此时终于等到了。为使西北人民军具备出兵的正义性，并尽可能不使鄂人产生反感，张汉卿与湖北代表李书城作了如下保证：　　1。 驱王成功后，湖北全境实行“自治”，取消督军，即刻举行民选省长事宜﹔　　2。 西北人民军只派一师驻节汉口，军费由鄂省财政定额供给﹔　　3。 西北人民军只要求取得汉阳兵工厂的管理权；　　4。 西北人民军会保证鄂省的治安及经济稳定，及中外各方的在鄂利益。　　5．除非政府请求，驻鄂军绝不干涉当地警、政事务；　　6．驻鄂军会与南北双方及各方军阀协商，保证湖北为中立地方，不受各方喧扰。　　为最大限度吸引鄂军，张汉卿派代表以直、奉不和为由，引诱湖南赵恒惕出兵北上，并许诺西北人民军及奉军当作为吴佩孚加入战团的有力牵制。　　此外，张汉卿还借许兰洲回京“述职”的机会，派他与驻奉天的张作霖，天津的孙烈臣、郭松龄详细沟通了华中的局势，并要求华北军作好一旦吴佩孚出兵即作沿京汉路、津浦路出兵掩其后路的决心。在预见到西北人民军拿下湖北对奉军实力上巨增的前景时，奉军政各要员几乎抓狂。张作霖连调了东北护路军的两个师即刻出关，作出了高压姿态，以尽可能在南方开战时使吴佩孚系人马不敢轻动。　　即使如此，陕、鄂边境相距武汉路途遥远，还有武当山区和荒无人烟的神农架横亘，尚不算上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大的就有汉水、堵河、唐白河、天门河等，一路经十堰、襄樊、荆门、孝感均是地广人稀，路程不下千里。而直系则可通过京汉铁路，只须经陈家河、孝感、横店廖廖数站便可直达汉口，然后以逸待劳，对孤军深入的西北入鄂军形成威胁。张汉卿一贯信奉“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还没自大到敢以区区两个师抵挡南北直系军队的夹攻。　　京汉线上，距离湖北最近的就是驻兵信阳的冯玉祥。他与王占元互有龌龊，又对吴佩孚深怀不满。如果能劝说他在这次攻鄂之战中不偏不倚，或是故意迟滞可能的援鄂行动，对于安定鄂省的形势是非常有利的。冯玉祥对吴佩孚来说是异军突起，一向防范甚严。吴佩孚在鄂人驱王占元之初，便流露出有以亲信25师师长萧耀南取而代之的意思。在驱王战争中，冯玉祥肯定不会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了这个主子而损兵折将。可是中原之地，无人可与吴佩孚争锋，难保他在吴重压之下，能够坚持保守想法。　　冯、王不和说来话长。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命令皖系湖南督军张敬尧，率其所部第七师放弃湖南，北上参战；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命令受直系控制的常德镇守使冯玉祥，率其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北上参战。冯玉祥迟迟其行地不打算离开湘西。可是，张敬尧部已自湖南退至鄂境，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部也从宜昌向武昌方面东撤，张敬尧、吴光新结合起来似有乘机夺取湖北地盘的企图。属于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在武汉的部队只有一个第2师，战斗力薄弱，深怕抵挡不住而丢掉地盘，于是急电冯玉祥，请求速率所部星夜来援；同时曹锟、吴佩孚亦一再催促冯部速开武汉。于是冯部不得不离开常德北上。冯部到达汉口后，在北京附近的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冯部无须继续北上，王占元就指定第十六混成旅驻扎长江边上的谌家矶。　　谌家矶有一座造纸厂，院子很大，而空房很少，官兵只好在院里搭起帐篷来住。汉口是我国有名的热城之一，赤日炎炎的七、八月间呆在帐篷里，犹如呆在蒸笼里一样。冯玉祥曾经三番五次地请求王占元调换驻地，而王占元总是置之不理。北京政府无钱发给冯部粮饷，曾经指令王占元就近协饷接济，而王占元连一文现款也不肯给，只给一些囤在仓库底层多年、连猪狗都不愿意吃的霉烂大米。张敬尧的部队由湖南乘船北撤，当兵船停泊谌家矶江岸时，冯部乘夜袭击，张部未敢还手，乖乖地缴械投降。冯部缴获七五野炮27门，重机枪一个整营，辎重兵一个整营，以及整营整团的步枪和无数的枪弹炮弹。　　王占元看见冯部缴获这么多武器装备，心痒眼热，蛮横无理地说是这些战利品应该归他所有。冯玉祥一方面为了息事宁人，另一方面胳膊拧不过大腿，终于把这些虏获品都交给了王占元。冯为此不免憋了一肚子窝囊气。因有上述种种原因，冯玉祥对于王占元恨之入骨。而王占元还一再下逐客令，要求冯部离开鄂境，王冯之间已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于是直系首领曹锟才把冯部由谌家矶调驻河南。　　在与胡景翼、韩麟春反复论证后，张汉卿得出了近乎天才的计划：以在国民党中享有盛誉的于右任暗地出面，亲自劝说冯玉祥坐视鄂省战争。许诺鄂省平定后，将以冯玉祥为鄂豫皖边防护军使，使其自立一方。在战争前抢占鄂西北的丹江口和老河口，作出威胁南阳的姿态，暗地里征集船只，以作为炮兵及辎重的运输之用。先期派出一部轻装入鄂，在李书城带领下，组织汉水沿岸城镇军需粮草的准备。　　战争未开始，直系内部即已四分五裂，使得人民军内部对这场战争抱有非常大的胜算，信心倍涨。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7章 王倒 - 少帅春秋 - 致君 　　7月20日，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第一师宋鹤庚为援鄂总指挥，21日湘军两个师由岳州进攻湖北。在正史上他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仍然敢于独力犯鄂，在得到奉军少帅的支持保证后更是有恃无恐。　　王占元急令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为中路前敌司令、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25日又调鄂西军往蒲圻布防组织防御。　　此时西北军第4骑兵师经过5天的急行军，已抵达荆门地境的钟祥县。由于鄂西北各县市对西北人民军的入鄂抱以欢迎的态度，加之交通甚为不便，待王占元得知消息时，第4师前锋已渡过天门河源头，正向京山进发。　　湘、鄂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情况危急，乃向吴佩孚求救，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亦自豫往援。　　西北人民军动作如此之快，连吴佩孚也措手不及。王占元虽然为他所不容，却好歹还能算是直系的稳固后方。他也早已将湖北算作他口中的一块肉，怎能轻易让与他人，而且对手还是他掌控中央政权的大敌奉系？因此急令冯玉祥部就近出兵，以援鄂为名，先行占领汉口。另指派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刻日进发。在他看来，虽然钟祥、信阳离汉口均只是300里路程，但是已方有铁路之便，冯玉祥部不需半日，即可抵达汉口，人民军的“泥腿子”兵，除非是飞，否则无论如何是赶不上的。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赵恒惕、张汉卿均叫嚷着“鄂人治鄂”，他派了25师师长萧耀南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萧耀南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再由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北督军，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张汉卿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　　冯玉祥对吴佩孚的出兵湖北命令表示完全服从，但是他以军事准备不充分、武器弹药供给不足为由，要求给予准备时间。在耽搁了一天之后，萧耀南的部队已列装待发，冯玉祥部便被谅在一边。　　张汉卿因兵行过急，骑兵到了京山，步兵还在宜城，重火力尚在襄樊。为取得缓冲时间，也正式发表声明：“本司令因应鄂省民意之请求，以驱逐王占元、救世主万民于水火为已任。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既事成，当凛遵前日之誓言，专注于鄂省自治选举，学良及所部亦决不谋求于鄂省之任何职务。”　　在这要紧关头，远在奉天的张作霖“巧合”地也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倒王”宣言，抨击王占元“侵吞公饷，纵容军变，祸害省政，保境无力”，并公然表示：“鄂人治鄂”为解决当前局面之最好办法，各方势力应尊循民意，以中央政府之命令为指南。　　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军队，直、奉两系都有义务维护与中央的同步。萧耀南师出无名，“援鄂”就是公然和中央作对，这样奉军自然就占了道义上的优势；武力驱除王占元虽然可以做到，但同为直系，却落井下石，岂不令同道心寒？而不出兵，就无法左右鄂省的时局。　　一番思索又迟滞了吴佩孚动兵的决心，他思前想后，摇摆不定，又拖了宝贵的一天。　　不过直奉两系的敌对架式却忙坏了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靳云鹏。两位元首手中无兵无粮无钱，一向看着直、奉眼色行事，平素也尽量一碗水端平。在这两大支柱剑拔弩张之际，不能不左右为难。徐总统发表通电，要求双方保持克制，互派代表或直接在天津召开首脑会议。张作霖一边在京汉路、津浦路陈兵，一边懒洋洋地故意迟了半日才通电表示赞同，实质是给予西北人民军以时间。　　直系领袖曹锟招架不住奉系咄咄逼人的气势，电令吴佩孚保持克制，“援鄂军”不得与西北人民军作正面之冲突。吴佩孚阳奉阴违，一边督令萧耀南动身，一边通电表示同意鄂人治鄂，并表示“援鄂军”主要任务即是驱逐湘军威胁，战后当依鄂人所念，力保湖北自治。　　铁家伙最终没能跑得过“泥腿子”。就在这两天半的时间内，在张诚德的骑兵师先头部队已抵达汉口城下时，萧耀南的25师前锋还堪堪接近孝感。第一列军车在孝感站被迫停下来后，直军们赫然发现汗流浃背的西北人民军士兵和飘扬在孝感车站的鲜红的五星红旗。萧耀南知道消息于下午2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亲眼看见人民军骑兵团驻守车站的一个连长要求与直军对话，他才真的承认：西北人民军已彻底跑赢了他的部队！　　再继续南进已不可能：人民军控制了南下汉口的列车交通。只怕此时汉口已掌握在张汉卿手中了吧？萧耀南忽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战，要冒着直、奉两军全面开打的风险；和，主动权已掌握在人民军手中。张汉卿于当日通电表明：“人民军已抢占汉口，一行保卫汉口、武昌之职，二行劝退湘军、川军之责。并奉劝其它各路‘援鄂军’以湖北人民福祉为念，暂停用兵，不要‘以援鄂之名，行坐看成败、抢收果实之实’。”　　吴佩孚仿佛从山顶上被推到深渊里。这个张汉卿算无巨细，事事抢在他前头，自己处处在他算计之中。他与张汉卿都打着“援鄂”的旗号，但是一个步行，一个乘铁路，结果自己反落在后面。张汉卿说他“坐看成败”，他无可辩驳。若是他强行冲过孝感，则“抢收果实“这顶大帽子真的会压下来，这时候舆论对他不利之前景，几可预见。而且奉系正好借此机会，师出有名，抄了他的后路。他明知道进入汉口城中的不过是少量先头部队，只要直军一个冲锋，说不定武汉之事即定。可是这一声令下，竟是如此的难！　　王占元见形势紧张，连催直军援军。然而萧耀南部未奉电令，再不前进。在王占元看来，真似有坐山观虎斗、有准备鹊巢鸠占，联合湘军赶自己下台之势。接连几日湘军第二师鲁涤平攻占赵李桥，败第十八师孙传芳部，湘军右翼现败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占领通城，6日湘军又占赵李桥，孙传芳部退蒲圻（今赤壁）。此时张汉卿亲携第3师主力已星夜抵达咫尺之外的汉川，形势已无挽回余地。　　久等援军不至的王占元不知个中原由，决议与人民军单独讲和，电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纷纷向后撤退，大局不堪收拾。占元保境有责，回天乏术。当遵从张汉卿司令之通令，迎接陕军入鄂，以挽救不利之局势，济万民于水火。”　　8月7日，带着一腔愤怒的王占元在得到张汉卿保证其家庭、财产及人身尊严的回复后，下令省城守军迎接张汉卿入武昌城，及麾下第2师官兵全部服从西北人民军援鄂军的指挥。　　王占元通电辞职，对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既讽且刺。电文云：“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11日王占元离武昌东去，携带他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8章 通衢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入鄂，对各方而言均是不小的震动。　　作为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曾被称为“The Biggest Man in China”， 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到的代理人，他们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湖北一直是直系势力范围，吴佩孚也一直将之视为自己后院，汉口、武昌的相继丢失，使各方军阀对吴的实力产生了怀疑，英、美等国也深表关切。在张作霖斡旋下，北京政府委任张汉卿为陕甘鄂巡阅使，使其干涉湖北局势在法理上成为正当。　　此时湖北的局势错综复杂：西北人民军控制鄂西北沿汉水流域各个城市：襄樊、宜城、钟祥、京山、应城以及孝感。在第4骑兵师进入汉口、武昌后，第3师在其后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荆门，赵鸣皋旅奉命调往宜昌与湖北第3混成旅王金山部、第18混成旅赵荣华部合兵一处共御川军。　　赵恒惕在王占元下台后少了进兵的借口，陕甘鄂巡阅使张汉卿及省长夏寿康命湖北18师孙传芳部及第8师王汝勤部防守蒲圻，并派出代表与与湖南作和平接洽，自己亲率骑兵师一个旅自汉水启程督战。韩麟春驻省城改编湖北第2师并安排防直事宜。　　张汉卿赶到宜昌时，川军已大溃。本来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张汉卿亲到宜昌视察前线，发现只有于学忠的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张汉卿到前线，便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　　张汉卿所高兴之事，倒不是打了胜仗，而是找到了于学忠这个当年被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毛爷爷等竞相青睐的优秀将领。　　18混成旅旅长赵荣华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于是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本来正史上这次是吴佩孚看中了于学忠，但是最终于学忠还是投奔了奉系。张作霖父子对他信任有加，“9&#8226；18”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张学良把东北军全部交给于学忠指挥。在张学良准备发动“西安事变”时，于学忠曾问张学良：“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道：“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于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后来，“半途而废”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陪蒋上飞机前，张学良再一次把大部分东北军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于学忠掌管。此后的于学忠，将知遇之恩置于首位，处处以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逆势而动。为此，他曾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4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一直没成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爷爷亲自点名让他做赴朝慰问团团长，他却拒绝了这次莫大的荣誉，因为他觉得自己“凡事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会好过点。”他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在张学良90岁寿辰时，他辗转听到这些话后不胜感慨，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解放后，于学忠曾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周恩来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学忠于是通过法院，把财产妥善地分给了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自己一分钱没拿。　　蒋介石对于学忠也颇为欣赏。蒋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下对将领们的评论。对于学忠颇为欣赏，说他“两眼炯炯，对人忠诚，是一将才。”这也是蒋介石“灭了”杨城虎、软禁张学良、却对于学忠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的原因之一。　　正史上于学忠跟随张汉卿还要到5年之后，既然吴佩孚“放弃”了这次机会，他当然要“掠美”了。他以陕甘鄂巡阅使的身份大大赞扬了于学忠，说：“让于营长跟我去做团长”。为表达对其的善意，他也重用赵荣华，对其战败之事充耳不闻，反表示要呈请中央政府，晋升其为师长。　　为尽快解决鄂西纷争，张汉卿准备先稳住刘湘，先返回收拾鄂局。于是通电刘湘表示：“刘军长为重庆护军使，职事繁忙。王占元既以被逐，当由鄂省人民完成自治事宜。川军入鄂，于理不合。学良30日通电明志，将力保鄂省自治之不受干涉。川军若决意再战，当电请中央政府，明令讨伐。”私下里，派代表接洽刘湘：“鄂省自治已成定局，如刘部依约退出湖北，当电请北京政府，允兄以四川督军之职。”　　刘湘原想着趁湘鄂大战暴发之际，趁乱扩大地盘。此时湖南赵恒惕停兵，湖北政局已定，自己久攻宜昌即不下，奉军少帅亲自驭久胜之兵已增援至，料难再有进展。且奉系已控制中央，实力雄厚，自己偏居东川，定无实力可以抗拒，且名不正言不顺。不如就此罢兵，既卖了少帅面子，也体面撤出鄂西偏僻无用之地。于是以“鄂省既安，当依约退兵，以不负援鄂之原意也”为由，率兵退出秭归，并相继返回巴东。　　当此之时，直系萧耀南部25师屯兵云梦、安陆、孝昌等地，冯玉祥部11师取鄂北随州、广水、大悟、红安、麻城等地，与第4师对峙于孝感、黄陂一带。西北军背靠汉水，西面紧固钟祥，沿京山----应城----孝感----黄陂河西，东面依托江北重镇黄冈。　　在南线，人民军第1师主力与处在前线的鄂军第2师一部、第8师、第18师合兵，由韩麟春带领，沿长江以南布防，在蒲圻重兵防守，与湘军形成僵持状态。直系靳云鹗1个混成旅脱离于战场外，驻兵江夏。　　民国初的一个师为2旅4团制，师另辖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约1。8万人。因为缺少装备，不少无炮之炮兵团，无马之骑兵团。而人民军承张汉卿所改编奉军之编制，为3旅9团及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约3万人。除部分新建制的师只装备到炮兵营外，奉系军队的炮兵团、骑兵团都是货真价实的。在此之前，因西北人民军缺乏大将，且苏俄已稳定西伯利亚局势，白俄及蒙人叛乱被彻底打压后短期内已无能力再搅浑水。于7月初已特命驻蒙古“安蒙军”司令戢翼翘亲率所部特战旅入陕，以作为入鄂及防吴的后备。在张汉卿入鄂后不久，戢部已抵达西安。因为湖北军事状态不利于人民军，戢部主力奉令入鄂，不久后与第4师合兵一处，在长江以北形成4万多人（骑兵师一个师按编制只有2。4万人，特战旅1万人，第1师一个旅约1万人），在长江以南主要是武昌城中驻有2万人。　　这些兵马控制鄂军3个师（5。4万人）、3个混成旅（约3万人）及虎视眈眈的直军2个师（萧耀南25师，冯玉祥11师）、1个混成旅（靳云鹗）共4。5万人，数量是居于下风。因为鄂军大敌目前为湘军，人民军部队辖有2个炮兵团的优势火力，所以正面压力还小些。　　张汉卿所重点关注的却是湖北自治后的走势。依约张汉卿的人民军只能在鄂驻一个师，吴佩孚也以此为借口将直系军队留鄂不走，不打破这种局面人民军将极为被动。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99章 吴冠张戴 - 少帅春秋 - 致君 　　此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了。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上。但是，因为英美要更换不利于直系的靳内阁，坚决不同意借款，于是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付之东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灭了。　　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国内银行团不仅坐视不救，且落井下石。国内银行团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他们巴不得靳内阁因此倒台。这给旧交通系倒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旧交通系的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潜到沈阳。他向张作霖献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财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张作霖认为，此计甚妙。他们私下商定，奉系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张作霖财大气粗，提用东三省公款4000万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从而控制了中央银行。　　8月12日，张汉卿在武昌密电张作霖：以停饷为要挟要求北京政府，勒令直系萧耀南驻鄂军北撤。并以倒阁相威胁，逼迫靳云鹏总理将其弟靳云鹗之兵调入驱湘战斗中，一举解除了靳部夹在省城与前线的横亘。为分化直系，另电冯玉祥为鄂豫皖镇守使。　　直系终于没能形成与正史上同等的实力，在重要的财权上没有影响力是导致吴佩孚最后软化的重要原因。因为张汉卿的参与，吴佩孚无法染指湖北，最终没能如正史上所愿，成为两湖巡阅使。　　张汉卿解决了四川刘湘，转手对付湖南赵恒惕。在四路兵马的围攻下，湘军大败，赵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人民军及鄂军驻扎在了岳阳，占据了湖南的北大门。　　外患既除，湖北省自治日程也摆上了桌面。张汉卿仅留第1师驻在汉口、武昌、襄樊等要地，而将第4骑兵师驻在湖南岳阳，算是兑现了前所通电的人民军在鄂留一个师的誓言。　　不过张汉卿可不会白来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电“请”中央政府，将王金山第3混成旅、赵荣华第18混成旅编为湖北第一师，以赵荣新兼任师长，驻兵宜昌，并接收荆州，算是人民军的一个旁支，后继由人民军派人加以改编。以驻沙市第8师王汝勤纵兵抢劫、管教无方为由，免去其第8师师长职务，调任有名无实的长江巡阅使，所遗第8师师长由孙传芳接任，并委孙传芳兼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在正史上也是未来的一大枭雄，虽然不甘久居人下，却也是见风使舵、善于观望形势之辈。眼见得奉系势力已达半边江山，又拥有中央政府权力，为各方所难望其项背，因此对张汉卿极力邀功表现，在对付王汝勤之事上十分卖力。王汝勤兵力不多，在赵、吴及人民军第3师一旅优势兵力的威逼下，不得已放弃了指挥权。　　张汉卿对孙传芳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通过将其从18师调往第8师，并以中央电令的形式将长江上游总司令部驻所安置在九江，使孙的传统势力遭到弱化，杜绝了其在湖北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压制了江西陈调元部对直系可能的支持，可谓一石二鸟。　　将王占元所部第2师 (2旅4团)撤消番号，并入特战旅中，定为人民军第7师，以戢翼翘兼师长。将第18师（2旅4团）编入人民军骑兵第4师----随着汽车陆续装备奉军，张汉卿早已计划逐渐降低骑兵在军队中的比重。第4骑兵师则将一部分骑兵团装备到陕西第5、第6师及湖北第一师中，这些久随张汉卿征战的人民军老兵对新编的陕西、湖北驻军来说，既是约束也是直接的影响。　　于是张汉卿坐拥陕甘鄂三省，手下有人民军7个师20多万的兵力，还间接控制着湖北2个师及直鄂军2个旅，实力上已不逊于直系，略少于奉系。“北奉”与“南奉”（人民军）合起来占据了中国当时军队的近一半。　　此时东北奉军已完成9个师属炮兵团的编制，另成建制3个独立炮兵团，奉军各师成为民国各方势力中唯一在师级火力配置上不逊于日本正规师团的有生力量。在1921年底，奉军已组成2个水上飞机中队（各12架），1个陆上飞机中队，1个侦察机中队（4架）的蓬勃发展中的空中力量。　　安顿好局面，张汉卿抽空去看了看他一心想依之作为“革命”本钱的汉阳兵工厂，然而不看则已，一看却大失所望。　　汉阳兵工厂依托汉水之利，当时已能够制造步枪、机关炮、迫击炮及各类炮弹、子弹，旧中国三大兵工厂，其重要位置还在太原兵工厂之上。然而其设备之简陋，做工之粗糙，让这位少帅大倒胃口。怪不得抗战时期用“汉阳造”来说明中国军队装备差，果然名不虚传。比起奉天兵工厂，可算是从原始一步迈向现代化了。奉天兵工厂月产大炮15门，迫击炮30门，机关炮36挺，步枪1万支，炮弹10万枚，子弹100万发，是当时中国最大、在亚洲也算是名列前茅的军械厂。　　这样的兵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人民军的作战使命的。一想起他的7个师的装备补充还要从东北千里迢迢经归绥（今呼和浩特）人挑肩扛地辗转转运到银川、兰州、西安及武汉就郁闷不已。可是与北方重要的交通线京汉、津浦都要经过直系地盘，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入了他们的眼，还不是肉饺子打狗？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人民军的困扰，那就是借用京汉铁路的便捷运送奉天兵工厂的设备到汉阳兵工厂，使之具备独立生产枪炮弹药的能力。这样一可以解决人民军装备自给的问题，二可以使直系不至于见猎心喜----直系除了汉阳兵工厂外，所需装备均由中央添饷购买，或是由英美直接接济，本身毫无生产能力，这些重要的军工设备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拿到手却不能直接化作军事力量，吴佩孚不至于蠢到直接开罪奉系、人民军的地步吧。　　此时长江为英美势力范围，各方军舰横行无忌。南、北奉军有包举宇内之势，目前中国已无任何力量可以与之媲美，美国的观察家们首先认识到了这一变化。在美国国务卿查尔斯-E-休斯的建议下，29任总统华伦-哈丁修正了支持直系的政策。刚刚走马上任的亚洲舰队司令约瑟夫-施特劳斯海军上将受命就美国在华政策拜会了张汉卿。　　张汉卿积极阐述了奉系对美对英政策，并期望双方在天津会晤的良好基础上再接再励，中国也愿意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支持力量和后勤保障伙伴。多年以后，约瑟夫海军上将清楚地记得会晤张汉卿的那一幕：“年轻的少帅罕见地重申了‘支持’和‘伙伴’这些词，语气中充满自信和力量。”　　在约瑟夫关照下，人民军购买了隶属于美国长江巡逻队的2艘小型战舰“维拉洛波斯号”和“埃尔卡诺号”，分别命名为“江平”号和“江宁”号，取江水“平宁”之意。人民军要想控制长江，单靠陆军是无法完成保卫这么广阔流域的任务的。　　长江巡逻队是由六艘比“伊莎贝尔号”更陈旧更稀奇古怪的船只构成的。其中最为奇怪的是“埃尔卡诺号”和“维拉洛波斯号”军舰。这两艘军舰都是杜威在马尼拉湾获胜之后从西班牙人手里缴获过来的。“埃尔卡诺号”排水量为六百吨，“维拉洛波斯号”为二百吨，它们分别建造于1885年和1886年，都用铸铁法建造而成。“埃尔卡诺号”吃水深度为十英尺，时速只能达到十一海里，船上配备的武器威力很强，主要武器有四门四英寸的大炮以及四门可以发射六磅重炮弹的炮，船员共有一百零三人，他们只能在原始的生活环境中生活。这艘船的动力由两只烧煤的苏格兰锅炉提供，在紧急情况下锅炉也可以烧木头。船上很少有电力，照明通常都靠蜡烛。　　“维拉洛波斯号”略小于“埃尔卡诺号”，但比它稍为舒适。这艘船仍然保留着过去的铁船壳，但是船的上层结构已被一个木制的貌似盒子的结构所取代，这使得船员的起居间较为宽畅，通风条件也比较好。“维拉洛波斯号”吃水深度为九英尺，配有两门可以发射六磅重炮弹以及两门可以发射一磅重炮弹的炮，时速只有十一海里，它同“埃尔卡诺号”一样，由于速度太慢，无法在上游活动( 指离海九百五十英里的宜昌城以上的那部分长江，这里浪速经常高达十四海里) 。　　美国海军认识到这支部队不够用来在长江进行有效的巡逻。早在1920年，海军在拨款要求中就要求拨出款项为长江巡逻队和华南巡逻队建造新炮舰。在整个二十年代，亚洲舰队和海军总委员会在为数众多的信函往来中都谈到有必要设计建造新炮舰。举例来说，“帕姆帕恩加号”炮舰舰长在1920年6 月7 日指出他的那条船“根本不适合执行它所受命执行的巡逻任务”。在此之后，总委员会于1920年8 月建议应宣告“维拉洛波斯号”和 “埃尔卡诺号”“不能继续使用，应使其淘汰，……予以出售”。当时“维拉洛波斯号”估价为四万七千美元，“埃尔卡诺号”为六万美元。　　应该说，这两艘军舰是人民军所急需，在其后发生在长江上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美国为了显示对张汉卿的友好之意，即以此价格连同舰上武器一并卖出。它有更浓烈的象征意义：美国已决定在中国物色新的代理人，而张汉卿，则是毫无疑问的首选。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0章 大势 - 少帅春秋 - 致君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为平衡直奉势力，拟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若非张汉卿在湖北的行动已在实质上已打乱历史的流转，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就会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虽然他兼着蒙疆经略使的头衔，但主要头衔部分还是东三省巡阅使）。　　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想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一次倒阁风波，正史上新上台的总理便是亲日派的旧交通系骨干梁士怡。　　到了冬季，北京政府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它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藉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远在武汉的张汉卿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变更，历史就是因为张作霖倒靳扶梁，最终给吴佩孚以借口，才发生了导致奉军第一次大败的直奉大战，将奉系在关内经营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靳云鹏虽然左右摇摆，毕竟他在位时北方大定，于自己实力扩充方面颇多默允。直系在北方颇有根基，作平衡之举也是迫不得已。且靳内阁广为英美各国所承认，并为大部分省份军阀所赞同，具有法理上的正统优势。趁此机会，奉系以扶梁为契机，在北京人事行政上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可能比倒靳更有好处。　　思谋再三，张汉卿先发密电于张作霖，电云：“父亲大人均签：窃闻我人有弃靳拥梁之举，学良绝不赞成。现国家局势，皆在父亲之手。中国孱弱，实无力尽驱列强，虽英、美、日均为一丘之壑，但日人尤为我东北之心腹大患。若梁士怡辈执政，则为曹、吴所素忌，直奉必有一战。我胜，则英、美不甘于日本独占中国，必有反弹，而日人则坐得渔利，于北方形势不稳。我败，则痛失一统天下之大好局面，从此胜负易手，将来未可料也。适学良已与美人取得互谅，以渐次取代直系地位。南方乱局渐起，父亲可利用孙中山之名望，行统一中国之大计，方可不仰人鼻息。以上种种，均赖政局之稳。　　直系钱粮本依中央，彼虽兵多，然北、西、南均为我所得，发展乏力，已成困兽。皖地平瘪，鲁地不安。父亲当控制中央财权，而后以各省自治为号，则人心向奉，而直系势力为各省所不容。彼时统一军政，行废督裁兵之名，则其军后勤无着。且我欲东下皖、鲁，打通津浦线，南北奉军联成一体，则我军力量倍增，直军发展困顿，假以时日，彼消此长，可不战而平北方。”　　另以明电一份，通电支持靳云鹏，并发出“统一全国”的口号，电文是：“陕甘巡阅使张汉卿致电徐总统世昌、靳总理云鹏、孙中山先生并各省军政领袖：自袁总统反复以来，民国四分五裂，法统不存，政分南北。国之大厦将倾，民之人欲无存。当此之时，列强环绕，亡我之心不死，黎民生活困顿，经济危如累卵。南北分裂以来，国家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以奉人自治始，发展到现在成为东北自治政府联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是非功过，已有公论。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即已指出：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各省自治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为今之计，当重开南北议和之会，废督裁兵，还政于民，广修水利，扶助农工，普及义务教育，整顿财政，军队统一于国家。众志成诚，共御外辱，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海关自主，行三民主义，建设统一、强大之新中国。”　　张汉卿洋洋洒洒，欲以联省自治组成统一之中国，即为联邦制之滥扬。这是为了迎合诸路军阀：民国时期，势力弱的军阀为保存实力，即号称“保境安民”，势力大的军阀如皖系，即叫嚣着“武力统一”。而今奉系一派独大，各省均惴惴不安。若以各省自治为名，则均可保留实力，成一省之霸主。所以四川、两广、云贵、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新疆、福建、山西均纷纷通电赞成。处在直系压力下的山东、河南亦极力支持。在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的广东督军新秀陈炯明先行通电表明态度，赞赏联省自治，让由上海南下广州，力主 “北伐”的孙中山无可奈何。　　非常不爽的是吴佩孚：联省自治，财政归于省，则省防军省管，中央财政仅支持所编制军队。以河南、河北两省地方财政无力且想来也不愿供应直系6个师4个混成旅的庞大编制，则直系陷入两难境地。将军队交于中央，则直系失去了角逐政坛的资本。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反对各省自治，则为越来越强烈的民意呼声所不容，于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只有奉系从中得利：张作霖以东三省强大的工农矿业资源完成了财政的第一桶金，10省加入联省自治后其实已将军、政、财权牢牢握在手中，形成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经过3年的建设，东北的奉天、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规模已不下于上海，史实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称霸苏、沪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奉系治下经济活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总财政收达到创纪录的5。7亿，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总收入）的6倍。如此雄浑的经济实力让张作霖惊喜交加。他知道，以这样的能力，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也趁此机会，奉系通过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注入大量现银，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平静地化解了这一次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将旧交通系排挤一边。　　由汉阳、武昌和汉口构成的武汉三镇在九江上面、重庆下游，离上海约六百英里。这个港口城市是长江沿岸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也是长江中、下游的划分线。英国、日本和法国在这里都有租界，城里还有为数众多的西方商业机构和教会机构。如果说奉系以工业实力在民国初中国大放异彩、上海以“万国租界”及先天的港口优势促成贸易繁荣的话，武汉则以九省通衢，为京汉、粤汉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腹心地带的交通优势独领风骚。　　鄂省自治后，以夏寿康为首的湖北新任省政府本想有所作为，息兵养民，逐渐恢复本省经济。然而汉口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挤兑事件将这一计划打乱了。湖北本为中部重要大省份，一旦不稳，中原腹地不宁。张汉卿接连发表宣言，以恢复银行信心。俟奉系注资中央并稳定金融局面后，汉口挤兑事件瞬间就风平浪静了。这一事件也使鄂省财政大员了解了奉系的实力，对这位少帅敬畏有加，张汉卿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在鄂的影响力。　　其实张汉卿打心底不赞成联省自治。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王朝历史，《三国演义》第一页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来杰出的政治家，无不在国家分裂的局面下以武力打开局面，实行大一统，从而名垂史册。不是说中国人一定不能实行联邦制，只是千年以来惯性使然，联邦制的优势也是极为明显的。但是在中国却非常行不得，一是缺少民意基础，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是分裂的前兆。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很容易扶持地方势力，成为新一代军阀及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之所以清晰喊出这个口号，仅是为了在现阶段打倒直系时减轻来自其它地方的阻力。　　经历了倒阁风波的靳云鹏也彻底倒向了张作霖。他顶着总统徐世昌的压力，将奉系要员刘尚清、潘复、孙烈臣召进了内阁，分别任农工、财经及极重要的陆军总长，使主要阁员均为奉系人马。这还不算，以人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也借此机会控制着议会近1/3的席位。因为他们常在香山开会，人称“香山会议派”，作为人民党党魁的张汉卿也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一大新秀。　　经过人民党的努力推动及宣扬，“国家统一”已成为民国北方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及动员能力使人民党在国人的意识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杰出的军事、政治、经济能力，是“国家统一委员会”带给国人鲜活的希望的保证。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奉系统一中国已是板上钉钉，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1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少帅春秋 - 致君 　　湘鄂一战，湘督赵恒惕损兵弃地。他也是个异人，其功过是非暂且不论，就其书法而言，在近现代历史名人中非常突出。史上对他的评价是“传统功底深厚，师承有序，脉络清晰，中规中矩，尤其隶书，沉稳中有灵动，豪迈中含静寂”。正史上蒋经国七海“总统官邸”客厅，墙壁上挂的就是张大千的水墨画和赵恒惕所书对联。　　军事上无能不代表政治上幼稚。民国初年他在湖南督军任上又是要制宪，又是搞湖南自治，说穿了，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作虎皮，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以求自固自保。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实际上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所以尽管赵恒惕行民主之名、搞贿选之实，湖南人还是最终默许了他的作法。　　客观地说，别管赵恒惕这个“自治、制宪”来得多么不正当，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自治”的帽子，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正史上后来北边的吴佩孚占着岳阳，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那不过是灭此朝食的事，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惕作与广东孙中山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吴佩孚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而南边的孙中山，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惕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好冒然向湖南动武。当赵恒惕不同意的时候，孙中山也只好绕道江西进行北伐。　　战败了追究责任，他对这种情况不思已过，反说：“此战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从这之后，别说联省自治了，就是湖南一省的所谓“湘人治湘”，也失去了确切实施的可能。赵恒惕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带，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染指湖南，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将人民军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只能事事仰张汉卿的鼻息了。这次湘鄂之战，赵恒惕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士兵死伤两万多人，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祸荼毒更难以数量计。而且，人祸总是连着天灾，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各县饥民数百万流入长沙、衡阳等大城市。　　赵恒惕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他是绝不硬干的。可对他来说，程序也好，民意也好，仍然全是为我所用，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湘鄂战争开战之初，赵恒惕在这个时候，仍不忘要跟湖南省议会报告一声，正式发表了致省议会的咨文，说：“……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我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赵恒惕的说词不可谓不堂皇，可细想想，这里面哪还有一点各省自治的影子在？湘人治湘，鄂人治鄂，本来都应该是各自省内的事情，湘军武力插手鄂事，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混战，还谈什么联省自治？赵恒惕完全是因为一时的贪念，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本来在法理上很能站得住脚的思路，就这样被他自己推翻了。　　赵恒惕的心思全在如何整顿刚受到重创的湘军，哪管老百姓的死活！省宪法中本规定人民有得到救恤灾难的权利，可赵恒惕这时却取消对饥民每日每人两合豆子的救济，改用掺糠的稀粥来对付。一时怨声载道，特别是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省宪法对此又有规定，人民有示威的权利，赵恒惕却想出了一个怪招：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让士兵上街殴打学生！丘八爷们得令后分散出动，处处截击游行后解散的学生，打得学生们无处躲藏。即使第二天学生们不敢再上街了，士兵们反寻到学校里去打。这回才真是秀才遇上兵，干脆没理可讲了，只好被迫停课避祸。学生们一连挨了三天打，打破的不光是那些年轻的脑袋，更有那些脑袋里的以宪法和平争权利的思想。正史上以毛爷爷为代表的湖南年轻一代后来能走上更加激进的革命之路，恐怕与这一顿棍棒不无关系吧！　　时刻关注湘中局势的张汉卿怎能放过这一天赐良机！　　岳阳为湖南北大门，离长沙近在咫尺。人民军第4师、第7师兵分两路，沿粤汉铁路南下，连克岳阳县城、新墙，在汨罗江北击溃湖南第一师宋鹤庚主力。以“江宁”号和“江平”号为保护的湖北长江海军也进入湘江，攻克了湘阴要塞。人民军合兵一处，与湘军第二师鲁涤平部僵持于界头铺、川山坪、路口一线。　　赵恒惕接连呼吁湖南自治，谓张汉卿“罔顾民意，欲以私兵而弃‘自治’之？”他在兵临城下之际，还想通过竞选省长来显示自己的正义。因时不我待，于是抛出了一个新说法：速成制宪，说：“自治法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竞选议员们）的意见，不能不酌量牺牲。”他将自己制定的《筹备自治法大纲》直接交旧省议会议决，干脆取消了新省议员的选举，让任期已满的旧省议会来筹备省宪的制定，于是将跃跃欲试想进入省议会的其它派别的人排除了不少。果然，这个旧省议会顺利地将赵恒惕选成了新的临时省长，他也立刻将《湖南省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了。它规定了：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另外诸如保护人民生命及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请求救恤灾难的权利应有尽有，也有受教育、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的规定，并堂而皇之地宣称“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湖南省宪法草案的公布，开了全国省自治制之先河，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公布的一部省宪法草案。　　赵恒惕当上正式的民选省长及发表正式的省宪法，是在湘鄂之战和殴打学生之后的事情。到这次正式“选举”时，基本上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民主”水平了。因有谭延闿派、林支宇派的议员另组选团加入竞争，赵恒惕一派的行为就更加骇人听闻。当时买票、抢票成风，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下面各县的选票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于是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大打出手的，殴斗、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于是省会各公团提出这样的选举“殊为自治之玷”，要求一律废除，重新选举。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可赵恒惕早已经等不及了，他急着当“民选”省长，硬是让这个胡乱选出的省议会赶紧出了台。1922年元月新的省议会成立，其中赵派的议员占了三分之二，基本扫清了选老赵恒惕当省长的障碍。可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在省长选举前夕，湖南省内外发起了一阵倒赵的强烈风潮。到正式选举省长的那一天，长沙街头示威游行的有两万多人。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是不能阻止一意孤行的武夫的，赵恒惕终于经省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选为了湖南省的正式民选省长。　　赵省长就职典礼那一天，鞭炮及大炮齐鸣，原来人民军已经攻到长沙城下了。　　为了将赵恒惕“湘省自治”这块合法招牌打碎，张汉卿除了指责赵恒惕制宪不合法律程序外，还公开宣言，称自己已经准备放弃了这个原本由他自己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概念，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讨伐的理据。而赵恒惕自然正要抓住自治这根救命稻草不放，乃向全国通电，说：“……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奉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其说词倒也算是抓住了张汉卿的要害。赵恒惕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护宪军”，开往城外迎战。两军对阵，一边要“讨贼”，一边喊“护宪”，可说到底，光靠嘴皮子不行，胜负还得由枪炮来决定。套用少帅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刻，赵的部下朱耀华一个团反戈，竟长驱直入攻进长沙，差点活捉了赵恒惕。老赵逃到株洲，再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了。立足未稳之际，复又南逃衡阳，忙忙如漏网之鱼。　　此一仗，于学忠亲冒矢石，所部无坚不摧，连奔11天，行进600里，仍然斗志不减。若非此时粤汉铁路由于韶关至株洲段400多公里因地形复杂、工程艰巨一直受到拖延，于学忠部一鼓作气打到衡阳不是难事。即使如此，赵恒惕也吓破了胆，在衡阳急发了下野通电。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2章 武汉军校 - 少帅春秋 - 致君 　　自古湖南即有“无湘不成兵”之说，曾国藩首开湘军之例，正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仅湖南一地，出战功赫赫将帅数百，可见湘人人才之盛。张汉卿因功叙赏，于学忠升少将旅长，负责在湘招募新兵。除将原湘军2个师改编为1个师外，另招募了1个师，分别定为人民军第8、第9师。　　因为人民军扩充太快，重要来源有直系、陕西靖国军、河南镇嵩军、宁夏回兵、鄂军、湘军及机关报老奉系，各部体系混杂意识形态各异，不像东北奉军本由一个体系演化而来。张汉卿平湘鄂，地盘大了许多，原有的西北人民军兼有西北及华中的军事存在，“西北人民军”的叫法已不合时宜。　　为将各股力量团结起来，张汉卿改组西北人民军为中国人民军，要求全体军官士兵“听党的话，与人民血肉相连，无地域之分，无民族之见，精诚团结，统一祖国”。湘中战事尚未平息，张汉卿即已安排奉天军校一大批中高级教官兼程南下，一边充实新成立各师的军官队伍，一边拟成立武汉军校。　　在汉口谌家矶有一座造纸厂，业已停产，其院子很大，而空房很少。张汉卿以此为基础，建立武汉军校。10月1日奠基，次年2月15日完工，面积约10000平方米。　　军校校本部是一座日字形的二层砖木结构、三路四进、回廊相通的楼房，军校大门风格非常朴实，中央上方横匾上“人民党党立武汉军校”几个大字，以排斥其它党派在校内的地位，是张汉卿所书。在二门门口挂着一副对联：“杀尽敌人方罢手，完成革命始回头”，二门右侧墙壁上，挂着张汉卿手书的“军民鱼水情”校训。军校大门彩楼两旁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额为“革命者来”。　　军校由六个部门组成：政治、教育、训练、管理、医学，分为补给，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宪兵、政治等科。首任校长由张汉卿亲任，正式以五星红旗为人民党党旗及人民军军旗，并显示了少帅多才多艺的能力，亲自“作词、谱曲”制定了《人民党武汉军校校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首铿锵嘹亮的歌曲，极有势气，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又道出了久处列强压迫下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出台不久就广为人民军战士熟悉，并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传唱。　　从奉天军校调过来的中高级教官很快就熟悉了武汉军校的节奏，这些新式的军官多是从各个正规军校出身，又有在部队指挥的经验，少有军阀习气，因此颇得好评。张汉卿特别欣赏出关征蒙前特别留在奉天并主持军校教导队日常训练的副队长魏益三以及经多方延揽人才从四川老家守孝的后世号称军学泰斗、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　　经过两年的锻炼，魏益三军衔已从少校升到上校，不过此上校非彼上校----奉天军校教导队队长在之前是少帅兼任，在气势上比之一般少将也不逊多少。张汉卿此番将之调来，也是有让他亲自掌兵，新成立的第8师就是为他准备的。　　另一人杨杰在当时与蒋百里齐名，是日本人眼中的“三个半军事家”之一。他在此前十年的军事战争中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屡屡战胜强敌。但是他认为自己一腔报国的热血竟被置于军阀乱战之中，而民国一天一天坏下去，便息了争强好胜的心思，适逢父亲去逝，他便辞去了靖国联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的职务，回老家守孝。　　但是军事报国的志愿始终没有放弃。在川期间，也曾经非常关注张汉卿的活动轨迹，对于奉系对日强硬的态度和自力更生建设的作法也是欣赏的。他本来就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极大怀疑。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就要彻底铲除依赖外国人的劣性根。对于日本，他也是怀着一颗警惕之心，在正史上也曾在1921年的除夕，在学生聚餐会上指出：“日本对中国之侵略野心，益更积极而不可抑制。”　　后世历史评价其“不仅有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教育工作，在创造中国的战略战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在改造中国军队、提高其战斗力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方略。”　　这样的人才怎能不延揽在麾下？蒋百里的劝言和少帅的亲笔信，让杨杰接过了橄榄枝。当然杨杰也不负重望，在不到两年时间，以军校教官的身份，不经战场而由中将而上将，连升两级，被时人称之为“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他和蒋百里都是由少帅推荐，在奉系既未立军功又不直接带兵，却能够在军衔上节制诸将。此种作法，不但在东北军中史无前例，即在当时南北新旧军阀统治的军队中，也是少见的。时人均谓之少帅知才、惜才、不拘一格用才，必成大器。　　春节既过，张汉卿以人民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以魏益三晋升少将旅长，代理新8师；以于学忠少将旅长衔，代理新9师。另一位练兵的良材、奉天讲武堂的高级辅佐王以哲，此时也官升一级，一跃变为中校，奉命再入麾下。因王以哲为武汉军校校长秘书兼人民军军事委员会军事秘书两个职务，被人民军暗地里戏称“二秘”。　　中国人民军以张汉卿为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简称军委主席），以韩麟春为副总司令、副主席兼西北军区司令（张汉卿第一次提出“军区”的概念），辖第2、3、5、6四个师，驻所兰州，节制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蒙古诸省事宜。西北军区副司令由许兰洲担任，许还是西北军区武警部队总司令。西北军区参谋长一职，张汉卿建议由胡景翼兼任，以作为人民党统战表率。　　另以戢翼翘为军委副主席、华中人民军总司令，辖第1、4、7、8、9共五个师，驻所武昌，节制湖南、湖北诸省军事。人民军总参谋长一职，仍遥遵郭松龄担任。不过因为少帅在此，戢翼翘均直接向张汉卿汇报，实质上是担任了张汉卿的参谋长。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3章 华盛顿条约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新旧世纪更迭之际，驻在远东的美国海军受到了两大事件的影响。美西战争就是其中第一大事件。美国先后向香港和马尼拉派遣了乔治&#8226；杜威海军准将率领的海军分舰队，这支舰队在马尼拉击败了西班牙部队，这是一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杜威的胜利使得美国把菲律宾群岛占为己有，这样菲律宾群岛就成了美国在远东地区推动军事和商业活动的一个作战基地。更为重要的是，1898年之后，远东政治对美国来说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美国占有了菲律宾群岛，这就使美国承担了保护菲律宾群岛的义务。而为了履行这一义务，美国就必须在这一地区持续驻扎美国陆海军部队。　　美国派驻远东水域的海军力量比较薄弱。美国占有菲律宾之后，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防卫问题，因为美国陆军部队没有足够兵力把守这个群岛，无法防止成功的入侵。与此同时，和平时期的美国海军舰队规模也不大，只够在一个时期中维持一个洋区的必需兵力，无法兼顾两个大洋。由于美国在战略上优先考虑大西洋战区，因此不可能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一支作战舰队。美国认识到菲律宾群岛在战略上十分脆弱，因此在本世纪头二十五年中美国执行两种政策以弥补这一弱点。首先，美国试图在外交上达成保护这个群岛的协议；其次，美国也向这一地区派驻了一支海军部队。　　军事决策人和外交决策人都认为日本对菲律宾所造成的威胁最为严重。美国试图同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借此来保护菲律宾群岛。美国同日本于1905年签订了《塔夫脱- 桂协定》，1908年签订了《罗脱- 高平协定》，并于1917年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想通过这些协议使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拥有主权。这些协议所暗示的是作为交换，美国对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各种欲望将予以默许。这种“纸面上的相互追求”最终导致了1921至1922年举行的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达成的四国条约和九国条约中试图确保太平洋的现状，并要加强1899年和1900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信誉。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美国在远东地区维持一支海军部队的必要性将会大大减轻，不必派驻一支海军部队去保护菲律宾群岛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亚洲舰队司令描述了亚洲舰队的使命：战时至关重要的任务是执行“橙色作战计划”，这是海军为万一同日本发生战争而准备的总计划。主要内容为：驻在远东地区的部队应力图挡住日本向菲律宾发动的进攻，抵抗时间应足以让美国主要舰队穿过太平洋，同敌军部队交战。“橙色作战计划”的发展过程从来没有间断。1923年年初，联合委员会制定了“太平洋战略概述”。这一概述是根据下列四个假设制定的：　　(一) 美国在太平洋卷入的任何大战都将是同日本发生的战争；　　(二) 美国必须在西太平洋获胜；　　(三) 马尼拉湾是舰队所需的前哨基地的最佳可取地点；　　(四) 胜利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占有马尼拉湾以及托管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 “所有港口”，是否能对日本进行封锁，并采取能够迫使日本投降的“进一步行动”。　　本世纪二十年代，亚洲舰队的诸位总司令都认为他们的主要使命是为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做好准备，他们反而认为保护并推进美国的在华利益是居于第二位的任务。　　1919年巴黎和会后，美日两国因争夺在华利益，矛盾日益尖锐。1921年美国急欲改变日本在华的优势局面，瓦解英日同盟，孤立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会议对全球军事力量及政治势力划分已势在必行。遂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名，召开了此次会议。　　提案是由中国北洋政府在美国的授意下提出的，会议期间，中国方面曾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租借地等，但均招拒绝。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此次提出的。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不遂，伍朝枢未赴。　　华盛顿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有九国代表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这三个公约统称“华盛顿条约”。　　1921年12月13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太平洋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公约》。该公约规定，签约的四国中任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问题上发生争执，则全体签字国应当举行共同会议协商解决。条约的附件规定，签约国将互相尊重其它签约国在有关太平洋岛屿和委任统治地区上的权利。另一个附件则规定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疆域。由于四国公约措辞过于含糊，以至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该条件最大的获益人是美国，不但可以用相对薄弱的亚洲舰队兵力维持其在亚洲的地位，还约束了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活动，又终止了1902年以来的英日同盟，结束了日本和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状态。也斩断了一旦有事，英国以同盟关系援助日本的法理限制。　　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主力舰吨位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条约规定各签约国战舰、战斗巡洋舰总吨位比率为10：10：6：3。5：3。5。同时对主力舰的建造、轮替、吨位和武器都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条约同时还规定各签约国在西太平洋岛屿的防御区和海军基地维持现状。该五国还另外签订了一项条约，对潜艇和毒气的使用作出了规定。这一条约的最大的赢家是美国和日本。通过此条约，美国获得了与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在海军力量上的平等地位，为美国依靠强大的工业力量最终统治两大洋打开潘多拉之盒。日本则堂而皇之地成为海军地区强国，扩大了其在太平洋的实际存在。　　同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签署《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该公约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为保证第一条的实施，第二条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议或协议或谅解”，侵犯或妨碍第一条所述的各项原则。第三条则进一步贯彻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规定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和“任何专利或优越权”。一切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机会均等。有关条文规定，九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的关税政策。这个条文实质上是一个新的侵略，只不过打着尊重中国主权的幌子，实质上是要挟中国政府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通过缔结条约的公开性达到阻止日本独霸中国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评价极差。不过时过境迁，张汉卿却觉得只要有强大的实力，用这个条约来制止可能的领土威胁亦或是有可用之价值。日本自1905年日俄战争夺取大连之后，在东北盘踞多年其政府始终不敢明着在此用兵，亦可表明此条约对日本的约束力。此条约扼制了日本在大战时对中国的垄断权，而代之以美国为首领和英、日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侵略局势。毛爷爷曾说，“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的这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在此之前的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在旧中国可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4章 废督裁兵（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张汉卿逐渐安顿了两湖局面后，下一步动作已摆上案头。两广、云贵鞭长莫及（湘南、湘西诸地尚未平服，张汉卿以新兵1个师及靳云鹗旅围剿中，一边练兵，一边既作为西南、华南的缓冲）。四川交通不便，且已四分五裂，短期难成气候，倒是直系扼守北方心藏，背靠京畿，又拥有河南、河北人口大省，兵员充足，为心腹大患，是统一北方的重要劲敌。　　张汉卿决意东进安徽兵力薄弱之地，而后据皖观江浙沪，以取得在华东的重要财源支撑。此时安徽许世英主政期间所提出的反对贿选、撤督裁兵等的政策遇到了地方军阀强有力的阻扰，皖争迭起。　　1921年10月许世英临危受命，在安徽省担任了第七届省长。上任次年，即宣布了倪道烺等包办的贿选省议员资格无效，进行重新改选，以支持全省各界人士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的斗争。　　1914年在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首次解散国会（全国议会）之前，安徽省议会已被北洋皖系军阀、安徽都督倪嗣冲解散了，创全国解散议会之先例。1916年，袁纪洪宪帝制失败，各省议会复活，皖省亦恢复省议会活动。1918年在第二届省议会的选举中，倪通过私党“公益维持会”在幕后操纵，使所产生的108名议员中，十之八九皆倪氏私党。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循例由“公益维持会”指定竞选人，公开收买选票，伪造选举册，使第三届省议员均为清一色的倪氏私党，因而反对贿选成了安徽人民斗争的主要目标。在“六二”学潮推动下，社会各界组织了“澄清选举团”，调查贿选情况，搜集证据，分别向就近的法院起诉。旅居沪、宁、京、津的同乡团体，也纷纷驰电声援。当时省长为聂宪藩，不敢召集省议会，恐舆倪嗣冲发生矛盾而辞职。倪的胞侄倪道烺则以40万元巨款，买通国务总理靳云鹏发表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因李兆珍是倪嗣冲的幕僚，为倪道烺的老师。消息传开，安庆市全城罢市，拒李风潮，很快波及全省。李兆珍隐匿在省署视事八天，则感到呆不下去，即宣布决不恋栈而离去。李兆珍被逐后，安徽旅京同乡会提出“皖人治皖”的口号，并提议由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北京政府采纳了此意见。　　许世英于1921年10月底回皖担任省长。他首先宣布第三届省议会议员的资格有待法律解决，同时声言公开民政、财政、维持教育经费等。当时的皖境，军阀势力盘根错节，如不欲与其同流合污，将处处棘手，寸步难行。许世英的表态，虽然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可是贿选议员在慌恐不安的同时，竞群集安庆，先行发难，他们强迫新任政务厅长王淮琛召开省议会，王淮琛被迫辞职。接着贿选议员复自行公告于 1922年1月19日召开第三届省议会。许世英则针锋相对，以省长名义贴出公告，明令禁止。贿选议员不理，如期在该日下午三时开会，省府派警察厅长前往阻止，贿选议员不接受劝制，私推临时主席、议长、副议长。许世英又揭告示，宣布“此种自由集会无效”，并电呈北京政府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司法部。贿选议员这时一面贿通许世英的左右僚属及亲戚故旧，对许威胁利诱；一面电内务部控告许世英“违抗教令、破坏法律”，自称自行集会行使职权，符合国际议会惯例。双方各不相让，各自派人赴京、津等地活动，霎时间，安徽政潮迭起，风浪滔天。许世英因同时整顿吏治，得罪了各县的军阀余孽和饥鹰饿虎的爪牙，攻讦诽谤之声由此四面袭来。安庆城内，无是生非、无中生有地恶意中伤许世英的印刷品到处可见。面临这种情况，许世英沉稳应对，一方面借公布赈抚情况之机，对社会流言诬陷，加以批驳；另一方面继续推动反贿选运动日益扩展，自1921年冬至1922年春，先后由法院判决无为、桐城、宿松、舒城、广德等地第三届议员资格无效。这时，诸贿选议员狗急逃墙，又分别去京、津、沪、宁、汉等地煽风点火，千方百计与许世英为难。　　另一件棘手的事，就是执行裁兵的重大决策。　　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继海牙会议之后，提倡各国裁兵，亦呼吁中国裁兵。远在武昌的张汉卿首开废督之先例，宣布辞去所兼陕西督军职务。接着韩麟春亦发通电，自辞甘肃督军。这时奉系麾下各省均已达成文官治政，军人统一控制在人民军、华北军、东北边防军及东北护路军各司令部之下。彻底摒弃了民国初军阀林立，军人干政的不良风气----张作霖父子要的是全国的“大政”，祸乱地方之弊端，当然不能在治下出现。而且军人不干政，装备、军饷统一由总部发放，各路诸侯都没有足够的实力自成体系，也间接地防止其拥兵自重，实在是一条控制军队的妙计，张作霖推行起来不遗余力。　　各省也掀起了废督的口号：山西督军阎锡山也顺应民意，改督军为军务督办。粤、桂、滇、川、黔、闽、浙各省督军改为军备督理，虽然换汤不换药，却也说明军阀统治之不得人心。　　在此大气候下，废督裁兵也成了皖省的舆论中心。当时安徽的军队为倪嗣冲和张勋的遗产，全省成了倪嗣冲旧式巡防营的天下。倪嗣中被袁世凯封为安武将军后，该部亦改称安武军；张勋定武军的徐州镇守使所部，亦驻守在皖北境地。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所率的定武军，即归属倪嗣冲节制，改称新安武军。新委武军有40营（每营号称万人），旧安武军共五个混成旅。当时皖省岁入800余万，支出军费为其大宗，计旧军年380万，新军140万。皖省本贫瘠，灾歉之余，综计新旧债项，毛愈400万。许世英认为皖省的财政因支付军费过巨，以至百业不振，为此他建议：先将新军的军费全部由中央承担，并归中央主持裁撤；旧军的裁撤，则照国务院规定办理。安徽的废督裁兵运动，得到了省内外各界人士的全力支持。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5章 废督裁兵（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1月5日，北京政府宣布：“裁撤安徽督军一缺，调任张文生为定威将军，特派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并决定全部裁撤新安武军，核减旧安武军，特派专员督察裁兵事宜。然而，张文生却借口遵照总统急电进行裁兵，暂时不能去职，争取时间煽动新安武军反抗。　　张汉卿此时即打着奉中央命令，调停皖省纷争并监督裁兵的旗号，以华中人民军总司令戢翼翘亲率第7师为先行自黄冈进入安徽，克日拿下皖中重镇安庆。然后一路畅通无阻，不数日抵达省城合肥。　　张文生原本就与奉系有联系，此时见少帅亲到，随即宣布同意奉人民军意见，新安武军全部改编为国防军，奉中央调遣。张汉卿也投桃报李，盛赞张文生“心系国家大局，不以个人荣辱得失为念”，并上报中央，将其新安武军一部就地改编为安徽保安部队，仍以张文生为司令。从新年到3月初，共裁新安武军28营，筹款30万元，取得废督裁兵运动的初步胜利。　　可是后继的进行就不太顺利了。　　反贿选遇到的阻力已是许世英难以承受，旧安武军马联甲对许世英热心继续裁兵，甚为反感，立即向许提出1922年度的军费预算与1921年相同，不同意旧安武军有所减缩，并不断制造舆论攻讦许世英，对许施加压力。在当时的情势下，文官是斗不过武官的。许世英只好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安徽各界闻讯群起挽留。张汉卿在武昌发表通电表示对其支持，并严厉申斥马联甲干政行为，通令张文生与人民军所部严阵以待，以武力为后援。戢翼翘将师属75mm榴弹炮全部调集在合肥南门下，大战一触即发。　　马联甲以5个混成旅之兵力，仅可与戢翼翘、张文生的联军打个平手，可是保不住人民军援军源源不断而来的强势。之所以敢作动武的姿态，与吴佩孚暗中允诺给予的支持是离不开的。　　热议“废督裁兵”的漩涡中心便是直系。人民军在长江各省的壮大，特别是取代了直系在英美国家的代理人地位，使吴佩孚深感局面对他来说已江河日下。人民军若再拿下安徽，则直系已在战略上被奉系形成包围之势。张汉卿所用的“温水煮青蛙”招术成功地骗过了直系大佬曹锟，却瞒不过足智多谋的吴佩孚。与其在之后面对更不利的局面，不如铤而走险。　　当然直接与人民军作对是不明智的，在天时上，张汉卿抓住历史的走向，每次都在历史变故中抢得先机。在人和上，奉系与人民军人才济济，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为其所用，是直系所不可比拟。唯一可行的是地利优势：直系占有河南、河北两个大省，南北拥有便捷的交通线京汉铁路，西边是偏居一隅力求自保的山西阎锡山，东边是力量薄弱的山东及皖北。直系如想在未来的角斗中不落下乘，向东发展势在必行。所以吴佩孚暗令豫鄂皖镇守使冯玉祥以稳定皖省局面为名兵出麻城，与戢翼翘一先一后赶到合肥。　　然而冯自知不是张汉卿对手，早已打定了占地盘谋发展的妙计。在他看来，直奉争斗已近尾声，自己跟着吴佩孚好处没落多少，反而没有一块像样的地盘。信阳为京汉铁路要冲是非之地，万一爆发战争，他夹于其中，难免殃及池鱼。张汉卿显然要入主东南，对皖西北地区短期内应该没有染指之意。自己身为鄂豫皖边防护军使，将主力置于皖西北也有法可依。　　此时他以李鸣钟旅一部据守随州，主力退守信阳以东淮河北岸息县，以避可能的锋芒。以张之江旅一团占据驻守在合肥以西六安市，另一团孙良诚率部守阜阳。自己带卫队团驻淮南，并以骑兵团张树声部进蚌埠，打定了在皖西北观风向的主意。　　旧安武军首领马联甲没有了支持，加上张汉卿的人民军虎视眈眈在侧，嚣张的气焰顿时少了许多，省长许世英的改革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不久后，又趁热打铁，先后出台了几个重大决定：　　一、亲拟禁烟通令，严禁贩运红白丸（吗啡、海|洛因），要求60县知事和禁烟委员“破除情面，认真查铲，五日一报，一经查实，定即分别撤惩不贷”。　　二、关注教育，将法专发展成为安徽政法学堂，并选送了一批学生诸如史尚宽、方希孔、陈访先、杨宪功、张果为、汤志先、高语罕、章伯钧等出国留学，后来这些人都成了著名人士。　　三、倡办实业，关注民生，造福桑梓。办理急赈发放银元43万元，拟办安徽银行，并修成了安徽第一条公路（即安庆―怀宁公路）。　　四、提倡勤政爱民，清廉为民，给全省3道尹、60县知事发出训令，整顿吏治。　　马联甲一方不甘示弱：搞武力抗拒既不行，那就以法理上加以抗拒。4月11日，贿选议员胡镜波等人，于午后三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百余人闯入省署，要求省长接见，并任意滋扰，百端侮辱卫队，婉言制止竟被殴。警察厅闻讯后，遂派保安队拘捕30余人。许世英立即张贴布告，又发一电致徐世昌，电文称“思维再四，一年来，个人之精力财产业已牺牲殆尽，今不得不牺牲生命支撑到底，以维持皖事于万一，在我大总统未下明令免职以前，世英决不辞职，至于成败利钝在所勿计。”　　这一事件促使许世英的态度由柔变硬。于月底又致电内务部，再次提出皖第三届议会议员资格问题，法院既判决无效，是否重新改选”，内务部旋即复电：“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七、二十八两条规定，可宣布其资格为无效，应作重新改选”。许于是在省署内重新成立选举事务所，5月下旬通令全省60县知事，宣布本年8月1日为60县的初选区调查开始日，翌年1月31日上报选举人名册。反对贿选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原为倪党操纵的“公益维持会”由此在安徽消失。　　许世英主政安徽，有两件至今令世人传美谈之事：一是敬谢为其母祝寿之事，他在启事中云：“……世英服务桑梓又无寸效，民生憔悴，何敢言寿，务婉谢亲友，勿为称觞之举。家严家慈寿感慨不举行……。”二是给全省3道尹、60县知事的临别忠告，他在训令中写道：“知事为亲民之官，与民亲者，民情必不疏，与民近者，民心必不远。……本省长更有郑重告诫者，各知事欲使吾身常在乡野，必先使本公署内所用之职员与审员悉能洁己奉公、忠于职守，然后心安而事举。”寥寥数语，道出了造福桑梓之心。　　张汉卿对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公仆表达了他个人的敬意，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坚决支持皖省裁兵的举措。在4月18日电令中说：“皖省本不富裕，新安武军既已改编，旧安武军当依此裁切，以节余款项振兴徽省工商经济。本司令当遵循国家明令，体恤皖地贫穷之实，勒令其循期裁减。若彼仍执迷不悟，学良当统率正义之师，亲临其地，迫其就范，以匡复法统，示中央权威于天下。”此刻的张汉卿，俨然以中央正统自居，浑然忘了，自己入皖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不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以中央名义，北京政府自当会“依惯例”予以明令承认。　　在人民军、新安武军夹击下，马联甲不得已拟定了一个为期半年、裁军1个混成旅的“庞大计划”。张汉卿此时眼光已转向富饶的江浙平原，无论马联甲从与不从，他的人民军是铁定要拿下安徽，从而为戟江浙沪打开一条通路。所以张汉卿在接到这个计划后，“勃然大怒，通电全国讨伐马联甲，并立誓：‘打倒安武军，活捉马联甲’。”张汉卿亲任“安徽讨伐军”总指挥，带领华中人民军第9师、靳云鄂混成旅、王都庆混成旅水陆兼程浩浩荡荡支援戢翼翘。　　之所以将靳、王二旅带上，就是要使两人彻底断绝与鄂地千丝万缕的联系，拉其坐上人民军这辆战车上来。张汉卿更在后勤、装备、军饷上牢牢卡住其脖子，2人本就势弱，不得已跟随参战。这样一来，军力薄弱的人民军华中军区的压力顿时一轻，也在张汉卿不久后南征后不至于有这些不安全势力威胁其后。　　在强大的军事及舆论压力下，马联甲被迫通电下野，戢翼翘也不费吹灰之力将其5个混成旅收入麾下。此时张汉卿大军尚离省城约三百里，他已有重要的收赣任务，当然不会使军队疲于奔命，只是下令主力修整，派一部入合肥城以壮声势。　　张汉卿宣布为体谅皖地百姓的负担，人民军驻皖部队的费用均不由安徽承担。安徽各界对人民军的雪中送炭抱以非常强烈的感激之情，对人民党的政策也有积极的回应。许世英在张汉卿政治上、军事上的支持下终于能够大展胸中抱负，因此对于人民党的政策也尝试着理解，并在施政中不断予以借鉴，使得安徽省在人民军后控制的几个省份中贯彻人民党的意图做得最好，这却是只把安徽作为军事进攻桥头堡作用的张汉卿始料不及的。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6章 挖冯玉祥的墙角（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将冯玉祥逼到豫南角落不是张汉卿的最终目标，他对冯玉祥最感兴趣的是他的五虎将及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在西北军中是怎样叫起来的，说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是在1917年前后冯玉祥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驻防湖南常德出任湘西镇守使的时候。当时冯部拥有步兵四团，炮兵一团及骑兵、工兵各一营。以李鸣钟为步兵第一团团长，张之江为第二团团长，张树声为第三团团长，张维玺为第四团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刘郁芬为参谋长，至此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军官均为冯玉祥亲信，这是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的开始。所谓“五虎将”，即宋哲元、鹿钟麟、张之江、刘郁芬、李鸣钟等当初的5大团长。他们久随冯玉祥，在冯部极有威信。因勤奋好学，埋头苦干，逐步崭露头角，历任管带、营长、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　　冯玉祥任湘西镇守使期间一面招募士兵、网luo干部，一面将陆建章安插在第十六混成旅中的陆续排挤出部队。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也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又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即：机关枪营营长韩多峰、一团二营营长孙良诚、三团一营营长韩复榘、三团二营营长石友三、三团三营营长赵席聘、四团一营营长刘汝明、四团二营营长佟麟阁、以及炮兵营长孙连仲，其余也都是营级军官。这些营级军官，特别为冯氏信任和倚重。冯部官兵在艳羡之余，于是套用了京剧《珠帘寨》中李克用宠用十三太保的故事，将韩复榘、孙良诚等13名军官，也称之为“十三太保”。这名称的内涵既有戏谑，也有讽刺。　　“太保”本是我国古代官职的名称，是辅佐太子的官。西北军中的所谓太保，显然是借喻，是指辅佐冯玉祥的13名军官。这13名军官都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长期追随冯氏，南征北战，为冯氏所倚重。这13名军官是：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韩多峰、佟麟阁、刘汝明、石友三、张维玺、程希贤、过之纲、闻承烈、葛金章、赵席聘。冯玉祥的这13名“太保”，从年龄上来说，大都是1890年前后生人，比冯玉祥年青一些。从籍贯上来说，都是北方人(淮河以北)，比如石友三是吉林省人，过之纲是安徽省蒙城人，韩复榘是河北人，韩多峰是山东人，我把他们都称之为北方人。实际上冯玉祥西北军的成员，大抵也是北方人。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所以得到冯氏的信任和倚重，除了这些人禀承了西北军的传统能忍艰耐苦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勇敢善战，一是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凭心而论，在正史上冯玉祥的“西北军”是各路军阀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　　但真正有规模的“西北军”是在“北京政变”后、冯任国民革命军司令后独占大西北后才逐渐形成的，此时冯系势力因无发展空间，远没达到那种规模。　　这些将领中，张汉卿最熟悉的莫过于宋哲元、佟麟阁、张维玺、韩复榘了。在这风云突变之际，张汉卿决定先从张维玺下手。此时他驻守在六安，正与人民军先头部队接上头。　　张维玺在幼年时代曾经读过几年书，从军后又勤奋好学，博览兵书，在西北军里有“儒将”之称。他不仅自己好学，对部下军官随时组织读书会，亲自督促他们学习文化和钻研武学书籍。张维玺当营长的时候，冯玉祥曾委托他编撰一本《军士勤务书》，作为连队中当班长的平、战两时职责、任务的规范准则。这是因为张维玺是从当学兵出身，对于军士勤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这本书写得很好，深受冯玉祥赞赏，印发全军军士人手一册，奉为圭臬。张维玺为撰写这本书而劳累过度，影响了目力，成了近视眼。当时冯先生所部第十六混成旅，上自旅长，下至伙夫，全旅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当张维玺向冯玉祥请示配制眼镜时，冯先生曾问他不戴眼镜能看多远？他答说能看五、六米达。从此军中就给他起了两个绰号：“六米达”和“张瞎子”。　　张维玺擅长练兵，他对于练兵有独到之处，在西北军的同行中很少能出其右者。每届年终校阅时，无论是学科、术科、操场、野外或内务、卫生、军纪、风纪，张维玺部部是名列前茅。　　就这样一个人才，却为冯玉祥所不容。据“奉情局”的消息，原因如下：　　1921年春，冯玉祥得知曾与已结下夙怨的鄂督王占元将由武汉乘京汉路火车晋京公干的消息，曾经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密议，在王占元路过信阳车站时把他扣留，要挟他清还积欠半年的全旅粮饷。由于张维玺与王占元同为馆陶县的小同乡，张维玺竟把这个秘密计划偷偷地透露给王占元。王占元遂改道乘船至南京，转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冯玉祥对于王占元的忽然改道，断定有人泄密，经过百般访察，始知是张维玺所为。但一因此事不便向外张扬；二因正值部队即将开拔入陕作战，张维玺身任团长，且系一员有勇知方的战将，当时冯先生姑且隐忍未发。及至冯旅入陕进行蒲阳村之役时，由于张维玺的麻痹大意，受骗上当，致使唾手可得的一个旅的人枪脱逃，于是冯对他新旧账一齐算，就把张维玺的团长职撤掉。在升任11师师长后，张被任为师属修械所所长，这是一种降职降级的待遇。　　张汉卿就利用这一点，他派于学忠夜会张维玺，进行劝降。于学忠在武汉与张维玺曾有一面之缘，彼时不过是一营长，不出两年时间，一跃而团长、旅长，现在是代理第8师管有3万人的少将师长了，估计要不了多久，第三颗星将会让他的星辉更灿烂。两人多年前即已惺惺相惜，此时相见，大有不胜唏嘘之感。　　张维玺还在等待冯玉祥再复召用：冯一手训练出来的官和兵，尤其是军官，是轻易不让走开的。犯了过失的，或撤职或降级，过了一段时间，仍可恢复原职原级，并且不影响升迁。　　但是于学忠带来张汉卿对他的赞赏却让他非常动心。张汉卿允诺：只要张维玺肯加入人民军队伍，立即将是少将旅长军衔。有于学忠这个例子，张维玺不由得心动。　　冯玉祥出身平民，因而能接近下层，与士兵同甘苦，从而得到下级的拥戴。但冯氏的带兵方法却是封建家长式的，甚至对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也是呼来唤去像对小孩子一样，像韩复榘当了师长以后还曾被冯氏当着士兵的面打了40军棍，毫不留情面。这种带兵方法加上其它因素，导致冯系军官后来的纷纷背叛。张维玺也曾被当众打过耳光，记忆深处对冯玉祥的管教非常不满。　　直奉交手已落于下风，与其碌碌在冯玉祥帐下做一败军之将，何如另起炉灶，打开一片新天地？于是在一个月高夜黑的晚上，张维玺投奔了张汉卿。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7章 挖冯玉祥的墙角（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维玺的到来，让张汉卿非常高兴，他兴奋地对张维玺说：“你来了，人民军中多了一员猛将。”可是在他心中，让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此时名不见经传、后来成为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的张自忠。　　张自忠刚毅寡言，但有较高的带兵天赋。在他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126名士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十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从这时起，张自忠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风格已经十分突出。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正如士兵们在歌谣里所唱的：“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后来，因张自忠对于违反军纪的官兵常说一句口头禅：“看我扒不了你的皮！”于是，被官兵们冠以“张扒皮”的诨号，全军上下无人不晓。一首顺口溜说：“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张扒皮”的浑号使人误以为此公是个无情无义、粗暴蛮横的武夫，实则不然。张自忠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义和“恩威并用”的运用之妙。以打军棍为例，张自忠并不是遇过即打，滥施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军棍是十分讲究轻重分寸的。　　这样一个人才，怎样才能招到帐下？用金钱、名誉来引诱这位一身正气的年轻军官无疑行不通。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最让他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这些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他也曾在由营长提升为团长时以才能和经验只勉强做一营长而上书恳辞，用地位引诱只怕让他哧之以鼻。　　既然如此，直接晓以民族大义，以停止内战、抵御外侮来劝之归顺奉军可能是一明智之举。张自忠此时任冯玉祥卫队团第三营的营长，奉命驻守在长丰县。之所以派出卫队守边，实在是因为他的摊子铺得太大了，人手照顾不过来。　　张自忠同样对直军以一已私利阻挠统一非常不满，他对冯玉祥只打自己的小算盘也颇有微词。对南边的奉军少帅（他一直认为人民军是奉军的一部分）也深表尊敬。少帅一改传说中民国纨绔子弟的作风，通过卓有成效的“奉天经济改革”，建立近来声势颇大的人民党，安蒙、平甘、入陕、夺鄂、抢皖丝丝入扣，一气呵成，显示了其杰出的军事、政治能力和战略观，吴佩孚、冯玉祥之辈的能力尚达不到那种境界。从张汉卿“不经意”间写出的那首《清平乐&#8226；六盘山》也可以看出，张汉卿所图非小，正所谓言为心声。　　对于少帅亲笔写信招降，他既矛盾又感激：他不过是一个营长，张汉卿麾下有无数强将，竟然能看上默默无闻的自己，且竟然赞诩自己为“国之良将”，顿感有一种知遇之恩。可是自己在冯玉祥帐下效力多年，颇有感情，自古忠臣不事二主，怎能在这种时刻抛弃冯师长？　　张汉卿似是明了其心迹，在信的末尾诚恳地说；“我知荩忱（张自忠的字）兄忠义过人，但忠于国家谓之忠，忠于个人谓之义。人民军以统一国家、强大民族为已任，亟需如兄之人才为辅。盼兄以民族大义为重，舍小义而换得民族复兴，则中国幸甚，百姓幸甚！”　　思忖再三，张自忠决定加入人民军，他在留给冯玉祥的信中说：“冯将军敬启：荩忱跟随师长已逾4年，每思报效国家，终恨无门。民国自成立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张少帅汉卿者，以统一国家振兴民族为已任，素为荩忱所敬仰。今将弃君而奔彼地，因行事匆匆，不及面辞。望将军能以国事为重，谅解荩忱一片苦心。我闻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临别赠言，为荩忱肺腑之语。”　　张维玺、张自忠两员大将加盟，使张汉卿欣喜异常。他也言出必诺，安排张维玺任于学忠第8师一旅代旅长，以张自忠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军官教导团副团长（军衔升为上校）。　　受其影响，佟麟阁也来到了少帅帐下，同样也获得了重用。有样学样，冯系士官接连跑了十几个骨干，有的甚至是连同所辖部队一夜之间全部倒戈。　　冯玉祥对张汉卿是吓怕了。他的几员虎将一个一个先后离开，对他的部队的稳定和士气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像一头暴恕的狮子，将自己关在房内咆哮了一天。不过为了防止更大的损失，他主动放弃了淮河以南的地盘，在皖北的部队也全部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以有效避免人员流失。　　人民军援军先头部队是在4天后进入合肥城中的。安徽民众热情欢迎人民军的到来。早就听说人民军是民国初年中国军纪最好的军队，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合肥大商赵延宗在清晨推开窗户时，意外地发现自家楼底下的光明大道两旁整整齐齐的人民军士兵席地而卧，整整一夜都没有民众受到惊扰，这是民国军阀征战各方所从没有的事情，不由得从心底呼喊：“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军得天下已经不远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8章 大海军计划 - 少帅春秋 - 致君 　　杨宇霆重新得到重用，担任重要的奉天兵工厂的督办，只不过他的奉军总参议的头衔却被蒋柏里取代了。这人却也是良才，经过一番努力，使奉天兵工厂的规模远超了张作霖等人的期待，也超出了张汉卿的理想，令张作霖刮目相看。也在此情况下，张汉卿决定，成立总装备部，由杨宇霆负责充实汉口兵工厂、兰州军械厂的生产能力和品种。　　北方工业及国防布局在蒋柏里的统筹下，孙烈臣、郭松龄的督促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渐渐地，一个多年来顾不及的任务进入了脑中，这就是海军。　　自张汉卿远征蒙古以后，他就没能顾得上自己所兼的海军总司令的一摊子事。本来在与蒋柏里等人的战略计划中，中国以偏弱的经济、工业实力是不能陆权、海权共抓的。在国家还未统一、军力孱弱时主攻陆军的发展是可行也是必须的，但是随着人民军的壮大，保护内河、沿江、沿海的任务日益突出。以长江为例，如此广阔的流域单靠陆军既劳师动众，也使得兵力分散、使集中成为不可能。而且将来对日本关东州的动作以及守卫京畿，没有海军、哪怕即使是浅水海军是无法想象的。　　海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近代史上受屈辱的过程，也是体现海军重要性的佐证。想一下英国、法国这些老牌强国，正是靠军舰，一次又一次打开中国封锁的大门；正是日本，靠两次海上大捷，奠定了东亚强国的地位。中国要想守住辽阔的海疆，海军的发展应未雨绸缪。　　当然张汉卿还没自大到能以海军对抗强大的日本甚至是美国。在他看来，没有二、三十年的努力追赶，中国是不可能在海上称雄于日本的，更别说老牌的海军强国英国、美国了，哪怕仅仅是在东海。但是建立一支近海海军，在强大的空中力量的保护下遂行保卫海岸线的任务是非常可行的。此外，一支存在的舰队，也是让敌方不得不正视的棋子。正如著名的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总结道，一支未知的舰队，“只要存在，即使是弱小的，对于敌方各种或多或少的公开利益来说，也是一个永恒的威胁。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打击，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行动，直到这支舰队被摧毁或者制服为止。” 海军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及移动炮台的作用不能不得以重视了。　　民国时中国在飞机的建造能力上与世界同步，而且飞机的造价极低。以日本的“大和”号战列舰为例，造价为一千万元，抵得上100架中国新制的“甲型一号”水机的总和，或是装备一支3万人的陆军师（奉系）。远洋上当然战列舰逞威，但在近海，100架水机以其更有利的战斗能力（水陆两栖）在综合战斗能力上是要强于这艘战列舰的，而多一个陆军师对目前的中国来讲，要比多一艘战列舰要更有用。　　海军是一个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兵种，其复杂程度要远比体现工业能力的汽车还要大。想一想21世纪初期，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中国还不能制造出超出一万吨排量的大舰及涡轮机。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长江内河及渤海湾、胶东湾、辽东湾，建造一支规模适当的近海海军势在必得。此外，为了将来的发展，给海军添加雄厚的军工底子是未雨绸缪的打算。　　舰队的主要军舰是驱逐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驱逐舰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或在大战之后不久建造的新舰。以美国为例，这些新驱逐舰都是平甲板，有四座烟囱，排水量一千二百吨，吃水深度九英尺十英寸。它们的特征是配有四门四英寸的大炮以及一门三英寸的高射炮，还配备了十二支鱼雷管，有些驱逐舰还配有深水炸弹。这一级的驱逐舰时速可达三十五海里，由一百二十五人操作。由于吃水不深，这些驱逐舰能够沿着长江一直驶到汉口。它们经常驶到汉口，有时甚至走得更远。　　美国当时一共建造了二百七十三艘这种平甲板的驱逐舰，它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构成了美国海军小型作战部队的中坚力量。在张汉卿等人的认知中，这些驱逐舰速度快，配有威力强大的武器，恰好适于在海岸水域以及内河水域进行活动。　　美国亚洲舰队长江巡逻舰队另有一部分炮舰是专门为在长江服役而建造的，排水量均为一百九十吨，吃水深度为三英尺半，烧煤，时速可达十三海里。吃水较浅，运转自如，舰长也只有一百六十五英尺，它们能够行驶长江全程一千七百英里，能够驶抵甚至驶过四川省的重庆。每艘军舰都载有四名军官和四十六名士兵。每艘船上还有六位中国 “船民”充当炊事员，并干些其它杂事。都配有两门三英寸的炮和数挺机关炮。　　这样的驱逐舰和炮舰都是张汉卿所想要的。在战时可以在优势空军的保护下遂行作战任务，万一不利时也可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堵住长江，让日军优势的大海军发挥不了优势。他将蒋柏里从奉军总参议的任上调来，准备担任组建中的华东军区的工作，并协助其筹备组建长江舰队。张汉卿心中的长江舰队，是一个容合了水上飞机、陆上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大量快速而又有力量的水面舰队的综合体，能进行对地攻击、对江封锁、布雷排雷等小而全的兵种，作为将来中国大舰队的雏形。蒋柏里具备丰富的战略眼光，这样的一支新军在他的负责下成立是十分得力的。在北京，蒋柏里与美国驻华公使休士作了详谈，并表达了少帅对渴望美国支持的殷切之意。　　在休士的斡旋下，美国政府同意向人民军出售同级别的驱逐舰10艘，并表示同级别的炮舰在上海附近将授权由中国政府经营的江南造船厂建造，武器装备和推动设备都从美国引进。作为回报，张汉卿同意美国在汉口、九江设立领事馆，并同意美国长江巡逻队有长江合法的驻兵权。　　答应这些条件是张汉卿非常痛心的，但是为了自身的强大和一旦日本有事时美国可能强有力的响应，短暂的阵痛是无法避免的。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苏联的让步一样。　　美国为在亚洲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和可靠的后勤基地，对张汉卿的帮助也不遗余力。表示除派遣一部分有经验的技师到江南造船厂帮助军舰的建造（监督）外，还将援助一个飞机中队及2艘一战后退役的运兵舰，另在汉阳建立一个鱼雷制造厂及协助汉阳兵工厂对大口役大炮的研制工作。　　此时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奉军空军力量有了显着的增长。水上飞机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十分迅速，远程和洲际飞行几乎为水机所垄断，还开辟了横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定期客运航班。例如德国道尼尔公司20年代末研制的DoX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机翼上方分6组背靠背地装12台活塞式发动机，最大速度达到224千米/小时，1929年10月曾创造一项载169名乘客飞行的世界纪录，一直保持了20多年。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发展只是有了雏形， 这时候研制的飞机远不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准。德国在一战后被各国所限制：陆军不超过10万人，不能拥有大口径大炮、潜艇，被限制了大型战列舰，因此不能在军事产业上有大的发展。于是外表疏远实质热情的中国使他们在军事产业上有了发展的机会，一大批军事专家在德国政府的鼓励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北方，在奉系各个军工领域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和辛劳。　　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继由中国人自制成型的水机“甲型一号”上天后，新的适合于军用的水上飞机正式量产，按照张汉卿的命名，定名为“水轰--1”型。它拥有125匹马力，拖进式双桴双翼水上轰炸机，最大时速155公里，空机重量800公斤，载重2000公斤，装油量150公升，飞行高度3800公尺，可航行3小时，航距450公里，乘员2人，可载重型炸弹6颗。利用哈尔滨优越的地理条件，在此建立一个水上飞机制造厂，进行批量生产。　　至此，中国大海军计划的雏形已经成立，等待中国的，将会是工业发展起来后的在海军舰艇和空军在数量上的跃变。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09章 对峙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接收了旧安武军5个混成旅的兵力后，张汉卿在安徽的兵力已有2个师7个混成旅，以这样的实力对付江苏的齐燮元是足够了。只要收拾了齐燮元，不但可以完全形成对吴佩孚的包围，还可以依靠富有的江浙沪条件打开南方之局面。这是他一直以来孜孜追求的南北夹击计划。　　可是吴佩孚注定了是一代枭雄，他不甘坐以待毙，还在张汉卿入皖之时便在北方搞了一场大动作。　　4月3日，是吴佩孚49岁生日。借祝寿为名，吴佩孚邀集全国直系冀、豫、鲁、苏、赣5省的大小军阀三百余人，齐集洛阳，拟组建直系联盟，商讨对奉应变事宜。虽然盛大，比之史上同期直系为11省云集的声势却不能再同日而语。　　山东田中玉、江苏齐燮元、江西陈光远均处在奉系直接威胁之下，是以对吴佩孚的提议非常热心。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奉系，他们也抛弃前嫌，一家人热闹异常。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派使商谈“保境安民”之策，并与直系定下互不侵犯协议。　　这个会议几乎变成了直系对抗奉系的誓师会。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声。这大大地坚定了吴佩孚对奉强硬的决心。　　在会上，曹锟派其弟曹锐也托名祝寿以看动向，看到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战事很难避免。直系大佬曹锟兄弟一直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消耗颇大，此时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奉系予以迎头痛击。　　在这种情况下，曹锐想拉吴佩孚去保定，让曹锟加以劝阻。但吴佩孚坚决不去。直系各部扣留了京汉线上的车辆，将部队迅速部署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又命24师张福来全师乘车沿陇海线东行至徐州。还强行截取了京汉路收入款项328万元充作军费。 　　张作霖一向看不起“小师长”吴佩孚，奉系现在兵精马壮，正想着怎么一统天下，怎么会有半分容让？对直系的态度也立即强硬起来，他以换防的名义，调动大批奉军入关。　　4月10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这是在说明奉军入关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随后直指吴佩孚：“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最后建议：“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　　第二天，张作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动用武力。这个电报其实就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　　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宁人。曹锐亲到奉天拜会张作霖，张对待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军政问题，张作霖就“顾而言他”，不给曹锐谈正事的机会。呆了近五天，没有办法，他只有返回北京向奉系重臣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调侃地问道：“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是便指曹锟的儿女亲家张作霖。　　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做出对亲戚不利的事来。话说到这个份上，孙烈臣摆出三个条件来：“一、直军撤回至原有防地；二、直奉两部共管津浦线；三、响应民众呼声，在直系各省废除督军制。”作为回报，孙烈臣也透露，张作霖愿支持曹锟为副总统，并保证其直鲁豫巡阅使职务不变：“张大帅反对的只是吴佩孚。”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吴佩孚没想到奉系反弹如此之大，不得已在13日发出通电，表达立场：“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今日人退还胶济线，鲁地盗匪猖獗，吴某身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当以安民保境为第一要务，克日出兵，以平匪乱。所部当对人民秋毫无犯，以报桑梓。”　　在重压之下，曹锟也继奉系决定辞去所兼河北督军职务，并倡言直系各省各响应民意，早做决断，为各路军阀开了“好头”。在军事上，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　　张作霖此时也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4月16日，奉军前军张宗昌率“外籍兵团”率先杀进德州，进入山东省境。　　张汉卿也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一轮的胜利。在他看来，津浦铁路及苏浙沪的获得，会使南北奉军有效地连成一体，从整体上改变奉系在战略上的态势。　　这一切，直系诸谋士看得清楚，急在心头。无奈张汉卿力夺陕甘鄂皖，人民军已成大势；张作霖坐拥东三省和热、察、绥、兴四区及内外蒙古，先发制人。而直系本来力量虽可，但分为三派，尚有领军人物曹锟左右摇摆，形不成统一意见，徒有虚名。　　在吴佩孚看来，奉系是用“温水煮青蛙”，慢慢将直系力量蚕食。偏偏直系精神领袖曹锟反应迟钝，不愿舍弃大好形势而与奉系一搏，遂行退让之策，而幻想能与奉系和平相处共据江山；而自己一系虽然力量较强，但由于地盘仅河南一省（赵倜虽然挂名督军，根本不在自己眼里，随时可以替掉），发展后劲较小；直系“长江三督”已去其一（湖北王占元），余下江西、江苏各不相属，内部已乱。在此之时，若不能齐心协力，真有累卵之危。　　在奉军进入山东境内后，曹锟也有醒悟。他自谓军事不如吴佩孚，为表示直系团体一家，主动放弃军权，自己准备倾身入政坛，全心全意尽到直系精神领袖的作用。于是，直、鲁、豫三省军事，皆归于吴佩孚。统一指挥后的直系，重新焕发青春，复成为北方一支非同小可的力量。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0章 炮击总统府 - 少帅春秋 - 致君 　　人民军占领合肥，即分兵平服各地。冯玉祥经叛离事件后，已将在皖军队撤离淮河以北，控制了淮北诸地如阜阳、毫州、宿州、淮北、蚌埠等地。张汉卿在收伏冯手下几员大将后也见好就收，不为己甚。为继续分化直系，反电示靳云鹏总理，重新委任冯玉祥为淮北镇守使，以作为与河南吴佩孚部之缓冲。冯玉祥彻底明白了人民军的实力，上任后，宣布“息兵养民”，军事上听命于中央，并示好于张汉卿，实质上已从直系中分裂开来。　　冯玉祥部退出湖北，湖北自治变得成为可能。此时蒋柏里已到，人民军三大巨头齐集一堂，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此时直系势力已被分割为三块：北方是以直、豫为主的吴佩孚系，华东是齐燮元主政的江苏，他们中间仅靠徐州相连，或可能与督鲁的田中玉互通声气。而另一员直系大将江西的陈调元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西、北方分别为人民军控制的湘、鄂、皖，南边有一直叫嚣“北伐”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东北为老对手皖系在浙江的卢永祥，三面伺敌，形势非常不好。　　蒋柏里以战略家的眼光一眼就看出江西的优势所在：湘、鄂、皖、赣四省联成一块，东可与浙江皖系一道打下江苏，拿下江南富庶之地----此时因直奉不和，皖系首领段祺瑞又蠢蠢欲动，如能联合皖系现存实力以平分苏沪为饵，想来克江苏、上海旬日可下。　　张汉卿也作如此想，这已不用战略眼光了：江西本就是孙中山“北伐”的必经之地。拿下江西，则将来一旦南北和谈，粤军无法北上，则孙即使入主北京，亦须依靠奉系作中国政局之安排，实际上权力依然掌在奉系手中----本来他还有联合孙中山建立统一之三民主义民国，可是眼看着实力的膨胀，张汉卿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靠着这一群精兵强将，自己完全可以做一番大事业！根据史实，广州即将发生一场驱孙的政变，不待此时染指赣省，难道等来年孙中山复出吗？　　计议之下，决定以张文生及旧安武军1个旅守合肥、滁州，组成安徽保安司令部。蒋柏里率第7师及王都庆混成旅越过长江，从黄山进攻景德镇，威胁南昌左翼鄱阳县；张汉卿与于学忠第9师、靳云鹗混成旅会同长江上游司令孙传芳的陆军第8师转身从九江往攻星子、德安，从正面进攻南昌；戢翼翘返湘调集湘中人民军第1、第4两个精锐之师从长沙过浏阳河攻铜鼓，沿南潦河威胁南昌右翼。三路大军浩浩荡荡直向南昌，打着“废督裁兵”的口号。　　在人民军及所部摧枯拉朽的攻势下，陈光远的亲信、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兵败如山倒，毫无招架之力。张汉卿只用了7天就逼迫南昌城下，并与第4师张诚德会师于安义。　　陈光远接连催促赣南镇守使方本仁部火速来救，但是方本仁一直倾向于广州国民政府，对以“三民主义”自居的张汉卿颇有好感，竟勒令所部“严守中立，以中央命令为准绳，未奉军令，不得言战”。另一部驻守江西的第12师师长周荫人见事不谐，为保存实力，竟率兵逃入福建。　　陈光远见救兵不来，吴佩孚又鞭长莫及，亦知无能为力，只得通电表示辞去督军之职，速度比张汉卿预料得要快得多。吉安、抚州以北诸地遂服，只有赣南镇守使控制着南部3市观望。　　江西平定后，张汉卿对华中人民军进行了改组，增加了长江舰队的编制。原安徽旧安武军4个旅中一旅改编为第1海军陆战旅，以其第二旅为核心组建长江舰队；将其余2个旅与王都庆混成旅组成人民军第10师，调升兰州军区第3师副师长赵鸣皋为第10师师长。以靳云鄂混成旅为核心新建第11师，靳任师长。湖北自治后已处在人民军掌控中，为便于军事上之统一安排，改湖北第1师为人民军第12师，师长仍为赵荣华。　　狡猾的孙传芳见各省的降将改编的改编、撤换的撤换，唯恐自己的这一师也会殃及，主动向张汉卿请调到赣南以收复未平之地，实则远离“祸源”。张汉卿早知此人心志，适逢各处降兵降将改编，也不想在此时对他有过份紧逼情状致其翻脸，于是电请其为赣闽浙边防使。在10月时，福建发生驱逐闽督李厚基战争，孙传芳奉张汉卿之命率军从湖北经江西入闽，于1923年3月19日任福建军务督理。　　人民军节节胜利，使并不赞同北伐的广东督军陈炯明产生了异志。孙中山得已之力在去年此时自沪回粤，自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却得不到列强的承认。但是孙中山矢志不移，积极组织北伐军，并亲自入广西游说桂系新首领李宗仁，以取得桂系的支持。他的重要部下也是后来接班人的蒋介石本来应邀为陈炯明粤军第二军前总指挥官，因陈与孙交恶，阻碍北伐，来到广西参见孙中山，并商决“东征北伐”事宜，建议移大本营于韶关。　　眼见得人民军势大，陈炯明只想“联省自治”，保住地盘。福建督军李厚基开始亲皖系后来改投直系，目前被皖系残余藏致平击败，传闻闽督李厚基已向新上任的赣浙闽边防使孙传芳求救。孙传芳是张汉卿委任的官，若是入闽，势必要与其产生龌龊。他目前并不想开罪于张汉卿自惹战端，因此百般干扰。孙中山手中无兵权，自然非常生气，于夏天自桂返粤。而孙中山见北伐军在赣南节节胜利，进迫赣州，直指南昌，于是让胡汉民留守韶关，自己返回广州，与夫人宋庆龄驻总统府观音山的粤秀楼。陈炯明部将叶举擅自率领驻桂粤军东返广州，向大元帅府索要军饷，寻衅滋事。孙中山大怒之下，免了陈炯明的职。　　陈炯明见时机已到，于是密令其心腹干将叶举、洪兆麟、熊略等集结了五十个营二万五千兵力，于15日晚深夜发难，妄图活捉或炸死“孙大炮”，以实现其独霸广东、进图中原之目的。6月16日凌晨，叶举等炮轰总统府。宋庆龄以国家为重，再三央求孙中山先走，孙中山再三犹豫不决，林直勉等见事急燃眉，于是当机立断，不容分说，用力挽着孙中山强行撤离。经过多方的曲折，孙中山他们终于安全抵达黄埔，登上了永丰舰。警卫团团长陈可钰、第二团团长李章达等指挥警卫团和卫士坚决保卫总统府。李章达等指挥官兵一连打退了叛军数十次的冲锋，杀得叛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到凌晨五时许，他们深知敌众我寡，决定全部撤退。凌晨将近六时，李章达等率领警卫团最后撤出总统府，冲出重围，辗转到达长堤海珠岛，乘电船登上白鹅潭的永丰舰，跟随孙中山与叛军决战，历尽艰险，他们为保卫孙中山、孙夫人等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史上蒋介石奉孙“事紧急，盼速来”的电召，星夜自上海驰赴广东，在永丰舰上协同指挥作战了56天，终于在8月9日脱险。孙中山第二次败退上海，发出了“南与北为一丘之貉”的悲怆！　　不过此一战也奠定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印象，蒋随孙返沪，将经过写成《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在正史上又奉命为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后击败陈炯明，成就了其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威望，也造就了一代枭雄。　　然而张汉卿比他更快，熟知史实的他在孙中山蒙难的次日即在武汉誓师南下。武汉军区人民军第8、10师沿粤汉线集结到株洲，向衡阳进发，于6月18日抵达郴州。驻江西的第4、9、11师向抚州集结。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命令本部放开大路，听任人民军过境。　　陈炯明紧急调兵遣将，分头在险要处设卡。在西线，于韶关西北金鸡岭以一个师固守，在东线，于河源以北狮子岩一带布防。并命令广州军队以更加猛烈的火力进攻孙中山，以清除腹部威胁，专心应对北面军事。　　在陈炯明猛烈攻击下，孙中山“永丰舰”多处受伤，不得已退出广州湾，提前一个多月败退上海。此时蒋介石尚在援粤的海路上，二人是否仍能像正史上那样相遇，不得而知，亦非本书讨论之内容。　　陈炯明打败孙中山，正想腾出力来指挥御敌，没想到于学忠见久攻不下，率部不远几百里，偷越梅州以北阴那山、蕉岭，冷不防占领梅县、兴宁，有攻占龙川，掩其右路狮子岩后路之企图。粤军右路军不得已分兵退守龙川，可人民军本就兵多，又出奇不意，将粤军少量援兵一击而溃，挺进河源。狮子岩守军前后受敌，全军投降。　　得手后的人民军西线分兵两路，一路以于学忠第9师、靳云鹗第11师直插惠州，在罗浮山侧与广州粤军作战略决战----博罗若失，广州东面无险可守。一路以张诚德第4师经连平、翁源进逼韶关后路，占领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的铁路，断其前方补给。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少。值此多事之秋，桂系也痛打落水狗，陆荣廷也以“勤王”之名，自梧州出兵进占封开、郁南诸县，欲以西江为界，提前布置战后利益分配。这是一个顺手拈来之举，广州以西再无兵可用，桂系可不费吹灰之力得到粤省云浮、肇庆、江门、阳江、茂名、湛江等地区，约全省1/3强的地盘。　　三路夹击，陈炯明不得已于7月1日发出求和声明。可是张汉卿怎能容他有半分喘息的机会？在7月2日的通电中说：“于、张、魏、赵、靳各部宜迅即南下，完全解决正面战场之敌人。东南统一大业在此一举，‘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7月4日，广州黄浦被攻陷，陈炯明携家乘船逃往香港。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1章 入粤 - 少帅春秋 - 致君 　　当天下午，于学忠部首先入城，为随后赶来的少帅在城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老桂军首领陆荣廷，云南唐继尧都派人出席，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随后，张汉卿将入粤军队进行了改组，成立广州军区司令部，任命于学忠兼司令，老资格的奉军旧将赵鸣皋反而担任他的副司令。于学忠只一年时间由一营长一跃而团长、旅长、代师长、然后成为与韩麟春、戢翼翘平级的方面大员，提升速度之快为奉系诸将罕见，印象中只有蒋柏里一跃中将而上将，用了不到10天。　　于学忠感激少帅之信任，但再三推辞，不敢受命。他说：“学忠从一营长简拔而至团旅长、师长，即常战战兢兢，自问能力平庸，未能服众。少帅更赋予大任于广东战略要地，学忠再狂妄，岂敢依允？老帅帐下能者何止千万，请少帅为平衡老人之心，或请以赵师长为司令，或从奉天调一二老将，学忠定惟命是从于帐下，不敢有误军令。”　　张汉卿知道此人在史上评价颇高，忠心不二，个人能力又极强，从几次大战即可看出其眼光独到、组织有方。不过此时安排他做一方大员确实早了些，但假以时日，奉系军中确实难有人可以超越。今东南平定，桂、黔、滇各系内乱不止，又本贫穷之地，北面孙传芳即将入闽，按正史将会是北进浙江的局面，且受武汉军区压制，只消以3个师的兵力镇守在此，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变故。于是沉静地说：“东南要地，老帅处除孙辅（孙烈臣）、张辅（张作相）外无人能担此重任。华北郭参谋长是一合适人才，但北方多事之地，不宜调遣。蒋司令（百里）已计划主政华东，人民军中虽多勇将，但于战略大局观却均不如兄长。”他看着于学忠，诚恳地说：“现在全国形势对人民军很有利，弟不日即将安排华东事宜，华南一隅，全交给兄长了。”　　于是少帅力排众议，正式委任于学忠为广州军区司令，以赵鸣皋为副司令，靳云鄂为参谋长，辖有人民军9、10、11三个师，司令部设在广州。　　张汉卿于进入广州的当日，即下令人民军越过西江，与桂军对峙于高要。陆荣廷见人民军势大，不得已将兵退出所占地方。于学忠入主广州，首先经由张汉卿获得张作霖亲自安排的1000万元路款，利用其后难得的数年和平时间，全面建造在株洲----韶关段的铁路，以尽快打通粤汉线，形成武汉----广州的战略大通道。依托东南方贸易的传统优势，很快地使广东成为人民军继东北、湖北之后另一块战略根据地。　　同一时间，在西北人民政府的规划下完成了自西安至宝鸡段的铁路架设，连通了宝鸡至天水的铁路。西边自天水向兰州铺设，东边自西安向潼关延伸，准备在可能的时候接通至洛阳，完成连接西、中、东部的陇海铁路。史上因为连年征战，到建国后的1953年才全线贯通，真是国家之耻，民族之悲！张汉卿在前生受过太多的春运煎熬，立志要建设一个交通发达的铁路网。陇海铁路的建成，将使兰州军区的4个师有了充分机动的能力，对建设与发展中西部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远东方面因为1921年后苏俄政府情况好转，政权逐渐巩固。此时的日本，由于出兵西伯利亚耗费巨额军费，造成国内财政困难，人民反战舆论高涨，在此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对出兵西伯利亚政策也产生了分歧。日本政府不得不于7月向远东共和国政府提议进行会谈，解决双方纠纷，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达到目的。会议召开前一个月日本曾与白俄军首领谢米（苗）诺夫部下各军官签订协定，主要内容是：“日本欲借助谢米诺夫一派各将军的同意，占据海参崴、双城子及中东铁路，并欲把持海滨省、萨哈林等省之一切捕猎、渔业及森林权利，把持海滨省及阿穆尔省的矿产及金矿权利，最后消灭远东共和国。”上述事实可见日本与远东共和国会谈的诚意。可想而知随后召开的大连会议必将以失败告终。　　同年8月26日，双方代表在大连举行会议。日本除拒绝退兵外还提出一些苛刻条件和要求，遭到远东共和国代表团的拒绝。会谈于4月16日被迫中断。大连会议期间及中断后，日本并没有放松对远东地区的侵略。10月底至12月初，日本支持匪徒包奇廖夫率领的白卫部队前往勘察加，强占了吉什加和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会议期间日本政府拒绝撤出海滨省日军，并扩大占领区域向中立区界限外前进。　　但是，远东战线的情况很快有了好转。1922年2月12日，远东共和国军队在伏罗恰也夫斯克附近击败白卫军，2月14日解放伯力。人民革命军和游击队的胜利，日本内外矛盾的加剧，迫使日本政府与远东共和国、苏俄重新谈判。9月初三方代表在长春举行会议，由于日本拒绝从北库页岛撤军，建议在大连会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9月26日谈判再次中断。日本企图借助前高尔察克将军基德里赫斯新的白卫“政府”驻留在滨海地区，也遭到失败。10月25日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开进海参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白匪军的武装干涉被粉碎。至此，远东共和国实现对西伯利亚地区的统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1月15日远东共和国与苏俄合并，苏俄遂改称“苏联”。　　奉系控制下的中华民国是第一个承认苏联的国家，这归功于张汉卿的“高瞻远瞩”。中苏双方都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因此中苏边境成为世界同期最安定的地区之一，也是奉系真正免于两面作战、集中全力防守日本的开始。而新任关东军司令的尾野实信大将在上任之初便不得已将哈尔滨驻军撤回南满铁路，使中日局面回复到日俄《朴茨茅斯条约》签约之初的状态。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2章 张作霖手黑 - 少帅春秋 - 致君 　　人民军作为南方奉系的一支节节胜利，使战略形势对张作霖非常有利。他也渐渐对东北日人势力进行挤压，以期解决卧塌之侧的毒瘤。日本关东军、驻奉天总领事馆对张作霖的这一态度非常敏感，不时进行试探，以明确其对日本政策，并力图在保住现有利益条件下积极争取新的好处。　　张作霖虽出身豪莽，但是却有一颗很挚热的爱国心，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如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均拒不合作，软硬不吃。张作相的东北边防军牢牢控制着南满铁路最北端重镇长春，使驻哈尔滨日军得不到任何来自关东州的补给。精锐的第27师姜登选部常驻奉天作总机动部队，李景林第6师一直驻守在日本关东州与朝鲜新义州连接的重镇丹东，肩负着一旦战争爆发，切断日本自朝鲜进入中国唯一的陆路交通丹东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其它在后世建立另两座鸭绿江大桥的地方----临江、集安分别驻守一个团。通化----通辽铁路的开通，使奉军支援中朝边境的机动能力大大增强。　　日本政府觉得关东军的裹足不前比之美国势力在长江流域的大举进入是一种大溃败，军人出身的首相加藤友三郎不能忍受张作霖的自大和“无礼”，他指示张作霖的“老朋友”吉田荗总领事表达日本政府的不满之情，意图迫其就范。吉田荗接获指示后安排“南满株式会社”以契商财经为由，举办酒会。　　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这番话如同给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从此“张作霖手黑”成为民国经典故事。　　故事传到关东军总部，尾野实信愤怒异常，他召集关东军高级将领齐集一堂，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说：“诸位，大日本帝国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侮辱，作为天皇陛下的勇士们，我不能容忍支那人对关东军力量的漠视和嘲弄。虽然陆军总部对此事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但我，尾野实信，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要求你们，立即做好战斗准备，给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人一个重创，维护我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耀。”　　军事会议决定加藤征二旅团长以本部进入奉天城中布防，小泉信也旅团长率所部充实长春，伺机在关外制造争端。同时期日本天津租界也闹作一团，日本政府意图以扩大的矛盾表达不满。　　天津地方局势颇紧张源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收买当地汉奸及青红帮头子张璧、李际春，纠集地痞流氓500人(号称2000人)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本租界为巢穴，不断出来骚扰，滋生事端，制造了一起武装暴乱事件，这次便衣队武装暴乱持续了一个多月，给天津市民带来灾难。　　便衣队经常分几股窜出日租界，乘夜在市区进行扰乱。经常是突然枪声四起，居民从梦中惊醒，不知何事，惊恐万状。一系列的挑衅使得天津、南满铁路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中日大战谣言四起。奉天军政不少人对日本人从心底里害怕，张作霖也感到忐忑不安，唯恐酿成大变，将奉系来之不易的优势化为乌有，指示张作相及吴俊升所部东北驻军，谨慎行事，外松内紧。　　远在鄱阳湖练海军的张汉卿、蒋柏里也陷入了沉思。在统一全国的利好下忽然发生这些不和谐音，是张汉卿始料未及的。但是该来的终究会来的，中日必有一战，就冲着日本在东北的巨大利益和那块3200平方公里的“关东州”，日本也非保不可，中国也非争不可----对中国来讲，这不仅仅是一块地，而且是民族的尊严和国家复兴的标志；对日本来说，这块地的存在也表达着一个信号：在亚洲，日本仍然是最强大的！　　这场冲突也使得进攻山东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在这紧要当口，实不宜与直系再作正面的冲突。　　本来张汉卿想以南江苏、北山东同时进兵，打倒直系旁支、实力较弱的田中玉、齐燮元，再一鼓作气打垮直系，实现武力统一国家的构想，现在看来，好像是破灭了。　　然而张汉卿清楚地知道历史的大方向：20年代是各国休兵养息的时期，亚、欧、美各大国都没有发动任何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日本本来刚刚从日俄战争中恢复出来，却又碰上了1920年的经济危机，经过一年的衰败，渐渐地经济有了起色，根据历史，他应该不会敢于、也没有充足的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的吧？这样看来，日本的举动是不是一种试探和故作姿态？　　历史上东北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忍让，造成了日本人更大的野心。张汉卿现在掌权，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出现。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不能从头来过。感谢上苍给了他一个重头来过的机会，他一定要把握住。　　东北是奉系的传统核心利益，那里有全中国首屈一指的铁路交通、矿业、钢铁制造业、煤炭工业、重工业，以及作为战略物资的棉花、粮食产地。天津却也是张汉卿建设理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里不仅有庞大的汽车厂、化工厂、机床厂、纺织工业、轻工业，还毗邻张汉卿在秦皇岛的核心军工企业坦克、飞机研究及制造厂。东北乱不得、天津也乱不得。　　真要真刀真枪地和日本人干，以奉军在东北、华北的实力，是可以完全消灭所有的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甚至日军朝鲜军2个师团也不在话下。即使日本新一轮的增兵，短期内也不至有大的变故的，经过几年的军事锻炼，他对自己的军工布局和东北军事实力深信不疑。所顾虑的，是英美和直系。　　太平洋海区的美国战略核心利益线，就是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这是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国的核心利益。至于东北亚，成熟的美国政治家——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对其倾注太多的资源。　　20世纪初，继罗斯福之后的塔夫脱总统向东北亚发起金融攻势，这引起他的前任西奥多&#8226；罗斯福的不安。罗斯福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有限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生死攸关，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除了口头辩论外，美国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言下之意是说美国不能将其有限的国防资源用于象东北亚这样的非核心利益地带。　　所以在正史上，美国对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动态几乎听之任之，即使在九﹒一八时日本的行为已严重冲击了“华盛顿条约”中关于“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的协议。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菲律宾等美国固有领土或控制地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还曾设计从阿拉斯加借道苏联直击日本，由此作战路程短而且效力大。但最后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还是选择了从夏威夷到菲律宾的南线，其目的就是将有限有资源首先用于保障美国海上生命线；至于击败东北亚日军的差事，即使在已掌握原子弹之后，马歇尔等还是支持将它一古脑地交给了苏联人和中国人。这是因为东北亚并不是美国的关键利益。　　所以奉军在此时表现出对日本的强硬应该不会得到美国人的阻挡，英国利益本在长江流域，也不会过分在意东北、华北的局势。在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的当口，吴佩孚也是个爱国军阀，虽然与奉系不和，根据此人在史上表现，应该不会在此时于背后捅一刀吧？　　在此判断下，张汉卿向张作霖发出密电，直指日本目前不具备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条件，奉军各部应该予以迎头痛击。他一针见血地说：“日本在东北，是强盗行为。在天津，则是贼窃手段。一面是抢抢夺夺，一面是偷偷摸摸。打痛了，打赢了，和谈方有可能。”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3章 战争与和平（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由于张汉卿对大局的判断屡屡精确独到，张作霖是信任有加。此时正焦急等待结果的张作霖不假思索，发布了一场旨在驱逐日军在东北渗透的大清洗：　　1．以南满铁路为基准，所有辽河以西，细河、太子河、通河以东，长春以北的日本工矿企业实行人员进出登记制度，非登记之日本人不受所谓“领事裁判权”的保护；　　2．依《朴茨茅斯条约》，未经允许，任何于南满铁路东西1公里外日本人所私自开设的一切工矿企业、贸易会社均为非法，东北自治政府将依令予以没收全部财产；　　3．日本人在南满铁路之所谓护路军队严格依条约将人数设置上限，并逐年减少。日本关东军不得以任何借口添兵，驻奉天、长春的日本军队必须撤回关东州驻地，否则由此产生的武装冲突将被认定为日方蓄意挑起的事端，责任在彼；　　4．按照中日共管南满铁路的协议（原则是这样，但是当初订立时日方即想到中方没有力量这样做，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个“共管”作为面子上的照顾），南满铁路沿线各省市站点均由东北武警军人参与驻守，以消除中日双方由于语言不通而产生的误会和纷争，并负保卫铁路之职责。　　5．全面撤减日本在东北的领事馆，只保留奉天、长春两地，哈尔滨、满洲里、晖春、齐齐哈尔应不迟于明年年初予以关闭。　　在天津，刘尚清在担任“国家统一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后，已将天津市长一职交与王树常。天津暴乱后，王树常已获悉“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李际春及天津青红帮一部分首领和著名匪首曹华阳、肖云峰、高鹏九等，要组织‘便衣队’实行暴力”等情报，于是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传达老帅指示，然后命令各武警部队严加戒备，必要时可调28师荆有岩第15旅协助会剿。　　王树常在会上严正表示：“我是军人出身，守土有责，如果有暴动闹事，扰乱天津，遇事必须因时制宜，刚柔相济，深思熟虑，妥筹解决。但我绝不做民族罪人，让天津父老兄弟骂我无能。”　　天津武警部队一部奉命在津戒严。10月8日，迨便衣队窜出日租界时，即受到武警部队和警察的狙击，战斗直至拂晓，终于击溃了便衣队的进犯。　　10月9日上午11时，王树常市长在官邸召见各国驻天津领事，介绍暴乱经过和当局戡乱之决心，并照会日本领事馆，为维持市内治安，保护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协助肃清匪徒，指出：“日本租界藏匿暴徒，中国官方无法肃清，今后如有危害侨民生命财产之事发生，应由日方负责，与中国无干。”　　便衣队在8日夜的暴乱中没有得到便宜，随即于9、10两日由日人亲自出马进行捣乱。他们派日官兵身着中国百姓服装，混过防线，其中有4名宪兵竟闯进荆有岩旅部的卫队营房，被中国卫兵拘讯，经盘查才承认他们是执行侦察谍报任务的。　　日方得知后，马上派一名少尉带5名宪兵到市政府径直向王树常要人，其态度极为蛮横，说他们是被中国军队掳进兵营的，惨遭毒刑，性命不保，对此提出“抗议”，说这是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王树常佯作不知，他冷笑着对日军少尉说：“贵方军队处在租界内，竟然有与驻军发生冲突之事，王某一是不知，二因我现任行政官员，不问军事。详细事由可请与我济南军区司令部洽商，恕某公务在身，不能奉陪。”　　日军少尉无法，复去15旅部要人，哪知荆有岩已将此4名乔装日军就地击毙：“你们宪兵穿中国百姓服装闯入我的兵营，是否属实正要照会贵军司令部究办。但是百姓私闯军事重地，我们的卫队有理由、有权力执行警卫任务。现在此4人已被当场击毙，你们去认领尸体，也好回个话！”　　日军如此，汉奸们更没好下场，自匪首曹华阳以下300余人被当场击毙，100余人受大小不等伤口，只有数十数个漏网之鱼趁天黑爬了回去。此一役日本租界口血流满地，尸横遍野。　　天津市民拍手称快，日本人则灰头鼠脸，自讨没趣。　　同一时间在长春东北九台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械斗，以日军小泉信也旅团辖下第一步兵联队（团级）与东北边防军于珍第30师一旅发生激战。这一役东北军有备而来，甚至运用了大炮。最后以日本兵丢下数十具尸体、逃回长春告终。　　形势越发紧张，有传闻说日军国内已紧急派遣了三个师团正运往中国，日本海军也启锚登航，大战一触即发。当此之际，张汉卿表示声援，他在12日的全国通电中说：“中日战端一起，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广受凌辱，是该自立、自强的时候了。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我堂堂中国空无人！学良亲率人民军全军即日北上，为中国直立甘洒热血。只要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精诚团结，定让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他是首次提出“人民战争”的概念，也是首次公开叫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为表明决心，切断各派系在可能的对日战争中的退路，他还在电文中特别加注了一句话“战端一起，言和即汉奸！”发出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最强音，为各地所传唱。　　人民党也广泛发动群众，奉天、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兰州、西安、广东、南昌、合肥、长沙等奉控各大城市及上海、南京掀起了抵制日货、罢工等声援活动。借此事件，狠狠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和国内经济，也大大提高了奉军及人民军在国人中的地位。　　12日下午1时，早已集结在蚌埠待命的华中人民军精锐第4师登上列车，奔赴华北抗日的前线济南，准备以强硬对抗强硬，结束日本在胶济线的控制。鲁督田中玉虽然知道人民军来者不善，“请神进来送神难”，却在“全民抗日”的当口不但不敢抗议，反而还要假惺惺地表示欢迎以及全力支持云云。多年以来千方百计都无法进入的直系侧翼地盘，终于在此时打开了大门。张汉卿本来也就想借着这个由头进入山东，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老蒋非要“攘外先安内”了：一着不慎，政权真的会旁落啊。　　“国家统一委员会”也呼吁各党派、各地方实力派别：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共御外侮。　　美国政府对中国东北局势表示了忧虑，美英驻日大使在各自国内政府的指示下调停两国争端。在连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后，预见到中日战争可能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日本并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和计划，日本政府不得不缓和局势。15日，日本外务相发出了对时局的声明：“日本政府从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中国的领土提出所谓的非分之念。日本国将严格根据《华盛顿条约》约束本国军人在满洲、华北的行动，并恪守日本对保证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义务。”　　同日，驻长春日军开始撤回关东州，奉天日军也返回原军营，天津日人及便衣队也偃旗息鼓，东北及华北的局势暂时缓和了下来。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4章 战争与和平（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然而日本不甘失败，积极游说各国政府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并要求中国响应华盛顿条约的意见，实行裁兵，以在军力上压制中国的发展。　　张氏父子对日本人的包藏祸心看得十分明白：国家四分五裂，靠这点军队连保家卫国都不够，还要裁撤，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过为了应对舆论，张汉卿表示：人民军不再新增陆军师，保持目前12个师的番号。但是私底下，将师下属的步兵旅全部扩充为混成旅（即各旅各增加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暂无炮、马的，先以步兵充数），这样原一个师可以由3万人摇身一变扩充至4万人，成为一个军的编制。张作霖也如法炮制，另外以协助中央政府名义组建了规模较大的辽东湾海防舰队。因为出钱的是老板，这个辽东湾海防舰队从司令到士兵，清一色为奉军官兵，成为事实上的奉系海军。这可是张作霖花了大价钱组成的，计从美国购买6艘、葫芦岛港自建10艘排水量达1200吨的驱逐舰、10余艘炮舰、2艘布雷舰，编为两个编队。另管辖已建有的3个水上飞机中队，分别以天津、秦皇岛、葫芦岛为基地。　　和平已成主流，统一为各方所期待，张汉卿想以武力一统中国的想法看来不切实际了。在民意的呼声下，直、奉两系就组建一个新政府开始了谈判。　　吴佩孚坚持“军队国家化”。在他看来，奉系的人民党控制下的人民军一样是地方势力的体现，与一个政府的原则不符。所以组建新政府的条件是各方交出军队，然后以党派竞争的民主方式选出国家总统，组建政府，统一军令、政令。这一说法得到了许多受英美熏陶开明人士的鼓吹。他着意鼓吹民主，只是因为目前的形势，直奉两军的力量对比差距太大了。奉军从北方，人民军自西北、南方已经对直系成包围之势，从军事上来说，直系已经不是奉军对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军队国家化”。大家将手头军队交给国家，再一起竞争国家元首，凭着自己在京经营多年的力量，至少在政治上不逊于张作霖。他打得如意算盘是估计着张作霖一定不同意这样，则道义上的优势便落到他这边来了。　　在奉系占有天时、地利的庞大势力下，忽然要交出兵权，去参加什么没有把握的“总统选举”，奉系军政高层对此非常不满，张作霖等亦然，连孙烈臣、张作相等老成的奉军元老都表示很难认同。奉军内部分别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打”：奉军与人民军已占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打垮直系已胜券在握，奉军直接控制北京政府、张作霖亲自组阁成为主流。部分军政高级官员甚至产生了坐天下的念头，怂恿张作霖以武力统一中国。这部分人为东北老系将领，以吴俊升、马龙潭、于珍、邢士廉等为首。　　另一种想法是“拖”：以不战而屈人之兵，随着奉直双方实力彼消此长，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以大优势拖垮直系。至于孙中山，因为其地盘已丧失，基本上不把他作为政治对手加以考虑。这是一种不流血的不失和平的也比较稳重的办法，在奉系人中赞成数量较多，主要有张作相、姜登选、汲金纯、张景惠、李景林等人。这样一来，大总统职位非张作霖莫属，掌握中国政局的，仍是奉系的人马。这是大多数奉人心中的建国模式。　　非常幸运和明智的是张作霖依然选择了询问张汉卿的态度。在他心中，这个长子不仅是未来的接班人，更是他心中的“诸葛”。经过多年带兵施政的经验，张汉卿具有非凡的战略观，把握大局的能力很强。在正史上，直奉两系可是为此打得不亦乐乎，也有了奉系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的失利。　　此时的孙中山避祸入沪，使南方国民政府在事实上已不存在。在历史上要到明年孙中山才会在桂系等势力的帮助下杀回来，但是张汉卿已提前将广东平服，从根本上断绝了孙中山东山再起的可能。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张汉卿不失时机地提出：利用这次契机，倡言南北和议，建立一个由直、奉、皖及西南各系军阀连同孙中山为一体的联合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中国的统一，而后各凭实力，角逐中央各职----本来是北方政府一头热的事情因为这次事件变得可行起来。　　接到少帅的意见，转而支持张汉卿的只有孙烈臣和郭松龄。　　张汉卿凭着他对历史的了解，加上自己这几年的身体力行，已然对大势了然于胸。他于8日、9日10日连续发出密电表达意见：“当初袁世凯的势力如日中天，连孙逸仙先生也得甘拜下风。可是呢，他走错了一步棋，他忽视或者说小看了一件事，于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这件事就是民望。　　中国自民国建立，欧美文明思潮汹涌而入，民主之风日盛，舆论之力大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位，而且这仅仅只是开端。这种民势，如同洪水，只可疏导利诱，而不可逆世而为。‘五四运动’彻底地表明工人学生的影响力之巨大。而只有孙先生看到了这种趋势，所以他能够发动群众，以手无寸铁之身，创建国民党，并获得民众源源不断的支持。目前的局面是孙中山国民党、直系、奉系三足鼎立，我们得天时、与直系共得地利，孙中山得人和。　　不久前孙逸仙先生被迫去职退往上海，正是我们加以利用的好时机。只要树起孙逸仙这杆大旗，有东北这块厚重的根基，打败直系、入主北京不是难事。孙先生虽然目前无兵无钱无权，却是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人民军、人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口号，短短年余便平服了西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地方和各方归附，就表明他举的旗帜，得军心，得民心。　　直系虽然暂处于弱势，但并非不堪一击。直、豫两省各有三千万民众，兵力动员后劲充足。曹苦心经营多年，吴佩孚更是一大枭雄，生死搏斗之间，难免杀敌一万，自损七千。人民军刚刚平息南方局势，百业待兴，要想完全拥有，尚需东北大力在资金、技术、设备上极力支持。此外又要防备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实不宜在此时起大的战端。　　为今之计，当力邀孙先生北上，商讨‘和平统一’之策。父亲首义，必然先得民心，谅直系人马无法拒绝。孙先生到了北京，自然不甘受制于人，所能依靠的，只有咱们奉系。到了国会选举之际，以孙先生之名望，中华民国总统是名至实归，当选应无悬念，而父亲无疑是内阁总理的最佳人选，只有如此才能平衡朝野实力。而如果直系不甘失败，以武力抗拒，当失信于天下人，咱们正好师出有名。　　至于奉天诸人担心孙中山会与直系握手言和，此为杞人忧天。孙先生心系天下，必不愿再起纷争，自损国家元气。而且中央财政近年来向由奉系支撑，奉军财政均为地方支出，即使孙先生想抓军权，没有钱还是动不了这许多的军队。”　　张汉卿说的是实话，这两年中央财政主要依靠奉系才能够运转下去。自1920年奉系入主北京起，中央财政的40%以上由奉系省份负担，到1921年占55%，1922年财政危机后竟占了80%，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也被奉系控股近1/2。若是离开奉系支持，任谁上台也无法无视奉系势力的存在，无怪乎靳内阁被时人称之为奉系“影子内阁”。　　截止到1922年末，作为工业先行的钢铁业，在包头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加盟下，生铁产量突破300万吨大关，达到创纪录的303万吨，钢产量达到64。9万吨。仅钢产量一项，比正史上中华民国在大陆历年的全部钢产量还要多。　　还在得到绥远后的第二个月，张汉卿就计划在白云鄂博建设钢铁公司，以便就近生产作为铺设张垣到归绥的铁路铁轨用钢材和兰州军械厂制造兵器的军用钢之用。本来奉系工业界人士还在为原材料的来源焦虑，张汉卿斩钉截铁地指出白云鄂博就是一个大矿藏，结果就真在蒙古语称之为“白云博格都”、意为“富饶的圣山”下“发现”了丰富的铁、稀土、铌等多种金属共生矿。　　本来白云鄂博铁矿在1925年才由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1934年，著名地质学家、岩石矿物学家何作霖研究发现了白云鄂博矿的两种稀土元素新矿物，取名为白云矿与鄂博矿。至此，白云鄂博矿为世人所瞩目。张汉卿有着无比的“远见卓识”，提前5年“找”到了该矿。　　依托包头充盈的铁矿石资源，绥远省政府在东北自治政府的资助下在包头建立了包头钢铁公司。因为目前缺少关于稀土冶炼方面的人才，张汉卿怕破坏后史上世界最大的白云鄂博稀土矿，不敢大搞，在形成30万吨钢铁年产量后明智地拒绝了扩大生产的呼声。　　华东地区铁矿产区主要是自安徽省芜湖至江苏南京一带的凹山，南山、姑山、桃冲、梅山、凤凰山等矿山，张汉卿在平定安徽后即在马鞍山建立了钢铁公司，当年建设，当年出铁20万吨，为1922年底中国铁产量超过300万吨的历史记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汉冶萍煤铁公司完全为奉系控制，在唐山、兰州兴建的钢铁厂已逐渐逼迫东北的规模，所以中国铁产量的91%和钢产量的92%集中在奉系控制下的省份中。　　到1922年底，奉系辖下铁路总里程约为8000公里，掌握了除京汉铁路、津浦铁路、胶济铁路外的全部铁路，而且连接南北、东西的两大主干正在分别建设中。财政上，税收已达到8。3亿元之多，是同期日本的65%。行政上，已据有奉、吉、黑、兴、蒙、热、绥、察、甘、陕、宁、青、鄂、皖、湘、赣、粤共17省，另还在名义上管着新疆、实际上占有天津两地，人口上占全国的40%多。　　随着华中人民军进入山东，奉系也打开了由津浦线联通南北的通路。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5章 孙文北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以张作霖为首的“国家统一委员会”率先通电全国，以“和平统一”为目标，要求孙中山、各地方势力、各党派停止纷争，齐集北京共襄国事。以期待建立一个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与外交的联合政府。　　正史上本来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战败并退出关内。接着直系首领曹锟贿选总统，奉系人马主动进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手下高级将领冯玉祥趁机发动“北京政变”赶曹下台。在1925年元旦孙中山在冯、张的联合邀请下赴北京共襄国事，但是因健康原因，在3月25日病逝。从此国民党群龙无首，分裂为“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势力。然后拥蒋的冯玉祥、阎锡山等或分或合，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又是一番龙争虎斗，让日本人趁机占了个便宜。　　历史的滚滚车轮在张汉卿的努力下，终于按照他的努力有了些变化。在张汉卿盛情邀请下，到上海后“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并和廖仲恺、朱执信等筹办理论刊物《建设》的孙中山欣然离沪赴京，筹开国民会议，比异时空整整提前了1年。　　正憧憬于力排各派系（尤其是奉系）、保持对北方局势的影响的曹锟与吴佩孚两位直系首领被张作霖的通电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对孙中山的到来有一丝敌意和慌乱，但是也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通电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　　面对党内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怀疑，以及对他北上安全的考虑的质疑，孙中山以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气魄，坦然面对，置生死于度外，于1922年10月25日携夫人宋庆龄乘专列北上。　　10年前的1912年，他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依“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的誓约，亲赴北京，与袁世凯面谈，向袁表示，退出政界，建设中国铁道。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而自己出任总部于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从此再未踏足北京。而今重游故土，物是人非，前生往事如梦般在眼前影现。　　自己注意到张汉卿还是在民国7年，这个时年18岁的人称“少帅”的公子哥儿，虽然出身大军阀家庭，却思想新潮，身体力行鼓吹民主。在自己革命的低潮时，高举“三民主义”大旗，让他欣慰不已。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公子，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自己在东北的国民党干部们所传来的消息都是正面褒扬张汉卿，东北新政已经显现出来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常常让他心慕不已。他也曾指派李章达经黑龙江前往苏俄考察，以切身调查真正的状况，亦得到了正面的评价。暨张汉卿为国家计，毅然出兵收复蒙古，解决了影响国家统一的大祸患，更是显示出他忠心为国的责任感和爱国之情。再后来的表现更让时人大跌眼镜，张汉卿竟然先得甘肃，而后乘直皖战争之际，果断取陕西，而后又以自治为幌子在短短数月内克湖北、湖南、安徽，接连得手。最后才以直系江西作为胜负手，逼其应对。连吴佩孚这政治老手也在这种局势下乖乖束手，听任人民军逐走陈调元。这对直系的威信的打击是沉重的。　　也是这个少帅，不畏日本强敌，敢于言战，无论动机为何，其全面战争、人民战争的思路却是非常正确的。人民军辖下政府已完成从军政到训政的转变，照此趋势，他也预见到人民党将会在未来毫无悬念地执政----这是确定无疑的。至于人民军在一党专政后是否能够勇于放下手中的权力，达到他的另一个理想“宪政”阶段，以彻底实现全民选举，他虽无法预料，但想到统一国家的理想可能会在他这一代完成，终究还是十分开怀的。　　作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公”为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的大思想家革命家，年届56的他，在感慨国民党内部人才凋零的同时，多么欣慰有一个合格的革命人来继承他未竞的事业啊！　　列车徐徐停下来，北京站到了。宋庆龄掀起车帘，望了望窗外台潮的欢迎人群，轻轻说：“先生，到站了。”此时的北京城，晴空当日，万里无云。数十万民众奔走相告，皆云国家统一在即，从此可以告别军阀纷争、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了。　　列车未稳，忠心耿耿的孙大元帅贴身卫兵范良率先走出车厢，身后跟着十几个同样忠诚的士兵。他们一字儿排开，两眼警惕地观察着欢呼的人群，准备随时用身体挡向未测的变故。　　张汉卿对孙中山可谓敬仰已久。他一早就命令驻廊坊的28师副师长扈先梅亲率1个团在北京车站周边戒严，又安排自己的卫队营穿便衣在人群中穿插。另暗中联络直系担任陆军检阅使兼11师师长的冯玉祥，请他设法保护孙先生。　　冯玉祥本驻皖北，在此扩充兵力，短短数月，竟也让他新增了1个步兵旅，也与人民军相安无事一段时间了。但是吴佩孚认为长此以往有失去控制的危险，于是安排其进京，担任有名无实的陆军检阅使职务。只要将其架空，这蛟龙出海便跟泥鳅无异了。　　冯玉祥知道吴佩孚的缓兵之计，为了安身，便走了曹锟的门路。总算张绍曾和张廷锷当时对冯印象不错，联合拍电向首领曹锟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　　吴佩孚无法，只得表示允许冯玉祥兼任11师师长职务，但表示京皖两地甚远，冯玉祥可先期就职，其部可缓步北上。但冯玉祥也是人才，竟然将其麾下4个混成旅全部以列车装运北上。　　冯玉祥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皖北镇守使，却换了一个检阅使。皖北镇守使名义上虽然远比不上陆军检阅使，但职称一虚一实，相差可不止一点。好在冯玉祥兼任了师长，大权倒没旁落，但是两人的梁子却结下了。吴佩孚一来碍于面子，二来外有奉系压力在彼，三则冯部水米不进，军权在手，暂无可奈何，只得权且容忍之。　　冯玉祥与孙中山早有联系，早在年前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此时正是用的着的时候，自然格外尽心。　　此际站台上迎接的都是中国北方的巨头：皖系在任总统徐世昌、在任总理靳云鹏；奉系的张作霖、张汉卿父子，元老孙烈臣及与孙中山有数面之缘的郭松龄（1917年前郭松龄在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投奔孙中山，后被委任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后转任韶关讲武堂教官。张汉卿为取得孙中山的信任，直接让他从奉天赶来），此时郭已是人民党秘书长兼华北军总参谋长，署上将衔；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山西督军阎锡山，参议院院长王家襄，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国民党籍众议长吴景濂及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黄郛、王正廷、李书城、李烈钧等林林总总数百位军政大员。除此之外，上百位中外记者齐聚京师，镁光灯闪个不停。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6章 和谈 - 少帅春秋 - 致君 　　徐世昌此际心内苦涩。段祺瑞倒台，作为皖系的重要人物，他的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京城最大的实力派直、奉两系都逼迫他离职另立傀儡。自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弃世以来，先后有黎元洪（原鄂督）、冯国璋（直系）等几任总统因实力盛衰而沉浮。这次诸方面势力齐聚北京共襄所谓“国事”，摆明了要在明面上免了他的总统位置，还要冠以法统的名义，但他却无能为力。直系要先迫自己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由冯玉祥打第一阵，指使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索讨军饷。他已渐渐受不了军队逼宫。在前一天，他已向国会递交了辞职请求，但直系控制下的国会以事出非常为由，延后表决。实际上是因为孙中山北上事出突然，直系人马尚未做好准备。　　孙中山一身中山装，缓缓走出车厢。他在车站即席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孙文此次北上，是怀着结束分裂与内战，建立一个统一与民主之共和国的愿望而来的。我相信当政诸公及各位民国的元勋们都有一颗安民保国的心。中华民族已经遭受过巨大苦难，是时候结束了。此次总统选举，期待着能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褒扬民意，实现天下大同。”　　当天晚上，张作霖父子与郭松龄相偕拜访北京铁狮子胡同孙文行辕。　　孙中山的秘书李是男迎接3人入内，宋庆龄亲自奉茶。她笑着说：“大帅少帅和一个上将军（郭松龄）亲自上门，先生欢喜都不禁，还用的着带这么厚的礼吗？”　　张作霖大笑着说：“按照中国人的习俗，首次登门当然要送点礼。作霖好歹也是东北的主席，只要夫人不嫌礼轻才好啊。”张汉卿送的是一本《中国人民党党章》和《东北发展三年纲要》，及两只拳头粗的野人参。另有两件貂皮大衣，一件黑裘，声明敬献孙先生。一件紫色，显是为宋庆龄量身定做的。张汉卿说：“北京的冬天很冷，我特意询问了先生和夫人的尺码做了这两件外套，希望能合适。”　　孙中山十分高兴，倒不是这份礼如何珍贵。他一生建党为革命，却屡屡被实力派军阀所掣肘，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张作霖父子分别是东北旧派、新派的领袖，对自己却都非常尊敬，张汉卿更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虽然这位少帅自行成立了人民党，但自己所描述的初级理想，人民军麾下政府正在实现中。对于信奉“天下为公”的孙中山来说，这比什么礼品都要合他的心意。他笑着说：“东北有俗语说，‘关东山，三件宝，人蔘、貂皮、鹿茸角。’关外一共三件宝贝，少帅倒送给孙文两件了。”　　双方着重就此次选举交换了意见。张汉卿深切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尊重和支持之意，他说：“奉系17省坚决支持先生选举，学良已要求人民党推举先生为唯一候选人，郭秘书长全权负责组织工作。学良只希望先生和夫人在有空的时候到东北去走一走，看一看。‘东北新政’已进行了4年多，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请先生和夫人指点。”　　孙中山的到来，严重冲击了直系高层的应对计划。直系屡屡怂恿广东地方实力派驱逐孙中山，孙、直一直存在矛盾。以孙中山的巨大威望，整合东北势力作支持，万一此次选举得利，对直系的势力不啻是重大打击！可是以现在国民的心态，任何的阻挡和反对在政治上就是大失民心、自掘坟墓。　　张汉卿正是看出这点才力促孙文北上。张汉卿不用说，张作霖自己对孙中山也是非常钦佩的。既然大家都叫嚣着民主选举，不如让孙文来搅一下。败选，则对国民党是一大打击，也会让奉军内一部分有国民革命倾向的官兵死心，从此安稳后方；胜选，则大大打击直系，而没有军事、财力支持的孙文必然要借重奉系，奉系可不战而达扩充之目的。且无论胜选败选，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一心为国为民的形象都大入人心，可谓一石数鸟。　　不过张汉卿还是为孙文选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在他看来，孙中山如果成功，则极有可能在不久后完成真正统一之大业。中国或许至少有一个为期10年的发展强国步伐，面对一个稳定、统一、蒸蒸日上的中国，日本是否有胆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那两场旷日持久、一再阻碍中国强大的战争尚在五五之数。为国为家为民族计，他都要努力。　　张汉卿按照之前的要求，电告在奉天留守并代理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副主席王永江，鼓动全部东北籍及奉系所控制地方议员投票于孙中山。　　直系也召开大会，共推首领曹锟为总统候选人。在吴佩孚看来，如果不能在这场总统选举中险中求胜，将来奉系上台，则会明言正顺地以统一军令政令的口号剥去直系的军权，从而使直系彻底在民国政界消失。而一旦选举成功，则可以在法理上占有优势，再徐图发展则胜负未可定也。　　一时各路人马口沫纷飞，各拥其主，各逞其能，各个军阀元老口必称民主，言必讲人权，仿佛一夜之间中国走完了欧美各国积累多年的过程。各省均选出民意代表赴京议政，国际上英美日各国使领馆人员电报频仍，频繁与国内政府探讨中华民国大选局势。　　总统大选宣传如火如荼，国民党和直系人马都开足了马力，为自己的候选人大造舆论。孙中山在上海期间已将自己亲手缔造的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全力宣扬三民主义观点，立誓要第二次引导国家步入民主程阶。而直系推曹锟为首，依托在京城及北方的绝对势力，层层游说各方参、政议员。竞选虽无硝烟，但方方面面都是“心事浩茫连广宇”，处处“于无声处听惊雷”。　　张汉卿也没闲着。他虽然期望孙中山会当选，却不能想象真的当选后能如他所愿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社会。要这些军阀乖乖地交出手中大权“还政于民”对他来讲有些像天方夜谈，而且旁边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像抗战的任务能交给这个目前党内派系林立，后来秉承攘外必先安内、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吗？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7章 临城劫车案 - 少帅春秋 - 致君 　　针对奉军已拥有21个陆军“师”80多万人、还有优势海、空军的情况，吴佩孚为了减小与奉系军事上的差异，在岁末进行了大增兵，将其4个混成旅扩编为4个师，分别以手下大将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王怀庆任师长。除此之外，还新增了2个新编师，兵力一下子扩大到了12个师20多万人，尚不含山东、江苏的直系二督。他打的如意算盘是直系人马在北方抱成团，控制着两条铁路，无论向南或向北都是劲敌。好在河南、河北都为人口大省，兵员不是问题。奉军与人民军虽然数量庞大，但有这么多省份要驻守，又分散在各地，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局部优势兵力。　　问题是吴佩孚的军饷主要依靠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当人民军控制武汉之际，他的路款收入已经有部分被人民军所控制，而且又少了英美外援，本就入不敷出。再增加军队，财政方面就越来越吃紧了，免不得做些搜刮地皮、强征税款之事。在山东由于田中玉政府催钱紧了，民不聊生的百姓纷纷落草为寇，使得本来就很猖獗的匪乱更加引人注目。局势混乱，许多强盗也趁火打劫，占山为王，其中山东匪首孙美瑶占据山东临城一带当上了土皇帝。　　严兴国是“奉怀局”在山东的负责人。现在“奉情局”的势力已遍布全国各地，张汉卿也认为乱世中仿照“军统”、“中统”这样的特务机构可以完成很多场面上无法启动的项目，每年花在情报上的费用就达500万元，这是张氏父子特批的，足可以供养奉军1个标准陆军师。“奉情局”也不负重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任务。　　远在天津的张汉卿秘密派人安排予严兴国一件重要的事情，经过无孔不入的“奉情局”眼线联络上了活跃在山东临城一带的大盗孙美瑶。　　孙美瑶虽是一介土匪，却也耳闻得少帅张汉卿之名。不过因山东不在奉系控制下，山高皇帝远，又本着官匪不两立的念头，因而对严兴国的到来抱有强烈的警觉之意。他安排手下摆下了规模宏大的鸿门宴，摆刀弄枪请严兴国赴宴。　　严兴国大风大浪见过许多，哪会在乎这点恫吓。他从容走过刀阵，径直走近孙美瑶座前，微笑着说：“久闻临城皇帝大名，原来见面不如闻名----孙大头领就是这样待客？”　　孙美瑶不愠不恼，嘻嘻笑着说：“严兄弟是官场上人，兄弟只是在刀头舔血过日子，不能不提着小心。咱俩可谓不打不相识，有何贵干，孙某有力的出力，不过严兄弟背景渊源，只怕兄弟我帮不上什么忙。”　　严兴国说：“兄弟这次来，只是奉上头一个口谕。内容很简单，想请兄弟帮我们抓几个人。”　　孙美瑶大笑着说；“我当是什么事，不就几个人吗？想当初临城县长的公子我们都绑票过，在临城地界上，还没有我抓不住的事！”　　严兴国眼珠一转，说；“兄弟此次抓的人不一样，只怕有些困难。”　　孙美瑶想了一想，忽然摇头说：“原来兄弟是和第7团有过节，这可难办了。兄弟杀人越货，可是从不和军人斗啊。你想想，他们有机枪大炮，我们这些散兵游勇怎么和他们比？”他知道挺进济南的人民军第4师和田中玉的陆军第5师为山东控制权明争暗斗，以为严兴国是奉命借他之手打击鲁南第7团驻军。自己虽然自诩为临城土皇帝，但是现代的真皇帝也要害怕兵“匪”的！　　严兴国啼笑皆非地说：“要想打这区区一个团，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周折吗？”他静静看着孙美瑶，从胸前掏出一张银票：“兄弟担保只要孙头领按兄弟所说的做，不但对你的势力毫发无损，而且这十万块大洋立刻就是你的了。”他附耳向孙美瑶说了几句话，竟吓得号称杀人不眨眼的大匪枭面如土色。　　严兴国微微笑道说：“此事也不用害怕，田中玉不过一个师万把个人，真的动手，我们第4师立刻就可以将他全部包了饺子。何况事成之后，很多事情不是他可以一手遮天的！”　　民国12年，就是公元1923年的端午节，孙美瑶手下截住津浦线上的一列客车，将几百名乘客当做人质，想借机敲诈巨额钱财，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临城劫车案”。 正史上因为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发生在山东境内，1923年10月18日在各国公使的强大外交压力下，田中玉被迫引咎辞职。不过此事件前生是一个偶然，在张汉卿翻云覆雨手下，变成了必然。　　由于乘客中有不少洋人（记者和游客），靳云鹏政府怕惹来外交麻烦，忙派田中玉去谈判。田中玉经过艰苦斡旋，先与劫持者达成了允许被劫持人质与家属通信联络的协议，并在山东枣庄与抱犊崮之间，设立了临时通讯机关，后又企图达成有条件释放人质的协议。　　孙美瑶按照严兴国的交待故意拖延，使得田中玉在各国驻华公使的联合压力下几乎崩溃。直系元老曹锟、吴佩孚也受到奉系大员的不断质疑及各界强大的舆论压力，谓其身为直鲁豫巡阅正、副使，却在治下发生如此大的治安问题，足为中国之耻，使北洋政府颜面尽失。　　虽然这件事情最终以和平收场，但是奉系却不想它随便就结束。张汉卿果断地拿此事开刀，他就此事大做文章，先是抨击田中玉作为一省督军行政上不作为，应对劫车案负重要责任；其次点到了直系穷兵黩武，以致于民不聊生，逼良为盗。据此发起声势浩大的倒田活动，并将火力渐渐转移到曹、吴身上。　　在各方压力下，特别是吴佩孚私下里要求他“顶缸”以达到丢车保帅之计时，田中玉果然无法抵挡，只得灰溜溜下台，去天津、大连居住，顺便看管一下他私人筹建的“河北省田氏私立中学校”去了。　　不过田中玉做官不行，搞教育却出力甚多，也颇有建树及理念，和张汉卿有的一拼。这个“河北省田氏私立中学校”就是他在任山东督军兼省长期间，遵其两代孀居的祖母孙氏和母亲阎氏造福乡里的意愿，于四年前出巨资在山海关筹建的。　　为解决建校和办学经费的来源，田中玉曾经出资陆续购置学田14500余亩，领取荒山一百平方里，并开始在荒山造林，以每年的地租收入充做主要办学来源。当时的田氏中学，田中玉本人亲任校董。校园东以长城为邻，北以山海关北城墙为界，占地面积4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这是作为旧军阀的田中玉一生的闪光点，值得后人感念并为其书写一笔。　　若不是手上一摊子事情要做，张汉卿真想亲手颁发一个大大的奖状给他，一个军阀，能够做到不把有限的经费挪用造枪炮或花开酒地用掉，凭这点来说，当个“优秀教育工作者”什么的绝对算是胜任的。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8章 张宗昌治鲁 - 少帅春秋 - 致君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在政治上对田中玉穷追猛打之际，张汉卿已经盯上了山东这块肥肉----无他，控制了这块地方，直系才真正算是瓮中之鳖。单靠河南河北这两个地方，只要张汉卿的战略不出差子、加上国际上对华没有大的政策波动，假以时日，吴佩孚一定是在走下坡路的。　　驻兵德州的奉军乘机向南进发，担任进攻山东的前锋是人称“狗肉将军”的张宗昌（张宗昌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当地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故张宗昌有“狗肉将军”绰号。）因杀人很多，又称“混世魔王”，足见其人劣迹斑斑，罪恶满盈。 还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 ，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正如蒋梦麟于《西潮》一书中曾这么写到：“这位声名狼藉的军阀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他的爪随时会伸向他不喜的任何人，或者他垂涎的任何漂亮女人，那副尊容，真叫人望而生畏。”　　他年轻时闯过关东，做过土匪，先后投靠过革命军和直系冯国璋，因攻打南方军失利，转而投靠曹锟，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张作霖也看不起张宗昌的土匪习气，有心借故除去此人，于是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俄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　　可是没想到张宗昌竟然接连交了狗屎运，一枪未发，拿下山东全境----人民军第4师全副武装就守在济南，吴佩孚想帮也得能突破黄河天险。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并未干涉，致使张宗昌长驱直入得了首功。这时候人民军忙于接收胶济铁路，张汉卿忙于北方选举及奉军改编，根本没来得及照看这一块，倒让张宗昌做了几个月的事实上的山东太上皇。　　张宗昌作为一介武夫，治鲁的能力没有，却极擅笼络人心。一日，有一杂牌军来投效，张批示拨款一万大洋。杂牌军头目却在“一”字上加一竖，于是“一万大洋”变成“十万大洋”，施施然到军需处领钱时，被发现有异，事经上报，张宗昌竟点头称是，军需处就拨出十万大洋。事后，张宗昌召见那头目时，拍拍其肩膀说：“老弟！幸好你只添一竖，倘添两竖，不就变成二十万大洋吗？军需处一时可能付不出。钱嘛，日后多的是，老弟可得好好干呀！”那头目果然竭诚效劳，危难时还救过张宗昌，再三立功。　　张宗昌尽管粗鲁，却也有“以民为本”的思想。他任山东督军时，正逢大旱，他亲自到龙王庙，却不丰敬祭拜祈雨，而是对着泥塑龙王的面颊就是一巴掌，并厉声斥骂：“混蛋！你不下雨，害得老百姓好苦呀！”随后，他下令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上列炮十九尊，实弹轰天。他本来只想泄愤，不想真的下起大雨。张宗昌以极特殊方式求雨成功，并不显示他有精明头脑，只显示他运气奇佳。　　张宗昌觉得自己既然身为孔圣人的父母官，不带点斯文，枉来山东一趟。于是，现场拜师学艺。一番苦练之后，那张宗昌功力大进，不久便出版一本诗集，分送诸友同好。尝谓“少帅多才，只不过才写了两首，俺张老粗不如少帅，自然以多取胜。”百年中国，诗人成群，但象张宗昌这样仍有诗句流传、仍被人惦记的诗人寥寥无几：　　《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咏闪电》：忽见天上一闪电，疑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闪电？　　《笑刘邦》：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张宗昌入鲁后大事扩张，不久后又将原田中玉一个师编在麾下。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无奈之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华北军总参谋长郭松龄到张宗昌所部，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松龄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张汉卿听闻后哭笑不得，但是为了控制东北以及远东的干涉军、白匪军游勇，这样一支部队目前有必要存在，而或许只有张宗昌这种痞子能管得住这样的部队。本着人尽其材的原则，张汉卿目前不想动他。　　张宗昌又想法拢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一个月后，正式将张宗昌部命名为“联合兵团”，辖有“外籍兵团”共1。8万人，和中国兵1万人。不过因为这位老粗将军把奉军形象败坏得一塌糊涂，所以张汉卿仍将“联合兵团”调往天津麾下，准备亲自治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19章 曹锟贿选 - 少帅春秋 - 致君 　　种种迹象表明，民国十二年进行的总统大选非常不正常。本来平常时门可罗雀的议员们，忽然觉得自己时来运转，得到各方的关注了。　　自民初以来，民主在中国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本来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谁掌握了兵权谁就稳坐了山头，这些议员们只是作为和平与民主的摆设，聊胜于无。但是议员又是选举总统的机器，各方要想合法地得到选票，这一关却必不可少。　　但是在目前北京政局牵扰了国内众多人士及外国观察家们的视线，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英法美日等各国均纷纷猜测与幕后运动，期望自己的代理人合法上台，以便继续获得在中国的利益。　　外界纷纷看好孙中山。毕竟这位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身正气，大公无私，身后有强大的国民党作支撑（虽然国民党目前军事实力不足以占有支配性地位，但是作为先进的党派，在组织民众及宣传上拥有极强的优势），又有奉系全力支持，呼声最高。　　直系推举精神领袖曹锟为总统候选人，并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曹锟有自知之明，论军政才华，比自己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若真是公平竞选，是无论如何不能胜出的，徒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的亲信、直隶省长王承斌建议说不妨用贿选一招。　　对贿选，起初曹锟还忸忸捏捏欲盖还遮，他的部下王坦安慰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于是曹锟派出自己的亲朋好友，向各方议员开出了每张选票至少5000元的“高价”（民国时期5000元可不是小数目，抵得上当时一个普通国会议员近十年的薪水）。议员们本在清水衙门里消磨时光，本就清寒。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大多数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他们唯一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对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的议员，则另有办法。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但是蒙古一省票数有限，作用不大。　　国会自然需要拉拢，众议院议长、国民党员吴景濂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曹锟许诺，只要当选，即委任吴景濂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万一因事故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拥曹派认为所给条件过于优厚，但是曹锟对总统志在必得，因为在大选工作上，以吴景濂在国会中的地位和影响，非依赖吴不可，为大局计，他并不计较开出的支票有多厚重。　　10月1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当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为对付一些议员拿钱不出力，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计划策动480名参会议员收受曹锟的贿赂，虽然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都在正选项当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特别票价、普通票价、宪法会议出席费、常会出席费、特别酬劳费、“冰敬”、“炭敬”及夫马费、招待所临时费，秘密费等等，反正花样多多，各有名目，算得上是开现代中国行政腐败之先河，也需颇大的一笔支出。　　曹锟身家本有5000万，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直系山西督军阎锡山、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这么大的动静，“奉情局”负责华北事务的三处早已侦知。传到张作霖耳里，张作霖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指令张汉卿，即刻于北京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　　张汉卿急电张作霖：“此虽系民国之极大丑闻，但宜不动声色，俟结果出再予以雷霆一击于我甚为有利：如曹贿选成功，则与国民党为一大打击，而后我可乘机讨伐，舆论在我。如曹贿选失败，则必不会善罢罢休，则孙先生亦需父亲为援，父亲亦可乘隙政入北京。胜负之数旬日可见分晓，关内必有一战，战则决定胜负，望父亲早作准备。”　　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直系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当然有骨气的议员并非没有。曹锟亲自临场督选时，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　　曹锟珊珊躲过，但砚台新磨墨汁溅了他一身。也亏他头脑反应敏捷之程度不下于“身手”，众目睦睦之下，虽大窘却表现得甚为大度，他面对国外参观团，侃侃而谈：“众位定以为曹某会恼羞成怒，也会像吕先生所为，反掷回去。其实此时此刻，曹某心中所想却是另一件事：自民国成立起，罕有议员表达行为至激烈如此，为何？民主之势使然。吕先生对曹某人不满，自然有泼墨之权利，也体现了这次选举，确实是一次公正、公开、公平的盛会。”他对此次选举胸有成竹，自然乘势先戴了高帽。　　就在不久前，曹锟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当时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而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因不满曹锟贿选之行为，而自身又无能为力，在大选前愤而辞职。　　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余下林林总总共26位候选人，分得余下77张选票。曹锟以绝对多数，稳获大总统一职。　　次日清晨，京城爆出一件特大新闻：浙江籍议元邵瑞彭（次公），将所受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前任总统冯国璋）”、“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后日，《北京报》接获匿名投稿：“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它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而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初选次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兴冲冲的曹锟可不会让这些噪音冲击了他当选总统的喜庆，也为了尽早让生米煮成熟饭，安排了别开生面的“颁奖典礼”。1923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0章 三方反直 - 少帅春秋 - 致君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就职后他发表文告云：“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10月8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发表宣言，申讨曹锟。同日，张汉卿陪同孙中山赴天津致电各国外交团，并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电令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时为陆军第10师师长，浙江督军，皖系）一致行动。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曹锟就任即日，即宣布大总统令，统一军政民政，建立一个完整之国家，号令南北合解----此时南方护法军政府已在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后业已不复存在，所谓的南方已是东南军区与桂、滇、黔、川各系军阀共存之局面。　　为了拉拢孙中山，曹锟电请孙中山，准备以孙在内阁任总理为前提，结束纷争，双方和解似乎露出一点曙光。　　历史上的明年，发生了第二次直奉大战，而直系大败，然后由奉系独领风骚。在张汉卿的干预下，虽然成功地避免了第一次直奉大战，但是仍要面对曹锟的贿选----这在历史上确有其事，还是不得不要进行这一次的直奉大战。看来历史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　　张汉卿知道史上第二次直奉大战之所以奉军胜利，冯玉祥所进行的“北京政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激战，冯玉祥部趁机在直军背后捅了一刀，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吴佩孚在前线军心动摇，方有直系大败，从此一蹶不振。而奉系后来乘机驱逐冯玉祥，稳占了北京。　　这一幕能否再现，目前关键竟仍在冯玉祥。　　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据“奉情局”传来的消息，曹锟就任总统后，冯玉祥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　　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锟。　　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　　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虽然冯玉祥护短是出了名的，但是毕竟面对的是一国总统哎！　　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　　冯玉祥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　　贿选次日，张汉卿在姜化南护卫下，秘密去东条胡同拜访了冯玉祥。　　都说冯玉祥很早就有革命思想，这还是有道理的。老冯做管带时就和一帮哥们策划了迎和武昌起义的滦州起义，事败后，一众兄弟死的死逃的逃，老冯有陆建章这个舅舅罩着，逃了一阵就又回来原封不动做他的官了。不过冯玉祥在重新吃起北洋这碗饭时还是很卖了一阵力的，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还是蔡萼领导的护国讨袁战，冯玉祥和他的独力旅都坚定的站在了袁世凯的一方，冯部还因攻占岳州被老袁授了勋三位，在此次的“贿选”中他也占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可见冯玉祥当时还是脱不了军阀有奶便是娘的本色。　　冯玉祥此时正当壮年，是个英武彪悍的典型军人。他是张汉卿的老对手了：在陕西，是张汉卿将其逐出；在湖北，是张汉卿阻住其南下之路；在安徽，是张汉卿挖了他的墙角。他对年纪比他小了近一半的张汉卿既有仇恨，又有由赞赏转为惺惺相惜之意，还有反对张汉卿拒不合并人民党为国民党一部分、“结党割据”有乃父军阀遗风之心。张汉卿对他说明来意并出示孙中山亲笔信件时，他却未做沉吟，慷慨说：“冯某以国事为重，自当遵从孙先生之决定。少帅且安排军事部署，我部当出其不意，一举击溃直系后方。”话虽如此说，冯玉祥对直系的力量还是很忌惮，对即使战而胜之之后的局势也有迷惘：张汉卿名义上尊孙中山为首，但能够保证奉系遵孙中山为首再组政府吗？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汉卿对冯玉祥可是了解甚透。自来都说要想带好军对总要有个理念和思想，蒋介石制军抬出三民主义，阎老四制军靠的是三国时的忠信礼义，这冯焕章制军靠的却是基督教加帮会帮规。　　冯玉祥的大哥张之江当时是洪门大哥，他自费印了10000本圣经发给部下，冯玉祥的部下全部成了基督徒，冯本人也就被称为是基督将军。当然冯的基督教制军法绝对敌不过银无加高官厚碌，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张汉卿不想重复去做这项无意义的工作，他所能做的，就是急冯玉祥之所急，答应奉献100万两银元，以满足冯玉祥因急速扩军及吴佩孚打压后军饷无法及时发放导致的军饷拖欠问题。又不里子又有面子的好事，冯玉祥怎会不做？　　此后，张汉卿赴天津会晤段祺瑞。　　段祺瑞被直奉两军合力逐出北京后，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时，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才有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张汉卿熟读三国，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颇有心得。常感叹世事无常，以一段祺瑞为例而言，之所以在此时要极力笼络他，仅仅因为皖系虽经大败，仍有实力，在浙江（卢永祥任督军）、徐州可威胁直军后翼。可是不久前，奉军还在报纸上连篇讨伐并通电全国直斥段祺瑞为卖国贼。　　之所以复联合段祺瑞，是因为张汉卿依稀记得正史上在反直成功后，冯玉祥与奉军又成水火不容之势。而且孙中山在彼，奉军花了无数心血得来的战果，怎能为别人作嫁衣裳，让孙中山轻易得了去！　　他本来崇拜孙中山为革命所做的努力和巨大的声望，一直要扯虎皮作大旗，连人民党的宗旨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真的让孙中山占了北京城大总统的位置，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的能力，能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吗？就连他一厢情愿的所谓“民主选举”，在曹锟的搅和下成了民国的笑柄----但是这次选举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的非常“民主”，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强迫，完全是各议员自己配合完成了史上最大的选举丑闻！　　可是反直胜利后，奉系也不能撇开孙中山自己做龙庭，那样奉系马上就处在风口浪尖。以奉系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抵御列强的不平等要求，以及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而做过三任总理的段祺瑞，是再好不过的扶持对象了。　　于是段祺瑞发出通电，同意联合奉系，共讨贿选直系政府。而吴佩孚则请曹锟明发总统令，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段祺瑞。　　吴佩孚非等闲之辈，他的直军虽然只有12个师，但都是身经百战，训练得当，战斗力丝毫不逊于人民军与奉军任何一支部队。在北临奉军，南有人民军形成两面夹击之战略态势时，他一面以主力集聚在北方，企图速战速决，在将奉军打回关外后再倚铁路交通之便回兵黄河以南迎击人民军。他暗中联络川、滇、黔、桂诸路军阀，并利诱宁夏省长马廷勷起兵，力图在人民军控制下的西北、西南、东南方向全面发起战端，拖住人民军北上的步伐，给直军在北方最终战胜奉军创造有利时间。　　云南、贵州远偏一隅，两地环侧有桂、川诸路列强，且自身孱弱，对直奉大战谁胜谁败并无切身之痛，因此对吴佩孚的游说虚而不答。他们抱定了主意，谁胜了，谁就是正统的中央，当然在名义上就要服从。桂系自陆荣廷败退，内部一直陷入纷争，渐渐地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崭露头角。李宗仁有政治家的谋略，白崇禧有军事的敏锐性，人称“小诸葛”。他们打定了先平定广西内部，再视形势伺机而动的方针，因此对吴佩孚所提的只要桂军在人民军华南背后发动攻势，战后东南各地均在其榖中的大饼仅抱以道义上的支持----因为曹锟已是合法的大总统----至于出兵，军饷、装备均不足，请中央给予补给吧。马廷勷在不得已降张汉卿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回人治回”。虽然张汉卿控制下的人民军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自治权，仍不能满足其欲望。只是人民军势力强大，这个念头一直隐而不发。吴佩孚所言，正合他意。只是西北人民军拥有4个师的强大兵力，他只能冀希望于川军的率先行动，自己也伺机在背后插一刀。　　然而因为川、滇、桂、黔各路军都各有算盘，对强大的人民军力量均怀忌惮，最终反奉之事只停留在构想中。马廷勷孤军当然不敢造次，只得观望风向。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1章 直奉大战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为防止人民军从陕、鄂、皖、鲁等地在背后夹击，吴佩孚破釜沉舟，将驻河南各军全部撤往黄河以北，仅在黄河南郑州、洛阳安排张福来第24师、萧耀南第25师分别依铁路驻守。他的意图是在北方集中优势兵力，在关内速战速决，打垮奉军。黄河天险不易渡过，只要有几天缓冲时间，解决关内直军不是问题。到时候携胜利之威，又有中央正统之名，不怕局面不向有利于直系的方面转化。　　12日，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安排第一路自廊坊，沿永定河攻天津。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由彭寿莘任总司令，计有4个师1个混成旅和2万人的“毅军”米振彪部，共约10万多人，为直军主力。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较弱的一环，为2个新编师，出怀来进攻张垣（张家口）。第三路分别由京津近郊之香河县往攻蓟县，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主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直系副总司令王承斌任后路军总司令率2个师作为三路后援。另令海军渤海舰队由司令温树德率领，相机突袭天津、秦皇岛、山海关、葫芦岛。三路海陆空共约25万人。　　冯玉祥此时尚在通直与反直之间摇摆，他与手下将领鹿钟麟、孙岳密议。鹿钟麟提议说：“司令不妨试探吴的底线。如果能取得我们落脚之地以徐图发展，则可坐山观虎斗以保存实力。直军胜亦是惨胜，司令必获重用；如果不可，则推孙先生为首，可赢得万民景仰，他日在北京城中，亦定有司令一席之地。”　　于是冯玉祥向吴佩孚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吴佩孚深思良久，徐徐说：“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它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吴佩孚也是腑肺之言，但是达不到冯玉祥的目的，他遂确定通奉反直的决定。　　为稳住吴佩孚，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佩孚听了大为震怒，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佩孚不得已允拨40辆。　　奉军华北司令部此时手中所掌握的兵力有3个师，分驻张垣、天津、蓟县诸地。孙烈臣自曹锟贿选、直奉决裂后已辞去陆军总长职务，复任华北奉军总司令，全权负责对直作战。　　张汉卿、郭松龄与孙烈臣共同拟定了奉军在关内的作战计划：以16师张景惠部固守重镇张垣；以第5师赵恩臻部固守蓟县。因为天津为奉军关内重要财源，也是张汉卿汽车工业兴起的“龙脉”之地，是直军主力攻击方向。是以华北司令部决定以汲金纯精锐之28师主力撤离廊坊、香河一线至天津城内，与先机退回的张宗昌“外籍兵团”、紧急援助的东北边防军精锐之27师、东北护路军第4师邢士廉部合兵一道，亦组成约15万人的主力。奉军沿运河以东布防，海军主力从塘沽作支持，依托海河固守固守，准备进行战略决战　　张作霖令吴俊升为后方总司令，征集车辆及军队于京奉线上，以备随时援助。为安全计，转移孙中山至秦皇岛，这样万一战事不利，可以直接退却出关。　　民国史上第二次大战终于拉开帷幕，但是战争却远比上次直皖之战来得猛烈。　　在蓟县，冯部鹿钟麟旅与奉军第5师殿后仅一个团沿蓟运河隔河相望。鹿按冯之部署，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而直奉两军最弱的北方战线均在相互试探状态：直系王怀庆本来兵力就不多，且整训尚未完成，因此对拥有整编师3万人的奉军张景惠16师心怀忌惮；双方不动声色交替前进了近5天，前锋才在洋河北岸宣化一带遭遇。　　张汉卿清楚地知道就是张景惠这个人在对直战争中的无作为，直接导致第一次直奉大战奉系的全面失利。所以计划之初就让他死守张垣，这样即使输了，也不会影响南面主战场的大局。果然不出所料，张景惠确实畏敌如虎，战无决心，行动迟缓。反倒是因如此，让王怀庆不敢轻敌，小心翼翼地挪了5天时间。真是憨人有憨福，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因此虽然双方各出动近20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　　但是因曹锟贿选，造成政治上很坏的影响，南方诸省纷纷响应孙中山的呼吁，拒绝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滇系、桂系、黔系、以及川军四巨头、各军阀或通电斥责，或组军备战，更有甚者欲响应国民党之号召北伐者，尘嚣日上。人民军兰州军区部队已在韩麟春命令下相继向洛阳运动，武汉军区也以1个师沿京汉线向北进发，与直军对峙于黄河南岸郑州城下。相持形势对直军不利：关内奉系如不尽快拿下，一旦郑州被人民军突破，则成腹背受敌之势。　　10月22日，奉军各部抵达天津，至此，天津一线奉军已达3个师及1个略不足30000人的“外籍兵团”共15万人，在兵力上略占优势。按照攻击防守2：1的惯例，彭寿莘的第1路军无论如何是攻不破这种防线了。　　于是吴佩孚派直系副总司令王承斌任后路军总司令率2个师驰援前线，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眼看着北京城中直军主力一个接一个调往前线，冯玉祥看在眼中，乐在心头。他趁机又向吴索军费。吴佩孚用兵之际，虽然生气，但无可奈何，遂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冯玉祥才勉强奉命，率部亲赴廊坊。　　吴佩孚不是不想免除冯玉祥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然而总统曹锟居中替他说情，在主力尽在前线之时，吴佩孚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冯玉祥来一场火拼。　　要知道冯玉祥的军队当时的军纪在北洋军中是除奉军外最好的：冯玉祥仿效人民军做法，士兵坐公车都买票，买鸡蛋也给钱，都被传为了美谈。有了灵魂的军队战斗力是可怕的。　　冯玉祥的士兵大都招自山东乡下和河北沧州，其特点就是朴实英勇，头脑简单。冯军武器虽然低劣，但近战时人人抡起大刀片，狂劈乱砍，特别的有冲击力。　　冯后来提拔的高级军官大多是从他的卫队营起家，其中象韩复渠，石友三，张自忠等名将都是从这里发迹的，所以初期对冯都很忠心，以至当皖系段琪瑞要罢免冯玉祥时，冯军全旅以死相抗，迫的段政府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因种种原因，吴佩孚的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玉祥到蓟县前线后，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吴佩孚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并恨恨地想，等到战争胜利后，无论如何，自己都要拿下这个桀骜不驯的军阀。　　他本计划派海军突袭奉军沿海各港口，以造成奉军后方不稳定之势，但是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作战也不卖力，六艘军舰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整日无所事事，根本未向塘沽发过一炮。　　按张汉卿的计划，在北京城冯玉祥部队未得到绝对的上风前，持续给前线直军压力，以逼迫吴佩孚持续向前线增兵，给冯玉祥创造机会。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直军在天津一线的实力加强，奉军防守面的压力日重。10月26日，以董政国为主力的第1路军，用9、21两精锐师猛攻奉军姜登选27师所扼守的左翼静海县。以王维城所领的两个主力师对奉军前线张宗昌部以团级为梯队展开集团冲锋。一时双方大炮怒吼，枪声大作，硝烟弥漫，鲜血横飞。　　因直系王承斌部新加入之两个师尚未加入战团，孙烈臣、张汉卿、汲金纯、郭松龄等在华北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后决定，将第5师1个旅加往前翼，中央保留第28师及2个旅作为总预备队。　　说起姜登选，可谓大有来头。他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军事，毕业于振武士官学校，同时受黄兴、宋教仁等影响，于光绪三十年（1904）参加了“同志会”，次年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历任四川军政府参谋总长、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继张作相之后任张作霖起家的27师师长，为旧史上奉军五虎将之一，也是张作霖最信得过的将领之一。时人评价他“豪爽轻财，和蔼可亲，能与士卒共甘苦，重义而轻利。”张汉卿也曾说他“颇有威信，是一把搞政治的好手”。虽然没有机会打仗，却是张作霖帐下的忠臣。孙烈臣、张汉卿让他负责左翼，那是相当看重和放心了。27师共4万人，装备又好，依运河之利，顷刻之间是翻不了盘的。　　但是直军压境，却又不敢前线有失。在遭受直军第一次冲击后，张汉卿亲率一旅官兵驰援，以防张宗昌部哗变。张汉卿也在心里一直鄙视张宗昌的杂牌军，激战半日，即使以打硬仗著名的姜登选也大呼残酷，这张宗昌部不知要溃散成什么样了。如果张宗昌部败逃，说不得也要执行战场纪律了。他已安排第5师参谋长高维岳亲率精锐33旅在其后增援，对付涣散的逃兵，力量足够了。　　可是等张汉卿心急火燎赶到主战场丰润县城以东战场时，枪炮声已停息。他疑为阵地已失，正待下令等待先头部队回报消息，一名参谋指着远远的一面旗帜说：“少帅，阵地还在。”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2章 战地诗人 - 少帅春秋 - 致君 　　这是奉军的五色军旗，矗立在远处一处小山岗上，迎风伸展。　　张汉卿心下大定：这么远的地方军旗还在，意味着直军并未前进多少。但是以直军攻击的强势，这杂牌军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抵抗力？　　走过一道道壕沟，张汉卿看到的是一张张坦然的脸。这些面目各异、高矮肤色不一的“联合军”，唯一所相同的是穿关奉军的军服。上半晌轰鸣的大炮，十数里外的中军听得一清二楚，怎么当事人反而没多大感觉？他震惊地看着闻讯迎来的张宗昌，问讯说：“张将军，你部伤亡情况如何？”　　张宗昌虽是个大老粗，平素桀骜不驯，张汉卿的身份还是敬之又敬的。他一面领张汉卿去他的司令部，一边回答说：“禀少帅，我部与直军作战半日，战死350余人，受伤800余。共打退敌人6次集团冲锋，击毙敌军约3000人。目前敌军已主动停止进攻，我军阵地稳如泰山。”　　张汉卿怀疑说：“对面王维城部为直军主力，即使我军有地利优势，伤亡之悬殊不应如此之大吧？”他前生多看过国民党军作战的电影，军官谎败为胜、夸大战果之伎俩层出不穷。这张宗昌不会也染上这个毛病了吧？对主将来说，任何的不实之辞都有可能影响到对战场局面的判断，他可不会轻易听信这天方夜谈之“胜果”！　　张宗昌看得出少帅不信，未及再言，突然对面“轰隆隆”响声大作，新一轮炮击又告开始。张宗昌指着前方奉军阵地，笑着说：“少帅，您仔细看这群狗崽子怎么对付直军。”　　张汉卿举起手中望远镜。他前生只在电影电视中看见高级军官手捧望远镜四处眺望，十分神气。终于有机会到他亲临战场了，耳边听着呼啸而过的炮弹声，却感觉怎么也神气不起来。　　按照军事教科书上步炮联合作战的观点，排炮过后，就是步兵冲锋了。张汉卿所带的33旅在旅长唐聚武的带领下，很快进入阵地，一个先头营接下了“外籍军团”伤亡最重的营部辖区，一番布置后，已作好战斗准备。　　张汉卿在望远镜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外籍军团”的杂牌军们，真的是久经战阵，大炮轰鸣时，没一个露头探望的，全部趴在战壕中抽烟的抽烟，睡觉的睡觉，聊天的聊天，浑没把身旁的爆炸放在眼里的样子。再往前看时，阵地前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军人的尸体，看军服该是直军的。　　炮击停止了，直军又发起了成团的进攻。也许是前几次被打怕了，他们都瞄着腰，小心翼翼地摸上奉军阵地。　　奉军并无动静，张汉卿的目光落在最前线的一群白俄士兵身上。他们背向战壕，眯着双眼养神，毫不理会在他们身后仅几十米远的敌军。只要直军一个冲锋，瞬间就能越过战壕。　　不远处33旅的正规营已经开始了还击。指挥官一声令下，上百条枪一齐发射，立即打倒几十名直军。但是直军反应也迅速，后面的士兵迅速原地匍匐，架起机枪，一顿狂扫，将战壕中的奉军压得抬不起头来。在机枪的压制下，步兵迅速前行。有奉军抬头欲继续迎战时，咆哮而来的子弹立即将他打成筛子。奉军的机枪迅速进行反压制，但仍不能阻挡直军在空隙中向前挪动。虽然每进一尺即有数人倒下，但是总有奉军官兵被流弹击中，双方靠的是勇气、鲜血和尸体的支撑。　　而旁边的白俄士兵阵地不是这样。同样多涌入的直军士兵，同样甚至还略差的火力配置，打法截然不同：一个担任瞭望的指挥一声令下，战壕中的白俄兵一齐举枪齐射，瞬间达成火力压制。而且迅速俯身，装好子弹，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齐射，再俯身，果然是训练有素。　　这种战法真有奇效。每一次齐射，都有一排直军士兵如割菲菜般倒下，不多时，阵地前又是一片狼藉，刚收拾好的战壕前又是大片的尸体，而“外籍军团”士兵伤亡真的不多。　　最终直军没能顶得住巨大的伤亡，如潮水般退了下去，留下近千具尸体。清点奉军伤亡，张宗昌的部队阵亡百余人，而新加入的33旅仅负责了约十分之一的平面，竟也有近百人殁于战事。　　张汉卿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战法的好处，他立即安排高维岳层层将经验传达到各个军官，并赞扬张宗昌指挥有力，并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记战功一次。　　不过对于“猪肉将军”张宗昌来说，最挂念他的倒不是这个功劳，而是作为一个“诗人”的自豪感。他听闻少帅会写诗词，是个文武全才的统帅，早在入政山东之时，即写了一本诗集，欲与少帅试比高。如今少帅在彼，当然有机会一试高下。他不顾烽火连天，趁着张汉卿安心于敌军败退，乘兴说：“少帅，俺听说你做诗厉害，也写了几首诗，请你评定一下。”　　张汉卿也听说这位大老粗在山东发表了一本诗集，“无缘拜读，早就心向往之”。他也好为人师，既然战事无妨，当然不愿驳了这位奉军老将面子，且乐得轻松一下。便说：“将军又有什么大作？”　　张宗昌说：“刚才大炮轰轰，俺老张即兴作了诗一首。”当下头顶苍天，傲视大地，声情并茂，字句铿锵，英雄画面，溢于纸上。其诗名为《俺也写个大风的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张汉卿哈哈大笑，几乎眼泪都呛出来了。不过在恢复神态后还是交口称赞：“好诗！”又向瘫作一团的参谋部人员一本正经地说：“张将军出口成章，可称得上战地诗人！”　　张宗昌咧嘴大笑，正可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少帅也。人生在世，作诗能得到少帅一句称赞，不亦快哉！　　对前线的安全，终于放下心来。他将高维岳部交与张宗昌指挥，自己仍回前敌总指挥部。　　为更一步刺激吴佩孚，张作霖与张汉卿、郭松龄等人决定在中路率先打开局面。当晚，张汉卿连夜调集两个师全部师属炮兵，连同奉天独立炮兵1个团共一百余门大炮，布置在阵地前沿。他选择了直系米振标部作为突击对象。　　次日凌晨，奉军大炮齐发，10分钟内发射了3个基数的弹药，转瞬之间米振标部阵地承受了数千发炮弹，直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待直军从爆炸中警醒，近卫1师第11旅3个团全线冲出，不计代价、不计伤亡、不要俘虏、不停脚步，在浓烟中向直军后方阵地猛|插。后继部队迅速跟上，很快地在直军中央决开一个大口子。　　此时直军米振标部已被击垮，临近的直系冯玉荣第13混成旅在奉军扩大战果的间隙不思支持，反而不战而退，使后继奉军未费吹灰之力从中路直军中央打开一个缺口，并切断彭寿莘前军与王承斌援军之间的联系。王承斌本无战心，此时乘机全军向廊坊退兵。　　彭寿莘独木难支，孙烈臣发布总攻命令。三个小时后，直军已成溃败之势。彭寿莘无奈，下总退却命令。是役直军被俘、伤亡二万余人，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左右路直军闻中路大败，同时退兵。张作霖、张汉卿分兵为左右两路，合兵向廊坊进击，此时战争已转入奉军的战略大进攻了。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3章 北京政变（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直系部队在前线坎坷，吴佩孚也不轻松。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弄得吴佩孚一日三惊。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都会做啊！”　　10月26日晨9时，吴佩孚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廊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这次督战，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日下午1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廊坊，直接停靠于车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于永清县城边，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竟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张汉卿部。令参谋总长张怀芝率1个师沿永定河口向北辰推进，复进逼天津。张怀芝军经过激烈战争，于次日攻陷北辰，使战况渐趋有利。孙烈臣下令汲金纯师尽出，在海河口与之对峙。　　自10月27起，吴佩孚以直系全部8个师及一个混成旅约15万人轮番攻击奉军据守战线。至10月30日，双方各有万人伤亡。战局僵持不下，双方均焦虑万分。　　张汉卿连发密电，请冯玉祥即刻在直军后方哗变，以断其后路，造成两面夹击之势，加速直军溃败，减少奉军伤亡。冯本人则在廊坊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他以北京城直军实力尚厚、吴佩孚离城未远为借口，暂缓进行政变。　　其实冯玉祥虽然不满曹锟贿选之举，但对奉军并无好感：张作霖虽然口口声声拥戴孙中山，却与皖系段祺瑞仍有勾结。据日籍军事顾问冈野增次郎接获日本谍报人员传来的消息，张汉卿在日租界会见段祺瑞时，亲口允诺战胜直系后，仍以段祺瑞为组织政府人选。　　冯玉祥妻舅同时又为启蒙恩师的陆建章5年前曾为段祺瑞重要谋士徐树诤和张作霖帐下总参议杨宇霆联合密谋枪杀，当时他势力不及，只得忍下这血海深仇，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以打广东，以避祸端。这段仇恨深埋心底，一直伺机而发。他对皖系并无好感，更容不得段祺瑞再次执政。如果奉军战后不以孙中山为执政，他会毅然决然与奉军决一死战。与其那时，不如现在就让双方拼个你死我活。奉军以惨胜之师，无论如何也不能占得优势。　　张汉卿命令韩麟春部不惜代价，在尽短时间内攻克郑州，以挺进空虚的直系河北老巢。直军守郑州、开封的两师长张福来、萧耀南也知现在是关系直、奉双方成败的关键时刻，施展连横合纵之法，愣是将华中、西北两在军区的3个师12万人拒在黄河以南。虽然形势紧迫，但人民军要想在短期内打开局面，还着实不易。　　张汉卿也明白自己太一厢情愿了：历史的发展确实是按照他之前的思路进行的，但是经过他的努力，提前进行的历史已经慢慢偏离了它应该进行的轨道。上时空手到渠成的事情，现在却满不是这么回事。他不得不与孙烈臣、汲金纯、郭松龄等再次召开会议，探讨局势的发展。　　在吴佩孚的强令下，北线王怀庆部终于有了进展，继11月1日攻陷宣化，2日，兵分两路向张垣包抄。张景惠通电告急，即有放弃张垣，退往张北待机而动的想法。　　一直出工不出力的渤海舰队也张锚待发。据“奉情局”传来的消息，舰队司令温树德已装载约一旅直军，在主力舰队护卫下，准备在北戴河登陆，冲击奉军后路。　　张汉卿一方面认为形势已骑虎难下，除了硬扛，别无他法。否则一旦奉军败退，冯玉祥更不敢在直军兵盛之时做此等自取败亡之事，反倒可能逼迫奉军退出关外，错失政治良机。另一方面，他又有些犹豫，担心冯玉祥最终放弃反戈一击的计划，此次大军出关劳而无功。　　张汉卿深思良久，他判断冯玉祥虽有投机心理，但是其前提为双方势均力敌，他绝不会坐视奉军失败，这样对他不利。如果奉军有主动退却迹象，或可打破冯的坐山观虎斗之念。否则，真如冯之念想，奉军以疲惫之师，遭受重创后如何在与冯系在后继的利益争夺战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郭松龄对孙中山满怀尊重之情，期望也预见到经此一役，孙中山极有可能入主北京，实现“三民主义”在北方的落根理想。当然不愿奉军后退，但是作为奉系高级将领，他也不能坐视前方将士流血。他依附张汉卿所言，以假行动压迫冯玉祥真动作。　　于是张汉卿密电冯玉祥，谓奉军形势危急，如果冯部不作最后之决定，奉军将不得已于明日退出天津，并将与蓟县军队一道退回关外。冯玉祥接电大吃一惊，急回电说已部已完成部署，将立即发动政变。　　此时吴佩孚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　　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4章 北京政变（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他要在吴佩孚后方放一把火。11月4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西清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急匆匆赶来，他拿来两处电报，略带颤音说：“司令，我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北京城内有了大变故！”　　吴佩孚大吃一惊，他接过电报，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4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看完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当晚，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瞬息之间，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　　午夜，吴佩孚先运兵3000北退，总司令部列车则于凌晨2时离廊坊。前线军事由彭寿莘总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回返。他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次日上午4时，列车到达通州站外不足10里。　　11月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鉴于孙中山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主政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不得已宣布停战并下野。在此之前，西北人民军已攻克郑州防线，挺进新乡，并从此直插直军老巢保定府。而直军渤海舰队司令温权仁则在海上直接挂出了白旗，将全部海军拱手交给了辽东湾边防舰队。在蓟县、天津、张垣、郑州等各线直军也被奉命就地接受缴械。　　此役奉军共接收约9个师16万人，四条战线共歼灭直军近3万人，冯玉祥、孙岳接收残兵各约万余人。在民国呼风唤雨多年的直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正史上不同的是，吴佩孚到死都没能有机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展伸手了。在中央，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奉系的独揽政局，即使是孙中山也一样。张作霖兴冲冲地自奉天赶到秦皇岛，准备改组政府，赤膊上阵了。　　可是城里还有冯玉祥、孙岳的两个军，他们是这次反直最大的功臣，都是以孙中山为皋圭的。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冯玉祥的部队控制北京城，外围则是奉军控制大局。以奉军目前的实力，挥戈进入北京城对付实力居于下的“讨逆军”一战定天下不在话下，只是似乎师出无名。朝野各方都在观望奉军的下一步动向，如果此时稍有不慎，不但刚平服的直系立刻会死灰复燃，居于下风的皖系、国民党系各方只怕直接便可将孙中山这面大旗竖起来再次讨伐自己了。　　即使在奉系内部也有请孙中山为总统、张作霖担任总理的政治力量划分愿望，比如郭松龄、胡景翼等一批辛亥革命初期便响应孙中山号召的旧将，和于右任等一大批在各地有重要影响的所谓名流，此外还有在中国未来有重要影响地位的江浙财团等孙中山所赖以财政支持的派系等。所以表面上看是奉系风光无限，其中凶险不为人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在此时刻，奉系内部也对这场巨大的胜利所陶醉，张作霖基本上认为奉系坐稳了天下。试想，曾经风光无限的北洋三派中的皖系、直系相继臣服于奉系，天下还有哪股力量能够再和自己匹敌？对于冯玉祥关闭北京城、拒绝奉军进入的举动，他几乎要发布命令要求奉军前锋强攻了。　　关键时刻，张汉卿认为：中国目前乱局一团，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难免日本人会乘乱有所动作。当务之急是迅速稳定局面――奉系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域取得了优势，取得下一个大捷甚至是问鼎中央已经不是问题所在。倒是需要在军事大捷的此时冷静下来，取得政治上、道义上的优势。　　张作霖最终听取了张汉卿、孙烈臣、郭松龄的建议，呼吁各方就组建一个联合的政府同赴秦皇岛，与先期移转至此的孙中山商榷。其实各方均在关注奉系领袖的动向，以此时此地实力而言，任何撇开奉系的商谈都显得无足轻重，无论所组内阁为何，奉系铁定了是内阁的支柱与最大的实力派。各方所关注的只是是否能分得一杯羹，在新内阁中自己究竟能占多少名额、处于什么样地位！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5章 江浙沪之战 - 少帅春秋 - 致君 　　1923年末的张作霖，是他最得意的时候，甚至比他后来入主北京还要兴奋，无它----能够在袁世凯之后，重新将北洋三系整合为一，并有机会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再度统一中国有望。此一功勋事实，使得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获得了国内外政治观察家们的热情关注，政治身份被极大抬高。也是这一年，《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张作霖，在询问他曾在哪里读过书时，张即幽默地回答道：“绿林学校。”　　北方刚刚安定，张汉卿剑指江浙沪，意图平定长江中下游这一块除东北外最发达的地区。驻守江苏的督军齐燮元原名齐英，字抚万，号耀珊，中国天津宁河人，直系军阀主要将领之一。　　他在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一度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清新编陆军第六镇参谋，民国后升任陆军第六师第12旅旅长。　　这个人仿佛是个“扫把星”，谁任他的直属上司谁就要很快出事。在他升迁之路上，充满了太多的偶然：1916年在湘西进攻护国军途中，因师长周文炳突患“精神病”，齐升任第六师师长。1917年李纯任江苏都督时，齐率第六师跟随前往江苏兼任江宁镇守使，1920年，李纯“暴死”，齐燮元则顺利接任江苏都督一职。反正只要是齐燮元升迁路上的拦路虎，都不明不白地挂了，这是事实。　　李纯暴死之因，官场上说是由于江苏各界发动反对财政厅长文和（李纯干儿子）贪污的风潮，报纸连篇累牍影射他任用非人，遗祸全省，李纯逐渐悲观绝望并在1920年以年仅46岁之龄突然死于督军署内。齐燮元为李纯举办隆重的丧礼，其盛况在江苏全省可以说前所未有，但如此并没有打消人们对李纯死亡真因的流传。此案疑点甚多，官方宣布李纯是因“忧国忧民”而自杀身亡，后传说是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现后，马弁将李纯击毙；也有传说其部下师长齐燮元心狠手辣，诡谲多变，时有谋取李位而自代之心，因而将其谋杀等等，不一而足。　　不管如何，齐燮元在督军之位上已经做了3年，依托苏沪富饶的财政条件，做得风声水起。本来正史上他首先发动了江浙战争，以威胁皖系的浙江都督卢永祥的“移沪制宪”运动。但是在此时空下，因为直系势力的严重削弱，不但不敢再作争浙之想，还设心处虑地力图保住这一直系财源，以求卷土重来。　　然而时不我待，在北方直军战败后，济南军区汲金纯率改编后之邢士廉第24军（原奉军第4师）、本部之28军（原奉军第28师），张诚德率人民军精锐第4军（原人民军第4师）出徐州沿津浦线南下、蒋柏里率魏益三第8军（原第8师）出滁州、人民军第1军（原第1师）裴春生部自马鞍山、卢永祥自湖州。人民军以蒋柏里为前线总指挥，兵分四路，组成军事联盟，打得齐燮元满地找牙，将他赖以立身的第6师几乎全歼。捷报传来，张汉卿“诗”兴大发，于当赋诗一首，题目即是《七律﹒人民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齐燮元随后一路狂奔至上海，然而上海也不安全。人民军追至上海，与皖系浙军接管了此地。不得已，他逃到了日租界，后来又逃往日本。　　这一仗对付齐的一个师即小部分地方武装力量，却用了5个军20万人，可谓杀鸡用了牛刀。可是张汉卿的用意，却是准备乘人民军在各处大胜之时一举拿下上海、控制浙江，结束华东割据局面。他令蒋柏里任组建中的南京军区司令，并兼任长江舰队司令。　　这一仗打得是痛快，但也发生了很不好的情况，那就是齐燮元的败兵溃退后，在南京造成了暴力排外事件，险些造成中外冲突。11月12日晚，未过江的部分齐军溃兵在南京城内进行抢劫活动，但除两名正在街上行走的外国人及两座已撤空的外侨住宅外，齐军并未袭击其它外国目标。人民军先头部队开入南京城，沿途鸣枪搜索，并向驻南京的各国领事馆询问有无战犯藏匿其中。得到否定答复后，这些部队即平静离开外国领事馆。次日从上午8时许起，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不久后，这一浪潮转移到上海。　　新生的奉军政权还需要得到列强的承认，节节胜利的人民军不允许节外生枝。在获悉暴乱发生，张汉卿即下令渡江各军立即担负维护地方治安之责，对顽固不冥者，“在此关键时期，悉得军管。若有乘机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百姓生命及生存之举动，及妨碍各国友人之正常生活之行为，即以当场枪决，勿得置疑。”对齐燮元之第六师，人民军也作了大量宣传，要求各级“反正”军官务须约束手下，平安度过此一时期，戴罪立功。当天南京城即枪毙上百名溃兵，省城治安逐渐恢复。　　对于上海，由于各租界造就的黑社会畸形繁荣，在控制治安上则别有一番特点。人民军占领上海只是一夕间的事情，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在一夜之间取得，但接踵而来的接管工作，却是千头万绪。要在短期内稳定局面，取决于各处黑社会帮派能否安分守已。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该如何做好他们的改造工作，为人民党所用？担任前线总指挥的蒋柏里请示总参谋长张汉卿。　　张汉卿在后世看了不少关于旧社会上海滩的故事片，里面许多人物那是耳闻能详，像黄金荣啦、许文强啦、杜月笙啦。在听到上海“解放”的消息后也曾冲动地想见识一下一些传奇人物是否如书上所写得那样牛X，不过想到自己身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介入黑社会有些不伦不类才罢。不过想想此时杜月笙与许文强等还未岷起，只有黄金荣算是有了些成就了。　　张汉卿对这位大上海的传奇人物所知甚详，也曾在电影电视中看到不少关于青帮人物的传奇，这个黄金荣门生众多，其中最鼎鼎大名的要数蒋介石了。　　有“海上闻人”之称的黄金荣，是旧上海人人皆知的青帮大头目，“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1867年出生于浙江余姚捕快之家，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他没什么文化，12岁来上海，17岁时到上海城隍庙他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做学徒，后来步父亲后尘，考入上海法租界的“包打听”(即巡捕房)。此后，凭借他的精明，屡破大案要案，逐步升至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深知，倘若不跟流氓结帮拉派，很难坐稳“督察长”的交椅。当年，上海流氓有所谓“许充不许赖”的规矩：如果你并不是某人的门生，却“充”某人的门生，是允许的；如果你是某人的门生，遇上麻烦时想赖掉，那是不行的。黄金荣依照这个规矩，冒充青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人，由此广收门徒。后来，他给张镜湖送去两万银圆，迫使张镜湖真的收他为徒。这样，他弄假成真，成了青帮“通”字辈传人。后来，随着他的势力的发展，竟然成了上海青帮大亨。　　有了警界和青帮的双重地位，黄金荣“发”大了：闻名上海的“大世界”，归入他的“版图”；桂林公园，成了他的私家花园，称之为“黄家花园”；用他“三分之二姓名”命名的“黄金大戏院”建了起来；他还拥有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共舞台”、大观园浴室，以及“钧培里”、“源成里”等几十幢房子和苏州几百亩的良田……特别是钧培里，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人称“黄公馆”。1911年后，黄金荣迁往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直至病死。黄公馆附近的房屋，大多由他的上千门徒租住，形成了黄金荣的势力圈。　　造就黄金荣成就的，后来中国现代史上不得不提的蒋介石是一大因素。蒋介石年轻时是中国第一代股民，历史上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在1920年7月开业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以“蒋伟记”名义炒股。到1922年春，血本无归，欠了一屁股债，债主们雇用青帮门徒向蒋介石逼债。失魂落魄的蒋介石求助于同乡、商界巨头虞洽卿。虞洽卿给蒋介石出了个主意，拜黄金荣为师，以求消灾。翌日，蒋介石在虞洽卿陪同下，来到黄公馆，向黄金荣递上一张大红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蒋志清是蒋介石早年用过的名字。蒋介石向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磕头行礼。这样，黄金荣就收蒋介石为门徒。　　不久，黄金荣设宴招待蒋介石的债主们。席间，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谁敢向黄金荣要钱？连声说“岂敢，岂敢”。黄金荣的一句话，就使蒋介石摆脱了困境。黄金荣还送给蒋介石两百大洋作路费，去广州投奔孙中山。　　不过功成名就后的蒋介石在回到上海后，黄金荣识趣地并未居功自傲，并把他曾经的拜贴退回。是否此举博得老蒋的赞赏自不必说，不然以黄金荣一己之力，经日据、汪据、蒋复数个时代能够全身而退，其心计也是不简单的。　　张汉卿有心亲自会会这个黑社会大鳄，于是指令：“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先期与青帮打交道的“国家安全局”（即“奉情局”的前身，由于奉系已经入主中央，其触角已经从东北华北两地向全国扩展，因此升格已成必然。张汉卿仿照后世成立此“国家安全局”，仍是由自己亲自负责）向黄金荣取得了保证：只要青帮在人民军进驻上海期间配合军队完成控制上海的警备工作，并积极维持治安，人民军对青帮过去将既往不咎；否则，控制上海军政财事务的“军管会”将彻底取缔其在沪上的存在。　　想黄金荣一代枭雄，见过多少大风大浪，区区一个“军管会”怎能强蹲在其头上拉屎？不少小弟气岔岔地想为老大挣面子，要让“军管会”看看自己的利害，便有表忠心的人说出馊主意。不想黄金荣一把抡起大耳呱子：“想要老子活得久，龟孙子们好好配合‘军管会’做事才是正理！齐燮元几万条人枪，还不是呼啦啦一阵就尿了？”　　为了表示自己无意为害的决心，黄金荣还把自己手下400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了“国家安全局”上海分局。所以人民军占领上海后，青帮未敢作乱。　　当时上海这里接管，那里接管，黄金荣却安然住在上海家中，没有碰他一根毫毛。这时黄家的排场还是不小，堪称大家庭。上海市军管会观察发现，黄金荣确实没有捣乱。他变成了十足的“宅男”，深居简出，不问外事，静居家中。他每天只是“早上皮泡水，下午水泡皮”，所谓“皮泡水”就是喝茶，所谓“水泡皮”，就是泡在澡堂里。他把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称为每日享受的“三件套”。　　让曾经呼风唤雨的上海滩大亨，甘于人后，委曲求全，也成了人民军实力强盛的写照。一些江湖黑帮、地下势力也慑于人民军的声势变得低调行事起来。上海市民一夕之间欣喜地发现，一向横行霸道的青红帮门徒们温和了许多。　　人民党无声地改造着这座城市。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6章 大上海1923 - 少帅春秋 - 致君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上海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充满了巨大的财富，也常发生政治运动。上海也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暴动之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是为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中国军人、政客提供避难的中立地点。　　上海作为外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中心，具有极端的重要性。1920年代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达十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其中在上海的投资就占十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这个城市滨临大海，但又有一条河流为它提供保护，是一个理想的港口。上海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到1927年，工会运动的中心已经移到这个城市；同样，上海的地下黑社会也十分庞大，出生于上海附近浙江省的蒋介石的经济财源就是来自上海的黑社会。依靠江浙财团的财力，上海最后成为正史上蒋介石发家的根据地。　　如火如荼的国内建设已将东北财政的家底掏空。虽然在不远的将来，控制下的各省将陆续回流资金，可是上海拥有无可比拟的贸易优势使得在此融资可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他可不想再出现一个新生的力量依此再翻身。政府中一批财政界的高手已奉命南下苏沪，接掌重要财源的上海海关和控制苏浙沪三地经济，尤其是要将“江浙财团”溶于国家经济之内。　　所谓的“江浙财团”民国时期以上海为基地的江苏﹑浙江籍人士或江浙两省的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总称，是中国最大的财团，银行资本集团以其金融实力成为这一财团的核心。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尤其是银行业迅速发展的产物。此前，一批江浙籍官僚﹑买办﹑商人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与日俱增，辛亥革命前后﹐开始以地域观念为纽带，以公所、会馆为据点，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短暂的繁荣，新式银行业趁时崛起，上海地区发展尤为迅速，并在全国处于突出地位，相继出现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如以申新纺织厂与茂新、福新面粉厂为中心的荣家资本企业；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以宁绍﹑宏安﹑宁新轮船公司为中心的虞洽卿资本集团；以方椒伯为代表的镇海方氏资本集团以及吴蕴初“天”字号资本系统等。这一时期的中国银行业以经营公债和房地产投机的暴利为主要业务收入，又有军阀、官僚、豪绅等的剥削收入为主要存款来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民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成为有名的“南三行”。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些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人们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称为江浙财团。 　　这个财团投资人和主持人的成份构成，大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些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者亦不在少数。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少集团带有较浓厚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倾向，但其民族资本成份则是主要的。其代表人物曾表现过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后，他们中某些人与广东革命政府有联系，也给予过一定的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高涨，又表现了较强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正史上江浙财团虽然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对这个政权不能起支配作用。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步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　　但是张汉卿是希望扶持民族资产阶级的：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一线为中心的东北经济圈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北京—天津经济圈因一是首都，天津又是各国租界集中地，故而为没落、退职、下野的各地军阀栖身营造了安全的环境，充盈的资金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只有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上海，得天独厚，以贸易发达和民族资产阶级汇聚着称。国家化治是乱局的需要，但当国家强大后，计划经济是远远赶不上市场经济的，要不然中国后来也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既然如此，适当扶持、鼓励、引导民族资本家为我所用，少走弯路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　　人民军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政权的稳固，使以陈光甫、钱新之、虞洽卿等人为代表的江浙财力首脑人物认为必须要取得人民党的信任。还在张汉卿入主安徽时，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人为首，集合上海一些主要同业公会、商会，成立应变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并从银行、钱业两同业中为张汉卿借垫八百万元的军事经费，使人民军在远离北方时能够在财力上不致捉襟见肘。此一举动也为他们现在与中央政府形成良好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财经委员会派出以张振鹫为张汉卿私人代表赴沪，邀请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人担任新成立的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要职务。虞洽卿也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国家统一委员会”，表示“对于当局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并积极参与认购了总值达1。3亿元的国家公债。　　远在北京的张汉卿对于此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电文中说：“上海商业联合会诸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翘楚，是中华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补充。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并为其壮大提供政治保证。”从政治上肯定了“江浙财团”的贡献和合法地位，也为上海动摇中的财经界人士加注了一针强心剂，使其迅速认清形势，向人民党靠拢。　　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宿将右派蒋介石、胡汉民对人民军攻占上海抱有本能的畏惧：经济上，上海财经界对以人民党为控制的中央政府输诚；政治上，作为国民党总理的孙中山有放弃唾手可得的大总统职务的风声，而甘做“无权有责”的铁路建设委员会主席，将使国民党的发展步伐嘎然而止。军事上，人民党拥有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并完全控制住局面，而原广州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已经被人民军取得，现在上海这一经济重镇也又失去，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可以说国民党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正史上发生的“传奇爱情”自然也再不起一点涟漪。　　宋美龄祖籍海南文昌县，在近代中国历史与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她的父亲是上海传教士及富商宋嘉澍，母亲倪桂珍。她8岁时到美国，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MA)。1920年与蒋介石初次见面，被蒋介石热烈追求。宋美龄要求蒋介石先行与所有妻子妾侍解除婚约才答应他的追求，结果二人于1927年12月1日假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的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对蒋之政治活动多有襄助，她曾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其与大姐宋蔼龄，二姐宋庆龄构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名闻遐迩的“宋氏三姐妹”。　　正史上宋美龄是一个既好面子，而又富于权力欲的人，从以下事件可以略知一二：当初宋美龄下嫁蒋介石，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他与元配毛福美、侧室姚怡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而她也与原男友刘纪文割绝友谊之爱。几经一番“波折”，二人终于正式结婚。又有考证，宋美龄曾强烈要求蒋介石给她一个正式名份好使她成为真正的“蒋夫人”。　　可是在此时空下，蒋介石的政治靠山已失，前景很难预料，宋美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下嫁于这个政治失意人、民国一介武夫----上校蒋中正了。　　军事上的占领和经济巨头的倒戈，标志着人民军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至此，直系最后一点力量也被消除，人民党已经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包含全部的经济富裕的省份。与此同时，北方以张汉卿为首的人民党高层已经在酝酿设置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步骤，并拟宣告关税自主。11月，制定国玺，实施禁烟。张汉卿出巡京、津、热各地，校阅军队，并考察地方政教及民生利病。在中国统一大势已趋之时，美国率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各邦交国均赞同，仅日本极端反对。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7章 中国向何处去 - 少帅春秋 - 致君 　　11月7日，中国政界要人齐集秦皇岛，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以协商统一事宜，这个委员会有别于当初由张汉卿炮制的同名机构，共有委员13人，计有：张作霖、孙中山、徐世昌、段祺瑞、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王永江、靳云鹏、冯玉祥、孙岳、阎锡山。由于最大的实力派巨头张作霖和中国最有人气的国民党精神领袖孙中山在事关中国领导权的问题上“惺惺相惜”，建议并通过了“在国家行政空白期间，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以作为各派正式接受出新任总统或决定政体前的过渡”的决议。　　不是各方有多民主，恰恰相反，在决定事关党派生死的问题上，人民党和国民党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此次反直战争中，人民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利益，特别是军事上，完全可以用武力将全部的反对派一扫光。这一点，国民党内元老派心知肚明。在武力已不足应对当前的困境时，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坚力量派提出一个建议，由孙中山任总统，张作霖任总理，以双方共同的“三民主义”为准绳，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的革命政府。　　这里的统一军权，是仿效西方制度的军队国家化。当然，总统是军队的总指挥。　　人民党、老奉系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人都是熟知少帅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是这样一步步靠枪杆子打下了现在的局面，国民党想动动嘴皮子“杯酒释兵权”，谈何容易！不但如此，一些奉系中的大员们甚至还起草了由张大帅任总统、少帅任副总统、吴大帅为立法院长、王永江为总理等的倡议书，还草拟了内阁成员的名单，当然，名单内官员无一例外是人民党系和奉系的人。　　在各方诸侯在为人力、地盘、财政如何划分还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两位有着共同的使命感的“革命”元勋却在北戴河边探讨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信步海边，海风拂面。张汉卿对孙中山畅谈他的改良的“三民主义”理论：　　“中国的前进步伐是无论如何、任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各方军阀争战不休，消耗着国家残存的一点元气。就整个中国而言，尚未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家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政府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人民军或者说奉军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和贸易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农业上的‘土地改革’、工业上的‘国家所有制’的制度分不开的。依靠国家作为后盾，扶持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产业，使得财富、支配权归于国家，加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交通突破、义务教育、贸易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状况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孙中山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党管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的成就非常赞赏，称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所梦寐以求的，也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国民党应该也“扶助农工”的政策有所领悟。只是他怀疑，当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甚至强大起来后，执政的人民党是否能够真正放弃领导者地位，从“军政”、“训政”走向“宪政”，从而换来完全意义上的民主？　　张汉卿很好地回答了他的疑问。他说：“所谓民主，即是人们当家作主。欧美的民主是自下而上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程。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本身并没有完全民主的基础。将资产阶级的民主直接加诸于中国国家制度上，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的中国，应该仿照苏俄，集中全部的力量先进行驱除外侮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现在的民主是需要集权的人民党领导下的民主，而非曹锟式的选举。中国人多地大，更容不得乱，党派林立、军阀四起是祸乱的体现，但根源则是中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式的民主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模式，还需要在将来进行长期的摸索。将来人一定比现在的人要聪明，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人民党立党基础便是在党内实现民主（集中），这一作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等到中国统一了，这个办法可以向政府内转移。学良虽然不才，却知道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孙中山颔首说：“人民党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但由于集权的原因，会不会在经历了一个时期后，腐化从党内开始，以至于威胁到政权？因为集权，将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体制？”　　这个问题张汉卿自信已经解决了，他说：“国家统一后，仍然需要人民党领导全体国民进行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但是作为重要的监督体制，我准备首先进行司法的完全独立，这样，即使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一样面临着司法的约束。除此之外，国家开禁对新闻系统的控制，让人民的声音真正成为执政党的一面镜子。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国会仍然需要成立并且发挥作用----三权分立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方向，只是，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人民党都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立法、行政权上的完全民主起过渡作用。这一期间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始终会到来。袁氏、皖系、直系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都是人民党的借鉴。只有人民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后，这个国家才能永葆青春、蒸蒸日上。”　　孙中山被他一席话深深撩到了藏在内心的使命感。他诚恳地对张汉卿说：“国民党人才凋零，在建设国家方面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人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国家的组合，如果不正视这个事实，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在这次组阁问题上，有人提出以我为总统，这是我绝对不会同意的。我孙文无尺寸之功，又对治国无一己之见，怎能尺位素餐，谮居高位？不但如此，我还会用我残存的一点影响，让国民党从立志于夺取中国政权的宗旨上退还到辅助人民党完成国家统一、富强、民主的大道上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我唯一的志愿是国家和平后担任铁道建设部长之职，在任内为中国修建10万公里铁路！”　　张汉卿呯然心动，心内一热，前生每次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形又浮上心头。如果真如孙中山所愿，解决了束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交通薄弱的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在四十年代建设了遍及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支撑起其多半个世纪的强大，被誉为“轮子上的国家”。中国人口众多，幅源辽阔，自然不能在汽车上和美国一较高下，那将使全球更快地步入资源荒，想想二十一世纪中国需求庞大的石油等能源和长期受约的“马六甲困局”吧。而且建铁路，与建设同等公路、航空的性价比都是最好的，从长远观点来讲也颇具战略性意义，无论从国计民生、国防需要、国家发展与能源安全性角度考虑都是合理的，张汉卿很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 “铁轮上的国家”。　　他同样报以诚恳地说：“先生，学良愿尽可能给先生以帮助，建设纵横东西南北的铁路网，让中国从此强大起来。”只要交通便捷，贸易兴盛，将内需调动起来，让工、农业产品充分达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中国富强是指日可待的事。　　他仿佛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前映在眼前，一个强大的中国即将提前建立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完全主权的中国的展望如在眼前，中华民族也不会再来一次多灾多难的悲惨故事了！这时候大海似也感受到了他激动的心，咆哮着在岸边甩起千层浪，用巨大的声势应和着他的汹涌。　　起风了，下雨了，洗刷着大地的脏污，表达出张汉卿此刻的心境。中国一统就在眼前，由大乱到大治，自己现在可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华民族至少五十年的衰退，堪比历史任何一位帝王将相。记得自己最佩服的另一位伟大人物曹操在北征乌恒胜利返回时，就是站在这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他面向无边的渤海，不顾倾盆大雨就在头顶，一首妙词油然而生，成为绝唱，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8章 国家统一委员会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孙中山执意拒绝下，张作霖毫无疑义地被再次推举为中华民国“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席，获得连任。以张汉卿为首的“计划委员会”为设计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基本上与各方达成协议，于半年后召开立法院----即国会的选举工作。至于政体为何，尚无具体结论，在此期间，段祺瑞继续作为临时执政，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但实际行政、军事、外交、人事及经济权力均集中在人民党系手中。在这一段期间，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已经在各地扎根，成为正式的力量渐渐地在非传统的奉系地方行政上发挥作用，引起其它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和警惕。　　但是作为唯一有潜力对抗人民党地位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本来就认为虚弱的中国应该是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步走，对各在野党派势力及国民党内反对的声音作了很好的压制。正如他在张作霖“国家统一委员会”就职典礼上所致贺词的那样：　　“中国所走的道路，应该是统一、强大、民主的道路，但是民主不是一蹶而就的，前段时间所发生的总统贿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脚注。在军阀林立的前10几年，我一直期望建立一个军管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此谓军政时期。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现在这一步已经基本完成了。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才能够保证这一前提得已实施，而人民党无疑代表了这一政权基础。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可以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张汉卿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解读宪政阶段人民党是否会主动交出权力、实行多党竞争时说：“首先要申明，人民党是国家的领导者，但是国家的权力在人民。当一个政党不能适应人民的需求时，他自然会被淘汰出去。为防止人亡政息，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导入党内的和国家的选举制度。即由党的基层委员会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以限制个人的权力、集结集体智慧。在国家完全统一后，成立全新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依法行使管理国家、监督政府机构的权利。我们将在立法部门之下设立一个行政监察委员会，以弹劾各级部门的行政偏差。此外，还将设立一个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考评机构，即考试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均隶属于国会，不受制于任何党派。在行政、立法部门之外，还将设立一个不为各党派控制的独立的司法系统。这就是孙先生所宣讲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加上监察院和考试院的五院制度。”　　现在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中，它成立之初的第一个重要使命便是确立国体与政体。要知道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中华民国体制已经千疮百孔，人民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值得各派系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虽然民主之声虽然不绝于耳，但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贿选和一场大战，人们迫切需要的只是安宁，各派系需要的也只是权力的分配。张汉卿再一次运用远交近攻的手腕，使奉系人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控制了政府。　　对于政权上交“国家统一委员会”，既得利益者的诸侯们不无意见，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个慵散而不是集权的国家。这个传统从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集团崛起开始，由于督抚们渐渐把军权、财权与用人权等揽在自己身上，因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中央集权的危机，在清政府那里早有预感。尤其让清政府震惊的，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那时候，因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向列强“宣战”。而东南各省督抚，却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命令，反而与列强相约局部休兵，互保东南。　　这个事件给中国人一个重要启示。1901年，梁启超就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照东西洋各国立宪经验，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重建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　　然而，清政府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数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经深入骨髓，很难真正去分享权力。于是仿行立宪的原则，就成了“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实权，只是允许民众参与讨论政治而已。但即使这样有限的让步，清政府实际也没做得到，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说“惯性思维”是——削弱现行督抚权限，各省新设督抚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反倒是要加强中央权力。　　清政府的决定，引起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开反对，表示很难办到，各省督抚也相继表示不满，此案只有暂时被搁置起来。清政府仿行立宪宣称要解决中央、地方的权限问题，结果却南辕北辙，很不理想。　　真正算作近代中国地方主义起点的，是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所主导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发生在甲午战败后。由于战败，中国人就去检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的问题，朝野内外一个基本共识是，过去对社会管控太多，中国没有民间社会，没有“自组织”，没有新闻媒体，没有一切现代国家所拥有的社会管理方式。　　这一特别机遇被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敏锐地抓住了，而他们之所以在湖南进行试验并能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极端激进与极端保守同时并存。　　就区位来看，湖南拥有一个特殊的窗口——广东。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依然首选广东。广东是近代中国与外国人接触最早、最多的地区。湖南人通过广东这个窗口，看到了西方文明优长之处，因而有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ze东等一大批力主学习西方的湖南人。另一方面，湖南在中国的位置，当南北要冲，为西南门户，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或许由于这个原因，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当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山东胶州湾、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湖南人就在两年自治的经验基础上准备独立。这当然不是分裂，而是准备像梁启超等所期待的那样，以湖南独立为中国将来重建统一积蓄力量，保留一个复兴基地。　　湖南独立在1897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清政府鉴于胶州湾事件的巨大影响，在第二年开始了政治改革，是为戊戌维新。戊戌维新为湖南地方自治增添了动力，湖南省内的南学会，就是一个提倡地方自治的政治团体。遗憾的是，湖南地方自治并没有结果。戊戌变法在1898年秋天逆转，湖南地方自治试验也就随着陈宝箴、黄遵宪被解职而烟消云散。　　20世纪20年代初，过去的地方自治先锋，又成为“联省自治”运动的领头羊。湖南不仅在1920年11月由省长谭廷闿、师长赵恒惕发表通电，第一个宣布自治，还在1922年元旦正式公布施行湖南宪法。在湖南省的启示下，四川省的刘湘，贵州省的卢焘，广东省的陈炯明，江西省的陈光远，浙江省的卢永祥，陕西省的陈树藩，东北的张作霖，华北的吴佩孚等政治强人，都先后运用各种方式尝试自治。　　不过，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国，各地的自治运动风起云涌，而经过几年的折腾，到头来却是中国获得了新的统一，各省依然处于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离出去。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区域“忠诚分层”的问题，湖南人忠于湖南，但不会忘情中国，真正愿意一省独立永久脱离中国的毕竟是少数。中国自古以来的自治，都是相对于大中国而言，是统一条件下的治理方式调整，因而自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上世纪20年代的政治逻辑，各省自治必然渐渐进入数省联治。像奉系的崛起就是一个自然的例子，张汉卿的作用其实只是把握了这个走向，让“联省自治”的动作更快更稳健而已。　　直到以张汉卿为首的人民党提出了“中国重建统一，重回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三民主义成了国家指导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义也就重新纳入张汉卿的思想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中国仍要实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层面之外，直接进入县域，不再让各省成为一个自治体。这显然是避免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变成地方割据。对张汉卿来说，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绝不允许一个表面的统一，所有地方原先的军事实力派，绝对不允许其握着地方大权。只是他们不再公然宣称要实行联邦制，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着地方的势力。　　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从消极意义来说，这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这种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则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奉系即是代表，张汉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当奉系还很虚弱时，也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他羽翼未丰，一旦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他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这次破开荒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发起国民大会，恢复旧法统，取消南北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一点儿也不奇怪，新成立的内阁中，奉系取得了除交通、教育、司法委员会主席之外的全部6个席位，切得很大的一块蛋糕。　　此届内阁阁员名单如下：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农业委员会主席莫德惠、工业委员会主席刘尚清、教育委员会主席马寅初（无党派）、交通委员会主席孙中山（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主席张作霖（兼）、计划委员会主席张汉卿、司法委员会主席林翔（无党派，林则徐后人）。　　国防委员会一共17名委员，名单如下：主席张作霖、副主席孙烈臣、吴俊升、张汉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与孙中山，基本上拥有军权的实力派系才得已进入。委员中来自奉系（人民军）的有：　　张作相（改组后的沈阳军区司令）、韩麟春（兰州军区司令）、戢翼翘（武汉军区司令）、于学忠（广州军区司令）、蒋柏里（筹建中的南京军区司令）、汲金纯（济南军区司令）、姜登选（中央卫戍军区司令，兼总政治部主任）、杨宇霆（总装备部长、兼沈阳兵工厂督办）、郭松龄（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因为这些地盘均为人民军占有，所以各派系人民党在这些地盘上的“分封”几乎没有争议。　　来自其它派别的有4位：　　阎锡山（山西革命军总司令，辖5个师2个混成旅，共11万人），驻所山西；　　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共3个师1个混成旅，6万多人）驻所河北廊坊；　　孙岳（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共2个师，3万多人），驻所北京通州；　　孙中山（时任中国最大的参政党----国民党的总理。只有此公无兵无权，但当之无愧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29章 国体与政体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新一届内阁中，以张汉卿的“计划委员会”权力最大，倒不仅仅因为他是张执政的公子。　　顾名思义，“计划委员会”是将全国的统筹规划合而为一，进行总权衡、总分配的部门，在重大事项实行公有制的目前，这个委员会其实是国家政治经济运行的中枢。但是张汉卿的触角更大，不但详细安排了国家行政权力划分，还对国家宪法、国防作了统筹的安排。　　民国成立之初，即宣布她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也作了精粹的说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强调指出各省的独立，不是独立王国之意，而是摆脱清廷的一种联合行动，并对西藏、蒙古等地方给予了特别声明。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1914年5月在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中又重申：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　　因为国家仍处在训政时期，张汉卿强烈要求修宪，将“中华民国是以中国人民党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加入宪法第一条，并修改五族平等为全国各民族平等，且声称这是他能接受的底线。在和、分两决，且人民军已事实控制了国家的情况下，各方都选择了和为贵，勉强同意修改此项。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之一。早在武昌起义后，在南京肇建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就因各省革命军使用的军旗不一致而引起各省代表的争执。其中鄂、湘、赣三省共进会使用铁血十八星旗，代表十八行省；苏、浙、皖三省的同盟会使用五色旗，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共和；粤、桂、闽、滇、黔五省则沿袭同盟会传统，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陈炯明在惠州举兵时曾采用井字旗，会师广州后，未再使用。后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海军旗不变，商旗适用国旗，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施行。奉军即使用此五色旗，但无陆军、海军旗之分，而张汉卿则以人民党的党旗五星红旗作为人民军的军旗。孙中山北伐，用的却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张汉卿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以五色旗乃前满清官旗、五色代表五大民族之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及五色上下排列违背五族平等等理由反对五色旗，并倡言五星红旗代表四方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又有士、农、工、商一起拱卫着国家这颗大星之意。此一意见得到孙中山的赞同，他也是积极反对五色旗理论的重要推手；奉系及人民党系当然不会反对，这是体现了人民党管理国家的象征，有改朝换代的意思在里头；冯玉祥等也不反对，他们也在发动北京政变时就已经将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不过对换成五星红旗颇有微词。　　国歌也是要更换的。本来北洋政府所订的《卿云歌》为国歌，可是这首歌翻来覆去只有4句话16个字，实在“有辱国家形象”，张汉卿所建议的《武汉军校校歌》慷慨激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惧外侮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本来各方还有意见，但张汉卿事先安排的军乐队演奏完这首歌曲时，一时鸦雀无声。众人都被这雄浑的乐曲打动，孙中山更是振臂一挥说：“好！”就此定下基调。　　人民党领导中国写进宪法，意味着在政治上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和无可比拟的优势。　　因为沈阳为满清起家的地方，奉天为“奉天承运”之意。现在既已入主中国，张作霖因它有“谮越”之嫌，复将奉天改为沈阳，奉军全部改称为人民军。撤销东北护路军、东北边防军名号，并入沈阳军区。　　人民军及原奉军本共有21个师的兵力，在收编直军后，复将其改编为4个师（番号为第21、22、23、25师），划入华北、华东、中央卫戍各军区中，使人民军已真正成为拥有25个师的百万大军。因为4万人的师编制太过庞大，在人民军总参谋长张汉卿的统一部署下，扩师为军，升旅为师，在陆军中取消旅制。装备、后勤统一调度，成为完全标准化的军队。　　此时第二个“三年计划”已经完成过半，原东北自治政府名下财政收入已突破10亿元，即使发生了直奉大战这样的人祸，连同被打烂了的豫、鲁、直诸省和京津地区也有约12。6亿元。同期的日本经济因为陷入1920年危机后的萧条，且又发生了著名的关东大地震，使得当年财政锐减，从而当年中国国民收入达到约为同期日本的90%。同时中国生铁生产已突破400万吨，钢材也突破100万吨，为铁路大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与物力支持。　　在此条件下，孙中山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10万公里铁路的雄伟计划中，他通过与张汉卿的沟通，构想了横跨中国东西南北的四纵四横交通网：　　1纵：京汉铁路与汉粤铁路在武昌与汉口段连通，成为京广铁路，只依赖于长江大桥的建造，在长江大桥之建设未完成前，目前计划以火车轮渡作为连接办法；　　2纵：连接津浦线与苏浙沪铁路，成为京沪铁路，也依赖于长江大桥的建造；对制约京广、京沪铁路的长江，将计划请美国专家设计长江大桥；　　3纵：从北京出发，经直隶霸州、衡水，山东聊城、荷泽，安徽阜阳至江西九江，成为小京九铁路，然后连南昌、吉安、赣州，进入广东龙川、东莞、深圳，接入香港九龙，成为大京九；　　4纵：以北京始，建设与南满铁路平齐的京佳线，即经怀柔，热河承德、赤峰，至通辽，南北沿从大安连接哈尔滨，若有余力再直接连上佳木斯，既可绕开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又能增强北京对东北的战略控制能力。　　1横：从徐州东向至连云港，从洛阳西行接西安，连上已完成之西安至宝鸡段，然后接天水、兰州，成为后世的陇海铁路，再从兰州西北延伸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成为兰新线；　　2横：从浙江金华至贵州贵阳，经江西鹰潭，湖南株洲、娄底、怀化，成为横贯华南腹地的大干线金贵线；　　3横：从天津经北京、张垣（张家口）、接贲红、二连浩特，直入外蒙古省城库伦的所谓“天伦”线，成为中央控制北方的战略交通线；　　4横：在青岛连通济南的“胶济线”基础上，从济南延伸到德州、衡水、石家庄，至山西太原、榆次一线，为将来利用山西丰富的煤矿资源做好准备。　　这4纵4横贯穿了中国的各个方向、多个省份，成为各方瞩目的重大基建项目，不算已建成部分，新建部分约有5000公里。按照民国初年银元价值，修建每公里铁路约需洋元10。6万元，按照标准宽轨（英制轨，1435mm宽），每米长度约需钢材38公斤。此一工程共需支出5。3亿元、19万吨钢材（正史上那个年代中国每年钢材总产量不到4万吨），没有奉系打下的工业和财政基础，这样的花费是难以想象的。为尽快实现经济效益，实行了修成一段就先行营运一段的办法。同时为了降低筑路成本，还采用了兵、工修路的方法，利用部队参加修路。　　随着五年制义务教育在中央控制各省展开，接着从德国进口的百台机床陆续到港，以及扩大建设汉阳兵工厂、建设西安飞机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哈尔滨水上飞机制造厂等，再要供养这么多的军队，需要的财政远超收入，实在有些力不从心。　　国际上对于张作霖的执政政府表示支持，但也呼吁中国裁兵----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竟然在此时拥有了120万人的陆军！张汉卿也想在难得的和平时期休兵养息，但诸多的地方势力仍在，国家只是完成了形势上的统一，但西南诸省仍在军阀手中，东北日军仍在待机而动，京城仍有冯、孙两部军队如哽在喉，阎锡山仍在逍遥地做他的山西土皇帝，如此种种，裁兵不但不可行，还需加强。他与张作霖一面将奉系人马安插进国家各个要害部门，一面在秦皇岛组建了第一支战车（坦克）队，调自己曾经的卫队团一营营长李振元少校任队长，不久后形成了拥有中国最早的由30辆T-20组成的坦克编队。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30章 统一币制 - 少帅春秋 - 致君 　　接下来，张汉卿要整顿币制，以结束民国初年复杂的货币状况。　　在我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白银已货币化，中国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实行的是银两制，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踏进货币制度阶段。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行《币制则例》，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但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　　中国疆城辽阔，货币制度一直很复杂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并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各省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又在各地发行了许多债券和纸币，仅在本省流通。像奉系在东北都发行过“奉天券”强制使用以缓解财政吃紧状况；像阎锡山建立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并在1917年前后设立“铜元局”，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流通等等。　　各地实力派拥有的军管政府印制具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以集中财力为已所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许多战乱省份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也是民国军阀如走马灯似变更，却能够屡兴不止的重要因素之一。　　只要统一了货币，收铸造权于中央，就能够保证中央的集权统治地位。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即统一货币一样。这个道理虽然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本来民国二年公布的《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袁大头”银元就是这样铸造成的。但自袁世凯灭亡后，军阀四起，各地战争状态的延续使得各地已经在经济上变成了诸侯国，自成一体。铸币及发行纸币本来就是各地军阀赖以生存的保证，虚弱的中央当然无法收回货币权。　　只有当强有力的中央出现后，统一货币才能真正摆到桌面。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即使从民国初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现有市面流通的货币已不敷使用，增加一批新的货币已刻不容缓。　　在张汉卿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　　1。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统一货币铸造权。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493448克。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大型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新年初，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对老奉系内部呼声较高的以张作霖头像作为银币正面，张汉卿力排众议，坚持发行“孙中山头像”银元，以纪念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体现人民党无私的情怀。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业、工商、建设银行，废中央银行)为国家控制之发行行，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孙大头”的样式。　　2。其它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银元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它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定银元换回。 　　3。实行黄金白银国有，禁止黄金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金银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它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金、银本位币或其它金、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银元。 　　4。为使银元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建设、工商六行无限制买卖外汇；银元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银元1元合0。5556美元，保持为固定汇率。　　之所以以美元而不是以当时通用的英磅为标准，是张汉卿清楚地知道，美国已经并且不可逆转地取代了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地位。正史上就因为中国银本位制的实施并与英磅形成固定汇率，引起美国的争夺，最终于1935年底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这才有1936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的《中美白银协议》，其结果是最终使中华民国取代银元的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现在中国主动向隐形的大哥美国看齐，自然有机会让美国投桃报李，毕竟将来用着美国的地方还很多。　　统一了币制，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实行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使各方势力派彻底失去了和中央角逐的能力。　　冯玉祥、孙岳的军费均控制在人民党为主体的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财政总署手中，在经历了拖、扣、减等种种排挤的对策后，冯、孙撑不住了。他们找上张作霖的重要助手、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要求获得和人民军一样的待遇。潘复已得少帅嘱托，以国家正在大力建设，资金紧张，此时宜统一军令，裁减国民革命军的人数。国防委员会早已断了国民革命军的装备供应，使二人成为无根之萍。　　年初国民革命军因欠饷发生哗变，执政张作霖反以“革命军不顾和平统一之大局，意图破坏好不容易得来之安定局面”为由，勒令冯、孙二人约束军队，勿生事端。不得已，孙岳提出国家既定，宜遣散军队，请求予以遣散费。潘复这才“挤”出了200万元，在总参谋部的监督下将国民革命军第2军所部3万余人全数遣散，而孙岳则挂名担任国防委员一职，过起了政治上的“隐居”生活。　　有孙岳作榜样，冯玉祥也感觉不妙起来。他以协商晋、直边防军人驻地为名（冯玉祥在张作霖入主北京后将主力调往保定，驻地与阎锡山的晋军接壤）赴晋与阎锡山会谈。　　阎锡山在军阀割据时代虽然左右逢源，上下周旋，力图自保，但是随着直系的瓦解，国民革命军的失势，亦难免唇亡齿寒之感。在张汉卿的“统一军令、政令”的步步紧逼下，犹豫再三，权衡得失，觉得人民军似有各个击破之举，于是准备联合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川军四巨头及云贵各地督军，与中央相抗。冯玉祥到此，正合他意。　　不愧为富裕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出手便送出银元20万元作军饷，足以维持冯系军队的运转数月。但是狡猾的阎锡山也留了一手，他其后巧施手段，用经济手段勒住了冯玉祥的脖子，并收买了其手下部分高级军官，如正史上即有在战场上临阵倒戈的石友三、韩复渠之流。　　阎、冯的靠近，使张汉卿一下子警惕起来。历史上就是由这两人连同广西的李宗仁共同发起了规模宏大的“中原大战”，将中国因“东北易帜”所带来的大好统一局面又推向分裂，国家元气大伤，从而使日本白白拣了个大便宜，得以放胆进行“九&#8226；一八”。　　虽然人民军兵多，却不敢逼他太甚，将其推向对手怀中，不得已重新恢复其军费。虽然国家名义上统一，各方军队也有了“军事委员会”的约束，但张汉卿若想插手冯玉祥的队伍，却是难上加难。他一直呼吁军权的统一，但是在这个有枪就是王的乱世，哪个军阀愿意拱手将其最大的保障交与别人？　　不管如何，卧榻之傍，岂容他人酣睡？内有冯、阎环卫于侧，外有桂、黔、川、滇等地方实力派割据，还要防备国民党冷不防来个掀风鼓浪。这段时间，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张汉卿的感受一点儿都不为过。　　在国内外形势向着张汉卿极为有利的方向转化时，张汉卿向地方军阀求武力统一之道的决心绝不会变。但西南诸省边远辽阔，注定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在对其用兵之前，必须解决后方的问题。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31章 徐树铮的宿命 - 少帅春秋 - 致君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虽然只是挂名，却使得一些落魄多时的皖系游离人物以为又是可以卷土重来的机会。这其中，便有曾经的重要人物、段祺瑞一直引以为左膀右臂、被喻为“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　　在直皖战争失利后，为了防止遭到报复，徐树铮便被派出国“考察”去了，在当时也是政治人物下野的合理“安置”。偏在此时，在中国政界销声匿迹多进的徐树铮终于按捺不住远离政坛的苦恼，电告段祺瑞，打算从欧洲归国到北京来。　　由于当初徐树铮枪杀了冯玉祥的内姨父陆建章，另使冯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忍辱负重并远离政治中心，“国恨家仇”使之与冯玉祥结下不可解之冤仇。现在冯玉祥虽然谈不上兵精粮足，但是对付手无寸铁的徐树铮可是小菜一碟。　　段祺瑞明知冯玉祥不会放过徐树铮，当然害怕自己的“灵魂”徐树铮自投虎穴。然而12月27日徐树铮仍到了北京，还举行了公开的觐见国家元首的仪式----此时段祺瑞仍然是代理元首、临时执政。徐树铮是因联络粤奉皖反直，促段祺瑞东山再起的活动失败而被迫出国的，如今不识时务，为了尽早融入以段、张为核心的政治中枢----其实有兵有钱的张作霖才是核心，段祺瑞只是陪衬，远非当初的段执政那么吃香了。他一回国就鼓吹北洋派大联合，统一军政于“国家统一委员会”，正中张作霖等人下怀，但也触动冯玉祥心中最敏感的神经，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他要杀徐以泄愤了。　　段祺瑞有所觉察，急忙告诉他在北京的危险处境，劝他悄然离京。徐树铮不以为然：“我是国家专使，冯玉祥就是想与我为难作对，也不能轻易动我啊！”12月30日下午，徐树铮要执政府为他准备专车，随后登车前往天津。　　他不知道，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奉冯玉祥之命，率手枪队潜入北京已几日，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刺杀徐树铮。没想到徐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冯玉祥决定明杀徐树铮！　　驻防京津线的冯玉祥部下张之江得到冯“半途截住徐树铮就地枪杀”的命令后，立即带人迫使火车在廊坊车站停下。其时正是深夜，徐树铮已睡下了，张之江的副官两次上车请他下车均被借词推托，这家伙已真的感觉到不妙了。张之江又派人上车强邀，徐树铮才穿上西装，罩上皮领大衣，随来人走出车厢。等徐树铮一出车站，张师手枪营的士兵一拥而上，将徐拉到附近一个小树林中，立即枪杀，掠光了徐树铮身上的衣物。　　为应付舆论，陆承武从北京连夜赶到廊房，向徐的随员们宣布：“我乃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徐树铮暗杀了我父亲，我今天为父报仇杀了徐树铮！”当时徐的一个随员嘟哝道：“令尊是杨宇霆杀的，不要闹错了。”陆承武厉声说：“我没搞错，我为父报仇，正大光明。”　　他说得没错，正史上舆论对此也是多持以同情和态度，毕竟，是徐树铮违反政治潜规则在先，先动手杀的陆建章。但是此一时空是张汉卿当政，他苦思冥想多时没有机会的事情在此一事件后得到彻底解决。　　首先发难的是《人民日报》，它在次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冯系军人擅动军队强杀中央大员，军阀力量不除何以捍卫国家尊严”，对张之江、陆承武展开笔诛，更影射此一事件是受冯玉祥指使，或应当追究冯之治军不严之罪，以慰天下。　　接着人民党控制下的宣传机构扑天盖地渲染此一事件：《京报》、《大公报》、《民报》等皆应声而起，华北第一家无线广播电台“中央无线电台”也用滚动式的新闻播报方式持续给冯军抹黑。张氏父子通过种种渠道向冯玉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此形势下，冯玉祥必须辞职以谢其咎，否则中央政府将明令予以撤职，并追究其部下纵兵行凶之罪；若其不然，则为维护中央权威，明令讨伐亦在所不惜。　　虽然各路诸侯对奉系并不感冒，也都私下里和冯系交好以作为抗衡中央的重要筹码，但是在此情况下，冯玉祥理亏，他必须要为他的政治短视负责了。重重压力之下，冯玉祥甚至准备动手武力抗拒。他暗地里联络阎锡山，准备向中央发难。　　阎锡山也有此心。随着奉系渐渐坐稳了江山，晋省的一些不安稳分子或明或暗地向中央输诚，其手下的一些将领也渐有离心倾向。这样，要不了多久，不用奉军讨伐，他自己都会人马散掉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趁现在四方未平的时候振臂一挥，或可搏得一条生路。　　但是阎的行为却不被他的文武辅佐所赞同。阎锡山一生的重要谋士，总参议、山西国民师范校长赵戴文和手下第一员虎将商震都极力反对。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先生”，有句话谈到赵戴文的“建树”时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　　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不愿意阎锡山“称乱”犯上，更不愿意战火弥漫，父老生灵涂炭。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消弭战患。是故，在代表阎锡山入北京协商国事期间，赵戴文不厌其烦，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从元月起，赵戴文由北京电报阎锡山，对其“偕冯出洋”表示赞同：月中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剖析时局，晓以利害，阎锡山犹豫未定。　　冯玉祥又派薛笃弼见赵，陈述联晋、桂倒奉意见。赵一听之下，怒气勃发，由坐椅上站起来，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猛掷于地，大声吵着说：‘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伯川哩。’在屋内走来走去，怒气不息。赵戴文在北京日夜焦虑，夜不能寐，多次谈话表示：“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黄河。”北京各报大字刊登。随即，赵戴文携张作霖的亲笔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一见面，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说：“次陇，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见。”没等阎锡山说完，他就接上话茬说：“张执政取直平皖，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都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说话间，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打你的头。”慑于他的威望，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贾、薛退出后，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深知张的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遇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败吗？你太原的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你被张作霖收买了。”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掩泪而去。　　武将方面反对声也很高。山西第一师师长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著名的太原兵工厂就是其新手所建。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大同创建大同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直奉大战完成后，他认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张作霖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山西第一师师长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　　在华东战争结束之际，人民军华中、西北、华南司令部调令频繁，全军上下酝酿着出兵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劲头。当此之际，李宗仁等都不敢与中央正面对抗，只得在表面上承认张作霖政府的合法性。阎锡山见了，亦不敢动，于是冯玉祥联桂、晋反奉之计不得已暂时搁置。　　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得宣布辞去军职，上书国防委员会，请求辞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并将其军队交于重要部将鹿钟麟。张作霖通电表示慰藉，并委任他为巡游苏联的中华民国执政府特使，以全面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并作为张汉卿即将访苏的前站。　　在此事件上，冯玉祥有取死之道，张汉卿有必杀之心。徐树铮的宿命，也是冯玉祥的宿命。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32章 苏联之行（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想去苏联由时已久。　　还在前生90年代初期，他曾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夜之间解体而唏吁。作为历史的忠实爱好者，他也曾努力就所知的资料来解释其深刻的原因和必然性。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作为抵抗超级大国美国的坚强力量，是如何从贫穷、落后与纷争中一步步岷起，又一步步走向衰弱及没落的，是他在前生难以置信的谜。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大肃反运动，以及由此而诞生的现代历史上社会主义第一个强权的领导人斯大林。　　不过此时，张汉卿是以中华民国政府张作霖执政的私人代表兼全权处理对苏关系的身份去苏联的。其成行的主要目的，一是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伟大导师列宁的葬礼，二是探讨中苏关系。　　1924年1月21日莫斯科时间18时50分，列宁在戈尔基村去世，终年53岁。有90余万人出席追悼大会时瞻仰了列宁的遗体并默哀。视列宁为良师益友的中华民国原广州革命政府领导人、国民党总理、中华民国交通委员会主席孙中山闻讯后致悼词：“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其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张汉卿是不能无视这一在目前还是中华民国背后稳定靠山的大国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的。虽然中苏关系在正史上有诸多波折，但在当前，在防范日本对远东地区的侵略上，苏联的力量不可小觑。如何有效利用这种关系，特别在列宁逝世后，是摆在人民党面前的一大考验。　　1月28日，张汉卿专列抵达满洲里，换乘苏联远东大铁路 (宽轨)之专用机车赴莫斯科。同行的人员有外交委员会主席莫德惠、即将赴北京任职的蒋柏里、以及负责财经工作的刘尚清等人民党军政大员。　　经过N次加煤、加水，眼前飞过无数块飞地、河流、山脉，看着似乎无边无际的大森林，张汉卿想到这些在几十年前或百年前都还是中国的领土，心中埋藏多年的心愿渐渐浮上心头----他不由得在内心疾呼：“中国呀中国，你何时才能强大起来呀！”　　苏共中央6位领导人分别接见了张汉卿。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铬印的人物中，张汉卿特别关注斯大林。当时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共同为苏共最具权力的6个人，但是尚未体现出远超越他人的力量。虽然他作为苏共中央的总书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不为列宁看好，所以在接替列宁地位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诸人中，他最不被看好。　　由于同期列宁和斯大林在关于外贸垄断和格鲁吉亚事件问题上发生争执，1923年1月4日，列宁又为他的口授记录作了一个补充，是专门针对斯大林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chan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1923年3月5日，列宁得知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被斯大林辱骂和恐吓后十分愤怒，向斯大林提出绝交。斯大林向列宁道歉，最终事情平息。但这一事件也影响了列宁对斯大林的看法：“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由于这些事件，使人民党内高层及熟悉苏联事务的外交官们也曾经对谁最终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争论不休，当然也并没有人看好斯大林。然而令人民党同仁大跌眼镜的是，张汉卿主席言之凿凿地断定斯大林最终将成为主宰苏联的政局。他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此次赴苏，所谈的对苏关系，一是表明我国与苏联两国两党之间的长期友好姿态，保障边界和睦，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坚定不移地表明拥护斯大林的态度，以使我们在与苏联的交好中能够得到其更多的青睐和支持，这些在中国未来的建设和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　　苏联政治局委员们对张汉卿一行的到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身处漩涡的斯大林在得知这位少帅对他坚定的支持后也身心大慰，给予了高规格的迎接，处在巨大悲痛中的苏联人民也对来自东方邻国的示好表示了极大的好感。从十月革命起苏维埃政权便被世界孤立，只有这位中国的传奇少帅力排众议，率先在东北以地方自治的名义承认了苏联并表达了友善，并在入主中国后率先与苏联互派了大使，使苏联有了第一个盟友，尽管这个盟友暂时还不是很强大，而且信奉的是有一定区别于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不过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逐渐强盛的中国对休克中的这个大国有至关重要的缓冲作用。　　苏联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到1925年的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苏联现代工业还比较落后，钢铁、电力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汽车、飞机制造、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发电站、自动生产线设备）等等最新的大工业几乎一片空白。20世纪2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尤其是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空前的繁荣让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苏联成为红色孤岛。更加严重的是苏联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劳动者的素质也不高。　　直至到了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如果在这时遇到帝国主义集团的大规模侵略，苏联当时的工业水平和生产能力是不能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列宁在世时，即酝酿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建设，在当时，苏联正构想着共产主义历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特别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中国的主动示好，苏联如今可以缓口气，而不用过于担心来自东方的威胁而陷入两面夹攻的不利局面了。作为处在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苏联来说，也亟需要有友情的关怀。 　　跟历史衔接得太紧，有些事儿不能无中生有，要想天马行空似地乱写，难啊！不过怎么着也要把它写完，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们！ 第133章 苏联之行（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在苏联的二十天里，张汉卿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2次对外平等的条约。双方约定：“互相不以对方为敌意国，不利用自身领土给敌对方提供方便，在国际活动中互通有无，不与第三国签订任何有损于双边关系、主权或领土完整的盟约，尊重双方的国家制度、行政、外交独立，双方军队均从漫长的边界线后撤50公里，未经知会不在边界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继续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为交换，换取苏联在机车、冶金、轻重工业、炼油、军工、炼钢、飞机、船舶制造等行业的机器和专家援助。”在此条约签署后，中苏互派大使。　　中苏和平条约的诞生，国际上第一次把年轻的不像话的张汉卿作为国家的重要人物而加以重视起来，国内也对这位少帅的大手笔所震惊。《津门日报》评价：“这不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但他的成就，比得上迄今为止发生在民国以来的任何一次军事胜利。毕竟，长期处于列强虎口之下的灾难的中国，也终于有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朋友，至少目前是无害的。”　　在国际主义的大旗下，苏联也希望中国是一个最终将日本、欧美势力逐出远东的强大的国家。还在人民军占据陕西之际，莫斯科就认为这支力量能够团结中国大众，统一国家，因此一度向张汉卿所在的人民党控制下的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大约30架R-1侦察飞机，而且还在苏联境内培训人民党飞行员。在自身由于1921年的大饥荒尚未恢复元气的情况下，以粮易物是两利的事情，所以苏联政府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汉卿提出的各项援助要求。　　协议签订日期是15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苏德在将来发生的大战。在中国强大后，最有可能收复领土的应该也就是这个时候----根据历史走势，那时苏联自顾不暇，中国恢复对远东的控制成为可能。只要中国没有被削弱，丢失远东的苏联不大有能力再与另一大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对它不利。再以后一旦核武器时代来临，再收复领土便困难重重、几乎成为不可能了。可以想象21世纪的中国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后的反应？　　当然张汉卿以人民党和人民军高层的身份访苏是另有一番考虑。作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西方尤其是西欧的人民，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恐惧是多么强烈。在经历从1918到1922年长达4年的武装干涉后，西方普遍对苏联进行了武器禁运和经济封锁，当然更害怕一个同样性质的制度蔓延到人数众多的中国。一个有着近西方资本广义制度的三权分立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期望。　　作为事实上一党专政的人民党政府来说，其国家的行政控制方式与苏共有着惊人的类似：工业高度国家化与国家分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拷贝----其实在张汉卿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始终无法脱离后世二十余年长期的政治生活所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苏联则重视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主要在华既得利益的协约国的矛盾，争取从外交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加强中苏多方面合作，以阻止中国被拉入西方反苏阵营。北方政策（即对苏政策）在张汉卿的外交总战略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复兴中国的种种现实需要，他始终无法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和苏联的合作关系。张汉卿不盲目追随当时国内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认识，他认为：“亲西反俄或亲俄反西方都会有危险。”“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始终存在的西方国家对危险的中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对中国来讲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他认为，中国必须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利用对苏关系这张王牌来刺激和对付西方，加强对英、美、法等协约国和日本的抗衡力量。况且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需要苏联。　　这次的中苏签定的和平条约就让东方西方都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制约，其后他更把条约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间圆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协约国和苏联的矛盾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中国既与北方结盟，又与西方结盟――双方都需要它。张汉卿的“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两国保持了良好正常的外交关系，客观上也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的独立性，并从而使在华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未能像正史上那样严苛，中国进入了一个各方都“小心翼翼呵护”的时期，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时间，进而维护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有签于此，在《中华民国史----少帅执政前十年之战略研究》在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时，张汉卿当之无愧地排在首位。　　在苏联首先与人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外资关系后，美国、英国、法国及日本等主要大国先后发表宣言，承认中国主权独立地位。虽然都只是一纸声明，但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来说，其意义不啻于初生婴儿的一声啼哭。　　中苏经济协议的首项事宜便是张汉卿最得意的玉门油田的开发。　　玉门油田位于甘肃玉门市境内，总面积114。37平方公里。正史上于1939年投入开发，1959年生产原油曾达到140。29万吨，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的50。9%。创造了70年代60万吨稳产10年和80年代50万吨稳产10年的优异成绩。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1995年年产原油40万吨。　　现在看来这个产量是不起眼，但是在轮船、机车以煤炭为主体的20年代的工业社会中，石油的用途并没有明显地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过来人的张汉卿是知道石油的巨大用处的，当然他也是知道中国在后来的石油储量分布的。占有前三大油田的大庆、胜利、辽河都在东北、华北，其实以玉门油田的产量只算一个大庆油田的百一，不过因为其在中国石油发展历程上的历史意义，又处在大西北，因此特别让张汉卿动心。　　众所周知，当时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在依赖飞机军舰坦克的现代化战争中，只要美国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必然陷入不战自败的困境。据近年的一些资料显示，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1920年代就发现了中国的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判了死刑。　　当时日本为了摆脱石油被别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国东北勘探寻找石油，但凡是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们相信在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真的没有石油。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会骗他们，真相信了“中国贫油论”，没有继续在东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发现了中国东北的大庆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会因为美国禁运石油而去偷袭珍珠港，世界历史真的可能就要改写。　　其实玉门油田的产量是很低的，且不谈位列三甲的东北、华北等地，地处西北的新疆也有更大量的油田，像克拉玛依、塔里木、土哈等都是中国在现代都算得上的大油田。之所以不去开发它们，倒不是张汉卿不知道，而是中国的石油工业才刚起步，没有大规模开采的经验。　　张汉卿自然也不会傻到自已将东北有大油田的事自己先捅出去，目前工业发展还用不着这么多的石油。作为耗油大户的汽车尚没有大规模使用石油，连煤炭的开发使用只是开了简单的零头。在此情况下，冒然开发一个大油田基本没什么市场，反而让日本国内有了继续“北上”的念想。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通过国家的示强，且让日本感觉到其在东北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或可暂时缓解其在中国的觎觑之心（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中日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给中国发展留下机会。　　不过因为汽车的大量研制和即将发生的大规模普及使用前景，开发油田势在必行。但是中国目前尚缺乏钻井的技术，苏联的帮助对于中国技术力量的储备，非常重要。　　玉门油田处在甘肃境内，即将开通的陇海线及计划中的兰新线可以方便地与苏联互通有无，方便地取得技术支持。而且玉门地处内陆，即使最后形成规模生产，日本也无法将其势力伸进边远的大西北。 　　身体不好，停了几天，现在一并补上，并说声报歉。 第134章 在钢丝绳上跳舞 - 少帅春秋 - 致君 　　虽然欧美帝国主义由于担心过度强硬的对华政策会导致民国政府有倒向社会主义苏联的风险，因而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对华的关系，但是其掠夺和侵略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其对华贸易的主体，还是掠夺原材料、倾销商品、继续挤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有资本的生存空间。其做法，一方面是继续保持对中国工业能力、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的限制----先进技术的封锁；另一方面，是利用控制中国绝大多数海关的既有事实，通过关税的调整及低买高卖，赚取垄断利润。他们在华已经赚得钵满，但还是要继续控制中国。其中，英国在外资中居于主要地位，美国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日本，则强化了其在东北的经济控制，并逐渐向华北渗透。　　同样为了限制中国的军事力量，1924年夏，美英日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对华武器禁运的政策。这样，即使张作霖政府最终统一了中国，其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目前军事上外强中弱的局面。这也是张汉卿访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以获得继续刀展。　　虽然苏联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互助方和贸易伙伴，军事上也得到其大量的支持，张汉卿却并不认为继续这种局面是好事：他所定下的平衡北方与西方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即使在目前英美等列强对华警惕的状态下，一边倒地投入苏联怀抱是非常不明智的----此时苏联远没有新中国成立时候强大，而中国也并没有到达被帝国主义包围的严重不利国际环境。能否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从而使中国利益最大化考验着这位年轻的少帅。要知道，张作霖政府的对外政策，现在已经是完全听从张汉卿的建议的。　　在近代，能够左右世界格局的大国不多。作为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先是在1588年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最终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而成为世界霸主，已历百年。美国则是厚积薄发，用强大的工业力量让列强不敢小觑，虽然它在此阶段主要执行的是保守主义路线。日本不用多说，法国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做一战后的欧洲第一陆军强国上，在华影响较小。　　能够在中国对外交往中起积极作用的只能是德国，而且德国和中国的关系在正史上一直都不错。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德国，正处在一个政治上备受打压、经济上受到束缚、军事上得到极端限制的痛苦时期。德国因为其战败国的地位，也长期被隔离在世界政治舞台之外。其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便是法国。　　要想了解德法之间的争执原委，首先要从地理位置上说明德法关系。法、德是邻国，法国内沿地中海、外邻大西洋。德国则基本是内陆国家，没有地理位置合适的港口，德国人对港口的需求从当年对胶州湾的“孜孜以求”就可以窥见一般；第二、而两国相接壤处以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等地著名的矿产资源也是地理上两国争夺不断的原因之一；第三、15～16世纪以后，法国、德国是欧洲大陆（沙俄不算）上综合实力势均力敌的两个大国，两国均是彼此称霸欧洲大陆的眼中钉、肉中刺，在欧洲大陆、西欧大陆这片狭小土地上的争夺在所难免。从拿破仑席卷欧洲开始两国结下梁子，到德国人变强后挑衅法国的色当战役法国人很没面子地割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赔钱息事宁人。两国正式结下世仇。　　之后又过了十几二十多年，德国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力大增，仅次于美国。于是德国人野心增大，当然又从法国开刀。于是就有了协约国联盟（英法俄）和同盟国联盟（德意奥匈帝国）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同盟国战败，法国夺回了色当战役之前的所有领土不说，还想通过凡尔赛体系一巴掌永远拍死德国人，最终未得逞。　　于是这回轮到德国人记恨，民族复仇主义在德国扎根，为纳粹的成立提供土壤。在国际政治平衡问题上，为了自身利益，即为了世界霸权的争夺，当时法国主张竭力削弱德国，甚至让德国一蹶不振最好，以增强自身实力，以能与英国争夺欧洲霸权。而英国为防止法实力过于膨胀，则坚持一直以来的势力均衡策略，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以牵制法国。美国的企图与英国基本相似，都是不希望欧洲大陆法国一家独大，于是在暗中默许德国崛起。　　国家间战略的角力使德国免于陷入破产的境地：当时赔款是使用德国金马克计算的，但是从1920年开始，德国马克疯狂贬值，赔款即使全部偿还，其实际价值也没多少。　　当然英美也对预防德国崛起下了一些对策，加上法国不竭余力的阻挠，以至于虽然德国出了个杰出的外交家和战略家斯特莱斯曼，也直到1926年才获准加入国联，才能正式返回国际舞台中心。也是至此，德国不仅终于可以和英法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取得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从而动摇了凡尔赛体系的基础。　　张汉卿深知这段关系，也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心去通过和德国达成双方完全互信的最高程度的全方位的交往，从而使中国能够游离出美英日所制造的技术与军事封锁状态，尽快地站起来，从而改变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软弱。当然这种交往将随着规模的扩大不可能不引起列强的关注----在华利益的既得者们自然会千方百计阻挠这一进程，中国的这一政策将像在钢丝绳上跳舞一样危险。但是张汉卿在谈起这一决定时斩钉截铁地表示：“不管前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一往直前，义无返顾。” 　　身体不好，停了几天，现在一并补上，并说声报歉。 第135章 和德国全方位的伙伴关系 - 少帅春秋 - 致君 　　从国家关系上说，在近代，德国是唯一的在列强环伺下对华相对较友好的国家----不要说德国也曾经参与了八国联军和强占了胶东湾----在群狼分羊、趁火打劫的时候，谁又舍得不分一杯羹呢？至少在战略政策上，德国对华没有太大的野心。　　当然也不是德国好心，只是德国由于地缘政治的条件，他只能在陆地上求得向外突破：英国已经在海上形成了短期内无法突破的地位，英法联盟彻底阻塞了其向西突出大西洋的可能。日德兰海战表明，就战役胜负得失而言，德国海军略占上风。但就战略意义而言，英国仍保持了对德国的海上优势，德国企图打破英国海上封锁的目的未能实现。由于西面的法国和东面的波兰都和英国结成联盟，德国军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不打破英法联盟，日尔曼民族的发展方向将没有空间。而要超越英国法国，工业上的超越必不可少。　　由于海军力量的不足，对中国的控制只能是有心无力。既然如此，远交近攻不失为一个符合国家形势的政策。一战后德国丧失了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意味着丧失了廉价和稳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而且破落的国内经济和与其它列强相比极端不平等的贸易地位，使得德国也急需像中国这样既能提供大量稀缺农矿原材料，又有广大国内市场并且迫切渴望先进技术，并愿意且有能力支付国际通货或者进行易货贸易的贸易伙伴。　　同样地，也是由于一战的战败使德国处于残破不堪岌岌可危的境地，但由于失去了在中国所有的殖民地，并且不再有机会对海外用兵，反而使中德之间能处在一个比较平等均势的地位上进行交流。虽然德国已经战败，且凡尔塞条约的限制，使德国不能正常进行外贸出口，但德国国内的各种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仍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过扩大生产来拯救衰败的经济，所以德国积极寻求海外的合作伙伴。最初是苏联和南美的阿根廷、智利(这也是为什么南美两国有相当德国移民和受德国文化影响)。而对于迫切想进行现代化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样的德国绝对是物美价廉的贸易伙伴。　　就这样，德国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和缺乏对于中国政治干预的兴趣促使德国积极加深和加快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也以蕴藏着的德国所缺乏的数量巨大的战略原材料，来交换自身迫切需要的在工业和军工能力上给予的帮助。中德交往大有好处。　　张汉卿也是看到这里，所以在德国战败的当年，即从东北一隅请到了德国的军事顾问，并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得到了德国军界的信任，为国民政府全面展开对德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对抗日益临近的日本入侵的阴影而对于工业化的渴望也加深这种合作。所以从1920年代起，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从工业、农业、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　　正史上也是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中国市场。这些措施使中德关系不断改善，也促进了德国在华利益的增长，并对德国对华外交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在远东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来华德国军事顾问问题是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国防军和外交部间发生了许多争执，但它们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在纳粹上台前，传统的德国统治精英一直寄希望将中国培养为自己在远东的战略盟友，而即使纳粹上台后为了加快德国的军事工业建设，大力吸引原材料和外汇也积极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做法。　　1921年5月20日，中德签署《中德协议》，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对张汉卿经济发展政策有重要影响。在这个协议中，德国对进入市场的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规划，把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拓展建立在长远而大规模的投资基础上。通过当时的德国军工联合体----德国国防军与全德工业联合会的不懈努力，变成中国振兴计划与德国经济利益紧密结合于一体。　　1919～1922年，东三省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近在咫尺的日本而是德国，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到人民党执政的1924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美元，而同日本的贸易额则下降为2。34亿美元。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以钨为列，德国是中国钨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从魏玛时期起德国就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进口钨砂，在1920年代便已是中国钨最大的买主，至30年代，钨砂矿成为中德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矿数量增长了四倍多，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它商品，钨砂价格指数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长了3．4倍，这是其它商品所无法相比的。这近二十年期间德国进口的中国钨砂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一批德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积极参与中德的各类贸易和经济合作，甚至有人数次前往华南江西、广东地区考察重要战略资源钨、镊、锡等矿产的生产，并主导了中国向德国所下的军事采购计划。凭心而论，德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价高但质地优良。更多的德国军事教官为人民党军官团轮训制定具体教程并亲自参与讲解，当然同时他们也积极为德国政府服务。　　由于德国马克的飞速贬值，和中国货币的信用问题及国内市场货币多样化的现状----基本上国内“袁大头”和张作霖起家的“奉天券”处在同一价值。双方商定中德经济贸易主要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完成，对两国现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192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张振鹫与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是一家具有军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它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武器的实质上的进口阻扰，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几乎满足了德国的全部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其它任何产品。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同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此阶段人民党政府尚未取得对该地域行政的控制，但出于对张作霖政府的信任，计划已经涵盖）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正如192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三年计划也为民国政府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以负责这些国家计划。　　从客观上说，德国政府重整军备的需求必须确保为其工业品和军事装备换取战略原材料的供应。有鉴于此，大工业财团克虏伯、法本、西门子，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德国工业银行大量对华投资成为趋势。因为此时英美等战胜国对德国海外投资的限制，这种投资采用以国家作对外投资的直接担保，国际银行汇划结算协定，易货贸易筹办、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补贴等方式来进行国际间的直接贸易。　　到1926年4月8日，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当天中国总理王永江与德国总理威廉﹒马克思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充协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中国方面承诺以每年20%的比例将1亿美元信贷从德国采购设备和技术资料。张汉卿为此与威廉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身体不好，停了几天，现在一并补上，并说声报歉。 第136章 向左还是向右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中德交流的增加，不可避免地接受了相互之间的影响。德国通过色当战役彻底打败法国阻挠，完成国家统一并迅速成为现代工业强国的崛起过程，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榜样，其在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高效率，也是政治改革家们所效仿的楷模。张作霖统治集团内部的部分人也认为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可能是中国迅速解决政治和军事混乱的一个秘方。　　不要被后世的教科书式的结论蒙住了视野，首先我们有必要厘清到底什么是纳粹。NAZI其德文是National sozialismus，英文为NATIONAL SOCIALISM， 缩写为Nazi，“纳粹”即为其译音。现在一般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但其实这种翻译是以讹传讹造成的，最好的翻译其实是“民族社会主义”，“国社党”也应该翻译为“民社党”更确切。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另有其事的。它的德文原文是Staats sozialismuS，英文是STATE-SOCIALISM。“国家社会主义”是19世纪欧洲众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　　因为在英德文中“NATION”、“STATE”都可以表达国家的意思，但侧重点并不相同。NATION强调的有民族形成的国家，STATE强调的制度化的独立主权体形成的国家，所以美国是STATE，而中国是NATION。　　那到底什么是法西斯呢？其实是罗马政府官员执行法定权力的标志：有一束木棒中间绑有一长斧，意味着国家赋予的法定的暴力与权威，强调的是尊重与服从。在欧洲，这个标志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都使用过， 甚至美国林肯纪念堂前也有。　　纳粹的上台几乎背负上了当时整个德国所有阶层的对德国和自己的最后希望。德意志民族几乎狂化了：想战斗，想与一切不公、一切欺侮战斗，哪怕是服用毒酒，恶魔付身，投火自焚，都在所不惜。只要能够改变现状，只要明天就能战斗！　　之所以用这么激昂的字眼来描写德国纳粹的上台，其实不是为了说德国的30年代，而是为了说中国的20、30年代。看看中国当时所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回顾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与百年来的外来欺凌，中国与德国的区别只是最终“红色革命”胜利了。正如邓小平们所说过，“不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选择了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想法也很简单，要改变，要战斗，明天就要改变，即使恶魔伏身也在所不惜。而当时这种想法也不仅是中国共chan党人有：上承梁启超，在《新民说》开始从自由主义的思想全面向国家主义转型，鼓吹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集团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此后朱自清、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等结社《大江》，李璜等《醒狮》为刊， 竭力鼓吹国家主义， 赞美墨索里尼， 认为中国之未来复兴，也在意大利之复兴道路，即法西斯道路。在对国家利益至上的崇拜， 到国民党内新生代所所建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蓝衣社)。　　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于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新订了平等的双边协定，使中国青年愿意前往德国留学的心理。战后德国经济处于恢复中，马克贬值，物价低廉，这是促使部分经济宽裕的中国人赴德留学的又一重要因素。此外，也有学子借鉴战后德国重建经验的愿望。如少年中国学会领袖王光祈1920年留德之行，即“以为德方新败，上下竞图存，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有必要说明一下， 少年中国会是中国两大集权思想体系的最初大本营， 中国共chan党和中国国家主义者多出于此会)。正史上到1925年后，受欧洲经济危机和德国物价上涨的影响，学习和生活费用增加，中国留德学生人数因之锐减，留德学生数才出现低谷。　　在人民党的宣传和影响下，中国国内对于集中制的褒扬逐渐超过了对于英美式民主的向往，最终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在不久后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上阻碍甚少。而且由于赴德留学的学生们未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巨大，国民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无比齐心。从这一点上来讲，教育对国民的影响之大说什么也不为过。也从这一点上说，美国用庚子赔款来建设清华大学的宗旨真的体现了这个国家的远见卓识。　　本来，民国初期文科类是很吃香的，从现代文学史上百家齐放、大家辈出的情景便可知道。但是张汉卿入主后的民国政府由于对工业的重视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本来会出现的中国留德国学生中，文科类（包括文、法、商、教）留学生多于实科类（包括理、工、农、医）留学生的场景再未出现。由于政府对留学生的所学文科专业的限制，加上社会上实业救国风气的影响，不少留学生选择了理科，甚至弃文从理，至少，那位别名“鲁迅”的文豪再也没能出版什么《呐喊》，北京也多了一位名叫周树人的医生。　　从1923年起，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出自当时的特别需要，注重鼓励留学生学习理、工、农、医，实科类留学生比例开始上升。这一时期，中国学生留德所学的专业主要分布在医学、化学、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等。据统计，1924年留德的700名学生中，50%学习化学、机械和电机，40%学习医学和陆军，其余10%学习文科。　　总体而言，留德学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学术研究，成才率高于其它留学国别。当时国内一般学校都注重英文，以德文为主的仅有同济、同德等少数几所学校，所以留德学生的来源比较集中。如中德合作的同济大学，其毕业生大多进入德国深造。1912年至1937年间，在可考的99位同济毕业生中，有61人选择留学德国的大学或高等工业学院。一些已经留学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的中国学人，因追求高深学问而赴德从事专门研究或攻读学位，如陈寅恪、贺麟、赵九章、罗家伦、傅斯年、张维、俞大维、李金发、夏坚白等人。这是留德教育史上的一种奇特文化现象。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的严谨学风和留学生自身的刻苦学习，留德中国学人一般来说，学术成就突出。民国时期的留德学生总数少于留学日、美、法者，但其获得博士学位者比例却最高。据袁同礼统计，自1907年—1961年间，中国留德学人共有732名获得博士学位 ，其中最多的是医学博士，其次是数理化和工程学博士，高于留法（581名）、留英（346名）获博士人数。　　官费陆军留学生是留德学生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群体。随着国家统一的大趋势越来越明显，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正规军队渐渐摆上议程。为了持续提高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素养，张作霖政府把陆军留学的重心逐渐转向德国，从而使德国对中国军事教育的影响达到高峰。　　张汉卿正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实在是受够了前生政府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事务中近似畸形的软弱。只要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利益而做出的决定，无论是纳粹党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可以认同的，因为他们的方向都是国家专制的，都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当然接受的前提是这种制度的成功。　　其实想想后世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所作所为，与纳粹有何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纳粹实行的是赤∣裸裸的领土占领，而美国相对“文明”些，相对杀人不见血，胡萝卜比大棒的成分要多了些----君不见后世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还有其对北约的控制、对所谓“无赖国家”的制裁？更有对中国全方位的围追堵截？一句话，美国文雅了，不那么暴力了，却更有成效。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若不是希特勒最终失利，谁敢说他的独裁不正确？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看大国脸色的半殖民地国家来说，集中国家力量办大事是必须的，这就需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体是专制的。　　所幸的是张汉卿的理论越来越得到更多的拥护者和激进的中下级民族主义军官，正是这些张汉卿称之为“中国的骄傲”和“明天的太阳”的和他同龄的年轻人，为他将来的种种政治上的大手笔减少了大量潜在的反对者，中国不久后的政治格局才能顺利按照他所预定的方向前进。 　　身体不好，停了几天，现在一并补上，并说声报歉。 第137章 借力打力（上） - 少帅春秋 - 致君 　　奉系力量占稳了中央后，“卧榻之傍不容他人酣睡”，早就瞄准了不愿降服的山西。但阎锡山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功臣，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就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对他兴刀动枪，大违民意。因此张作霖踌躇半晌，不能定论。他现在虽然一跃而为中国国家之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在经历了曹锟贿选之后，对“民意”这个虚无的东西竟然也有了些畏惧，做事远不如过去那样雷厉风行。　　张汉卿对“民意”有着非同乃父的认识，他认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民主或专制国家，民意都是统治者控制、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在二战前，世界各国国民都处于被“宣传”境地，像德意志均如此。民意是可以控制、转移和欺骗的----他并不想强调自己有多么高尚和民主----一个国家处在动乱不安中是无法苛求所谓民主的，特别是中国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所谓的民主即是军阀割据的先声。　　国家经过长期战乱，百姓思定没错，但对于统一，国民还是情有独钟的。像史上北伐，不是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吗？“民意”基本上还是向着主动挑起战争年代的国民革命军一方的。所以，战争不一定就会失去民意。　　但是对阎的战争一定不能败，也不能便宜了旁观者，造成两败俱伤、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对阎锡山，他还是蛮佩服的。　　阎锡山入主山西多年，地位坚固。他战略上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经济上，他利用山西“晋商”的传统，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1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军事上，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到1923年7月，太原兵工厂已经在总办商震的过问下，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9月相继投产。商震虽然已官升至晋军师长，仍然关注兵工厂建设。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山西的种种优势，引起了冯玉祥部下的觊觎。孙中山不愿出山，奉系完全接手了政权，使冯系将领始料不及，他们的“国民革命军”的地位顿时尴尬起来。群龙无首，若无合适地盘和目标，这支人数不菲的军队很快将成散沙。遍观北方省份，除山西外都已在奉军/人民军手中，张作霖对他这股力量早已虎视眈眈，怎会轻易让出一块地盘给他们发展？若要发展，只有山西一地可以生存。冯在的时候，还能从大局着眼，约束他们。现在，冯玉祥不在了呢？　　按照张汉卿的计策，通过威逼利诱使得为取得生存权而奋斗的冯军与力图割据自保的晋军交锋，无论何方输赢，均受削弱。当然，战端一起，生灵涂炭，中央政府自然可以以“民意”为名控制局面，各个击破。　　张作霖大喜，认为可行，因而依计加紧了对冯系军官的压力：一会儿放风以统一财政为名，要统筹安排各部军饷----胡景翼就是因此而支撑不住导致散伙的；一会儿要求统一削减军人，国家不再供养冗员，使之私底藏兵成为不可能。张汉卿还派人告知鹿钟麟：“山西阎锡山独立于中央之外，早有心惩处。如果国民军能够驱逐阎锡山，中央政府将委任你部常驻山西，委你为山西省长。”　　在此情况下，为了保住实力，当年夏天，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冯系国民军，只得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新增加）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4月，冯系国民军主力开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兼总司令，驻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指挥作战。4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　　冯阎大战，乐坏了张作霖。无论谁胜谁败，渔翁得利之事是做定了。阎锡山也认识到这种消耗对奉强晋弱的时局更为恶化。他认为：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须将晋军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彼军并无后援，不能持久，久之必败。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　　鹿钟麟同样也洞悉了张作霖的阴谋，但形势已骑虎难下。不得已下令北路军北进归绥，意图以绥远之地为依存，徐图渐进。此举惹恼了张汉卿----归绥、包头等地是他发展北方工业的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怎能被国民军占领？他通过张作霖连下电令，申斥鹿钟麟：“纵兵匪乱地方，扰乱绥远安定。”并命令人民军对其进行“围剿”。4月下旬，人民军卫戍军区部队奉命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　　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4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　　鹿钟麟不得已宣布停战，张作霖哪里会给他机会？逼其下野，以换和平。当是时，舆论也一边倒地倾向于建立统一之中央政府。于是鹿钟麟也出洋，陪同他的老上司冯玉祥赴苏联“继续”考察去了。　　主帅冯玉祥、鹿钟麟先后被迫出国，国民军人心恍恍。张汉卿显示出其大度一面，宣布“无论何种党派、何系军队，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统一在‘国防委员会’的管辖下，都是中国国防军人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其支出。”张汉卿还钦点了冯系麾下大将，后来抗日战争中名声显赫的宋哲元、刘汝明、孙良诚、孙连仲，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吉鸿昌等人，将其提拔重用。除将一部分军队编为地方武警部队外，将余部分散打乱编入济南军区各新编军中。　　这样，借力打力，解决了冯系，也削弱了晋系，一石二鸟。 　　身体不好，停了几天，现在一并补上，并说声报歉。 第138章 借力打力（下） - 少帅春秋 - 致君 　　安顿好冯系降兵降将后，张汉卿转手再面对阎锡山。　　张作霖委任阎锡山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即日上任，并要求“中央有职事者，在地方不得兼任省职”。阎锡山知道此为调虎离山之计，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5月 5日就职，但并不到北京视事。为彻底分化山西军政，张汉卿巧施妙计，他随即以中央命令，委任商震为新成立的山西第1军军长，利用商、阎之间的矛盾使双方的裂痕扩大。再委任阎锡山的心腹赵戴文为山西省省长，使他不至于有大的反弹。　　阎锡山不得已进入北京之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山西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便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1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商震未免愤怒却并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　　张汉卿控制异己部队的措施是借口军队整编未竣则不予发饷，对山西各部队而言，为维持对军队的供给均以贬值晋钞维持，而作为山西省驻军最高官员的商震此时有了发泄的渠道。由于第1军冯鹏翥师之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自己人么，商震便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对其它支军队么，既不爽我，何必让你爽？一开始是军饷军资迟发，再后来就是拖饷，这让大伙感觉有些苛刻了，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及于对立。　　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你阎锡山不仁，不念旧情，别怪我商某人不义。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弄得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商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　　歪打正着，破罐破摔，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张作霖中央之命，出兵西北“维持华中地方治安”，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张汉卿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所部随即被改编为人民军新编第19军，由商震任军长，归在戢翼翘麾下，作为日后进川的主力。　　张作霖父子不能容忍山西的铁桶一块，但是又不能太过明显，只得采取分而化之的办法。“国防委员会”以整编新军为名，将晋军编为6个师，阎系将领王靖国、孙楚、徐永昌、杨爱源、张培梅分别担任新组建的整编师师长，另一个师长则由张汉卿特别简拔在不久前山西大战中表现优异的晋军团长傅作义担任，令晋军军界大跌眼镜。　　傅作义15岁以优异成绩从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毕业，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他一如既往，学习刻苦努力，守纪律、讲团结，尊敬师长。所有步兵四大教程及典范今、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均优。特别是射击，弹不虚发，名列全校第一。1918年，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初任独立炮兵第10团见习官，不久，转任排长、连长。1922年，升任少校团附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由于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体操、射击、劈刺、投弹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均名列第一。1923年任营长，经常把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赖。在与冯系国民军的战斗中，傅作义营担任警戒任务，表现出色，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许，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 团团长。张汉卿知道傅作义还是因其杰出的守城能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的这种能力多次展现，使熟读军史的张汉卿印象深刻。傅作义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满怀爱国热情，戎马倥偬，率领所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在将来与日军的可能的决战中，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　　不过张汉卿越级提拔傅作义还有另一层意思：傅作义进入晋军时日不多，又处中下层，对晋系没有太多的羁绊和向心力，因而对张汉卿的提携深报感恩之心，反倒会是成为使晋军上下离心的一大因素。且因为他上升得太快了，容易引起晋军将领的妒忌和反弹，埋下内部不和的种子。　　依照军、政、警分离的“传统”原则，山西警备司令部自然予以撤销，换成以新提升的吉鸿昌少将为山西武警支队司令。同样，吉鸿昌对晋系并无多大纠葛和热情，他本身又是晋系出身，倒让别人无话可说了。张汉卿又陆陆续续用交换防地、高层进修、明升暗降等方法，将晋军主将逐一调离或打乱编制，实际上瓦解了阎锡山的军事力量。　　心腹大患消除，东南形势再上眼帘。皖系段祺瑞在此次“三方反直”活动中出了名义上的力量，但却最终没得到任何好处。皖系大将浙江督军卢永祥入沪后本来想有所作为，但在人民军陈兵20万的绝对优势压力下，立场急剧退缩，以由当初的索求浙沪联军总司令变为偏安浙江一隅。然而张汉卿铁定了心要解除皖系在政治上的残余力量，他以中央的名义，任命不安份的福建督理孙传芳兼任闽浙边防督办。　　孙传芳入闽后于1923年3月19日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3月，他和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合作，以突然袭击手段将掌实权的福建帮办王永泉赶下台，并以福建为基地想向浙江发展，手底已有3个师的兵力。他久有入主浙江之心，在他看来，物产丰富的浙江比之福建不知要好上多少，也有发展的潜力。在人民党/奉系逐渐控制了中央及主要地方的控制权之后，随着一个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退出了历史舞台，他对于前途的恐惧感日益加强，对于能够扩充势力的行为不遗余力。　　浙军主力均在北部防备人民军，在获得张汉卿战后互不侵犯的保证后，孙传芳利令智昏，率军越过仙霞岭进攻浙军侧背。正史上此时为孙传芳联络江苏督军齐燮元对卢永祥展开“江浙大战”，由于直系已因局势的发展退出舞台，此战已变为“闽浙大战”。　　由于浙军作战不力，且浙军第二师发生内讧，孙传芳军得以长驱直入，卢永祥连失温州、金华，欲将浙军总司令部移驻上海龙华并放弃浙江。张汉卿当然不希望出现一面倒的军事局面，让孙传芳坐大。他以中央名义在9月17日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后，将福建全盘收归中央治下，使孙传芳苦心经营了一年的福建脱离其怀抱，也让其拿下浙江后合二省之力成为地方大军阀的心思泡汤，逼其不得不全力进行对卢永祥的军事行动。　　接着又“响应”段祺瑞的呼吁，任命卢永祥为浙江巡阅使，兼理民政，并命令双方停战。卢永祥处于弱势，当然积极响应，只是孙传芳骑虎难下，进退不得：战，有违民意和抗拒中央之嫌，张汉卿正好明言正顺地行使武力；退，已无退路可行。　　关键时刻，张汉卿抛来橄榄枝，抑或是救生圈。他委任孙传芳为南京军区装备部长，算是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出路。而卢永祥，则卸下军事职务，改任省长。　　这一仗人民军一枪未发，不仅获得了物产丰富的浙江地盘，还拿下福建，收编了4个师1个混成旅，编为预备役部队----为了提前应对未来的裁兵，各改编的部队均冠以“预备役”之名。　　这样，张汉卿以敌制敌，先后解决掉孙岳、冯玉祥的国民军，阎锡山的山西国民军，皖系最后一支力量浙江卢永祥，以及福建孙传芳异己，使除了西南边陲诸省外，中国大陆再无大的反对力量，中国大陆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比正史上同等情景提前了二十年。 　　身体不好，停了几天，现在一并补上，并说声报歉。 第139章 裁兵 - 少帅春秋 - 致君 　　“统一军令”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所必须的政策，东南方军事节节胜利之时，国际裁军的呼声已经无法可以忽视。而且连续经历了一番大战，中原各地均需休养生息，维持这么多的兵力在国家财政上也确实有心无力。根据张汉卿的意见，“国防委员会”召开各方会议，讨论裁兵事宜。　　在占支配性地位的人民军总部及“国防委员会”的要求下，川、滇、桂、黔诸地方势力派出代表到达北京举行会谈。　　四川自民国初经历了尹昌衡督川、熊克武反袁、陈宦图川、刘存厚乱川、熊克武时期、速成系的崛起、刘成勋短暂主政、讨贼之战后，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杨森被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大权在握。于是，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对于杨森的后来居上，刘湘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并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四川内战已是必然，张汉卿对于川中乱局倒不在意，乱就乱吧，他正好各个击破。　　黔军暨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陆荣廷后，黔军遂归于袁祖铭。袁任黔军总司令后，将黔军编为6个师。好不容易扩充的部队，怎忍一朝弃之？只是以张作相为首的“裁兵委员会”有不容置疑的坚毅，袁祖铭不得已咽下了口水，但表示自己人少，须等待人民军先行裁撤。　　滇军的前身是清末的云南新军。20世纪初，清政府在云南设立新军两镇，以守卫边疆、强化统治，未料想却反被新军推翻。随后，在蔡锷将军的引领下，滇军率先反对袁世凯称帝，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一时名噪全国，成就了滇军最早的光荣。唐继尧上任云南都督时，滇军由只有两个师的陆军，短短的时间里扩充到三个军，人数在十万人上下，并以先进的军事理论技术及优秀的军事领导人员充实部队。当时的滇军骨干指挥人员，80%来自云南讲武堂，讲武堂于滇军的意义，不亚于黄埔军校于国民党军队的意义。　　唐继尧上任云南都督以后，整军治武，以办训练团的名义，从北洋军阀手里骗取了不少武器装备（护国战争之前）。另外，他还四处派人，从德国，日本，法国（法国的武器主要由当时的法殖民地越南运入云南）购进不少武器，这些武器充实到滇军里，大大提升了滇军的战斗力。　　唐继尧上任以后，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例如在会泽组建铜业有限公司，在全省对矿业实行统一管理，鼓励商业活动等等。这些措施，有力的保证了全省的财政收入，成为后来护国战争的重要经济支撑。这样的局面之下，若是统一于中央，无疑多年的心血为他人作嫁衣裳，唐自然心里不痛快。　　桂系方面，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广西讨贼军曾联合组成定桂讨贼联军，先后击败陆荣廷和沈鸿英部，结束了旧桂系军阀的统治。桂军后来整编为广西陆军第1、第2军，李任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兼第1军军长，黄任会办兼第2军军长，白崇禧任公署参谋长。这支军队共辖12个纵队、1个独立旅和1个支队，约3万人。　　虽然兵少，但广西兵在南方诸省中最能打仗，有句话形容得好“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究其原因，广西地处边陲一隅，自古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向百越用兵，秦军苦战三年，却毫无进展，逼得始皇帝倾尽国力开凿灵渠，才征服了这片“蛮荒之地”。由于远离帝国的中心，广西成为了流放之地，加上历代王朝与越南的征战，孕育出广西好勇斗狠、强劲剽悍的民风。在近代，广西兵逐渐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席卷中国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最初靠的就是一支2万多男女老少组成的“民兵”，从广西金田一路杀到江苏南京，几乎推翻清朝统治。但到最后，广西的“老兄弟”们消耗殆尽，太平天国也走向了最终的败亡。正史二战中连美国名将史迪威也承认，“广西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对于中央裁兵，大家都抱着同一个心理：人民军有100万人，还有新收的阎、冯、孙、卢等部共约20万人及约8万人的所谓“预备役部队”。要裁，也先要从人民军裁起。以张作相为首的裁兵委员会的只要求比例裁切，按照计划，将在首期裁兵30%。裁切后的各路军马统一由国家发给粮饷，当然各省财政不得再有军队相关的支出了。　　滇、黔、桂首先表示赞同：人民军按比例将削去9个军共36万人，已经明白表达了中央的诚意。他们三省经济并不发达，尤其是黔、滇两省各有10万人左右的兵力，本处边远地区，防卫本省已绰绰有余，实在不愿负担太多的军费了；桂系人数不多，却早想建设一支精兵，增加炮兵等现代武器在军队中的比重。省下的军费正好达成这个心愿，况且裁减几千人对整军处于华南人民军数量劣势下的桂军并无重大的影响。川督杨森也想用这个机会剪除政治对手的实力，因此许下川军裁兵5万的诺言。　　张作相、张汉卿怎能不知他们这点小心思？然而对裁兵早有主意，于是在举国人民的赞扬声中，人民军先期开始了36万人的大裁兵。　　张汉卿不会傻到自毁长城，他先是要求“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国家和平时期武装警察职责条例》，赋予武警部队在各省的驻兵权和保安职责，以便将各地裁减官兵编入到武警部队名下。这一办法共使人民军后控制下的北京、天津、直隶（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江苏、上海、山东，加上新进的山西、浙江、福建共15省、市，容纳了15万人的编外人员。　　西北人民军进入新疆后，与先期成立的“新疆建设兵团”一道改编成了规模更庞大的入疆队伍，以增强国家对西北的控制，以兵养兵。与几年前不同，这时的“建设兵团”已经控制了新疆的各处和各大城市，并先后在北疆、南疆新建了十数个兵团城市如石河子（后成为新疆第二大城市）、五家渠市、阿拉尔等。对在建的兰新铁路，成立“铁道兵”以兵治工，此一办法共吸收冗余10万余人。　　同一办法还应用到了东北。张汉卿成立了“北大荒建设兵团”深入东北最北端及黑龙江流域，将2个军8万人安置在那里，平时开垦，战时可以迅速化工、化农为兵，支持东北的战局----他心里还是将日本为最大的假想敌，东北常驻4个军也丝毫未动。　　蒙古也组建了建设兵团，不过其主力却是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的蒙古族及汉族百姓。在取消对内地移民人口的限制后，一年之内即有不少于十万的民众涌入这地广人稀的北国屏障垦荒开矿。中央政府所做的，只是将这些人组成各大国营农场和矿场，进行有组织的生产罢了。　　其余的一部分作为海军陆战旅分别编入渤海舰队、长江舰队、华南舰队，以充实海军队伍。另一部分编为4个航空团，归新成立的航空大队管辖（司令为刘佐成）。　　一句话，这36万人一个不少，只是由军转警或转拿锄武装，不占国防编制而已。　　然而其后张汉卿仍觉国家兵力太少，不能适应局势的需要，另组建了直属国防委员会的5个炮兵团，计划配备新生产的作为军级主战火力的105mm榴弹炮。后来这些炮兵团先后装备人民军/奉军精锐部队第1、4、27、28、29各军----后称野战军。　　经过扩充整合后的汉阳、德州兵工厂已经可以生产人民军作为军级支持火力75mm山炮（轻型榴弹炮的一种），加上得到重点关注的沈阳兵工厂，每月形成生产此种大炮30门的能力，这样每年可以装备10个炮兵团。张汉卿为提高师级火力，将新形成的炮兵团编入以上各陆军师级司令部直辖，形成军级榴弹炮，师级山炮的火力网，使这5个军各扩充到4。5万多人，拥有各型大炮144门，小炮324门（各军均配备机关炮162门，迫击炮162门），重机枪162挺，轻机枪729挺，成为望而生畏的力量----对比同期日本1个标准师团2万人、144门大炮毫不逊色。　　5个野战军均部署在沿津浦线/京奉线（后称京沈线）一带（南京军区2个、华北济南1个、中央卫戍军区1个、沈阳军区1个，成为真正的机动兵力，拱卫着作为中华民国重要的工业、经济支柱的环渤海和长江流域的安全。　　所以对比人民军和地方军阀的实力差距，不是减小而是大大扩大了。继统一军令完成后，统一政令也拿到议事堂上。本着军政分离的原则，各省督理（民国督军的名声被搞臭了，换了新的名称）不得再兼民政。这一招最是狠毒，若是不听，则中央可以言正名顺地出兵讨伐；若是听从，则有饷无兵，有兵无饷，当然不如兵饷均在手来得痛快。为了防止军阀各省自行安排亲信把持政局，各省主席均由各省民意代表选举产生，由中央任命。人民党先后在山西、福建、浙江建立了省党部，逐渐控制了各省的舆论、工会，形成一股硕大的力量。 　　身体不好，停了几天，现在一并补上，并说声报歉。 第140章 昙花一现的潜流 - 少帅春秋 - 致君 　　被削去兵权的阎锡山首先坐不住了，决定铤而走险，在此时恢复晋军实力。他暗暗联络奉系元老马龙潭、万福麟和刚刚通令被裁掉的卫戍区第16军军长张景惠。并派人渡过黄河，与即将被改编为新疆建设兵团的原靖国军领袖、改编后的西北人民军第6军军长胡景翼和担任宁夏武警支队司令的马廷勷商谈，准备以武力拒奉并拉孙中山上台。计划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歼灭或驱逐人民军在西北的部队，建立一个包括山西全省、陕西北部、甘肃、宁夏、绥远在内的“西北国民革命政府”。“有志于”加入此一集团的还有原冯玉祥部队里石友三、韩复渠等将领。　　这其中张景惠上窜下跳，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张景惠是久随张作霖出生入死的奉系老将了，空有野心勃勃，却在以少帅为首的新派势力的角逐中渐渐被边缘化。眼看得“外人”----张景惠把非奉系出身的将领统称之----如蒋柏里、于学忠，奉军“小字辈”的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都做了方面大员，连与自己同期领兵的汲金纯也成为诸侯，自己还是“默默无闻”一军长，本就不满。只是张作霖对自己人内讧向来不假以好脸色，汤玉麟在当初叛离老帅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将其“雪藏”了五年之久，还最终由少帅以“贪污腐化、草菅人命”为由枪毙，与旧夙有很大关系。　　少帅对自己似有偏见----张汉卿始终不能忘怀其在正史上做了日本人的踏实走狗、伪满总理大臣职务----将其军队放在北京远郊的张北、归绥，渐渐远离政治中枢。此次裁兵，起初张景惠并没有什么意见，但当看到人民军所裁的9个军中只有自己属于老奉系时，不禁怒发冲冠。　　所裁的9个军中，有4个为直系改编的新兵军，还有由华中魏益三所辖的学生军----张景惠将武汉军校毕业生为主的第8军的称呼、赵荣华的鄂军第12军半数、广州军区靳云鹗所在的第11军裁2个师，和靖国军改编的西北人民军第6军一部，由陕、甘、绥杂牌军改编的原许兰州第5军大部。　　靳云鄂为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弟弟，将其收编只是权宜之计，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将此人留在地方而且是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显得不太合适。不过张汉卿可不做这卸磨杀驴之事----一堆朝廷大员的眼睛都盯着呢，他委升其为广州军区参谋长----这是实衔，不过得交卸军长一职。　　奉军元老万福麟、马龙潭均手握重兵，万更是掌管精锐的第29军。但是他们都对张作霖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以张作霖的感召力和目前的影响，即使他们想造反，也要看手下师、团长们答不答应。虽然张作相兼任沈阳军区司令，但因为许多重大事项张作霖还是喜欢与他讨论，特别是在孙烈臣病重期间。所以东北的事情均由万福麟代理，马龙潭更是兼任了“北大荒”建设兵团的司令----张汉卿已经非常明确地和他讲起这个兵团的意义，使马、万二人分别感受到了老帅、少帅对他们的信任。　　裁撤胡景翼的部队是张汉卿立意而为之。胡景翼之所以同意将靖国军交于人民军是因为形势所迫，即使在他升任人民军第6军军长后仍然没能忘记他的誓言。那要追溯到1912年秋，胡景翼伙同张义安、冯毓东东渡日本，进振武预备学堂学习军事。经于右任、井勿幕的介绍，胡景翼有幸进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举办的“浩然庐学社”学习，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这成了胡景翼革命生涯中又一个新的转折点。胡景翼对孙中山先生说：“来日我一定要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这誓言后来成为胡景翼将军终生的奋斗目标。结束了几个月的“浩然庐学社”的学习生活，胡景翼准备回国。临别时，孙中山先生握着胡景翼的手，说：“你的家乡在陕西，陕西革命的大事就托给你了。”　　国家安定，但是做领袖的却最终不是孙中山，使得这位将军萌生退意。他也曾不顾人民军的条令，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自行通电孙中山以示支持，也不愿意退出国民党以示对孙中山的忠诚。在此状况下，张汉卿可不想自认为安定的西北后方埋着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他的部队成为裁撤的重点，即使在某种意义上说，胡景翼也是忠于国家的将才。不过胡景翼倒也不会因为阎锡山的一句说词就遂起谋反之心：人民党已定天下，人心思定，百业待举，他虽然思想上难以接受，但可不想成为霍乱国家的罪魁。是以主动交出兵权，卸甲归田了。　　许兰州也是自愿的。他对于推广武术的热爱要远比带兵打仗要痴迷得多。正史上他与李景林一个河北武术馆，一个山东武术馆，玩得不亦乐乎，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两个武术团体。不过张汉卿可不愿放了这位忠实老将，他与张作霖协商，调其担任武警部队总司令兼总教练的职务，这样兴趣与工作两不误，也可使张作霖由兼任的此职中解脱出来。　　鉴于胡景翼的不作为，使得山西和宁夏有被分而歼之的危险，特别是马廷勷在面对兰州军区4个军的力量时，不得不掂量自己能否有能力作顽抗之举----当初张汉卿在后勤补给相当漫长的不利局面下凭借五、六万人的兵力就打通了“河西走廊”，现在有十几万兵力坐镇各个要隘，单独与中央较量是取死之道。因此马廷勷权衡再三，终不敢率先起事。　　作为冯玉祥系的部队已经被打散，石友三等人的影响已经非常弱小，加上军政分离，粮饷将成为重要的拦路虎之一，像以前那样拉起一支数量众多的部队已经不可能；　　而山西省由于张汉卿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原先铁桶一块的晋军已非昔日阎锡山之利器。在国家分裂时，大家还能互相为争地盘而大打出手，反正各方都师出无名。但是现在天下一统，和中央对抗那就是反叛了，所以虽然阎系几个忠心耿耿的大将都信誓旦旦地保证要随阎决战到死，阎锡山始终下不了出头的决心。　　张景惠四下无援，也只得陷忍了拥兵自重、武力反抗的念头，不过这一思想却深深地埋在心里，一旦有合适的土壤，还是会生根发芽的。 　　遇年关了，致君给大家拜个早年。 第141章 庚子赔款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作霖既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华民国，是该交庚子赔款的时候到了，自然列强对他有一番期待。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　　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也是近代史上中国单次赔偿最多的一次不平等条约。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这个赔款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　　由于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按《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中，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竟取得了意外的收获。 　　当时美国国内精英分子也并不赞成物质上的掠夺，像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8226；詹姆士就认为：“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为此他于1906年初送呈总统西奥多&#8226；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正史上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从同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正史上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在1922年底，本来暂缓5年交付的日期已经到了，不过由于世界各国在同期都发生了大小不等的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例外”----这是张汉卿故意的示穷一招，在他认为，是有机会取消这一为数巨大且于国人尊严打击甚多的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了。奉系控制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到整个中华民国的80%还要多，然而以张作霖为首的老奉系并不认同中央对赔款的“义务”，这样就使得这个以靳云鹏为首的中央根本没有能力“履行”其职责。当时张汉卿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尚未统一，奉系没有能力和义务对作为国家整体的事件负责。靳云鹏不得以照会中外，要求给予暂缓支付。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2年10月，在张汉卿支持下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美国此时已决定转而支持张汉卿，所以在此件事情上并没有过份紧逼。只有法国、英国、日本紧咬着不放，但是中央政府没钱，“财政长”奉系不出头，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敢将中国推向苏联一侧的怀抱，所以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只是海关尽数把持在外国手中。　　现在奉系把持着中央政权，旧事又重提了。张氏父子当然不想把这笔钱白白地流出，无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虽然这“债”欠得有些不地道。但是除非张汉卿像后来**党一样将旧秩序统统推倒，来个一概不认，否则是无法绕过这个“理”字的。　　可是一概推倒的条件不成熟：美日英法等国刚签完《华盛顿条约》，对中国达成了“门户开放”政策，至少在表面进入了一个“和谐期”，张汉卿惯用的“以夷制夷”办法失灵。以中国之实力，现在真的狂妄的要和东西方的帝国主义全面开战，只怕后世国人要骂自己为慈禧第二了。　　可是欧美帝国主义口中宣布放弃庚子赔款的余额部分，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始终以此为借口把持着海关不放。不过目前的形势确实需要“攘外必先安内”，外侮多年，真的不在乎多这一会。小不忍则乱大谋，若是国家不能尽快强大，受侮辱的日子还在后头。　　最不地道的还是日本。日本派出专使山本、也是“满铁”的理事长，将庚子赔款关于日本部分作了如下修正：“日本帝国同意考虑暂停庚子赔款，所作补偿是中方将‘新五路’管辖权及沿路之设施交日方控制20年”。　　所谓“满铁”，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它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有名，有“国策公司”之称，当时不仅给关东军提供了从事军事政治谋略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力量，而且还全力地充当了关东军的超级后勤部。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长春以南路权，之后日本便设立了这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表面上这是一家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的侵华大本营，它的历任总裁都是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的。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假如没有日本垄断财阀的支持，也不能进行侵略战争，因为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作基础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他们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三省。假如没有实力雄厚的“满铁”的参与、配合和支持，那关东军是难逞其凶的。　　这时的“满铁”已经在东北拥有了4。4亿的资本、1100公里的铁路、480平方公里的铁路附属地，还有将近4万名职工和50多个关系会社。它秉承主子的意旨，又盯上了被张汉卿视为对“南满铁路”重要限制和东北战略大动脉的“京哈线”。　　已经执掌政权的张作霖自然不会做这“青史留名”且又自掘坟墓的事，但是又不想在可能全面取消庚子赔款的重大历史关口有日本这样一个强硬的阻力，且因此在中国全面恢复经济的时候和日本反目并不明智，因此只是私下表示可以通过协商，指示政府与日本缔结一个秘密和约。但是作为回报，日本政府必须首先明确放弃庚子赔款的政策。　　这样，苏俄带头、美国示范、日本或明或暗的放弃，对中国有强大地缘政治影响的诸大国在此事上的一致，很快变成为各签约国一致的追随。在美、苏、日、德等大国或赔款比值占优势的大国均表示放弃赔款的压力下，全面取消各国庚子赔款水到渠成，获得列强的一致同意。 　　遇年关了，致君给大家拜个早年。 第142章 阅 - 少帅春秋 - 致君 　　本来要进行的国会选举，因为这件事的发展便自然中止。一是各地诸侯认为奉系已成大局面，参加所谓选举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还使奉系执掌朝纲有了合法的外衣，因此多不热心；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张汉卿提议“缓称王”而暂停选举的进行，其目的还在堵日本人密谋侵略中国的嘴脸。　　让段祺瑞继续在台上作傀儡，可以让奉系在对外特别是对日外交上有缓冲的余地：重大对华不利条约，绕过实际执掌政权的人民党，将来完全可以废除，责任在段；所有段点头的大事，若人民党不同意，实际上是不能生效的----自段执政以下，所有中央政府行政人员均是人民党一手控制的。张作霖躲在段祺瑞的背后，其乐融融。　　为了牵制日本在东北的动作，张汉卿试图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他不惜血本要将美国资本引进东北，请美国修建大通（大虎山到通辽）、沈海（沈阳到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增修吉（林）会（朝鲜会宁）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以及阻止中国在葫芦岛筑港的要求，均未照办，引起日本不满。　　山本再回北京，希望张作霖能够把“京哈线”方案由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并在协定细目案（即具体条款）上再签一个字，可是这次张作霖无论如何不肯就范了，他以段祺瑞才是国家元首为由，拒绝了签字行为。　　其实上次签了一个“阅”，张作霖已经后悔得要命了。他知道这不是光筑几条路那么简单，铁路周围还有附属地，可以像南满铁路那样驻扎日军，一旦连成片，东北就不是中国人的东北，而是日本人的东北了。本来在签“阅”字时，张作霖就准备不认帐了，但他知道日本人很难缠，哪怕你就留根头发丝在地上，他们都会捡起来“顺藤摸瓜”，以后有得烦了。　　果然，山本不依不饶地上门讨债来了。张作霖便干脆说：“我现在还不是一国元首，要是将这个公开，社会舆论太大，一定会出现‘国论鼎沸’的情景，到时，奉系就‘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了。我完蛋了，你有什么好处吗，谁来落实这个方案呢？”　　山本想想也有道理，只好硬着头皮表示，“可以先把文字的事搁一边，把文件精神真正落实下去才是王道”。 张作霖一听：“这就对了嘛，这样，我在中央没法办理，县官不如现管，你去找小六子吧，他现在负责计划委员会，举凡交通、建设的规划都是要经过他办理的。”　　山本来找张汉卿，说明来意。张汉卿心里苦笑：“这便宜老爸，自己摆不平就推让给儿子来顶，还一天到晚表现舔犊之情呢。”他现在主要精力已经放在不久后的对西南用兵上了，这烦神扰心的事，实在不想搀合。不过父子连心，老爸的心思，他是一清二楚的，无非是“拖”字而已，这还不简单！　　他对山本说：“京哈线本来就在规划之中，不过具体事务还要由政府处理，您还是去政府询问进度为好，我嘱咐一下，他们一定会给你办好的。”飞起一脚，球踢到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那里去了。　　王永江跟随这俩老少主子时间久了，自然心领神会，马上也装出一副老糊涂的样子，推说自己这个不懂，那个不会，随手就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更下面的人。　　更下面的人没法再往下面推，于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还等什么，咱们继续踢皮球吧。　　山本这回算吃足了“中国式办公”的苦头，穷忙半天，什么也没捞到。满铁蔫了，只好再换政府直接出面，这回换得是外务相次官芳泽。　　芳泽从国内飞到北京，当天晚上就来求见张作霖，而且一坐下就赖着不肯走。张作霖也一直在那里坐着，陪他。张作霖没吭气，芳泽一时无语，眼看时间不早，也没法再磨蹭，好吧，话归正题，“今晚来拜访阁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铁路的事给确定下来”。　　说到关键点上，张作霖绝不含糊：“不是说了吗，那是地方上的事，已经交给王永江办了。怎么，他还没给办好吗？哦哦，我再帮你催催”。芳泽急了，又“地方地方”的，还嫌忽悠我不够啊，不由脱口而出：“贵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话你可不能不算数啊”。　　老张一摆手，“快别，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君子’，我过去是马贼，是胡子！”　　和老张坐一块，“儒雅”的芳泽颇有点秀才遇上兵的味道，激将法既然不起作用，那就只好来直接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在北京是呆不住的。反过来就等于说，如果他们日本“支持”了，“呆在北京”就不成问题。　　这话听着不是味儿啊，张作霖毫不客气地挡了回去：“如果我坐不住北京，到时再退回关外也不迟，东北是我家，咱老张高兴出来走走就走走，高兴回去就回去，谁能拦得了我？”　　芳泽想着用什么话才能把这老头子给将住，好个老张，不等他说出什么新的论调，当即把手中的旱烟袋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啪嗒”一声，翡翠嘴的烟袋成了两半。张作霖气呼呼地站起来，两眼一翻：“我身上不就这么一副臭皮囊吗？不要了行不行，再怎样也不能做让后世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说完张作霖就怒气冲冲地扔下芳泽一个人走掉了。　　张作霖行伍出身，痞气发作时，倒也十分有煞气。奉军手里有近百万精兵，到哪里都是一股不得不重视的力量，真要闹起来，日本政府还真得掂量掂量。所以只要不僵到翻脸，日本政府对他还真无可奈何。这是之前张汉卿、蒋百里等一堆军事大家得出的结论。　　芳泽文官出身，哪见过这阵势，没吓住老张，自己反被对方的气势给吓住了，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在两人夜谈的第二天，鉴于张作霖的“无动于衷”，“忍无可忍”的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觉书。　　北京政府外交部当即对日本觉书作出答复：“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的领土，别拿我们的主权不当主权。（原话是“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嘴上说着狠话，不过当天，张作霖还接见了日本记者团。面对着日本记者，老张出语掷地有声：“我现在有‘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对于中国的治安，本人负‘全责任’，这是不容质疑的，‘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　　当然，老张的太极功，从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把门完全堵死的事情他不干。当芳泽再次密访，逼问张作霖此举的真实意图时，老张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我发那个声明，说那些话，都是没办法，舆论盯得很紧啊。”　　芳泽这回倒没被他晃过去，马上掏出一份新的文件，那上面都是奉外务省之命刚刚提出的几项书面要求：“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下来了。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一切搞定。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给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让这两个部门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帐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鲁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个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就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回去交帐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某手黑”都没有。天哪，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光是“阅”什么“阅”。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此事由当时在芳泽身边的一个参事官亲见，隔了很多年，他仍对张作霖的“非常狡猾”记忆犹新。一个“拖”字诀，张作霖用得可谓炉火纯青。　　日人谓其“狡猾”，然而如果想到以中国国情，张作霖所处的险境，又实在不能不为之捏一把汗。眼瞅着大好的形势，无论如何不能被日本人破坏子大局。可是若不与日人辗转迂回应对，又无法直面日本人的蚕食胃口。　　虽然看起来狼狈了些，但比起资敌自肥的卖国勇士们，当得起竖起拇指，而不是中指。 　　遇年关了，致君给大家拜个早年。 第143章 席卷大西南（一） - 少帅春秋 - 致君 　　看着别人脸色过日子毕竟不好过。要想彻底摆脱日本人的羁绊，非有一个稳定的政权不可。而要达到此目的，统一政令与军令是必须的。因此，在张作霖政府合法性得到列强默认后，一场针对西南诸侯的讨伐在所难免。　　此次全国各系大裁军，人民军只裁兵员不撤番号，为将来扩兵打下伏笔。而且人民军所裁兵员大多为东北军老旧军人，或是未及全员整编的旁支或降兵，对战斗力并无影响。张汉卿更将预备役部队新编为4个军，分别为13、18军，编入广州军区；第14、19军，编入武汉军区，为进攻大西南作准备。　　少帅有识人之明，这在他对各路降将的使用上即可看出。他不像许多老奉系如吴俊升等对其它派系的人马进行排斥，而是人尽其才，不问出处。最著名的便有鄂军人于学忠升为广州军区司令、蒋柏里升任南京军区司令且后又改任国防部长。其它的有晋系商震，冯系宋哲元、张维玺向人民军输诚后均已升任正副军长。冯系张自忠、孙连仲、刘汝明、孙良诚、佟麟阁，晋系傅作义 (张汉卿特别简拔)均任师长一级主将。一时人民军内部人才济济，包容了民国军界各个派系内非常有名的人物，焉能不强？　　孙连仲是河北省雄县人，幼时家中比较富裕，但他对读书不感兴趣，所以辍学投军，在冯玉祥部当兵。因为他个子大，身强力壮，又有点文化，所以得到冯的喜爱和重用，到1923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他已是冯部的炮兵旅旅长了。张汉卿收归麾下后，立即便任命他为总装备部新成立的炮兵司令，全面负责火炮的改良及炮兵训练工作。　　正史上刘汝明是以冯玉祥始、以蒋介石终的民国时期的一员战将。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在天津的一家当铺里当学徒，16岁时因不堪店东的虐待，愤而出走，到冯玉祥部当兵。冯见他个子小，便说：“你个子太小，不合标准。”刘抗辩说：“我才16岁，难道我就不长了么？”冯见他伶俐乖巧，便收留了他，让他当自己的勤务兵，没想到这个小勤务兵十几年来竟由班长、排长逐级擢升，到了1926年竟升迁到了师长，成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中的五虎将。1928年北伐时，刘汝明任北伐军军长，北伐胜利后，冯玉祥到南京就军政部长职，刘汝明随冯玉祥任军政部参议。一次，刘汝明随冯玉祥见了蒋介石，蒋说：“你就是当年守南口的刘师长么？哦，很好，年青有为！”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溃败，余部被编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兼第一四三师师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刘任六十八军军长，在河北张家口跟日军作战，所部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旅长以下十几个中级军官阵亡，蒋介石在武昌召见他时，除慰勉外，奖给他3万银元，他将钱全部发给了士兵。　　孙良诚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员悍将，在冯玉祥参加的历次国内战争中，孙部屡战屡胜，故素有“铁军”之称，正史上他的结局并不太好。不过在这个时空里，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这员虎将可是大有用武之地。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张汉卿果断委任其为14军副军长兼41师师长，调入武汉军区，准备让他担任进攻大西南的领头军。　　至于傅作义，更不用讲。绥远抗击日军的名将，守城达人，在未来还是大有用处的。是时时人尚不知道其价值，所以当张汉卿“特旨简拔”直接委以重任后，傅作义感激涕零。　　西南用兵，战略由蒋柏里、张作相、张汉卿三人共同拿捏：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要一举占领西南各重要城市，完成国家统一。　　裁兵给四川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各省军阀中，只有四川长期处在四分五裂之下，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团体。各方势力均不愿自己有所损失，在桂、黔、滇三省均已进行裁兵动作时，不安定因素在川内已渐渐形成。　　人民军成功进入北京后，为平衡四川局势，张汉卿采用了“远交近攻”之法，新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目的是为了平衡川中力量，使杨、刘大体维持在均衡状态。这样，在直奉大战时，使处在南方的人民军没有后顾之忧。　　杨森被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后，大权在握。对于杨森的后来居上，刘湘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于是，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为了在即将进行的内战中占胡优势，刘湘暗地里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张作霖执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杨森决定发动统一之战，以武力统一四川，得到人民军高层张作霖、张作相、张汉卿等人的认可及支持。　　1924年4月12日，杨森下达对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讨伐令，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以及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等部进攻，连战告捷，很快就占领了七十二个县，其军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被击败的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　　本来这场大战没袁祖铭什么事，可是他在刘湘等人的怂恿下，想在战后分得一杯羹。为表诚意，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邓锡侯任前敌总指挥，刘湘只任后勤总司令，居幕后操纵。　　7月1日，联军下达作战令。7月8日，杨森亦下达作战令，向联军进攻。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开始，杨森获胜。后来，他急于寻找联军主力决战，因大意而使王兆奎师被邓锡侯部击溃。7月21日，联军全线发起进攻，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正当杨森调集兵力，准备反攻之际，7月31日，早已被刘湘收买去的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背叛杨森投靠刘湘，通电停战，使杨军全线震动。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军溃败，逃往乐山。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　　然而刘湘等人的兴奋还未开始，窥测多时的人民军从北、东及长江上分兵三路直压过来。在入川总指挥张汉卿的统一部署下，北部以兰州军区张维玺不满编军整18师为先导，配以齐恩铭第2军、宋九龄第3军共约9万人，出汉中，一路攻广元，入剑阁，取绵阳，威胁成都北侧；一路经阆中，过南充，或西向遂宁，威胁成都右翼，或东向广安，威胁重庆北侧。东线由武汉军区部队主攻，分别由晋系将领商震领新19军为主力师、冯系孙良诚第14军主力师为先导，恢复第8军魏益三编制，同第7军王以哲部后援。一路由湖南芷江进入黔东南，一路由湖北恩施西进渝中，切断川东北。长江舰队也奉命沿江而上，海军陆战旅于8月16日攻陷涪陵，直指刘湘老巢重庆。 　　遇年关了，致君给大家拜个早年。 第144章 席卷大西南（二） - 少帅春秋 - 致君 　　人民军进攻四川、贵州的兵力共约20万，战略上呈包围之势。广州军区也奉令而行，以刘汝明第13军主力为先导，李振唐第11军为后行。作为由湘入黔后援。以历史上善于防守的傅作义率18军主力师入桂，在梧州与新桂系的兵马对峙。　　新桂系的岷起才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民国十年，孙中山命令粤军陈炯明部伐桂，旧桂系摇摇欲坠。由李宗仁（德邻），白崇禧（健生），黄绍竑（季宽）这几个营长加连长凭借对时局的判断及应对，相机有利的在几年间一跃成了持掌广西军政大权的要员，旋即同陆荣廷、沈鸿英的混战。时陆荣廷与沈鸿英水火不容，李宗仁趁机联结沈鸿英发兵攻打陆荣廷，将陆荣廷的势力消灭。随后，李宗仁与沈鸿英争夺广西的控制权，随后李部响应孙中山实现广西统一，加入广东国民政府。民国十四年，李宗仁消灭沈鸿英的势力，桂林告克复，统一广西。沈鸿英哀叹：“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粤、赣，谁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势力控制了广西全境。而后击退了企图进入广西的滇军唐继尧部。　　李宗仁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举足轻重的军政高级将领，他的一生资历激荡起伏。先是从于陆荣廷旧部，早年参加过讨龙（济光）护法战争。民国九年旧桂系残部和粤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时任营长的李宗仁拒绝前往广东接受收编，于是带领所部进入了六万大山。但是因为饷粮的匮乏，于是卖掉枪支换取饷粮（白崇禧的记述中为卖枪买衣）传为佳话，人人称颂。这跟旧式军阀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宗仁赢得了起步初期难得的声誉，为他开辟自己势力征到了人心。于是迎应时势，在玉林把控制区扩展到七个县。李德邻尊崇孔孟，信笃儒家之道，对仁义看得很重。且他为人心胸宽大。这跟喜欢耍权谋诡计的蒋有着明显的不同。由此也成为二人难以融合的芥蒂。能够把天资跋扈的黄绍竑，智谋精明的白崇禧、黄旭初至于自身部下，若无杀伐决断之才和宽宏大量的心胸，断然坐不上桂系的第一把交椅。早年起步初期他对贫乏交困的黄季宽伸出援手，不计较黄季宽挖墙角拉走他的两个主力营（俞作柏和伍廷飏）。对于桀骜不训的俞作柏袭击马君武（时任省长），竟打死马的姨太太，李宗仁也表现了相当难得的沉稳。李宗仁经常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　　白崇禧原与黄绍竑同属马晓军模范营的部下，二人后来辗转到李宗仁身旁，联合组织“定桂讨贼军”，李任总司令，黄任副总司令，白则担任参谋长。参谋一职显现白崇禧精与军事谋略的身份，正史上赫赫有名的龙潭战役中，白崇禧督军苦战，一举击溃孙传芳。时任国民政府首脑的谭延闿就曾写过一幅对联给白崇禧对联一副：“指挥若定真能是，学语小儿知姓名。”一时间，天下传颂不已。有着“小诸葛”出身的白崇禧，决非徒有虚名，在抗战时期。他在30年代治理广西时期，标榜“三民主义广西化”，创导“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基层组织，建立民团，推广“全省皆兵”，为“抗战”作出贡献。　　在贯彻他的“三自、三寓”政策中，白崇禧虽然专横跋扈，雷厉风行，但却颇能以身作则。他提倡廉洁苦干的精神，自己平日身穿一套粗布灰军装，腰上扎条皮带，戴只灰布军帽，脚穿青布鞋，象士兵一样打着人字裹脚。只因他戴着一副无边近视眼镜，才象一个参谋军官，不然便是一个十足的桂军士兵了。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无倦意。不但衣着朴实，吃的饭食也甚为简单，不招待来宾贵客，不设宴会。白崇禧精明能干，艰苦奋斗，手段强硬，在他督率之下，广西从上而下，刻苦奋斗，蔚然成风，赌博、贪污之事极少，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经过几年的生聚，无论财力、军力、民力皆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增长。在全国一派混乱破败的形势下，广西俨然已成模范之省焉！有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者赞曰：“假如中国有两省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德国驻粤总领事官阿登伯博士到桂视察商务，亦赞曰：“由梧到岂沿途所见，觉广西秩序甚佳，各项建设已有显着之进步。”日本记者和田济叹曰：“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慓悍的军队，名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他蹂躏，我敢说是徒然空想。”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评论曰：“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好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好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只有十七团兵，连官兵共有二万人，可算是能裁兵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能享受治安的幸福。”　　广西办民团，实行军训，走向全省皆兵，这对后来许多人主张抗日救亡也起鼓舞作用。尤其重要的，八年抗战中，广西出兵员之多，仅次于四川，而桂林与柳州两地也曾在战时发挥过基地的作用。”白崇禧不愧是统兵的强将，治世的强人。三国时代，给诸葛亮几十年的偏安局面；然而民国年间，对小诸葛却颇为吝啬，只给他几年时间。　　但在政治权谋上却不如他的上级蒋介石（周总理亦曾说白刚愎自用、不懂政治）。而后者在军事上则大不如前者。不过，他是个优秀的军人，据说和谈时期，连毛爷爷都曾如此评述：“白崇禧，小诸葛嘛，喜欢带兵，以后就让他做国防部长好了，喜欢带兵就让他带二十万好了。” 　　黄绍竑给人一个粗中有细的铁汉子形象，其早年败兵奔走之时，即使饿着口子带兵也严律军纪，这一点上与李宗仁等新式军人都很相似。同时黄绍竑也是个颇有才识谋略的军人和政客，深受张汉卿敬慕。　　人民军入桂攻黔，桂军是联合川军、黔军抗拒中央军，还是坐观成败？一旦川、黔军兵败，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到时又如何抉择？投降吗？有道是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抗拒吗？阻挡历史发展洪流是要遭天谴的，劳民伤财是一则，身败名裂就不妙了。为此李、白、黄三巨头陷入深思中。 　　遇年关了，致君给大家拜个早年。 第146章 席卷大西南（四） - 少帅春秋 - 致君 川、黔系由合到分，滇系又内斗，使坐观形势的桂系诸大员大跌眼镜。本来桂系李白黄三巨头还想着在人民军攻势稍慢时漫天要价，但是见了这三系已经陷入内战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抗拒中央在此时便是一个笑话了。杨森、刘湘分分合合，几番内斗下来，双方实力均损失不少。正好给人民军以可乘之机。张维玺率兵先入成都，宋九龄占领广安，川北已在人民军控制之下。面对人民军即将进入重庆，刘湘无计可施。上、下川北及川东尽失，重庆已在人民军三面包围之中。在成都为人民军取得后，唯一可行之策是西遁川西，与堂叔刘文辉合兵一处，退往西康。但以西康贫瘠之地，究竟能存活多久尚在五五之数。不过这样一来，他刘湘又将是民国另一偏安之军阀，将与中央为敌。他虽然满心希望重铸昔日光环，但形势比人强，不容他不多想。可是人民军得势不饶人，28日清晨，号称“铁军”的人民军孙良诚部前锋一团正式逼近重庆南麓大渡口，守军始终未接明白口令，竟然干脆将枪一扔，甩手让开大路，任由人民军通过。待刘湘得知消息时，人民军已兵临城下，等待其最后决策了。无奈之下，刘湘发出通电，表示愿意归顺中央，将全部军队交由人民军改编，自己安心做国民。张汉卿在得知重庆和平归顺，大喜过望，通电赞扬刘湘“识大体，爱国家，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并表示“刘湘所部将改编为人民军新的军，由刘湘继续任军长，归即将成立的成都军区管辖。”其它诸侯见实力最大的刘湘已归降，纷纷放下武器，依样画瓢。于是川中平服，只有刘文辉盘踞在川南，左右摇摆，并将主力渐调往川西，似有形势不妙即西窜康定等地自立为王之意。心腹大患既平，对刘文辉这等疥癣小疾已不在话下。10月2日，张汉卿坐军舰自汉口抵达重庆，开始布置对滇、黔战事。川军大将刘湘、杨森均诚惶诚恐，大张旗鼓迎接以示郑重。张汉卿则尽展少帅风度，对川军降将极尽恩荣，称赞刘、杨为平川功臣，并以杨森为新成立的人民军第35军军长，与商震一道出川，要强渡乌江，平定贵州。千帆竞过，百舸争流。人民军第11、13、3、6、7、8、14、19、34、35共10个军22个师30万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乌江、三岔河、鸭池河等地，只用了3天便分别攻破滇军北、西、东三条防线。袁祖铭败兵如蚁穴溃堤，一发不可收拾，不得已通电下野，拱手让出贵州全境。看到分则两害，胡若愚在31日于昆明东郊大板桥与龙云言和，商定以和平为基调，仍让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准备将龙释放。张汉卿难得这一天赐良机，怎能让龙云这只老虎重新焕发生机？他一面直指胡若愚部为叛军，派兵抢占川南攀枝花要地、要兴兵“围剿”，使之不敢轻易释放龙云，一面以重兵进入昆明，安抚百姓、挤压龙云军空间。在昆明，张汉卿利用云南百姓对唐继尧护国之功的感念，重新将唐继尧这面大旗搬了出来，以抵消龙云的影响力。他报请中央政府，明令褒扬，在昆明大观楼铸造了唐之铜像，并举行国葬。同时为民请命，修建唐继尧墓。唐墓为石砌圆丘形，高6米，直径为16米，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在国内为较大的陵墓。墓前建有廊柱式石牌坊，面阔16。70米，镶嵌着8个石碑，这8个石碑，刻着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被推举为护国军务院抚军长，大总统黎元洪的授勋令；以及周忠岳为唐继尧写下的长篇墓表。把这些内容合起来，就是唐继尧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人生岁月。唐坟正中刻写着“会泽唐公冥墓”，两边对联是：“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唐坟前神道两旁立有石狮、华表，唐坟之上还有许多石雕，气势壮观！这个墓把建筑上的希腊式、威尼斯式、哥德式与中国传统融为一体。此外，还采用了拉丁式的铭刻，墓顶树木葱郁，形成了一个绿色墓冠。因龙云尚陷囫囹，因此对其云南省主席兼军长的诺言便无法兑现。张汉卿一面与胡若愚“交涉”，一面将胡瑛指挥下的滇军38军拆、调、换、退，并改编为人民军第33军。等到10月6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所谓第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代理主席时，属下尽去，换上清一色的人民军将领。龙云也是一代枭雄，能屈能伸，遂以威不孚众为由，请辞军长职务。张汉卿“坚请”无效，只得重新委任奉军老将张殿九为军长，但仍以龙云为云南省主席。龙云旧部在胡瑛指挥下大败胡若愚、张汝骥，15日将胡若愚驱退川南依附刘文辉。刘文辉，字自干、病虞，为大地主刘文彩之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中逐步壮大势力，后来和堂侄刘湘一起成为四川最有实力的两个军阀，刘文辉占据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刘湘占据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此人在正史上是因抗战名流青史。当时刘湘抱病率数万川军子弟，徒步千里，出川抗日，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及第23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胃病在汉口去世，并留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后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算是用波澜壮阔的轰烈，为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张汉卿对这样一位深明民族大义的军人其实是非常敬重的。在他看来，即使是军阀，也有远比现代所谓“哈日”、“哈韩”者值得关注与尊敬的地方：像张作霖、吴佩孚、曹锟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没少干过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但是一旦关系到民族大义上，那是绝对不含糊的。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能让中华民族远离大灾难的时间不多了，留给张汉卿的时间不多了，不能再在为中国内战再浪费国家的元气了！张汉卿于国庆节前夕，在昆明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游行，并在其后向刘文辉及桂系要员发出了“双十”电文，呼吁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在张汉卿发出统一呼声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也发出吁请，要求广西在统一军令、政令之基础上与中央请和，并在中国大陆达成国家统一。中国强大的民意力量是最终促使桂系与中央达成和平统一的决定性力量，在重重压力下，刘文辉、李宗仁相继表示愿意接受中央改编。西南平定，除了各租界，中华民国终于在大陆实现了统一。对号称“双枪将”的贵州兵，张汉卿极尽裁撤之能事，除择其精锐，保留龙云共一个师外，尽行编入建设兵团或后备役部队中。对号称“猛如虎”的广西兵，则扩充至4个师。滇军保留3个师，川军打乱编制保留7个师。为了充分利用成都掌控大西南的有利地理，张汉卿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在成都设置成都军区，管辖范围包括西藏、云南、贵州、四川诸省。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张汉卿调遣老奉系大员万福麟坐镇此地，辖有6个军。对桂系降将的委任出人意料：黄绍竑担任张汉卿的参谋处长；白崇禧则进入国防委员会，担任后成立的总动员局局长；李宗仁则顺利升至国家行政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央的要员。 第147章 洗牌 - 少帅春秋 - 致君 孙中山于1925年元旦开始病发，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进饮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全肝已坚硬如木，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根据真实的历史演义，是该准备去孙中山时代国民党的留存问题了。张汉卿在想，孙中山也在想。这位毕生都在为创建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努力的先行者，一直在思索一个严重的话题：选择合适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必须在党内服众，从而使国民党能够团结在一起而不至于分散；这个接班人必须看得清形势，团结人民党而不是与之对抗，否则是取死之道。可是由于人民党在此时空的异军突起，国民党影响力较正史上弱了许多，连带着其力量也被削弱几分，包括他这位国民党总裁都没有想象中的风光。因此他对于几位手下的影响力也相对弱了几分，以至于手下山头林立，若不是有他这面大旗在前，几成散沙，这也是他的憾事。只是已经无法挽回了。2月18日，孙中山自协和医院出院，移居他的故地铁狮子胡同行辕，改以中医治疗。在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后，情况有所好转。此期间汤尔和与汪精卫对中西医治疗爆发争论，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对中医治疗加以指责。看来西医很有市场，连孙中山这位西医的先行者也不能免俗，到2月26日，决定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治疗。药医医病不医死。病情无力回天，西医亦束手无策。到3月11日，孙中山已陷入弥留之际。在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张汉卿等人民党要员最后探望病情后，孙中山请廖仲恺向济济一堂的国民党高干们宣读了他亲自口述、汪精卫执笔的《致人民党书》，并在遗嘱上签署：“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民国政党大联合之首领，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三民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在人民党之帮助下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及你们领导下的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党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人民党以良友及领导而创建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党在争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60岁。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不能进食。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极危险。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终夜不离。戴天仇为孙草遗嘱。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腹胀加增。克礼为之打针放水。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当弥留时。戴天仇代草遗嘱。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孙中山对于家事的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留给国民党内的同志：“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澈。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他在临终前对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还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噩耗传来，“国家统一委员会”立即决定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以纪念这位伟人。人民军总司令兼人民党中央军委主席张作霖，中央军委副主席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人民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张汉卿等特致送阔丈余，高四尺五的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人民党的唁电挽幛，均称“三民主义先驱”，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革命先驱”之始。同日下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报请人民党中央，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员缠黑纱一月。”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正史上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由于国民党内无人及得上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力，在他这位国民党精神领袖离去后，国民党力量一落千丈，党内群龙无首，内部分为三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在国内的影响力日益缩小。人民党利用其在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地位，逐渐削弱了国民党的影响，使之渐渐缩小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参政党”。鉴于中国主大陆已无可以掣肘张作霖的力量，集总统与总理于一身的执政身份已不符合民主化的要求。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张汉卿积极设计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架构，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中国完成了对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重中之重、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恢复国会：自曹锟贿选，除了战争状态，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大部分地区处在奉军和人民军军管之下。人民党在维护国家统一与主权完整、领导工人运动、农村土改、妇女解放及统一战线上建有卓越的功勋后，不但在法理上，而且在心理上让全国人民得到认同。当此之际，改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已成为可行。根据张汉卿等人起草的《国会组织法》，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中国人民党领导下的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由中央目前直接控制的27个省份（含新疆）及刚从各方军阀手中取得的广西、云南、贵州、四川4省，及在正史上一直脱离于四川的西康地区、游离于中央的西藏、日据的台湾，共34省，不计省份大小，每省各占5个名额，共170名。为了最大保证人民党的优势，根据张汉卿的要求，另增加军队退役将领席位5个，人民党独立任命席位5个，退休政府首脑席位5个，均有同等效力，共计185个席位。众议院由此34个行省（台湾、西藏只有名义席位）随省份人数多寡而变化，初定为每省每100万人口中有一个席位。众议院议长兼任国会主席，所有议员享有司法豁免权。在重大事件上（如修改宪法等）需得到参、众两院各2/3多数通过。加上中央直属部委及人民军代表两个部分，1925年众议院共计有482名议员。国会是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关，众、参议院的职责分别是：审议及修改宪法；对重大议案的表决；对政府的信任投票；年度政府报告及预算的审核表决；对外缔结条约的批复、宣战等。参、众议院各设立8个委员会，分别是：宪法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超过1/5的代表、参政团体、及两院院长联合均可独立提出议案。对参、众议院的职责分工，张汉卿比较后世欧美各国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想法，提出了一个方案：一、在修宪上，需经众议院2/3多数、参议院超过1/2方可通过；如果第一次提案未获通过，5年内不得再提出同等议案----这样做，已经基本上确立了人民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政治的领导地位。宪法已经规定了人民党作为执政党的种种优势，当然在修宪上予以设立高门坎。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后代仍守不住人民党的优势地位，那也只能说明这个党已经根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了，活该被淘汰----再好的制度都经不起败家子来折腾。二、其它一般议案均需按照先参后众的顺序、经两院过半数通过即可成行。对于欧美国家来说，经常有参政院通不过而众议院通过的情景，它们最终也能成行。张汉卿认为这会降低参议院的权力，但又不能过分滋长其权力，造成尾大不掉，形成民主则民主矣，但政府什么事情都做不到的几乎不作为的状态，这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张汉卿独具匠心，设计了一个堪称杰作的表决办法：针对政府信任案和年度预算、政府报告，如果参议院第一次不通过，而政府又直接提交众议院表决，如果未获得2/3多数通过即被视为未通过，则政府应当解散----这样可以限制政府的决策人员强奸民意、而不是像后世所唱的“人大拍拍手，政协点点头”的微弱监督能力。国会选举每5年一届，议员任期无限制，并享有司法豁免权。在休会时，两院有一个常务委员会代表各议院主持日常工作，平时参、众议员则兼任各省的省议员 (常委会委员)。国家主席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由中国人民党提出候选人名单，交众议院表决通过，可连选连任，任期为5年。总理是国家行政的最高执行人，由国家主席提名，众议院表决认可。副总理、国务委员名单皆由总理提交众议院表决，以最终形成内阁----同样是可以连选连任----现在还不是真正行使民主的时候，贸然地规定任期只会使政敌有了复盘的指望。在当前，集权式的行政是中国复兴的前提。因此，张汉卿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及党主席的任期规定均是无限制，以最大限度地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至于将来如何修宪，将来人一定比现在聪明。裁撤国防委员会，取代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了体现人民党的领导地位并贯彻党的意图，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由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交国会表决。人民党党章另规定所有国家主席、总理、军委主席、国会主席候选人均需是党的常委。行政上各省、市、县、乡的议会主席均由同级的人民党书记担任，以体现人民党在国家权力控制上的地位和力量。行政上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但也不能像后世那样，腐败先从党内开始。为了有效制约党内的违法行为，张汉卿设计了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最高法院设15名大法官，首席大法官由国家主席提名，交国会表决，在行政上负责最高法院的日常事务 (院长)，各大法官由各省获得资质的法官竞选获得，交国会表决。省、市、县分别成立高等法院、中级法院、初级法院，人数分别为11、7、3人，由上一级的选举委员会提名下一级的人选，并交下一级的议会表决。司法自成一体，即人民党亦不得干涉。所有法官除为规定的条款所罗列外，享有司法豁免权，并终身不得被免职。依例设立各级检察院。在4月初，在人民党内进行了第一次党代表的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张汉卿以其巨大的威望，当之无愧地以99%高票延续为党主席 (党章规定党主席必须是常委)，另6位常委分别是：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王永江 (一直张作霖父子政治上的最重要助手)、潘复 (因其卓越的财经管理能力使得奉系最终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入主北京，其人在老奉系内部深得人望，为王永江内阁的重要财政助手)。其它入选政治局的有：韩麟春、郭松龄、杨宇霆、姜登选、汲金纯、于学忠、蒋柏里、万福麟、马龙潭、戢翼翘、莫德惠、许兰州、刘尚清、常荫槐、袁金铠，连同常委共计22人，是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会分工的决定是：张作霖担任国家主席及军委主席，孙烈臣为国家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吴俊升担任国会主席，张作相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张汉卿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并代替孙烈臣主持军委事务（不再兼任总参谋长职务），王永江为国家副主席兼总理，潘复为常务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任。根据王永江的提名，莫德惠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刘尚清为负责工业的副总理，张振鹫为负责财政的副总理，于驷兴为负责教科文卫的副总理，袁金铠为国务院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8大军区，并产生出的军委委员共13人：张作霖(军委主席)、孙烈臣（军委副主席，因病无法省事，挂职）、张汉卿(军委常务副主席)、张作相(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韩麟春(东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沈阳军区司令)、郭松龄(改任海军总司令)、杨宇霆(改任空军总司令)、姜登选(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汲金纯(济南军区司令)、于学忠(广州军区司令)、蒋柏里(即将改任国防部长)、万福麟(改任成都军区司令)、马龙潭(即将接任南京军区司令)、戢翼翘(武汉军区司令)、邢士廉（改任兰州军区司令）、常荫槐（总后勤部长）。张氏父子领导下的人民党占据了中央的所有重要权力位置。人民党无论在政府与军队，还是在后成立的唯一能够约束国家权力的国会中都占有了决定性的席位，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力量已经形成。另外，中华民国自1925年起不再使用民国纪元，而改用公历。 第148章 民族资本的兴起 - 少帅春秋 - 致君 随着西南战役的胜利，中国各路地方势力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和衰败，中国政局重新洗牌后，人民党以其广受支持的民意和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一党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其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在这些良好的局面下，张汉卿得以实施胸中多年的抱复，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相继颁布使国家发展有了飞跃的提升。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特别迅猛的发展，远非正史上同期所能比较。清末民初，特别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开始从以仕进为目标的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资本家的卓越姿态出现了。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主动吸纳西方先进思想，胸怀强国济民的伟大抱负，在这个比官场政治更自由的空间里展现了让人惊叹的才能，迅速成为各地的民众领袖。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纠正了“士农工商”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分层，努力追求以“工农商学兵”为代表的全民平等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迎来了中国商人第一个黄金时代，可惜的是，这个黄金时代来之不易，却又转瞬即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实在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集权专制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太平天国、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国内的“心腹之害”和国外的“肢体之患”，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谓“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样，这场由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然而，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但它毕竟隐讳地、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从结果上说，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一批的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在他们身上，具备了过去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贵品格：不计个人富贵，力求民族经济的振兴。大约五十年后，毛爷爷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动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在毛爷爷搞的“五反”运动中自杀。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彻底结束。张謇，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853年（清咸丰十三年），他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十六岁中秀才。1874年开始外出谋生，后来到浦口成了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幕僚，那时他就已经是誉满江南的才子了。1881年，在家里无所事事的袁世凯率领一伙小兄弟投奔吴长庆，张謇曾经作为老师教他习文，发现此子胸怀大志，终非辕下之驹，便帮他在庆字营营务处谋了帮办的职务。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1894年4月，张謇再次赴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张謇目睹国事日非，满朝官僚不足为谋。于是，这个新科状元毅然决定放弃仕进，另走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新路。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辽东外还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的条文。为在外资输入前抢占先机，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图存的寓意。大生纱厂投产后，很快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货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纱厂净获利五百四十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两百万两和纱锭六万七千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后他以纱厂为龙头发展多种产业，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经营之路。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兴办实业既不是为个人谋利，也不是为几个财阀股东谋利，而是要为国家民族谋利。他的理想是以实业兴教育，再以教育改进实业，从而实现全民族的振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办教育，办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办医院、公园，甚至办盲哑学校、伶工剧社、剧场等等。状元张謇、实业家张謇、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别样风采。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商人”；在中国的一千多年的科举史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元！辛亥革命后，张謇看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拥护共和，并被推选为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1912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邀请他出任实业部总长。1913年9月，北洋政府以熊希龄为首组成“名流内阁”，张謇出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载。他非常想借此机会改良政治，发展民族实业，在就职时还满怀热情地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任内制订了二十多种农林、工商和矿业方面的法令。可在当时纷纷攘攘的权力斗争中，他面临的却是“财政竭蹶，无可措手”的窘境，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罢了。到1915年8月，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张謇辞职南归，悻悻而去。他又一次对政治失望了。张謇回到南通后继续办他的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那些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加上扩召新股和向钱庄借贷所筹集的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根据1921年一份调查材料，张謇经营的企业总资本约为三千四百万元。可惜好景不长。自1920年开始各盐垦公司连续三年遭灾，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导致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就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挽救民族工业，张謇多次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这呼吁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经负责一千余万元。过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联合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厂。大约一年后，1926年8月24日，张謇被病魔缠身，抑郁而终。这些惨事，张汉卿从来都是义愤填膺。主权独立是立国之本，工业繁荣是强国之路。他所成立的政府绝不会容忍这一事件的再次发生。远在人民军进入江苏起，他就已批示中央银行注资500万，使濒临破产的“大生”厂起死回生。在后来成立的中央各部委中，张謇获张汉卿直接提名为纺织工业部部长。另一位受到重用的化学家是范旭东。他1911年返回中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任分析化验员。随后，他的一系列创业，写下了中国化学工业史上诸多第一：1914年，范旭东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1919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以及中国第一个精盐工厂——久大精盐工厂。1918年11月，他又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1922年8月，范旭东从久大精盐分离出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到正史上的1926年8月，范旭东旗下“红三角”商标的纯碱，第一次进入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并获得金奖。1935年，“黄海”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1937年2月5日，中国首座合成氨工厂——永利南京铔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中国第一包化学肥料，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厂”。事业刚刚起飞，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主要厂房皆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一手开创的中国化学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永利合营，旭东回之“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他致力于在西南后方开辟新的化学工业基地，支持抗战与国家建设。尚在1920年奉军入主天津时，张汉卿就已与范旭东商讨建立化肥生产企业的可能性。在当时，因为种子质量不佳，又缺乏肥料，粮食亩产不过百斤。遇到自然灾害与人祸，当真是饿馁千里。东北土地肥沃，被喻为“粮仓”，已耕种的近2亿亩耕地不过产出2000万吨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00斤！张汉卿当然没有袁隆平这位大院士的水平，能培育出杂水稻。但如果有了化肥，产量翻番不是难事。而且化肥嘛，最简单的不就是碳酸氢铵吗？初中课本里就有介绍，而且工艺上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因为后来政局的变化，使张汉卿没有时间来关注化肥的“发明”了，他只是将化肥的原理讲解给范旭东，并注资300万创建了“稼强”化肥厂。在1922年春天，第一批化肥已经生产出厂，并在唐山农业试验场获得了平均亩产200斤的“高产量”！到1923年底人民军入政北京时，范旭东正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稼强”化肥厂开到全国各个城市，形成年产一百万吨的规模----张汉卿直接回复说远远不够！人民党政府先后又在攀枝花、重庆、昆明等地投资建设了大型高炉，利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各省，如四川、云南、贵州、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的丰富的不同类型的铁矿资源，变成攀钢、重钢和昆钢等大中型钢铁厂高炉生产的原料基地。当时的工业是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蒸气船和铁路是工业时代最重要发明并有加速后续成长性，其成长率象征未来加速潜力。1924年底，钢铁、水泥、煤炭产量均已接近或超过日本。此一阶段，中国已建成铁路里程是日本的85%，建造中的铁路是日本的1。5倍，规划中的铁路总里程数是日本的4倍。中国现代制造业增长到2。5％，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占4％。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为中国摆脱弱国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比较一下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1924年尾的破岁之交，平津地区、山西和长三角（主要是上海）地区已经恢复到战前经济，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为国家经济、军事建设提供了保证。而同期的日本因为关东大地震的余痛未了，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因为作为工业中心的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此一阶段两国经济上的此消彼长，使得以奉系为首的人民党在入主北京后的第一年即从财政收入上超越了东洋人。 第149章 尊师重教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永远不会忘记后世一位伟人的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在国力凋蔽的旧中国，还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或者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先进的技术是可以引进的。中国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因为重视教育，奉系在短短几年内即春笋崭露，显示了知识的良好作用。想想日本，借着甲午赔款的资金投入教育，即可迅速“脱亚入欧”，成为新的列强。在有机会入主中央后，尊师重教这一主题重又摆上案台。在中国，对教育先后有几个弯路：从解放前的尊重知识分子，到文革中的“臭老九”被贬得一钱不值，又到改革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再到被多方诟病的所谓“产业化”的教育体制改革，到张汉卿穿越前的教师待遇的重新提高。中间反反复复，人才被浪费和埋没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落后是分不开的。由于满清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只是在中国的国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打开之后才初具雏形。但是不能因此说，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是多么高尚、待遇是如何有巨大提升。比较在民国初，教师----确切地说，是教授的待遇是非常高的。说起民国时的教授，不少人钦佩和羡慕。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与今日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学识高地位高收入丰。拿鲁迅先生来举例，人人都知道鲁迅写稿、当教授收入颇丰，但鲁迅究竟有多富呢？有人说鲁迅是“百万富翁”，统计出鲁迅在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到1936年去世的24年间，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此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从鲁迅日记的主要内容所记录的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教授们的待遇来看，以鲁迅当时的收入确实算得上富翁。“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除了鲁迅，民国的其它教授的待遇如何呢？民国教授的经济状况与现今教授有着怎样的差距？据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当时的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7000元；副教授一级月俸34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助教一级月俸18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多元。李书华先生在《七年北大》一文中谈及民国时期北大教授的待遇则说：“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讲师（注：非级别也，乃兼职教师之称谓，鲁迅时为教育部职员，兼职于北大亦只为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有人曾将民国时期北大的教授月薪做过换算，称北大教授的最高月薪280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即使并非专任的“讲师”，不领固定的月薪，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元计算的话，若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8000元。也就是说那时的教授，每月仅外快就可赚六到八千元。但当时的北大教授队伍远不及现在庞大，约80名而已。李书华先生还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其实，民国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是给教授们提供免费住宅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对此，张汉卿认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国初层出不穷的文学大家、学贯中西的人物星载斗量就知道，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略补偿于万一。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尽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张汉卿还是要求国务院要尽一切可能给教师拨出资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为了在全社会灌输知识兴国的观念，张汉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规模，不得好于辖下任一所中小学校；所有中小学校的建筑强度，均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单位的办公建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即使是贫困地区，也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教育中来----张汉卿曾经专门为此在人民党中常委会议上再三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国家和地方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并计划在全国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在人民党宣传部的强力号召下，各地掀起了投资办学的热潮，方向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对于占用教育资源，违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经发现，行政一把手在三年内不得晋升，违规之单位主管将视情节轻重被给予记过、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等处罚，并限期予以改正，报经当地立法机构裁处。此一指令在后世号称“天字第一令”，并导致后来各地政府半数以上官员都是从狠抓教育上这一项升起，各层级的教育委员会的话语权空前扩大。不单单是重视普及教育，在专业教育上，张汉卿也走在时代前列。他积极指示并参与了“五师”制度----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师和医师资格认证制度，由此将相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真正学以致用，在全社会掀起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高潮，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科技的影响无论说怎样高都不为过的。起初在兵工厂里执行的抽样及标准化制度也由此浮上民间层面。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张汉卿一手成立了“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率先将后世流行的ISO9000体系导入中国，并将抽样制度称为第一号国标（GB0001），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化、标准化迈了一个好头。一大批接受过普及教育的毕业生放弃亲传口授的传统，接过前辈们的工具，用新的思想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此外，国家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也在酝酿中，专利制度已经提交国会审核。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前进，欣欣向荣，前途无量。 第150章 五卅惨案 - 少帅春秋 - 致君 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耻辱，被称为“国中之国”，宗主国丧失了对此地的行政管辖权和司法独立权。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曾经在中国的7个港口城市中开辟过专管租界，它们是：上海（不久并入上海公共租界）、汉口、天津、九江、广州、镇江、厦门英租界。这些在华租界都是当地开辟最早的租界或是唯一的租界，地理位置都相当优越，而且英国是最大的对华贸易国，这些在华英租界都发展为繁盛的商业贸易区域。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日本在中国形成5个租界，分别为天津、重庆、汉口、苏州、杭州。法国也有汉口、上海等租界，美国本有上海虹口租界，后来与英国合并，并入公共租界。俄国、德国本也有，但都因各自国家处于变故中而逐渐丧失了租界权。张汉卿曾在中学历史上学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名言，从那时起就对租界怀有极强烈的愤慨。奉系及人民党控制了中国政府并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形势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得到抑制，现在，是考虑到驱逐这一停驻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毒瘤的时候了。在张汉卿的决心下，新成立的北京政府以气势磅礴的勇气在元旦之初发出了“收回租界、关税自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呐喊，使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为之一振，衷心拥护之一举措。北京、天津、沈阳、汉口、南昌、广州、九江、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游行，以示声援。日本在之前与人民军/奉军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几乎丧失了在东北除关东州、南满铁路外的全部利益。重要的胶济铁路在人民军的压力下也于民国12年交回，因此始终憋了一口气。因为北方人民军实在强大，东北又是奉系根本利益所在，武力已经证明为不可行，因此转换了侵略手法。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它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人民军挺进上海后，美英日法各国公使纷纷探询民国政府的态度，并定立同盟。当此之时，各方代理人纷纷上场，不同的是，英美等国选择了较为“文明”、也较于为张汉卿所接受的“贸易开放”的立场----鼓吹上海为自由港，中国政府必须保证上海的繁荣与稳定。只是其提出有损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所谓“取缔重工法案”）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坚决反对，因此英国决定于6月2日在上海纳税外人会上单独通过，这引起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日本在同期也有行动。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惨案发生，张汉卿在愤怒之余，自悔地想到：自己将英帝国主义想得太简单了！本来只是将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不料英国仍与日本为一丘之貉！民国政府成立十几年，人民军在自己麾下也拥有百万之师（建设兵团均是后备役军人，仍然有统一的编制和指挥系统），怎能再让国人受此侮辱与欺凌！若是如此，他和史上的这些军阀有何区别！亏自己在异时空还信誓旦旦地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拼得一身剐，敢将皇帝拉下马。毛伟人可从来都是不妥协的，结果却得到了人心，稳坐了天下。拼着自己再被打回东北去，也要奋起一搏，自己有幸来到这个时空，怎么着也要打出中国人的气势来！一道紧急电令，让即将离任、一夜未眠的南京军区司令蒋柏里精神倍增，让本来怀着矛盾和愤怒的心情得到舒缓。随着蒋柏里电令频传，精锐的人民军做好了雪耻的准备。人民党上海省部连夜组织了20万工人、5万学生的上海总工会，决定于次日总罢工、罢课、罢市。31日，由人民党上海省部、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了惩办凶手并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出驻沪的英、日海陆军等17项交涉条件。同时运动继续发展和扩大，北京、天津、南京、青岛、杭州、开封、郑州、重庆等全国各大城市和几百个城镇的人民，纷纷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通电，捐款，表示支持，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并得到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持。全副武装的武警上海总队宝山支队开赴租界北口、虹口支队开赴西口，对游行队伍进行保护并要求逮捕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及相关肇事者。英军不准其进入，双方发生争执。英国海军陆战队一营也赶来助阵。面对着高举的洋枪洋炮，新成立的武警支队在支队长高其云的带领下，毫不畏惧，将枪口也对准了英国兵。南京军区人民军第4军代军长兼第12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率部到达南京路支持。那时候的许多中国军人，在外侮的积威之下，对洋人不免是“闻鸣镝而惊心，对弯庐以屈膝”，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团强行推进租界，英国租界领事史密斯派人向张自忠表示：“租界为各国共有之领土，中国军队不可进入。”张自忠表示：“英国人枪杀我手无寸铁民众在先，本师长奉长官命令执行任务，协助中国警察将人神共犯之罪魁审问治罪。任何敢于阻挡者均是对我军的公然挑衅，将受到严厉打击！”史密斯命令英军开枪向人民军射击，张自忠当即命令各部：“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枪声一响，局面已不是双方可以控制。这时候西边传来密集的枪声，原来武警虹口支队已与英军交火。人民军士兵已经义愤填膺，长官命令一下，立即向英军还击。子弹如炒豆般大作，密集型地压制对方。英军因为人少，又想不到人民军真敢开枪，立时有十几人毙命，没死的如兔子般逃往租界内。游行中的人群爆发出热烈的呼声，被压抑多年的民族自尊心萌发，不知谁先喊了声“人民党万岁！”受到感染的民众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喊：“人民党万岁！”这一声声此起彼伏，形成一股股洪流，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游走、传唱，表达着对人民党不畏强暴、为中国人作主的感念和由衷的拥护。张自忠听着这一声声发自肺腑的呼声，心潮澎湃。他觉得既然已经将此事闹大，不如就此形势，将肇事元凶抓获。即使自己身受重处甚至为此上军事法庭乃至于被枪毙，也是死有所值、于国于心无愧了。当下下令停止交手，命人传话，要求英人即刻交出凶手，停止一切对抗行动。 第151章 黄浦江上的炮战 - 少帅春秋 - 致君 英国海军陆战营已从开始的懵懵中清醒过来，意识到己方遭受到强硬的对手。既然对方敢于扩大事端，当然也不会在乎再多打死几个英人。听说对方是一个师长带头，想来兵马一定是不少的，于是一边敷衍，一边紧急通知依靠在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做好战斗准备。张自忠交涉几次，见英人态度越来越强硬，知道对方是去搬救兵了。当下命令人民军“冲进租界，抓住元凶。如有抵抗，格杀勿论。”人民军呼啸着冲进本由英人及印度阿三把守的租界口，撇开瑟瑟发抖的英国巡捕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将事件元凶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拖了出来。欢呼的人群立刻将这两个人一层又一层围住，里面马上传来凄厉的惨叫声。等人民军一队士兵好不容易抢进去时，只见满脸是血，鼻青脸肿的两人缩成一团，口中喃喃自语，不知呻吟些什么。史密斯面对这群“野蛮”人无计可施，他气急败坏地向张自忠表示抗议，并斥责张自忠“枉顾人权，擅开战端，今日之种种后果，概由其负责。”张自忠见闹出十几条人命来，已知必不能罢休，但他却是硬骨头，早已做好了接受最严重惩处的准备，冷冷地回应说：“向我方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开枪，这就是你们的所谓‘人权’吗？昨天早晨还活蹦乱跳的4位学生，已经倒在你们罪恶的枪口下，七尺之躯血未冷、四万万五千万国人之怒未平息。若不是张某人带着侍卫来，你们还要对我这个中国人民军中将师长动手了！尚在此大言不惭，妄谈什么‘人权’，真是恬不知耻之极！”损失了十几名军人，更重要的是一向孱弱的中国军人竟然向英国军人开枪，使一向以大日不落帝国自诩的英国人大大丧失了颜面，绝不能就此善罢罢休。下午2时，停靠在黄浦江面上的英国轻巡洋舰谷物女神级“加的夫”号向吴淞路发射了近10发重型炮弹，当场炸死市民7人，重伤11人，轻伤90余人。英国海军陆战队还在吴淞口登陆，意图对人民军施加压力。消息传来，举国震动！这已经不是挑衅，这是对中国的宣战！怎么办？英国人就是仗着船坚炮利，就是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大有放马过来、放手一搏的气概，看中国人能怎么着！事闹大了，张自忠不敢擅专，他一边致电中央请示处置办法；一边命令军属炮兵团紧急出动，荷枪实弹，以应对英方可能的冲突升级举动。因为通讯手段的落后，最高统帅部与前线部队之间的联系比较迟缓，往复通电需要时间。可是就在这重要的时刻，英国军舰却对岸上的人民军炮兵视若无睹，而是升起“米”字旗，将乌黑的炮口又扬了起来！张自忠下令通知前沿观察哨，用信号旗向军舰发出警告，要求对方停止挑衅行动，如果对方不听警告，就将开炮驱赶。“加得夫”号非但不收敛，反而转动炮口，瞄准了炮兵团阵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张自忠怒了，人民军官兵也怒了。虽然当时指挥员并未下达火炮装弹命令，但被英舰的嚣张气焰所激怒的炮手们不待命令下达，纷纷装弹进膛。对人民军的军属炮兵团来说，虽然拥有75mm榴弹炮、山炮共36门，但对于与“庞大”的海上巨兽作战，还是有很多不利因素的。首先，人民军炮兵没有这种陆海炮战的经验；其次，日不落帝国的名声对中国军人来说本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对“加得夫”号这样拥有厚装甲的巡洋舰来说，必须是大口径直射炮才能将其击沉。人民军作为直射炮的野炮口径太小，山炮和榴弹炮都是曲射炮，均无法给予“加得夫”号战舰以致命打击。而“加得夫”号军舰的8门155毫米巨炮的威力，是人民军参战部队前所未见的。这也是英军猖狂的原因之一。在当时，75毫米榴弹炮在西方是轻型火炮，而在中国战场却被当成重型火炮，只有限的几支精锐部队才得以配备，如张作霖起家的27师等；而105毫米榴弹炮是西方军队普遍装备的中型火炮，但在中国战场却是凤毛麟角；至于155毫米大炮，更是中国陆军部队闻所未闻，威力远远超过当时中国的所有野战火炮，包括最强的德制105毫米重榴弹炮。“加得夫”号艇长梅格上校正因拥有如此火力，才有恃无恐，以为此时还是英国军舰可以在中国江河任意横行，炮轰南京、万县的时代。突然之间，江北岸5连的炮阵发出连串炮鸣声，仿佛心有灵犀一般，这声响感染了旁边的同伴，同样的呼啸声发出。一刹时，数十发炮弹似离弦之箭射向英舰，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中“加德夫”号前炮塔，另一发则直接瞄准到了司令塔，舰长梅格当场毙命，洁白的海军军服像红日一样鲜艳。紧急追查，5连炮长回复：因为距离太近了，听到英舰的锚链声，以为是英军发炮，故而紧急还击；伙伴回复：因为友伴还击，以为英舰打炮，故而伴随。总之，这是一场误判断，但责任无疑是英军的，谁让他们不听警告呢？当然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英国军舰是否会善罢干休呢？正当人民军聚精会神准备第二轮炮击并准备迎接英军的复仇时，一名眼尖的观察兵忽然吃惊地望着江中冉冉升起的一件白花花的东西，问：“那是什么？”是什么？是英国军舰升起的白衬衣！英国人慌不择路，把白衬衣当作白旗挂了出来！得到消息并亲自确认的张自忠眼角湿润了：不可一世的英帝国主义就这样向自己举起了白旗？这可是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呢！为了这一刻，粉身碎骨也值得！随军的记者手急眼快，画面便被定格了。这个消息，很快被加印在上海各大报社紧急出版的免费号外上，让悲痛中的上海市民抹去了泪水，让中国人民挺起了腰杆，让世界见证了中国辉煌的一刻！慑于人民军全副武装的戒备，也听到了人民军炮击英舰的消息，登陆吴淞口的英军海军陆战队没敢做任何激进动作，悄悄地又返回原地，不带走一片树叶。颜面尽失的大英帝国感到必须做出点什么表示才能挽回尊严，斯坦利&#8226；鲍德温首相在英国下议院气势汹汹地表示要把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开进黄浦江里。同日，英国驻华公使奉命向北京政府提出外交抗议，要求中国政府：1、勒令上海驻军撤出苏州河以北，2、严惩“不法”士兵及军队指挥官张自忠，3、向英国道歉并赔偿损失，4、停止罢市，工人复工。事件传到北京，人民党高层都是莫衷一是。但是张汉卿是愤怒异常，他表示：1、上海驻军为国家主权独立之体现，不容讨论；2、英国巡捕房枪杀我无辜市民在先，枪击我治安驻军高级军官在后，此事均为英人挑衅，一切责任均需英人负责，人民军官兵身负守土之责，责无旁贷；3、为免于制造更大冲突，英军自即刻起立即停止炮击及一切挑衅举动，否则中国军队将会依法自卫并保证人民的安全。酿成更大事件，责任归昝于英方，需由英人善后处理；4、中英美三国立刻进行谈判，待‘五卅惨案’依法惩处责任人后，再行谈判复市、复工之举。这种种条件乃是张汉卿连夜拟就，他也与张作霖、张作相等首脑充分交谈，拟定了“以大战迫求和”的方针。在他对这段历史的掌握来看，第一次大战后原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在战后虽然领土有所增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而大大削减，而其经济亦因战争而大受影响，出现严重衰退，从此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让给了美国。这场大战也削弱了法、意、德，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世界金融中心也由伦敦转移到纽约。英国的种种嚣张，不过是为了维持遥遥欲坠的日不落帝国的颜面，说其色厉内荏一点都不为过。英国除了要维系庞大的殖民地，还要控制至关重要的大西洋和地中海，以及在欧洲控制法国和力图崛起的德国，根本不可能远涉重洋和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伤国本的战争。而且人民军虽然海上力量不及英国的一个零头，却拥有庞大的陆军。依靠中国广阔领土的纵深，中国大地已经没有任何威胁到人民党地位的力量了。更可贵的是，人民党、人民军已经拥有了最强大的支持力量，那就是民意。从人民军子弹出膛的一刹那，中国人民的感情便被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充盈着。张汉卿相信，英国人不敢于冒着实力急遽衰退的危险和中国进行一场可能是无休止的、两败俱伤的战争。即使万一开战了，张汉卿相信，英国人也不会在全幅武装的人民军手下讨得任何好处。不过为了保持中国能有保有更长期的经济复兴时间，张汉卿还是请出美国公使进行调停，并委托各方关系游说英美在华势力，以阻止可能的战争扩大。当然政府也作了两手准备，华中军区和西北军区从陇海线上连夜调了两个师，另外华东各地的人民军都进入战备状态。为控制英国军舰可能的威胁及对上海市民的恐吓，张汉卿特调一个重炮团镇守上海滩。在场面上民国政府却一点也不显出紧张：“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否则，亟由政府得行一切可能之对策，以保我人民之生命安全与国家尊严。”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就此案进行交涉。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由中英美三国派员监督，进行公审，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对张自忠将军，张汉卿则明令全国予以嘉奖，并明示海内外升其正式担任第4军军长，并兼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那个时代的军阀“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张自忠之勇气和人民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的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而政府对张将军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给屡遭外人欺凌的上海以及历来对列强外交上畏首畏尾的中国人以信心和鼓励。 第152章 邂逅 - 少帅春秋 - 致君 日本人乘英国向中方施压之际，欲联手英国向中国政府表达对中英交火事件表示“关切”，以此想逼迫中国政府平息事态，逃避罪责。然而张汉卿却没有忘记这个肇事始作俑者，命令上海省政府派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与上海日本领事馆谈判，交涉的底限是“交出凶手，赔偿损失，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10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100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提高工资等。”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被号称“东亚病夫”的中国人踩于脚下，反而声色俱厉地表示“上海日租界是日本国不容侵犯的势力范围，‘中国政府要清醒地评估与英日为敌的影响’”。英国也发表声明，对英国海军陆战队在英租界的被袭击绝不能善罢罢休。丘吉尔在议会下院甚至叫嚣着要派出一支英国舰队来教训“不知份量为几何”的自大的民国政府。此一消息见诸报端后，引起北京方面的极大关注，不少老奉系阁员都担心，同时对抗英日两大强国，对新生的人民党政权不利。不少对“五卅惨案”抱有强硬的鹰派人物纷纷从大局着眼，建议妥协，包括“太子系”的孙烈臣、郭松龄、韩麟春、潘复等。反是作为鹰派核心的张汉卿极为淡定，他表示中国政府宜利用此一事件，示强于外，以鼓励人心，团结民众，进一步堵塞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之心。至于是否会因而与英日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他明确指出“不会”，其依据是美国的介入。此时，英日同盟已在《华盛顿条约》缔结之日起自动失效。用所谓的四国同盟埋葬英日同盟，这也是美国最得意之事。因为美国从此不再担心两线作战，日本失去了英日同盟的保护，在东方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对付美国。整个华盛顿体系，四国同盟，五国海军公约。这两大条约，正式确立了一战之后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独霸西半球。并且取得了对英国，对日本这两大海上强国的战略优势。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实力本来就弱小，所以希望于用“门户开放”政策来保持其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力，反对任何一方（尤其是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如果中英真的因此发生摩擦，或是英日联合对抗中国，无论输赢，必将削弱美英联盟的基石，和通过扶持中国抵消日本在亚洲的力量膨胀。眼见得此事件有可能导致英日联合反对中国，有英日同盟复活之可能，当然不能等闲示之。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发表声明，呼吁英日两国克制，并表示美国愿意做三方的调解人，以平息此次事件。由于是张作霖政府第一次和外国谈判而且一次面对三个列强，张作霖准备派出以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为团长的代表团。张汉卿主动请缨，并趁此机会协调东南国防建设。于是，以人民党主席、人民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身份的张汉卿为首的高规格的“五卅惨案善后代表团”隆重出京，沿津浦线直达上海。上午，当英姿勃勃的张汉卿在蒋柏里的陪伴下在上海北火车站刚一露面，就被上海各界人士隆重欢迎的场面惊呆了。当时人群何止十万，争相一睹这位少帅的风采，与现代追星族相比竟毫不逊色！张汉卿前生在企业里好歹也管过百十来号人马，又加上这几年戎马生涯的磨练，怯场是不会了。他一身上将服，雄姿英发，气宇轩昂，不怒自威----民国四公子之一、“美男子”之称不是浪得虚名。就在无意一瞥中，他见到了一个身着红色旗袍在人群中匆匆闪过的青年女子，以他善于捕捉美女的眼光，可以立即断定，这定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美女。他穿越进沈阳的七年中，第一年是在“朝阳土改”里度过的，其后南征北战，五年的军旅生活，每天面对的是清一色的光棍汉，使欣赏美女成为不可能。好不容易安顿了下来，却又发生了直奉大战、清晋除冯之事，军机大事、国家经济振兴与政治更迭诸般事情搅得他焦头烂额，况且于凤至就在身侧，一个美人已然让他无福消受了，根本没有心情想一些风月之事。他也羡慕那些穿越故事里的仁兄仁弟们，为何书中写他们都是美女如云、左拥右抱，只有自己天天要为国事操心？无暇他想，张汉卿在台上发表演讲，他大声讲道：“我张学良是个军人，外交本非专责，惟此次来沪为调停双方冲突及维持秩序，此乃为军人的天职。且我所率领的军队一定要在大上海开军人维护地方安全之先例，如有人胆敢违犯军纪，本人一定要以军法从事。在对英对日问题上，一定还我死难的民众一个公道。民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我张汉卿也绝不做李鸿章！”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发现那位秀发乌黑身着红色旗袍的青年女子，也在人群里拼命地冲着他鼓掌。他感到她那热烈的眼波里，含着发自内心的感佩！让他见了心中微微一动。那时的张汉卿正是风华正茂，无论在东北沈阳还是平津一带，身边不知有多少妙龄少女在拼命地追求他。然而在这众多的异性追求者中，真正让张学良心动的却是凤毛麟角！晚上，黄浦江上暴雨如注。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一片灿烂的华灯。是夜，美国领事馆的三层小楼里贵客如云，女眷纷至，外边的倾盆大雨并没有冲淡厅内欢愉的气氛。在灯红酒绿中张学良忽然发现一位身穿粉红色紧身旗袍的青年丽女，在那些中外贵宾中一闪而过。尽管前来赴会的女性多为秀丽美艳之人，可是让张汉卿感到眼前一亮的，就是那位气质高雅的女子。张汉卿没想到白天在各界人士集会中曾经出现的俊逸姑娘，竟又来到了戒备森严的美国领事馆的宴会厅里。他知道今夜的鸡尾酒会与白天集会迥然不同，能够来这里出席鸡尾酒会的女宾客，不是上海名流政要的内眷，就是外国使节的太太、小姐，而那位气度高雅的姑娘，她究竟是何许人？“汉卿将军，莫非您真不认识宋小姐吗？”张汉卿的目光在杯光酒影中悄悄移向那位已经转向侧席的女子背影，坐在他身边的恰好是曾在广州国民政府任过外长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现任的上海副省长。胡发现张汉卿对隔座的女子投以询问的目光，便主动介绍说：“她可是沪上无人不知的宋家三小姐！不但生得标致，她还是留学美国的文学学士呢，英语讲得相当流利！”“宋家三小姐？”张汉卿如梦初醒，似惊还乍。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宋”、未来的蒋介石夫人哎！谁人不知！他脱口而出：“哦，原来是蒋夫人！” 第153章 半生缘 - 少帅春秋 - 致君 胡汉民却以为他初抵上海，真的不知道宋美龄其人，于是笑着说：“谁的太太也不是，人家宋美龄小姐现在还待字闺中呢！对了，我倒忘了，你一定认识她姐姐吧？”张汉卿不得已装作茫然不解地摇摇头：“她姐姐是谁，我怎么会认识？”“她姐姐就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胡汉民发现张汉卿对宋美龄竟“一无所知”，连忙说：“这可是中山先生的妻妹，你有眼不识泰山！”“啊呀，怪不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张汉卿作恍然状。要说张学良崇敬孙中山，在孙中山家里与孙中山有过几次接触，自然见过孙夫人。现在他没想到在上海竟然见到了宋庆龄的妹妹。“好客”的张汉卿当然不肯放过结识宋美龄的机会，他连忙起身，举着斟满红酒的高脚杯，由胡汉民陪着，来到隔桌宋美龄身边，爽然祝酒道：“原来是中山先生的妻妹，宋小姐，其实咱们早就是熟人了。中山先生在天津的时候，我经常前去问安，我的内人于凤至和孙夫人也早就是朋友。今天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孙夫人的妹妹，汉卿真是三生有幸。如果宋小姐不嫌弃的话，请与我张汉卿满饮三杯？”“多谢少帅盛情，”刚才还在座席悄悄观望张汉卿的宋美龄，这时举止优雅地站起来，满月似的面庞上还挂着些许娇羞。她的心怦怦狂跳着，因为在宋美龄眼里，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张汉卿，在当时的中国乃是江南塞北无人不知的人民军要人、说是缔造者也毫不夸张。特别是张汉卿在来上海调停中英矛盾冲突之前，她已在报上注意到正在中央设计国家政治军事框架的张汉卿的动向。她第一次对张汉卿产生好感，是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次日，张汉卿在天津发表的《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宋美龄时至今天仍然记得张汉卿那充满激情的电文：“报载上海学生因援助失业工人，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死伤多名。展读之余，曷胜悲悼。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兹本人类爱群之心，谨以廉俸所入，捐助二千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上，慰藉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济，聊以尽心而已。”从那时起，早年留学美国的宋美龄，就从心里对张汉卿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位孙中山的妻妹至少认为张少帅与张老帅有本质的不同。她一向认为张作霖是大军阀，而张学良则是爱国者。宋美龄对少帅印象的良好，来自于他捐款支持受伤学生的义举。此刻她见少帅张汉卿不顾上将（实授）之尊，主动来到自己面前敬酒，心里一热，她那白皙漂亮的面庞上，不知为何竟然泛起淡淡的红晕。宋美龄毕竟出身名门望族，加之又是宋庆龄胞妹，所以举止得体，落落大方地回敬说：“不过，与少帅对杯豪饮，实不敢当。连喝三杯更是不敢，如蒙少帅允许，美龄索性就陪您喝了这杯酒，以尽敬意，如何？”张汉卿发现站在面前的宋美龄非但天姿国色，而且仪态万方，从容应对中更显出聪慧女性的迷人风采。特别是她那双幽幽的眼睛，让他看了不觉心旌摇动----这宋家三姐妹真不是盖的。老大宋蔼龄和山西首富孔祥成了一家，可谓慧眼识人；熙熟络的二姐宋庆龄久在孙中山身边，沉稳缜密，自有大家风范；这宋美龄虽然现在还年轻，但在场面上应付自如的坦然举止也让他无可挑剔，别说，正史上老蒋看上她还真的算是独具“慧眼”呢。张汉卿想起在天津会晤宋庆龄时的情景，便说：“在天津时听孙夫人曾经说起，美龄小姐早年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萨米特就读？后来又和孙夫人一起去乔治亚州的威士理学院读过大学？听说，美龄小姐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学业优秀，也是被破例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可是当真？” “谢谢少帅夸奖，不过，去乔治亚州读大学倒是真的。”宋美龄在张学良和中外官员们的注视下，并没有飘然自傲，而是慢条斯礼地和张学良碰了杯，然后嫣然一笑：“只是我在乔治亚州读书的时间不长，后来就转到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读书了。当时因为我非常喜欢英国文学，所以就放弃了对理科的学业。”“原来如此，怪不得刚才胡先生说，宋小姐在美国还得到了文科学位。”张汉卿听宋美龄时而以标准上海软语，时而又用娴熟的英语和他对话，心里对她越加产生几分好感。他感到宋美龄绝非官场上的时髦交际花，更不是依靠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特殊关系、跻身上海官场交际圈的无聊女性。她是以自己的超人品貌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佼佼人物，怪不得正史上后来能够在美国征服了罗斯福夫妇、参众两院等朝野要人，并掀起“宋美龄热”，当真是魁力惊人啊！胡汉民看出张学良对宋美龄心存好感，在旁继续介绍说：“少帅六，宋小姐从小就在美国生活，据说她的学问曾让美国多所学校看好，还接连获得五个荣誉学位呢！”张汉卿心中暗笑，原来学历崇拜在这个时候也流行啊，怪不得钱钟书写的《围城》里有方鸿渐买野鸡文凭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巾帼不让须眉”呢！泡妞是他的心愿，也是此付躯体的本能。张汉卿又殷勤地为宋美龄敬杯酒，并由衷赞许地说：“宋小姐，结识你真是三生有幸，看起来我这次奉命到沪，真是不虚此行啊！”宋美龄本来无意在众人场合饮酒，但见张汉卿对她如此倾心，盛情难却，再陪他饮了一盏。两杯酒下肚，她那姣媚的面庞更显得状若桃花了。接下来，她陪张汉卿在桌边坐定，开始以英语交谈。张汉卿两世为人，这副身体本身有较强的功底，又有后世初、高中和大学四年教育及多年在外资企业的洗礼，那英语也不是盖地。一边心辕意马，将其在后世泡妞的功底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边俏皮话不断，逗得涉世不深的宋美龄忍俊不住笑意盈盈。时人只把宋美龄当作一般的大家闺秀，张汉卿却知道她的价值：她的两位姐夫分别是孔祥熙和孙中山，当时的孔家宋家是全国最大的资本家，而孙中山的政治声望是甚高的。在国家力量还不强大的时代，能够与强大的美国牵上线是他极力促成的政策，而宋美龄恰恰是可能达成此项任务的当之无愧的人物。此外，近在京畿的山西还需要新生势力来冲淡阎锡山的影响，而孔祥熙是最有可能也是最好的代理人。只因这次意外的邂逅，张汉卿在宋美龄心底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天夜里，美国领事在鸡尾酒会过后，又在三楼舞厅举办一次拉丁舞晚会。“从小”就喜欢跳舞的张汉卿，接连与宋美龄跳了几场。他和她仿佛早就是相识的情侣，特别是宋美龄那婆娑的舞步，尤让张汉卿感佩。宋美龄也对张汉卿一见倾心。她的父亲宋嘉树曾经担任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后来离开传教职务经营出版业致富；母亲倪桂珍则出身上海本地的富裕家庭，其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这样一个名门望族之女，比张汉卿的东北“野小子”在血统上似乎高贵不少。但是张作霖已从“东北王”遥身一变成为“中国王”，英雄不论出处，这中国第一人的桂冠，迟早会落在这位年轻的少帅身上。从这点上说来，谁拥有了少帅，谁就在未来拥有了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少帅，竟又是那么的善解人意。(张汉卿：我只是善解人衣！)在幽幽雨夜里，他们在灯影下倾吐着彼此的敬慕之意。正史上也是此次，造就了两人的半生缘。就像少帅亲口所说的那样：因为两人的情谊，蒋介石才能在“西安事变”中毫发无损地返回；也因为两人的情谊，张汉卿也能在幽禁半生中无性命之忧。只是在失势的蒋介石已不能满足于宋氏对权力的渴求的此生，这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还能如正史上所流传的那样纯洁吗？是否二人能再续前缘，非此书所能考证，不过不久后宋美龄正式担任张汉卿的英文秘书，成为张汉卿对外交往的得力助手和比较亲密的同志，这是毋庸置疑的。多少年后，不耐烦于后世八卦学家们的种种材料挖掘、各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年已古稀的张汉卿曾有戏作一首，给了各路人马以极大的发挥空间：“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 第154章 博奕（一） - 少帅春秋 - 致君 张汉卿之所以敢于向英方提出在英人看来十分“苛刻”的13项要求，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了局势。尽管一战结束后，英国作为得胜国又获得了大片委任统治地，帝国版图得到进一步扩展。但是由于在大战中英国受到巨大损失，损毁船舶800万吨，占商船的70%以上，海军的死亡人数达27215人。一战后英国丧失了长期保持的海上霸权，经济实力下降，对殖民地的统治力量削弱，维持庞大的殖民体系已力不从心。同时，在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推动下，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高潮，英国殖民体系遭到极大冲击。如1921年，英国被迫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脱离统治享有自治权，英国国名也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22年，“华夫脱”党领导埃及获得初步的独立。一些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由于在一战期间参战支持英国，给予英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这提高了自治领要求与英国平起平坐的筹码。这次大战也改变了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实力对比，英国力量逐渐衰落，而日本却借“天佑之机”发展壮大了在远东的力量，并取得独占中国的优越地位。由于英日因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而带来的摩擦日益增加，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它们重新确立了各自对远东和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猛烈冲击着英日的在华殖民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从维护各自的殖民权益和镇压中国革命出发，英日在华展开了既合作又争夺的拉锯战。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它们开始调整在远东的政策，英国对日本实施既遏制又安抚的政策，对中国继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同时呈现外交撤退趋势；而日本则展开了“协调外交”和对华“不干涉”外交，实质上呈现出外交进攻趋势。因此，面对渐渐强大的中华民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的英国，在处理涉及中国的东亚问题时渐渐力不从心，这从他们在“五卅”惨案的处理及善后便可看出。即使在正史上，英国也只能对日本在亚洲的蚕食中国东北无能为力甚至默许。日本和英国共同制造了“五卅惨案”后，全中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特别是反英运动。日本通过实施双重政策，较早地从反帝运动中脱了身，并考虑如何进一步在华进行经济侵略。英国对日本的行为极为不满，但是，陷于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有限地调整对华政策。随着人民党已在全局上控制了中国政权，人民军在军事上（从兵员及装备上可以看出）已前所未有的强大，中华民国在经济与工业上呈现了飞速发展的潜力，这一切都使张汉卿显得异乎寻常的强硬，让英国在此次谈判中不占有半分好处。张汉卿对英国人的底细是非常清楚的。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随着人民军在军事上力量的增加，单纯从军事上给予恐吓已不能抑制民国政府对英政府的强硬。而在经济上，民国主要依靠刺激内需（主要是国家垄断的力量建交通、工业、农业等）而非贸易的扩大，使英国在财税上的筹码越来越微弱。面对张汉卿的强硬，英租界当局不得已用了另一个绝招。张汉卿进入上海未满10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这也是帝国主义导致的祸害。本来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白银在中国是货币；但是由于欧美等国早已实现了信用货币制度，白银在他们为资产。当国际贸易平衡时，这种危害还不能显现，但当外国有意颠覆中国的货币政策时，通过国际市场上的银价涨跌，便极有利于达到对方的目的。在中国政府与英国通过经济拉距战达到政治目的的时候，英国政府利用其在金融上的垄断或主导地位，别出心裁地导演了一场金融战。6月2日，伦敦期货市场上银价暴跌，消息传到上海，引起证券市场一片哗然。接着银元价值被严重低评，引起物价飞涨。初时张汉卿并不以为意：银元毕竟不是纸钞，那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在中国对外依赖程度还不高的现在，只要中国不发生大的灾荒，粮价稳定，金融基础就是稳定的，这是常识。可是从6月5日起，上海市面上充斥着一股“屯积”热。因为中英之战有越来越热之势，特别是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开始炮击以后，以英资为首的外国资本纷纷转移资产，租界内外实业家们一方面亦将财产转移，一方面也不得已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应付可能的物资短缺。谣言越来越烈，市民们加入抢购行列。继尔沪上陷入了屯积粮食、药品的经济大恐慌，上演了全民排队购大米，而米库一面宣称告馨，一面又按奸商指令囤积居奇，以赚取更大利润。这样一来，市面更见紧张，米、布、鞋、盐、食用油价格均应声而起，到最后连民用煤炭价格也飙升----虽然现时已处盛夏，基本上除了发电厂外，市民日用量所需均近固定。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张汉卿坐镇上海，号召市民交兑金银外汇，企图以此换回银元的信心。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银元贬值之苦，在物价刚有好转即纷纷用银元换大米，米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00斤大米值9块银元值，一星期内就涨到14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如此不消一个月，银元就会被赶出上海，人民党就会立不住脚。 第155章 博弈（二） - 少帅春秋 - 致君 六天之后，英日联合对华实行海上贸易封锁。他们利用海军的强大，通过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这一来，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便被完全切断了。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这样下去，正如上海工商业工会领袖虞洽卿所说：“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怎么办？”日资企业也推波助澜。为最大限度使市民产生对局势不稳定的恐惧感，一些日本贸易株式会社也趁机从市面上大肆抢购大米。原本9分一斤的大米在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角4分，在第二周竟达到了3角2分，几乎翻了2番！中外的有识之士均感觉到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京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每天有电报来告急催问。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上窜下跳，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渲染局势。张汉卿正要如此：全国性两年的建设以来、尤其是农业方面因为投入了巨资，且因为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亩产量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以号称“中国粮仓”的东北为例，到1924年底时全部粮食产量连续4年突破2000万吨，为张汉卿能够稳定上海局面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他正愁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品粮没有销路，这不，机会自己就来了。张汉卿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蒋柏里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6月12日，上海财经委员会和粮食厅宣布向上海市场抛出5万吨大米，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张汉卿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资力雄厚，5万吨大米被一吸而空。6月14日，大米继续涨到3角8分每斤。作为坐镇上海全权处理“五卅惨案”的中央大员，张汉卿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财经界首领以大局为重，“勿在此时作扰乱市场物价，各行业行会应以稳定上海大局为重，全力支持中央对此事件的态度和民众的呼声。”他还在《申报》上刊登整幅文章，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声色俱厉地强调：“所有米铺、商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均需维持在五月初的物价水平。擅自涨价者，将交处10倍以上、但不低于所销售物品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处于严厉的刑事制裁。”上海省政府颁布了严格的条例并成立上海市面稳定委员会来整治金融市场的混乱。资本家们看惯了军阀政府们朝令夕改的三令五申，信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们指望通过贿赂执法人员以逃避物品的囤积，再在高价时卖出好价钱。可是人民党的工作人员出奇地滴油不沾，种种的关系、办法在人民党上海省部及省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根本不起作用。对屡禁不止、风头正盛的几家商埠，市面稳定委员会予以了严厉查处：或罚处使其倍受损失、一蹶不振，或全部没收其财产，上海国家安全厅掌握的几名首要人员更是受到了刑役等重处，于15日还枪毙了４个哄抬物价的商贩。上海公安厅则召唤黄金荣等黑帮头目于一堂，严令其约束门徒，勿要在此时兴风作浪，否则国家政权将彻底将其清出上海滩。国内势力的蠢蠢欲动被压制，但是混乱仍在继续。上海股价一跌再跌，英日商会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关系财阀不停息地抛出手中股票，以此来打击不成熟的中国市场，准备在股价较低的时机再大量买进。因为上海省政府派出多个检查小组来打击本土囤积货物，一些国家的公司纷纷将所购置货物运上船，转向海外。日本商会更是组织船队将货物不断续地运往日占台湾或日本本土。张汉卿一面向出席上海市面稳定委员会的民族资本家鼓气，要求他们把握机会，相信政府有能力控制局面，在此次金融风潮中不跟风抛售，并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抢先收购市面已经跌至谷底的股票。一面在上海各个城区以行政方式在政府控制下的米铺平价贩卖大米。在整顿上海财经工作会议上，张汉卿冷静地说：“有人囤积大米想隼取暴利，但是他们小看了人民政府的能力！2天后每天进入上海滩的大米将会有２万吨，５天后进入上海的大米将达到10万吨。他们不是能吃大米么？只要他们不怕被撑死，上海的大米应有尽有！”要知当时整个上海滩不过300万人口，一天大米消耗量充其量不过3000吨。米贩们和外国商会不能忍受米价下跌这种损失，这样他们多日以来所做的努力不但划为乌有，还要平白损失一笔庞大的资金----要知道正是他们自己导致了米价上扬，并在上扬过程中推波助澜，并以相对高价位购买了大量大米及期货。在经过短暂协商后他们一致决定，无限制吸纳政府所投入市场的大米，以人为造成市面大米奇缺，使其价格上涨。他们所想的是通过经济危机，压迫民国政府在处理“五卅惨案”对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6月25夜，一纸密令，东北、湖北、湖南、江苏等产米大省立即行动，将早已整装待发的成袋大米彻夜不停地以火车、轮船运往沪上。因为在初期外省大米尚在张汉卿计划下控制运进产量时，造成沪上政府供应大米天天供不应求，渐渐地人心开始浮动起来，“政府无法控制局面”的谣言笼罩在黄浦江两岸，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已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张汉卿果断地仿照后世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定量户口的运作方式，命令按户登记购米，同时给予1角2分每斤的财政补贴。对因经济萎缩造成的10万失业工人，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于是上海滩上出现了非常精彩的一幕：往往是政府的平价大米一上市，立即被商贩大量吃进，转而就运进了外国商会所控制的港口并转运出去。当然平价大米他们是拿不到的，作为商人，是无法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的。他们拿到的平价大米，是基价加上国家给予居民的财政补贴的每斤1角2分的“平价”价格。然后，在米价已经升到了每斤0。36元的当口，政府突然实际以9分每斤的价格向上海市民敞开销售大米，可想而知，这个大手笔给上海人民和不法商人所带来的震憾是多么的大！上海市民凭户口每人每日可以以平价购置1斤大米，工厂务工之外来人口由工厂所在片区派出所及民政所统计同例发放，这一举动立即使上海市民吃了定心丸。肚里有货，心中不慌。既然政府给了安全后盾，那米价的波动便窜上天又有何妨？所以一时间上海市民笑谈米价仰止，仰望股价起伏。 第156章 博弈（三） - 少帅春秋 - 致君 6月23日，广东各界人士与省港工人共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以示对中央处理“五卅”事件的支持，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由于人民党广东省部的有力组织，广州军区及广东武警部队、广东公安厅的武力护卫，英方对此根本不敢再像“五卅”事件一样以血腥的方式处理。罢工工人高呼“英国佬滚出香港”等口号，打出“收复香港主权”旗帜，震惊国内外，也震惊了英国国内。受其波及，上海股市连续三天出现二成以上跌幅，各大上市公司损失惨重，尤以经济实力本不充足的民族资本为重----因为经济力量薄弱，根本无力长久支撑，各行业出现了萧条及破产的情况。于此同时，刚建埠不久的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遭遇到了强烈的挤兑风波。本来同为发起行的英国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不惜以跌破发行价的损失要强行退出金融市场。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甚或有人期望能直接得到欧美列强的庇佑。张汉卿和人民党高层将这一切，看成是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奴役，争取中华民国独立自主地位及国家尊严和力量展示的一场严重斗争。他对帝国主义者所用的伎俩再熟悉不过了----不过也如他所愿：与英日等帝国主义较量是迟早的事，先用此来练练兵也不错。奉系虽然掌握了中央政权，各地长期形成的军阀势力和地方实力派影响还很巨大。以上海为例，由于各国租界云集，大大小小的黑社会势力和由外国扶植起来的代理人----买办力量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长三角著名的民营资本家集团----上海商业联合会对于中央政府是抱以警惕的心态，基本上还未归心，对于中央的各种公有制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敬而远之的，有时甚至是抵触，只是慑于国家力量的权威而不得不隐藏起来。一旦有机会，难保其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震荡性影响。这些力量，在国家力量强大时还不敢有所动作，他们会大隐隐于市；一旦人民党政权不稳定，或出现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时，这股势力将会乘隙而起，影响人民党的执政基础。人民党政权为初生，根基不牢，如果不利用此机会震他们一震，将来经济政策很难得到他们完全的赞同。用张汉卿的话说，这是一次“清洗敌对隐藏力量的好机会！”到7月15日的20天里，中央政府利用京沪线、陇海线和海运，共运进大米约150万吨。除去一般市民所用及所储存，约有130万吨的大米堆积在租界内或海外船上伺机返回中国大陆。上海滩各埠的米铺纷纷重新开张，不过销售的却是政府的平价大米。一直死力支撑的米商逐渐经受不住这种低价倾销的作业模式，见风快的，纷纷抛掉手中还在吃进的货单，以少损失为原则。拼死抵抗到最后的英日财阀损失最重----中国虽然很穷，但是国家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所有的能捞到好处的牌已经打完，继续让经济陷入这场危机对有序生产和贸易造成的危害变大，张汉卿判断，该是收网的时候了。它决定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大米市场的活动中心――期货交易所！7月16日上午10时，两营部队和400名便衣警察人员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六层高的期货交易大楼，向正在楼内进行投机交易和其它活动的900多人宣布了命令：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讯问搜查。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在“伊藤稻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光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18部，夹墙里还搜出几十块黄金。大楼里的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许多正当商人经盘查后先后释放，最后只将90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这期间，大楼外观者如堵，市民莫不拍手称快曰：“大亨鼠坍台了！”“少帅到底厉害！”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第二天，银元“孙大头”对大米的比价从每斤3角8分猛泻到1角9分，第二天米价再跌一半，食油跌价三成半！几近年初的水平――可以想见提着米袋，拎着油瓶的市民们见此情景会何等喜悦。“大米之战”，成了张汉卿领导下的人民党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和帝国主义力量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赢得痛快淋漓。在此期间，中央政府辖下的产业集团乘机投入大约18000万元购买了处于谷底的各类股票，随着米价的正常，物价迅速应声而落，而工业股票终于升回它原有的价值，部分相信中央政府、顶住压力吃进股票的民族资本家们赚了个盆满钵满，从而对政府产生更大意义上的尊敬，那些临阵逃脱的商人们则后悔不迭。这次事件最大的赢家便是中央政府：此一役不但使中央因为大量建设的财政吃紧的状态得到缓解----此役光大米一项即净赚2。5亿，还赢得将近3个亿的资产变为国有！此外考虑到当时美国小麦倾销造成世界粮价大跌的影响，中央政府不但漂亮地以较好的价格（东北大米从哈尔滨销往国外只不过才8分一斤，还包括了海外运输的成本）完成粮食销售，还大大打出了人民政府的威信，使外国资本遭到重创、增强了民众特别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民党的信任，并最终团结在人民党周围。这场经济仗表面上拼的是经济，实际上打的是政治仗，用影响深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国外资产阶级终于领教到了张汉卿的手腕，也惊讶于中华民国政府体现出来的实力。不过张汉卿并未见好就收，他的目光已经转向了关税自主问题。在北京宣布“关税自主”的时机，要求以上海海关为首的中国各海关，向国外进口的大米征收200%的特别关税，彻底将囤积在海外的大量大米关在了国门之外----既然你们要买米，那就留着高价米慢慢吃吧！ 第157章 博弈（四） - 少帅春秋 - 致君 中外大米之战使得英日资本家颜面大失，损失惨重。尤其重要的是，此役使中国人民士气高昂，国家的凝聚力和荣誉感空前强烈，深刻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中央政府控制了国内粮食生产、销售的大权后，继续用粮食对抗中央显非良策。英日政府不甘心于这样灰溜溜地认输，他们找到了中国特别是上海工业的软肋，那就是作为工业原材料的棉花。没有棉花，上海二百多万纱锭就不能开工，这个世界纺织大阜就不能产生出应有的物品，经济就会瘫痪。而原料，则集中在英日资本家手中。张汉卿不信这个邪，在国家经济上，人民党实行的是重要物资国家化和公有制。而且由于中国地域庞大的原因，帝国主义始终无法将中国变成全部殖民地化。在这个时空，由于人民党异军突起，土地的公有，国家手里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只是因为地理条件和交通设施的限制，很大一部分资源无法有效共享。像棉花，在新疆，不是缺少，而是多得无法运到沿海去。国家的力量是惊人的！张汉卿命令陕甘新各地政府，用一切办法，集中一大批重要物资，通过陇海线和京沪铁路向东部沿海输出。他积极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渡过困难。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贷原料。永安纱厂总经理郭棣活有300多万斤棉花及1万纱锭的瑞士纺机搁在国外出产地运不来，张汉卿专门关照银行、铁路、贸易各部门通力协助，甚至专派车皮去香港拉运，千方百计，终于将原棉和纺机全部运到上海。又如，成品纱布运不出去滞销，20支纱每件市价只11万(低于成本)，国家就以12万元收购。私营工商业真正感受到国家的扶持。反封锁斗争的结果，是纺织业7月中旬只有4成开工，到11月达9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工20%，由于从新疆日益扩大来了大批定货，增到60%。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走上了复苏。这个胜利的意义何在呢？张汉卿说：“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人民党人只会管农村、打仗，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管经济是注定要搞得一团糟。……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而且比他们游得更快！”7月30日，上海几十万军民举行了纪念“五卅惨案”的盛大游行。张汉卿军服整齐登台检阅。他现在已经被喻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的脊梁”，被无数国人追捧，也是众多少女怀春的对象，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面对道路两边无数声嘶力竭欢呼的人群，一方面感觉威风凛凛，大慰生平；一方面又深感肩头压力之重，才深深体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深刻含义。自己只不过做了一点点作为政府领导者应该做的一点点事情，居然得到人民这么强烈的爱戴。作为执政者，又有什么道理去违拗、背离、欺骗这种期望呢？现在，只是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迈出了一小步而已。望着民众期盼的目光，他深刻地理解到后世一位好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言的：“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含义。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前面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原来是一个日本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并态度蛮横地抗拒交通警干涉，引起群众公愤。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正值张“太子”巡游，那是向自己示威打脸！张汉卿果断下令道：“拘留起来再讲！不管日本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众目睽睽之下，别说由此而引起中日一场外交口水，就是马上为此发动一场战争，那也顾不上了，做人，是要有骨气的！张汉卿的卫队团个个都是以一挡十的，本来里三层外三层明的暗的都是眼线，日本人一闹，便有人要武力制止，只是未得到示意。张汉卿决定一下达，日本人身边马上不知从哪里飞快踹来一脚，只一下，便让他如死猪般躺下。还不及挣扎，人群里几人如群狼扑羊，三两下便将他收拾了。日本人嘴里还叫唤着“巴格牙鲁”，马上被一拳打得牙齿脱落几个，混着血洒落在地上。这一脚一拳好不沉重，日本人在这种武力报复之下，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嚣张。目睹中国军人之爱国“壮举”，围观的群众齐声欢呼雀跃，鼓声雷动，为此次流行开了一个好头。经了解，这位日本人是日本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若是以往，发生中日人员斗殴之事件，一定是中国政府出面道歉。像这种牵涉到外交人员的大事件，一旦见诸报端，中央国民政府都要出面妥善解决的。但是碰到以权力、权谋见长的张太子，一切规则都变了。原副领事被拘留，日本政府奇怪地没有发表种种向来为中国官场与民间均感动恐惧的言论，这位肇事者也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一份“道歉书”。消息公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苏醒了，不可欺侮了。上海市民拍手称快：“过去日本人驾车压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日本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以“五卅惨案”为契机，张汉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名言，号召上海市民为国家的发展壮大积极认购国债，以利国家筹集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大工业。此外，为了尽快恢复银元的基础性货币地位，稳定金融市场，人民党发动群众，宣讲黄金管制的意义和对国家强大的关系。在民众空前爱国的热情下，上海省财经委员会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即收走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万元，白银无数，极大地充盈了国库，取得了多年来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达到的惊人成绩。许多家庭把祖辈传下的镇家宝物换成银元或国债，一些普通女工连金耳环也不能幸免，纷纷主动要求兑换，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国家强大的希望和对现政府的信任之情。当然，维护主权与民族尊严并非盲目排外。早在进上海前，张汉卿就向接管干部们强调过这一点：对守法外侨，我们要保护，对外商企业，依中央方针区别对待，逐步接管，时间上有先后，方法上有没收、代营代管、对价转让等几种。对于电、水、公共交通及有利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要发动中国职工团结外籍职员继续生产经营。这就使接管稳妥有序，斗争有理有利有节。但对跑马厅、跑狗场这些洋老板办的赌博营业又不一样了，禁止其营业，又不没收，只征高额地价税款。不到一年，英国老板吃不消了，请求将跑马厅产权无偿交给人民政府。张汉卿亲自参与设计规划，将它北边建成芳草如茵的人民公园，南边建成人民广场。同样，后来跑狗场变成文化广场，法国夜总会建成文化俱乐部，哈同花园建成了上海展览馆。一个个外国资本家设立的吸血窟和淫乐场，先后回到人民手中，化腐朽为新生。此是后话，暂且不表。从夏天到冬天，经历了反封锁斗争，经历了三次物价大波动的考验，上海经济日渐走向康复发展之路。上海工商界在“五卅惨案”后认购公债曾经相当踊跃，英国军舰大炮一响，刚刚恢复起来的生产遭受了打击，恐英日病又流行。8月9日晚上，张汉卿特地召集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会，直率地说：“你们没有理由给英日帝国主义的几门大炮吓破了胆嘛，否则就中了他们计了。你们应赶快与厂里工人商量恢复生产。发电厂由我们负责恢复，困难当然多得很，要靠团结协作来解决。”他最后充满信任地说：“我们的产业家们和国家的产业规模，民国以来已经有很可观的进步，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要和全省全国人民一起奋斗！”政治大动员在上海各界追悼“五卅惨案”死难同胞的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张汉卿以激愤昂扬的演讲，号召300万上海人民“在英日围困中经得起考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这以后认购公债掀起了新热潮，工商界仅棉纺业就超额认购72万份，申新系统认购50万份。南洋橡胶厂生产力士鞋时水箱断水，工人们硬从井里一桶桶拎水传上去保证生产。因缺电，厂里一周只开三个夜工，工人们自觉赶做抢做，产量反比以往开全工时增加25%。然而，“五卅惨案”造成的灾害仍未结束。旧历年关将近，物资缺乏，人心浮动，谣言乱传，从大投机商到普通市民出于种种动机，又一次掀起抢购风。人们认定春节后初五开“红盘”的日子，物价必定狂涨。经历了前三次物价波动的锻炼，张汉卿与财经干部们已练出几“招”。节前张汉卿就忙于同财委制订方案，请求中央火速大量调拨物资，组织水陆运输……直忙至春节过完。大年初五一开市，投机商们来势汹汹张开大口，国营公司供多少货他吞多少，专等货源告绝价格飞涨。不料此番国营公司供货源源不断，价格纹丝不动，仅仅几天，投机商们钱囊见底，仓库堆满，国营公司物资依然充足。初九张汉卿接到财委报告：“大老板们吃不下了，想朝外吐了，价格开始下跌。”“好！”张汉卿说：“让那些屡教不改的投机商破点财，吃点苦头！这对工商界大老板们也有教益，让他们放弃投机心理，安心搞好生产。”上海第四次物价上涨之风很快以私营银钱业倒闭一半、投机商行倒闭十分之一为代价，偃旗息鼓了。如果说打击银元投机用的是行政强制手段，那么这回完全是用经济斗争手段。从“五卅惨案”以来一直少眠缺寐的张汉卿，至此方睡了一个好觉。 第158章 收租 - 少帅春秋 - 致君 谈判在桌上，博奕在场外。英国人眼见得无法在经济上给中国政府以压力，反而严重损害了本国的利益，让其在华影响有被驱离之后果。不得已，在美国斡旋下，中英于10月16日进行了第二次谈判。其实对于中英谈判，以张汉卿为首的代表团并未要求得到多少好处----从大形势下，过早得罪英美势力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虽然张汉卿高调宣称要收回全部租界，那只是目前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勃发形势下的姿态。不愿就此事大动干搁其实是经过张汉卿深思熟虑的：完全收回全部租界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这里有国家力量的博奕在。对英国来讲，体面地保证其在华利益是影响其全球殖民地领导权的大事，强行将英国势力驱出中国大陆容易，难的是如何面对英国的全面反扑----对英国来讲，无论如何不能面对着其可能的殖民地体系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无动于衷，无论如何，它势必一搏，这不是张汉卿想要的局面。另外，中国现阶段也没有做好如何抵抗日本乘机占领英国人离开的权力真空的必然结果。反而将英国力量留在中国在现阶段有莫大的好处：英美在华东、华南的存在，使日本直接以军事力量染指中国东部南部有很大制约，在目前中国海军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客观上暂时保障了中国大半个海疆的安全，给中国后来的全面建设争取时间。在华北，日本的力量还很小----自日本势力被迫退出胶东以后，在华北地盘中只有天津日本租界还控制在其手中。但张汉卿也必须使中国获得至少是台面上的尊严：在积贫积弱的中国，没有比赢得对外交涉的胜利更能使中国人民兴奋的事情了。能否在这一次谈判桌上让中国人的头高昂起来，也考验着人民党和张汉卿的威信，尤其是现在国家的人民已经在意识上有了国家主权独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租界的明确观点和目标。所以最好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得到尊严，英国政府同时也得到体面。在谈判团请示对“五卅事件”的处理原则上，张汉卿经过慎重考虑，明确表示：“此一事件必须得到圆满解决，以下为必要条件：中方受害者必须得到赔款；英国必须就此事件道歉并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所有中方罢工人员在罢工期间的利益和将来不受妨碍。以上三个条件是底限，不容丝毫质疑与讨论，这事关民族感情和中央政府威信。然后，除津、沪外之所有英租界均需无条件收回；对天津、上海之英方租界，现阶段有保留之可能，中国政府会以一种方式实行实际行政治理权，但无需以损害英方尊严为条件；作为事件的终结一项，相关肇事者必须得到中国法律的惩处，并在此基础上收回领事裁判权。”受到越来越大压力的英国代表团原则上对条款1、2、3不存异议，但在关键的4、5、6三项上寸步不让，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有传闻说一支庞大的英国远东舰队已经起锚驶出母港，一下子使英国谈判人员口风更嚣张，更给谈判增加了许多变数。不过张汉卿却心有成竹：人民党已经发动起来的民众对英国在华势力的冲击是全面的、巨大的：仅上海一地，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英国财经界已经损失了至少有2亿元，其在长江领域的地位有被全盘倾覆的危险。英国政府深思之后一定会丢卒保车----因为张汉卿私底下通过美驻华大使向英政府高层传递了一个极其微妙的信号----如果这次事件不能尽快解决，中国政府将无法引导情绪越来越高涨的中国民众，从而无法保证香港的现有地位。作为大英帝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的香港，在英联邦中、特别是在东亚，其地位远比上海来得重要。张汉卿郑重表示，一旦谈判变成武力的冲突，中方不惜主动发起全面的战争升级，彻底动员民众，收复包括香港在内的全部英占领土。他特意强调了拥兵百万的人民军陆军，意在不言中。一战后英国的基本国策是保持欧洲的均衡，并不主动陷入欧洲大陆的冲突，一边在亚洲收缩。在此状况下，她绝不可能再如鸦片战争那样，远渡重洋与一个新生的大国作无何止的拉锯战，这为她目前的国力所不允许。由于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在张汉卿暗示下得到保留，中国并未谋求得到实质的好处，英国也没有丧失任何实质的利益。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发表“圣诞节备忘录”，并同意归还汉口、九江、厦门、镇江的英租界，企图以放弃次要利益的怀柔政策确保在华主要利益，并在实际上默认了张汉卿所提的六条要求。在英国看来，这些租界或因为其处于内陆远离英国势力的保护，或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再度拥有的必要。如厦门租界虽临海，却因仅有24亩，基本上没有发展“前途”，在当年的游行中遭到群众的强行进入而被迫放弃了行政管理权，这也是厦门成为最早被归还的英租界的原因；镇江因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进出河南的货物改经汉口。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山东、安徽的货物也直接运往上海及青岛，南京则取代镇江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同时，长江江流改变流向，镇江港口淤塞严重，外省客商纷纷迁走，米市也转移到芜湖和无锡。镇江的贸易地位急剧衰落，镇江英租界也迅速萧条，出现财政危机。汉口与九江则因鞭长莫及，两地的英方管理人员均被驱逐出境，从而丧失了管理权。因此英方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僵持，果断出手，从而从谈判桌上体面收兵。对其至关重要的上海、天津、广州，英国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撒手。张汉卿知道这已是英国在华的底线，在中国孱弱的关口，不能两线作战。由于“五卅惨案”的审判争执在同期进行，为了保证英国政府对此事件减轻反弹以顺利实现中国政府的意愿，同意保留上述英租界。这一决定，也是考虑到，在对付日本的过程中，英美力量的存在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指示人民党引导民众转移斗争火力，“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身到建设工业化、现代交通运输和农业现代化的大会战中”。此6条依然对英国在上海甚至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利益未有损伤，中华民国政府甚至连取消上海及天津英租界的念头都没有。这一点，精明的美国人极早便感觉到张作霖政府对于此次事件“雷声大雨点小”的化解意愿。虽然如此，毕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对外交涉取得了重大突破，举国同贺，人民党执政地位再次得到承认和确保，张汉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在对外谈判上取得胜利的国家领导人，在国民心中的地位也更上一步。 第159章 设时间限的谈判 - 少帅春秋 - 致君 有样学样，比利时的租界也顺利收回。天津比租界开辟以来一直没有起色，它不但没有给比利时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反而可能成为负担。当时的比利时政府没有财力，也不愿意投资于租界的建设。因此，比利时政府与北京政府举行双边条约谈判时，比利时驻华公使洛恩就宣布，比国愿将天津比租界交还中国，以示友好。北京政府遂组织接收天津比租界委员会，准备予以接收。起初比方要中国政府赎回界内土地的款项，但被张汉卿断然拒绝。不得已，比利时政府表示，愿“自动”将该租界“无抵偿”地交还中国。随后，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顾问凌冰等5人与比利时驻华使馆参议纪佑穆进行了具体交涉。双方订立《比利时交还天津比国租界协定》及4项附件。这些文件规定，比利时政府将该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移交中国政府，并将界内的所有租界公产也交与中国政府。该协定签字后，中国政府指派凌冰等为接收委员，与比国驻华公使葛来姆继续会商有关交收问题。比租界收回后改名为天津市特别第四区。意大利租界的回收也比较顺利，双方基本上依葫芦画瓢签一个草草的协议，即算完成了使命。接下来就是双方互派大使，将两国关系正常化了。比较麻烦的是法国和日本。这一点张汉卿也是恼怒不已。日本难缠是正常的，否则日本也就不成其为日本。不过因为中国经济的影响，导致日本政界不得己逐渐修改了新的对华关系。在英国宣布同意归还数个英租界的1925年底，大势已去的日本不得已由摄政皇太子裕仁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对华的新政策，其内容包括归还租界，撤消治外法权等，借以“拂拭”中国人民的反日意识，还堂而皇之地发表了一纸遮羞的“声明”，说什么“日本非常尊重中国之主权，即更进一步，撤废对中国独立完整所必要之治外法权，及交还租界，亦不吝予以积极的考虑。”嗣后于1926年1月10日，又与中央政府签订《中日基本条约》，其中第七条说：“日本政府基于本条约之中日新关系的发展，应撤废在中华民国所享有之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中华民国政府则应开放其领域，使日本国臣民，得居住营业。”虽然只是日方一个向各界交差的举动，但是张汉卿还是打蛇随影上，指示外交部立即展开卓有成效的谈判，很快在此基础上订立了所谓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两国政府签署了日本《交还专管租界实施细则协定》。条款规定，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等地的日本专管租界之行政权，定于1926年3月30日实施“交还”。但是日本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既得利益的，归还这些租界是有条件的，即是日本人在华享有超国民的待遇。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日本经济贸易所达的中国区域完全变成其租界。除此之外，在日本各租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津租界也迟迟不上议席。收回固有领土是没有条件可谈的，这是国家尊严的问题。张汉卿一边愤怒于日本的无赖行径，一边也深深地知道，在国力还不能够大声说“不”的时候，对自尊的过分强调就是极度自卑的体现。远在万里之隔的法国竟也嚣张异常。在华法租界共有四个，分别为上海、天津、广州和汉口。由于法国的对华贸易远不及英国，甚至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日本，这4个在华法租界在金融贸易方面均远不及当地的英租界。在19世纪中叶，除了上海法租界达到初步繁荣外，天津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都长期荒芜，无力开发，直到1880年代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而法国早在1863年就取得在汉口设立租界的权利，直到1896年才有实力正式开辟。虽然在金融贸易方面无法与英租界竞争，但是，这4个在华法租界由于开辟较早，地理位置都相当优越，除了不允许华人居住的广州法租界，后来都形成了商业区或高级住宅区。其中天津法租界比英租界更靠近旧城，后来在零售商业方面也更占优势，劝业场地区成为天津最重要的商业区。汉口法租界则拥有火车站的地利，商业也很繁荣。上海法租界由于聚集了大批有产阶级，到1920年代以后也形成了堪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相比的霞飞路商业街。这4个在华法租界中，除了广州法租界外，都以娱乐业的繁盛着称，集中了当地半数左右的戏院、电影院、饭店，乃至烟馆、赌场、妓院。因此，在华法租界都成为黑社会活跃的区域，犯罪率高于其它租界。这4个在华法租界的道路，通常都以法国人名或地名命名，例如上海法租界的干道霞飞路（Avenue Joffre，今淮海中路）、贝当路（Avenue Petain，今衡山路等）。真不知道法国有什么地方可抖活的？十几年后，法国后来成为笑柄的“马其诺防线”在两周内就被德国一举拿下，自诩“陆军世界第一”的法国在1个月内就全军覆没，反不如英伦三岛的表现更有毅力也更让世人尊敬。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是胜利的一方，但是从人员死伤状况看，这一胜利是太昂贵了――整整一代的法国人死在了战场上――而获得的却又少得可怜，法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法国来说胜利等于失败。由于在巴黎和会上，法国没有达到彻底肢解德国的目的，会后又没有得到英、美两国以条约形式保障法德边界，因此，寻求在欧洲大陆的安全保障成为20年代外交政策的重心。从1920～1927年，法国又先后与比、波、罗、捷、南等国缔约。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主要针对德国的安全保障体系。从地域上讲，这些国家位于德国周围，法国与这些国家结盟，形成对德国的包围之势；从这些国家的实力和面积看，属中小国家，所以法国并不放心，希望将英国拉入它的安全保障体系，但遭到英国的拒绝，20年代法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围德阻苏”，目的在于维持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现在法国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压制德国的再度崛起，及如何在欧洲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和恢复工业水平上，其在全球特别在亚洲的势力基本上处在一个收缩固守的战略状态。有鉴于此，在张作霖政府表达了对法国拖延于对华实质性恢复正常关系（主要是未能及时表达放弃租界的意愿）的强烈的不满，有感于中国政府在“五卅惨案”中的强硬和民众的觉悟的压力，法国政府也适时地降低了姿态，表示中法关于租界地位的谈判可以分步进行。其主要以“缓”字诀来观望中国的局势：如果英日美等大国纷纷放弃在华的租界，法国当然可以步其后尘；如果中国与上述三国的谈判或者进程未能有实质性的进展，法国当然也会当仁不让。只是为表示姿态，法国政府派出以基督山伯爵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全权处理对华租界事务。高傲的基督山伯爵先生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身上有着巴黎有名的贵族血统，对中国人有发自内心的鄙视，惯以“黄猴子”称之，在对华关系上主张强硬且不赞成撤销租界。他来到北京，仿佛是度假一般，各种与中方沟通会议全部委托给他的副手处理，甚至连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莫德惠的拜访也避而不见。他认为，是中国人有求于法国，而非相反，在外交上，中国人的低三下气才能体现法兰西的骄傲，“如果中国人也有外交的话，”他想。他提出的是让中方无法接受的条款：“法方有选择性地逐步交还在华租界，具体可协商一个时间表，中方需保证并提出处理办法以保证交还后原法租界财产与秩序不受干扰，租界内原有之法国保安部队在此期间能够继续履行职能。”好个“有选择性地逐步结束”，原来基督山还计划一个租界一个租界地谈啊，最好谈到天荒地老、日月无光才遂心吧？交还租界了还要保证原有的一切都不能变动、甚至连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驻兵权还要留着，骄傲的高雄鸡还以为对手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啊？张汉卿指示外交部发出中方对法国谈判人员工作的不满，并直接丢给法国政府：“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各租界是历史原因留下的，但中国人民不会让它一直留在那儿，因为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之一，法国有义务逐渐淡化并淡出租界事务，最终完成交还租界。这个交还，应该是无条件地、全部地，而没有任何协商余地。现在中法双方可以做的，是在坦诚的气氛下尽双方努力最大限度地保障双方现有利益，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由于基督山伯爵先生始终拒绝与中方交流，我们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谈判对手，是否需要更换应由法国政府决定。但是谈判应该有个期限，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张汉卿将军提议，中法关于租界的谈判期限是一年，即如果一年之内，谈判仍无进展，那么中方将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租界问题。”大洋彼岸都能听到中国的呐喊，中国自己的方式？基督山伯爵傻了，法国政府傻了，幸灾乐祸的日本人也傻了。中国人啥时候有这个胆子向西方洋人挑战了？这是中国政府的话吗？没错，通过电波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应该错不了。不理会法方的叫嚣，外交部也仅淡淡地向蜂拥而来的各国记者们作了官样的说明。越如此，越让人感觉到，中国的这一个时间底限是有力的，玩真格的。形势比人强，法国再牛X也做不到像英国人有混迹世界各地的舰队能够对中国有足够的压力。真的最终让中国摊牌后，丢脸的一定是法国。作为传统陆上大国，距离远近确实对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既无可奈何中国，便不要在关系中国的事情上使绊子，否则只是徒让四邻见笑而已，这是法国政府最后的结论。然后人们看到基督山伯爵先生对待谈判的态度变得前倨后恭就再自然不过了。 第160章 领事裁判权 - 少帅春秋 - 致君 审问“五卅惨案”的主使者，被上海人民政府及人民军逮捕的英租界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大起波折。英国政府以所谓“领事裁判权”为由，要求民国政府交出两人，改由英国人审判。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史密斯甚至嚣张地说“租界内中国人无权审问外国人，这是传统”！所谓“领事裁判权”，即是一国通过驻外领事等对处于另一国领土内的本国国民根据其本国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制度。这是一种治外法权，它的存在，形成对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例外或侵犯。最初，在十字军东侵（11～13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在东方国家推行这种制度。当时在东方国家定居的欧洲国家商人，在他们自己中间推选出领事，处理本国商人彼此间的争议。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国家领事权力更加扩大，到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它们把领事裁判权制度强加于亚非国家----中国、日本、暹罗（泰国）、波斯、埃及等，使这些国家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损害。中国近代史上，取消领事裁判权始终写在爱国、救国斗争的追求中。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特权制度。按照这项不平等的制度，殖民国家的侨民可以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为列强任意压迫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国家的人民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可以胡作非为而不必承担责任。具体表现为：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时，只由其本国在居留国的领事或法庭依照其本国法律审理，而居留国却不能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西方国家强加的领事裁判权制度之害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的国家是中国。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可以说是领事裁判权制度在中国的开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中美人民间的刑事案件，依被告主义办理，中美民事混合案件，由“两国官员查明，公议察夺”；美国人之间的案件由美领事办理，美国人与别国人之间涉讼，由有关国家官员自行办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1844年中法条约、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条约以及1858年中俄条约均有类似规定。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除规定被告主义原则以外，还规定了“两国交涉事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的“会审”制度。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则又规定了原告人的本国官员可以“赴承审官员处观审”，有不同意见，“可以逐细辩论”的“观审”制度。其它的有中法《黄埔条约》、1851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900年沙俄炮制的《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中，都有列强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条款。除上述条约以外，许多西方国家援引最惠国条款，也取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曾经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有20余国，即英、法、美、俄、德、日、奥匈、意、比、西、葡、丹、挪、荷、秘、墨、智、瑞典、瑞士、巴西等。外国在华享有的这种域外的管辖权，不仅由在中国的领事组成的法庭行使，而且还由专门设立的法院行使。例如，美国根据1906年国会通过的立法成立驻华法院，在美国司法系统中其地位与联邦区法院相等。英国根据1925年枢密院令，在上海设立最高法院，并在上海以外的每个领事辖区设一省级法庭，由主管领事担任首席法官。为实现上述“观审”和“会审”的办法，又建立了会审公廨制度（见会审公堂）。而且，原来是相互的观审变成了只许外国领事到中国官署观看外国人为原告的案件的审理，而不许中国官员到领事法庭观看中国人为原告的案件的审理。会审也大大超出了原来条约的规定。外国领事不但干预中外交涉的诉讼案件，而且还篡夺了租界内纯属中国人之间的诉讼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成立会审公廨的目的是要作为裁判所审核工部局的活动。工部局拥有实权，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行事，它由五名英国人、两名美国人和两名日本人组成。工部局没有中国代表，尽管在1925年中国人占租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之多。公共租界的这些管理规定是在1854年的“土地章程”中正式形成的，在1869年和1898年经过重大修改，它们成立了工部局和会审公廨。会审公廨由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巴西、丹麦，意大利、墨西哥、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和西班牙等国的外交代表组成。德国和俄国的代表也曾参加过会审公廨，但是由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两国侨民丧失了治外法权，因此两国的外交代表不再参加会审公廨的工作。正史上领事裁判权制度于1890年首先在日本得到废除，原因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大。其后土耳其于1923年、暹罗（今泰国）于1927年、波斯于1928年、埃及于1937年，中国经两次世界大战，先后予以废除（1943年5月20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取消了美、英两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此时至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整整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与国家主权原则根本不兼容的特权制度才得已在全世界废除。中国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令举世震惊，也给国人以警醒：帝国主义真的视中国如无物；然而在中国人民党带领下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即使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也不敢小觑的。借着这股东风的收租行动进展顺利，继汉口、九江等英租界陆续被收回，张汉卿更代表人民党和政府、响应工人阶级的强烈呼声，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国家所谓对华“领事裁判权”的正义要求。因为中国的统一趋势不可避免，特别是列强均已承认了中华民国的合法政治地位后，领事裁判权这一典型有悖于主权完整的特权制度在中国已有些不宜。在已经被各大国陆续承认的中国，外国人在其间享有领事裁判权，对国家是一种侮辱。另外，连亚洲泰国这种小国都能做到，为什么已经强大的中国反而要受到这种羞辱？但是以中国的国力，贸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使张汉卿这样的热血青年也觉得有些困难，正史上民国政府为此也作了不少努力，但均无成效。曾经的1919年在中国作为战胜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时候时所发表的说帖《中国希望条件》中提出的舍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裁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等各项要求。巴黎和会议长、法国总理克雷孟索受和会所托，于1919年5月14日致电中国外长陆宗祥，对于中国所提各项要求“充其量承认此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请俟外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裁撤领事裁判权以及其它侵略权益，但迅即遭遇失败。在此后，著名的法学家江庸撰为太平洋会议（华盛顿会议）后援同志会起草的宣言《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1921年）也认为：“以历史上及事实上之关系”，无条件撤废领事裁判权“不易达到”。他主张，如果这种情况不幸发生，则应该采取“渐进主义”，则“无妨附以相当之条件”撤废；一旦这些条件达成，各国就必须撤废领事裁判权（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作者的预见）。作者还指出，“司法改良之事为全国四万万人民生命财产所关。虽无外界之刺激，亦当毅然行之，不遗余力。”作者还告诫国人：即使收回领事裁判权，其实效亦不要太乐观。因为租界仍在，中国之走向全面独立仍有待时日。江庸撰对当时的国际情势也很了解，所以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颇多真知灼见，值得注意。正史上华盛顿会议之后由中国政府编印出版内部发行的文件《关于在华治外法权之华盛顿会议议事录暨议决案》（1921年）提到各国对于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进程：与会各国“允助中国政府，以便实行其所表示改良司法制度、期等于泰西各国之志愿，并宣言：一俟中国法律地位及施行该项法律之办法并他项事宜皆能满意时，即预备放弃其治外法权”。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会后由各国派员成立中国法权调查委员会，前往中国进行调查和指导。但该委员会直到1926年才成立前往中国。但是领事裁判权不是不可以取消的，日本就在甲午之战后取消了全部外国特权。对于中国可以效仿的就是，中国需要一场胜利的战争来体现中国的力量，历史上中国的解放战争后这些特权就如同肥皂泡沫一样在阳光下闪耀出万般色彩后訇然破裂。现在，张汉卿要提前完成这种事关中国人民尊严的变革。这一前提，就是要用中国司法公审麦高云和爱伏生。不列颠帝国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任由中国政府审判此二人，则无疑颜面尽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这一作法变成现实，“领事裁判权”就无疾而终，在中国算是事实上消失了。“号外，号外，上海高等法院要在上海滩公审英国人！”、“以此为契机，中国政府要收回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满大街的报童挥舞着紧急加印的报纸让这个消息风一样传递到埠内滩外、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也迅速成为欧美政要们研判中国未来局势的重要参考。英国政府不出意外地予以严厉抗议，但是这份声明对张汉卿来说却是那么苍白无力。是啊，经历了“五卅惨案”的渲泄，人民政府对手中的力量越来越满意，也越来越强硬了。日不落帝国又怎么样？天高皇帝远，也在我的家门口逞凶，还以为现在的民国政府是满清那会儿吗？高压政策对华确定是无效了，这点已经得到过证实。在高姿态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英国政府私下里派出中间人向民国政府寻求妥协的办法。即既要里子，又要面子。面子要靠实力挣的，你英国人挑起的头，凭什么中国政府要给你收尾？你要面子有理由，我如何对中国人民交代？张汉卿拒绝了任何私下妥协的想法和游说，他的对外理由是政府绝不可以干涉法院的判决，要知道，中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和法制国家呢，“政府绝不干涉司法公正”。即使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也应该由中国的法院依法处理。当然张汉卿也不是把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因为华东人民军的果断行动，此世界的“五卅惨案”不像前世来得那么屈辱，而且冲突中好像英国人死得更多些。但是张汉卿不会有半点怜悯，中国人多不假，但个个有尊严。他给中间人的答复是惨案的肇事者不可轻易放过，这对国人不能交代。当然一味激进而置英国人的脸面于不顾并不现实：谁也无法估量现时空英国对于中国的底限是多少，而且此时代在租界回收问题、对日牵制问题等仍然离不开英国的配合，如何最大限度地展现人民政府姿态与不酿成最终战争，也是需要相当注意的。现在的民国政府的实力，还没强大到像老毛子当年绝苏抗美顺带着教训阿三们的程度。通过私下渠道，张汉卿表达了中央政府亦想迅速解决事态的善意，但是他强调，审问及判决应该由中国主导进行，以安慰民心，这是人民党政府无法后退的底限。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将在英租界问题上退步，即允许英国继续保留上海、天津、广州三地，并给予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保证；作为前提，英国必须明确承认中国的主权，回报是，中国承认英国的治权，即“以主权换治权”，以淡化租界的殖民色彩。张汉卿的作法很让英国政府痛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压力，如果好，大家好；如果不好，升级会 在看得见的范围内暴发。透过对惨案后一系列强硬的处理方式，英国政府明白，除非是中英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否则要想让年轻的人民党政府无原则地让步，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最后英国政府只是强调审判“要在英美派员监督下进行，要保证得到公平的待遇，要尊重英国公民的人权”。屁的人权！但是现在不是讲究这个的时候，后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是给中国下绊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在中国渐渐强大后，这种提法渐渐地不被伙伴们认可后，美国也就只在新年发表白皮书时有气没力地哼两句，还要被中国政府质问。无他，力量的逆转导致。中英双方政府心照不宣地定了基调，审判在进行，但是有意无意之间，人民党的舆论偏向了其后进行的关税自主谈判，对于麦、爱两人的审理，并没有作为中国人民强大起来的标志之一，最终使主要的社论更多地体现在审判结果本身，而没有上纲上线。不过以此为契机，中英签署了《在华英国公民行为准则及司法的属地原则》，认可了英国人在遵守中国法律方面的要求。意料中的胜利，让张汉卿决心乘胜追击，要列强以此为蓝本，在实际上淡化租界的本质，从而照会各国政府，谈判关于租界管理的新方案。凭心而论，若非此世代人民党手中有越来越强硬的手段和力量，这种对列强来说本应该是“毫无份量”的诉求，根本无法捍动中国仍身为二流国家的事实。作为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一环，张汉卿亲自安排主导了这场被一些国内英美奴才们、国外观察家们蔑称为“唐吉诃德”式的谈判。不过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率先同意通过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案》、《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紧接着中日《关于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也相继诞生。这些新的协定虽然仍然保留了许多条款，也没有最终完全取消中国的治外法权，但是这种让步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张汉卿们也深知，只要中国的国力不能够让这些化外之民心生敬畏，注意谈判仍然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除非有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张汉卿对这个革命深有信心。 第161章 关税自主会议 - 少帅春秋 - 致君 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被迫松口带来的是中国于经济上的丰收，张作霖“东北自治政府”成立初期在关税政策上实行的重大措施便是关税自主，在国家基本统一后同样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中国海关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因此，收回关税自主权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使命。1921年11月23日，顾维钧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关税自主案。这是北京政府第一次事实提案。此案提出中国有自行规定及区分本国税率的完全自由。议案一经提出，即遭到英、美、法、日等国反对，尤以日、英两国为最。1922年1月3日美国代表恩德伍提出数种办法，最后通过方案：有关各国立即派员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会议，切实执行值百抽五，满4年后得一修正，此后每7年修正一次。顾维钧提出保留案声明：“将来遇适当机会，再求考虑自主权问题。”后大会据此决议制定《中国关税条约》，并于1922年2月6日正式签字。正史上1925年“五卅运动”后，北京政府秉着“哀兵必胜”的心态和英美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到 6月时，国民政府发表“改订新约”的对外宣言，关税自主为其两项主要内容之一。同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国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国民政府把关税会议时各国承认的七级税则公布为国定税则，并声明自1927年2月1日起实行。到正史上的1930年，日本也终于同意了《中日关税协议》。国民政府经过这些“改订新约”的措施，在关税自主权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只是帝国主义所作的某些让步，海关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政府仍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税率。尽管这样，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措施，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并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真正获得关税自主权，要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汉卿不会容忍中国忍受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压迫。政治上的欺凌因为力有不逮、不得已韬光养晦倒也罢了，经济上可不能再这么忍，因为这是决定政治上要忍多久的重要标杆。以张汉卿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在党章里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的主张。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到嘴的肥肉的，在国家实力还不济的当前，贸然地提出要求虽然能够博得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但对于国家的战略发展而言，却弊大于利：升级的冲突，有机会导致中国对英日的全面开战，这风险，虽然张汉卿了解国际大局的趋势，却不能预料英日的反应极限，因为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得这么早。关税收入是政府财政的主体，也是张作霖政府赖以发展的基石。在中英政府正在为处理“五卅惨案”和租界回收问题斗智斗勇之际，1925年10月—1926年7月，在张汉卿要求下，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来在关税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英日两国对中国关税问题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政策，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对中国做出了一定让步。这是因为，被美国一手主导下解散了英日联盟后，使英国在亚洲特别在中国缺少有力的盟友。本来英国以为凭着和日本旧有的关系，联合应对由于“五卅运动”造成的来自中国的压力。但是日本“反应敏捷”，在中国人民群情激昂的当口非常低调地从对华主动进攻转变为积极影响，从而躲在英国背后，使得事件从一开始英国便独自陷于浪尖风口。为了缓和对华关系，在中国提出的关税问题上不得已做了些让步。关税特别会议召开期间，英日不仅对中国的提议百般阻挠，而且它们之间矛盾重重，并因此展开激烈争斗。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一场漫长的角力过程，导致会议没有达成决议，无果而终。但是张汉卿决心冒险一赌。“五卅惨案”顺利结案后，借着这股哀兵之气，张汉卿在国会发表著名的《关税自主要求》，揭开了中国在海关上的自主权的序幕，他的报告深刻表达了中华民国政府对关税的认识和自主要求，也首次明确直指那些千方百计妨碍、打压中国崛起的英美列强为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通商，并约定单方的协定税率，——这本是帝国主义者夷灭弱小民族的国家，或使他降为半殖民地的一种实际上最狠毒而形式上最温和的巧妙手段！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征服非洲亚洲各弱小民族，都是用这种巧妙手段；理论上唯有这种手段，是以充分的愚弄文化低下的民族，减少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抵抗。帝国主义者在八十余年前对于中国也施了这种巧妙手段，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始则一国强迫通商，限制中国自定税率权，继则列国至，要求设立最优惠通商条约；再次则操纵内乱，借以攫取关税行政权；海关行政权，表面上是中国愿意委托帝国主义者，实则太平之乱，原是帝国主义者从中操纵的，他们预定目的，就是借此从中取利；所以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和其后英美法领使代办上海海关，并不是偶然的。更次且借口抵押外债，夺我关税保存权；把中国关于关税的种种自由权，用种种好听的口实，剥夺无遗，驯至今日，使中国变为一个事实上的半殖民地！ 中国今日之异于殖民地者，不过独立国的形式，和没有确定一尊的事实上的对中国的命令人而已。中国因关税自主权完全剥夺，所受的弊害，数不胜数，单就其中重要的说来，关税的不自主，在经济上束缚中国农工商各种产业，阻止其向前发展；很明显的：中国提出奖励新式产业，已数十年，犹无效果，是因为中国在关税关系上，极轻的关税与于内地厘金互相抵消，事实上等于采用自由贸易政策，所以中国幼稚新式产业，万无和资本雄厚技术发达的外国产业对抗之可能。对外贸易上，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上的永久入超，使中国的漏卮日大，除了现货流出罄尽，替他们造成更来剥削我们的资本，造成32个华丽的租界之外，还负了十八万万元的外债！这是中国对外贸易上明显的事实：除一八六四年及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共六年外，每年输入超过输出平均每年五千万元以上。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兴起是一种巨大的制约：因为帝国主义者纵容廉价的大量剩余商品，压倒国货，使中国从来的手工业者及农民多数流离失业；中国自太平战役以来的内乱，从历史上分析起来，都是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暴动。考查他们失业原因：主要的是因为大量生产的价廉物美 (自然是比较那时的国货说) 的外国品自由输入。那时中国还有南洋美洲各外国，东三省、察绥热、新疆、藏边等处国内地方，可以移住，所以这些暴动，虽不能根绝，却也不能发展自如。二十年前华工出洋困难，内地移民亦已将到饱和程度，所以全国兵士之害，日深一日，简直到了无可救治的地步！使全国民生疲弊，不能聊生。全国除了少数军阀及官僚外，一般人经济非常困难！不但从我们日常生活上感觉得到，从中国对他国贸易进步的程度，与世界各国近十年来对外贸易增进速度比较起来，更其确实明显。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各大海关，决定着中国进出口税率，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他们通过关税控制，达到了在政治上多重目的：使主权大受限制，例如内地税法：如出产税，亦受束缚，改正关税，须得全数有约国同意；使财政在事实上不能独立，如多年来中国财政计划，事实上要受总税务司洋员及官税保管银行的管辖；使外人得以干涉内政，例如广东海关事件；使军阀延长扰乱，因为帝国主义者帮助中国军阀的枪械，都是利用他们自己国人作海关人员，所以日本一定要争大连、安东、青岛各海关关长等。这些弊害，一方面使中国国家，在国际上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中国全国大多数人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一方面使中国国民在不堪的束缚和压迫之下，觉悟到一切不幸的根源，只在关税自主权之被剥夺。所以自同盟会革命运动以来，一切爱国运动：如巴黎和会时的爱国运动、华盛顿会议时的爱国运动和‘五卅’爱国运动，莫不把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作为最重要的口号。这也是人民党目前在统筹政治和经济工作的重心，没有了关税自主权，一切努力都有被剥夺成果或中途夭折的可能，这也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第162章 人民党的气魄 - 少帅春秋 - 致君 经济上的分析完成，针对关税自主谈判所遇到的种种压力的阻挠，张汉卿继续侃侃而谈：“帝国主义者何等狡猾，当然知道不退回中国自主权，不足以终结中国民众的国民革命运动；而退回中国关税自主权，则他们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便失了安全的保障。所以他们‘挂羊头’，‘卖狗肉’，用关税会议的名义，欺骗中国民众，想把他作成一个一举两得之计。因为关税会议，在表面上仿佛是顺从中国民意讨论中国自主问题，而实际上是可以顺着中国军阀意旨讨论关税增率问题，以达他们缓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坚固对于中国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束缚的目的。外国人最怕中国拿情势变迁这个国际法上的原则去对待他，所以很想诱引中国政府，承认增加二五税率。因为这样就可获得中国对于八十年前的旧约复新的意思，表示这个恰合日本怕中国以非结约者的自由意思的原则、对付二十一条中日条约、所以诱引中国去结束关于处分山东的协定、借此证明中国实系甘心情愿缔结二十一条一样，从而保证从前对中国的剥削 (即外债)，达到巩固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为敌的中国军阀势力。因为只要关税会议议决增加二五附加税，军阀就可以不等到实行征收，就可把担保整理外债的余款，抵借新债去自相残杀和去压迫国民革命。他们这种恶辣的计策，虽然是和中国国民的利益相冲突的，然而和中国军阀官僚的利益，却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军阀官僚，甘心愿意为帝国主义者粉饰这种计策，替他们压迫反对这种计策的中国民众；且不惜昧着良心，颠倒黑白：以为增加现行税率，是收回关税自主权的第一步，反对关税增率是阻碍关税自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中国全国国民，实在碰着一种绝大的危机：或则夷为奴隶，或则获得自由，全看我们应付的方法如何而定。因为若使帝国主义者恶计得逞，则他们所有的单方协定税则权，更多一层保障，就是我们所受的经济上及政治上的弊害，更进一步；反过来，若是恶计不得逞，则中国的国民革命潮流，要一天高过一天，中国军阀官僚主义的末日，要一天近逼一天，也就是中国从帝国主义者的羁束下自己解放出来的日期，要早到来一天！我们从来是为促进中国国民革命而工作的，我们对于国民革命的成败和迟速，对于中国国民的祸福和苦乐，是应当以热血与毅力去负责！在革命的实际工作里，更不得不负责！当此帝国主义者将以关税会议的骗局，欺骗中国人民之时，我们应当竭尽我们的智虑与力量，揭破他们的黑幕，领导民众作实力的奋斗！所以对于现在帝国主义者想利用的关税会议，我们站在引导国民运动的地位上，应该有下列的主张：关税会议只能讨论一个问题――无条件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这是最主要、最基础的，我们称之为甲项问题。所谓关税自主权者包括下列三项：制定税率的自由；海关行政的自主；废除片面的最惠国条款的商约。甲项问题若无肯定的解决，则不得讨论任何加税率、单纯的加税，在经济上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种加税，结局仍是一种财政关税，仍是要由一般国民负担的，与输入商毫无损失！更税则号称制定国定税则，而把他提出关税会议来讨论，这还算得国定吗？真是笑话！裁厘金裁厘要提出讨论，依同样的理由，更算不得关税自主！看关税会议议事日程，关税自主项下的子目，就只有制定国定税则和裁厘两项，也可以知道政府把关税自主看作儿戏了！种种问题，若不如此办理，结果都会和收回关税自主权相背驰，都会成为一种空洞的废纸。甲项问题若得肯定的解决，则中国当提出下列关于废除旧约缔结新约的三个步骤，但只在实行步骤的期限上，加以讨论，以示中国的宽大；且每个步骤实行期限，经讨论后至多不得延长比原案期多过六个月以上。”借用邓爷爷收复香港前对于中英谈判时间设限的灵感，以及法租界的回收谈判在时间设限后出奇地顺利的感触，张汉卿铿锵有力地对国会议员们、也对镁光灯后面的各国记者作了陈述性说明：“如果谈判如期未能达成目标，中国将实施单独的草案！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们人民党和人民军都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如雷的掌声响起，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发出强大的吼声。“万岁！”这是原本孱弱中国的子民们，不管他们现在是议员还是记者或是普通的服务人员，不约而同地为少帅的誓言所激动。多少年了，有谁有少帅的勇气、胆量和实力让作为中国人扬眉吐气过？国会以全票通过张汉卿对于此次关税谈判的基调《1926年及其之后中国的关税政策》，要求参加谈判的中国经济专家把握以下要点：第一步：即刻加征值百抽五十以上的人口奢侈税；免除中国指定重要品出口税----这个本来当然含在平等的商约里面，但那因关税外债担保的关系，这系减少税额所以不妨声明；加增棉纱棉布类七五附加税率；关税存款移归新由中国银行团合组而成的关税银行保管，并由此银行担保以前和关税有关的各项正当用途的外债。第二步：在一年以内制定国税定则，与通商各国分别缔结新商约；新定海关行政制度实行之。第三步：在二年以内，中国对于新商约尚未成立之国家，由中国适用国定的最高税率。作为回应及参政议政影响权的表示，京中各界纷纷派代表参加关税会议，督促中国委员，照上列的办法进行；并要求关税委员会逐日宣布议事日程，及议决案真相。张汉卿的政策声明有强有力的反制对策，正如他被镁光灯定格的挥舞双臂的铿锵表示：“以上四项，如不能够达到目的，全国国民，对于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应加以实力的裁制，使之宣告停会；并于最短期内，中国将自动的制定国定税率，宣告废除一切不平等的关税协定！这样的主张，当然是很难得到帝国主义者的赞同。但是在理论上，只是这样才能真正收回关税自主权；只是这样，才能达到中国民众几十年来努力奋斗想要获得的目的，所以用不着畏难，用不着替帝国主义者设想：说他们的损失如何的大；用不着怕把此次关税会议弄僵之后，更没有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机会！我们知道依武力剥夺而去的，还须用武力夺回来，我们不怕关税自主权收不回来，我们只怕没有民众实力的准备。全国的同学，全国各界的民众，快作战斗的准备罢！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一方面公布和宣传我们的主张，一方面还要根据我们的见地和主张，努力攻击帝国主义者及其买办、暗送秋波的与各帝国主义势力媚眼往来的军阀官僚机关新闻，关于关税会议一切煽惑的言论，并指摘一般舆论界视线不清，议论不彻底的错误。只有这样的主张，才能得到广大的民众之拥护，只有这样的主张，才能合于中国民族独立与自由之意旨！”在国会的“授权”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关税自主上的强硬态度使得列强不得不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渐渐强大的中国不再是以前那个随便一个照会便要举国震动的旧中国了，人民党发动的革命运动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觉悟的中国人不好糊弄了。在此情况下，有条件地、逐步退还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权利已不可避免。但是到口的肥肉轻易吐出不是列强的风格，为了能够延缓这个期限以使利益期限延长，列强纷纷以中国缺少相关的人才、中国缺少相关的经验为由，表示如果强而为之，会造成经济衰退、外贸下降等等不良症状，其结果是影响各大国在华经济利益，造成灾难性后果云云。他们用各种手段提出种种刁难办法，以使中方谈判人员知难而退，或是认可他们提出的主意。从1925年10月起，到1926年3月的近半年时间里，愣是没有达成任何一件有真正意义的成果，这让张汉卿大张其火。他指示外交部长莫德惠：“是时候提出中国自己的方案了。”这是他为了防备出现此种情况的备案，也是压倒一切反对力量的杀手锏。这个方案很简单：“如果在1926年年中没能够达成一个统一的目标，中国将自行提出方案并实施之。”你不是能拖吗？老子不陪你玩了！把你当个人你就人五人六的，不把你当回事你又怎地？美日英强大不假，但也有意荷比等软柿子可捏。谁也不知道中国的备案是什么，按照中国近年来一惯的强硬，谁也不敢保证中国的方案有多让人难以接受，难道还真的自绝于中华么？正如他在对《泰晤士报》记者布朗所解释的：“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对于海关的控制权----这事关主权，又要保持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外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中国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外国的管制下才能实现。”布朗不怀好意地问：“如果英美日等国不同意怎么办？这可是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的。”张汉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谈判对方的种种刁难，中国被迫推出这个时间表。如果宣布它会带来‘空难性后果’的话，我们人民党人和人民军以及全体中国人民会勇敢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掷地有声，仿佛为他的话作注脚，日本方面很快有消息称，中国关于关税自主的提案，有可能会在6月召开的国会中期会议审议通过，届时可能出现令各方无法回避的严重事态。立刻地，之前种种想法、各国的方案纷纷被他们自己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研究中国的方案，以从中找到对其有利的一面并加以强化之。长期立场一致的列强联盟松散了。当然列强不会就此认输，还绞尽脑汁想赚取最后的好处，英国驻华总领事James。Harwt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建议：“鉴于中国方面经验及专职人员的欠缺，英国政府愿意在认可中国控制权的基础上在各大海关派驻顾问，这样中国的好处是立即得到英国对于关税提案的认可。”好家伙，连做太上皇遥控指挥的主意都想到了！在中国的大爷已经够多了，还想再继续添乱怎么着？这一理论当然被张汉卿严辞拒绝。熟悉张汉卿言必行特色的列强们为了不在下一拨的利益争夺中得到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在有保留条件的前提下纷纷认可了中方的提案，终于使中国谈判组预备提交国会的另套方案胎死腹中，一场中外经济政治大危机沙弥于无形。于是，从1925年末开始，民国政府相继取得了广州、南京、南昌、福州、杭州、青岛的海关控制权。对于上海这样的大海关，列强均有非常重要的利益在，谈判之初即遇到强有力的阻扰，这是张汉卿早就预料到的。本着能得一分绝不减一毫的原则，中国关税委员们秉呈少帅密议，引经据典以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张汉卿可以对法国强硬，那是因为法国无力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威胁，其它国家对法国的行为也有掣肘，而在目前阶段对列强全面开战是绝对不理智的行为，这不是卖国，是真正的爱国。这个海关的控制权回归要等到中国真正强盛的时候才会变得很简单，像正史上上海的解放一样，张汉卿对此深信不疑，无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已经多次得到验证。 第162章 人民党的气魄 - 少帅春秋 - 致君 经济上的分析完成，针对关税自主谈判所遇到的种种压力的阻挠，张汉卿继续侃侃而谈：“帝国主义者何等狡猾，当然知道不退回中国自主权，不足以终结中国民众的国民革命运动；而退回中国关税自主权，则他们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便失了安全的保障。所以他们‘挂羊头’，‘卖狗肉’，用关税会议的名义，欺骗中国民众，想把他作成一个一举两得之计。因为关税会议，在表面上仿佛是顺从中国民意讨论中国自主问题，而实际上是可以顺着中国军阀意旨讨论关税增率问题，以达他们缓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坚固对于中国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束缚的目的。外国人最怕中国拿情势变迁这个国际法上的原则去对待他，所以很想诱引中国政府，承认增加二五税率。因为这样就可获得中国对于八十年前的旧约复新的意思，表示这个恰合日本怕中国以非结约者的自由意思的原则、对付二十一条中日条约、所以诱引中国去结束关于处分山东的协定、借此证明中国实系甘心情愿缔结二十一条一样，从而保证从前对中国的剥削 (即外债)，达到巩固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为敌的中国军阀势力。因为只要关税会议议决增加二五附加税，军阀就可以不等到实行征收，就可把担保整理外债的余款，抵借新债去自相残杀和去压迫国民革命。他们这种恶辣的计策，虽然是和中国国民的利益相冲突的，然而和中国军阀官僚的利益，却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军阀官僚，甘心愿意为帝国主义者粉饰这种计策，替他们压迫反对这种计策的中国民众；且不惜昧着良心，颠倒黑白：以为增加现行税率，是收回关税自主权的第一步，反对关税增率是阻碍关税自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中国全国国民，实在碰着一种绝大的危机：或则夷为奴隶，或则获得自由，全看我们应付的方法如何而定。因为若使帝国主义者恶计得逞，则他们所有的单方协定税则权，更多一层保障，就是我们所受的经济上及政治上的弊害，更进一步；反过来，若是恶计不得逞，则中国的国民革命潮流，要一天高过一天，中国军阀官僚主义的末日，要一天近逼一天，也就是中国从帝国主义者的羁束下自己解放出来的日期，要早到来一天！我们从来是为促进中国国民革命而工作的，我们对于国民革命的成败和迟速，对于中国国民的祸福和苦乐，是应当以热血与毅力去负责！在革命的实际工作里，更不得不负责！当此帝国主义者将以关税会议的骗局，欺骗中国人民之时，我们应当竭尽我们的智虑与力量，揭破他们的黑幕，领导民众作实力的奋斗！所以对于现在帝国主义者想利用的关税会议，我们站在引导国民运动的地位上，应该有下列的主张：关税会议只能讨论一个问题――无条件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这是最主要、最基础的，我们称之为甲项问题。所谓关税自主权者包括下列三项：制定税率的自由；海关行政的自主；废除片面的最惠国条款的商约。甲项问题若无肯定的解决，则不得讨论任何加税率、单纯的加税，在经济上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种加税，结局仍是一种财政关税，仍是要由一般国民负担的，与输入商毫无损失！更税则号称制定国定税则，而把他提出关税会议来讨论，这还算得国定吗？真是笑话！裁厘金裁厘要提出讨论，依同样的理由，更算不得关税自主！看关税会议议事日程，关税自主项下的子目，就只有制定国定税则和裁厘两项，也可以知道政府把关税自主看作儿戏了！种种问题，若不如此办理，结果都会和收回关税自主权相背驰，都会成为一种空洞的废纸。甲项问题若得肯定的解决，则中国当提出下列关于废除旧约缔结新约的三个步骤，但只在实行步骤的期限上，加以讨论，以示中国的宽大；且每个步骤实行期限，经讨论后至多不得延长比原案期多过六个月以上。”借用邓爷爷收复香港前对于中英谈判时间设限的灵感，以及法租界的回收谈判在时间设限后出奇地顺利的感触，张汉卿铿锵有力地对国会议员们、也对镁光灯后面的各国记者作了陈述性说明：“如果谈判如期未能达成目标，中国将实施单独的草案！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们人民党和人民军都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如雷的掌声响起，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发出强大的吼声。“万岁！”这是原本孱弱中国的子民们，不管他们现在是议员还是记者或是普通的服务人员，不约而同地为少帅的誓言所激动。多少年了，有谁有少帅的勇气、胆量和实力让作为中国人扬眉吐气过？国会以全票通过张汉卿对于此次关税谈判的基调《1926年及其之后中国的关税政策》，要求参加谈判的中国经济专家把握以下要点：第一步：即刻加征值百抽五十以上的人口奢侈税；免除中国指定重要品出口税----这个本来当然含在平等的商约里面，但那因关税外债担保的关系，这系减少税额所以不妨声明；加增棉纱棉布类七五附加税率；关税存款移归新由中国银行团合组而成的关税银行保管，并由此银行担保以前和关税有关的各项正当用途的外债。第二步：在一年以内制定国税定则，与通商各国分别缔结新商约；新定海关行政制度实行之。第三步：在二年以内，中国对于新商约尚未成立之国家，由中国适用国定的最高税率。作为回应及参政议政影响权的表示，京中各界纷纷派代表参加关税会议，督促中国委员，照上列的办法进行；并要求关税委员会逐日宣布议事日程，及议决案真相。张汉卿的政策声明有强有力的反制对策，正如他被镁光灯定格的挥舞双臂的铿锵表示：“以上四项，如不能够达到目的，全国国民，对于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应加以实力的裁制，使之宣告停会；并于最短期内，中国将自动的制定国定税率，宣告废除一切不平等的关税协定！这样的主张，当然是很难得到帝国主义者的赞同。但是在理论上，只是这样才能真正收回关税自主权；只是这样，才能达到中国民众几十年来努力奋斗想要获得的目的，所以用不着畏难，用不着替帝国主义者设想：说他们的损失如何的大；用不着怕把此次关税会议弄僵之后，更没有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机会！我们知道依武力剥夺而去的，还须用武力夺回来，我们不怕关税自主权收不回来，我们只怕没有民众实力的准备。全国的同学，全国各界的民众，快作战斗的准备罢！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一方面公布和宣传我们的主张，一方面还要根据我们的见地和主张，努力攻击帝国主义者及其买办、暗送秋波的与各帝国主义势力媚眼往来的军阀官僚机关新闻，关于关税会议一切煽惑的言论，并指摘一般舆论界视线不清，议论不彻底的错误。只有这样的主张，才能得到广大的民众之拥护，只有这样的主张，才能合于中国民族独立与自由之意旨！”在国会的“授权”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关税自主上的强硬态度使得列强不得不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渐渐强大的中国不再是以前那个随便一个照会便要举国震动的旧中国了，人民党发动的革命运动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觉悟的中国人不好糊弄了。在此情况下，有条件地、逐步退还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权利已不可避免。但是到口的肥肉轻易吐出不是列强的风格，为了能够延缓这个期限以使利益期限延长，列强纷纷以中国缺少相关的人才、中国缺少相关的经验为由，表示如果强而为之，会造成经济衰退、外贸下降等等不良症状，其结果是影响各大国在华经济利益，造成灾难性后果云云。他们用各种手段提出种种刁难办法，以使中方谈判人员知难而退，或是认可他们提出的主意。从1925年10月起，到1926年3月的近半年时间里，愣是没有达成任何一件有真正意义的成果，这让张汉卿大张其火。他指示外交部长莫德惠：“是时候提出中国自己的方案了。”这是他为了防备出现此种情况的备案，也是压倒一切反对力量的杀手锏。这个方案很简单：“如果在1926年年中没能够达成一个统一的目标，中国将自行提出方案并实施之。”你不是能拖吗？老子不陪你玩了！把你当个人你就人五人六的，不把你当回事你又怎地？美日英强大不假，但也有意荷比等软柿子可捏。谁也不知道中国的备案是什么，按照中国近年来一惯的强硬，谁也不敢保证中国的方案有多让人难以接受，难道还真的自绝于中华么？正如他在对《泰晤士报》记者布朗所解释的：“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对于海关的控制权----这事关主权，又要保持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外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中国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外国的管制下才能实现。”布朗不怀好意地问：“如果英美日等国不同意怎么办？这可是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的。”张汉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谈判对方的种种刁难，中国被迫推出这个时间表。如果宣布它会带来‘空难性后果’的话，我们人民党人和人民军以及全体中国人民会勇敢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掷地有声，仿佛为他的话作注脚，日本方面很快有消息称，中国关于关税自主的提案，有可能会在6月召开的国会中期会议审议通过，届时可能出现令各方无法回避的严重事态。立刻地，之前种种想法、各国的方案纷纷被他们自己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研究中国的方案，以从中找到对其有利的一面并加以强化之。长期立场一致的列强联盟松散了。当然列强不会就此认输，还绞尽脑汁想赚取最后的好处，英国驻华总领事James。Harwt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建议：“鉴于中国方面经验及专职人员的欠缺，英国政府愿意在认可中国控制权的基础上在各大海关派驻顾问，这样中国的好处是立即得到英国对于关税提案的认可。”好家伙，连做太上皇遥控指挥的主意都想到了！在中国的大爷已经够多了，还想再继续添乱怎么着？这一理论当然被张汉卿严辞拒绝。熟悉张汉卿言必行特色的列强们为了不在下一拨的利益争夺中得到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在有保留条件的前提下纷纷认可了中方的提案，终于使中国谈判组预备提交国会的另套方案胎死腹中，一场中外经济政治大危机沙弥于无形。于是，从1925年末开始，民国政府相继取得了广州、南京、南昌、福州、杭州、青岛的海关控制权。对于上海这样的大海关，列强均有非常重要的利益在，谈判之初即遇到强有力的阻扰，这是张汉卿早就预料到的。本着能得一分绝不减一毫的原则，中国关税委员们秉呈少帅密议，引经据典以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张汉卿可以对法国强硬，那是因为法国无力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威胁，其它国家对法国的行为也有掣肘，而在目前阶段对列强全面开战是绝对不理智的行为，这不是卖国，是真正的爱国。这个海关的控制权回归要等到中国真正强盛的时候才会变得很简单，像正史上上海的解放一样，张汉卿对此深信不疑，无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已经多次得到验证。 起源大陆的时间流速很慢,空间也很稳定。罗峰追杀血云神君之时,燃烧神力施展刀法撕裂空间,那还只是空间最浅层。 混沌层,位于空间极深的一层。 想要靠自己遁入混沌层,大多混沌主宰都做不到。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混沌之墟'逆流而上,便可直达混沌层。 轰隆隆~~~ 无穷无尽混沌之力,一眼看不到尽头。 罗峰从虚空窟窿逆流而上时,初时,周围还很狭窄,可越是逆流飞行,越是宽 敞,直至彻底无边无际!罗峰也明白:这应该就是混沌层了。 如此浓郁的混沌之力,蔓延处处。罗峰环顾左右,只觉得混沌层仿佛是无边海洋,混沌之力则是海水!自己就是初入大海探索的打渔人。 虚衍母树树叶的确神奇。罗峰看了眼怀里携带的那一片树叶,对叶时刻散发着无形能力虚空波动,波动自然覆盖了罗峰。 这范围之内,混沌层丝毫不排斥罗峰。 这树叶随身携带,一纪左右时间便会彻底枯萎,时间够长了。罗峰还是很满足的,他仿佛好奇宝宝般,仔细观察着混沌层。 只见无穷无尽混沌之力荡漾,混沌层各处更有一段段混沌法则实质化显现,令混沌层越加绚烂。 这些随机显现的混沌法则,都不尽相同。罗峰看着,耀眼璀璨散发金光的混沌法则,犹如冰霜般的青白色混沌法则,甚至如银白色的混沌法则......混沌法则显现稍有变化,外在模样便有区别。 混沌,具有无限可能。 稍有转化可能呈现'混沌之金'、'混沌之火'、'混沌之雷霆'等各种表象。 一旦掌握混沌法则,是可以向任何一条本源大道前进的。 本质唯一,表象各异。罗峰想道,无数修行者,不管是修炼什么体系,悟出什么招数,最终都是通往混沌法则。 罗峰在周围缓慢飞行,观看周边随机显现的混沌法则实质化,细细参悟领会。 不同的显化,带给罗峰不一样的领悟。 就在罗峰细心领悟之时,忽然-- 一道火红流光从混沌气流中突然浮现,瞬间直奔罗峰。 嗯?罗峰一惊,瞬间燃烧神力,伸手一抓,已然抓住了那一道火红流光。 这火红流光在罗峰掌心扭曲挣扎着。 然而罗峰燃烧神力下,完美神体爆发的力道足以超越那些新晋的血脉修行体系的混沌境。当然那些混沌境若是修炼漫长岁月,各方面提升后,威势便不是罗峰所能比了。 此刻,仅仅抓个小家伙,罗峰还是很轻松的。 这是?罗峰观看着掌心,手中抓住的是一只火红虫子,表面甲壳如火红琉璃，看似非常小可挣扎力道却很强,足以媲美血蟒会的来魔副会长。 是混沌层生物?罗峰了解的情报中早就知道这一点,混沌层药盒无穷无尽混沌之力,自然也孕育出一些特殊生物。 这些生物智慧极低,纯粹凭本能行动,都无法进行交流。 师父在情报中记载,混沌层的生物,以混沌之力为食,纯粹依靠本能行动。它 们的身体,便蕴含或多或少的混沌法则。因为智慧太低,它们的的实力普遍在永恒境层次。能达到'混沌境'的无比罕见,都是身体结构非常特殊的,早就被起源大陆一些大势力给活捉了。罗峰看着掌心的这个火红色虫子,听说它一旦没法吞噬混沌之力,便会饿死,乃至身体彻底溃散回归天地。 饿死? 起源大陆即便是再弱小的修行者,都可以吞吸天地能量,都不可可能饿死。 但这些实力在'永恒境到混沌境'的混沌层生物,却必须以混沌之力为食,没吃 的,就会饿死,身体溃散回归天地。 整个混沌层根本找不到'混沌境实力'的混沌层生物,因为太珍贵,早被活捉 了。罗峰看着周围。 对他而言,混沌层很神奇。 可对于起源大陆最顶尖的一些存在们,扫一遍混沌层怕是轻轻松松的事,所以他们才会放任后辈弟子们来此修行,不担心遇到危险。 能够来混沌层的永恒真神,都是大势力培养的精英,各方面积累都很深厚,悟出几招混沌境招数都是最基本情况,实力普遍要达到雍将军、血云层次。 对他们而言,'混沌境实力'的混沌层生物被抓走后,剩下的即便比他们强些,可光凭本能行动的混沌层生物,也威胁不到他们安危。 啪。这個一直在掌心挣扎的虫子,罗峰略微一用力,便捏碎了它的身体。 身体碎裂成数十份,每一份依旧在挣扎要融合为一体。 生命力真顽强。罗峰观察着,神力渗透着破碎的部分,也能察觉到混沌法则的痕迹。 在混沌层内,混沌法则随时随地都可能实质化显现,每次显现名有不同。或许某一刻,便形成了一个小生物。这些混沌层生物,算是固态的混沌法则显化。罗峰想道。 扈阳城,城主府。 五大家族诸多永恒真神们汇聚,一同恭送王女'虞水天裕'。 殿下,罗河沿着混沌之墟,去了混沌层,还没回来。扈阳城主低声说道。 之前虞水天裕说第二天白天就出发离开,其实就是给罗峰机会!在她出发前,罗峰都可以找王女殿下。 可一旦她回到王都,禀报了父王!罗峰想要再吃回头草,想要再拜师就晚了!毕 竟虞国国主何等身份?给一次机会被拒绝了,岂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虞水天裕轻轻摇头:看来,他是真的无心拜师了。他有如此实力,想必早有厉 害传承,可能就是某方大势力培养的弟子。 扈阳城主点头赞同。 在起源大陆上,拜多个师父是很正常的。弱小时可能拜永恒真神为师,强大后,拜混沌境乃至神王为师!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罗峰不拜虞国国主为师,自然令他们有诸多猜测。 走了,你们不必再送。虞水天裕一挥手,一艘庞大舟船出现在高空,她当即率领着一众手下飞向那舟船。这些手下当中也包括黑屠夫以及弟子们。 黑屠夫这次一共带了九名弟子以及一些家眷仆从,毕竟将来跟随王女殿下,不可能每一餐都自己亲自做。一些普通客人,让弟子们做菜即可。 九名弟子,都是黑屠夫信任喜欢的,其中就包括索眦。 没想到,我要去王都了。索眦直到此刻都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之前夜里师父突然归来,立即召集了最看重的九大弟子问他们是否愿意一同去王都,还说是跟随王女殿下。 九大弟子都有些发蒙,但毫不犹豫,都选择愿意。 去王都!跟随王女殿下?他们岂会愿意错过? 索眦兄弟。 在远处来送行的,也有索云。 自从黑屠夫成为永恒真神,索云对待索眦便热情许多,此刻更是满含热泪送别兄弟。 索眦飞向飞舟,也看到下方送行的索云,微微点头。 不管彼此有什么隔阂,终究是部落中一起长大的兄弟,今后要彻底分别,怕是今生都很难相见。 索眦,我们要去王都了。 真没想到,我一个扈阳城底层的真神,跟随师父学厨艺后,先成成虚空真神,如今更是去王都。黑屠夫的其他弟子们也都激动无比。 这些弟子们有两位带了家眷,王女殿下已赐予黑屠夫一座洞府,住一些家眷仆从是很轻松的。 呼。 伴随着庞大飞舟穿梭时空,彻底消失在扈阳城上空,送别的群体才开始散去。 送行的索云默默看着这幕。 我想尽办法,甚至不惜性命抓住一切机会,依旧只是扈阳城一方黑暗势力'千山楼'的中层。而索眦只是一直跟着黑屠夫学厨艺一道,他就这么去王都了,还能跟随王女殿下。索云怎么都想不通彼此命运,差距为何会如此大? 真的,就是命吗? 混沌层内。 一天天过去,罗峰一心参悟着种种混沌法则显化,也碰到了不少混沌层生物的袭击,这些混沌层生物虽仅存本能,可个个攻击性十足。 罗峰也抓了不少混沌层生物,甚至分裂它们的身体仔细查看看,只是放手后,这些生物身体融合后便会吓得逃之夭夭。显然它们的本能,也知道惧怕。 这一天,罗峰一如既往细心观看混沌法则显化,参悟琢磨。 忽然- 一道银光从混沌气流中浮现,一闪犹如银色刀光掠过罗峰。 罗峰一如既往燃烧神力,伸手一抓!他看似简单一伸手,却也蕴含玄妙意境,那 蠢笨的一道银光根本躲避不了,被罗峰直接抓住。 嗯?罗峰只感觉右手掌心一疼,这一道银光已然窜出掌心到了远处停下。 罗峰惊讶看着掌心,自己的掌心竟然出现了一道血淋淋伤口,皮肤层肌肉层都被切开部分,鲜血淋漓。 竟然能伤我?这实力不亚于血云了吧。罗峰有些咋舌。（本章完）